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你这个ZS喜欢AOE小怪！
[quote]砍你的怪会导致你获得经验降低,贼其实是好心。。。。。。。 [/quote]要伤害超出多少才会吧，稍微砍下不会的
我觉得做好事不应该图回报 没回报是正常的，有回报你应该心存感激。。。
小战士36级 表示同级怪4~5只无压力.....武器天赋......
他之前还以为你抢怪呢 不骂你算好了。
费力只是你觉得而已，贼打不过会消失的，他打2只怪是因为他觉得他打的过没帮你也是一个道理
这就忘恩````负义吗我玩WOW也叫帮自己人和敌对阵营的人也不少虽然也有敌对阵营会接受我帮助后``在我打怪半死把我殴死掉``也有我帮自己阵营人杀那些难杀怪物后连句多谢也无就跑掉的``但我还是在WOW里尽量帮下人 因为又不需要我给5万蚊 又不要捉我去打官司``还有帮完人自我感觉很好嘛楼主你何必纠结了WOW又不是真实社会 只是个游戏摆了
上次野外打架，我赢定了，但是来个lm帮我杀了对方，但是他被一个怪缠住卫兵旁边跑，我赶快去杀了怪，否则他还在战斗状态会被卫兵秒
对得起自己就行了，何必为了那个人的行为烦恼呢？雷锋同志做好事的时候也没要求受到帮助的人给他写表扬信，送锦旗啊！！
没有忘恩，只是负义而已。
DZ有消失，还轮不到ZS救他…………自作多情了
小D号在NGL做任务 看到一同阵营MS打怪没蓝 过去帮杀之 顺便给刷个爪子和荆棘术 然后该MS目视我长达1分钟 上马跑之。。。LZ淡定点
很久以前在拍卖行被一小号要300G,要拍一个紫武器.当时说的那个好听,说什么游戏为了开心,交朋友,G不G不重要,我借了他他会尽快还我.然后不停的说我是好人,300G也不多就给他了.过了大概有7个多月了,期间我M他,他说他会尽快还,后来连理都懒得理我,最后直接遮蔽我.我就纳闷了,300G不至于吧,看他说话的样子也不小于20岁,咋个讲话就跟放屁一样呢.
估计是他以为你抢怪了.我练级的时候也常常&快死了&.但手里按着血瓶呢,低级的红药水随便喝的.再说盗贼也许还有消失.他可能这么想:看见你帮他打怪 &我日,这种怪都要抢?我抗半天你就这样嘲过去了.&&我任务马上完了,抢我怪还好意思组我?&看见你拉了3只怪 &靠,又是这人.不就是几只任务怪么?还怕我抢一次占着3只?&.
[quote]很久以前在拍卖行被一小号要300G,要拍一个紫武器.当时说的那个好听,说什么游戏为了开心,交朋友,G不G不重要,我借了他他会尽快还我.然后不停的说我是好人,300G也不多就给他了.过了大概有7个多月了,期间我M他,他说他会尽快还,后来连理都懒得理我,最后直接遮蔽我.我就纳闷了,300G不至于吧,看他说话的样子也不小于20岁,咋个讲话就跟放屁一样呢. [/quote]哈哈，我还被人借了30G不还呢，还是个大公会的，几年前的事。当时B团他M我说买某东西钱不够能借他30G吗，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觉得人家只差30G那就借了，结果后来一直找借口不还才知道他同时向很多人借几十G。。。仍然是这个公会的人，在黑龙MM的时候因为我质疑他们拍卖猫腻，扔话威胁我，叫我“小心点”。。可是现在这两个人都不见了，连公会的人都很少看到，我倒是玩到没啥追求了，本来还一直等着机会看看谁小心呢
前段时间练小号，帮部落快死的盗贼帮着打怪，把他救回来了。问题是后面我引了好几个怪打的时候这Y的来偷袭我，看无敌加满血把他Y的守尸 [s:38] 就在森林贫民窟旁边的洞里~
这个小侏儒贼和去年的亡灵贼是同一个人
[quote][pid=][b]Post by 正义的喷斗士 ( 14:07):[/b][/pid]估计是他以为你抢怪了.我练级的时候也常常&快死了&.但手里按着血瓶呢,低级的红药水随便喝的.再说盗贼也许还有消失.他可能这么想:看见你帮他打怪 &我日,这种怪都要抢?我抗半天你就这样嘲过去了.&&我任务马上完了,抢我怪还好意思组我?&看见你拉了3只怪 &靠,又是这人.不就是几只任务怪么?还怕我抢一次占着3只?&.[/quote]
他要真这么想那我确实淡定了。
[quote][pid=][b]Post by VanSerena ( 13:59):[/b][/pid]没任何人会忘恩负义只不过你做的这些在他看来根本不是&恩&[/quote]这个要顶，确实如此。
楼主太较真H5忽然就火了。这项于2004年被正式提出的HTML语言的第五次重大修改，过了十年之久，才算在互联网世界中火了起来。在中国，无论是早期腾讯在推其浏览器时，还是后来百度为了打破APP的不可搜索性而力推H5，都没有将之引爆。倒是最近随着微信越来越火，H5也火了起来了。H5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网页上直接调试和修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几乎不用考虑用户的机型与适配性问题。智能手机主要被分裂为两大系统：Android和iOS，一个做应用的团队，怎么着也得准备两套班子来适应用户两种手机。而在Android体系中，版本的分裂和机型的五花八门，想要求得极致的体验，还得反复测试各种版本和机型。这无疑大大抬高了开发成本。