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卖官鬻爵_市委书记_大木 小说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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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卖官鬻爵
　　安小宾送汪登生8万元和5000美元——送尤滨建5万元和2000美元——官复原职——再次贿赂当上商业局长——黄友仁抛下8万元当上公安局长——同乡、至交送两条中华烟，尤滨建气愤不予调动——汪登生说受贿理论——提前把银行存款提走——指纹鉴定存单为孙玉娟所为
　　9月20日上午，这是一个凉爽的仲秋。沂南县城的机关和往常一样，如同一架机器有条不紊地转动着。然而，人们却悄悄地在传递着昨天夜里发生的事。那惊讶的程度犹如当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那样令人震惊。机关干部们甚至在电话里打着暗语，有的干脆走出办公室，相聚在隐秘的地方谈论著。连那为数不多的四套班子的头头们也在默默地用目光交换着什么。人们都急于想知道拘捕沂南县两个要员的惊险场面。这消息逐步逐步地扩散，很快，县城的大街小巷，连那些个体商人，居民，以至妇女、老人无不在议论著这一热门话题。
　　审讯工作已经在紧张地进行着。
　　汪登生上任不到半年，接受尤滨建的意见，分两步对县直机关部委办局的领导班子和乡镇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一时间，想提拔的，想进城的，想下乡的干部如热锅上的蚂蚁。干部考察、方案的酝酿全部在尤滨建的操纵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自然能够找到县委书记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不过都是乡镇党委书记和部委办局的一把手。电话预约，登门求见的人越来越多，汪登生为了不让这些人撞车，悄悄地排了一个约见表。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让那些极善钻营的人而屡屡得手的。安小宾因毕家事件被公安局暗中调查，虽不了了之，但乡党委书记被免掉了。当他听说新书记要动干部了，竟然大胆地深夜登门求见县委书记。一番义愤填膺之后，给书记留下8万元人民币和5000美元作见面礼。与此同时，他又直闯尤滨建办公室，一番鸣冤叫屈后给尤部长留下5万元人民币和2000美元。后来的安小集如愿以偿地官复原职了。不久，安小宾觉得经过毕家事件后，在新四乡再呆下去心里总是不踏实。
　　看着县商业局长摇摇欲坠的宝座，他再次向这两个手握权柄的要员发起进攻。重新当上乡党委书记的安小宾更加常常堂而皇之地缠住汪登生。一天晚上他再次登门求见汪登生，又一次抛下5000美元和8万元人民币。并且挑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10多年，想到机关来，如果商业局长没有合适人选的话，请书记关照。又以同样方法向尤滨建掷下6万元人民币和3000美元。尽管当时群众对安小宾已是怨声四起，尽管县人大常委们不少人有着抵触情绪，但是汪登生和尤滨建还是强行实施了这一方案。安小宾为了这项乌纱帽不措重金投入！其实汪登生、尤滨建也想过了，商业局长这项乌纱帽总要给出去的。安小宾投入了几十万元，不给他又给谁呢？
　　黄友仁先后给汪登生选择了三个少女，自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而微妙了。只是黄友仁看中了公安局长那个宝座时，才在汪登生身上投入8万元人民币，当然汪登生是经过一番努力才使他穿上那身服装的。
　　尤滨建表面上一副和善的样子，可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他有一个同乡郁兴成，而且两家有过亲密的交往。这个劳动局副局长郁兴成大学文化，当时只有41岁，且精明能干，他觉得劳动局长比他仅仅大五岁，尽管劳动局副局长也是人们向往的要职，但他想乘自己年轻，利用尤滨建组织部长这个有利条件，到乡镇任党委书记。当他带着这个雄心壮志乘中秋节之前，特地赶到商阳，拜见这位大权在握的故旧至交时，尤滨建说：“你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上的副局长，下去当党委书记，那是一点不过分！”
　　当时郁兴成带着的礼物是一条中华香烟和一盒月饼。送走了郁兴成，尤滨建打开报纸～看，除了香烟和月饼外没有发现他所需的东西，顿变了脸色，几乎把香烟和月饼扔到垃圾堆里。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响声。心里暗暗骂道：乡党委书记就值一条烟钱？见你的鬼去吧！就是20年前也换不到！满怀希望的郁兴成在大批调整干部时，等来的却是一场失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明白其中究竟为什么。奇怪的是劳动局的秘书已经45岁了，却调到县城所在镇当了镇长了。朋友们笑话他是铁公鸡。气得他从此再也不去见这位故旧至交部长了。
　　这次调整部委办局、乡镇领导班子，上下一片混乱。工作能力突出，群众认为应该提拔的干部却微乎其微，那些靠吹牛拍马、投机钻营的一批人纷纷走上领导岗位，甚至占据重要领导部门。
　　不久，群众中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
　　要想富，当干部，干部是棵摇钱树；摇来钱，再买路，买路爬向更高处；再买更大摇钱树。
　　人们私下里传说，汪登生卖官有个起码的价码：股长一万八；副局三万八；正局四万八，乡镇党委书记五万八。
　　在沂南县也有例外，那就是粮食系统要提拔干部，只有找侯希光。群众说粮食系统是小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候希光是从汪登生那里成批地把乌纱帽批发来的。汪登生担任县委书记以来，粮食系统提拔乡镇党委书记四人，局长三人，副局长八人，乡镇副书记、副乡镇长12人。
