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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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师妹，巨蟹，我向她表白了，被她拒绝了，她说她有男朋友，不能接受我，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要联系，而且最后她都要拒绝我一次。每次都说她不能接受我，不爱我。后来，有一天，又跟我说她突然觉得其实心里喜欢的人是我，但是她男朋友很认真她不想伤他的心。又后来，我们又在一起聊了聊天，她又说她心里有答案了，我们当时聊得很好。可是到了今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感谢我做的一切，她对我很动心，但是她不能和我在一起，因为她不能伤害他现在的男朋友，说那个男孩子对她很认真。我去，我要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我说你可以拒绝我，但是我要坚持！她突然又像平常说话一样嘻嘻哈哈了，还跟我开玩笑，还问我为什么喜欢她，说她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我要坚持她也没办法。我去！我真心无语可好吗？这是什么情况？谁能帮我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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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不尽！
巨蟹女的内心都很善良、单纯，她们不想伤害任何一个爱她们的人，哪怕她不喜欢那个男孩也不想去伤害他的心，她们很心软，既使不喜欢那个人了接触这么长时间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她们几乎不会主动提出分手，她们也很容易把感动当作真爱！大多数巨蟹是痴情的，爱上一个人，会付出一切，他们会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只要对方好就行了，他们会一直忍耐。可当他们忍耐一旦到了极限，他们就会绝情，很绝情。如果你能真心给巨蟹爱，他们绝对是好选择。但是，如果你不爱巨蟹，不要招惹他们，他们不会报复，但是，你就永远死在了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的心里。死在最爱你的人的心里不是最惨的吗，不恨只是因为不再爱。我们是痴情的巨蟹，我们是绝情的巨蟹！
前尘往事断肠诗 侬为君痴君不知
牵着丧家狗的韩非搀着墨翟迎着朝阳走在老庄大道上......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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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公司　朱建荣：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
不少中国人迄今还认为日本在欺负中国，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受害者意识”，所以两国间发生矛盾，中国一些人就砸日本货，叫“抵制日货”。而他们不知道日本社会也从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反而说中国是大国，应该让让日本。&　　----21世纪的新变化及其趋向　　（作者：朱建荣，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 & & &日本对华心态的摇摆是一种常态　　日本自有文字记载的1500多年前开始，一直对中国抱有一种很为复杂的心理，并外现为对华认识的大幅度摇摆和言论行动上的矛盾现象。日本并不是一开始就甘心情愿接受中华文明的。据《北史》记载，隋炀帝时，倭国使节前来，呈上的“国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显示“日出处天子”与“日没处天子”的平起平坐，隋炀帝哭笑不得，对臣下说“就当没听见吧”：“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唐朝初年，倭国仍如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公元663年8月，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大战于白村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日军大败，战船全部被焚毁。此后倭国一直担心唐朝攻击日本本土，便几次派使节来试探，其间了解到了中华文明之底蕴，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转变为全面接受中华文明。　　但其后一千几百年，日本虽然事实上认可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央大国，也非常好学，甚至沿袭中国的对华观(华夷秩序)用于对外，江户时代末年把对英法等国的战争称之为“尊皇攘夷”，但其精英层历来在心理上又不情愿被纳入或主动加入“华夏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一直处于若接若离之间。而历史上的某些节点，一旦出现中国内乱或日本强势，列岛上有些人就会发出一些非分之想，如丰臣秀吉就曾狂言“席卷大明”，“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明治维新之后则公然提倡脱亚入欧，贬中国为一盘散沙或待列强宰割的俎上之物。　　2013年5月，安倍晋三内阁的副首相麻生太郎访问印度时，有记者问到“日本和印度都与中国有领土之争，双方是否会强化在安保与海洋领域的合作关系”，麻生答道：“日本在海上与中国相邻，印度在陆上与中国接壤。在过去超过1500年的历史中，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就没有特别顺畅过。”对此话有不少中国人心里不高兴，觉得历史上帮教日本人那么多，既不感恩，又多次“学生打老师”，“恩将仇报”，可细细回味，麻生这句话也许还真是反映了日本精英层长期以来的对华深层心理。[1]&客观地看，日本历来是对中国取其所需，有用的学，无用的不照搬，大部分时间不去挑战中国，但并不愿真心认同。隔了一个大海，中国也基本上对它无可奈何。至于说日本历史上曾经觊觎中国本土，实际上有非分之想的不止这一家，朝鲜、越南都是，所以也不必过分强调日本的非礼。纵观全球主要文明体系周边的中小国家，经常有人说说狂言逞一时口快，更多时候通过否定中央文明体系来强调和确认自己的存在，并为国内建立自己的思想政治体系张本，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文明大国讲究礼仪哲学，有时候会让利以求得道义上的满足，古代中国、当今美国，都有这一倾向，而周边中小国家最担心的是如果不时时强调本位就会“丢失自己”，被文明体系吞没。[2] 同时这些国家既然不以道义为立足点，就自然地以利为重，有机会就博取最大利益，对大国有时候说些违心的恭维话，实际上对大国放弃赔偿要求之类自认为的“道义之举”认为是得到便宜就是胜利(因此日本不少政治和学术精英都否定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方放弃赔款要求的道义因素)。笔者认为，超越个别现象去的话，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关系上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是一种共性和普遍规律，我们不必过于计较。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以后，表面看，“中日友好”气氛浓厚，实际上日本对华的心态摇摆仍在持续，其精英层内心依据于近百年来的亚洲老大地位和经济强国优势傲视着中国。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日本政财界及民间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重视中日友好的呼声当中，既反映了广大日本人民基于文化交流历史的对华友好感情，也包含有对侵华战争的赎罪意识。不过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似乎还存在着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赶上日本仍需几十年、对本国不构成威胁这样一种心理背景。因此助你一把，送你一程也心存余裕，甚至对来自中国的批评批判，也较有“雅量”而不去“计较”(当然，是否真正听进去又另当别论) 。[3]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华观再次发生很大的摇摆，最显著的现象是，日本同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而且很多头面人物同一个人会主张或认可这两论。第三者看来，这两论是自相矛盾的：对日本构成威胁，说明有实力，那就不会马上崩溃;如果摇摇欲坠，则不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可是在日本社会不少人心里，这两者又是贯通互为表里的，即不管套用哪个极端之论，都是为了否定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本次摇摆所反映的整个日本社会的心理调整过程是较为深刻、广泛的，目前仍在持续当中，它还将对21世纪今日以及今后一、二十年的两国关系带来巨大影响。本文尝试初步探讨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一些政治、社会背景，以及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对华观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期待着以此为中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定位对日关系、开展对日外交和各层次交流时有所参考。　　日本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几个背景原因　　(一)冷战结束的冲击　　冷战结束以苏联、东欧体制的自我崩溃、东西方军事对峙格局的消失为特征。旋风的中心在欧洲，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在亚洲，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对立的缓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再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相反，综合国力发展的竞争以及相互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同时也导致一些原来受两极结构遏制的矛盾、冲突(如民族、宗教、领土问题等)激化与升级。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冷战结束带来的影响有：　　1，这意味着中美日三国联手对抗共同的潜在敌人这一合作基础的消失;　　2，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日之间开始重新相互定位，在日本国内普遍出现了关于中国走向与两国关系走向、及其对本国未来发展所带来影响的讨论;　　3，制约两国关系的因素增多，除了国际因素以外，双方的文化、观念的差异，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舆论导向等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两国人民对对方的看法;　　4，邦交正常化时没有明确解决或“搁置”的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随着冷战结束而被“释放”出来，加上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和日本社会的一系列变化(时代久远导致历史记忆淡薄、历史教育的偏向、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社会保守化倾向等)，这些问题甚至越来越成为政府间和民间感情对立的新的焦点;　　5，外部环境方面，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中美、日美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其他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围绕着南海的纠纷，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对两国关系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亚太战略环境的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之间加强了军事同盟和防卫合作，尤其是双方扩大了对日本周边地区即东亚地区安全防卫问题的合作及其军事介入能力。