就像开发一个网站无需太多关注用户究竟是windows机器还是MAC机器（少许关注还是需要的，但比起开发软件所需要的关注，那就少多了），开发H5同样能够大幅降低成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在于版本升级。正如网站升级和用户无关一样，H5应用的升级，用户也不需要去update什么东西。这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强制升级”，这给开发者带来的好处也是巨大的：他们不需要考虑应用的各种版本的兼容性问题。第三个也必须注意到的优势是，如果使用H5（甚至是更低版本的html）开发出网络应用（web app），它可以绕过苹果的应用商店，让用户直接从网站上下载，这可以避免让应用商店在收费上扣去3成的分成制度。不过，这绝不是H5在时下忽然大火的原因。因为上述这些特点，H5早就具备了。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直到去年10月29日，万维网联盟才宣布，经过近8年的艰辛努力，H5标准规范终于最终制定完成了，并已公开发布。有了标准规范，给H5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石。对于互联网世界而言，标准规范几乎就是生命线。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终于如燎原之势普及开来，而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应用之一微信，又一直在很多模块里使用H5技术，比如微信公众账号。微信的朋友圈中，除了图片和文字以外，能发送进去和朋友们分享的，都是网页。过去一般都是分享公众账号的一篇文章，但很快，商业组织们意识到，如果把他们的商业信息做得有趣一些，借助用户们的分享，他们的传播效率会高很多。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朋友圈里动辄就会出现商业组织的H5制作，比如会议邀请，比如组织招聘，比如活动策划。于是，有人开始惊呼：H5会杀死原生应用（native app）——不过，这句话其实好几年之前就有人喊过，Facebook一度还使用所谓的“网络应用”来替代原生应用（不过但没过多久，就退了回去。网络应用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对交互性的即时响应）。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网站并没有杀死软件，web app也很难杀死native app，即便得到H5支持的web app。更有可能的是，一个native app里在部分甚至大部分模块里包含H5——事实上，微信就是这样的应用，Facebook所谓退回native app，本质上也是网页打包进入它的那个原生应用。很难有泾渭分明的web app或者native app。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担心的，那就是今天对H5的使用，过于营销化了。朋友圈里动辙可见的H5，都是营销信息。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了一度非常火爆的minisite，商业公司曾经疯狂在这种小型网站上烧钱，一个策划专题投入上百万都不算罕见，最终，minisite可以说是营销需求催动，也毁于过于营销化。普通用户图个新鲜第一次会看，第二次第三次，他们总有厌烦的一天。真正能让H5大火的，绝不是今天朋友圈这些移动互联网里的“minisite”，而是能切实解决某种需求的H5式解决方案。一个我个人很看好的方向是视频。H5理论上是不再需要嵌入什么Flash技术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以谷歌、Firfox、Opera为一方，苹果为另外一方，就视频格式问题，还在继续纠结磨叽中。iTouch触控(iami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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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非物理数学相关从业者，普通美国研究生(化学生物类)的数学物理水平相当于中国初中毕业或高中肄业，普通美国人(包括大一本科生)的数学物理水平相当于中国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
　　不过我下面要转一下话题，看看美国强的一面：
　　上光谱课，我的某作业题推了两整天推不通，耗费稿纸无数。问美国教授，思考10分钟后点出问题所在(我的推导方法完全不同于标准答案，所以教授也是第一次见)。
　　上文所述J某，高中三年未学过物理，现为理论化学博士，数理水平极佳。电动力学毛子做教师，风格飘逸，不知所云，唯前排一美国geek附和甚欢，考试则必满分...
