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的“词科习气”及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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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的“词科习气”及其批评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管琴内容提要：随着南宋词科的兴盛，关于词科的批评也随之出现。南宋的词科批评中，较典型的有吴子良、刘克庄的“词科习气”说。从文学批评的层面看，“习气”一词，是将佛教语言引入文学批评的代表。词科有相对系统、完整的进阶内容，也较为重视家族与衣钵方面的承传，这些都促进了“词科习气”的形成。南宋词学之士中，被明确点出“习气”的有三人，分别是周必大、吕祖谦以及王应麟。他们的学术宗旨与文风并不相同，但在批评者看来，他们身上却都有着清晰的词学烙印。近似于“词科习气”的说法还有“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之说等等，它们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的系列批评。“词科习气”等批评，包含了对重视属辞比事之词学的轻视，不乏以偏概全等问题，但它们也为南宋的科举时文批评与四六文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体现出南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丰富与细化的趋势。　　关 键 词：词科习气/习气/词科/永嘉学派　　作者简介：管琴，女，《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发表过论文《洪咨夔年谱》等。&　　南宋时期，朝廷通过词科拔擢出了一批专门的四六文写作人才，这些人许多都成为后来的文坛名家，因此词科也成为中兴时期颇引人瞩目的文事并享有令誉。《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①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夸大其辞。宋代词科的兴盛，推动了四六文尤其是朝廷制诏类代言体文章的写作，对南宋骈文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看，南宋词科在兴盛之余，从孝宗乾、淳年间开始，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其中较突出的即包括宁宗、理宗朝吴子良、刘克庄的“词科习气”说。当前关于文学与科举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目前学界对词科及“词科习气”批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②，笔者将在论述“词科习气”批评表现、成因等问题的基础上，揭示其对于南宋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意义。　　一 “习气”界说与南宋“词科习气”的形成　　南宋时期，首先明确提出“词科习气”的是叶适门人吴子良，他在《荆溪林下偶谈》中说：　　东坡言：“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为制科习气。”余谓近世词科亦有一般习气：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此词科习气也。能消磨尽者难耳。③　　吴子良认为“词科习气”与“制科习气”相似，其特点在于夸大其辞，外肥中枵。“习气”一词，叶适本人在批评词科时虽未明说，但他在批评制举时就用过“习气”的说法：“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④吴子良的“词科习气”说，除了苏轼外，也有可能受到叶适的启发。　　与吴子良同时的刘克庄，在批评词科时也用了“词科习气”一语，而他针对的对象则是周必大。他评价周必大：　　晚作益自磨砺，然散语终是洗涤词科习气不尽。⑤　　周必大由词科入等，备受优宠，其四六之文在当时也颇为有名。但刘克庄认为他的四六之文一直有词科习气，甚至这种“习气”在散文中也洗涤不尽。刘克庄主张简严流畅、不生不涩的文风，词科文风显然是与此相左的。　　“习气”一词，本是佛教中的概念。佛教认为一切烦恼皆分现行、种子、习气三者。现烦恼相者，即名为“习气”。“习气”这个词在宋前，几乎都在佛书中出现，如《大智度论》中说的“烦恼已尽，习气未除”⑥之类。北宋后期，“习气”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文人诗文中。宋人多学佛，有时在与佛教中人的诗文酬唱中会用到“习气”一词，如晁补之的“诗笔多生习气牵，老来经呗亦随缘”(《与昙秀师别垂二十年而后相会于金山作》)等等。与此同时，文人也开始用“习气”这一概念形容自身的一些难改的积习，而且大多用于自嘲。前引苏轼的“制科习气”说，出自苏轼《答李端叔书》一文，原文为“制科人习气”，意指自身积习，并非批评具体科目。另如程俱的诗句“平生蠹鱼间，习气未尽祛”(《和滕子济考古图》)，也是典型的用法。到了南宋，“习气”一词在诗文中运用得更普遍，李纲、范成大、陆游、楼钥等人的诗作中都用“习气”一词来形容自己某种带有惯性的积习，如李纲的“平生习气未能已，更续《春秋》修旧史”(《次韵志宏见赠拙轩》)，陆游的“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抄书》)等等，指向的都还是自身的、并且大多偏向于嗜书等文人习气。首次被引入文学批评，指向他者、并且是负面的文气之说，最早始于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张戒总结说：“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⑦这里所列的三个“习气”虽然各有所指，但大体都指向较为统一、稳定、鲜明的某种诗歌风格。