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围绕着人权、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长期纠纷不断，虽然两国之间达成了建立战略互信关系的协议，现在双方同意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大棒加胡萝卜”式的对华“半遏制”政策并没有改变，相反，近几年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及其军事部署还在进一步向东亚倾斜，美国的国防报告已开始把中国放在俄罗斯前面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近几年军事上“重返亚洲”的动作频频，美国还宣布百分之六十的海军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也改变了外交上的中立和军事上不介入的历来方针。1972年5月美国政府制定的一份机密文件谈到关于钓鱼岛与日美安保条约关系时建议：不要进行肯定地回答是否包括在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而应该说可以被解释为是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曾表示美国不会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但后来美国对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态越来越明确，直到2014年4月访日的奥巴马总统也作了如此表态。　　冷战以后20多年里，中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后者不甘放弃霸权和在亚太地区经营多年的既得利益，近年加速拉拢亚洲小伙伴来牵制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一些国家，在这样一种大格局的调整中对华心态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二)经济发展的“明暗”及其影响　　80年代末日本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发展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国内一度出现要和美国共建世界秩序的呼声。但好景不长，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产业发展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与欧洲各国相比，其优势也多有丧失。其根本原因除了处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方法不当以外，主要在于缺乏坚决推进改革的决心、无法取得国内共识。日本经济结构已由高速增长型向成熟型转变，但引导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手段仍是老一套，国债余额累计已危如悬卵仍在丁借卯粮，大量发行国债;基础设施建设已近饱和却仍靠大量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部分产业已丧失竞争力但仍在花大力气去保护。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用于摆脱困境振兴经济的财政支出已达到天文数字，却鲜有成效。日本的政治、行政、社会、教育改革也跟不上经济、社会变型的需要，执政党只追求眼前利益而顾不上长远考虑，各党之间、各党内部的权利斗争也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和能量。因此，从1990年以后，其经济一直没有走出原地踏步徘徊的怪圈，被称为“失去的20年”。据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3月发表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4年度报告》，2013年亚洲37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排名表里，日本下降至第23位。因此，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即冷战结束导致出现了两个战败国，一个是政治上的前苏联，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日本。如同在黑夜行走看不到光亮、只知道别的国家在急速超越或追赶的状况持续了20多年，这在整个日本国民心理上投下沉重的阴影，使整个社会丧失信心，普遍出现了缺乏冷静、怨天尤人的情绪，走向保守化。　　与之相反，中国从1991、92年起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这20多年的平均增长率为世界之首，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方面开始急起直追，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的宇航技术由原来的落后日本转为在大多数领域超过、领先日本。中国的电子产业、因特网等信息产业异军突起，高铁技术学自于日本却又迅速全面赶超，日本学者由此不得不承认“雁行理论”(认为亚洲各国的产业竞争能力呈现一种以日本为列队飞行的雁群之首，四小、东盟排列其后，最后是中国的格局)这一体现日本领先亚洲的现实已被打破，美国欧洲以及各个邻国谈及亚洲未来，首先提及中国而不再是日本。　　在这过程中，中日两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尤其直接影响到对对方的看法。1990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8分之1,2000年为日本的4分之1，而到了2010年，取代了日本从1968年以来长达42年为世界老二的地位，2014年底，按照美元汇率计算，中国GDP又成为了日本的两倍。由此，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开始出现一些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傲慢情绪，网上还出现了要报复日本、“把日本打得趴下”的言语。同时，这一力量对比变化更多地影响到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观的变化。　　其实，日本的实力仍不可低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现在仍为中国的9到10倍，其科技研究开发能力仍居世界前茅，教育、国民素质等“软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人决不能小有长进就沾沾自喜(历史教训已经够多了)，再次犯低估日本的错误。不过另一方面，日本一代人眼看着被中国赶上、追平，又超过、拉开距离，而又找不到“重振雄风”的办法。这种无以名状的心理和情绪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并存，不知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又对中日之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大惊小怪、怨天尤人，甚至公然有人提倡建立针对中国的“U型包围圈”。　　日美等国的专家学者也谈到上述背景，如克林顿时代的国务院官员奈尔?西尔佛(Neil E. Silver)认为 “日中关系的政治力学受国际关系中两极体制的消失、中国的崛起、比预想更糟糕的日本经济的低落这三者的影响而发生变化”。[4]　　(三)中日之间扩大交往带来的问题　　除此之外，本文还想指出导致日本对华观发生变化的其他一些原因，尤其是近20年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急剧扩大不仅带来正面影响，而且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期间，中日双方的贸易额增加了几十倍，建立了200多对地方政府(自治体)之间的友好关系，日本来华投资激增，驻华企业人员及其家属和来华留学生加在一起超过10万人，也有一种说法是已达到30万人以上。　　中日之间如此广泛密切的经济和人员往来属历史上首次。这给双方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合作与寻求共同利益建立了基础。但也不可否认，这一变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带来的并非全是正面影响，相反的情况正在显现出来。　　1.过去中日之间凭书籍介绍(历来为日本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和领导人的把握(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日定位引导了70～80年代中国人的对日认识)互相形成的印象，未必全是真实的，但却成为当时主张友好、“互抱好感”的基础。这种带有虚幻成份的“友好”在急剧扩大的直接交往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双方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突然发现各自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对历史的认识如此大相径庭，难免不大吃一惊。又因为双方都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容易产生以己度人的误解乃至不满。　　2.直接交往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因素，因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突出起来。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偷渡、在日犯罪等问题频频发生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2005年、2012年等在中国近一百个城市发生的“反日游行”出现了暴力、打砸行为，引起日本社会反感。　　3.双方的媒体报道中出现的一些偏向或误导，加剧了某种感情对立。中国过于突出、强调日本的右翼倾向，近来中国新闻媒体的市场经济化也使之热心炒作这方面的话题，尽管实际上日本的右翼在整个社会里只占极少数。相反，日本的对华报道也过于渲染阴暗面，较少报道占主流的正面情况;日本还受美国价值观的影响，突出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实际上中国虽然问题仍然不少，但比起过去日本普遍抱有亲近感的70～ 80年代，各个方面都已有长足进步。当双方的舆论都不能客观、真实地报道对方社会的主流趋势时，必然会导致老百姓加深对于对方国家的误解。　　4.双方领导人尤其是日本近20年国家领导人(首相)似走马灯般频繁更替，甚至出现执政党的轮换，使得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积累的很多经验教训未能被延续和继承，日本大多数新领导人不了解中日关系的微妙平衡及其脆弱性，处理问题时显得草率鲁莽，这也使得一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得到控制和消除。　　(四)影响日本对华观的其他若干因素　　影响近20年日本对华观变化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　　1.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近70年，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上普遍出现了对于侵略战争记忆的“风化现象”，其普遍意识转向“超越战后”，希望成为不愿让人“说三道四”、与美中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日本还一直梦寐以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种企求不断表面化的过程中，中国被认为是阻碍其对外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甚至有人说中国大谈日本的历史问题，是为了在心理上永远处于上风，把日本打入“另册”。　　2.参与和研究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学者出现新旧交替，年轻一代大量走上前台，但他们往往不了解近一百年中日之间充满曲折的历史，尤其是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及心理上的创伤，也不了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来之不易。这使得他们主导的日本主流社会意识发生与迄今不同的变化。　　3.中国自身发生的一些问题，如六四事件、腐败的蔓延、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凸显等，以及《中国可以说不》等激进主张的出现也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测、怀疑和误解;中国国防预算持续2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其中仅1年的预算低于10%)被故意渲染为“中国威胁论”，以此为背景，再发生了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正面冲突，这导致了日本国内对华抱好感的人数比率急剧下降。