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上）
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上）
本文最新版本，已全文刊載於2011年8月出版的《劉氏傳記》
&本文1997年建议：印繁写简&&&&&&&&欢迎反驳
&&&&有朋友骂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有病”、“吃饱了撑的”，如果您确在认真看完拙文全文十题后也这样骂，我将甘愿拜受一一或再妄言，应该能有50％以上的反对者改变看法。
　拙文1996年在强烈“反对繁体字回潮”的背景下冒风险写成，约三万两千余字，含九题（现增写一题，最新版本约六万余字）。1997年曾以原题《简化字利弊辩议》全文发表于《编辑之友》第二期，同年作为本人提案提交天津市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后又经组织递送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先生，98年获秘书回复。至今十二年，本已作罢，但其间见海内外对繁简议题时有辩争，或如后见王干先生、郁钧剑、黄宏、潘庆林先生等委员、代表每至“两会”提及，更见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于2月4日在《扬子晚报》发文，说将汉字简化可谓走上了一条“歧途”。遂感此事如同一个“病灶”，如不予根治，恐或时而发作一一总是借助我们难以摆脱的实际需要，出来“反攻倒算”。故妄以为，十二年前拙文的建议还是有必要性的，亦才再将拙文面世，以在这种背景中仍提供出这个看法，忝以为中华文化尽一份责任，也是请诸专家学者和朋友们教正。另因之前刊发时多有删简，现文又做了较大修改，并按原本主旨改为现标题，故今所呈者，也是拙文第一次原文面世。
　　拙文主要认为，当时汉字简化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一）易识易记利于扫盲、（二）可减少汉字总字数、（三）书写简便快捷等，除“书写简便快捷”具有部分实效外，基本都是没有实效的，梗概如下：
文字识记难易和笔划多少并无必然关系（请详见第一题）；
　　“减少字数”的实效，除规范异体字外则恰恰相反～～反而是实际上又多出两三千个简化字（请详见第三题）；
　　“书写简便”虽有实效，却也因为计算机的使用大打折扣。那么，我们为这么一点书写简便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那就是：打乱了汉字的造字原则、不少简化字因简害义、因字形简化造成误写误识、减损了汉字原有的形式美感、有损于古今文化的历史传承，…………。（请详见第二、五、六、七、八、九）
　　这里要特别说到，认为“汉字几千年一直在简化”的流行观念，并不符合文字史实。汉字演化是从象形文字—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到汉、晋代才以楷书形式最终定型的。这显然是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由繁到便，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不能把汉字的书写“便化演变”过程，说成是“笔划减化演变”过程。（详见第四题一一重点节题，为新增写）
　　我们目前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但我们为一点点书写简便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值吗？；二是恢复使用繁体字并保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成果，以消除上述诸多弊端。有人担心人们尤其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及书写起来太麻烦。其实，借助一定的语言文字环境，繁体字的阅读障碍并不是很大。若国家会做出决策，我们完全可以有条不紊地恢复使用繁体字。（请详见第十题一一为全部重写）
　　（上述诸说均请详见拙文各约2一4千字的具体陈述）
　　为写此文，笔者曾到图书馆大量查阅、复印1955年时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有关“文字改革”栏目争论的文章，以力求议论较有根据。但此文毕竟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又兼笔者知识基础不足，尤其在诸多文字学问题方面实属乏知妄议，无知或可笑之处必将难免，故诚望得到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教正。如果您对拙文具有赞成或反对的兴趣，即请劳神审阅以下拙文的具体内容。无论您对拙文赞成还是反对，都实际使我们成了朋友，因为在关心中华文化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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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出版社&& 刘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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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
&&&&&&&本文提目
　　　　　　一、&
简化字真有利于扫盲吗
　　　　　　二、&&简化字书写究竟能省多点时间
　　　　　　三、&&简化字减少了总字数吗&&
　　　　　　四、&&汉字是几千年不断在简化吗
　　　　　　五、&&简化字书写容易混淆
　　　　　　六、&&简化字在造字原则方面存在问题
　　　　　　七、&&简化字因简害义
　　　　　　八、&&简化字损伤了汉字的形式美
　　　　　　九、&&简化字有损于文化的历史传承
　　　　　　十、&&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可行性
　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
&&&&或许可以说，当前是我国自秦以来文字使用最混乱的时期。
