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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山海：有没有职称，对医生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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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郑山海：有没有职称，对医生有那么重要吗）
对来说，让人又爱又恨。一方面人人都想争取，必欲得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又颇多诟病，不少人将之视为一种身心的蹂躏。其实，不只医生怀有这样的心态，整个知识界，大多如此。
虽然，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开始借鉴苏联对科学技术人员的管理模式，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但在那时，职称定期晋升并没有形成制度，多数从业人员以中低级职称为主，很多医生行医一辈子，最后可能也就是一个医师甚至医士这样最初级的职称。那时，晋升职称似乎属于少数人的事，因此，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直到1978年开始的新的职称评定制中，职称不但是专业技术水平和行业学术地位的象征，也是一个人在自己团队中寻找位置感的重要标签，并且还可转为福利待遇，于是瞬间成为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休戚相关的事情。在医院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尤其明显。
本来通过职称的晋升来体现自己的技术身份，并且还能获取更好的福利待遇。这说起来倒是一件好事。可是真的投身其中，却总觉得职称与工作之间存在某种背离的状态，评职称在很多时候成为额外的负担。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首先在于评职称的体系不合理。医生的职称制度说到底是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任命制，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评定的手段，但无论是标准的制定还是评价程序和晋升程序的设计，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意志，导致许多不合理结果的产生。
其次，评价内容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也不足。从道理上讲，医生职称制度本应解决的是医生的整体技能的评价问题，应该首先立足于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发达国家，每名医生都有非常完整的技术档案。比如，一个麻醉科医生做气管插管的平均时间是多长；手术过程中，病人的生命体征维持得怎么样，都有专人予以记录。如此，最后给这名医生打分时，让人心服口服。但我们国家却很不重视这些实际工作状况的评价，选择了英语、论文这些并不能真正体现医生能力，却容易量化的评价指标，削弱了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使参与者产生不满情绪。
具体来说，医生们对于职称外语的意见不算大，因为医生确实需要一些国际交往，而且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只要做些准备，通过相关考试不是太大的问题。医生意见最大的是论文要求。大家知道，我国的期刊多如牛毛，而这些期刊大多依靠版面费存活，在经济生存的压力下，不少期刊的选稿，考虑的经济因素就可能大于学术因素。而论文的撰写，在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一种复制粘贴的工作。这导致一批医生发自内心地不愿意写论文。但是，你不写总有人写，一旦人家写得多，就会在职称评定中占得先机。这里面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医生的工作也是忙闲不一，相比起来，有些日常工作少的医生，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写论文，在职称评定中更有优势，又造成了职称与实际工作更大的不对等。
与此同时，中国医生的薪酬体系与职称联系也比较紧密，不但在基本工资中存在差距，在本应体现劳动价值的奖金发放制度中，不同职称的医生拥有不同的系数也成为很多医院的惯例。这种把职称直接变现为医生工资报酬的方法，等于放大了职称评定中的不公，也刺激了一些人在职称评定中的投机心理。
如今，职称高低不能代表工作能力的问题，在各级医院都非常明显。也成为很多医院实施绩效考核时，比较挠头的问题。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评聘分开，也就是说要淡化医生的职称身份，根据他的实际能力与工作岗位来聘用，并据此发放薪水。
其实这种观点恰好带来了新的思路&&既然职称已经失去了评价一名医生能力的作用，我们还必要保持现有的职称体系？现在，有很多声音呼吁职称评定时放弃考核外语、降低论文要求。但是，放弃了学术要求的职称评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人们关心职称，归根到底是因为职称与报酬密切相关。如果，一名医生的报酬就是依据他的临床表现来制定，医生还有必要抱着职称不放吗？
实际上，给医生设定三级若干等职称的情形，并非国际通行做法。美国的临床医生只有两个级别：住院医生（正在接受培训，没有资格独立行医）和主治医生（完成培训，独立行医），主治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学术职称评定，获得助理教授、副教授和终身教授的身份，但这个职称的获得，只是针对当时所在的医学院，是个临时身份，可以拥有一些研究的机会和到世界各地讲学的机会，与收入的关系不大，如果医生希望挣钱多，主要还是靠多做临床工作。
所以，我国现行的职称评定，将愿不愿意做科研的都圈了进来，这种大众化的职称评审制度，是当前我国职称评定最大的困局。对大多数以临床工作为主业的医生而言，确实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尽快将职称与福利待遇脱钩，或者降低职称在薪酬体系中的权重，建立一套完善的技术档案体系，保证医生最终依靠技术和临床的工作状态来决定薪酬，这才是改良职称制度的根本。
【作者：海】　(编辑：songshaohui)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齐栋梁_NF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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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美国家庭医生谈，中美医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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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美国的家庭医生，在中美行医25年多，今天我以我的经历来谈谈中美医疗有什么不同以及美国的家庭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郭伟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家庭医生，Ochsner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拥有美国加州和路州的西医、中医针灸双执照。曾是中国大陆骨科主治医师。