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一：政治家　　那么，近二十年里日本的对华观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新的特点?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形势变化，对日本各阶层的对华观的基本特征尝试作以下分析。　　首先剖析日本的政治家。笔者按时代变迁顺序分别作简要分析。　　1.老一代政治家　　二战之前出生、经历过战争的日本老一代政治家对于中国和历史问题的认识，大体有如下几种倾向：1，对侵略中国大都有赎罪意识，也因日本自己在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而愿走和平路线;2，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比较敬佩;3，对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有所认同;4，认为中国远落后于日本，拥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既成为愿意大力支援中国的理由，也成为一些政治家不愿就历史问题在根本上认错(他们认为打败日本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甚至藐视、轻视中国的心理背景。但这些政治家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比较重视从20世纪中日关系历史演变的历史，尤其是二战的经验教训来看今天的中日关系。从这一相同的起跑线出发，又基于各人的立场、观点之不同，既出现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松本谦三、宇都宫德马等为中方赞赏的人士(竹下登、中曾根康弘、野中广务等可算其延续)，也出现了岸信介、佐藤荣作、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石原慎太郎等被中国抨击的政治家。　　2.中生代和战后一代政治家　　到了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三人都是1937年出生)等对于战争有过童年记忆、又经历了战后初期苦难的中生代政治家当政，他们似乎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既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问题所占的重要性，同时又开始积极寻求“超越历史”，希望建立不是建立在“赎罪”基础上而是“超越了战争”的完全对等的中日关系新模式。　　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又进一步发生变化，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已占国会议员的多数，这一代政治家普遍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不甚了解，同时又认为“该道歉的已经道歉”，今天的日本从政府到平民没有必要再为历史问题承担责任。最典型的是小泉纯一郎首相(1942年出生)，他一边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并不是为甲级战犯而去，多次无视中方警告和抗议而一意孤行，另一方面他又到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认为过去的日本的确侵略了中国。福田康夫首相年龄略大一些(1936年出生)，但长期辅佐其父亲福田赳夫，作为政治家出道略晚，也可以归类于这一代人，他比较重视与中国改善关系，2007年9月当选首相后会见了笔者当时任代表的日本华人教授会成员，他亲口对笔者说，小泉时代为历史问题与中国对立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要更多地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他的确为改善、发展中日关系做了好多贡献，不过从笔者看，他的历史观也许不同于某些不肯对侵略战争认罪的政治家，但心里也是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要多翻旧账而应该更多地建设新型关系。　　3.民主党执政时期　　2009年，日本政局发生大变动，民主党政权诞生。之后日本主政的领导人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鸠山由纪夫1947年出生，菅直人1946年出生，野田佳彦1957年出生，安倍晋三1954年出生。还有几位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石破茂(自民党前干事长)1957年出生，菅义伟(安倍政权官房长官)1948年出生，舛添要一(东京都知事)1947年出生，再到了前原诚司是1962年出生，桥下彻1969年出生了。　　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长期以来主张反省历史，反对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所以，一般预测民主党政权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纠纷。可是没料到，就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10年的菅直人内阁时发生了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事件并由此引发政府间对抗，2012年的野田佳彦首相时搞钓鱼岛“国有化”内阁决议导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回过头来看，民主党首脑也大多属于出生战后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也许对历史问题有些忌讳(过去作为在野党，有不得不打出不同于执政的自民党的历史观的侧面，其中很多人未必是真正对侵略历史做了内心的反省)，更重视现实问题。野田首相的历史观被认为是比较右的，但当政期间他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可另一方面，他们对战后几十年中日之间重建关系的辛苦积累不了解也不珍惜。民主党政权的支持基层薄弱，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更多，只为保住执政地位，不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寻求国内的高支持率。　　4.安倍晋三首相的个案与共性　　安倍晋三也属于战后一代政治家，又有一些特殊性。他外祖父是东京审判判决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安倍在历史观上受其影响很大，因而多有否定侵略战争丶慰安妇问题责任的言论，引起邻国的警惕和反感。其第二届内阁任內公然参拜了合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其历史观的总暴露。但他有一些不同于経历战争一代的政治家的特点。安倍在2006年秋第一次出任首相时根据与中方达成的默契，未去参拜靖国神社，据他的智囊透露，中国把安倍访华称之为“破冰之旅”，后来也多次赞扬他对中日关系的贡献，“仿佛在安倍周围筑起了友好之墙，使得他无法应对保守派对他的召唤”。这至少说明，他不是仅根据所谓信念行事，而是把首相身分的讲话与在野时的言论加以区别的。2013年底他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不料美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失望”，与中韩等邻国关系也因此无法修复，其后他对再次参拜与否变得闪砾其辞，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2014年5月访华时表示“据他所知，安倍首相不会再去靖国神社”，另据未证实消息，奥巴马总统14年4月访日时，安倍已私下告诉对方，任内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此外，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几次表态将继承包括村山谈话丶河野谈话在内的历届内阁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这也说明，安倍在外交压力下也会自我调整，未必一意孤行。本文丝毫没有为安倍辩护之意，只是想对战后出生一代的日本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寻找一些共性。要说安倍晋三的特殊性的话，那就是他位于这一代政治家的最右翼，我们既要对此保持警惕，但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作为首相，在历史问题上也只能走这么远，撞到南墙也不得不回头，至少“心不服口服”地作了“继承历届内阁表态”的承诺。今后其他任何政治家当政要为历史翻案走得再远，其难度会更大。　　另一方面，安倍对允许使用集体自卫权做出了内阁决议，放宽了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中国舆论把安倍的历史观与突破战后防卫方面的限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在复活军国主义。笔者认为，应作更细致的评估：安倍在为历史翻案问题上想走得更远，可只能“眼高手低”;在突破防卫束缚方面的确有实质性进展，但在这方面，即使不是安倍而是其他自民党政治家也或早或晚会那样做。后者显示，新一代政治家在突破战后限制、希望成为“正常国家”这一点上又有共性。因此，对于安倍及他以后的日本政治家为历史翻案这一点不必太过敏，他们不会愿意进一步认错，不愿再向前走，但也不会过多往后走。日本右翼政治家要为侵略战争翻案、美化“大东亚圣战”，实际上挑战的最主要对象是美国，中国不必每个历史问题都挑头去批，而应该把躲在后面的美国逼出来，像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失望”那样使之无法含糊其辞。但在另一个领域，即日本突破战后限制、松绑扩军这方面，中国等邻国要做好更多的心理准备并想好足够的对策，因为这方面安倍和安倍以后的日本领导人都有可能继续前行，并继续炮制、利用“中国威胁论”，对此美国又是暗中支持的。　　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不了解战后中国领导人和两国有识之士为重建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今日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和关系的脆弱性，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新一代政治家里面有不少真诚追求两国和平友好的人士，但更多的则是仅仅从感情、直觉出发，感到不得不与中国搞好关系，至少别过于搞僵，但他们大多并不真心内心认可中国要求日方诚恳谢罪的呼声，他们不是正视历史和了解中国的真实想法，而是着重去猜测乃至曲解中方的意图;他们不了解对华ODA的形成背景与过程，只是一味强调对中国已做了这么多，言下之意历史的账已经还清，甚至还要求中国“致谢”;他们过于用经济尺度去衡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不到外交上还有道德、理念等柔性因素，只顾及国内能说得过去，而不管别国如何评价自己;甚至有一些年青政治家把中国看作是威胁日本、阻碍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主要因素，因而希望进一步与美国联合以牵制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对华态度上有很大分歧，即前者重视与美国的联盟，而后者大多主张亚洲协调和对华友好，但现在两者之间在对华认识和主张上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　　当然，客观地分析日本政治家的对华态度，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新的倾向：蔑视、看不起中国的言论减少，主张中日对等或者把中国看作有实力压制日本丶而且大趋势的人在增加;大多不主张遏制中国，因为知道遏制不了，也清楚连美国也是一边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一边又在与中国搞“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不少政治家认为应该把中国拉到国际社会里来可以缓和中日矛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主要倒也并非要求中国做这做那，而是主张中国对其内政少说一些，把日本也当作大国对待;另外，在公开表示对中国不满的同时，也或明或暗地谈及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感，以及对夹在中美冲突之间的担心，不过现阶段大部分人主张要联合美国来中和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的“锋芒”;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同情台湾(过去大陆派与亲台派经纬分明，现在大多数议员与两岸同时交往)，内心不希望中国统一，但当日本面临必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时，政界主流又承认不得不首先考虑与大陆的关系，不愿为了台湾而冒与中国公开对立的危险。