　　自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首次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日首先试用第一批简化字，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至今已有50多年时间。现在，简化字不仅在国内广为推行，并且还影响到港台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己被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1992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其中还规定了对使用不规范汉字的处罚条款）。南方某省会城市，甚至用每天每字罚款百元强制纠正街头用字。虽然如此，在书刊报纸、影视作品、各种广告、产品说明书、宣传样册、街头牌匾、文稿书信、名片请柬、书法绘画及其他用字，甚至连国家领导人的诗词、题词、题签等中，繁体字的使用或繁简字混杂使用甚至在一个字中出现半繁半简的现象，却仍屡禁不止，其势态之顽强，发人深思！！人们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对繁体字难以割舍，甘舍其简而就其繁，舍其省力而取其费力呢？这似乎决不是仅以“赶时髦”就能简单解释得了。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它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繁简字利弊问题的反思和讨论。思虑及久并经多方考察有关资料，包括查阅1955年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拦目的大量争鸣文章，笔者拟就此发表一孔之见，以期就教于世人及专家学者，以其绵薄与大家共力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毋庸讳言，本文主旨是对简化字提出探索性质疑，但同时也要先做如下说明：
　　文字改革及汉字简化，是党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笔者也并非不知道，自300多年前明末学者方以智（号密之）所著《通雅》中首先倡主文字改革始，清人卢戆章、王照、陆费逵和近现代学者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适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主张文字改革甚至走拼音化道路的。国学大师钱玄同还曾有文痛斥清时的“文字复古主义”。笔者虽自知卑微肤浅，然决非迂腐不化、抱残守缺，也不想殆笑于不识时务，更无意于作当代的戴季陶（他曾在1935年国民党教育部被迫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简化324字时，于西山会议上“为汉字请命”，最终使其停止推行）。然而，笔者出于匹夫之责的考虑，面对当前的文字混乱状况时而思辩不已，遂冒天下之大不韪，撰文对简化字利弊进行反思。文字史证明，汉字自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大篆一小篆一隶书一草书到楷书和行草，一直经历着一个向更适应社会和文化需要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汉字简化也是文字演化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我们的汉字简化工作，同样属于这个历史过程。汉字简化古已有之，今简化字相当大量采源自斯，故本文所及简化字的某些弊处也是泛指，决无意诘谤否定文字改革工作。并且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汉字简化乃至确立拼音化的方向，都是出自国家文化发展以及文化人民性和大众化的考虑。现今对简化字的反思和质疑，乃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情况下，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百花齐放的环境中，大家共同研究讨论乃至争论，将有助于文字改革的健康发展，使文字改革工作做的更好。
一、简化字真有利于扫盲吗
　　资料说明，当初简化汉字的原因，乃是在于汉字“文字和语言分离，不能从字面上就自然读出音来”，并且“字数繁多，结构复杂，一字多音，同字异体”，“实际使用上”“极不方便”。“在打字、印刷、电报上都造成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无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主要是指无法使用当时刚刚兴起的计算机技术）。所以，最终“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1954年、1955年，报纸上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将汉字与俄文和英文等拼音形式的文字相参照的情况下，热切拥护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的。说“苏联小学一至四年级四册课本，译成中文共有92万，而我们年级相同的课本，只有16万字。我国六年制小学的语文成绩，不及国外四年级的水平；我们的学生过文字关，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多用兩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十亿人…，就要浪费二十多亿人年。”（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第74一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然而，由于王永民先生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现在更已开发出多种输入方法，无论繁简文字，其输入计算机的速度，已远超过外国的拼音文字。