而且依张戒之意，去除习气是领悟诗情的第一步，反之，不除习气则无进步之可能。这里，张戒基本沿用了“习气”本义，也明确地将“习气”一词指向了具有某种弊端之文风，在“习气论”的文学批评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将释、道语言引入文学批评，在宋代有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说以及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等例子。“习气”一词也属于从佛教中借语的例子，只是向来不为人所注意。“习”本身有积贯之意，文学习气也是一种积贯，这种积贯在文学中滋生，又在文学操习中周旋许久，愈演愈深，变得很难根除。　　习气的生成有多种条件，“词科习气”更是如此。那么，“词科习气”为何而形成呢?为何习气与词科有着紧密的关系呢?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词科习气”是一种通过长时间对科目的习得导致的对作者今后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词科有相对完整、系统的进阶内容，而且所试也较为明确、稳定。高宗绍兴初年以后稳定下来的词科考试包括十二类文体，分别是：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从文体的应用来说，制、诏、露布之类尚且不论，像序、记等体裁，其内容大多与功业、军队、群籍等国家制度文化密切相关。词科所试以骈体为主，时人总结的词科体，也大多指的是应用型骈文。词科文体的实用特点决定了词科文章的“模式化”，由此扩展至散文创作，使之也出现了“词科习气”。至于词科之学，有意者可以学习，而有经验者也可以“词学”教人。具体的还可举以下两个例子，一是王应麟《词学指南》中记载真德秀习词科之事：　　西山先生习此科，翻阅古今书，口不辍吟，笔不停辍。《与王器之书》曰：“某于此甚留心，独恨吏事所缠，不得专心致意，仅得数刻之暇为读书作文计，所幸编题记念，渐已十七八，稍可自慰。”⑧　　因为有较大的记忆量与知识储备，所以需要系统的准备。其中编题是必不可少的，编题其实就是对相应的词科应试点的整理。又如程珌在《上陈舍人书》一文中说：　　某琐琐碌碌一孺子尔，顷从进士后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惬志，闻世有所谓宏词科，愿学焉。然圣经贤传每一展编，如望大洋，茫无畔岸。闻宛陵汪先生有总括纲目、号为词题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书问亡恙，因窃有请焉。⑨　　程珌自述自己学词科时，即有前辈人士有纲目与词题的汇编，且有业习词学经验的传授。可见，词科包括了出题、判题等一系列教学过程，重在培养对此类文题涉及的制度内容的熟悉程度。　　第二，词科之学的日益重要，为“词科习气”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词科是进士科之上的选拔考试，取士严格，试中的难度很大。习此科者，不惟须工于四六，还须精考制度本末。从知识结构上说，需要远绍旁搜，博闻强识。渐渐地，研习词科之学也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当时出现了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或者就直接用“词学”代替“词科”⑩。词学这一名称本是从六朝以降注重文辞的写作传统而来(11)，从南北朝开始，因为官方文化的提倡，而逐渐沾有隶属于官方文学的特征。词学的官学化与南北朝至唐代的官方文化制度的保障有着紧密的联系。唐代文人写作，尤其在制诏中，常常称美某人有“词学”，即是说某人能文，擅辞令。到了宋代，词学的含义与文学侍臣的关联较唐代更为紧密。由于宋代尊儒重学的思潮，词学之科不仅其试重在词艺，也成为儒者之事。像博学洽闻、词学炳焕等特质，常常是成为一时之文宗的必要条件。这些表明，南宋人已经进一步脱离了唐代韩愈那种视词科为俳优的观点(12)，词学即词科之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第三，词科之学的家族承传促进了“词科习气”的形成。南宋的词科，愈发凸显了家族文学的繁盛。叶适说宏词兴起之后，“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13)。南渡之后的鄱阳“三洪”(洪适、洪遵、洪迈)就是叶适所说的以词科人仕、震耀一时的文学家族，以兄弟连科的，还有扬州的李正民、李长民，应天的滕康、滕庚，归安的莫济、莫冲，福清的陈贵谦、陈贵谊，鄞县的王应麟、王应凤等等。词科考试中出现的同一家族成员众多的这一情况也表明，因为它意味着“词学”作为一种系统之学问，在宋代文学家族内部有着某种承传关系。如王应麟、王应凤之父王就很重视子嗣在词学方面的培养，故其二子相继考中词科，也有家庭教育的因素。“三洪”就更是如此，三人并非一年同中词科，其家学渊源与两位兄长试中科目的激励也给予幼弟洪迈以积极的影响。所谓世掌丝纶，也成为时所称羡之美事。　　第四，家族之外，衣钵相连的承传关系在词科人士中也表现得很突出，词学法门的传授也为“词科习气”的形成提供了路径。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词人之间多推举奖掖，甚至以衣钵相传，呈现出连类拔引的声势。如真德秀之词学，乃得傅伯寿、倪思之真传。据《齐东野语》卷一“真西山”条记载：“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与之延誉于朝。”(14)除了上述倪思的推奖之外，真德秀中词科还与受到另一个词科人士陈岘赏识有关(15)。在成为彪炳文坛的一代文宗之后，真德秀又向新科词人授之以法。如李刘，就曾以新科进士的身份来请教应试词科之法。袁桷称真德秀将词学传徐凤，徐凤再传王应麟(16)，其间形成接续的关系。仔细甄考几人之间的词学背景，也不无道理。王应麟虽未提及词科得益于真德秀、徐凤之事，但他也在《词学指南》中回忆自己向词科出身的陈晦呈交记、赞等文多篇，请求指导，陈晦教他须多涵泳古文，以救“体轻语弱”之病。《词学指南》中记载真德秀词科之法甚多，也有学习、接续之意。