近几年两岸关系有很大进展，日本政界、媒体普遍对台湾表面上不像以前那样关注了，因为他们认识到台湾再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可能性日趋渺茫，台湾搞独立、成为遏制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几乎已成呓语。但是日本为政者还是内心十分担心兩岸统一，有议员私下告诉笔者，一旦两岸之间开始谈统一问题，就将对日本的安全防卫战略和日美安保条约产生重大影响。两岸今后的交流、谈判、统一进程也将对日本政界的对华观带来影响，对此要多加关注。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二：经济界　　日本经济界与政治界一样，也有因新老交替带来意识变化的问题。这些新的动向包括：　　1.70年代时不少企业家是从赎罪意识出发来搞对华经济合作的，如新日铁的稻山嘉宽老会长对上海宝钢的支援等，但现在新一代企业家则几乎完全转向从商业利益出发来看待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2.经济界人士过去较少直接参与对华政策(除了经济领域)的制定和讨论，但新一代企业家则开始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提出外交建议和主张。如牛尾治朗(牛尾电机会长)、新浪刚史(连锁店罗森会长、新任三得利社长)等。　　3.过去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市场有一种带理想主义的憧憬和期待，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利，但现在普遍认为要在中国取得成功，也需付出与在美国、东南亚等地相同甚至更大的努力，他们对中国国内频频发生的政策变更、地方保护主义、腐败现象以及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风气多有不满，并把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方。不过近几年，他们也开始对欧美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并占据中外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感到困惑和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欧美企业是在与日资企业相同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并开始较为重视研究中国的特点，对日本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提及，有识之士正在提倡日本的对华经济合作由追求眼前利益转向追求长远利益，由单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转为重视利用中国的人材、以及部分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　　4.他们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上升留下较深的印象，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予以较高评价，大部分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市场。尽管日本媒体天天渲染中国社会混乱、经济低迷，但企业界对中国的基本判断这几年没有大的变化。一些企业也逐渐转向愿意与中国开展水平分工的合作，如华为、联想等电子企业、海尔等电器公司打入日本市场，都得到日本企业的配合。　　5.对于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除了少数企业家(主要是老人，如JR东海铁路公司名誉会长葛西敬之等)公然与中国对立(这些公司往往都没有或很少有中国业务)之外，大部分企业及其领导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闪烁其词，既怕在日本国内受到攻击，又怕得罪中国。他们总的还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两国政府尽快找到解决或妥协办法，最好不影响其对华经济活动。据日本共同社日报道，以106家日本主要企业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安倍政府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有企业回答“希望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后作出对应”。但企业界人士，包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都有较大下降，所以也不要期待他们对日本政府施加多大压力。前一阶段披露出不少在华有业务的企业也在私下对日本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团体捐款，有的中国媒体呼吁对此做彻底调查并予以制裁。不过笔者认为，大部分企业还是因为要生存，对各个方面都要有所打点，此事只要不太过分，也不必过分追究。　　6.老一代日本企业家对蒋介石和台湾较有感情，长期以来是日本政界亲台派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日本的主要企业纷纷把对外合作的宝押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现在企业界几乎已不存在所谓的“台湾帮”，而只是把台湾当作外部的经济合作对象之一。　　中日贸易额2012年已达到3000亿美元，超过了长期以来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即使这两年政治关系冷却对经济交流带来不少影响，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对华投资、在华生产制造、大量日企人员长驻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大量进入日本，中国品牌至少在日本消费者那里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相互依存的格局已经融入双方的经济结构之中。当然，政治上的对立还是对企业心理有影响，稀土出口、日本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等经济摩擦也将继续存在，但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纽带，因此，如何保持和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对于21世纪两国关系的走向会有重要影响。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现在两国之间缺乏里程碑式的大项目以支撑经济交流跃上新的台阶，同时又认为日本在环保、节能、农业、养老等产业和技术方面有优势，能够成为未来的合作热点，对于这种期待，中方应予以重视。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三：媒体(舆论界)　　日本走向“保守化”、对华批评尖锐的倾向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各种媒体。随着中日之间各种矛盾的激化，国内引用日本媒体报道的次数增多，但其中以讹传讹的、一概而论的不少。这类误传误报，既不利于作为客观认识的依据，也会让对方笑话。　　日，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驱逐了一艘载有外国记者、日本右翼分子、明显有挑衅企图的日本渔船。其后国内网络媒体引用日本杂志《周刊POST》的文章，说中方海监船曾用机枪瞄准日本渔船云云。但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否认，因为我海监船根本就没有配备机枪。笔者某个会议上看到中日双方学者为此发生的争论，中方学者引用该杂志的报道以为根据，可是日方学者笑了起来，说我们从来不把这类周刊杂志的报道信以为真。的确，日本媒体分三教九流，应该既看到其共性，又看到各自特点，以区别对待。　　日本“主导”舆论的媒体为大报和电视。全国性大报按发行量大小顺序看，主要有《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五家，仅次之的跨地区报纸有《东京新闻》(又名《中日新闻》、《西日本新闻》和《北海道新闻》等几家(都有派驻中国记者)。另有三、四十家地方报纸，它们共同出资办了一个“共同通信社”，地方报纸的国际报道基本都用共同社发布的消息。还有一家规模略小的“时事通信”新闻社。主要电视台有公益性的NHK，还有《日本电视台》、《朝日电视台》、《TBS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等几家民间电视台。据各种民意调查，日本国民对上述媒体最为信赖。　　其他“主要”媒体还有月刊杂志、周刊杂志和晚报。现在月刊的影响力下降，周刊杂志和晚报各有几万到几十万的读者，但其“信用度”远不及大报和电视。晚报每周一到周五在车站报亭和便利店销售，第一版常常靠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来吸引眼球，比如通栏标题为“某某总统遭暗杀”，诱惑你匆匆买下，但定神一看才发现标题末尾还有“未遂”两个小字，原来是虚惊一场。晚报其他版面则主要靠花间新闻和黄色内容来支撑。相比之下周刊杂志有些独家采访内容，但也基本上靠哗众取宠、煽风点火来做卖点。近一段时间多次刊登“日中即将开战”“海上自卫队将轻松击败中国海军”之类的文章。上述举例的《周刊POST》就在此列。　　日本民众如何看待这类周刊和晚报?主要是做消遣。东京的公司职员上下班平均花1个半小时，坐地铁、电车之前买一份，一路看过去，出站时扔进垃圾箱，基本不带回家。对于周刊和晚报刊载的爆料消息，他们大都要看看主流的大报和电视怎么报才做判断，如果后者没有提及，那么对于前者也就一笑了之了。　　这类周刊和晚报胡编乱造，如果损害了你的名誉，日本自称法治国家，是否应该诉诸法律，“讨个公道”?且慢。笔者几次遇到过被周刊杂志污蔑的事，知情的日本朋友忠告：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漠视它，不当一回事。为什么呢?首先，大部分日本人对于周刊杂志的文章持“权当消遣”，并不真相信，你一告他，却真正成了新闻，杂志封面他更来劲了，每期大肆报道打官司的进展，于是发行量又上去了。至于官司打了1年2年，即使输了，赔一点小钱，哪里比得上其间知名度、销售量上升所得到的好处?　　不过近几年那些主流媒体为了迎合急剧膨胀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经常渲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令人忧虑。　　一、二十年前，从政治倾向划分，各大报里，《产经新闻》最右，其读者层主要是老人和持右倾保守立场的人，读者人数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比要少得多，近几年发行量下降，所以在大报里面唯一的一家取消了晚报的出版发行。《读卖新闻》也比较右，持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鼓吹增强防卫力量，而它又受其最大的老板渡边恒雄的思想的影响，对于侵华战争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倒又持反对立场。相对持比较自由派立场的是《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主张反省历史、也呼吁倾听邻国意见，另一家《日本经济新闻》以报道内外经济新闻为主，政治立场也比较中立，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倒退。　　但近几年，日本的主流媒体普遍出现一种保守倾向。不仅《产经新闻》《诸君》《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报刊，《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自诩中立的刊物也大量汗牛充栋地刊登这类文章。而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刊物，又很有社会影响的比如《朝日新闻》，颇有些自顾不暇，受到其他媒体的攻击后，也在标榜“民主”“自由”“客观评论”时也常用“人权”“民族问题”“扩军”“扩张”等概念来批评中国。真正能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又有全国性影响的，可能只剩下《世界》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在出版界，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中，抨击中国的现在占了压倒性多数，而且为了迎合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这类攻击中国的书在书店里往往陈列于显眼位置，颇为畅销。一位日本前驻京记者想出版有关中国的书时，出版社编辑直言：最好采用抨击中国的书名，这样可以畅销。　　笔者1980年代中期刚来日本时，很多日本人抨击中国的媒体为党和政府控制，没有报道的自由，当时想想很有些道理。但过了十多年后渐渐明白，包括日本在内，西方的舆论同样有倾向性和受当局引导的问题。下面来看日本大小各种媒体在深层次上共同存在的问题。　　各媒体近一、二十年走向保守右倾化的背景，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冷战结束、苏东垮台的影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失去感召力，用资本主义来批评社会主义变得“理直气壮”。　　