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刻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_一 希特勒五章 - 悠读文学网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 希特勒五章
「悠读文学」典藏版
如果希特勒死了，那么德国也将覆灭。我们不会投降，永远也不会。我们可以没落，但是世界将同我们一起毁灭。
——希特勒（1945年1月）
希特勒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创始人和纳粹德国的核心，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和纳粹国家。所以纳粹党领导人的口号并不全是夸张：“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独特的。权威传记《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认为：“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作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惊人的、从历史和社会那儿学来的超凡总揽能力和分辨能力，最终归属于他这个人，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的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因为希特勒的种种独特性，史家们也喜欢说：“希特勒这个现象使一切理性分析无能为力。这个人物使德国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使理性分析无能为力，并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具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这两样，他都不具备——，而是由于一个更难理解的、更重大的问题：这么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足以使自己成为德国的偶像化的领袖，然后又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希特勒之后，后人一直在艰苦地描绘他的形象，许多重要环节仍不清楚，这里只提示几个重要方面。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1880年与妻子离婚，三年后与芬妮结婚。当芬妮次年因结核病去世时，小农之家出身的女佣克拉拉·波尔兹尔（Klara Poelzr）已经怀上阿罗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罗伊斯与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父亲51岁，母亲28岁。
阿罗伊斯对上司绝对服从，他也要求全家对他绝对服从。克拉拉自幼就认识阿罗伊斯，对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来顺受，安于自己的命运，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后来说：“假如父母之间几乎每天都爆发战争，其形式除了野蛮粗暴，实在没有别的可言，那么孩子们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长日久，终会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间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亲在醉酒之后对着母亲大吼大叫，谩骂和虐待，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些不了解这种家庭关系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冲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假如男人一开始就为所欲为，而女人由于深爱着她的孩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她的男人，那么接下来就将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女人眼中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变本加厉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在深更半夜到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接他的父亲：“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钟或者半小时来求他、骂他，直到他终于肯跟我走了，然后我搀扶着他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羞耻。”希特勒终生滴酒不沾，显然是鉴于父亲的教训。
在当地国民小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成绩不错，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后来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时光”。1900年，进入旨在培养技术或商业人才的林茨公立实科中学后，成绩下降，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不到11岁。一旦他脑子里替儿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显得强硬而决断。而我拒绝这个从未同意过或者只是勉强同意的想法时，也和父亲显得同样的固执。”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战战兢兢，儿子桀骜不驯。希特勒的妹妹后来回忆：“我的哥哥阿道夫总是触怒父亲，他几乎每天都要挨一顿好打。而我的母亲总是抚慰哥哥，试图通过母爱来达到父亲的严厉举措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因为此前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亲生孩子中的长子，她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唯恐病魔再次夺走他。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几乎从不关心他。如果说父亲在希特勒面前显示了倔强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气，那么母亲则培养了他自我欣赏、对非同寻常之事的需求。
阿罗伊斯于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无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学业基本荒芜。1905年秋，16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而离校，但他拒绝安下心来谋生糊口，而是陶醉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头脑中充满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过着一种寄生的懒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严重，希特勒异常难过，却并未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家的全力追求，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10月底，克拉拉病情恶化，希特勒赶回家中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买了最贵的棺材埋葬了母亲。他后来说：“从我站在母亲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哭过。”12月24日，希特勒向医生付清了医疗费。医生记得：“我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痛苦和悲伤的年轻人。他来到我面前，感谢我为他母亲治病，他的声音一直哽咽着。”18岁的孤儿希特勒此后回到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过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统率大军进驻奥地利后，曾到父母墓前拜谒。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环境，对其性格和思想有极强的塑造作用，但这又是他基于自己的经验与个性所做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权威人格、斗争哲学是希特勒一生的两大特点。
希特勒中学时即已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但他父亲对此却十分轻蔑。阿罗伊斯一生的经验表明，服从与负责，而不是艺术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他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公务员，有时还强迫他到林茨海关局玩耍，以使他对公务员工作产生兴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办公室，被剥夺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呕。“我不想当公务员，不，决不。我父亲为了激励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答应！……’我的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家庭的逻辑通常是，父亲越是坚持，儿子就越是拒绝；儿子越是反感，父亲就越固执。因此争吵和殴打就时有发生。若干年后，希特勒对秘书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说：
我从没有爱过我的父亲，我更怕他。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我。每当他惩罚我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险小说里读到：想隐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气。因此我决定，我父亲再打我的时候不再哭喊。几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受到惊吓，从门口离开了。而我呢，我静静地数着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当我胜利地告诉母亲我挨了32下时，她以为我疯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没再重复过我的试验，我父亲不再打我了。
童年的快乐逐渐转变为懒散、易怒、好顶撞、阴沉、倔强而漫无目的的少年生活。年间，希特勒不但厌恶系统化的工作和规范性的生活，也在与父亲、学校和社会的对抗中形成了斩钉截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也在艰难的生活中锻炼出一种权威人格。他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观念的世界，意志坚定，任性好斗，绝不服输，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等等。希特勒语言的特点是他喜欢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有力或软弱。希特勒有大量这样非此即彼的论断：
日：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要么德国革命于今晚爆发，要么我们到清晨都将死去！
日：我将耸立于这场奋斗之中，或者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败，我也不愿独活。
日：这场战争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灭绝雅利安人民，要么让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日：你只能领导你的部队取得胜利或走向死亡，别无它路。
1943年7月：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
日：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