也就是说，如果把一篇中文文章写成拼音来输入，时间和内存的耗费都会大于汉字。所以，文字改革初期忧虑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障碍已经解除。很显然，五笔字型输入法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因为它解决了世界上使用人数甚众的一种语言文字与世界科技文明接轨的问题。有人因此赞扬王永民“功同许慎”，实不为过。由此，“汉字拼音化的方向”已经失去了必要性。文字改革工作的学者们也承认：“近一个世纪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实践已使人们对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基本理论发生怀疑。”（《汉字·汉字改革史》前言）当时这个颇显开明的结论，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汉字简化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它“难学”（“难认、难记、难写、难用”）。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汉字的缺点给扫除文盲带来极大的困难。”并说农民学文化“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当时甚至曾经计划，凡十划以上的汉字都要简化。由此需要思考：大量的文盲，难道全都是由于汉字结构繁难造成的吗？如果难学就学不会，那就应该什么人也学不会，都会是文盲，否则不等于说农民天生就愚笨吗？实际上，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才是文盲多少的主要原因。温饱富足之馀，谁不希望学习文化，还能有多少人会“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呢？现在农民生活好了，文化普及率也相应提高，不少农民子弟以极好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城市比农村文盲少，也能证明这一点。如果说繁体字是产生文盲的主要原因，那么，与我们实行简化字同期至今已五六十年沿用繁体字的台港澳地区，不是应该比我们文盲比率更高吗，而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不少人都说繁体字难学难记，而实际上，五十多年前只学过几年繁体字的上，相隔如此之久，大多都仍能识读甚至书写出来。近又有报导说，农村有上万高中学生放弃报考大学，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此看来，扫盲应该先扫穷。
　　1988年版《汉字·汉字改革史》第72页说：“解放以后三十五年的今天，我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仍将近是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此结论的时间是在1984年，推断可知，从1955年、1956年发布“简化字草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算起已是28年了，这差不多够两代人普及高中或上大学了。面对此种现实，怎么还能坚持认为之所以文盲多，“汉字的繁难，仍是直接因素”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般说来，笔划少的字毕竟可能易学易记一些，简化字也确使书写较为简便。不过，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笔划少并不一定与易学易记构成绝对的因果系。因为人类认知的意义，是确认一物与他物形、质、量的区别，而认字则主要是一个形态整体认知的过程。此种认知的关健是形态特征差别的状况，而不是在于量的差别。人们对文字的整体认读，往往比分解认读更重要。比如对英文单词，人们未必主要是一个个字母去识读的，人们也同样不会在心里一笔一划地写一遍才能识读一个汉字。比如我们对一、二、三、藏、薄、灞”等字，识读的时间就是完全相等的。再如，有些文字印瞎了，或看电视因距离远、目力差看不清楚，但我们仍能判断它是个什么字，这就是整体认读记忆结果。这时侯，文字的笔划多少已不重要，人们关注的是其整体形态一一或者说，此时人们是把文字当作一个图形来看待的。所以，笔划多的字，在整体认读中，未必比笔划少的字识读起来更困难。从记忆心理来看，人们学记的速度和牢度，也不与事物本身的繁简绝对成正比。有时候，事物越复杂，印象反而越深刻，记忆反而越牢固。相对简单的事物，有可能反倒容易被忽视或混淆，记忆思维也越容易犹豫或徘徊。经验证明，故事越曲折，事情越重大，印象就越深，相反则容易淡忘。同样，汉字中的“戊、戌、戍、戎”和“已、己、巳”要远比“朦、曝、艚、……”等笔划繁多的字更难记忆和区分。文字的笔划越少，特征就越不明显，就越难区别，书写和认读也未必更方便。在已被停废的“二简字”中，像“尸”下加一横念“展”、“家”的“豕”简化为“人”、“刀”加走之儿”念“道”……等，就很容易和“尺”“穴”“边”等产生识读和书写的混乱，这也许正是“二简字”很快被停废的原因。
　　一位在香港教法国儿童学汉语的欧阳女士说，教儿童认识简化字还得从繁体字教起，因为简化字孩子们总是分不清楚。比如“学”和“字”就总分不清楚。还要先告诉他们，繁体字的“學”是这样写的，比“字”复杂，所以简体字“学”也比“字”的上部多两点儿；另如“儿”、“几”、“九”等字，也要先让他们知道，繁体字的“兒”原来是这样写的——好像儿童身子小顶个大脑袋，还有两只大眼睛……。这也许并非唯一的例子。汉字形近结构的难以识记也许古已有之，而简化字无疑更增加了文字形近的几率。