词人之间相友善、相互揄扬的情况则更多，如周必大与周麟之、吕祖谦，真德秀与洪咨夔、陈贵谦，洪咨夔与留元刚等等。周必大为刘弇的《龙云集》作序，谓其醺经饫史，吞吐百氏，足继欧阳修，上接韩愈。揄扬之至，令后人觉得已经有些溢美(17)。但同为词臣、也同中词科的周必大对词科与词臣至高地位的推重也可见一斑。这种揄扬不仅仅可以私淑视之，而是包含了一种前后相传的词学训练与承传。　　无论是词学的家族承传还是递相师授，均有其内在的原因。词科所试主要是骈文，骈文里偶对的工夫难以在很短时间内练习纯熟。但宋代多使用骈文的表、启、制诏等体裁往往需要此类工夫，而且大多需要捷才，所以就出现了词学师授的情况。既然词科可教亦可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诸多不妥当以及所教内容的失衡，会带来许多不良教育导致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而这种不妥当在当时人看来，多是由于对科目的偏执导致的对全局性知识与道义的损害。这也是“词科习气”背后所蕴藏的心理因素。二“词科习气”的表现　　南宋词学之士中，被明确点出有“习气”或“体致”的有三人，分别是周必大、吕祖谦以及王应麟(18)。三人生活的年代与学术宗旨并不同，但他们都是词科出身，在批评者看来，他们的身上都有着清晰的词学烙印。　　其一，周必大文章体格上的“词科习气”尤重，被视为因掌制诏久而成“习气”的代表。南宋因词科得第而受优宠的士人不在少数，其中身历四朝的周必大受拔擢尤甚。孝宗在东宫时就赏识周必大文字，即位后，更属命周必大长期执掌内制。周必大在掖垣任职的前后跨度之长、所受荣宠之盛，南宋掌丝纶之官很难有人能够与之并提。周必大在代言体写作方面，非常重视制诏的得体(19)。而他的文宗身份，也常常使他有持平之论。他的《皇朝文鉴序》一文归纳北宋建隆、雍熙之际“文伟”，咸平、景德之际“文博”，天圣、明道之际“辞古”等，遭到叶适的批评(20)。在叶适看来，这种分类过分胶泥于年代，没有反映出文学史的真实状态，故而将其归结为“谄”。周必大长期执掌掖垣的文宗身份，使他的文章也成为科举时文的范本。王应麟在《词学指南》中说：“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21)《词学指南》本为举子应考而作，对典范的选择有较强的目的性。王应麟虽然是从正面意义上来评价，为举子指明门径，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周必大的制诏文有场屋体格的特点。　　应该说，在骈文尤其是制诏、表启类题材中，周必大身上的这种词科体式体现得较为明显。如仔细寻绎，其他文体亦有此习。如他的《送黄伯庸畴若序》一文，先以散语回顾历史，其后又用整齐的四字一句来形容其文章功业(22)，回到了他所擅长的词学之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为文方式。除了在明显的修辞用语、体式之外，从文章的布局也可看出他在词学方面的工夫，像《傅忠肃公察文集序》《苏魏公文集后序》这样的文章，在立意布局方面仍然不失朝廷久任大手笔之身份，“平园文体”之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但这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周必大效慕陆贽、欧阳修的功业文章，还有以气行文的主张。他本人的文章也着力学习欧文，形成一种具备内在气势但不觉用力、风格通达娴雅的特点，很少有搬弄词藻或是文体艰深的毛病，其至在骈体制诏中也偶有散体化的倾向。因此平心而论，所谓词科体式，并不像刘克庄说的那样，在其散文中也洗涤不尽，其文风不能简单地用“词科习气”一笔带过。　　其二，比周必大稍后中词科的吕祖谦，在批评者看来，亦是“词科习气”未除的代表。吴子良在论述“词科习气”时说：　　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23)　　与周必大的习气难除不同，吕祖谦还能够挣脱“词科习气”的牢笼，经历了文风的转换过程，被认为与他自身的学养有关。吕祖谦的学问融合南北各派之长，兼有中原文献之传。张栻批评东莱学问博杂，也是因为吕祖谦的关注点不在纯粹研究天理人心等问题上面。与周必大久任掖垣、执掌文坛牛耳之地位不同的是，吕祖谦主要通过编纂与评点表达其文学观念。词科体首先是一种科举文体。时人对吕祖谦词科体的总结，除了吕祖谦早年之文，他所编撰的《古文关键》和《左氏博议》等书均为科举程文所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文关键》对前代作家优缺点的评骘，对文章命意布局的指点，既是吕祖谦科举心得的总结，也反过来进一步对自己的文章程式限以规尺。虽然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均以文章编纂示人以古文金针，但其出发点有别：真德秀编选文章，旨在世教名彝，而吕祖谦选文则更多的是为“文”而作；故其落脚之处也不同：真德秀通过编选文章，梳理儒学正统之文脉，而吕祖谦的古文编选则更多地体现出全面研究古文技法的意图。《左氏博议》一书也是专为诸生课试而作。其中的许多议论都疏荡有奇气，也不忽略“理”。这里的“理”，主要是指文字组织、逻辑架构本身之理，是说理之理，并不完全是理学家之家风。深得古文之关键，乃是吕祖谦为文的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吕祖谦应试词科时的文章在当时就负有盛名，这也使得时人在批评科举、词科时也较为关注他。吕祖谦整理的这些为指示门径而作的专著，使评论者更能够理清他贯穿于其中的文章学观点与脉络，促进了“习气”之结论的得出。吴子良在《筼窗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者主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24)他既讲文章，又讲义理。其学问倾向，体现了一种融合程、苏的努力。虽然吴子良对他早期的“词科习气”有所贬低，但他对吕祖谦后来改“葩”为“实”的努力则深以为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后来吕祖谦能够以学问相济，因此他到后来能够涤荡习气，跳出词科“丽辞”的陷阱。