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东北人”：辽吉黑三省超越省籍的身份认同
2017_大连开发区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成为超级会员，使用一键签到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139,056贴子：
“我是东北人”：辽吉黑三省超越省籍的身份认同
“我是东北人”：辽吉黑三省超越省籍的身份认同徐寅杰基于历史沿革或现实需要，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特别是省级区划，并不会严格按照地域文化或自然地理单元进行安排。省内各地区互不认同已经屡见不鲜，跨省界的地域认同也很常见，例如华东地区有泛吴方言认同，南方各省存在泛客家认同等。但是，一般而言，跨区域的认同感很少能超越省籍认同，但中国东北地区恐怕是唯一的例外。20世纪，一个分布超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汉族民系在中国东北横空出世。这个连片分布于今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四盟市的民系，内部差异小于关内其他民系，并迅速形成了足以影响全国的区域流行文化；更令人称道的是，东北居民的泛地域认同至今仍不输于各自的省籍认同。当面对其他地区的居民时，他们往往首先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即便他们自称“吉林人”或“黑龙江人”，也经常被交谈的对方下意识地直接归为“东北人”。东北内部的地域认同或地域文化之所以如此坚固，并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刻板印象，这与东北民系形成较晚、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区域封闭性强等原因密切相关。从闯关东说起东北为满族龙兴之地。为确保旗人独占东北和“国语骑射”的传统，防止汉民随意进入旗人聚居区，清廷在今辽宁、吉林等地用堆土的方式修筑边墙，再在土墙之上“插柳结绳”作为篱笆，形成“柳条边”。凡进出边门各族人民，必须持有证明，从指定的关卡验证进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清初柳条边示意图然而中原灾荒不断，人民苦不堪言，地广人稀、水美土肥的东北地区自然吸引了他们。于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柳条边，“偷渡”至边外开垦，颇有今天叙利亚难民勇闯欧洲的架势。这一趋势自乾隆朝开始愈演愈烈，柳条边已形同虚设。清廷被迫于咸丰年间采纳了“开禁放垦”的政策，首先在黑龙江地区实行。清末，东北边地成为沙俄不断蚕食的对象。“移民实边”也逐步成为清政府应对沙俄入侵的有效手段，“闯关东”随之形成风气。从1861 到1911年的50年间，东北人口翻了近六倍，除去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至清末迁入东北的移民至少有1000多万。民国建立以来，东北移民有增无减，在前期的20余年中，就约有近千万人出关谋生。清末开始的“闯关东”运动深刻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构成，客观上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奠定了该地在经历一系列殖民浩劫之后仍能顺利光复的群众基础。年间东北垦殖人口集中地区“闯关东”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海路，胶东半岛移民大都泛海而来，自辽东半岛登陆，或定居于半岛，或北上散居东北各地；二是陆路，直隶和山东西部的移民则大都沿陆路出山海关，奔向东北各地。海路移民在辽东半岛一带成为优势民系，较少与其他移民融合。至今大连一带口音仍和胶东半岛保持一致，与东北其他地区“新方言”的差异很大，再加上俄日租借地的独特背景，发展出异于“大东北认同”的“大连人认同”也就不奇怪了。直隶移民在热河地区（今朝阳、赤峰一带）也占据数量优势，该地因此保持了京畿一带的口音；当然，从学术层面上讲，北京周边（天津市区除外）、热河，甚至冀东口音也可以被视为广义东北方言的一部分。海陆两条线的移民继续深入东北腹地后，操着直隶方言、山东西部方言和胶东方言的人们不断融合，一种相对简单的“普通话”就诞生了，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狭义“东北话”，而讲这种方言的人就自称或被称作“东北人”。狭义的东北话，在语音语法上与普通话基本非常接近，虽内部差异极小，但地理上越往北越则越接近标准普通话发音，说明这些移民越远离祖籍地，混合的程度就越高。东北方言分布示意图“闯关东”的大门在“九一八”后为战乱所阻，少数移民开始往原乡回流，但东北人口结构还是稳定了下来，并在接下来的伪满洲国分裂阶段和新中国集体化运动中发展出明显有别于山东、河北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民系并延续至今。相对其他汉族民系而言，东北民系形成最为晚近。东北官话“入派四声”都很紊乱，且很多东北人至今仍能准确说出精准到乡、村一级的祖籍地，这是民系形成较晚的两大表征。短短一百年的光景，东北地区想要像中国其他区域那样，孕育出按照行政区划或其他因素划分的亚文化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大东北”的统一认同还会长期维持下去。东北民俗文化除内部高度一致性外，近年来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自信的加强也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内部认同。复杂而动荡的行政区划调整稳定不变的行政区，对省籍认同的形成有很大帮助。如福建省，虽然内部方言大相径庭，但自古就是个稳定而独立的行政区，因此包括客家人在内的省内居民都高度认同“福建人”的身份，也会依照行政边界把本省和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刻意区分开来。相形之下，近现代行政区划的混乱多变严重破坏了东北人构建各自省籍认同的政治基础。