总体来说中美医疗行业的最大不同点是： 中国的医生是孤军作战，美国的医生是团队合作。
在中国，具备独立行医能力的医生不但有职称之分而且有级别之分，即除了我们所听到的住院医师、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以外，还有乡镇街道卫生院医生、区县市级医院医生和省级大医院的医生。因为有了这级别和职称之分让本来纯洁无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白衣战士”为了更上一个级别而明争暗斗。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内的同行们描述这样的现象，本来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因分配到同家医院在职称评审时行同陌人。
还有因为不同级别医院的各专科人员配备不均，特别是在请会诊手续上的繁锁，加上同行的竞争，国内医生往往会担心自己的患者会不会被同行挖走或者面子上过不去。因此，国内医生很少主动请求相关专科会诊，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一切的事，这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好的，说明你很在乎你的患者；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对患者所做的诊断对与不对、你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符合最新的诊疗规范没有人知道，我们经常听到同一个患者同一个病情在不同医生手中的诊断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听到或者看到国内医生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谈论医疗问题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对患者或者同行说，这种病我看了多少年了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但是这么处理是不是对的呢？
而美国的医生在谈论同一个问题时总是会说： 根据某某杂志最新发表的文章里提到的（或者是根据up to date)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么处理。
由于美国医生都受过规范化的培训，因此不论是哪一级医院工作的一个美国执照医生在同一个患者同一个问题的诊断和处理问题上几乎是相同的。
在美国，医生没有职称和级别之分，只要你完成了住院医生培训你就是一名主治医生(attending physician）。无论你的年资多少，你永远都是主治医生。无论你在教学医院、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还是偏僻的乡村医院，美国医生是团队工作，大家分工明确，目的也是明确而统一的，那就是患者第一。在美国，医生是整个社会的资源，而不是某个医院的专属资源，各专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共享。比如说，不是所以的医院都有神经外科、骨科、心内科等，但是在美国无论你在多么偏僻的小医院上班，如果有必要你总是可以通过医院的总机随时联系到各专科医生的帮助，不会让你觉得你是在孤军作战。因此，在请会诊的问题上，美国的医生会很主动地告诉患者说：“ This problem is beyond my medical knowledge, I need to refer you to see a specialist for a second opinion.”（你这个问题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我要介绍你去看专科医生，听听他们的意见）。
中美外科系统的不同现象
来美之前，我在中国是一名骨科主治医生。记得当时，我要单独负责患者的术前、术中和术后所有疾病的危险系数评估，要保证手术过程的无误差，同时还要负责患者术后的康复和功能锻炼。记得当时我的老主任说过：如果骨科医生只知道开刀而不知道患者的术前和术后的病情管理，那么你们和木匠有什么区别呢？
我于1999年来美国，在当时号称连续5年世界骨科第一的梅奥骨科进修时发现，梅奥的骨科患者在每一次手术时要面对至少三个专科医生：内科医生、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他们的骨科医生就只负责手术部分；患者在术前由内科医生负责围手术期的处理，包括术前心血管危险系数的评估（pre-op cardiac risk assessment)， 术后负责除骨科以外的所有疾病的临床处理（medical management)直到患者出院；而术后当天就有康复科医生到患者床前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
原先我以为只有骨科是这样的，普通外科也许会给我多一些机会去真正了解病人，跟随病人及他们的家属，因此我在申请住院医生培训时特地选择了普外科。但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外科住院医生期间才发现，原来外科系统和骨科系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外科的患者在围手术期间也是由内科医生负责，康复科负责几乎所有的术后所需要的康复，当然一些小手术除外。
我为什么选择了当家庭医生
美国人喜欢刨根问底，以前当美国人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时，我就只简单地告诉他们我是医生。可是每次他们总是要多问一句：“你是什么专业的医生？”当我回答是家庭医生的时候，他们总是竖起大拇指说：“Thank you, we need you!” (谢谢，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医生！) 所以现在每当有人问我是从事什么工作时，我都会很自然地说我是家庭医生。
在美国人心目中，家庭医生是他们的医学顾问和健康的守护神。我感到最自豪的就是当你问任何一个美国人“你的医生是谁？”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出他们的家庭医生的名字。
我现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地区独自运营着一家家庭医生诊所，管理着近2500个患者的健康档案。我为自己是一名美国家庭医生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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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协和医生对中美医生对比的感悟
来源：龚晓明医生微信