权威人格成就了希特勒。靠着它，希特勒战胜了虚弱的、分裂的和举棋不定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党内的对手、国内的对手还是国际上的对手。但就策略而言，这种“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观念也导致了希特勒的失败。“它胆大妄为、残酷无情，只要占优势就不做让步，由此而取得胜利并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它是一个建立在‘孤注一掷’斗争原则基础之上的领导集团，因此，一旦处于绝境，它不会寻求或者考虑通过外交途径来摆脱困境。”“然而，当敌手阵营强大而团结一致的时候，当主动权一去不返的时候，当讨价还价的实力日益削弱、迫切需要更为灵活的军事战术和更为巧妙的政治手段的时候，希特勒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做法却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权威人格蕴含着斗争哲学。希特勒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的一场大病耗到殆尽，因此无法维持生活。我决心从那起自食其力，便携了一个简便的衣箱奔向维也纳。我希望坚苦与自己的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当官看做一生中最高的目标。”从后来发现的材料来看，希特勒的家庭不但不是如此贫困，甚至还比较富有。但成功者总喜欢夸大自幼的艰苦，希特勒后来一直这么说自己的童年。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希特勒没有一个顺利的青年岁月。对于1908年2月至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生涯，希特勒是感激的：“它使我坚强起来。”德国学者费舍尔（Klaus Fischer）概括指出：“他悲惨的生活告诉他，生活是生存永恒的斗争，只有最强壮的人——最凶暴、最冷漠的——才有机会获取胜利。因此，对爱、感情、和平、合作的浪漫主义观点是感伤的美妙之言，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假如世界已冷漠和残酷地对待他，为什么他要以爱和友好的态度对待它呢？对于希特勒来说，‘他要生存应该战斗，如果在这个充满永恒战斗的世界放弃战斗，他就不应该生存。’他坚信，每个天生温柔或渴望爱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散发出软弱和堕落气息，而强壮的人将凌驾于其上。”1922年10月，希特勒对他的听众说：“马克思主义者教导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兄弟，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我们的格言将是——如果你不是德国人，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因为我们深信不斗争我们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用思想进行战斗，然而如有必要，也要用我们的拳头进行战斗。”如果说这还是志在夺权的狂嚣的话，那么，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实现纳粹运动的复兴的过程中，希特勒就已经把“斗争”提炼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视之为政治生涯的最高原则。日，希特勒在讲演中大力宣传斗争哲学：“斗争这个观念的存在同生命本身一样长久，因为生命之所以能够保存，仅仅是由于其他生物通过斗争而灭亡了……在这个斗争中，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够生存或者能够保存自己而战胜动物界，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如果你不为生存而斗争，那么就决不能赢得生存。”这是一种肤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希特勒又赋予它更残酷、更紧张的内容：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力量与权力始终是决定因素，大自然与国家都遵循强者统治弱者的规律，如此等等。希特勒的世界图景由统治/被统治而主宰，统治的基础在于力量，而力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暴力、就是战争。“战争是最自然的状态，是最正常的东西。战争无时不在，无处没有；战争没有开端，没有结束。战争就是生活，所有的斗争都是战争。战争是原始的状况。”
这种斗争哲学是一种反智主义的意志论。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带了四个大箱子，其中大多是书。在他的住处，总有许多书堆在那里，其中包括古典文学和哲学作品。他的妹妹记得，1908年刚去维也纳的前几个月中，他还给妹妹推荐几本书并给她寄过《堂·吉诃德》。当然，希特勒的读书习惯持续不很久，但至少有一度，书就是他的世界。有些好读书的人并不尊重知识，而是把知识当作政治斗争工具并且不允许其他人的自由阅读。在成绩很不理想的中学阶段，希特勒不但完全否定他的学校和老师，对旧的教育体制也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其秘书鲍曼（Martin Bormann）主持记录的“席间谈话”中，充满了这种思想。日：“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疯癫。称得上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力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4月12日：“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老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8月29日：“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老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语一点天赋也没有——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的白痴的话。我看到他就感到憎恶。”9月6日：“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的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都失败了。”希特勒认为，自己的成功应归功于读书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对我的意义也许同对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我认识读破万卷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才能区别书籍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益的，以便记住有用的东西，在可能时跳过无益的东西……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养成读书艺术的人将立刻能辨别，在一本书、杂志或者小册子中，什么东西是应该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个人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
希特勒在演讲
从政治家的实践到理论家的阐释为，斗争哲学是20世纪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之一。不同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希特勒的斗争集中在种族之间展开。日他在慕尼黑演讲中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尽管他们破坏过千百种文明。他们说不出自己有任何创造。他们具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是外国人、外国工人为他们建立庙宇；是外国人为他们创造，为他们工作；是外国人为他们流血。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他们的艺术是一点一点地从其他民族那儿偷来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保存别人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有雅利安人能建立国家，并使国家走向伟大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犹太人是做不到的。正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的种种革命就必须是国际性的。这些革命肯定会像瘟疫般地到处蔓延。犹太人已经毁了俄国；现在轮到德国了。犹太人由于嫉妒的破坏本能而想方设法瓦解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并且想玷污他们的血统。”青年希特勒参加过奥匈帝国的代表大会，但其所得却是对民主制的藐视。他认为民主政制下的政府营私舞弊，代表无知平庸，多数人不负责任，党派之间因为妥协而放弃决断。这当然是20世纪反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达。希特勒进而又把民主政治视为犹太人的秘密统治。在他看来，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基督教、现代主义、卖淫嫖娼和人种混杂等等，都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用以征服雅利安人的工具，都是他将来要扫除的垃圾。反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民主，是青年希特勒的基本理念。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希特勒认为反资本主义只有加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想主义才能有效。1930年，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希特勒与北方纳粹党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发生争论。后者对他说：“你想扼杀社会革命，是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以及同右派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他的回答是：“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瞧：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任何理想，我们从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靠诉诸理想来争取工人。我们想为新的统治阶级干革命，正如你一样，这个阶级没有被怜悯的伦理所感动，而是从思想上非常明白，它有权统治别人，因为它代表优良的种族。这个阶级冷酷无情地维持并确保它对群众的统治。”“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这个革命往往不过是劣等种族的下层反对处于统治地位的高等种族的斗争；而如果这个高等种族忘记了它的生存法则，那它就要战败。”这就是说，只有种族主义才能最后取代资本主义。
童年和青年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塑性很强，但对于像希特勒这样自认为天命所寄的政治家来说，他会确信其早期的一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此后奋斗所必需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将内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惧转变为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注入其政治生涯，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而希特勒之所以能改变历史与世界，又是因为20世纪初的欧洲在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10年初到1913年3月，希特勒在维也纳麦尔德曼街27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此时的维也纳汇集了一批后来将改变世界的豪杰之士。托洛茨基坐在中央咖啡馆，一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不停地翻读着最新一期的《真理报》。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即后来的斯大林，此时正在维也纳进行为期五周的调查，以便为《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准备资料，他很可能与希特勒擦肩而过。约瑟夫·布罗茨，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在维也纳是一名汽车技师。这一年2月，勋伯格（Arnold Sch?nberg）在准备他的新作《室内交响乐》，他开创的十二音音乐将在音乐会上被困惑的、愤怒的听众所拒绝。而在希特勒住处不远的地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撰写他的论文《图腾与禁忌》。1913年3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时，这里也荟萃了一批埋葬19世纪文明的人物。表现主义艺术团体“青骑士”的艺术家、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斯蒂芬·格奥尔格，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此时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希特勒租住的一间小阁楼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墨尔街34号，在同一条街的106号，住着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后来的列宁。与列宁居住之地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住着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这位还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正在构思他那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这些人风云际会，带着自己的经验、不满和希望，在不同的领域改变着世界或人们的世界观。希特勒遭遇了一个可能实现其抱负的时代和环境。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纳粹党和希特勒是在魏玛民主体制内取得政权的。尽管纳粹党从未赢得单独组阁的选票，但它确实在193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就此而言，是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对此，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后来有一段严厉的评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当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备。”爱因斯坦的观点原则上是对的，但说“他们把他选举出来”，还需要进一步推敲。