2，美国倡导的“西方价值观”等误导的对华认识。1990年代以来美国舆论加强了对中国“人权”和”民族” 问题、“扩军”、“窃取技术”等的批判，日本舆论也基本按美国的思路去报道分析。所以，2014年秋香港出现部分学生“占中”闹事，日本媒体都将其以“香港民众要民主”与“中国反民主”的图式去解读报道，而同一时期美国爆发因种族歧视引起的比香港的“占中”规模大得多、激烈得多的抗议活动甚至暴动就有点轻描淡写了。　　3，来自其“以己度人”的角度。即用本民族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判断中国的情况。　　4，中日两国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领土争端，激发其日本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其媒体普遍出现了一种"撕破脸皮"与中国对着干的情绪。　　在日本，大部分舆论媒介受这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自由派”和“左派”的舆论，也易按一种我们看来是南辕北辙、吹毛求疵的眼光来报道、描述实际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对外报道，包括关于日本的报道确实也有不少以偏概全、捕风捉影的例子，但中国社会和媒体人员至少已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追求客观报道，如2013年上半年，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对于各种搞笑“抗日剧”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苛刻眼光，也迫使中国的舆论界不得不经常以其为镜子反省自律。与此相反，日本媒体在整个社会对华好高度下降、“中国威胁论”上升的情况下，一度出现了“攻击中国怎么说也不用顾忌”的现象，几乎很难见到关于中国的客观报道。　　问题在于，不少日本记者认为“中国控制报道，而日本有报道自由”，因此非但不反省，还自以为是。实际上日本媒体也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制约，并非是真正自由客观的。日本媒体所受到的制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受政府和执政党的制约。日本各主要媒体(电视、大报等)都有派驻首相官邸、自民党总部、外务省等的常驻记者，他们靠当局发布的消息及其吹风来采访写稿，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只能按照"口径"来写，否则下一次采访吹风就会遭到冷遇、歧视性对待。笔者几次在自民党总部看到过常驻记者的集体采访，只见他们驯顺老实地听从安排进々出々，完全没有平时在社会上看到的"无冕之王"的自由和骄傲。安倍当政以后，更是加强了对媒体的管控和引导，不听话的记者下次重要的吹风会或发布会就不让参加，使得近来各媒体更听话了，几乎看不到各大媒体发布对当局不利的爆料了。　　2，受行会的制约。日本记者协会、记者俱乐部这些各大媒体都加盟的机构，实际上起了政府观点、口径与各媒体沟通、施加影响的媒介作用。这里也经常会透露出一些来自官方的"口径"和“消息”，实际上是被引导。而各媒体的报道又不能违反其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和默契，否则也要受到"惩罚"。　　3，各媒体内部的制约。驻外记者应采访什么、从何角度采访受本社指示这比较能理解，可笔者也从各电视媒体驻华记者那里听到，在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时，东京总部再三指示多找、多拍摄一些显示中国人如何"暴乱"、打砸日本在华企业的场景，驻华记者答复找不到还会受到训斥，怪其不够努力。这就明显的不是客观报道而是倾向性报道。有时只有欧美记者抓拍到几个中国人举反日牌子、喊反日口号或砸东西的场面，日媒体会特意购买这些映像资料反复播放，给观众造成游行示威活动到处打砸抢甚至危及在华日本人性命的印象。另外，不少驻华记者都对笔者谈起过，他们写的稿子在总部审稿时常々被按日本国内口径需要，改得面目全非。　　当然，中方也不应强求日本的舆论接受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国内有些文章过于期待和要求日本以“中国人民满意”的方式报道或对历史问题认错，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按中国的尺度看，不少报道文章大惊小怪、小题大作、隔靴搔痒、似是而非，这里面一小部分有故意的成份，但更多的实际上是受前述几个背景和日方体制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所致。我们既不必过于美化日本媒体的自由开放，也不必按中国标准苛求之。中方应该多与日本媒体人士包括一般记者和总部人员做一些沟通工作，多交朋友，及时消除误解，及时对其误报和误导指出问题所在，在中日关系比较微妙的今日更应如此，笔者又感到，大部分日本媒体人士素质还是较高的，与之多沟通，你说得有道理他们还是能听进去，至少不会明知故犯。　　同时，我们不应以一些媒体的报道来推断整个日本社会的现状和走向。在西方国家，舆论有敏感地反映思想和社会动向并对国民起引导作用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其舆论也常有游离于大部分人实际想法和判断的普遍倾向。部分媒体以过激的言论来哗众取宠，很多学者对此不屑为伍，大部分国民也不是很相信，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但其中对青少年的影响比较大一些)。日本等西方国家在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旗帜下，各家报刊杂志分别有自己的读者层，某些特定媒体上发表的特定倾向的言论对持其他立场者的影响力比国内想象的要小一些。另外，舆论本身有流动漂浮的一面，如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严厉地谈了历史问题，被日媒体认为是"打历史牌故意打压日本"，其后一段时间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趋于严厉，有点逢中必反气氛，但在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成功以后，日本对华舆论就变得相对缓和，专揭中国阴暗面的文章有所减少。2000年5月和11月，被认为比较保守的富士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放映了原中国留学生摄制的、反映中日友好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纪录片，一时成为日本的热门话题。2010年至2014年夏，因中日GDP逆转、钓鱼岛冲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背景因素交叠，日本各媒体几乎都充斥了反华内容，但14年11月中日之间达成4项共识、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会晤之后，各媒体的对华报道又出现松动。这既反映出日媒体容易情绪化、暗中受到"引导"的一面，也告诉我们不能对日本的报道机构一概而论，盖棺定论，还是要看到经过沟通会有转圜的余地，也应该积极地促进其转变。　　中方似乎还应注意到日本媒体的以下一些特点。　　1.日本的全国性大报实际上在居住着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口的地方城市和乡村只能算“小报”， 因为各地方报纸平均占当地整体发行量的比例较大，而他们大都对极端言论保持一定距离。比如长野县，其境内销售、购读的《信浓每日新闻》的发行量占当地所有报纸发行量的近6成，右倾报纸《产经新闻》几乎无立锥之地。冲绳、长崎、北海道等地的情况类似，而其他地方，除了大城市周围，也都是地方发行的报纸主导舆论。因此，不能仅根据几家全国性大报的倾向而对日本所有媒体下结论。参见以下日本公布的统计：　　都道府県名地方新聞名普及率(%)　　北海道北海道39.7　　青森東奥日報42.4　　岩手岩手日報40.0　　宮城河北新報46.3　　山形山形49.7　　新潟新潟日報53.1　　富山北日本59.2　　福井福井72.4　　山梨山梨日日58.7　　長野信濃毎日56.3　　岐阜中日48.3　　静岡静岡43.3　　愛知中日52.8　　三重中日40.7　　鳥取日本海69.4　　島根山陰中央新報60.0　　岡山山陽50.3　　広島中国44.8　　2.年轻一代的日本记者虽然也受前述各背景因素的制约，但他们中间抱着特定意图作歪曲报道的还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是追求真实。他们有些评论和报道文章为中方所不满，但其另外一些文章又相对客观。我们不要以一两篇文章给其下定论，还应寄希望于这些有可塑性的记者在实际接触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修正观点。某报前驻京记者下车伊始连续发表了不少被中国人认为是胡说八道的文章，但后来其观点有所调整，开始说一些较为客观的话了。　　3.仍然有不少正直的记者在为两国沟通做着大量工作。他们不时提出一些忠告和建议，中方应该增加注意及时接收这些信息、进行反馈的渠道以求改进，这也可体现对其尊重，有利于把更多的记者吸引到良性循环上来。　　4.和中国一样，网络丶脸谱(Facebook)、博客、LINE(类似中国的“微信”)等新兴媒体也在崛起，不可忽视。在日本，新兴电子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之大不如中国，因为日本的传统媒体已经长久地确立了在社会和公众心理上的优势，电子媒体迄今为止还只是起补充作用，谈不上取而代之。但电子媒体在年青人一代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成为无法进入主流电视报刊的"非主流"人士发表意见、连络"同志"的一个阵地。有几家电子网页，如channel 2等，已经成为右翼言论的一面旗帜，对此要重视，也要敢于进入，作正面交锋和沟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方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使中国社会更开放、更有透明度。对驻华记者限制太多，有时反而给造谣中伤留下空间。日本记者常常反映国内某地对采访限制较严，某地则比较宽松，事实上略为宽松并未导致外国记者专揭阴暗面，日益开放的中国要逐步适应西方记者采访的特点。另外，应该下决心纠正国内各地、各单位在接受外界采访时要价过高、乱收费、受贿、拿回扣等不正常现象，使日方媒介不再把对华采访视为畏途。中方还应进一步重视主动做好对日本广大国民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是面向一般日本老百姓的浅显易懂又有针对性的报道和介绍。例如小林よしのり等极端分子运用漫画等通俗的形式去争夺下一代这类的宣传，日本左翼有点自命清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中方也几乎没有做，而且在拱手让出已有的阵地。日文版《北京周报》《中国画报》等因为无利可盈便告停刊，这不能不说是缺乏长远眼光的做法，需要反思的不是宣传发行工作做得好不好，而是是否以日本受众喜闻乐见丶容易接受的形式以及日本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说法去做了探索。中国的对日发行刊物如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也是要下大力气去调整、去转变思考方式的。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四：学界　　日本学界对于日本外交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很大。在日本，学者的社会地位较高，聚集了一批精英，长期以来是联系本国政界、财界和一般民众的思想纽带，也是与外界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的主要窗口，学界的主流意见往往影响着日本政治、社会与外交的走向。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反映问题较快、但易失之肤浅和偏激，而学界的论文、主张，则较为理性和系统，对各界有较深刻长远的影响。日本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和评价在21世纪也有较大的变化。　　日本学界领头人的新旧交替比较快，中坚力量已转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学者。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因冷战和对中苏分裂的看法不同，曾经分裂成互相之间很少往来的几个系统，但在90年代以后，基本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参加同一学术组织、同一学术会议等)从事研究交流，虽然各自观点不一，百家鸣放，但不再各立门户。因此，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对日本学界做概括，即年龄上的分代。现今75岁以上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有藤井升三(中国近现代史)，山田重雄(中国近现代史)，宇野重昭(中共党史)，冈部达味(中国外交)，矢吹晋(中国现代史)、中兼和津次(中国经济)等，曾经引领学界，但已基本退出第一线。毛里和子(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政治)等“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数不多，影响也在减弱。