2016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指什么
2016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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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应届毕业生网小编整理了相关的解答如下，快来阅读看看吧。　　“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怎么做?　　供给侧改革是改革制度，改革制度需要一个过程，而当下还面临迫切的供给管理任务。所谓供给管理是指针对供给侧问题而开展的管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非改革制度，不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而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因此，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好供给管理。　　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有的供给侧改革可能做不了，需要等中央将顶层制度设计好后才能在本地贯彻落实，但供给管理则完全可以在本地进行。做好供给管理，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特点进行大胆探索。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16年如何做好供给管理作了非常明确的部署，具体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各级地方政府要分别在这五个方面做好供给管理工作，同时不能忽视了“去超建”。　　第一，“去产能”，即淘汰实体经济的落后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是各地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产能过剩带来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尽快通过供给管理予以解决。　　去产能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尊重市场，由企业通过自行淘汰、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主动去产能;二是分类处置，避免“一刀切”，鼓励探索多种模式;三是标准处置，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能耗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等去产能;四是依法处置，即按规则、按程序处置不良资产，尽可能避免后遗症;五是稳妥推进，制定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配套政策，做好职工安置等工作;六是淘汰僵尸，做好淘汰或重组僵尸企业工作，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七是培育接续，关键是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附加值较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第二，“去库存”，即减少房地产行业的库存。　　十多年来各地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已形成了供过于求局面，既带来了高房价问题，也带来了高库存问题。高库存已成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房地产还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收入、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处理。　　房地产去库存要注意几点：一是要发挥企业在去库存中的主导作用，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减少新的无效供给，作为去库存的重要手段;二是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扩大房地产有效需求;三是要通过改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预售制度等解决房地产发展的深层问题;四是要认识到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做好打持久战准备，有一部分房地产库存因成本代价太高是不可能去掉的，不能不顾代价强行去掉;五是要认识到去库存只是房地产去泡沫的过渡性手段，房地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去泡沫来实现。　　第三，“去杠杆”，即降低政府的负债水平。　　多年来，许多地方在追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积累了很高的杠杆率。有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重早就超过了200%，由此带来了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有必要采取去杠杆等措施，尽可能地把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　　去杠杆要注意几点：一是要摸清家底，了解本地真实的杠杆率;二是要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严控债务增量;三是要加强全方位监管和风险监测预警，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四是建立“银政企”合作机制，三方定期进行沟通与协调;五是以可控方法和节奏主动释放一些债务风险，淘汰或重组僵尸企业，避免风险的累积;六是要依法处置信用违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七是要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防范“道德风险”;八是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　　第四，“降成本”，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　　当前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受到市场需求缩小与“高成本时代”到来的“两面夹击”，导致很多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一部分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财务成本、电力成本和物流成本等，为企业赢得发展空间。　　降成本需要从两个方面使力。一方面，要通过改革降低成本。如通过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坚决打击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违规腐败行为，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和税费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通过金融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电力成本;通过流通体制改革和路桥收费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寻找低成本要素新来源等，为实体经济企业开拓消化高成本的“蓝海”。如支持企业加大对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相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针对产业升级的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建立产业升级项目数据库，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加快“走出去”步伐，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开拓国际低成本的要素新来源等。　　第五，“补短板”，即在一些被忽视或滞后领域增加有效供给。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补短板”内容包括生态建设、精准扶贫、培育发展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发展等。增加有效供给，即增加有市场需求、符合消费结构升级方向以及能够产生合理回报的供给。　　补短板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要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当前，重点要补好生态短板和农村贫困短板工作。补好生态短板，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来实现，如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改革等，减少和抑制垄断，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浪费;推进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资源保护主体和责任，避免“公地悲剧”，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通过环境制度改革，明确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主体和责任，划定生态红线，遏制环境污染恶化趋势等。补好农村贫困短板，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　　最后，“去超建”，即减少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前、超标、超大、超量建设。　　“去超建”是笔者提出的新概念，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说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超前建设、超标建设、超大建设、超量建设等问题，需要通过“去超建”，使其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　　去超建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高度重视去超建工作，将它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协同推进;二是要分类去超建，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基础设施超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三是从根源入手去超建，通过推进政府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等来釜底抽薪;四是要处理好去超建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人员安置、债务兑付等问题;五是要将去超建与优化基础设施结构相结合，加减乘除并举，尽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基础设施体系。　　