真实的情况是，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主要不是德国人民，而更多是右翼保守势力与短视的政治家；希特勒不是民主政制的产物，而是民主制瘫痪以后的产物。
魏玛民主政府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安抚协约国方面并平息国内的愤怒舆论，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而重建国家、发展民主则是它的自我期待。但是，无论是多数国民还是少数政治家，无论是党派组织还是利益集团，均对民主建国、对民主文化毫无意识，毫无经验。魏玛共和的最终失败，源自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危机以及一种悲剧性巧合：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打击共和国的极右势力特别是纳粹的兴起同时发生；各种个人错误和各种社会缺点竞相交织，偶然事件和历史传统的有力互动，在此过程中，凡尔赛、莫斯科、世界经济危机、旧的专制国家、军国主义传统、庸碌的政党、重工业主、将军们、小资产者……还有希特勒等一长串名单都是摆脱不了的责任者。
魏玛民主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沉重包袱。条约的苛刻条款，足以使德国人感到愤慨，而协约国把早已商定好的和平条件看作是不可更改的而只需交给德国人签字这一行为本身，又被一向自以为是的德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他们只知道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却看不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举国上下一致向《凡尔赛和约》发泄其全部怨恨，“凡尔赛霸约”、“凡尔赛骗局”、“可耻的条约”的说法不胫而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条约本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时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他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是不公正的，其所提出的巨额赔款也是无法实现的，只会增加德国的仇恨。他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中欧贫困，我敢预测，我们肯定会得到报复。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凯恩斯的评论本身没有错，但他没有估计到他这本书的接受效果。
因此条约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德国人应当如何看待条约？当时99%的国民认为不应签约，他们不愿清醒反省自己的罪责，而且把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视为德意志民族的叛徒和法国的代理人。凯恩斯的书在德国受到普遍欢迎，100个人中有99个深信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受到了欺骗。日，在国会调查战争期间和平的可能性的委员会上，德军统帅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说军队及其领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尽了最大努力，而德国人民及其政党却背弃军队，从背后对它进行突然袭击。“执政党派动摇了后方反抗的意志……除此之外还密谋计划瓦解舰队和陆军，通过革命消磨掉前线的斗志。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失败，德国由此输掉战争。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对：‘德国军队被自己人捅了一刀。’”兴登堡这是在撒谎，因为正是他在日与军需总监（副总参谋长）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ner）将军一起，当面告诉皇帝：战争失败了，军队已不再效忠于皇帝。1919年6月，协约国就《凡尔赛和约》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军官们反应激烈，坚决反对政府让步，兴登堡也在一份电报上对军官的行动表示支持。但6月23日艾伯特总统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想知道兴登堡的最后态度，他并没有表示抗议，而是离开房间，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留给格勒纳。后者告诉总统：军事抵抗毫无希望。“总统同格勒纳的通话结束后，兴登堡又回到了房间并对格勒纳说：‘您承担了严重后果并且又一次充当了替罪羊。’”所以，不仅不可战胜的德军是一个神话，兴登堡本人的功绩也是一个神话。尝够了兴登堡忘恩负义的格勒纳将军，在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出于政治原因，我有意识地宣扬了年迈的兴登堡的声望。”实际上，东线战场上的战争创举不过是挂了兴登堡的名字。“我曾两次在东线总司令部里所得到的印象是，兴登堡完全是个‘傀儡’……不过，这位老人尽管冷漠无情，无所作为，但不仅在战争中，而且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在追逐荣誉。”
军队没有承担战败的责任，甚至没有给出失败的理由，而是让新的魏玛共和国来承担战败的罪责。处于激动状态的国民没有去探究事情的真相，却乐意相信兴登堡的神话。他们众口一词地叫喊：我们的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在当时的舆论中，“背后一刀”（Dolchstoss）既指在1917年7月的国会上主张和平的政党，也指1918年发动“11月革命”的左派及此后成立的共产党，又指在战败和失控的危急关头充当“官方的债务清理人”的共和国。失败的德国人既用德国军队从未被战胜的神话安慰自己，也用这句话来攻击左派和民主政府。所以，历史学家艾克（Erich Eyck）评论凯恩斯的著作时说：“……愤慨使这位作者比他在冷静时所能辩护的走得更远。当他不仅谈论自己作为专家所精通的那些事情时，这种危险就会更大。……尤其是凯恩斯没有认识到，他的书在德国自然受到热烈关注和赞许，而那儿的读者与他所熟悉的英国公众完全不同。在英国，政治上的自我批评即对本国政策的批评不仅有其传统，而且也无损于批评者作为爱国者的声誉。在德国，这种自我批评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有失体面的。向凯恩斯欢呼的德国读者不会去问：如果一个德国人即使只是对俾斯麦的法兰克福和约提出尖锐程度只及一半的批评，他的境况会是怎么样。……这样，凯恩斯的宣言书在德国起到了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作用：它有力地支持了那些大喊大叫‘可耻的和约’、‘凡尔赛的苛刻条件’的人，这些人认为德国政治的最高而且唯一的职责就是摆脱这个条约，把‘履行政策’或‘谅解政策’诬称为叛国……”德国人不但要共和国为签约负责，而且认为民主政府使德国战败。他们把战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而造成的贫困、匮乏、破产、失业等失望和痛苦，都归结为《凡尔赛和约》和签约的共和国，都利用《凡尔赛和约》来使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分子名誉扫地。他们最好的口号是“11月党人的同谋”，而任何人只要掌握必要数量的“爱国”辞藻，就不会因为干蠢事而使自己丢丑。
这种狭的“爱国主义”造成德国社会严重的政治分裂，也极大地降低了国民对民主制的认同程度。人们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右翼分子把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毒汁注射到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即使在相对稳定平和、“一天天好起来”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共和国也未能唤起国民的忠诚和信赖，共和体制、民主原则无法扎根于国民心灵，民主主义不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恩斯特·米勒-迈宁根（Ernst Müller Meiningen）这样描述国民和共和国的关系：“如今国家自称是人民的国家，而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而已……一种极端的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甚至是一种对政治活动的真正憎恶—— 一种对民主共和国的巨大危险，席卷了整个最广泛的阶层，并首先扼杀了战争所曾唤起过的政治意识。”魏玛共和国在其不长的时间中，始终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怨恨和破坏充斥共和国，形成了普遍的愤恨、放毒的气氛。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国会议员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就认为，共和国之所以失败不在其组织程序，而是由于它是在一种毒化的气氛中建立的。主张和平、谅解的政治家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分别在年被暗杀，不能肯定是某些自称“具有民族意识的”右派组织所为，但无疑是不断增长的极端情绪鼓励了这种凶杀。如此恶毒的政治气氛，致使国民不再企望在法律的框架内思考问题，遵守法律的力量不再获得赞许，协商的道路被堵塞，规范的程序被抛弃，人们对他们将被用来达到的那些目的不再能意见一致。相当多的政治家、政党和个人不是根据新近确定的民主方式解决利益和观念的分歧，却以习惯性的造谣、鼓噪、宣传、游行集会、暴力等方式参与政治、解决争端。暴力行为破坏了共和国，也使国民习惯于用非民主手段解决政治冲突，并认为暴力有助于恢复秩序。无论是1920年的卡普（Wolfgang Kapp）政变还是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都没有得到认真处理。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风暴，渴望动手。有身份、有权势的人一般不会走向暴力，但他们积极地为德国的复兴做努力。西克特将军没有忘记军人的责任：“任何和平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它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军火商古斯塔夫·克虏伯也在为重新武装作准备：“假如德国有复兴之日，假如德国要摆脱凡尔赛和约，克虏伯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机器被拆除了，工具被销毁了，然而有一样东西还保留着——那就是人才，在制图板前和车间里工作的人，他们的相互合作曾把大炮生产推向极致。一定要保住他们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尽管困难重重，我也要保留克虏伯的生产能力，为将来重新武装作准备。”
在此政治文化环境中，魏玛共和国始终不能形成成熟的政党文化。德国的政党机制历来是多党制，此一机制力图使社会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倾向都在议会舞台上登场。由于党派林立，竞争力普遍不强，为了组织议会多数并进而组织政府，就必须组建不同政治力量和政党的联盟。1919年选举出的议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体控制的，它奠定了魏玛政治的格局：除了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外，不可再有别的政府。“联盟”是共和国生存的主要前提，也应当是各政党活动的最高原则。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期望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每个政党，只要参加联合政府，就必须做出妥协、让步乃至牺牲，它只有同代表其他利益的其他政党联合才能执政。魏玛时期政党有三个方面不适应议会体制。