目前执掌牛耳的是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学者，如天儿慧(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政治)，田中明彦(中国现代史)，国分良成(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政治)，添谷芳秀(日本外交和中日关系史)，菱田雅晴(中国社会)等，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也风华正茂，如高原明生(中国政治和中日关系)，川岛真(中国近现代史)，松田康博(中国军事)，等等。　　与老一辈学者相比，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学者主要不是从历史的延长来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他们既少有历史的偏见也缺乏历史责任感，其中很多人较擅长引入欧美的对华分析方法与观点，也有不少中国学界的友人，但真正深入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近30年社会巨大变化的还是不多，其研究成果有时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但他们又比较重视中国，尤其注重了解中国的未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趋势，内心有点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后不再看重日本。我们需要提醒其中一些人不要忘了历史这面镜子，不要割断历史，但也要看到，新生代学者较少历史包袱、较能与中国方面共同探索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不仅日本政治家，连其学者层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慰安妇的问题的关心和意识都越来越淡薄，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　　进入2010年代后，日本学界的“70后”乃至“80后”的新一代也在崭露头角。他们大部分在中国留过学，中文说得比较流利，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比较了解，对中国发展趋势也比较看好，较少先入之见，但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民族问题等，则往往用西方观点予以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重视与这新一代学者的对话、交流，让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如果他们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和语言来客观解释中国问题并对日本社会有影响，那么，对于扭转日本社会的对华偏见将很有作用。　　随着中日之间交流的扩大，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不再局限于大学和政府机关，而是广泛地分布于各民间研究机构、大企业和银行，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变得极其宽广。日本学者的研究特点是很细致入微但有时缺乏纵深感，不过其研究成果在世界的“中国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对亚洲各国的学界和政府有较大影响。日本新一代学者(不仅指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立场至少可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提出“要防止中国离间日美”。其代表者有冈本行夫(自己设立了事务所)、森本敏(拓殖大学)，以及属于老一代的冈崎久彦等，令人感兴趣的是，这3人都是外务省出身。而且，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　　2，主张更直接地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中日关系，对中国实行“是非分明”(即该说是的时候说是，该说非的时候说非)。其中有的学者主张在中美两国之间搞平衡，有的则公开主张把ODA当作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代表性学者有田中明彦、添谷芳秀，国分良成等。　　3，重视亚洲国家之间的协调，如天儿慧、高原明生等。此外，有几位过去重视亚太合作的学者，如渡边利夫(亚太经济)现在对中国批评较多，同时主张与东南亚、印度等的合作。　　4，更多的学者(与上述第三类有重叠)把兴趣放在研究中国本身的各种具体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先了解对方，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和提出主张。1996年至98年，由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牵头，利用文部省的巨额科研资助费，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外交等八个分支(分别由中兼和津次、天儿慧、菱田雅晴、西村成雄、小岛丽逸、田中恭子等负责)展开集体研究，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2008年以后，由菱田雅晴牵头，再次利用文部省的科研资助费，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性研究，有二、三十个学者参加。　　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里面，第四类占大多数。他们受学术不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影响，不少人不愿直接提出超越学术领域的主张，但受美国学界的影响，现在部分学者开始参与政策的制定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上述前三类学者即是其代表。不过，这里对第二、第三类学者的划分是比较笼统的，因为同样是主张从国益出发、或是重视亚洲协调的学者里，有的寻求中日两国共同在亚洲发挥作用，有的则提倡日本领头。　　1980年代以后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的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已开始形成一股力量(仅在大学任正、副教授的就达数百人)，通过著述和在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到日本对华观的形成过程中来。与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相比，在日本的中国学者也许因为离祖国较近，不是完全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沟通两者的角度看问题、提出主张的比较多。2003年，在日华人学者发起成立了“日本华人教授会”，共有近100名华人教授级学者专家加盟(其中正教授级占9成以上，3分之1是理工科学者)。这批人比国内学者略多地了解对日做工作的方式方法，今后应该将其视为日本学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更多地参加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中来。　　日本各阶层对华观之简析之五：一般民众　　笔者在日本生活了近30年，深深感受到“中国”概念在其社会的影响已今非昔比。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大商场或旅游景点有时能够见到一些中国货：毛笔、砚台、纸扇等文化用品以及丝绸、板栗等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产品。但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农副产品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已经有评论家惊呼日本即将成为中国农产品的殖民地;“Maid in China”全面打入日本服装、食品、电器、工具等市场。与以前最为不同的是，一般老百姓过去总抱怨中国的产品质量低劣，现在很少听到这类说法了。二十多年前日本书店陈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屈指可数，现在却充斥于书架(包括台湾、香港)，不过以攻击、谩骂、嘲笑中国及中国人的书籍为多。过去中国人在日本社会寥寥无几，令人稀罕因而受到特别照顾，现在来日留学、工作和定居的中国人多达60多万(另一统计数字是80多万)，已成为日本第一大外来族群，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员，各市役所、区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市、区政府)的服务窗口大多写有中文说明。大学也普遍开设中文课，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已达上千人。　　在直接交往扩大的同时，相互之间的摩擦、不满也在升级。据日本报刊和学者的调查，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和中国人不满的事项，90年代主要为：大量中国人偷渡来日、在日中国人犯罪(尤其是大部分撬窃案件与中国人犯罪分子有关)、在中国做生意被骗、纠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等。而在2014年今日，对中国最不满的事项有：中国以实力强占钓鱼岛并在东海、南海炫耀武力，仗势欺人;日本企业在中国受骗或受欺负;中国从小进行“反日教育”，现在仍然打“历史牌”压制日本;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食品污染流入日本影响了民众生活;中国的PM2.5等大气污染波及日本，等等。　　从这些列举的事项来看，一、二十年前引起日本一般国民不满的主要是一些与其生活直接有关的事，大多数人对中国不了解，也不关心，说穿了，中国力量还弱小，日本社会不把中国当一回事。但今天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不满已经扩展涉及到两国间关系、感到“中国威胁”，以及觉得中国在欺负日本。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按照日本政府的调查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最高值，有8成以上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对中国有“亲近感”，之后这一数据直线下降，2013年至14年的统计，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已经跌为个位数，而对华的反感度则达到80%以上。　　中国国内因为日本国民的对华反感增加，很多国民支持安倍内阁与中国对着干，因而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本来就对中国有偏见，历来想取而代之，有野心，并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友好政策已经过时，或者说本身就是“一厢情愿”，所以对日“两分法”也是错误的。随着日本的对华厌恶感增强，中国民间的对日反感也在发生钓鱼岛问题冲突、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后上升到一个空前水平。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对华不友好”的责任全推在广大日本人民身上。将心比心，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在中国的犯罪率增高到使居民生活产生不安全感时，中国人也难免有人发泄不满甚至产生极端言论。日本这一百多年来从实力上说的确久居亚洲老大地位，已经养成看不起周围国家，至少是漠视、无视亚洲邻国的社会风气，可是中国“突然”崛起，在国际关系上几乎事事压倒日本，日本社会既没有对此做好心理准备，又在媒体添油加醋的煽动性报道渲染下，面对现实感到郁闷，因而产生反感。　　导致中日之间误解加深的另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双方都不同程度地抱有一种先入之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来判断评价对方。不少中国人迄今还认为日本在欺负中国，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受害者意识”，所以两国间发生矛盾，中国一些人就砸日本货，叫“抵制日货”。而他们不知道日本社会也从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反而说中国是大国，应该让让日本。笔者曾经对自己大学的日本学生做过调查，对于“在你心目中中国人是什么形象”的设问，竟然有很多学生回答：“中国都是有钱人，比日本富有”。