　　对于文字来说，是否容易记得牢，关健并不只在笔划多少，而是更在于是否常用字。有许多字，如“犴、仵、尜、旰、刈、殳、孑、孓、奀、夼、亍、亓、弋、叻、冇、皁、甪、丱、畀、盱、柰、凼、氕、氙、氖、呒、氘、乜、厄、砬、兀、冗、乩、戽、爿、吽、氻……”等，虽然笔划很少，但认识的人却比较少。仅十划以内就有不少属于这类生僻字。然而，五十多年前学过繁体字的人，至今却多能将繁体字识写出来，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现代信息通信理论也认为，信息编码越简单，抗噪能力就越弱。在电报编码中，往往会人为地增加“消息的多余性”，来“帮助减少接收消息的误差”。虽然人们明知道这种“多余性”“会影响到通讯效率”，但仍“要人为地”去“加大多余性，以求使通讯更可靠。”（陈力行：《概率与信息》第206页，山东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人们也不难理解，电话号码升位不仅是为了扩容的需要，也是为了减少差错的机会。笔划多的字，多写一笔少写一笔都不会认错；而笔划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误读。所以并不是文字笔划越少越好，否则速记符号就该是最理想的文字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王力在主持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工作》中也曾说过：“不要以为笔划少越好。笔划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为了节省几笔，却增加了认字的困难，得不偿失。”并指出：“原定十划以上的字都要简化。现在看来，这个设想是不合理的。”（《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80页）
　　缘上所述，简化字易学易记的说法，显然是大有折扣的。
二、简化字书写究竟能省多点时间
　　简化字书写省时省力无可怀疑。但其实效性究竟如何呢？这是在简化字推行50多年后需要认真思考和评估的问题。
　　以前曾经算这样一笔账：“我国六年制小学的语文教学成绩，不及国外四年级的水平；我们的学生过文字关，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多用两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十亿人口都来学习汉字，就要浪费二十多亿人年。二十亿人年，这是多大的精力和时间！”“二十亿人年，算得一代人。如果长期不改革，世世代代用下去，那么，我们子子孙孙还将浪费多少青春？”（《汉字·汉字改革史》第75页）我们且不说这笔账算得是否科学，但这毕竟是立足于拼音文字来说的。既已否定了拼音文字，这笔账算不算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若从简化字的笔划简省来说，我们知道，文字的打印和排版，其工作效率与文字繁简并不相关，所以，说简化字省时省力，只是在于日常书写方面。在简化字提高日常书写速度方面，我们可以立足于以下的教据：“《简化字总表》中第一、第二兩表五百二十七个简化字的繁体平均每字十六画，简化后平均八画，第三表偏旁类推字一千七百五十四个字，繁体平均十九画，简化后平均十一画。”（郭锡良：《汉字知识》第108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下。注：本文中凡用“笔画”处均为保特原文）由此所得的最佳估计，是简化字比繁体字的笔划少了一倍
——但却仅有527个字是这样。另外的1754个字，只平均减少不到三分之一的笔划。即使退一步都以简化字减少了一半笔划来计算，也不会使我们的书写速度提高一倍，因为并不是所有汉字都经过了简化。按《简化字总表》计，所有简化字加上偏旁类推的简化字，其总数仅为2238个（共简化2264个繁体字），这约可占通用的六七千个汉字的三分之一，占最常用三四千字的五分之三。简化字在常用字中出现的频率大约可在二分之一左右。（参见《汉字知识》第105页）由此可见，所有简化字减省的笔划在常用字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以前所做的“笔划精简的幅度如果降低一半，那么书写速度，也就提高一倍”（《汉字·汉字改革史》第26页）的估计是不甚科学的、不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即使大、中、小学恢复繁体字教育，给师生们带来的书写压力，不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况且，笔者也还是主张日常书写繁简任其混杂的，因为这本来已是早就存在的事实了。如果把繁体字书写的困难想象得难以承受，那港澳台的师生们和民众，这五十多年又是怎样度过的呢，其教育效果也并不比我们差。
　　还要看到，从汉字结构的“共性”和“个性”区别来看，“现代汉字由字数到笔划几乎精减到表意明确性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出现更高的‘简明’水平，已无更多的余地。”（《汉字·汉字改革史》第49页）也就是说，今后再想减少汉字笔划，已无多大潜力可挖了。简化字虽然可以节省一些书写时间，但由于形近字增多，书写者总担心被误认，有时写完还要加笔强调字形，又会浪费时间和注意力，无形中也会抵销部分书写速度。如果因字迹混淆造成政治或经济损失，那就会更不划算了。
　　问题还更在于，现在究竟有多少人成天在书写。学者、作家、编辑、记者、文秘、教师、学生等职业，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并且这些人也并非整天都在书写，相当多情况下是在使用计算机打字。那么，他们在减少笔划中所节约的分分秒秒加起来究竟有多少呢？我们有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多文字混乱的代价，去节约这么一点点时间呢？计算机的大量普及，势将在更多方面替代人们的手工书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优点，也已逐渐被弱化。
　　现在，我们一方面强调推行简化字，而客观的国际国内环境及社会的实际需要，又使计算机不得不同时配备繁简字体两种软件，有些出版物也不得不出版繁简两种版本。据说，国外同一作品的著作权，竟可以向我国出卖两次版权一一即简体版卖给大陆，繁体版卖给港澳台，这难道不是我国的损失吗？汉字简化使原来的“单轨制”变成了“双轨制”，既是一种混乱，也使人力财力造成不小的浪费，这怕是节约一点书写时间所难抵偿的。
　　简化字在识读和书写方面的优点，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比如，在繁体字年代产生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蒲松龄、鲁迅、郭沫若、老舍、茅盾……等，并未见在五十多年简化字时期有与其齐名者涌现出来。港澳台或东南亚等一直使用繁体字的地区，也末见阻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盲是否减少尚且不论，但国民文化素显然还有待提高。