首先是缺少国家利益的关怀，难以认同高于政党原则的国家原则。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长期没有稳定而强大的政党来代表自己的政治利益，少数几个政党是君主制崩溃后才形成的，有的刚刚成立，有的是第二帝国时期政党的重新组合，天主教中央党、民主党、民族人民党等等从来没有获得过20%以上的选票和国会议席。社会民主党是第一大党，但也只有和中央党、自由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才能组成国会多数派内阁。当左右两个极端政党都以反对共和国为基本立场、以摧毁对手为最高目的时，对议会多数负有主要责任的社会民主党就特别需要处理好党派和国家的关系。共和国建立后，它本应向“国家党”转变，改变其在专制政体之下形成的主导思想，注重议会机构，从整体上控制公共形势。但是，由于它的传统教义和政治目标，由于担心共产党的竞争，它不敢放弃阶级斗争的主张，没有在形势和身份变化后完成思想和策略上的变化，仍然担心变为议会党而放弃社会复兴的宏大计划，因而不能采取一种明确的政府政策，终于失去本来具有的优势。艾克认为：“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不能振作起来，最终要从阶级本性上来说明；该党是在帝国时期作为一贯的反对党发展了这一阶级本性的，而且它现在不愿放弃这种阶级本性。”它不明白应当改变当初以发动社会革命为使命时形成的政治游戏法则，仍然以激变年代的阶级斗争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如此，其他党派也并不高明。当代学者海因茨·赫内（Heinz H?hne）总结说：“这些党纯系阶级和利益的政党，它们的领袖也只知道为本集团谋利益。要是他们由于某项不得人心的政策而使本集团在政府里丧失信任和面临危险时，他们宁可退出内阁，也不愿激怒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一届政府，对一个政党来说决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通常仅是一种在其他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党的利益不受威胁的工具。”
其次是政党联盟缺少凝聚力，难以形成议会多数或联合执政。有关政党即使在实际目标相近，且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不能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本来是共产党的母体，在1919年的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左派分裂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不管有多大分歧，它们都是以工人阶级的代表身份出现的，其共同敌人是民族党、纳粹党及其他反动势力。然而，它们每一方却都把对方视为比纳粹更凶恶的敌人，共产党大肆鼓动空泛的革命热情，并把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开路先锋来进行斗争，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政权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为此即使与纳粹合作也在所不惜。因为根据斯大林1928年的观点，法西斯政权将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它一结束就会给共产主义以决定性的机会。与此相应，1928年到1930年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内政部部长在内阁里谈及政治激进主义时，总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却从未坚定不移地与纳粹进行斗争。1931年，共产国际终于提倡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但共产党方面“十分缓慢、迟疑不决”，社会民主党则担心，在因失业和削减工资而产生的绝望情绪已显示出湮没所有的清醒考虑和旧的党派忠诚的时刻，合作可能会把社会民主党员置于共产党鼓噪家的影响之下。尽管有不少明智之士做过努力，但两个党直到被希特勒禁止也没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就是这两位兄弟之争，中断了共和派的一线生机。双方都有责任，但共产党显然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只有用诡辩才有可能说中央党的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社会民主党的布劳恩（Otto Braun）和泽韦林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才有可能相信纳粹主义比虚弱的民主共和国更好。而且，正像霍布斯鲍姆（Eric F. Hobsbawm）说的：“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的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如果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同属左派且党员之间有许多联系的政党都不能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合作，它们和中间派或右派的合作就更困难了。1922年11月，总统委托总理维尔特（Joseph Wirth）与各政党讨论组织并扩大政府问题，人民党、中央党、民主党都支持这一计划，但社会民主党却拒绝同在社会政策上它所不信任的人民党合作，维尔特下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退出政府，随后成立的古诺（Wilhelm Cuno）政府（）只能从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如人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中挑选部长，新政府显然比被推翻的维尔特政府更为右倾。犯一次错误还不够。1923年11月，鉴于政府对萨克森和图林根左倾激进主义采取强硬措施，三名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辞职，使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政府失去议会多数。这样，社会民主党就推翻了其外交政策是该党所希望的总理，而且这位总理从内部增强共和国的力量比任何其他总理都做出了更大贡献。在纳粹上台的前夜，总理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确实认真地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接触，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社会民主党满足于空洞的宣传和反对姿态，却拿不出任何现实主义的政策。它始终不能理解：同希特勒相比，一名保守的普鲁士将军（尽管有人怀疑他是阴谋家）毕竟还是一种安慰。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与之合作，客观上使纳粹的上台不可避免。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其参政的方式不是积极的斗争，就是消极的不合作，而不是自我克制地与目标上接近的党派合作。在整个魏玛时期，社会民主党对于是在朝还是在野才能更好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取得共识。
第三是政党内部不能一致对外，导致自我消解。德意志人民党最能说明问题。党内纷争，严重妨碍了该党也是整个魏玛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尽展才华。施特雷泽曼原属民族自由党，1918年11月该党和进步人民党为适应议会体制联合并入新的民主党时，新党创建者们鉴于他在战争期间保守的、亲军方的立场而反对他参加。施特雷泽曼只好以自己的才能赋予民族自由党的残余以独立存在的生命，于12月15日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在倾向民主共和的成员参加民主党后，该党剩下的基本成员都是些右翼人士，是一些“说大话的聚餐会友”，经常附和着极右团体“钢盔团”的旨意大喊大叫，这与施特雷泽曼越来越明确的自由主义政策产生冲突。日，在国会对他进行信任投票时，本党竟然有13个代表拒不参加投票；同年11月，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退出和民族党的反对，他的政府即将垮台，本党内还发动了对他的造反；1928年6月，只是在他威胁要退出议会党团和党的情况下，他的党才同意他参加米勒内阁，而当严重的财政状况使这届内阁遭到抨击时，人民党也参与了反政府的阴谋。背负自己党内的压力，施特雷泽曼曾认真地考虑退出由他重建的人民党。一个身负重任的政治家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对付本党的反对派，不得不向本党要求有更多的权力，这是魏玛政党的漫画之作。
政党不想承担国家责任，政党之间不能求同存异，政党内部不能统一，从而议会不能形成稳定多数，政府无从联合建立，任何一届联合政府都面临危机。在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个10年中，政府的更迭超过10次，几乎有一半政府未掌握有效的多数。多数政府不是建立在围绕某一纲领而团结起来的牢固的政党联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为了就某些特殊问题采取政治措施而进行的短期谈判的基础上，经常是关于一个细微问题的争执而把政府推入长达几周的危机。政党经常是在幼稚的争执和无能的失职之间摇摆，共和国摆脱不了议会解散和内阁更迭的旋转木马游戏，以至于当国家迫切需要领导时，政府却不能采取行动。如果联合是一个多数派政党可以立足的唯一坚实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一旦遭到破坏，共和国的敌人就可以借机说民主制行不通，必须取消；大多数国民也感到政党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他们要求“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而当时的意大利和俄国的事件表明，政府的强有力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展开，用专制手段解决难题乃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政治僵局终于使那些想要维护民主制的政党的支持力量逐渐消失，而旨在推翻共和国的极端主义政党却赢得了支持。党派太多，且又倔强好斗、各不相让，国会哪怕采取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行动也需要凑成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而下一次又出现问题时，这个联合政府又得马上分裂。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对共和国失望了：
符腾堡部长、中央党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在日的一封信中说：“人人都感到软弱、无能。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显得软弱无能。”“我一直认为，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是我所希望的。”
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后来为自己支持纳粹辩解说：“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事物的范围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还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试图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
在奥地利作家米伦的小说《女纳粹的觉醒》中，工人的女儿托尼，原先信仰共产主义，后转而成为纳粹分子。她在与共产党人争论时说：“所有的政党都让我们失望了。我们要给国社党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确实，纷争总得有一个结果，这就是希特勒与纳粹党。希特勒的最后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保守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并不是纳粹分子，但由于立场反动或目光短浅而成为共和国的埋葬者。应当说，那些为共和国开门揖盗的人，即使是作为民族主义反动力量代表的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保守主义者巴本（Franz von Papen）、阴谋家施莱谢尔、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原来并不是纳粹的支持者，但由于其反动立场和短浅目光，终于以自己的权力为纳粹开辟了道路。他们或者以为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以为可以控制它、分裂它。以巴本为例，因为“总理职位本身并不是独裁；在内阁和国会，都能以多数票压倒纳粹党人，而且总统听信和宠爱的是巴本，不是希特勒。事实上，在兴登堡和巴本看来，整个目的是让希特勒在总统的约束下在非纳粹党人控制的内阁中负责”，所以他才主动帮助希特勒。说到底，德国选民从未给予纳粹占多数的选票，在年国会选举仍然是自由的那段时期，纳粹从来没有赢得真正的多数。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对此设问：“是不是恶魔式的偶然性帮助了这个胆大妄为的赌徒而兼骗子的希特勒上台并使他终于担任了总理职务？”梅尼克倾向于认为纳粹成功是偶然的，这“偶然”首先是，也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政治家的短视行为。1928年的大选，纳粹惨败，但胡根贝格的民族党为了反对“扬格计划”（Young Plan）而与纳粹结盟，使之成为德国引人注目的力量，从大选的失败中迅速恢复；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的选票已从7月的极盛中下降，没有获得单独组阁的机会，民主党、中央党等均拒绝与之合作，当时的舆论甚至认为“希特勒到了生死关头，完蛋了这位领袖”，但胡根贝格的民族党再次对他做出关键性的支持；在1933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40%的选票，只是在民族党贡献了8%的选票后，希特勒才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