原因是他们在东京的闹市区经常看到中国人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因而得出中国人有钱的结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日本，也不了解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摆脱贫困。但不管日本学生的认识是否错误，这毕竟是现实。连不少年轻一代的日本政治家也认定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强国，远比日本高出一头。　　很多中国人还认为日本的文化什么都是从中国拿去的，也有很多日本人说两国是“同文同种”，但实际上中日两国尽管历史上交流频繁，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一条不同的水平线上，日本是工业发达国家，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制度也几乎截然不同。双方的交往如果事先没有一定的相互理解，贸然地以己度人，是会产生较大误解的。近二、三十年来双方的交流急剧扩大，又恰恰是在没有互相承认差异、各自凭着自己的尺度去观察、理解对方的情况下匆匆开始的。[5] 因此一旦接触到与自己事先的想象完全不同的实际情况时，心理上就会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转化为对对方的反感。　　中日两国之间不同的思维方式，至少表现在以下各个问题上。　　中国老百姓对于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民事摩擦(例如目前大量越南人、俄罗斯人在华非法就业等问题)比较宽容，而日本则因为其社会原来比较封闭，所以对外来民族的偷渡、犯罪会作出让中国人觉得比较夸张、激烈的反应;　　中国人对于是非的判断有一种绝对标准，即使800年前的岳飞和秦桧迄今仍被看作是善和恶的象征，但日本文化里的是非观念比较含糊，认为人死后一了百了，灵魂都会升天，不再分为好人与坏人;　　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饱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当然会对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在日本，撇开极少数极端分子不谈，很大一部分国民承认对中国是侵略，也主张对当时的军国主义进行反省并防止战争再度发生，但对于同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战争等则认为是列强争夺战(当时美英法荷等都在搞殖民统治)，坏的不全在日方(顺便说一下：苏联在1940年以前称当时的列强争斗是狗咬狗，遭到德国入侵、接受美国军援后才改称反法西斯战争);　　对于自国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中国可以比较坦然地进行反思和否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等遗留问题。据一位台湾记者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分析，那是因为中国有着一连串辉煌的历史，否定其中的一段并不会导致对整个历史和民族自尊心的否定，但他说日本历史上只有本世纪初的几十年才是其跻身于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黄金时代，所以很多人不是出于价值观而是从民族感情和心理上不愿全盘否定这段绝无仅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6]。　　中华民族也有极端感情用事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较为理性和冷静的，看待别的民族和国家，也比较能从大局去把握。相比之下，日本民族比较容易感情化，即用喜欢不喜欢等感情、感觉来代替理性分析和大局的把握。因此，日本社会过去一直对韩国较有反感，但在接触到金大中式的呼吁抛弃前嫌的理想主义之后，很多人一下子变得喜欢韩国了(这种变化与日韩两国的舆论导向也有一定关系)，相反，对中国则也会因一、两件事而变得“不喜欢”，甚至产生反感情绪。　　我们是否还应该透过表面现象去观察日本人的某种深层心理，如不少日本人在傲慢、狂妄地对中国指指点点的同时，其内心实际上有着一种历史上形成的自卑感，有些人则是在靠大声地嘲笑、否定对方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正因为有内心虚弱不安的一面，所以对于中国以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在外交上取积极姿态这一点上较易产生心理压力。由于二十多年来经济长期滞步不前、内阁像走马灯似地变换却仍未找到出路，日本国民当中蔓延着一种焦躁感和保守心理，因而变得顾不上考虑外交形象和外界的反应只求国内说过得去，甚至有人希望从历史上的“辉煌”中得到心理的安慰。这一心理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饮鸩止渴的现象，即愿意支持拍胸脯、说大话的政治家，尤其是敢于骂中国、骂美国，被认为是“有胆量”，这是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得以高票当选、安倍晋三首相的支持率居高不下的主要背景之一。安倍又提出了振兴经济的口号，还实际推进了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措施，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明知其做法是“寅吃卯粮”，不顾长远，但为了眼前走出困境，就宁可“饮鸩止渴”。当年希特勒也是在本国经济、外交走投无路之时，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和许偌夺去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警惕右翼趁此机会活动并导致日本社会进一步右转，乃至成为本地区不稳定的策源地(历史上法西斯政权都出现在经济危机之间)，但笔者长期生活在日本，还是感到要相信广大日本人民有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良知和判断能力，战后近70年的和平生活也使之从内心厌恶战争、反对扩军。只要日本经济不再进一步滑坡(这种可能性不大)，极端右倾化未必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趋势。我对日本社会现状的基本判断是，有一种找不到出路的保守化倾向，但还不能说已经有了明确的向右转的方向。　　现在的日本青年不了解历史，易受那些似是而非又能找到心理寄托的美化侵略战争的书籍言论的蛊惑，对此应当认真看待。如果中方能进一步做好自我宣传工作，特别是真正使日本人理解中国不会像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样去追求霸权，同时对各种经济摩擦会依法处理，再能显示大国胸怀，肯定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的贡献，肯定一下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并虚心听取一些日方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以作改进，我想是能够扭转日本对华亲近感下降的势头的。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在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至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当然，中国把本国经济、社会建设得更好，实现经济繁荣和政通人和，在外交上也真正体现亲和力，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如何看待右翼势力目前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一位大报的社论委员对笔者说，近十年来右翼组织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这些组织原来遍布各地，现在已无力全方位地捣乱，只能拼凑全国各地的力量，利用因特网来进行横向联系，对某地的某件事作集中攻击，以制造事端、引起注意并挑动中日之间的争端。展望今后，右翼势力仍会很猖獗地活动，美国新政权也可能进一步拉日本来制约中国，因此，做好广大日本人民的工作，使之进一步了解中国并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是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外交和长远国家利益。记得邓小平曾说过，对付日本右派的最好办法就是搞中日友好。现在中日交往密切，共同利益增加，怎样让更多的日本国民把握住这一主流，参加到两国间的友好交流活动中来，尤其是使日本各地方、年轻一代成为拥护中日和平友好的主要力量，这是中国方面也需要动脑筋、花大力气去做的。　　几点分析和建议　　以上粗浅地分析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各界对华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据此，本文试作以下几点归纳并提出一些建议。　　1.日本的对华观在内外新的形势下发生变化有一定的必然性。中方应该把握这一新变化的内涵和实质，不要急率地加以否定，也不要寄太大的希望去完全改变它;应该了解这种对华观中的主流与支流、表面与深层、口头与行动之间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知彼知己，趋利避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促进两国友好以利于维护中国周边的和平环境。　　2.新时代的日本对华观的基本特征里，有一些内容是不利于两国友好的，甚至还有中方感到担心的成份，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近百年来日本首次如此正视和重视中国，关注中国的走向，虽然最近一个时期在发泄一种对华不满，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型的反应，是一定阶段一个时期的现象，在深层次上，大多数日本人已经在(不得不)做心理调整，准备与崛起中的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并不是以其心理优越感为基础的关系(当然这需要时间和一个过程)，但又希望中国也尊重，“看得起”日本。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确应该成为中日之间加强合作的新的基础，当然，这也对如何做日方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从根本上说，一个较老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对于一个多有恩怨、又在急剧崛起并有巨大潜力的邻国产生猜疑、恐惧以至内心里不希望你强大，也是“人之常情”，19世纪后半期德国崛起、20世纪前期美国崛起时也多多少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日本学者分析认为不少日本人看到“中国迄今仍然念念不忘过去日本侵略的罪行，因而不由得担心一旦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用同样方式来报复日本”[7]。在中国人民看来这种担心不但没有必要，甚至有些可笑、荒唐，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很难强求，只能在了解和尊重其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做工作。一个国家的强大，意味着对周边国家关系结构产生新的影响，旧的势力平衡被打破，必然需要新的调整。在这一时期，新兴国家如何主动地消除别国的不安心理，建立和平形象，争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使几个处于优势但害怕新兴国家赶上和超过的大国、强国对其进行遏制的企图难以形成气候，是使国际关系不致于发生重大动荡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诚恳地告诉笔者，根据日本在60年代经济崛起以后的经验和教训，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应该对5年到10年后面临来自外部的更严峻的遏制行为(一边受到别国挑剔一边又被要求对国际社会更多地作贡献以及自我牺牲)有思想准备并考虑好对策。　　4.要了解日本近年出现的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里面包含有因为日本自身经济徘徊而带来焦躁不安的成份，还有不仅针对中国一国而且指向各主要大国的普遍性不满情绪。关于前者，本文已经提及，这里主要想指出后者。像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等人，广义上还包括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内心既反“中国的霸权主义”，更是在深层次反对美国压制日本。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右翼在骨子里考虑的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寻求“不受制于人”的强国地位。石原慎太郎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即要从根本上“推翻三座大山”，日本才能有真正独立。