　　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还需要更切实地估计简化字减少笔划的实在价值。
三、简化字减少了总字数吗
　　当年之所以要将汉字简化，不仅是因为它结构复杂，而且还因为它“字数太多”，“给文字的使用造成困难”。字数太多的原因，一是同音同义但形态不同的异体字太多（这在甲骨文、金文、籀文或篆文、隶书及楷书中都有）；二是同音不同义字形也不同的表意性差别（比如它和牠、舍和捨、里和裡、后和後等）。这使得汉字总数多达五六万，最常用的汉字也有三千多。所以，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汉字简化的主要目的，是使汉字的笔划简化，字数减少，逐步做到汉字有定形、有定数，以便利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
　　精简字数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废除异体字；二是采用了同音替代的方法。“1955年12月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八百十一组……共废除异体字一千零五十五个”。（《汉字知识》第109页）1956年10月，“印出了《第二批异体字整理表》”，直到1965年，虽然两表“已合成了《异体字整理表》，但一直未能公布。”（《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66页）
　　文字改革中的“异体字整理，使印刷用字变得纯洁了，清除了一批铜模和铅字，节省了财力物力，减轻了人们学习、掌握和使用汉字的负担”（《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65页），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再加之采用同音替代方法，字数的确减少了许多，识字量也应该是减少了。
　　果真如此，那当然好，但问题并不这么单纯。一是因为大量的同音替代，埋下了当今繁简之间文字混乱的隐患，是当今文字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在国家法定推行简化字并通过各种法规文件、行政措施禁止不规范用字（包括异体字、繁体字、错别字、自造字等）的同时，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去识记或使用繁体字。对于这些人来说，推行简化字不仅沒有使他们减少识字量，反倒是识字量更增加了。这些人包括：
　　一．古典语言文字工作者，包括训诂学或古籍研究人员等。
　　二．考古工作者。
　　三．书画艺术家或书画爱好者。
　　四．中医研究人员。——我国古代医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如果中医人员根本不认识繁体字、异体字，就可能对进一步研究医药典籍造成一定障碍，影响其医术和理论的进一步提高。
　　五．公安、刑侦、海关、户籍管理人员。——不认识繁体字对于查档、破案、检查出入境物品、历史档案都可能发生困难。
　　六．文史馆、博物馆、各类展馆的编辑、研究人员乃至解说员。他们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和繁体字打交道。
　　七．古籍出版编辑人员甚至其它出版编辑人员。
　　八．校对人员。——近些年繁体字出版物、宣传品等的大量出版，使得识读繁体字成了校对人员难以迴避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作为考核条件。
　　九．文史专业的师生。繁体字甚至异体字有时会部分成为他们授业或修业躲不掉的课目。
　　十．计算机操作人员。——出版物及社会需要使计算机已基本普遍配有繁简两种软件，不认识繁体字甚至是不能胜任工作的。
　　十一．商业工作者。——许多国内外商品包装、说明书系繁体字，或有时还需要阅签繁体字合同。
　　十二．企业家。——招商引资或商品贸易活动中有可能用到繁体字。
　　十三．影视、戏剧等艺术工作者。——当涉及历史题材作品，回到某个既定的历史背景中时，繁体字就会在这个“历史”中重现，不认识繁体字就可能造成讹误或笑话（现在这种错误已经屡见不鲜）。
其实，不列出上述诸项人们也已经看到，现今，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程度越来越浓厚的繁体字环境中，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都难以完全隔绝繁体字。举例说，人们所购买的国内外商品的产品说明书、药品说明书、某些书刊报纸、商业广告、街头用字、大人小孩天天看的影视光盘，包括许多儿童动画，就大量都是繁体字的。
　　事实证明，繁体字就像一个无法摆脫的“魔影”，将永远不可能绝迹。而且国家也明文规定了繁体字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汉字拼音化了也是如此）：“改成拼音文字，并不等于废除繁体字，不仅汉字要用，繁体字也要用”。（《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58页）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王铁昆也说：“国家从六十年代起一直在积极推广汉字规范化，国务院正式发布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繁体字，但这并不能说明繁体字已经废止了。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内如书法、考古、中国医药研究等方面繁体字还应继续学习、推广。”（《人民政协报》日）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钱其琛外长也说：“面对港台市场，出点繁体字书还是有意义的。”
　　上述可见，繁体字必将长期乃至永远地、几乎在我们所有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下去。我们一方面强调推行简化字，同时又不可能彻底摆脫繁体字，那么我们实际的必须识字量和汉字社会通行总数，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呢？假如回答是后者，当时“减少字数”的良好初衷岂不事与愿违了。