第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的瘫痪。1930年3月，最后一届联合政府垮台，国会再也不能产生政府。3月27日，总统兴登堡根据宪法第48条紧急法令，指定中央党领袖布吕宁建立一个“不受议会多数控制的政府”。布吕宁感到，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议会制缺乏稳定性，除非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来弥补。既然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无力形成多数的国会里得不到支持，那么唯一的支援只能来自总统。他认为自己是对国家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总统兴登堡就代表国家。他上任伊始即警告：“新内阁要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与人民的立法机关协同解决国家的迫切问题。如果国会内各政党不予合作，他将从他处另找支援。”现在，国会原先的权力转到总统手中，总统统治取代国会意味着魏玛已从议会政体向独裁方向跨出了一大步。1930年7月，由于国会没有通过布吕宁的某些紧缩措施，他就利用宪法第48条总统紧急法令来使之生效；当民主党、纳粹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出于各自的动机联合投票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后，他的回应是解散1928年5月繁荣时期选出的国会。日新的大选结果如晴天霹雳，共产党由54席增至77席，纳粹党由12席增至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两大党完全对立，布吕宁不能得到多数支持，只能更加依赖于总统的支持，全然靠紧急法令进行统治。他把政府的命运系于总统一人之手，充当了魏玛民主向纳粹专制的中转站。危急存亡之时，布吕宁又提出了一项法令，即由国家接管某些破产的东普鲁士财产并在小农场中分配这些财产。这在经济上可说是明智的，但布吕宁没有考虑到普鲁士容克的自私性和宗派性，而总统兴登堡正是这些容克之一。当兴登堡接受了东普鲁士乡下的大量房地产时，同时也接受了这些容克说的布吕宁总理“布尔什维克化”的判断，生气的兴登堡赶走了布吕宁，然后根据自己的好恶把总理之位分别交给巴本、施莱谢尔，再下面轮到希特勒。
日，是魏玛民主制真正垮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开始了不具备议会多数的执政时期，布吕宁之后的各届政府都是依靠使用宪法紧急状态条款而非依靠议会多数的“总统内阁”。至此魏玛民主已丧失了它的核心内容。所以，不能说是德国人选举了希特勒。实际上，在自由选举中，纳粹获得的最高选票仅仅为37.3%，即8人中仅有3人投赞成票——当然，这比任何其他党派的得票率都高，因此仍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其竞争对手。严格地说，希特勒的成功，源于魏玛共和国的自杀。日，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把大权全部交给希特勒，结束了政府对国会和总统非常权力的依赖地位。这一点之能以能成功，是因为巴本、施莱谢尔已有先例。这些保守分子所没有预料到的是，希特勒把这一进程进行到底，即利用同样的总统非常权力，使自己不但不依赖国会，而且也不需要依靠总统、内阁、联合政府里的其他伙伴，从而在“合法”的外衣下埋葬了魏玛民主政治。
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也是德国历史上非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种回归。在俾斯麦创立的德国立宪制中，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和普鲁士王国大臣取决于皇帝与国王的信任，只要他们能得到这种信任，即使不能通过议会的表决也不能被免职。魏玛共和国建立了议会制民主，但因为德国人总体上对议会的不信件，因为参加议会的各政党在政治上的短视，共和国的议会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困难一到，德国人想到的就是把权力送给总统。希特勒成功了，但德国政治却倒退了。这一点，当时就有人意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几乎主导了德国政府的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是卡普政变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公开领导人。在1925年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推他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在2700万张选票中得到可怜的70万票。从此，两人断绝关系。希特勒任总理两天后，兴登堡收到老战友鲁登道夫的信：“您任命希特勒当帝国的总理，等于是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煽动家。我向您预示，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帝国拖入深渊，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子孙后代会在您的坟墓前咒骂您的。”右翼如此，左翼也不迟钝。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大声疾呼：“同志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开始了，你们明白吗？”然而，这一切都落在荒野中，经过短时期的观望、犹豫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聚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旗帜之下，直到12年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噩梦。
魏玛民主共和国是不幸的。它的社会政治构造是一个领土和国际地位都受到削弱、背负赔款重担的战败国，一个充满了修正（《凡尔赛和约》）主义的愤恨，在一个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的国度，一个最后遭到了经济危机重创的社会。它的现实危机包括《凡尔赛和约》的后果，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希特勒以及其他右翼反对党的成功战略和政治能力，共和国一些关键人物的短视与愚蠢。历史学家们会说：“也许，从这段复杂历史中能够得出的唯一让人宽慰的教训就是：虽然激进的和极端的各种运动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兴起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更是如此……如前所述的、发生在德国的、为希特勒的崛起开辟了道路的这样一个多种因素的独特组合，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在今后的历史中被复制。”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希特勒成长迅速：仅仅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下士而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统帅。希特勒困难重重：他的侵略计划不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在纳粹党的核心集团中也不被看好。德国进攻波兰后，二号人物戈林抱怨说：“真是太可怕了，希特勒疯了！”“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就只有乞求上苍了。”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企图阻止战争爆发。1939年初在埃森谈到波兰时，戈培尔也说：“我担心会失败。愿上帝保佑我们。”海军上将邓尼茨（Karl Doenitz）是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后来也说：“最迟从入侵开始，我就清楚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希特勒几乎是一个人在推动着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他的“闪击战”的几度“辉煌”，诸小国不论，法兰西十天投降，苏联危如累卵，盟军统帅屡屡为其战术目瞪口呆——没有希特勒，德军的战斗素质即使再好，也不会取得二战初期那样大的胜利。他究竟有什么军事天才，值得一说。
作为一名统帅，希特勒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在就任总理之前自学过几乎所有军事课程，尤其非常熟悉任何一种常用武器的相关参数，掌权后也经常参观、指挥演习并与将军们一起探讨军事问题。与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丘吉尔等相比，他军事能力不能算低。曼施泰因元帅是纳粹德国指挥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之一。1940年，他大幅度修改希特勒的“黄色方案”，制订了著名的“曼施泰因计划”，使德军在6周内横扫西欧诸国，获得西线胜利；1942年下半年在兵力和地理位置不占优势，且缺乏制海权的情况下，曼施泰因率第十一军团重创苏军，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夺取了塞瓦斯托普尔要塞；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他以劣势兵力守住罗斯托夫，为A集团军群保留了退路；1943年2月曼施泰因出任东线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后，夺回哈尔科夫和别耳戈罗德，歼灭了苏联第三坦克集团军及其支援部队，恢复了以前的战线；1943年10月，南方集团军群无法守住第聂伯河防线，曼施泰因在后撤途中突然发起反击，在克里沃伊罗格重创苏联第五近卫集团军。在这样一个杰出将领的眼中，希特勒对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眼力。这种眼力常常会在某些军事外行人身上表现出来。否则，在军事历史上就不会有一些王侯成为杰出的军队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对敌我双方各种武器的参数，如数家珍，其熟悉程度令人咋舌。“从总体上看，他缺少的是建筑在经验基础上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替代不了的。”
希特勒的画作