自“闯关东”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特别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东北地区几乎每一二十年，甚至一两年就会有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在1907年，在徐世昌的推动下，东北废除旗民分治制度，采用一元化的民政统治手段，仿照关内设省。三省各设一名巡抚，徐世昌为三省总督。“东三省”这个名词就此诞生。当时的奉天省主体上是今天的辽宁省和吉林省南部，吉林省则管辖松花江、乌苏里江、图们江合围起来的一个三角形区域，黑龙江省则分管松花江以北区域。清末东北行政区划格局民国建立后，基本继承了清末东三省格局。只是北洋政府在承德、赤峰一带设置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目的是为了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势力；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将热河行政区改为正式的省。虽然热河建省成功，但背后的实际管理者却是易帜后的东北军，省主席的位置也归属东北军的原热河都统汤玉麟所有。热河省人口结构和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与东三省比较接近，通常也被视为东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出现了“东省特别区”这个非常特殊的省级政区，独立于东三省之外，管辖满洲里到绥芬河，以及哈尔滨至长春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行政区划格局“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随之成立。对于这个傀儡国家而言，高层区划只设四省一区显然是不够的。在省区不断缩小的尝试中，东北省级区划一下子进入了动荡期。伪满洲国先是在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区设立兴安省，随后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东北四省一下子改划为十个省；兴安省则被划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1937年以后，伪满洲国又新设通化、牡丹江、北安、东安、四平等省，省份数量最多时曾达到19个。由于伪满洲国统治东北14年的过程中频繁进行区划调整，清末以来逐步构建的东三省或东四省认同已经消失殆尽。伪满洲国后期行政区划格局东北光复后，伪满洲国的那一套区划自然不可延续。考虑到东北经济基础远比关内殷实，南京国民政府还是设置了“东北九省”区划，再加上热河共计十省，另有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行政院院辖市。此时，东北各省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上，都远逊于关内省份，但在经济指标上却大幅领先。民国后期东北行政区划格局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东北区划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则，出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承诺，东北西部统一划归了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二则增设众多直辖市，突出了东北各大工业中心的行政地位。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区（后改为“旅大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直辖市先后设置，剩下的区域则整合为热河、辽西、辽东、吉林、松江和龙江六个省。这六省六市均由东北行政区代管。新中国建国初东北行政区划格局1954年到1955年，新中国经历了一次省级行政区划大调整。东北行政区撤销，其所属的六省六市先后整合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与现在的黑吉辽三省管辖范围几乎一致。本该就此稳定的东北区划却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受冲击。受当时政治风暴的影响，原本横贯东西的内蒙古自治区被拆分，东部的昭乌达盟划入划归辽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南部两县划入吉林，呼伦贝尔盟大部则划入黑龙江。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此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自1978年以来将近40年的时间也是东北百年建制史中最为稳定的时期，但这40年对于构建东三省各自省籍认同而言，显然还是太短了。“文革”期间东北行政区划格局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立每一个族群都能从与周边族群的比较中寻找到内部的共同点。东北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和近现代独特的发展轨迹，给东北人群体打上异于其他汉族民系的深深烙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近几年东北经济痛苦的挣扎中，东北人越发体会到自身思维、行为方式与他们口中“南方人”的差异，深陷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立；与此同时他们也惊讶于东北各地各方面的共同点，甚至发觉东北各地经济倒退的步伐也趋同了。东北地理上的孤立首先，东北在地形上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单元，主体是被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包围着的纵贯南北的大平原，只有西南面的辽西走廊开口连着华北平原。东北人因其拥有“白山黑水”所环抱的自然环境而骄傲，当然也能意识到背后糟糕的区位问题。