也许，这部分词科经历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使他最终没有步上视文学为余事的理学家的后尘。　　其三，著有《词学指南》这样关于词学的皇皇大著的王应麟，尤被人说是为文有“词科习气”，可视作因词科“指南”式批评而沾染“词科习气”的代表。《宋元学案》评价说：“《宋史》但夸其辞业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宁者，正以其辞科习气未尽耳!若区区以其《玉海》之少作为足尽其底蕴，陋矣!”(25)黄宗羲、全祖望诸人是很看重王应麟《困学纪闻》一类书的，但他们犹觉得深宁重视词科乃是白璧微瑕。他们的潜在之意不乏惋惜的心态，也就是说，如果深宁将全副精力放在经史之学上，或者所得更不一样。清代的何焯在校王应麟《困学纪闻》一书时，还“动以'词科之学’轻相诟厉”(26)，可见对词学的成见之深。　　王应麟的所谓“词科习气”，与《玉海》和《词学指南》的编纂有相当的关系。王应麟反对熙宁之后轻视《文选》学的风气，力主将重义理轻文藻的现象纠正过来。《词学指南》一书有很强的系统性，里面不仅收录了词科出身或者曾试词科的吕祖谦、真德秀、洪咨夔、陈晦等人的经验之谈，还详分“编题”“作文法”“语忌”等细目。既列举应诵读的书目、列出他认可的词科应试文章作为典范，也同时提出应在词科考试中避免的问题，等等。该书的结构涵盖了词科考试的大部分内容和注意事项，为学者提供进阶的目的很明显。南宋末期，词科已然式微，并无多大的科场影响。王应麟编写《词学指南》的用意更多地在于保存一代之科目，体现自己的文章学理想。但客观上看，《词学指南》确实有着鲜明的科场特色。清代学者看重汉学，也看重宋代的王应麟在汉学方面的重要作用，而王应麟的词学工夫也受到额外的注意，他也成为清人眼里宋人“词科习气”的突出代表。　　宋代掖垣文人中类似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这样，被称为有某种“文气”的并不少见。北宋著名词臣夏竦，在中进士之前，其文就已被盛度目为“有馆阁气”(27)。“馆阁气”这种文风即是与掖垣文学颇有关联的。到了南宋，由于词科兴盛，这种文气已与具体科目联系起来。自从“词科体”“词科习气”之类的说法一出，“馆阁气”之类的说法也就很少出现了。这也说明了南宋时期，自北宋以来针对庙堂文学批评的侧重点已经有了变化。　　那么，是否存在不染“词科习气”的代表呢?真德秀就是一例。孙梅《四六丛话》曰：“南宋骈体，西山先生为一大家，华而有骨，质而弥工，不染词科之习。野处、诚斋而下，皆不及也。”(28)认为真德秀立身有则，不染词科骫骳之俗，这方面负有盛名的洪迈和曾经研习词科的杨万里都不及他。真德秀为文谨严，他主张为文须明义理、切世用，既讲义理，也不废词章。在南宋中后期，是较为特出的。但有意思的是，真德秀虽未被时人目为有“词科习气”者，但他本人却对自己的词科经历作了反思，不乏“自悔少作”的心理。他在《溪山伟观记》一文中说：“予老矣，久有子云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几万一。”(29)扬子云晚年视词赋为小技，真德秀亦用此典暗指习词科为儒者末事。虽然少习词科，但随着年岁渐长，他也逐渐认识到须痛自澡磨，以除其习气。尤其是，在长时间浸淫道学之后，带着道学家的眼光看待词科，文载道、明道的观念越来越重，越发会觉得不以之载道、而以博览强记为中心的文学训练很难有真正的价值。而词科出身的真德秀，虽然悔其少作，但也不尽然同意视科举之文学为俗学的看法，而是从另一方面来辨析：　　读圣贤之书而不知圣贤之道，自累于俗学始。何谓俗学?科举之业是已。然自宾兴废，上以是求于下，下以是应之，则士之业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谓程试之文，必是尧、禹，必非桀、跖，必祖仁义，必尚忠孝，虽士之不可已，要亦未为害道也。(30)　　真德秀反对一概视科举为俗学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程试之文为尧禹之文，则士之习此，则未为害道。有害的是士子以进取心为之，只涉其辞，而不研其义，以致穿凿为文，破碎经典。这种看法，较完全视程文为无用、为有害的观点，更平实也更辩证一些。这也从侧面说明，对于是否可以完全否定词科，他的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可以看到，之所以批评者将矛头集中于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三人身上，是因为这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周必大和吕祖谦，他们早年的科举文章都受到广泛瞩目；而吕祖谦和王应麟，则在科举时文与词科之文的编选汇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因此批评者也往往自觉地将他们的文风与科举时文风气联系起来。这里，我们也看到，“词科习气”批评的出现，不乏理学观念与词学观念的相左。批评者多含有明显的理学倾向。无论是朱熹还是叶适、吴子良，他们都有明确的学说立论；而像刘克庄、杨长孺这样的批评者，他们也同样与理学有着一定的关联。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无疑是对以文藻见长的词学持强烈反对意见的，这种态度也左右了当时的词学舆论。三 与“词科习气”相关的其他词学批评　　“词科习气”说是对当时词科文风特点及其对散文影响的规律方面的总结，而在“词科习气”说之外，文坛上还有一些针对词科的其他批评，这些批评首先来自朱熹等理学家。朱熹认为：　　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　　词科之文如表、章、赞、颂、记、序之属，皆习为佞谀者。以佞辞易直谏，蠹坏士心，驯致祸乱。(31)　　在理学家的眼中，“文”尚且是“道”的依附，而以词藻修辞见长的词科之文就更是毫无可取之处了。朱熹甚至认为词科之设立败坏人心，导致祸乱，这样的批评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带有典型的道学者的眼光。　　朱熹以外，对词科进行猛烈批评、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的学者是叶适。