“外行”而“杰出”，这与希特勒的艺术气质有关。希特勒一直把自己视为艺术家。他自幼即想当画家，为此还与他的父亲发生过激烈冲突。1905年（16岁）离开学校后有两年时间困在家里，陶醉于做艺术家或建筑师的美梦，还制作了重建林茨的宏伟计划。年两度投考美术学院失败，但他仍然在维也纳过着孤独而勤奋的“艺术学生”生活，以画画与卖画为生而且卖得不错。日到慕尼黑后继续卖画，每月有100马克的应纳税收入。1914年，他的卖画收入可达每年1200马克左右（他当时每月的生活费仅80马克左右）。从其保存下来的画作（苏联红军在地堡中找到了希特勒的一本素描簿和一本摄影集，现存莫斯科）来看，虽然不能说希特勒是伟大的画家，但也绝非通常所说的趣味庸俗的涂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期间，希特勒也没有停止作画，他为前线报刊供稿，在宿营地画素描。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决心从政时，他艺术的热情才有所降温。但还是保持了对艺术的爱好和忠诚：掌权后他总是带着一支笔把闪过脑海的东西画下来；他主持的第一幢建筑是美术展览馆；他把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听了不下数百遍；他亲自安排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电影摄制；他为保护佛罗伦萨而改变了作战计划，放弃对该城的防御；直到末日将至的1945年3月，他还在地堡里长时间地凝视家乡林茨的木制模型，花几个小时为身边的人讲解为重建家乡而构思的每一个细节……希特勒每年圣诞节都会给很多演员和艺术家送花；餐桌上以谈论艺术话题为乐；战争期间，艺术家友好协会的主席冯·阿伦德（Benno von Arent）每次来参加希特勒的茶会时，希特勒总是向他打听他认识的每一位艺术家的情况；每次阿伦德告辞时，希特勒都动情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一再对他说：“幸好您不时地在我孤独之际来看望我，您是我和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之间活生生的连接符。”秘书施罗德认为，如果希特勒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诗人、新闻记者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正是这名潦倒酗酒的反犹主义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埃卡特为提高希特勒的政治眼界、确立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内的地位、帮助希特勒结识文化界知名人士立下大功，成为纳粹运动初期的精神奠基人。1923年，诗人饮酒过度而死，这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每次谈到诗人，眼睛里总是噙着泪水。埃卡特是纳粹党早期的重要人物，是希特勒的政治老师，希特勒有此感情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即使对一般艺术家，希特勒也习惯于采取特殊政策。战争开始后，他下令将艺术家的名字从征兵局的名单上勾掉了。直到1944年，他还坚持不让艺术品工厂转入军工生产。在纳粹党要人中，希特勒与建筑师出身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比较亲密。秘书特劳德尔·容格（Traudl Junge）回忆说：“希特勒特别喜欢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志趣相投，”他说，“我们惺惺相惜，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作为建筑师，他跟我倒十分相像，聪明、谦卑，绝不是军队里那种方脑袋的大老粗。’”施佩尔一家属于希特勒身边的私人小圈子。工作人员回忆，只要施佩尔与希特勒在一起，别的人、别的事一概靠后，施佩尔控制着时间。1944年考虑接班人时，还对副官贝洛（Nicolaus V. Below）说：“也许只有鲁德尔（莫德尔元帅？——引按）才能当我的接班人。他很聪明，他对艺术和文化采取何种态度？应该把他叫来。”在此之前的1943年秋，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中一度传说施佩尔是接班人。施佩尔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戈林已经名声不好，赫斯出走英国，席拉赫由于与鲍曼的倾轧而失宠。鲍曼、希姆莱、戈培尔不符合希特勒所期望的“艺术家类型”。“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受恩宠的艺术家，于短期内青云直上，在政治特权阶层中赢得了显赫的地位，最后由于在军备领域内的成就，证明在军事方面也有特殊的才干。只是在希特勒活动的第四个领域，即外交政策方面，我还没有一显身手。很可能，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成功地改行到政治方面来的艺术天才，因此了说间接证明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正确。”要叙述希特勒与艺术、艺术家的关系，那材料太多了。需要再说明的是，希特勒还有不错的艺术见解，比如：“在大城市里已经有很多的展览馆，大量画作充斥其中，就连艺术品收藏家都无法好好欣赏这些混成一堆的画。我主张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周围特殊的风貌和居民的人种特点，把这些画分流到地方展览馆去，每个有艺术家出生的城市应该配一个展览馆。”如此等等。施佩尔有一个观察：
希特勒一再说：“我曾多么希望我是个建筑师。”而当我回答说：“那我在那时就没有主顾了。”他却说：“哦，您，您无论如何会获得成就的。”我常常自问，如果希特勒在二十年代初期遇到一位有钱的主顾愿意聘用他当建筑师，他是不是会放弃他的政治事业。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来，他的政治使命感同他对建筑的热情常常是不可分的。我的这个见解可为他在1925年前后画的两张草图所证实。当时他三十六岁，在政治生涯上已近于穷途末路之际，却怀着当时看来十分荒唐的念头设计了一座凯旋门和一个圆顶大厅，准备有朝一日表彰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功绩。
艺术家没有当成，希特勒把艺术之梦带到了新的兴趣领域，这就是政治。这里本来存在着相通之处。希特勒以演讲见长。他曾经的追随者、后来的对手奥托·斯特拉塞在说到他善于体验民族感情和公众幻想，并为之营造一种虚假的集体感时说：“此人像一个敏感的薄膜，精于此道，靠的是一种任何理性能力都不可能替代的直觉，他很善于让自己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言人，道出那些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愿望，说出那些最令人尴尬的本能，讲出那些痛苦和内心的不安［……］常常有人问我，希特勒那非同寻常的演讲才能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这么解释。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直觉，它能让他准确无误地诊断出他的听众忍受的不满。如果他试图用高水平的理论支撑他的演讲［……］那他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但他若是抛开所有的拐杖，若是向前突出讲他的灵感要他讲的东西，那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
作为一个艺术家，希特勒在军事指挥上有其优长之处。曼施泰因将其总结为三点。
第一，善于捕捉战机。希特勒的战略思想是不以攻占城市，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城市是固定的，有生力量却是活动的，因此捕捉战机就相当重要。但是，“希特勒对于作战机会的把握独具慧眼，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抓住，但却缺乏对一个作战思想实施的前提和可能性的判断力。作战目标和由此产生的作战的空间性，必须与所需时间和兵力相适应，更不用说对于后勤补给可能性的依赖了，而希特勒却缺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力”。日，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反对，决定放慢进攻莫斯科的速度，命中央集团军群一部南下、南方集团军群一部北上，形成对基辅（Kiev）的合围。经过12天的战斗，苏军西南方面军大部被歼，被俘66.52万多人，战果辉煌。当然，对此也有另一种看法：如果希特勒按照最初的作战方案在莫斯科正面打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从而消灭苏军，那么莫斯科就会被攻占。基辅会战拯救了莫斯科，从而也拯救了苏联。希特勒的另一个正确决策是1941年7月底下令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分向北方、南方进军，中部由步兵负责。希特勒之所以把战争的优先权放在南方地区，是因为他急于获得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经济资源。但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特勒此举也有军事上的考虑。1941年7月，中央集团军群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遭遇苏军猛烈攻击，希特勒因此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还有更加艰苦的战斗；而且中央集团军群的北部和南部都部署着强大的苏联军队，对任何一支进攻莫斯科的部队的两翼都构成严重威胁。在对北方和南方的苏军予以致命的打击后，中央集团军群于9月份恢复进攻。可以设想，如果德军过早向莫斯科进攻，那他们不但会遭遇强大的抵抗，还将受到来自苏联西南方面军几个集团军的打击。正是由于希特勒改变了作战方向，才使得德军在8月份的进攻中消灭了这几个集团军。所以说：“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上，尤其是关于战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比他的将军们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敢于突破常规。正因为希特勒有着艺术青年的气质，一向只精于“算计”的德军才能在战略上采用一些冒险的行动并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因为希特勒有着“艺术青年”的气质，张伯伦之流的老牌政客才步步败退。至少有一度，德国所向披靡，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的冒险都能成功。法国战役中，按照传统套路的陆军总部不同意曼施泰因对战役计划所作的大幅度修改，正因为有了希特勒，曼施泰因的计划才得以实施，德军迅速突破阿登，围歼盟军，迫使法国投降。对希特勒了解较深的施佩尔观察到：“‘业余行家’作风是希特勒的显著特点之一。他从来没有学通过一门专业，在所有的工作领域中，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个门外汉。就像许多自学者那样，他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知识。……他不为标准观念所囿，他的机智有时会想出一个专家根本想不到的不寻常措施来。战争初期在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原因，的确可以归诸希特勒对战争规则的不学无术，以及他那种喜欢作出外行决定的劲头。由于对方是按照规则布置兵力的，而希特勒凭着自学者的自以为是，不懂或者不运用这些规则，结果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再加上军事上的优势，创造了他初期成功的前提。但是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像大多数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那样一败涂地了。这时，他对战争规则的无知，显然成为他的无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的缺点也就不再是他的优点了。”这种解释一方面可以把希特勒惊人的成功和迅速的崩溃连贯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无知即无畏，缺少专业知识的门外汉却可以凭借其敏锐的直觉，打破常规。在众多陆军将领根本不把坦克当回事的环境中，希特勒积极支持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发展装甲军并在战争中放手使用，这是希特勒对德国军队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贡献。曼施泰因也认为，希特勒对战争有一种特别的、别人不具备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又是普鲁士军人传统所缺乏的。
第三，坚信意志力量。一个从底层挣扎上来的领导人，一个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成功的统治者，不但具有坚定的意志，而且对此坚定的意志有高度的自觉。希特勒对此有无数说明，其中以1942年5月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我当初是赤手空拳起家的，当初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在所有看来比我更加该当领导人的人都失败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事业。我的本钱就是我的意志，我已经奋斗过来了。我的全部生活历程证明我是从来不曾投降过。……我重复说一遍，‘不可能’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希特勒把个人的经验教条化为一种信念。1939年底希特勒对将军们说：德国在军事上有利，然而先决条件是上层的领导要以身作则表现出勇敢和坚定。如果领导从人民中吸取像普通一兵所必备的勇气，我们将战无不胜。纳粹党是意识形态党，它同样强调主观能动性与精神的力量，因此希特勒也把意志的力量与纳粹主义的力量混同起来。1941年接管陆军指挥权时，他就很轻松地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1944年冬季，纳粹败局已定，希特勒仍然力主在西线发起最后一次进攻——阿登战役，他反驳所有的怀疑者说：“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我是一个从一无所有奋斗出来的人。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过去我所经历过的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甚至更糟。我现在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为什么我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拖垮。”在末日已至的日，希特勒在地堡里与防守柏林东面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总司令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h）有一段对话：