从政治军事层面来说，一旦东北内部出现反对势力，或遭到外敌入侵，关内军事力量驰援的难度是很大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勃兴、民初奉系军阀的盘踞，及至日本关东军的侵略都充分利用了东北地形易守难攻的特点，不仅独霸一方，还严重动摇了中央政权的根基。近代外蒙古的脱离，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孤立了东北。从经济交通上来讲，地理上的天然隔绝令东北融入全国大网络、大市场的难度陡增，进而难以分享到关内发展的红利。近期公布的《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中东北高铁干线不仅略有“脱网”，而且密度明显逊色于关内各省。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地理上的孤立导致了心理上的孤立。在移民文化、相对先发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高层次的集体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东北人群体思维方式历经了两三代人的塑造后，已经明显有别于关内汉族民系。东北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发挥着工农业支柱的作用，也是政府各类政策，特别是计划经济政策落实得最为到位的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绝大多数人都能在集体化的体制内安稳生活；仅这一点，东北人心态上就足以傲视全国。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集体化伴随而来的是东北人缺乏自主性、竞争性，墨守成规，依赖体制的思维定式。在资源枯竭、传统工业衰退的背景下，东北积压下来的社会问题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以更直接、更负面的姿态释放出来。原本贴在东北人身上的“排头兵”的标签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大砍省”、“乡土文化”、“思维僵化”等新标签。而东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过程中非但没有弱化，还在东北人大举购买海景房，东北籍艺人驰骋演艺圈的进程中得到强化。这些有关东北的新标签、新变化也逐步被东北人所接纳，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汉族民系新标准和构建统一地域认同的新基础。 【图片】
申请花旗信用卡
只有快手才能救东北
我是大连人
咱东北的太多在外地败人品的了。。。全国都骂东北的呢，跟河南划等号的。。。这三个字已经是贬义词了。。。
头次看到如此细致全面的分析。。。
内蒙东部 我是东北人
感谢赵本山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
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咦，为什么大家习惯把东北三省当做一个整体？
写在前面！“东北人”这个名词，自称和他称都很常见，这种超越省级行政区划的高度认同，在我国境内的确绝无仅有。我国的确没有“东南人”、“西南人”、“华东人”、“华南人”、“华北人”、“华中人”等习惯叫法，不过会有“客家人”、“山陕人”等少数跨省的民系泛称。另外，西北地区以外的人可能会把西北五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人称为“西北人”，但是西北五省内部互相之间认同度并不高，他们也很少会自称“西北人”。当然，所谓汉民族内部的“民系”或“族群”的划分，以及族群内部认同度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识。所以，各位读者对我这条答案中部分看法有异议，也纯属正常，请不必较真。
另外这个答案的第四部分也是我的省级区划边界形成系列之一（介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其他几部分在此顺便做广告：
（1）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台湾：
（2）甘肃、宁夏：
（3）河南、湖北、湖南、贵州：
话归正题！我这里所说的“东北”，主要指黑吉辽三省，也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通辽、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等地。东北之所以内部高度认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东北民系形成较晚；（2）东北大区级政区历史上较为统一，而东北内部政区变动频繁，现东北省级格局形成很晚；（3）东北地理上具有一定封闭性。
一、东北民系的形成
今天的我们所说的“东北人”或“东北民系”形成于“闯关东”之后，“闯关东”的历史大家可以在维基或百度上查询到：。在清朝统治中国的前中期，满族统治者通过修筑柳条边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因而禁止关内民人在柳条边以北开垦，到乾隆年间这一政策的贯彻达到巅峰，以致东北大部形成无人区。在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大量内地移民偷偷涌入东北垦殖，清政府随后于光绪年间放开禁令，“闯关东”随之形成风气，一直持续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两省，部分来自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地。下图为柳条边示意图
今天，除了辽东半岛等东北南部地区操“胶东方言”之外，东北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北部个别方言岛除外）均操东北官话。东北官话，其实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混杂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简单的“普通话”，且越往北越接近今天的普通话发音，说明这些移民越远离祖籍地，混合的程度就越高。原热河省（承德、赤峰、朝阳等地）境内主要是河北移民，使用“北京方言”。北京方言被认为是广义上的东北方言，但比东北方言更接近普通话，因而原热河省并不符合“越往北越接近普通话”规律。下图黄色部分显示的是
