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士大夫加入其中；（二）士人经商的原因；明末士人从商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明代的科举制度；另外，由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那些&quo；明代中后期“王学”兴起，整个社会的思潮变得有利于；明代中后期士人经商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三）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中的的重商思想；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很大的影响；明朝中后期，在社
多的士大夫加入其中。士人们开始抛却“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统观念，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从而由士而商、由商而士或亦商亦士者大有人在，甚至还出现了士人弃学从商的现象。当然，相对于少数的弃儒从商的士人激进之举，更多的是在不抛却士人身份的同时兼营贾业，既享士子之声名，又得商贾之实利。
（二）士人经商的原因
明末士人从商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明代的科举制度的调整对士人经商有着重要影响。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文化控制的目的，广建官学并放松了对入学及科举资格的限制，这极大的改变了明代&士&阶层的社会构成，出身于中、下层庶民家庭的子弟日渐占据了主体地位，出身中下层的士人自身的穷困是造成他们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上的保障是人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正因为广大士人的穷困潦倒，才使他们将生计问题置于读书之前，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极世俗的又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谋生出路――经商。但是士人经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完全的放弃他们的学业，有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继续他们的仕途梦。
另外，由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那些&无成&或&尚未有成&之士，因为生活的贫困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中地位排在了农、贾之后。毕竟进入仕途可以食禄于君者只有十分之一。而对大多数仕途无望者来说，治生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弃儒就贾就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明代中后期“王学”兴起，整个社会的思潮变得有利于商业发展，这无疑为士人找到了经商的理论依据。另外，社会风气也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这两点会在下面重点论述。
明代中后期士人经商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的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士人在当时的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下而迫不得已的化被动为主动的做法，也是一种适应客观形势的必然结果。
（三）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中的的重商思想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
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发生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变化，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
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同时，他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
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7]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8]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经商的热潮。
（四）明末社会风气变迁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明朝中后期封建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F，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9]
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士人斯文扫地，他们意识到没有经济地位便不能让人仰慕，于是&重财尚利&便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后期士人阶层纷纷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而且绝大多数并没有放弃士人身份，他们自己或后代仍然会参加科举，进入国家统治阶层。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10]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他们在朝堂上自觉地成为了工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结为联盟，工商业的发展得到了士人阶层的保驾护航，这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三、士人阶层与明末财政危机
（一）明末财政危机的疑点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时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时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致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
饷，致饥兵作乱。饥民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难？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到了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经济在总体上还是远远高于明初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显得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二）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脱节
明代中晚期，农业人口的不断流失，工商业人口相应的不断增多，如果说明代初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那么到了明代中晚期的中国，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工商业国家。工商业的产值占据了国家总产值至少一半以上，而农业人口实际上也已经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11]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明代从初期到中后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本质性变化，然而税收结构却没有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国家的生产总值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工商业领域上的时候，农业产值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税收却依然主要来自于农业领域！
与农业税相比，商业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属于名存实亡。从总体上看商业税收,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12]
从具体来看，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而明代市舶税，只需要和一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收入比较，就可以看出低到什么程度。根据记载，崇祯时期崛起的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13]
这虽然是在崇祯时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对比。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了“岁入以千万计”，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就是可怜的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区区4万两）。
这里又要提到张居正改革了，张居正时期确实有财政赢余，按书上的记载是“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储粮支十年先不必去说它，只说这国库积银四百万两，这四百万两是个什么概念？明代当时一些工商业巨头的财产资本都不止四百万两，国库里的银子居然还不如一个私人的银子！
而且这样的财政赢余是从哪里来的，从张居正改革的两项主要措施，用考成法澄清吏治，还有丈量田亩以及实行一条鞭法来看，说白了就是两点，一是尽可能收缩政府开支，以及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尽可能在农业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改革，而仅仅是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挖掘原有制度的潜能，修补原有制度的漏洞。至于真正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改变已经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的政府税收结构制度，张居正则丝毫也没有触动。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明代的问题不是出在一些人常说的所谓重农抑商上，恰恰相反是出在重商抑农上。即便张居正的政策能够半点不走样的一直执行下去，如果不改变国家不合理的税收结构，那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是明朝政府依靠紧缩开支勉强维持下去。而遇上明末那样连续几十年的灾荒瘟疫，再加上连续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国家依然无法支撑，最后的结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三）士人阶层与市民抗税运动
明末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兴起，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出现新阶层――市民阶层，主要包括中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他们是明代城市的基本群众，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反对经济剥削，反对政治压迫。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述过明朝的工商税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为什么这么低的税收还会引起剧烈的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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