海：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准备应对进攻。……我也有责任告诉你，我不能保证进攻能被击退。
希：信念！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每一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必须焕发出这个信念！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灌输给你的部队。
海：我必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是希望和信念是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希：我告诉你，大将，如果你意识到应该赢得这场战役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赢得！如果你的部队被给予了这同样的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
捕捉战机、突破常规、坚持到底可以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还会出现局部成功而整体失败的可能，这些战略的效果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所以要对希特勒的许多决策做出准确的评价是困难的。这里主要以其意志力来做一个简单评论。
坚定的“意志力”肯定是成为一个军事统帅的必备素质，但意志坚定的另一面则是固执和囿于成规。希特勒的战争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展开。在西线的重大挫折是未能征服英国。无论什么原因，下令古德里安的坦克停止前进、眼看着英法联军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一大失误。在紧接着的时间内，除了释放和谈信号、派飞机轰炸外，希特勒始终没有拿出征服英国的具体计划和行动。美国记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评论说：“德国人尽管在军事领域拥有天才般的技能，但他们却缺乏大战略的宏观意识。他们的眼界还是狭窄了一些……他们一直只关注在欧洲大陆上如何与邻国开战，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对于海洋一无所知，甚至有些天然的畏惧感（希特勒曾经说过：‘在陆地上我是一个英雄，在海洋里我只能是一个懦夫’）。德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的海洋视野，他们一直都不关注海权的重要性。在1940年的整个7月里，德国人都在为下一步计划犹豫不决。其实英吉利海峡也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法国的加莱港和英国多佛港之间的水域是海峡内最狭窄的一段，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望到对面的海岸线。只要德国人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地面部队对于勇猛的德军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大多数是敦刻尔克撤退的残兵败将，根本无从抵挡。然而德国人却始终不敢动手，他们的犹豫不决成为了最大的障碍。”
德军在东线的失败始于斯大林格勒。这是误用坚定意志的典型案例。1941年进攻苏联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1月底以后，德军在苏联遭遇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25万人被冻死，50万人被冻伤。陆军总司令部与前线的将领纷纷要求撤退，但希特勒严禁撤退，发动对苏战争时的主要将领，如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Karl Rudolf Geld von Rundsted）元帅、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勃（Ritter Wilhelm von Leeb）元帅、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Fedor von Bock）元帅、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Walter von Brauchitsch）和两个装甲集群的司令古德里安和霍特（Hermann Hoth）等均被免或辞职，只有希特勒以其顽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对于这一“死守命令”，史家们是有争议的。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认为：“在这个紧急关头上，希特勒毅然禁止任何撤退（除了最短距离的局部性调整以外），在此种情况之下，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由于他的决定，德军停留在面对着莫斯科的前进阵地中，所遭受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它们缺乏俄罗斯冬季战役中所必需的一切被服和装备——但假使它们一旦开始发动全面的撤退，结果就会很容易变成恐怖的溃散。”也有人认为，坚守是正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它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大的灾难。当然，即使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认为希特勒缺乏灵活性，没有更多地接受前线军官的建议，也许有同样的可能性，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并且，最后稳定的战线也是在放松了“死守命令”和同意战术性撤退、营建新的战线后取得的。希特勒深信，正因为他禁止任何撤退的命令才使德国免除了1812年拿破仑的命运。次年3月，他和戈培尔谈到这最难熬的冬天时说：只要他（希特勒）在一瞬间变得软弱起来，那么（莫斯科）前线就会土崩瓦解，就会出现像拿破仑军队所蒙受的那种灾难。数百万勇敢的士兵就会因饥饿和冻伤而丧命……此外，元首对苏联的作战方式抱有某种敬意。斯大林采用粗暴而有力的手段挽救了俄国前线的战局……假如这一次是正确的话，那么希特勒由此得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死守的判断，那就把德军带进灾难了。当1942年秋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停滞不前、高加索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就再次把寸土不让作为挽救其危局的灵丹妙药，终于使第六集团军彻底毁灭。“希特勒强调说，攻占斯大林格勒市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作战方面，而且还出于‘心理’原因：向世界显示德国军事持久的实力，鼓舞轴心国伙伴的士气。希特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蔑视那些缺乏必要意志力的将军和军事顾问，坚信是由于他本人去年冬天毫不妥协地坚持死守阵地才避免了一次不光彩的全面退却，因而他拒绝支持任何从斯大林格勒撤军的建议。但是前一年冬天他的停止撤退的命令有其战术优点，而这次却毫无价值。害怕丢脸的考虑代替了军事依据。”正如陆军参谋长蔡茨勒（Kurt Zeitzler）当时就指出的：“把第六集团军放弃在斯大林格勒，这是犯罪行为。这意味着这25万人死亡或当俘虏。想把他们救出来是不可能的。损失一个大集团军就等于打断了我们东线的脊梁骨。”
重要的是，这不是希特勒的偶然失误，而是其军事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时任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的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认为：“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守，面面俱到。”“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厉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战况越是不利，这种艺术家的非理性直觉就越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1942年初，情报机构报告说，苏联在乌拉尔山等地区的工厂每个月能生产六七百辆坦克，希特勒气得大拍桌子，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生产效率根本是不可能的。1944年12月，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把一份有关东部红军大规模准备的报告送给了此时正紧张地指挥阿登战役的希特勒。希特勒大怒：“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制造这些废话的？”总之，凡是他不愿意相信的事，他就不相信。结果当然是灾难，而他本人似乎还不明白。1945年1月，希特勒自己也在纳闷：“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
所以非理性或许能成就一位艺术家，却不能成就一位真正的军事家。曾经是曼施泰因的下属、战争后期希特勒特别欣赏的青年将领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也持与曼施泰因类似的评论：“希特勒阅读过大量的军事文学作品，也喜欢听军事讲座。除此之外，再加上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一战中的亲身经历，使他获得了很好的关于较低层次的战争知识——不同武器的性能，地形和天气对战争的影响，以及部队的精神和士气。他尤其擅长评估军队的整体感觉。我发现就这些问题而言我几乎都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不了解更高的战略和战术组合。他能很好地把握一个单独的师的调动和作战，但却不明白集团军的作战。……希特勒拥有出众的战略、战术天赋，尤其是一些出其不意的行动，但他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基础去合理地实施它。他还有使自己陶醉于数字和数量的倾向。”艺术家需要灵感，政治、军事也需要灵感，但不能仅仅依靠灵感。
其一，指挥大规模战争必须有理性的指导和规范。希特勒最大的败笔是在没有解决英国之前就向东进攻，陷入两线作战，而这在历史上早就有过教训。曾任陆军部司令部作战部长的布卢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将军后来总结说：“必须看到，希特勒并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从不认为政治就是为实现某一明确的目标而认真奋斗。对于他来说，政治是梦想，他本人则是个梦想家。他既无视时间、空间，又看不到德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德国本身只不过是偌大的地球上的一小块地方这个事实。我们可设想，在波兰战争后不久，他的梦想已集中于东方。也许他甚至已经想像到辽阔的东方领土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实现了现代‘日耳曼化’。他在这梦幻中没有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崎岖不平的道路或者根本就无路可走，大片的沼泽和森林，简陋而分散的村庄，特别是强壮的能吃苦耐劳的俄国士兵。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二等兵，只在西线打过仗，对东方的情况茫然无知。”实际上，希特勒前期的成功也并源自其艺术直觉和梦幻战略。英国学者伊恩·克肖认为：“希特勒三十年代在外交方面及1941年前作为战争领袖取得的胜利，并非源自他的‘艺术天才’（如斯佩尔认为的那样），而主要在于他能准确无误地利用对手的弱点和分歧，并能掌握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行动。在希特勒早期帮了他大忙的并非‘艺术天才’，而是赌徒的直觉：用一手好牌对付软弱的对手，以赢得巨额赌资。只要能保持主动，这种进攻性的直觉就能起作用。但是，一旦赌输了，而且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比赛中手中的牌总是必输无疑，成功越来越无望，这时，直觉就失灵了。……斯佩尔的解释更加不足的地方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1944年德国灾难性的形势是希特勒在他的‘天才’（用斯佩尔的看法）没怎么受到限制的几年中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的直接后果——这些步骤受到了国内最有势力人物的强有力的支持以及民众的广泛称赞。工作方式并没有变，而他——和许多军队领袖——想要的战争的直接结果却变了。也就是说，德国的侵略促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反过来对德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希特勒找不到‘从容优雅’的解决方法。他已无计可施，只能面对输掉战争这一事实，或死守幻觉。”