年间关东垦殖人口密集的地区（本土出自Historical Atlas of Northeast Asia
东北南部的移民则大多是山东半岛渡海而来的，和中北部的移民突破“柳条边”闯关东的路径不太一样，于是这些移民在聚居地相对较好地保留了祖籍地的方言。由于东北南部胶东方言人口数量、所占面积，以及文化影响力都明显不如东北官话区域，所以我国其他地区的人常常将“东北官话人”等同于“东北人”。胶东方言的大城市——大连，其市民对外自称“大连人”偏多，但通常也认可“东北人”的叫法。以下为东北官话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到东北官话内所谓的“分片”与省级行政区的划分大相径庭。（该图出自《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汉语方言卷》）
东北（官话）民系的形成也就一百年时间，且在“九一八”之后人口结构相对稳定，延续至今。相对国内其他民系而言，东北民系是最晚形成的民系之一。东北官话“入派四声”很紊乱，而且东北人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祖籍地所在（甚至乡、村级别都能搞清楚），就是民系形成较晚的两大表征。
短短一百年的光景，大东北地区想要像中国其他大区那样，在其内部孕育出按照行政区划或其他因素划分的“亚区”，难度是比较大的。后面我要介绍的两个原因，也阻拦了东北内部“亚区”的形成。另外，东北民俗文化及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及文化上较为强势的对外影响力，也加速了东北（官话）区内部认同。这就是东北官话区的人至今仍非常认同东北这个“大区”的第一个原因。
二、东北行政区划频繁的变化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政治、经济相对独立，而内部行政区划混乱、多变，也使得东北人的省籍认同不如大东北地区认同。我们从第一部分里面晒出的东北方言示意图，也能看出东北方言内部分片几乎与省级区划无关。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对省籍认同的成型有很大帮助。如福建省，自古就是一个相对于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即便今天内部方言仍大相径庭（闽方言内部差异很大的说），但福建各地居民都十分认同“福建人”的称呼，也会把自己和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区别得很清楚。（有福建知友指出他们并不认同“福建人”的称呼，但是我倒是没怎么遇到过这种情况；另外，福建这个例子的确不如浙江、山东、四川这些内部更抱团的省份要好，但是后三者内部文化差异没有福建那么大，不够极端）而潮汕地区虽然多是福建移民后裔，但由于自古属于广州为中心的岭南行政区，所以潮汕人也相对更亲近、认同广府文化主导的广东。在“闯关东”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东北省级行政区划变更非常频繁，几乎一二十年，甚至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变化，大大削弱了东北人的省籍认同。
与内部纷繁复杂的行政区变化不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自清朝起在政治、行政、经济上就与中国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不管是清朝前中期封禁的“关东地区”，还是 1907 年后的东三省总督辖区，还是北洋时期的奉系军阀控制区，再到后来“伪满洲国”、“东北九省”、东北行政区、新中国在东北的产业布局、“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等，东北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或经济体。这些政治实体、高级行政区、经济区及有关的统一规划规划有助于东北人形成跨越省际的认同。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今年四十岁，你家自闯关东以来，世居牡丹江，你的曾祖应该是吉林省人，祖父变成了滨江省 / 牡丹江省人，你父辈出生时是松江省人，你自己则是黑龙江省人，请问你家到底算是世居在哪一省？所以，你也就只能说：“我是东北人”。
当然，如果现有的东北省级区划保持不变，那么各省居民的省籍认同会进一步加强，相信未来也会有省籍认同压倒东北整体认同的一天。私以为就东北目前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状况，东北目前的省级行政区划没有什么调整的可能性。
三、东北的地理
东北在地形上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主体是被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包围着的纵贯南北的大平原（当然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的地区是一个例外，这块土地还能留在中国也是不容易），只有西南面有一个小开口连着华北平原。
虽说如此，东北南部的辽宁一带自先秦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版图，此后一直享受着中央政权的郡县待遇。到了明朝，由于明长城走向和山海关城楼的修筑，辽东与关内的自然隔绝的特点被人为强化了，军事上互相驰援难度较大，明末“关宁锦防线”就是应对这种“青黄不接”问题的产物。进入清朝后，清政府起初禁止内地汉人前往东北定居，再度人为强化了这种地理隔绝。如果没有 19 世纪开始“闯关东”运动，东北现在属于哪国还尚不可知。下图形象展示了明代辽东都司和北直隶仅靠一条狭窄的通道相连的情况（本图著作权人为方舆论坛“hqq”，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营利性行为）