　　侯希光陪同汪登生去香港一次，美国、澳大利亚各一次，全国著名风景区几乎都已去过。能享受的侯希光都让汪登生享受过了。侯希光为汪登生设立专门账户，钱是源源不断地往上打。为他选上美女达八人。
　　这是一间；随时设置的秘密审讯室。
　　李亚辉、高亦健、葛运成坐在桌子正中，邹正和两名书记员坐在一旁。
　　汪登生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我这辈子，吃过、玩过、乐过，挥霍了大量人民的血汗，死也不冤枉。我知道，我的权力太大了，没有人监督，失去了自我，这是导致我犯罪的根源。临死了，我还要说，要想铲除腐败，必须从制度上削弱一把手的权力。否则，你们杀了我汪登生，还有赵登生、李登生。”
　　高亦健说：“汪登生，你从侯希光那里先后共受贿了多少钱？”
　　“那账上都是有记载的，大概近100万吧！”
　　“你没有想过这样多的钱，会是什么后果吗？”
　　“权在手上时，谁去想这些，不是管也平，我还是市领导的接班人呢？”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高亦健问。
　　“是啊！我也想过，我整天吃的是山珍海味，只不过是一个胃子，吃饱了还能带到哪里去？
　　再好的房子，睡觉只是一张床。
　　何况这些已经不需要我花钱了。可是，我算什么？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陈希同、王宝森，贪污受贿那是上千万、上亿元，不光是人民币，还有大量的外汇。法制不健全，谁看着钱不拿？就像使用干部一样，无论干部好坏，问题不在这个干部本身，而是用干部的人的问题。”汪登生说，“还有，全国两千多个县，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县，去认真查一查，无论问题大小，按照中纪委文件，按照法律，哪一个县委书记不该抓？”
　　“你倒是有一套理论根据的嘛？”李亚辉说。
　　“不过像管也干这样的领导，我是见到第一次。所以，请你们转告他，我要单独和他谈一次话。”汪登生说。
　　“你的这个要求，我们会转告管也平同志的，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葛运成说。
　　“你不知道卖官鬻爵这种做法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违法行为吗？”李亚辉说。
　　“我不这样认为，当今的官场上，靠什么？靠能力，水平，非也。哪个不靠后台，靠吹、靠骗、靠权力、靠金钱就这样无缘无故当上官的？有也很少。这种官，谁当都一样，我怎么知道那些不吹不拍，不买官的人就是好人呢？其实哪有官不是自己千方百计地挖到手的呢？我从不说谁谁谁要当官这句话。自古以来，谁是不想当官而当了它的？那些说别人想当官的人比谁都充满着欲望。为什么公开招聘厅长、处长、局长时，应聘的人报名者往往成千上万？为什么局长、处长、科长竞争上岗时你争我夺？选省长、市长、县长时个个拉选票？到了退休年龄时，个个都不肯退，不就是怕失去官位，失去权力吗？”汪登生似乎有些激动地说。“如今，工资和职务挂钩，还有住房、汽车，官越大特权也就越大。这不明显是鼓励人们在官场上拼命你争我夺吗？我不干那‘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事！”
　　“那么你任县委书记以来，卖了多少官呢？”
　　“这个我会如实给你们一个详细材料的。你们处理我，能改变中国目前的现状吗？”
　　周兴标、邹正、徐林正在另一审讯室里审讯尤滨建。
　　周兴标问：“你为什么突然不告而别？”
　　“家里打电话来，有急事，晚上又没有通知开会，我回家处理一下，打算明天一早就回来。”
　　“那旅行箱里的10万元钱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我的钱，那是我老婆弟弟准备炒股的钱。”
　　“炒股钱为什么放到你家里？”
　　“他那里没有证券公司，准备在市里投入股市。”
　　这样的审讯简直令人感到太荒唐了，邹正觉得这家伙一定是掌握了内部的情况，他主动交出五万五千元现金，家里却什么也没搜查到，这说明他作了充分准备。
　　邹正突然问：“你和公安局换轿车，怎么会拿了五万五千元钱？”
　　尤滨建的心头一震，他立即平静一下说：“我不是将钱交到管书记那里去了吗？”
　　“不对，你说那钱是你接受贿赂的钱。”邹正紧逼问。
　　尤滨建稍有些慌张地说：“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安小宾乡党委书记被免职后，重新复职，在你办公室给了你多少钱？”
　　“没有。”
　　“不，是5万元人民币和2000美元。”
　　尤滨建的心里突然乱了方寸，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但他始终抱着死不认账的态度。于是说：
　　“有什么证据？”
　　“第二次，安小宾为了当上商业局长，又用同样方法给你6万元人元民币和3000美元。”
　　“我不知道。”
　　正在这时，邹正的手机响了，他向周兴标点点头，大步出了审讯室，一边走一边打开手机：
　　“喂，哪位？”
　　“邹正吗？我们查了市里的大部分银行，分理处、营业部，以孙玉娟名字存款共有六笔，人民币达42万元，都已在前一周前把钱提走了。还有三笔是尤滨建的名字共20万元，也于前几天支取了。”
　　“知道了，把这些原存单和支取的凭证复印成件，立即赶回。
　　不，把这些取款凭证和存单借用一下，立即进行指纹鉴定，要快！”
　　邹正关掉手机，回到审讯室。坐到原来的位置上，突然问：
　　“尤滨建，你虽然狡猾，但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你为什么在近一周之内把在商阳市以你老婆名字存的六笔定期存款，42万元，提前取走？还有三笔是你的名字，20万元，也提前支取了？”
　　尤滨建设有料到，钱取走了，还会被发觉，顿时慌张起来，半天说不出话来。
　　邹正又问：“你哪来的哪么多钱？”
　　他没有回答。