四、汉字是几千年不断在简化吗
　　在时或发生的繁简字辩争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即认为汉字数千年来不断在简化。这个理论的权威性代表人物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他于“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1939年逝世前一直力倡文字改革。1920年他曾在《新青年》发表相关文章。1922年他在国语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其中说：“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被简省的”。（《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28页）另据转见，说《中国全史·汉字史》中载有他另一段话：“从甲骨、彝器、《说文》以来，时时发现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体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章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今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显著的减省笔画。”这种说法在繁简辩争中影响到不少人、甚至一些知名学者的判断，使人们认为推行简化字是文字史无条件的必然发展，而且抱憾推行的太晚了。所以很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
　　笔者以为，钱先生把汉字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史，一言蔽之为“都是显著的减省笔画”，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减”义为从某种数或量中“去掉一部分”；而“简”则义为形式、形态、结构、过程等的简单，它包含着减少却末必都含有减少，所以两者含义很不相同。谑言推论之，如果汉字从甲骨文就一直在“减省笔画”，岂不早就枯陋不存了。这当然不是钱先生本意，但把几千年汉字的演变都说成“减省笔画”却并不符合汉字演变的史实：
　　对汉字的发源，《六书源流歌》说：“伊昔古皇初，结绳致隆治，爻画既肇兴，……象天而法地，仓颉与沮诵，爰始造书契，……”。这说明，汉字始源于结绳纪事和八卦符号，或如今之所说的半坡符号。后黄帝史臣仓颉观鸟兽之迹而创制文字。及至从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钟鼎铭文一春秋战国时的大篆及秦之小篆，这个至少（从公元前1300年一221年）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虽然夹有一字多形取其简的演化，但总趋势还主要是笔划不断丰富、字数不断增多的过程，否则怎能满足不断丰富的社会需要？如果从甲骨文就不断“减省笔画”，笔划繁多的大篆小篆是怎么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主要是大篆（也有包括甲骨和金文，狭义专指籀文），但各国字形杂乱不一。故秦统一六国后，由丞相李斯依大篆创制小篆，使文字规范统一。对照来看，小篆较之大篆只是形态结构离象形遗迹更远，更为端正匀称，更具条理和逻辑性质，使书写更为便利。其中减少笔划的情况虽有，但并非普遍，从整体看更并非颠覆性重制。所以，从大篆到小篆，只用“减省笔画”来概括它的演变主向，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秦篆至汉隶的演进，据说自秦甚至六国即萌始（故而又有“秦隶”说），据称为徒隶所造所用。其特征主要是笔划进一步由曲变得较直，而减少笔划并不突出，个别还增加了笔划。所以它的演变主要是在“便化”，是形态简化而不主要是“减省笔画”。这是古文字向“今文（即隶书）”及楷书定型的根本性转折。或者说，隶书已使汉字基本定型，因为“楷书同隶书在字形结构上极少分别（汉隶草头与竹头不分），只是笔势方面有些不同。”（《汉字知识》第63页）这显然也是不能概之为“减省笔画”的。
　　秦汉之间，从隶书逐渐演生出草书。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论其缘由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风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梁武帝《草书状》）有称草书萌于汉初，亦有称张芝或杜探所创。草书有的结构是将隶书简写，只求粗具形态，不求笔笔相符，连笔书写，轻快便捷。形态近于隶书的称“章草”；将其简去波势挑法、笔划相连而成“今草”（称王羲之所创）。草书虽可随意纵情，仍有法度作范。如《草书诀》就有“有点方为水，单挑却是言……”等说。对于草书，无论称其是对篆隶的“简化”还是“减省笔画”都是名副其实的，无可争议的。但是，草书乃是汉字演化中，因诸侯争战急速传递檄文的特殊需要所激，突变而生的一个独立的文字符号系统（清李云麟就曾说：“楷书至晋代始成，是与草各为一体，两不相涉。”），并非汉字主干（至今不是民众普及的字体），否则汉字岂不要沿其之简一直简下去，怎还会继而又有楷书的产生？
　　一个值得深思的向题是：草书之后于汉、晋定型为“楷模”的楷书（有说汉末即有楷书，《晋书》称晋人王次仲始作楷），不近取草书之简，却上溯隶书之繁，且两者“字形结构上极少分别”，何也？汉时是在高祖文景之治和武帝兴汉的统治之下，且大儒、书法家、智者甚多，可如张良、司马迁、班固、司马相如、蔡邕、董仲舒、东方朔……等，难道会都那么傻，无人受草书启发想到笔划多了难写、字数多了难记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直溯甲骨，我们的先贤早就经历了字数少、文字兼职过多及笔划少字形相近造成混乱的困扰。比如，“上古一个‘辟’字（就）兼有后代‘避、闢、僻、嬖、譬’等字的意义”。《汉字知识》第25页）人们知道《周易》艰涩难懂，文字通假是个重要原因。如“孚”字兼有诚信、俘获、处罚三义，致使《周易》中的“有孚元吉”，被诸多易学家作出“有诚信所以大吉”、“有所俘获故吉”和“虽受到惩罚，但终归吉利”等三种不同的歧义解释。要克服这种弊病，就必须使文字由简到繁，加笔分职，增加字数，专字专义。比如“责”原有责、债二义，故加“亻”使“债”和“责”各字专义。其例甚多，可如：