民国初期，外蒙古从中国实际独立出去，是中国地缘政治巨大损失。北部领土的缺失，使东北在地缘上进一步被隔绝。北洋旧军阀中，为什么奉系军阀最后“倒台”（东北易帜）？为什么日本会在全面侵华前会先选择控制东北？为什么新中国的重工业项目大量安排在东北？这都与东北相对封闭的特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另外，东北经过几代人的垦殖，在农林牧副渔方面都能自给自足；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再加上伪满洲国的工业化，使其具有了傲视全国的资本。因此，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东北在工农业方面对关内的依赖都不强。这样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限制了东北人与外界的交流，而有利于区域内部交流，为统一的“东北民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以下从清朝开始介绍东北的行政区划变更
（1）东北三将军辖区
清朝定鼎中原后，一开始只有驻防盛京的“昂邦章京”负责整个东北的防御。清顺治十年（1653 年），清廷决定将盛京昂邦章京所辖柳条边以外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划为单独的行政区，设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初驻旧宁古塔城。康熙元年（1662 年），盛京昂邦章京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二十二年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管辖宁古塔将军辖区的西北部，初驻瑷珲。至此，清朝在东北军事政区基本定型。乾隆年间，奉天将军改称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下图为三将军辖区（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由于仍有一部分民人在柳条边以南开垦，因此清朝在盛京将军辖区设了奉天府，管辖东北诸县衙署。于是，东北形成了将军与府尹分管旗民的行政管理格局。至雍正末年，奉天将军辖区共有盛京、盖州、广宁、义州、锦州、开原、金州、辽阳、复州、岫岩、兴京、牛庄、凤凰城、熊岳 14 个驻防城，其中前 9 处设有同城设治的州县衙署。乾隆年间又出现了“厅”这一地方政权处理兼理旗民之间的事务。总体而言，闯关东以前，由于垦殖民人极其，东北的地方建制发展也很缓慢，大多县、州、厅设置在盛京将军辖区，柳条边以外的吉林很少，黑龙江则完全没有。下图为 1850 年前东北的行政设治情况，出自东北师范大学姜艳的硕士毕业论文《清末东三省行政设治与社会变迁》。
（2）东北省制的萌发
从 1850 年到 1910 年，东北人口由 290 万人增长为 2100 多万人，60 年间净增人口 1800 多万人。清政府出于适应变化，筹措粮饷，加强边防的需要，逐步放开了封禁，并在民人聚集之地大批量设置府、厅、州、县，构成了东北设省了基层建制基础。在设治过程中，三将军辖区也发生了略微的变化，盛京将军辖区扩展到柳条边外，如昌图厅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设置，管辖范围已经到了哲里木盟科尔沁牧区；再如同治年间开始的宋三好起义，清廷为稳住盛京东境于光绪初年先后设凤凰城、兴京两个直隶厅后，设通化、桓仁等县隶之，通化、桓仁均在柳条边以外；20 世纪初开放“蒙禁”后，柳条边以西的哲里木盟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开发，这部分地区设治（洮南府）后也划入了盛京将军辖区。吉林、黑龙江的设治明显慢了一拍。州县设置较早，是日后奉天省管辖区域明显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1907 年，在徐世昌的推动下，东三省设省，废除旗民分治制度，采用一元化的民政统治手段。三省各设一名巡抚，徐世昌为三省总督。下图为 1908 年的东三省（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3）“关东州”与“满铁附属地”
1898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旅大地区设立租借地的特权，租期为 25 年。旅大地区在俄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叫“关东州”。州是沙俄边疆地区的行政建置，与省同级。下图为旅大租借地的沙俄统治时期地图（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日俄战争后的 1905 年，双方在完全没有清政府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在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后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中俄国让给日本的各种特权，为期 25 年。日本在 1915 年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将“关东州”租期延长 99 年。1932 年“满洲国”的成立使日本通过伪“满洲国”之手将“关东州”的主权交给日本政府，使中国脱离了对“关东州”的所有权。旅大成为了“日本本土”。下图为 1906 年关东州地图，出处不明
日俄战争后，日本还控制了俄国拥有的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南满铁路”和附属煤矿。日本随后在铁路沿线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称之为“满铁附属地”。1907 年满铁“附属地”面积为 149.7 平方公里，经过不断扩张，至“九·一八”事变前，面积大约 482.9 平方公里，“九·一八”事变后的 1936 年增到 524.34 平方公里。此时的满铁附属地也由最初铁道用地的扩张转向长春、安东、抚顺、鞍山、奉天、营口、公主岭等城市铁路附属地的新设和扩大上。附属地的宽窄不等，从大连到长春的南满线最宽处近 427 米，最窄处近 43 米；安奉线最宽处有 36.1 米，最窄处有 16.8 米。由于设立铁路附属地并非为了满足铁路用地，所以附属地的面积不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为市街用地，甚至是农田、矿区和练兵场。今天沈阳、长春等很多“南满铁路”沿线城市都能看到满铁附属地的建筑、规划痕迹。日本在铁路附属地内建立一整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使其成为实际上的殖民地。聪明的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日本能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了吧！因为铁路沿线本来就有关东军驻扎的。下图为满铁附属地占地在一平方以上的地区，单位为平方公里（参考自《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册）