这是指否定“美国强加的”战后新宪法、否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所有战争行为作出有罪判决的战后远东国际审判、否定限制了日本发展军力和行动自由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8]。近年里日本因经济无力与美国抗争，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无法把握，对于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所以右派只能主要骂中国或通过对中国说不来表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不满，但我们还是应该了解日本社会较具普遍性的这种深层心理。　　基于上述判断和分析，本文对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以下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首先，不要仅从少数反华言论去判断日本的整体走向，据此来制定对日政策，而应更多地着眼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去做工作。有时明知有人在挑拨离间，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大陆和台湾之间制造矛盾，明知其在不顾事实地瞎说，在煽动中日两国间的对立，对此当然有必要予以回击，但一定不要忘记更高层次的斗争，即与右派争夺群众。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主张现在仍然是对的，因为这既是中国执政党关于团结大多数人的政治主张的必然延长，也有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广大日本人民赞成的事，哪怕有不合理成份，也不要立即正面地全盘否定;广大日本人民不赞成的事，也不要过于强人所求。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该说的要说，但即使是正确的，如果会导致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对立的，则也应点到为止，从长计议，从大局着想。　　第二，如何去回应日本近几年里出现的一些不友好言论乃至“嫌中”的倾向呢?我认为必要的解释和反击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以大国的胸怀、度量去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对中日友好的支持。日本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不守信誉、索取贿络、执法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提出批评和不满，应予虚心接受。对于日本担心中国走向军事大国或对我“人权”、民族等问题，不要一概斥之为恶意，对其中故意寻衅者的回击，也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注意分寸，不感情用事。牢记斗争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争个明白和输赢，不是企求少数的花岗岩脑袋产生慈悲和西方出太阳，而是为了让大多数群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并支持中日友好，因此千万要避免把对少数人的回击变成对整个日本民族和人民的否定。对于日本重视一些枝节问题的习惯思维方式，既要妥善回应，又要站在更高层次上去显示风范，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说对华ODA被抹煞和没有得到感谢等，中国学者列举数据证明并非如此，领导人则重新表示了谢意，这种以退为进的对应，反而在日本得到了理解，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指出日本过去接受世界银行贷款修建新干线同样不为大多数国民所知。[9]　　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已故木村一三先生曾对笔者说，要使大多数日本人亲近中国，还是应该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存小异求大同，尽量扩大朋友的圈子，孤立少数的右派。中国还应提出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浅近易懂、又有心理感召力的“王道论”口号(与美国搞的“霸道”形成对照)和实际可行的促进世界和平的主张，这样才能获得大多数日本人发自内心的尊敬。[10]　　第三，对不少右派、保守派也要尽力做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曾使不少右派转变了立场，如战争中有罪行的笹川良一，曾属极右“青岚会”的渡边美智雄，等等。仔细观察现在日本不少批评中国时言辞颇为激烈的政治家、学者和舆论界人士，大部分属于对中国不了解而人云亦云，或是因为觉得受到中方“不公正待遇”、心里有委屈。事实上有几个前几年被中方冷淡的人士，一度逢中必反，但经过做工作，并让他们来中国看看真实情况后，其观点已有转变。怎样使右派、保守派至少中立或无害化，而不是把他们赶到没有退路的角落上去，是值得研究、重视的问题。从某个意义上说，让有所转变的右派来做右派的工作，要比中国出面更有效果。　　第四，针对日本社会表面骄横内心自卑的特点(这种心理在右派、保守派身上都有反映，也是不少老百姓易于认同某些反华言论的心理背景)，即使进行批评时也应尽量不用猛烈敲打、搞运动的形式，因为这样做效果可能恰恰适得其反。针对日本右派既反华更反美的特点，中国是否不必也把批判日本国内的右派、民族主义动向的所有责任都包揽下来(事实上如果没有韩国、东南亚的共同声音，仅由中国来解决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是难以办到的)，也不要让美国退居二线并在中日争论中获得渔翁之利。对于一些阻碍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历史问题，如南京大屠杀事件，虽然日本国内有一部分右派妄称虚构，但即使是日本政府也已表态“发生了对平民的无差别杀害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否可以组织双方学者进行联合调查研究，先从整理和公布历史资料着手，尽早使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或相近的认识。　　第五，学习周总理，把工作做到日本人民的心里去。据长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友人介绍，日本人为之倾倒的周恩来对日外交有以下几个具体做法：　　1，周在会见日方人士前先要听取有关对方的个人及家属情况及其爱好的介绍，会见时总要指名道姓地谈及对方的个人和前一次见面时的话题等(如对方的女儿是否已经大学毕业和工作了)，令人感到亲切和个人受尊重。　　2，周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每次都要说“中国发展得还很不够，看了以后请多批评”。　　3，周总是让对方先说，然后自己说，也不在会见时做长篇讲话。　　4，每次会见时周都会有意无意地谈及一件有关日本的具体事情，如日本的豆腐好吃等。　　5，周在百忙之中除了会见日本高级代表团以外，还经常会见农民、学者等群众代表团。　　遗憾的是，今天中方这样做工作的不多，而李登辉等则接了过去，争取到了一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日本人的同情。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应该对做中日友好工作有新思维，并着眼于年轻一代。在双方的地方和民间交流中，要进一步淡化政府色彩，让国民之间在直接交往中增加理解和信任，有时一名歌星影星被日本社会接受，其影响会比官员访问大的多;扩大日本地方议员与中国各地人民代表之间的交流渠道;让国内的各种声音(批日的和喜欢日本的)都能参加到交流中来，使之确实地了解中国新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的价值观的多样化;为日本小学、中学生来中国修学旅行(几乎所有日本学校都组织去国外参观交流)提供更多的方便，最好让日本青少年能有组织地住到中国老百姓家里进行直接接触;让两国的年轻一代培育起共同的兴趣爱好乃至价值观，比如在保护环境、爱护唯一的一个地球、支援受灾和贫困地区、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等等方面寻找共同话题进行对话和联合行动。　　友好是一种感情，遇到问题和挫折会发生动摇，而相互理解则比较理性，是长期友好的真正基础。笔者相信，通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增进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对中国友好终将成为日本各界的主流意识。　　[1] 北京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尚会鹏的如下分析与笔者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认为：“日本人的控制内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们在别人面前是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 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文化上相似，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日本跟中国同属于东方国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呢我有一句话，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远’”，“ 日本人缺乏一个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这样的一种主体的意识形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杂交”的特点，那么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虽然进入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自我认同上，它仍然有一种危机感”，“ 日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有一种焦虑，他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整个日本像一部雷达一样，时刻跟踪世界，唯恐落后”。《日本人自我定位难 日本像雷达时刻跟踪世界唯恐落后》，凤凰网，日。/program/sjdjt/detail_/.shtml　　[2] 2007年，当时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说“也许20年内，这里(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这一说法的背后反映了日本精英层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　　[3] 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予以强烈抗议，不少学生上街游行。当时日本主流媒体不认为这是共产党“反日宣传”的结果，而是“中国还很穷”，所以内部矛盾表现为对外不满，因此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呼吁应该进一步援助中国，“只要中国发展了，就不会那么骂日本了”。这与今日日本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日本的意见都归咎于党和政府的“反日教育”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其最大区别就在于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有一种对中国的不在乎和源于自信的宽容“雅量”。　　[4] 引自日本《论座》月刊2000年第7期。　　[5]　参见笔者发表在《北京周报》2000年第45期和《日本经济新闻》日“经济教室”版的文章。　　[6]　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徐宗懋在日本《留学生新闻》与笔者对谈时提出的观点。　　[7] 参见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的论文，刊于英文版”Japan Echo”,1998年第12期。　　[8] 一位在日的中国朋友对我作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在中国，领导人反美但老百姓不反美，而在日本恰恰相反，领导人亲美，政治家、财界、学界则对美反感的人较多。　　[9] 参见笔者发表在日本《论座》2001年第2期的论文和2001年第3期《公研》月刊上的和宫崎勇的对谈。　　[10] 木村一三与笔者的交谈和发表在日本《JCCマンスリー》2001年1月号的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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