他批评说：　　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32)　　叶适对当时的科举、制科、词科都提出了批评。而他在批评词科时，尤其针对其名与实的截然不同而发议论，甚至直斥词科的四六文“最陋而无用”。叶适认为，以对偶铺排为主而非源流古人，加上以致身贵显为目的，是其“陋”之根本。叶适在批评科目的同时，更是直接指斥了当时浮华浅陋的文学风气。　　之前说过，叶适之后，他的门人吴子良延续了叶适对词科的批评，并直接总结出“词科习气”一说。持此说的还有刘克庄，他除了“词科习气”一说外，还指出了词科文字趋于工整的弊害：　　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机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然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其病乃在于太工。(33)　　词科人士常常身居朝廷代言的要职，他们之前反复练习的词科程文风气必然会施之于朝廷诏诰，其文风总体取向的趋时远古，也会大大损害代言之体的古意。如果文章过于工整，则会影响代言体文章的典重温雅。刘克庄主张自然流畅、不生不涩的文风，词科文风显然是与此相左的。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时期批评“词科习气”时还采用“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等字眼，这就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出现的批评话语。如由宋入元的刘壎在论述词科时，虽然未用“习气”的概念，但他用“体致”来说明，也差近似之。《隐居通议》卷一八“平园文体”中说：　　因记壮岁与西园傅公共观某人文字，其人亦试词科，傅公曰：“此文未脱词科体也。”予曰然。盖词科之文自有一种体致，既用功之深，则他日虽欲变化气质，而自不觉其暗合，犹如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净，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34)　　刘壎说的这种体致，因为早年对于词科“用功之深”，已经深入到个人骨髓中，需要不断淘汰、磨砺，花费数年乃致数十年的时间方能消磨殆尽。　　还有诸如“词科程文手段”之类的批评，据《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条记载：　　杨东山尝谓余曰：“……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35)　　罗大经说的杨东山，当是指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杨长孺列举的孙觌、“三洪”、周必大等人都是词科出身。可以推知，他们早年的词科经历，对这些南渡文坛大手笔的文风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在成名之后撰写的碑、铭，都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的延续。所谓“程文”，意指只能将目光停留于当下，不能追配古人；“手段”指的就是某种固定的写作程式(36)，这种程式是与古意背道而驰的。科举文向来不能脱离程式，南宋中后期科举类书的大量印行，也是某种程文模式化的反映。词科本身重视应用型文字，再加上重“词”，更容易导致情性的埋没。杨长孺的“词科程文手段”之说，与叶适、刘克庄等人的总体看法是一致的。　　以上关于“词科习气”“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等说法，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出现的系列批评。另外，南宋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四六文弊病的批评，虽未明确针对词科，但很多也与词科有关。如刘克庄《林太渊文稿》一文指出：“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鸿庆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37)“鸿庆”“梅亭”分别是孙觌、李刘之号。孙觌政和间试中词科，李刘也曾备考词科。四六文发展到宋末，骈俪之风已趋极端，孙、李二人之文都有生硬与堆垛之病。这种对文风过于骈俪的批评也很容易与批评对象早年的词科经历挂上关联。宋人对科举时文的批评，常常有趋巧、应时、雕琢、千篇一律等负面评价，但像词科这样单独拿出来批评的，并立以名目，还是较为特殊的。尤其是，他们用“习气”“体致”来总结词科之文以及词学人士的其他文章，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其根本的一致性在于，他们均很反对对某种体裁用力过度导致的程式化，在他们看来，这种程式化会斫丧古意，使时文的流弊加深。　　从以上对词科的相关批评延展开来看，无论是“词科习气”“词科体”还是“词科程文手段”，大概有以下几个批评指向：第一，它们专属于应试词科者，其中也包括了应试者练习词科并受到词科考试实际磨练的经历，因为专攻时文、今体，故沾染上科举程文的弊端。在论及词科习气时，批评者也常常将它与科举文章的陈陈相因联系起来。第二，词科文章以挥写翰采、敷陈俪语为能事，偏重于词章。在论者看来，这种对于属辞比事的偏重容易导致思想内容的弱化，尤其是易于导致古意的丧失，因此也是常常留有遗憾的。第三，词科“习气”与“体致”存续的时间也相当长，一旦浸染形成，不论创作主体怎样努力，很难拔除。也因此成为一种较为固定、常态化的文学风貌。　　应当指出的是，南宋的“词科习气”等批评还与当时论体制格律的风气密切相关。南宋人一方面接续北宋人喜论体派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大量北宋以降的新鲜的文学文本，论体派之风更为兴盛。由于词科与掖垣文学的兴盛，在论实际体制之时，内容涉及代言体、制诰体的情况很常见。如《野客丛书》附录李汉老(邴)云：“汪彦章、孙仲益四六各得一体，汪善铺叙，孙善点缀。”