　　由责而债&&
由弟而悌&&
由孰而熟&&
由竟而境&&
由馮而憑&&
由賈而價&&
由属而嘱由舍而捨&&
由共而供&& 由自而鼻&
&由知而智&&&
由昏而婚&&
由田而畋&&
由反而返由卷而捲&&
由其而箕&&
由云而雲&&
由鉏而鋤&&&
由兒而貌&& 由孚而俘……略
　　“假借字多，正是由于当时字少的缘故。古代字少，后来逐渐增多，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引文同上）这诸多文字史例，说明当时汉字不是在简化，而是在繁化；笔划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显然是用“减省笔画”和“几千年汉字不断在简化”难以说通的。
　　楷书上溯至隶书、篆书直至甲骨文、象形文字，乃是历代文化祖先们历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泛到专，删简异赘，最终优化选择而定型的标准汉字或规范汉字。它就是当今所称的“繁体字”，它（以及篆书和隶书）也是承继、发扬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从秦篆（甚至大篆）一一隶书一一楷书较而观之，虽然其外形差异很大，但其结构内核的承继性从末发生震荡性突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从小篆即已确立偏旁部首关系并基本对应至今，实应视为汉字定型化的始宗。这三种形态只不过是三种不同的字体，其演进虽或有少量减少笔划，但主流仍是从曲线型向直线型的“便化”演进，而不是“减化”。正因为这三种形态均各具存在的意义，才能一直沿行至今，隶、楷还成为计算机的字体之一。如果把篆书一隶书一楷书的演进，说成从劣向优的“简、减”进化，楷以前的篆书和隶书岂不早就淘汰无存了？然而直到我国1955年试用简化字的两千多年里，虽曾夹历了草书的出现，也曾相伴出现过一些民间“俗体字”“破体字”等简化形态（其从未进入文字长河的主流），但其结构系统从未发生过颠覆性动变。历经几千年演进而定型的中国文字符号系统一一楷体字或称“繁体字”，如果不具备优选性、科学性与合理性，怎能两千多年一直基本保特稳定。它超强的生命力，使其历经元、清两代由少数民族当政的三百多年，仍能岿然不动！反倒是在清代，汉字的规范性得到了空前绝后的维护，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复古主义”。笔者还认为，春秋时期的大篆，即是中国文字初具系统化的滥觞。从大篆直至楷书，实际乃是一部文字演进的“便化”史（包括为化解通假之弊而增加笔划和增加字数），而不是一部“减化”史。即使称其为“简化”史，也有可能造成误解。其间夹经的草书，虽然大大减省了笔划，其核心目的，也同样是“便化”。
　　还有人说，自甲骨以来至近现代，一直就有民间“简体字”“俗体字”“破体字”（比如古时的：礼无尘云众从；隋代的：营驴尽灯寿献敌坟继顾烛变娄壯烛齐渊；宋元明清之际的：尝将闾盖记荣劳绅谓诵乐险诗实党听宝办万归辞旧罗梦虽阳与虽怜怀声医凤台断辞义乱……多达几百个），说今天的简化字近八成是古已有之的。应该说，这些“俗体字”确是反映了人们追求简便的本能愿望。有些人对它们历经几千年一直未被采纳耿耿抱怨不平，但可曾从反面想想：其不被纳入正字，必然有其不被纳入的道理。我们中华民族古有尧舜，秦有始皇，汉有高祖文景武帝圣治，唐有贞观玄宗盛世，宋有徽宗善书，元有成吉思汗，明有永乐，清有康乾；又兼历代有孔孟老庄，汉诸大儒、赋人，唐诸诗人，宋诸词家，元诸曲家，明清小说家……，这诸多明君、先哲先贤们，如果不是考虑文字的科学性（不会造成形和义的混乱）、承继性与稳定性（合之而为民族性），谁会傻到偏要舍简求繁、非要把这点“聪明”留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呢？究竟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真该想想了！今年二月四日《扬子晚报》载季羡林先生说“将汉字简化及拼音化并不科学，可谓走上了一条‘歧途’”，老人家决非信口之言。另外，说到太平天国曾正式使用一百多个简化字，但那也只是国土小部、瞬瞬十年稍余的时间。1935年国民政府也曾拟推行简化汉字方案，但未及推行便被戴季陶等“谏”止。故笔者以为，不应将这些作为汉字演进的主流来评判，从而将汉字史以“减省笔画”来描述。
　　顺也赘言说到，有的朋友认为，当今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简化字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但要试想，以其五十多年去比较两千多年，究竟何者更是历史？还有的朋友说文字要“寻根”就该寻到甲骨文甚至象形文字！这有点抬杠而不是研究向题了——那干脆寻到结绳纪事吧，但这样说并不能说清问题。还有说，从甲骨文到繁体字不算割断（笔者并不赞同“割断”）历史，为什么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就叫割断历史。愚以为，因为前者是汉字从产生到成熟、定型的渐变过程；而从繁体到当今的简化字，按正式推行为社会普及文字说，乃是中国文字史上唯一一次震荡性突变（草书是突变，但至今仍难普及）。所以黄宏等21人提案中说的从小学生就教导文字“寻根”，应该是指与历史上和当今简化字有更直接演生关系的篆书、隶书和楷书。能了解到更早也沒什么不好。
　　至宋、元、明、清乃使汉字简化的呼声日盛，其诱因是民间文学日益兴盛且要刻版印刷。木版刻字繁难且耽延时日，自是刻印者和作者乃至读者疾而共愤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都产生于明清之际，且又正是明代木版刻印最盛，故笔者寡知的最早倡主简化汉字的方以智为明末学者，也就似乎事出有因了。及至到近现代铅字印刷，铸刻字模麻烦不说，一套铅字就要占满几层楼（今日则小小电脑足矣）。再对照拼音形式的西文，加之后来计算机的出现、担心难以输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么多有识之士，如清人卢戆章、王照、陆费逵及再后的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适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何以要奋而推动简化汉字甚至拼音化了。鲁迅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其情可见。我们应该理解当时汉字简化的客观需要，否则怎么会得到那么多学者和民众的赞同？笔者如若时在成年，谅也会衷心热烈赞同的。但现在，计算机的普及和多种输入方法，已基本化解了当时的背景因素，社会上繁简混行的弊病和杂乱现实，不断启发人们做新的思考，繁简辩争因之再起。我想，如果鲁迅先生仍健在的话，以他的睿智和卓识，应该不会那样说了。