其二，指挥大规模战争必须有组织制度的落实矫正。希特勒缺少一个真正为其工作的总参谋部。法国战役结束后，在英国拒绝了他的和平倡议之后，希特勒却没有现成的对英作战计划。曼施泰因认为：没有哪一场战争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战争计划进行，但是，当1939年9月希特勒准备冒险与英、法作战时，他必须事先考虑清楚，他将如何以及能否对付这两个大国，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都没有一个用以指导战争如何取得胜利以及下一步作战的“战争计划”。希特勒大权在握，他一心想的是英国能够投降或者议和，他的军事顾问机构或者是不想（反对与西方的战争），或者是不能（没有权力），总之都在消极地等待“元首的决断”。如此国家大事，就只有希特勒一个人在操心，战争如何能取胜？曼施泰因因此指出：
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一个不完善的军事领率机构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在希特勒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时，没有同时创建一个能对战争实施总体指导的负责的总参谋部，会带来怎样的结局。
事实是，除了可以做出决断的国家元首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授权对战争实施总体指导的军事机构。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国防军统帅部当作一个军事秘书处来看待。国防军统帅部的长官凯特尔也没有能力成为希特勒战略问题的军事顾问。
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给予三军总司令在作战总体指导问题上发挥任何影响的权力。虽然他们也时不时地向希特勒提出他们对作战指导问题的看法，但希特勒每每都是置若罔闻，独断独行。
由于没有任何机构授权拟制一份“战争计划”——国防军统帅部更是不足挂齿——因此结果是，大家都在等待“元首的直觉”。一些人，像凯特尔和戈林，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五体投地；另一些人，如布劳希奇和雷德尔，则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在三军总司令内部肯定对战争进行过长远的思考，但这于事无补。
希特勒曾经声言，他绝不会像1914年的德国政治家们那样愚蠢地去贸然发动一场双线战争，但在西线基本取胜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联宣战，然后又向美国宣战，正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指出：元首这是在动员全世界力量打败自己。在如此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中，再高明的直觉也必须有组织和制度的保证。1943年秋，德国已经在四条战线上开战：意大利、公海、空中和东线，德军面对的是一个共同分享资源与协调战略的敌人，而希特勒仍将所有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来不认真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一再拒绝建立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的请求，以至于在面临强大敌人时，德军无法在不同战场、不同机构之间取得协调。“对于那些靠近希特勒的人来说，个人化的决策丝毫不意味着连贯、明晰和理性。相反，他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即兴创作，快速的改弦易辙，以及不确定性。希特勒是靠神经质生活的。”在斯大林格勒失败后，战争越来越不利于德国，希特勒也越来越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不再抛头露面，只是在夜里才乘上专列穿行德国。尽管他凭借其坚强的自制力而没有垮掉，但除了固执、坚守、不许撤退外，他实际上已丧失了挽救败局的能力。
其三，即使是灵感，也不是想有就有的，它需要孕育、酝酿、储备，这就需要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注意到，大战前的希特勒情绪愉快，富有幽默感，直到1942年，他还需要某种礼节形式和巨大的空间来构思重要的外交活动和大规模行动。贝格霍夫（Berghof）是上萨尔茨堡山区小镇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一个小村落，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前就喜欢去的地方，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别墅。他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就是在这庄严、宁静的山间我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在那上面，我觉得自己脱离了尘世的不幸，超然于压在我的人民身上的深重苦难、我们自身的烦扰和困难之外。这一望无际的视野，萨尔茨堡平原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使我摆脱各种庸俗的问题，孕育出震撼世界的天才构想。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凡人，我的思想已超越了人类的界限，它们将化为行动，产生最深远的影响！
1942年1月，希特勒在对密友缅怀往事时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是的，我与上萨尔斯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里发生过好多事，很多东西在那里得以实现，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正是在那里，我所有的伟大计划逐步形成，最后得以实施。在那些日子中，我度过了悠闲自在的时光，还有许多有魅力的朋友环绕周围！”柏林的画商哈伯施托克（Karl Haberstock）是希特勒的主要供应商，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有一次到贝格霍夫和希特勒谈艺术。谈话当中，一个副官送来一份重要的报告，坚持要希特勒审核，希特勒的脸色阴沉下来，但还是照做了，哈伯施托克于是不得不费很大的气力才使他再回到一种欢快的心绪状态。道别的时候希特勒说：“如果没有艺术来使我放松，我会变成什么样啊。”
但问题是，艺术家的灵感和洞察力需要一种更充裕、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而战争开始后持续过度的紧张工作，消磨了他早年找到走出危机的“从容优雅”方法的“天才”思想，损害了他的洞察力，把他变成了一个与其固有的气质相左的被迫性工作狂，自由散漫的生活让位于一种惩罚性的工作安排。1942年后，希特勒直接指挥到集团军一级。1943年，戈培尔在日记中抱怨：“看看那位内政部长弗里克（Frick），67岁了，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齐穆湖度过的，而不是在柏林履行公务。戈林呢，只能到加林霍尔才能找到，鲍勒只能在胡桃村才能见着。整个帝国和党的领导者们都在度假。”希特勒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当然也就承担了极大的压力。连柏林是否允许赛马这样的问题也要他亲自过问。显然，在空前规模的战争时期，一国元首和最高统帅仍要纠缠于赛马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太不正常了。在其二战生涯的2067天中，希特勒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Rastenburg）附近的德军大本营“狼穴”（Wolfsschanze）中度过的，这是一个介于修道院和集中营之间的地方，寒冷、雾气和湿气构成了一个压抑和病态的环境，因为希特勒讨厌阳光和炎热，地堡里甚至没有安装暖气。直到2007年夏末，西班牙记者埃尔南德斯（Jesus Hernandez）造访这里时，还深深感到：“希特勒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在狼穴逗留了八百天之久。此处的景色使我立刻理解了这位德国独裁者周边的非现实的环境。这是我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无法学到的：前线、军队、上百万人的生命，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变成了冰冷数字组成的冰冷报告，根据它们再去作出冰冷的决定。我笃定地相信，在这里，在这阴森黑暗的沼泽地里，绝不会产生出任何有益于人类的东西。”生活在这里的希特勒也无异于一个囚徒。从1943年起，希特勒越来越封闭，不与任何人接近，最后只有他的秘书才被允许分离他孤独的深思。“就像见不得光的爬虫一样，他把自己藏在没有装饰的冷冰冰的地堡里。”熟悉希特勒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后来说：“后来，在我长期蹲监狱时，我才明白，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生活，是怎样的滋味。我才明白，希特勒的生活与一个囚徒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地下避弹室（当时规模不大，到1944年6月，就扩建得像一座皇帝的陵寝了），同监狱一样，有很厚的墙壁和顶盖，铁门以及用来挡住有限几个窗洞的铁板，他在铁丝网圈内散步，天地是那么狭小，使他接触到的新鲜空气和大自然，并不比一个囚犯在监狱的院子里转圈时接触得多。”
一个长期处于工作紧张、压力强大和身心疲惫状态中的人，当然不可能再度拥有“天才”的直觉。这一变化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诚然，在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也有精力不济的情况，譬如他畏畏缩缩，不敢做出决定，有时心不在焉，有时喜欢一个人痛苦地自问自答。他时而一言不发，毫无反应，时而只草草说一声‘行’或者‘不行’；不知他是否还在想有关的事情，或者已经想到别处去了。可是，先前这种精疲力竭的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上萨尔茨山逗留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恢复了精力，眼睛又有神了，反应的能力也提高了，又乐于拿主意，做决定了。”另一个旁观者、希特勒的副官贝洛也发现：“艺术家的生命在于灵感和冲动。灵感不是奉命产生的，相反需要时间才能逐渐趋于成熟。艺术家有时间，没有时间可以找时间。现在希特勒背离他的气质成了政治家。政治家在大多数场合不能任意等待时间，如果耽误时机就会犯错误。希特勒所作的重大决定，不管是1937年以前的，还是其后我所看到的，凡是卓有成效的都是经过他长期考虑和适当安排的。他亲自作各项准备，直至过问具体事项，主要是考虑选择正确的时间。直至1941年他都是这样做的。从那以后敌人占了上风，常常迫使他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这违反他的本性，导致了灾难。”当富有创造性的灵感、洞察力不再光临时，希特勒剩下的只有幻想。日，他还在幻想苏联人会在柏林城下遭受惨重的失败；4月26日在地堡中与女飞行员汉娜·莱奇（Hanna Reitsch）谈话时仍对温克（Walther Wenck）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解围抱有希望；4月28日，他在暗堡里给最高统帅部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发电：“我期望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部队在干什么？温克在哪里？第九军团情况如何？温克和第九军团何时与我们会合？”这时的事实是：温克和他的部队已被消灭，海因里希的部队在向西方撤退。所以“直到末日到来，希特勒幻想才最后破灭，当时，他突然发现他下命令的对象——德国陆军已不复存在。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在摊在面前的地图前，他两眼木然，一言不发地坐了两个小时。然后，像个不负责任的船长，正当船只在一沉之际，他不顾船上乘客的命运，弃船而去”。
其四，这种艺术家式的工作方式，与希特勒的独裁权力有关。在现代政治、军事体制中，个人的重要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有独裁者有为所欲为，把自己的个性、生活风格、思维方式带进公务的可能。德国学者哈夫讷这样评说希特勒：“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领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希特勒第一次从事一个定时的工作，即当军队最高统帅。这时，他不能躲开一日两次的军事会议。而此时他的灵感就越来越少了。”希特勒的成功部分地依赖于他的艺术气质，他的失败也部分地因为他的艺术气质。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是，纳粹在战争、大屠杀中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暴，也与希特勒作为艺术爱好者的思维有关。他认为“真正杰出的天才是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类的”，艺术家有权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做任何残忍的事情。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了，但希特勒不服输。1944年8月底，西线总司令克鲁格（Guenter Hans von Kluge）元帅向希特勒悲情呼吁：
如果您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尤其是空军的那些武器，不能迎来胜机，那么，我的元首，下决心停战吧。德国人民已经苦不堪言，是时候了结这场噩梦了。这一目的我们一定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