双管齐下促进“三去、一降一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我认为，未来需要在财政、金融、投资、产业政策以及深化改革等方面采取针对性举措，在需求端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方面双管齐下，很好地加以落实。　　一、实施更有力度、重点突出的积极财政政策　　鉴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建议2016年实施更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2016年赤字率可扩大至3%左右，财政赤字达2.1万亿元左右。　　从实施目标和领域来看，财政支出预算增长应加强结构性考虑，新增部分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加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　　一是促转型和调结构应成为财政支出扩大的重点。加大力度发挥财政补贴对消费的杠杆效应，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助力“双创”企业和小微企业成长。　　二是实施更有力的减税降费。在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税费成本应该成为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手段。建议2016年我国结构性减税3000亿元左右。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双创”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负。通过税收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2025”加快发展，对于“互联网+”企业可加大税收扶持。在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的同时，还应规范涉企收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费用负担。从需求侧来看，当下有必要推行结构性减税。个人所得税总额占比在结构优化中应适当下调，加大对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减税力度和行政收费减免力度。　　三是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通过释放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国有资本，每年增加财政可用资金可达1.5万亿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将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来源，而财政赤字扩大则可以创造减税空间。还应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二、积极有序地推进去产能和去库存　　前些年过量的经济刺激导致产能急剧扩张，目前外需疲弱、投资增速下行、工业通缩加剧等因素叠加，导致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应重视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安排;以市场化方式为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过剩产能，同时配合做好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等保障工作。　　应加大财政支持产能过剩治理的力度，有针对性地增加财政资金投放。去库存主要是去除房地产库存，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去产能和去库存过程中尽可能少破产清算，借力资本市场力量，加大金融业支持，更多采取兼并重组的形式。由于产能过剩和库存高企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不能指望迅速出台政策后达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否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去产能和去库存应该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有序过程。　　未来需要有效推动区域协同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需求的持续增长促进去产能和去库存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54.77%，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目前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不但能够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过程中加快房地产库存的消化，激发有效需求缓解去产能压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劳动力，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基础，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依靠东部地区先行发展经验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大量中小型城镇，让中西部地区在当地完成城镇化转型。　　三、多方位结构性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近年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成效并不显著。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经营成本明显偏高，尤其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相对成本很高。未来应打“组合拳”，全面降成本，措施可以涉及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具体包括，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正税清费，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通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社会保险费;通过创造利率市场化的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电价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用电成本;通过流通体制改革和基本设施建设，降低物流成本。在多方位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同时，还应突出重点，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降成本力度;应有针对性地改善其经营环境，降低各类经营成本，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开展。　　四、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　　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各类改革举措加快出台。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组建和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向民企等多种所有制资本敞开大门。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稳健开展兼并重组，提升国有资本运行效率，稳步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方面，加快构建多种所有制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类金融主体的金融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通过自贸区试点和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建设，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投融资、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提升金融系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对外开放度。2016年是资本市场改革关键之年，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推进《证券法》、《公司法》等市场基本法律的修订，不断完善市场规则，在执行中要严格依法办事，加强市场监管，减少行政性干预。以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避免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建立上市公司退市的基础性制度，促进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减轻企业税务负担、增强地方发展能力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五、加大金融对去产能、去库存的支持力度　　当下急需金融机构加大对去产能和去库存的支持力度，助推产业优化升级。金融机构应紧紧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工作部署，调整经营策略，在信贷政策上积极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对过剩的、落后的产能严格限制信贷投放，严控信用风险，但不能盲目抽贷，要做好风险识别和客户分类;对行业内部分创新能力强、转型效果好的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适当加大金融支持，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应配合房地产限制政策的进一步松动，加大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促进房地产库存的消耗。主动支持一、二线城市开发商扩大投资，以增加供给，抑制房价进一步上涨。充分利用金融业专业性优势，促进过剩行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生产效率，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产业效益，助推产业优化升级。　　通过改革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加大金融支持重点工程和重点领域的力度。我国整体基础设施水平还不足发达西方国家的1/3，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又不足东部地区的1/3。