　　化学专业Honor级普化课，直接上量子力学，大一新生皆通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姿势水平完爆国内...
　　曾带一大一女生在实验室工作，写code，解方程，大二发文章一篇。随即转行攻读核工程...
　　总结，美国物理数学相关从业者，尤其是科研领域，水平极高，不可小觑。以上以J某给我感触最大，高中三年不学物理，进大学后物理水平估计比不上国内初中生，之后却全凭兴趣拿下理论化学博士学位。曾与其共事四年，深感其聪慧。
　　这并非个例，我博士后组里有一美国女生现在斯坦福做博后，据传当年进组时对薛定谔方程也全无概念，基础去中国同学远矣。那个美国教授，年轻时也是好玩的主，研究生时曾失踪前往阿拉斯加钓鱼三个月，在中国导师们眼里也是不可救药吧。美国人行事往往率性而为，学什么不学什么全凭爱好，较中国人更自由，少拘束。
　　而且美国的课程设置也自由度更大，颇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当然多数人就此荒废，沦为脑残，但少数天才得以脱颖而出。在这边的中国留学生无不是北大清华科大复旦出来的一代天骄，当年高考时都是力压群雄的好汉，但往往陷入迷茫之中不能自拔。本科GPA极高，但博士科研遇挫，最后放弃转行者不可胜数。
　　相比之下，J某这样纵然基础薄弱，但是对科研的热爱更加真诚，对学术的坚持也更加坚韧。纵然入校时被讥为脑残，但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此消彼长，成就却远胜多数中国同学。中国教育反复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小学初中高中层层加码，未必利于长期成长。
　　仅就科研而言，由真诚的热爱而能长相守，能长相守始能登堂入室。人生毕竟漫长，任你高考700分，任你GPA4.0，也终比不过20年的长相守。能赢一时，不能赢一世，能赢庸人，而不能赢真正的天才。时间是真正的试金石，任何漂亮的成绩单在时间面前都不值一提。
　　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大体上是支持中国的教育模式的。
　　中国模式适合为工业社会大规模批量培养大体合格的工程师，而美国模式适合培养少数精英人才。毕竟多数人的命运是为工业社会作螺丝钉，所以中国模式更适合大多数人。我和美国人交谈的时候都表达过美国忽视中小学的基础数理教育实为动摇国本(美国冷战期间还不是这样，那时候美国人才都在NASA，而不是华尔街)。
　　现在我在某Ivy League，听作TA的同学讲，里面学文科的本科生都是未来的Policy Maker，根本没有查找数据和理解数据的能力和意识，不只是看不懂普通的统计图表，甚至是心理上排斥一切数字。他们对科学认识之肤浅，见识之短浅都令人震惊，令人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政府深感忧虑。
　　但是不得不承认美国体制在科研这种精英领域的优势依然是巨大的。所以我写这个答案时很小心地把讨论范围严格限定在科研领域。美国教育有优有劣，我们不能盲目吹捧，也不能自我陶醉。能从美国教育中学到什么，借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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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教育留学培训...