（4）热河特别区与热河省
热河地区（今承德、赤峰、朝阳一带）的“闯关东”移民主要来自河北省，口音更接近于北京（从学理上说北京和东北均属于东北方言，两者除了听感略有不同，其实质差距不大）。为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势力，1914 年北洋政府在清末原拟建省的热河地区设置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辖卓索图盟 7 旗、昭乌达盟 12 旗及原直隶省热河都统所辖 14 县，当年辖 14 县、1 设治局（经棚）、2 盟 19 旗。下图为 1925 年热河特别区（本图著作权人为方舆论坛“周釜俊”，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营利性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为抑制愈演愈烈的蒙古分裂势力，加强中央对热河的控制，于 1928 年将热河行政区改为省。虽然热河成功建省，但是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在热河省省长的人选上也不能不受东北军影响，只能把省主席的位置交给属于东北军的原热河都统汤玉麟。考虑到热河地区民系上、行政上与东北的联系，通常热河省也被视为东北地区。1933 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热河战役，将占领后的热河省并入伪满洲国。下图为 1933 年时的热河省（本图取自 1939 年出版的《本国分省精图》）
（5）东省特别区的设立。北洋政府时期，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界变化不大。除了“满铁附属区”的扩张之外，主要就是东省特别区的设置。中东铁路原来和南满铁路一样都是被沙俄所控制。从 1917 年起，北洋政府逐渐收回对中东铁路附属地的管辖权，但沙俄残余势力仍控制着中东铁路。1924 年中苏签订《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同时北洋政府批准设立东省特别区独立于吉林、黑龙江两省区域之外，成为与省并行的特别行政区，管辖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以及哈尔滨至长春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地方（不含哈尔滨市），总面积 1017.3 平方公里。1929 年，张学良想改变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局面，收回路权，引发“中东路事件”，结果以失败告终。事件中，苏联侵占了黑瞎子岛。东省（北满）特别区一直延续到 1935 年，时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签订了协议，购买了中东路的路权。下图为东省特别区管辖范围，摘自郝赫的硕士论文《近现代东北政区沿革述论 》
下图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格局，取自 1939 年的《本国分省精图》
（6）伪满洲国
年行政区划变更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省、特别区、特别市为第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在成立早期，满洲国并未对过去沿袭的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只是在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区设立兴安省，下设兴安北分省、兴安南分省和兴安东分省。当时伪满洲国的省级地方行政政权包括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兴安省、北满特别行政区和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1933 年 5 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又增设了热河省
下图为 1933 年 5 月的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地图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藏）。
（7）这一阶段东北迎来了行政区划的大手术。中东铁路由苏联完全交给了伪满洲国，因而东省特别区（北满特别区）被撤销。原有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北四省改划为十个省，兴安省后来又划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伪满洲国形成 2 个特别市、14 省格局。1935 年 1 月 -1937 年 7 月的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地图为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藏）。
（8）1937 年 7 月 -1939 年 6 月伪满洲国行政区划。1937 年，哈尔滨特别市撤销，满洲国政府新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伪满洲国为 1 个特别市、16 省格局。
（9）1941 年 7 月 -1943 年 10 月伪满洲国。伪满洲国自 1939 以来先后新设北安、东安、四平三省，省份数量达到最多时的 19 个。新京仍为特别市。满洲国末期仍有不少省级区划调整，不再详细讨论。