(38)《耆旧续闻》称：“许尚书光凝君谋论本朝内制，惟王岐公《华阳集》最为得体。”(39)等等，均是指出其文中有体，风格也与代言体相契合的特点。词科出身的文人的文章也常被认为有“体”之作。如刘才邵，也是词科出身，其制诰文的写作磨练也是在备试词科时期就打下了基础，“其杂文亦多驯雅，而制诰诸作，尤有体裁”(40)。正是出于对代言体体制的重视，评论制诰体、代言体的文字，成为南宋人杂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清人彭元瑞《宋四六话》中纂录了大量宋人论四六的文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制诰体、代言体的。从立意到得体与否，从属对是否工整到辞气是否合宜，有着相当多的论述。与北宋人相比，南宋人在这方面似乎有更大的评论热情。对制诰之体的评论，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就其内容来说，相当一部分看重其复古程度，并且大多主张训辞温雅深厚。如刘挚称张方平制诰文“训辞深厚，号令温雅，有古风烈”等等(41)，这实际上也是制诰之文品评的传统。辞命文体有其特殊体式，在较长时期的历史演进中，保持着相对固定的风格。第二是体式严整，符合王言之体。如符乘龙《胡忠简公(铨)文集序》曰：“其局简而严，其辞丽以则，公之制诰是也。”(42)与宏肆相比，谨严整饬的体式更能体现王言的威严。第三，词臣之文需要才与识的并重。中唐时期，刘禹锡将文辞分为“文士之词”与“润色之词”，文士之词的特征是“以才丽为主”，而经纶制诰的文体特征则是“以识度为宗”(43)。词科所试，可以说是既重才丽，又重识度，是对文才与体制的双重考核。但在强调体制时，则更偏重于“识度”。“词科习气”等批评也正是基于“才丽”与“识度”并重这样的文体生态展开的，在批评时更着重抓住“才丽”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进行评论，并且与具体科目结合起来，这也是词科批评生长的土壤。四 “词科习气”批评与永嘉学派　　前面提到，对词科的习气说攻诘最力的应属永嘉学派。为何永嘉学派最不满意“词科习气”呢?这也是值得考察的问题。当时，叶适、吴子良等人批评的文气并不专指词科，他们还注意总结其他的“文气”。如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载叶适谓陈傅良学之文“颇失之孱，始初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44)。这里的文气指的是一种根基不实、不甚壮健的文风，与词科习气一样，都属于作者早年习文时即具备的习气。以气论文，从根本上说是注意到一种为文之惯性。这种惯性往往是习文中的某种偏差引起的。　　一方面，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少空言，较务实，故批评“词科习气”尤猛。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45)叶适在学术上与朱、陆之学呈鼎足之势，同时也是当时的文章大家。他虽然曾经跟从吕祖谦问学，其思想中也有受吕祖谦影响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一名事功派人士，尤其主张功利与义理的统一。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与批判意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均有所建言。其文论也有永嘉学派在文学观方面务实切理、杜绝空言的特点。《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下》在论述科举与文章之弊时说：　　夫科举之患极矣。何者?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从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46)　　从上文可知，叶适的批评并不集中于词科，而是对整个科举制度下士人摘裂破碎的文风都有所不满，其辐射面是相当大的。　　另一方面，以叶适为主的永嘉学派为文有别、主张“文气”，这使得他们不容、反对“词科习气”。如叶适在实际的文章写作中也尽力与时下风行的文字区别开来。他的文章各体皆工，既有“笔势雄拔”之文，也有“叹咏悠长”之文(47)，体现出其平实切理、不以藻采见长，而以精爽取胜的特点。他在具体论文时主张“文气”之说，四六文中欣赏欧阳修的文风，当代人中则欣赏陈耆卿文字的浑灏流转，认为其文章能够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这与作为程文的词科文字有着很大差别。永嘉派学人皆重欧、苏，吴子良的文学旨趣与叶适相近，同是提倡古文反对时文，认为“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48)，古文作者中尤为推重欧阳修。在永嘉学人的文学观念中，以古文见长的欧、苏文字以其要而不烦的结构、章法，与其在议论说理中见“道”的自然洒落的风格，最为接近他们的文学旨趣。　　与其道学批评不逐流俗相似，叶适对词科的批评也有其特殊之处。儒学人士的文学批评，多是从“道”的角度着眼，这是自中唐韩愈将道统与文统结合之后，宋代文人较为熟悉、也运用得较多的一种批评方式。由道而衡文，因文而明道，是一套大义正确的批评方式。从传统的“道”的角度来批评词科，这是一种最为人所注意也最为合理、便捷的批评。从“气”的角度来批评，其实还是站在文的角度，以文衡文，从文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故有所戳中。车若水说：　　中兴以来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张、吕、朱氏造儒术而非文艺，独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非升堂，孰为入室。(49)　　站在道学的角度批评文学，与站在文学的角度批评文学，两者的批评深度是不同的。