2730文章数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认证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曾经天朝上国，泱泱礼乐之邦，数千年来的文化荣耀仿佛一夕丧尽，一百年来屡屡有人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究竟是一次次激烈的社会“改造”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是“改造社会”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伪命题？
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而在日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还在抱怨：——想来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样充满着道德优越感的话语都会感到愤怒。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你却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拥趸，近代以至当代的众多伟人也为中国画出了无数种“制造”先进文化、改造“愚民”的蓝图。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风云变幻表明，他们的规划和制造，只不过是在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肌体上，披上了一件GDP全球第二的光鲜外衣而已。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类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不仅国外，在国内，中国人不文明行为也令管理者发出“中国人只适合圈养”的感叹。我们真的难以看到一个千年“礼仪之邦”的形象，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眼中就只有一种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事实是这样么？
2月8日下午两个大陆游客旅行团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搭乘小火车时因排队问题爆发冲突，共有两名大陆游客和一名台湾导游挂彩，其中王姓大陆游客右小指被咬断。有在现场的台湾网友拍摄了此次大陆旅行团打架的视频，并上传到了网络。从视频中的片断可以看到，阿里山小火车车上的人用脚踹向车下导游，导游身后的游客则用矿泉水瓶砸人。
一个26人的辽宁旅行团14日抵澳后，疑有团员不满负责接待的女导游未有高举接团牌而出言责骂。双方理论期间，另团一名男导游上前劝阻，疑遭三名男团员围殴，倒地受伤送院。近百名澳门当地导游不满涉打人者如常行程，于新口岸某娱乐场外包围旅行团的旅游巴士，要求有关人士下车道歉，并要求警方查明事件，严惩打人者。
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报送的安排上批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同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文明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次指出：“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使文明礼仪、公共秩序、旅游出行等重点领域的不良风气有明显改善。”
数千年的礼仪之邦，变成礼仪缺失之国，中国人要实践《朱子家礼》需要去韩国，找中国古礼去日本，遑论《左传》《礼记》中的千年古典礼仪。中国的“礼仪之邦”头衔究竟要到哪里才能寻觅的到？让我们向前上溯，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哪个时代造成了今天的礼仪断层？有人或许会提到民国，还有近来被知识精英们热炒的“民国范”。为何今天中国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教育普及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准，在精英口中，国人的素质反不如民国时代？那么，让我们来探寻，“民国范”究竟是什么？
大国崛起需要怎样的国民素质？
日本生活中的礼·日本少女成人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项调查中，约有95.7%的受访者认为，我们中国人在国民素质方面还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2.你认为今天国民素质的内涵应该是什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思想，待人接物互相尊重
是高贵雅致的贵族精神，不是粗犷土气农民气息
是充分享受法律下的自由的公民精神
3.你认为应当如何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现状？
发掘传统资源，回归古老中华文明的本源
培养贵族精神，塑造珍重礼仪和荣誉的新人
培养公民精神，塑造法治下自由平等的公民
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所谓的“民国范”到底什么样？普通民众的素质究竟如何？从下面的资料中，可以发现，民众尽管未必都是刁民，但素质真谈不上：那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没有厕所的，时人有文字记载说：“寻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民国建立前，南京城内道路两侧专门留有土坑，供人解决“燃眉之急”。南京城内到处可见背对人群“方便”的男子，“整个南京城都成了厕所，臭气熏天。”
民国时民众素质如此，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国学大师们又如何？一则逸事足以说明：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黄侃盛气凌人，章太炎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两相对喷，真乃一场好戏。黄侃这种不检点行为恐怕很难让后世对民国精英称道，这样的“民国范”，怕也不值得后人效仿。
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但精英文化却影响着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伦理道德、历史记忆等人文生态。五四运动后，主导文化由原来的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化。精英站上了文化舞台的中心，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由此构建了民众对于历史的认知。
民国范：精英头脑中的一种幻象
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
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施展舞台。
同仁堂开张后，果然生意兴隆。但就是有个烦心事儿，左邻右舍及路过的人，每到夜深人静，总将同仁堂门前当作方便之处，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老铺伙计们第一件事，就是得去清理门前的粪便。
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政治文明的基石，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影响国民素质的关键在民众而非精英，民众素质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素质，早在20世纪，梁启超就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改变一个国家、改造一个社会的关键在于“唤起民众”，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素质。