　　由此可见，历史上一直不能纳入正体字的简体字、俗体字，之所以能在上世五十年代替代繁体成为正体字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历史的必然。假如计算机的产生和输入方式，能和我国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兴盛相同步，其从“在野字”取代繁体成为“在朝字”的事情，怕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汉字一一及一切文字的最高优选目的，既不是简，也不是繁，而是“便”。为了社会文化活动使用的便利，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影响了便，就要去简；简影响了便，就要去繁。便一一乃是一切文字永世不变的最高目标。
五、简化字书写容易混淆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中说：“这个方案采用三种方法来简化汉字：第一是笔画的简化，第二是字数的简化，第三是写法的简化。”第二种方法主要是异体字整理，把一字多形者择确其一；再者是同音替代方法，即如用“后”兼代原来的“后”和“後”、用“云”兼代原来的“云”和“雲”等等。第一、三种方法则往往是“从俗从简相结合”的。其大体方法是：1、用原字的部分代替，如“務”简作“务”；2、更换偏旁，如“禮”作“礼”；3、更换形声字的声符或形符，如“癢”作“痒”；4、形声字改为非形声字，如“淚”作“泪”；5、非形声字改为形声字，如“態”作“态”；6、同音替代，如“鬥”作“斗”；7、借用古字，如“雲”作“云”；8、草书楷化，如“馬”作“马”；9、符号代替，如“義”作“义”、“頭”作“头”。（参见《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74一175页）
　　汉字经此简化产生的书写容易混淆的情况，简化之前也是存在的，只是现在更为突出罢了。书写容易混淆的原因，主要是笔划减少使形近字增多，其中尤以草书楷化最容易出现书写混淆的问题。草书楷化作为印刷用字其弊尚不为甚，而日常书写却难以像印刷用字那般严格。在一定的书写速度下，很可能产生字迹混淆难辨的情况，甚至产生某种严重后果。如将“貝”简作“贝”，在快速书写中很容易混淆于“欠”字；同时，原“見”字简为“见”，有时也会与这两个字混淆难辨。另外，快速书写中，“风”和“凤”、“陈”和“阵”、“车”和“东”，甚至连看来字形甚不相近的“学”、“马”、“写”三字之间以及“数”和“教”、“项”和“次”、“项”和“顶”、“线”和“浅”、“经”和“径”、“极”和“板”、“矿”和“砂”、“如”和“为”、“广”和“厂”、“片”和“虫”“卡”和“长”、“千”和“干”、“几”和“儿”、“干”和“于”、“庄”和“压”、“处”和“外”、“仅”和“反”、“问”和“向”、“板”和“报”、“以”和“从”、“无”和“天”、“无”和“元”、“审”和“宙”、“县”和“具”、甚至“几”和“12”……等之间，都可能产生含混难辨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决不仅此，难以尽举。可以见证的是，如果计算机用手写板输入，这些字往往会同时显示，证明计算机对它们也有辨别困难，反复改写也耽误时间。笔者曾有画评拙文说到与该画家巧缘相识时，写有“或谓天缘”一句，画集出版后却误为“或谓无缘”，其涵义恰正相反。每本画册都要用笔改，使画家与笔者都顿足抱憾！
　　偏旁部首的简化，还会使许多与其相关的字，在快速书写时混淆难辨。如将原“言”字旁参用行草简作“讠”，就很容易与“水”字旁部的许多字产生混淆，此可例如：（计汁）、（许汻）、（订汀）、（讦汗）、（讧江）、（讪汕）、（讴讴）、（讻汹）、（沂）、（设没）、（诂沽）、（诃河）、（词泀）、（译泽）、（详洋）、（诨浑）（诔涞）、（诖洼）、（诘洁）、（话活）、（诞涎）、（诮消）、（诰浩）、（诲海）、（诵涌）、（谆淳）、（谈淡）、（请清）、（诸渚）、（读渎）、（诼涿）、（谁淮）、（谌湛）、（谓渭）、（谤滂）、（谥溢）、（谟漠）、（谕渝）、（谪滴）、（谩漫）、（谭潭）……等多达几十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常用字。在脱离了一定浯言环境的情况下，这些字就有可能很难辨认。由于其字数较多，出现差错的概率也就比较大。人们固然可以责怪书写者不认真，但如果“言”字偏旁不简化，即便书写潦草，也很少会与“水”偏旁的字相混的。
　　究竟有多少字会如上述产生混淆，详细考察可能还有许多，笔者难以尽述，只此也已很是问题了。现实中还确曾因形近字发生过一些笑话或“事故”。比如，由于某人姓名中“凤”和“风”字难以分辨，就曾发生过投递邮件的风波。因为“長”被简化为“长”，意大利未来主义兼形而上派画家卡腊的名字，就曾误印为“长腊”，实在令人喷饭！更有一个离奇的事例，是把“汉江工厂”误印为“121227”（见《校对手册》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其原因是这些字被潦草地写成了“”。排校中出现这种错误是罕见的、典型的，但如果写繁体字的“漢江工廠”，即便书写有多么潦草，也决不可能出此错误。另外，某出版社也曾出现过把“毛泽东”误为“毛译东”、“谭震林”误为“潭震林”的事情，幸亏印前发现，否则就是严肃性的错误了。诸如此类的情况究竟有多少，很难全面去考察和统计，否则，相信会有更多事例或更严重事例的。假如真的像当初设想的将汉字笔划都简到十划以内，其结果真是不堪设想了。有人或说繁体字中也有形近字，但却远不像简化字这么多，而简化字确是使形近字大大增加了。
　　如果从上述情况看，就不比繁体字多写几笔更划算了。如果再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比如书出错了再重印），显然更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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