论道学对文学的影响大多集中于道胜于文、明道、载道观，即使承认文的独立性，但道是先于文存在，且是不变之最高真理这一观点是不变的，这样的批评显得尺度较为单一；而站在文的角度衡文，则往往能够包括进来更多的、更丰富的内容，进退皆可，而且如秤之有星，尺之有寸，往往能够直接指向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叶适的文学批评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永嘉学人以功利与义理的并重为宗旨，并不要立一代之文宗。而且与宋初的柳开等相比，他们也不再有明确的道统、文统观念之树立。柳开倡言的道统实际是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儒家化，通过学习韩愈而重建道统与文统。永嘉派学人的词科、词学批评也主要是就对象本身的弊端而言的，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不会像北宋的古文运动一样，对骈文与古文的格局有所改观。虽然如此，叶适对词科的批评却适逢其时地成为当权者罢弃词科的工具，与词科在南宋后期的衰落有着间接关系。《四朝闻见录》记载说：“先生(按：指叶适)《外稿》，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意者，然适值其时，若有所为。”(50)叶适对词科的批评虽然是在淳熙年间完成的，但《水心别集》的流行是在嘉定年间，当时的权相忌惮词科，有意排抑词科，于是也利用了叶适的批评。由于政治与舆论两方面的原因，词科也急转直下地走向衰落。　　对于“词科习气”“词科体”等批评，既与宋代词科考试的兴盛密切相关，也与南宋骈文发展到极盛阶段相应，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文学批评。吴子良、刘克庄等人总结出“词科习气”，将这种文章风格特征之形成归为词科考试所致，是有原因的。词科是专门之学，比一般科举考试更为专门，更强调博闻强记，尤其强调对国家制度、典章名物的熟悉。因此由词科选拔出来的士人，在今后的代言体以及其他各类四六文的写作中，往往会留下一些难以消除的印迹。这也是证明科举考试对文学体式的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熙宁年间罢诗赋，导致四六文写作人才缺失；宋末词科衰落，又直接影响了词学的衰落——这些都是很直接的证明。尤其是，词科考试以其对语言文字的精工与典雅方面的注重，加重了南宋四六文的骈俪之风；并且由于具备了选拔专门写作人才的特殊性，也影响到朝廷代言体文的文风。叶适等人专门针对词科进行批评，也是基于对当时的文坛弊端的不满。永嘉学者及后来的清代学者之所以将批评的矛头集中在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三人身上，是因为这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像周必大和吕祖谦，二人早年的科举文章都受到广泛瞩目；而吕祖谦和王应麟，则在科举时文与词科之文的编选汇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所以批评者往往自觉地将他们的文风与科举时文的不良风气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人人都有此类文风，却也不切实际。即便是这几个批评对象，其文章尤其是散文也不能简单地用“词科习气”一笔带过。像王应麟，被清儒认为不脱词科之习，主要是因为他编纂了《词学指南》，但《词学指南》一书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很有贡献的。　　总的说来，对“词科习气”的批评大体是从科目与文体的角度展开的、是对当时的词科所试程文以及因为词科人士多升擢至两制，将此文风施至朝廷制诰，从而对文坛带来不良文风的批评。从持论者的身份来看，南宋中后期的批评者多含有明显的理学倾向，不乏对重视属辞比事之词学的轻视。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叶适、吴子良、刘克庄、杨长孺等人对词科的批评，也含有一些新鲜的时代特色。像“习气”“手段”这类词，是南宋时期才出现的批评新词，在北宋是不可能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习气”一词，更是将佛教语言引入文学批评的典型例子。因此“词科习气”一说，也为南宋的科举时文批评与四六文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体现出南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丰富与细化的趋势。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玉海〉附〈辞学指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　　②关于两宋词科的研究，笔者见及的最早的相关考述是20世纪30年代聂崇岐发表的《宋词科考》(《燕京学报》第25期，后收入其《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与《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书也分出章节来专论词科制度；论文另有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节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等。笔者《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曾谈到“词科习气”，但未及展开。本文对此问题试作详细分析。　　③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词科习气”条，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569页。　　④《水心别集》卷一三“制科”，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01页。　　