基建投资项目、市政工程、棚户区改造、民生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仍是稳增长的重要内容，金融机构要加大相关领域支持力度，特别是为中西部地区建设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新兴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源泉，要加大对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现代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的金融支持。有必要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等社会薄弱环节的扶持，加大力度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六、高度警惕并严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首先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并加强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继续采取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体量等措施，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其次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金融风险，谨防不良率上升带来的违约风险激增，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遏制非法集资。当下应特别关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改革步伐加快背景下的内外联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采取针对性措施，协调监管部门行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6年商业银行要把风险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杜绝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全社会加大力度处置过剩产能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需特别关注和高度警惕市场上涌动的逃废银行债务暗流，前瞻性地采取针对举措，有效防范此类风险。面对不良资产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要持续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围绕保持利润、稳健增长、资产质量基本稳定的目标，突出抓好风险管理、息差管理和成本管理等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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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如何去杠杆？
《财新周刊》2016年第26期出版日期
文| 高路易
Oxford Economics亚洲经济研究主管
　　几乎所有人都担心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但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一心要实现较高速的GDP增长目标，杠杆率不断上升将是大概率事件。若把地方政府的融资算在内，中国政府今年计划的信贷增长就达16%。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信贷也以这么快的速度在增长。
　　尽管“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声后，人们揣测宏观政策方向或有调整，但随后央行和国务院解释宏观政策并无重大改变。所以，《人民日报》的文章可能主要表明了政府仍在考虑改革和去杠杆，并希望借此文改变外界对中国政策立场的描述。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维持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6.5%的预测。
　　但控制是极必要的。目前中国加杠杆的速度不可持续，而信贷错配和坏账积聚带来的成本也不断上升——我们估计中国2015年的坏账占GDP总量的14%。但中国不需骤然关闭信贷阀门，因为中国的债务多是国内债务，且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关键是政府需采取一个策略，逐步而稳健地减缓信贷膨胀。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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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要充分认识我国发展仍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定力，灵活施策，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用好多种政策工具，守住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基本盘。
　　要守住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基本盘，除了“灵活施策”、“加大定向调控力度”、“用好多种政策工具”等要求外，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在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亮相”之际，总理为何强调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一方面，在增速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同时，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加大，这就要求各方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列入各项工作首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再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些要求，基于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基于对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的充分认识。从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也可以看出，在经济稳中放缓的大趋势下，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多。比如一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在7%，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也保持在合理区间，说明经济总体平稳；但一季度进出口增速双双下滑，铁路货物发送量下降明显，前两个月用电量增速很低等，显示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完成全年经济预期目标，需要在稳增长上持续发力。
　　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的重要性，不能顾此失彼。有专家表示，目前，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党政部门内部，在看待稳增长与调结构的轻重缓急上，确实存在不小争议。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认识，落实行动，就显得非常重要。强调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是因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无论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深化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需要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同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特别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调结构、去杠杆的任务十分紧迫。因此，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需要抓紧政策措施和相关项目落地，将一系列既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措施落实到位。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到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对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作了部署。比如打造&“双引擎”，推进“互联网+”，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等，都是稳增长、调结构的有力措施。现在的关键是要打通政策实施过程的“中梗阻”，让各项举措有效落地，进而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
　　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用足改革创新动力源，坚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既要推动政府自我革命加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持续向纵深推进，通过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破除制约市场活力和发展的各种束缚；又要同步推进财税、金融、价格、投融资等一系列改革，以形成叠加效应，释放改革红利。同时，开放也是改革，需要把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拓展发展空间。
　　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需要发挥好金融的核心作用。一方面，金融业要发挥好稳增长的重要作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金融业要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可以说，处理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二者的平衡，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必然要求，是各项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决定了下一步“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如何使用，调控的力度如何拿捏等。
作者：赵洋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日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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