不管别人如何定义医疗，我认为医疗就是服务，无论你的患者贵贱，作为医生，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技术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Fukushima是我的一个值得我一生记忆的老师，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我一生中的人生导师的一个人，也许他并不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学生在如此感激他。Fukushima老师是我2003年在美国学习时候的妇产科主任，是指导我科研的老师。Fukushima是他的姓，名为Teiichiro，我至今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名字怎么念，别人有的时候就简称他为Fuku。要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比较难回答。他父母是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居家搬迁到巴西，他出生在巴西，在年轻的时候又移民到美国，成为一个，所以现在也许应该称他为美籍巴西裔日本人，他留着日本人经常有的那种山羊胡，他是一个天主教徒。2003年，因为一个科研项目需要到美国洛杉矶学习，师从胎儿监护仪的发明人Edward Hon教授，Fukushima是Hon教授科研项目所在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因为Hon教授没有空带我，所以基本上是Fukushima带我。出国之前，我所理解的医患关系就是一个有点冰冷的关系，10年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这么大，但是也是有点冷冰冰的。但是，这一切，都在我那一次的美国之行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到医院的第一天，我特别兴奋，有了电话以后，到了房间就给我在圣地亚哥的同学打电话，电话足足打了20多分钟，当我挂掉电话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打开一看，居然是Fukushima老师，问我需要不需要额外的帮忙，我很不好意思，问他在外面等了多久了，他说居然等了我10多分钟，我顿时甚为羞愧。没有想到一个科室的妇产科主任，居然可以为我一个国外来学习的医生站在门外等待这么久。这只是开始，此后，Fukushima老师的一点一行逐渐影响了我，甚至让我重新了定义“医生”这次词。那一天，我和他在医院里面等电梯，看到远处一个病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电梯来的时候，他优雅地将电梯门一挡，静静地等待病人的轮椅车先进入了电梯，对于我一个习惯了医院里面医生是老大的人，表面上我虽然没说，却是震惊了他的那么一个优雅的一挡，至今深深地记在脑海里面。病人优先，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再一天，他带着我去看产后的一个病人，是剖宫产术后的，那个医院是在洛杉矶的穷人区，产妇是一个黑人穷人，她看到医生来，想要起来下地，因为剖宫产术后的疼痛，下床困难，他看到了，立即去了床旁，搀扶着产妇下床，那一刻，我又惊呆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工作了5年，我在国内医院里面习惯听到医生对病人的训斥，鲜有见到医生对于病人有这么一个搀扶，而在这儿，一个妇产科的主任，可以为一个贫穷的病人亲自搀扶下床，那个时候我知道原来医生也可以这么做！再一天，一个产妇的孩子因为有问题被转入到了新生儿加强监护病房，我和Fukushima老师陪着产妇在看那个28周的新生儿，我们因为是医务人员，可以近距离的见到新生儿，产妇和丈夫在玻璃门外不能近距离看孩子很是伤心。Fukushima老师拿出自己的相机，给孩子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早晨，他拿着在自己家里打印好的照片给产妇送到了床前。那一刻，我又震惊了，原来做一个医生可以这样为患者这样服务。每周跟随Fukushima老师到一个社区私立医院去看一个门诊，每次他都和那个护士热情地介绍我，到了门诊的时候，他会在病人进来之后，先问病人，我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同事跟我看门诊，你是否同意。当然，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说可以。在门诊中，发现老师每次都是以细致耐心的态度在对待患者，在那，我感受到的是服务，医患关系在那不是冰冷冷的，是暖心的。Fukushima老师每次到外面去讲课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每次都将我带上，美其名约可以走Carpool（洛杉矶的快速道），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让我多学习。路上，他也教我他自己是怎么学英语的，给我讲一些圣经故事。在他们那的住院医师也没有得到我这样的待遇。那一年的圣诞节是在他家中度过的，我和他非亲非故，但是他却是把我带到他家中度过西方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跟随Fukushima老师仅仅是短短的3个月，但是给我带来的改变却是一生的。他让我重新定义了医生这个词，让我知道在美国，医生无论多么高尚，无论怎么高收入，都是服务于老百姓的，都要以一个服务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病人。那一年回国了以后，我就以Fukushima老师作为我自己的榜样，摆正心态，以服务于病人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也正是因为此，使得我在病人心目中赢得了好口碑。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和国外很接近，去看机场、商场、酒店、咖啡馆，都可以和国外相当，唯独在医院，仍然是一个让老百姓头痛的地方，上是有很多制度的问题，但是一味以制度为借口，不改变自己，那就只有用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患者。我知道改变我的同行很难，在中国，医生们还在讨论着医疗行业是否是服务行业这个话题。Fukushima老师用他的一言一行，改变着我，不管别人如何定义医疗，我认为医疗就是服务，无论你的患者贵贱，作为医生，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技术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今年夏天，我带了一个医学生帮我做科研，有时间的时候，我带他看门诊，进手术室，跟随我一个月，他走之前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他告诉我，我让他也改变了，当他看着我在门诊耐心对待每一个患者，当他看到我在门诊之后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看术后的病人时，他说我改变了他，他知道以后医生应该怎么做了。也许，他就是Fukushima老师身上那种服务精神的传承。今年8月，我有幸再到洛杉矶，拜访了他，他已经退休5年了，他经历了2个恶性肿瘤之后，身体仍然健康，见到他我甚是开心。人一生中，遇到一个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人，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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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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