（10）中国收复东北后，曾一度设置经典的“东北九省”格局，加上热河一共是十个省，另外设有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行政院院辖市。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控制“东北九省”；1947 年，中共领导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已经率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11）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共主导下的东北整合为六省，设有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区（后改为“旅大市”）、长春市（1953 年升格）、哈尔滨市（1953 年升格）等直辖市，这些省市隶属东北行政区。另外单设有不属于任一大行政区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格局从 1949 年维持到 1954 年。
（12）1954 年到 1955 年，新中国经历了一次省级行政区划大调整。东北行政区撤销，其所属的六个省先后整合为黑吉辽三省，与现在的黑吉辽三省管辖范围几乎一致。另外，东北所有的直辖市撤销，并入临近省份。
（13）文革时期，受“内人党”事件影响，1969 年内蒙古自治区被拆分，东部的昭乌达盟划入划归辽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南部两县划入吉林，呼伦贝尔盟大部划入黑龙江。这一局面维持到 1978 年，原属内蒙古的地区回归该自治区。可见，1978 年至今，是东北省级行政区在这一百年中最稳定的时期。
五、为什么没有“东南人”、“西南人”、“华北人”
（1）为什么没有“东南人”：1、首先，历史上汉人南下批次不一样，不同批次南下的汉人构成了吴越、客家、闽南、广府、琼雷等不同民系的祖源；2、这些不同批次抵达东南沿海的族群，因东南沿海地理上多有山川隔绝，互相之间的沟通交流有限，因而保持了民系各自的特色。
（2）为什么没有“西南人”。很奇妙的是，西南地区有中国最庞大方言区，不仅覆盖面积最大，而且使用人口也最多，方言覆盖的连续性也比较好，内部差异也不算大，但就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民系认同。一方面，西南官话成型较早。虽然“湖广填四川”与西南官话形成的关联在学术界仍有不少争议，但西南官话有 200 年以上的历史是广为认可的事实。清中期以后，西南地区没有再遭遇人口结构的剧烈改变，有助于西南地区“亚文化区”的形成。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省级行政区定型较早。四川自元代以来就一直是占据独立地理单元的省份，其盆地核心区的向心力、排外性一直较强。云南自元代设省以来边界体量大致也比较固定；贵州比较特殊，明代设省，清代雍正又大调了北界，但此后政区一直比较稳定。前面提到，长时间稳定的政区是有助于省籍认同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后，西南地区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大西南内部互相的认同，这点不用多说。
虽然没有“西南人”这一习惯称呼，但川滇黔渝居民互相之间仍很亲近、友好，特别是文化更为接近的川（渝）黔两省。虽然如今有成渝民间的龃龉，但这些毛刺不会影响西南友好的大局~
（3）为什么没有“华北人”。燕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直到长江下游所包围的区域也是一块大平原，地理上与东北有相似性，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民系认同。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总结几点，全当抛砖引玉：1、历史上开发较早，有助于人口在历史长河中进行文化亚区的分化；2、长江、淮河、黄河形成一道道天堑，阻挡人口交流，且黄淮还经常泛滥、改道；3、淮河和长江，包括黄河多次作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分界线，限制了南北人口流动，强化了各自政权所在区域的独特性。
六、其他民系简介
（1）江浙人
本答案回复里面出现了“包邮国”一词，这是对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合而共有的“昵称”。不知道在某宝包邮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昵称会维持多久。其实“江浙”这个概念形成很早，一般认为“江浙”意指长江和浙江（钱塘江）合围的中间地带，这个名词在宋代、元代大量出现，用于正式行政区划始于元代，时“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包括今天的苏皖两省江南地区、江西东部，以及上海、浙江、福建全部。明清时候，“江浙”为一个文化上、经济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地理范围突破了江南（南直隶）、浙江的省界，尤指苏、松、常、湖、嘉五府，这五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社会结构等都比较一致；这时期“江浙人”概念也已经出现，不过是非官方的称呼。
“江苏”作为行政区的概念虽然在康熙年间出现，但起初“江南”作为政区的存在感仍强于“江苏”，报籍贯的时候仍习惯说“江南 XX 县”，这与苏皖两省科举始终不分闱有关。但是江苏作为行政区的概念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强化，由于省级行政建制的统一化，江苏民间的“江苏省籍”的概念陡然上升。后来“江浙”中的“江”也慢慢讹用在江苏身上，“江浙”遂成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民间俗称，也有不妨有些人继续以江浙人自居。甚至有些比较官方的场合，也开始使用“江浙”指代两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新中国建国后，对“江浙”和“江浙人”的看法延续了民国人的观点，现在不少两省网民仍喜欢在网络上使用，但据我观察还是苏南、浙江人用得多。由于江苏的简称后来确定为“苏”，所以官方场合习惯使用“苏浙”代指两省。