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他在同年ll月18日致康有为书中说：“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明显地向康有为表示放弃“言革”主张。此后，梁氏政治立场转而以君主立宪为归宿，绝口不谈革命，把精力着重放在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
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的任务。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至今改观不大。
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
民国教育面面观
中国国民教育约兴起于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时期，在民国时期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1907年清廷学宫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全国各省有学校37888所，以4亿人口计算，每万人中有学校0.9个；上海该年有学校271个，以沪地人口约120万计，每万人中有学校2.2个。
1932年统计全国各类中等学校(包括中学，中等师范和中等职业学校)有14789所，学生总计547207人，每万人有中学生约12.1个；上海有各类中等学校141所，学生28320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88.2人，是全国平均值的7.29倍。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20世纪20-30年代南京，上海和北平是全国中小学教育最发达的城市。年间上海的每万人中学生的人数88.2人，每万人小学生为492.9，两者相加为581.1人；南京每万人中学生为104.1人，小学生为495.9人，两者相加为600人；北平每万人中学生为143.1人，小学生为196.2人，两者相加为339.3人。三城市比较，上海每万人中的中小学生人数，接近南京，而远高于北平。
民国年间上海每年人均初等教育经费1.18元，仅次于南京1.21元，为全国第二；上海平均每人担负的中等教育费为1.21元，仅次于北平1.56元，也为全国第二。如果将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加起来，则上海1.18+1.21=2.39(元)，南京1.21+1。06=2.27(元)，北平1.56+0.60=2.16(元)，两地均不及上海高。上海人均中小学教育经费为全国平均值(0.36元，中等教育经费0.12元+初等教育经费0.24元)的6.64倍。
早在毛泽东还居于遥远的陕北时，已经向全党干部提出：知识分子仅有理论知识，应该参与实际工作中。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更进一步丰富这种理论，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向实际劳动者学习，向工人，贫下中农去学习。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中共建政后即提出人人参与劳动的新要求，更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不单要学习工农，还要到工农群众之中去，要深入田间地头，亲身去接触劳动和农民，向他们学习。从而用工农，尤其是农民的质朴，来改造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
虽然毛泽东号召向农民学习，但是，在建国初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面前：人数广大的农民连基本的读写都不会。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扫盲运动。运动不仅与识字率挂钩，而且充分动员各级政府，动员大批在校生深入农村的田间地头，向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进行识字普及教育。
建国初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初衷，是为反击美国在东北进行的细菌战，经过最高领导人的参与和强力支持，将这场运动推向高潮。爱国卫生运动所清理的，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混乱、破坏所留下来的积年垃圾污物，更极大的洗涤了人们心中自降生开始就养成的陋习，从舆论上对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进行了谴责和规范，提高了当时人们的基本素质。
除去中共中央的号召，社会精英的宣传和以身作则，各种运动的涤荡和清理外，对那些拒绝参加劳动，拒绝成为劳动人民的社会少数分子，新政府也展开各种手段进行改变，开始登门宣传劝说，最后甚至直接出台《劳动教养条例》，使用马克思理论中的“暴力机关”，对拒绝参加劳动的人，采用强制措施，迫使其进行“劳教”，使全社会成为中共所向往的“人人自觉参加劳动”的新社会。
建国初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不仅仅对城市小市民，农村的广大农民，归国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社会的闲散游民等各个群体产生巨大触动，不同层次的改变了这些人的思想和素质，即便是曾经在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大学教授们，也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和触动。这些改变，正是建国初17年来中共用自己的世界观素质标准去改造这个国家，所产生的成果的一个缩影。
中共建政17年间的努力到底有多大效果，真的就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素质么？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来问，向工农学习，尤其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十余年间，中国人真的学到了中共眼中的“质朴”么？如果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对中国人的素质进行考验的时候，中国人能顺利过关么？只可惜，以文革中的情形来看，建国初这场关于素质的考试，中共没能取得好成绩，中国人的表现让全中国人都无地自容，仿佛是一夜之间的，身边一个个淳朴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虚伪，猥琐，恶毒。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为什么中国建政17年的努力，还是最终归于了失败？
世界共产主义理论中对农民的评价
马克思看待农民是保守甚至反动的，列宁则干脆说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必须依靠少数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变成革命要以工农为基础。中共建政以后，需要被改造的社会阶层，也是要向工人和贫下中农去学习。这种变化，其实正是毛泽东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并在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的过程中。
马克思：“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内战行将结束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