　　尤滨建陷入深沉的思考当中。自从坐上沂南县委组织部长这把交椅之后。开始他只是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认为自己虽然已经46岁了，但是终于登上的副县级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至于更多的享乐，他还并没想到。第一次尝到钱的滋味，是他上任后不久一天晚上，西霸乡乡长章泉子登门求见他，说是他想换换位置。走后，在沙发上留下一个纸包，他打开一看，却是三万元人民币。他一阵狂喜，收起三万元。不久，西霸乡书记调走了，由章泉子接任乡党委书记。此后，他便开始觉得这个组织部长不光是心理上的满足，更是一个生财之道，只要是投入量大的人，他都千方百计地满足要求。后来对那些小思小惠，他却装出另一种面孔。或当面退回，或打电话让送礼者到办公室取回，或让部里的秘书转交。曾经一段时间，尤滨建被人们传颂为清正廉明的组织部长，（沂南报）曾以（两袖清风的组织部长）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文中列举了尤滨建大量退回礼品的例子。一时间尤滨建成了沂南县空中的一颗廉洁的明星。
　　当然那些投入量大又得到满意回报的书记、局长们心中暗暗觉得好笑。可是谁也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这层薄薄的窗纸谁也不会捅破的。他们岂不知道行贿也是一种犯罪，传出去对他们的乌纱帽也不利！
　　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那些存单上除了都有孙玉娟的指纹之外，部分存单上有尤滨建的指纹，而取款单上全部是孙玉娟的指纹。
　　邹正拿着指纹报告去找李亚辉和高亦健。高亦健看着指纹鉴定报告说：“这个家伙诡计多端，马上再进行审讯。”
　　“应该立即追回这笔巨款。”邹正说。
　　“审讯和追款同时进行。”李亚辉说。
努努书坊 版权所有有人说，卖官鬻爵之风起始于晚清，说是因为晚清废除了科举取仕制度，堵塞了人才入仕发展之路，把知识分子逼急了，才导致晚清上下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其实，历史的本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最早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汉书》）。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东汉桓帝刘志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记》），卖的官爵种类大增，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先是“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单就卖官来讲，也是一种公平，毕竟油水不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由自己挥霍。和现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设户头性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人家刘宏可以明目张胆的来。那么，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在我国古代，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从朝廷领取一定数量的钱或物，称为“官俸”，或者叫“俸禄”，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发的工资津贴。各朝代各个时期发给官员的“俸禄”也不一致，或发银两或给土地，也有给实物的，如盐、帛、丝等，但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用米或谷等粮食作为俸禄。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做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那么这三五百万钱的概念又是多少呢？据《汉书》记载，当时的米价，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又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按现在的米价，1块钱1斤米（这是动态的，物价这玩意谁也吃不准），若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汉时的2文钱，相当于现在的1元人民币。那么，县长一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两三百万。如果搁现在，这点钱根本就不叫什么了，还不给哄抢了呀！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应该说，这官卖的也的确够贵的。毕竟古时的经济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再便宜，咱老百姓也买不起。由于官价太高，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官价开始有些缩水。《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汉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老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由此而来。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谓“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后汉书》）。