（2）山陕人
“山陕人”概念的形成归功于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的经营存在着诸多的交集，比如有盐、茶、布等共同的经营项目、共同的商品来源地、共同的商品销售市场、共同的经商路线这些交集，再加上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亲近，使山陕商人在远离家乡于异地经商时，出于集聚效益而可能相互联合。在山陕商人活跃的商业城市、商运要道、手工业城镇几乎都有会馆，他们或联手共建，或独自兴建，根据需要，有分有合。到清代山陕会馆已经遍布全国，其中在河南、湖广、山东、江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山陕商人联合得较多。而这些省的居民就将这些山陕商人及其定居者称为“山陕人”。近代以来，随着山陕商帮的衰落，“山陕人”这个名词也就逐渐消失了。
（3）西北人
“西北人”这个概念虽不如“东北人“一般内外部认同度那么高，但是相对“华北人”、”西南人“这样的伪概念而言，还是有一定市场和存在感的。究其原因，与西北地区在近古时期同属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历史渊源有关。明代在今天的西北范围内，只存在一个陕西布政使司，属于“南七北六十三省”之一，包括今天的陕西、宁夏、甘肃大部和青海一部。到了清代，虽然甘肃布政使司（含宁夏和青海一部）从陕西布政使司分离出来，但是陕西和甘肃很长时间被被当作“大陕西”的范畴。所以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甘肃长期仍被视为“北五省”中陕西省的一部分。加上新疆、青海、宁夏的省建制脱胎于甘肃，其汉族人口也大多迁居自陕甘（当然新疆的河南、山东、江苏移民也很多，这是后话），风俗相近。西北地区省级区划的变化详见：
因此，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看来，西北地区的居民从体貌特征到生活习惯上有一定的“统一性”，于是也就有了“西北人”这样的叫法。
（4）客家人
客家的认同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经过数百年播迁，无论走到哪里，离祖籍地有多远，所处环境有多么恶劣或孤立，天南海北的客家人总能强烈地认同自身客家身份。从江西到广西，从四川到台湾，从唐山到南洋，客家人形成了可怕的跨区域民系认同，在中华文化圈可谓绝无仅有。客家人超强族群认同，与其较晚抵达南方有关。
在与较早抵达的相邻广府人、潮汕人、闽南人等的历史互动中，各类资源的激烈争夺强化了客家的内部的自我认同。19 世纪开始，随着客家人不断南下西进，广东一带的土客械斗之风不可遏止，在许多发生土客械斗地区的非客家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中，客家人都被当作“匪贼”。日益边缘的地位促使客家人意识到阐明族群历史和渊源对于族群地位的重要性。20 世纪初，这种客家人自我论证、自我认可的风气达到了高潮，客家学应运而生，而这一学说根基之一就是“客家人系中原正统”的观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客家学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客家人的身份认同的构建，存在民间与政府两个推动力，其中政府的推动力尤为重要。虽然一开始的客家联谊是以民间组织的形态出现，但政府处于经济发展、文化搭台的考量，很快从一开始的默许态度转为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鼓励。为了调动海内外客家籍人士的族群认同意识，吸引海外客家人回乡投资，客家人分布区域纷纷打出“客家牌”，各种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遗产经过政府的精心包装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州的“世界客都”的称号、赣州的客家恳亲大会、福建客家土楼申遗等都是这一波浪潮的重要表现。龙岩本身是闽南语，三明是普通话城市，赣州是西南官话城市，如今都已“客家摇篮”的姿态自居，可见客家文化对这些城市有着巨大政治、经济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客家人内部认同进一步强化就不足为奇了。
（5）上江人、下江人
1891 年，重庆开埠之际，就已经有了“下江”的叫法，用来指代重庆下游的地区；“下江人”的叫法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四川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发展成为指代一类特殊族群的名词。“上江人”是重庆本地及周边地区本土居民的自称，而“下江人”则是重庆一带居民对跟随国民政府迁居四川的外省居民的统称；由于逆江而上的移民居多，因而才以“下江人”这个名词指代；并可以特指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域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移民。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下江人”本身并不这么自称，反而会认为这是四川人强加给他们的侮辱性称呼，而重庆警察局曾为此特别通令查禁呼喊“下江人”的称谓。下江人往往具有较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在大后方自恃高人一等，有意地将自己和本地人区别开来，并以下江的生活习惯来改造上江城市。上江人和下江人的族群隔阂反映出抗战初，沿海发达文化和内陆保守文化的冲突。随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下江人亦跟随重返故土，上下江人的这种区分也就慢慢被人淡忘。然而，即便今日抗战胜利已有 70 载，但重庆仍有不少上年纪人的人仍常常使用“下江”或”下江人“的表达。
馆藏&328008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