1923年，毛泽东曾经写下这样的文章：“用国民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是历史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任务，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50多年前，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基础教育教材、大纲、教育教学思想方法及管理模式，对我国基础教育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凯洛夫”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失。然而，类似的起点，在国民素质方面，50多年之后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时至今日，在俄罗斯需要排队等候的场合，后来的人第一句话总是问：“我在谁的后面？”俄罗斯的商场、医院、饭店等人群集中的场合，没有人吸烟，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嬉笑怒骂，一片整洁和肃静。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让学生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方法，成为世界素质教育的发轫之论。前苏联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爱读书的国度，许多家庭的藏书量多得惊人，孩子们往往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始终没有忽视对孩子的素质教育，对他们而言，让孩子成长为身心健康的公民最为重要。
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强调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学生将来的就业作准备，使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但生产的时数过多，忽视了知识的教育，《法律》颁布以后，在全国各地执行效果也极不理想，不仅学生素质下滑，甚至出现“退学潮”。仅1962年，全苏联中小学退学学生就有50万人，农村学校的学生退学率竟高达50%。未等到赫鲁晓夫下台，该项政策即已执行不下去。
1958年，中共尝试走自己的道路以摆脱苏联模式影响，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弱化了人格完善、个性培育的主题，一步步走向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教育方针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革命需要。它强调的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意义与当时不切实际的消除体脑差别的目的。
尽管在1950年代中共全面向苏联学习，但在文革前的17年，“二报一刊”关于人才素质的论述，仍突出强调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这种以“工农”为目标的导向，与苏联的“公民教育”有着天渊之别。而文革中更是将对体力劳动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连知识都被打倒在地。
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与之相对应的是文革中对“封资修”文化、教育的批判，建立起来的也并非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农民文化与所谓“革命话语”结合的怪胎。
向旧精英体制低头的斯大林
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
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
17革命教育培养出的老三届，被塑造为“革命接班人”，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他们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在改革开放中，他们顺利崛起，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作为国民素质中坚，他们身上也存在种种弱点。
“文革”到来使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文化虚无主义在他们身上产生。尽管有幸运儿能重返学校，但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文凭或者把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在返城高峰中，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走后门”由此产生。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文革”中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文革后个别反思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1990年后，人本主义归零，道歉成了危险和自取其辱的举动，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社会伦理的破损轮廓。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原因：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
17年教育造就了他们的“盲从”，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认为爱只能与“热爱”连在一起，那是用在领袖，用在党身上的。
十年文革，使这代人变得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非凡的成功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成极端个人主义。
老三届·红卫兵这一代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17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
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在1983年，我们开始选这种知识型的干部，然后中央又开始清理三种人，这三种人就包括当年的造反派，这样就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有着两年半到三年甚至一年学历背景的一批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这当中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手，把当年高中生升入大学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放大了无数倍，然后在社会中放松对自己的控制，对自己过高的估计，就造成了他们个人人生的一种悲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长达三十年的革命伦理教育成果，并未从人们心中消失：把他人视为假想敌，把竞争视为斗争。那毫无疑问，在资源匮乏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竞争中的“敌人”，我们无需讲礼貌。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斗争教育”过度。同样，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关注不够，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早就在数十年的革命教育之中学会了向下“致敬”，即使很多社会精英在竞争胜利之后摆出了骄傲的姿态，他们本身也是这种“致敬”的产品和“落后文化”的一部分，向下看齐的思维方式早已渗入骨髓……此时，指望因为经济上变化带来精英赞许的素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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