汉灵帝荒淫无道，朝中宦官弄权，朝纲败坏；朝外上行下效，穷其能事。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再加上汉灵帝为政期间，全国又多发地震、水旱蝗灾、流行病疫，一时间民不聊生，只得揭竿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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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买官卖官是腐败的极致，也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应运而生，在一定范围买官卖官盛行，“不请不送，降低使用；只请不送，原地不动；会请会送，提拔重用”、“看票子厚度决定位置升迁”成了潜规则，干部呈现逆淘汰，让人痛惜不已。其中原因在哪？让我们听听落马贪官咋自曝“卖官鬻爵”秘笈：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1994年至2000年担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他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大肆收受贿赂，买官卖官。向其行贿者，在县直所有单位的领导干部中，几乎没有空白点。落马后，他在忏悔书中这样吐露“卖官真言”：　　“别的县委书记怎么选人、用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办的：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我，我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去讨论，这就是按正常程序走。在这方面我绝对是按规矩办的，无论选谁用谁，我都是要走这个程序的。　　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召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比如想把给我送礼的某个人从县里派下去提拔，或想让急于回城而给我送礼的某个乡镇干部回城，我就以他们的自身条件，如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等，为基本标准先划出个范围，绝对不能点谁的名，而是让组织部按照‘范围’下去‘找人’，找到后我再按程序办。表面上理由充分，程序合法，实际上是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用这办法进行回报的。　　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　　再说，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也都在经常揣摩、时刻注意着我的心思，靖宇就那么大个地方，就那么一些人，我想用谁、怎么用，他们仅从我平时对谁的表扬、对谁的批评上，也都能领会个差不多。因此，他们基本上都能按我的意思办，根本不用你去点名要提拔谁。要那样做的话，仅从表面上看，就违反程序了，现在哪还有那么蠢的人呐!要真是那样明目张胆，你这个县委书记干脆就别当了。　　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他们端上来的‘盘子’基本是不动。因为每次端上来的‘盘子’，里面盛的也都是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去动的必要。否则，他们连这一点都领会不了、做不到，明知是违背我的意思，我肯定要推翻的还要硬往上端，他们还能继续当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吗?”　　如此这般，李铁成就是这样在名正言顺的“职权范围内”，在无懈可击的按“正常程序”办的背后，十分隐秘而又顺顺当当地完成了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程序”成为他手中的玩物和掩人耳目的工具。　　李铁成何以一手遮天，想卖官就能卖官？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作为“一把手”，他手中的权力太大，近乎绝对化，在那样氛围内，官员不想腐败都难。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普遍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用人方面存在的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外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必须严厉惩肃。　　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就是削减各级“一把手”过大的权力，减少权力的潜在含金量，降低权力的净收益，以减少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度；同时扩大民主，让民意选官“持大股”，让权力需求者在“阳光下”通过平等竞争向全体社会成员“公开要官”，而不是在“黑暗中向少数人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受到遏制。　　【本文选自
（责任编辑：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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