⑤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益公亲书艾轩神道碑后》，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10页。　　⑥《大智度论》卷二七，《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⑦《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5页。　　⑧《词学指南》卷一“诵书”，王应麟著，张骁飞校点《四明文献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4页。　　⑨《洺水集》卷一七，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册，第297页。　　⑩洪适《陈岩肖礼部员外郎制》：“太上皇帝取祖宗词学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许公卿大夫之世与登进士第者，角其艺而选之。”(《盘洲文集》卷二一，《全宋文》第212册，第317页)这里的“词学之科”即指词科。再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西汉诏令》云：“吴郡林虙德祖编。……虙尝试中词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也是用“词学”来指代词科。南宋文人试中词科后，按惯例要写谢启，洪适、周必大都撰有《谢试中词学启》。以“词学”代“词科”的用法，在南宋已经相当普遍化了。　　(11)参见钱志熙《唐宋“词学”考论》，《中华国学研究》2008年创刊号。　　(12)韩愈《答崔立之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13)《水心别集》卷一三，《叶适集》上册，第803页。　　(14)周密著，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15)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条曰：“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传公之业，未几中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页)　　(16)参见《清容居士集》卷二八《将仕佐郎信州路儒学教授陈君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08页。　　(17)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龙云集提要》，第1335页。　　(18)王应麟身逢南宋季世，对其批评主要是宋以后事。南宋中后期对词科习气与词科体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周必大与吕祖谦身上。　　(19)《张彦正文集序》评其“在西掖所下制书最号得体，其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省斋文稿》卷二○，《全宋文》，第230册，第205页)。　　(20)《〈皇朝文鉴〉周必大序》，《习学纪言序目》卷四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6页。　　(21)《词学指南》卷二，《四明文献集》，第421页。　　(22)《平园续稿》卷一五，《全宋文》，第230册，第128-129页。　　(23)《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词科习气”，《历代文话》，第1册，第569页。　　(24)陈耆卿《筼窗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78册，第4页。　　(25)《宋元儒学案序录》，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困学纪闻提要》，第1024页。　　(27)王正德《余师录》卷四，《历代文话》，第1册，第412页。　　(28)《四六丛话》卷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5页。　　(29)《西山文集》卷二五，《全宋文》，第313册，第426页。　　(30)《送徐元杰子祥序》，《西山文集》卷二八，《全宋文》，第313册，第132页。　　(3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册，第3363页；《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朱子全书》，第25册，第4353页。　　(32)《水心别集》卷一三“宏词”，《叶适集》，第803页。　　(33)《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四《退庵集》，第页。　　(34)《隐居通议》卷一八，《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3页。　　(35)罗大经著，王瑞来校点《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4-265页。　　(36)朱熹论文曾用“科段”一词，与“手段”这一称谓颇接近：“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0页)朱熹说的“科段”与杨长孺说的“词科程文手段”，虽是一个泛指文章体式，一个专指科举程文，但两种称谓也有近似之处。　　(37)《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八，第4122页。　　(38)《野客丛书》附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六，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页。　　(39)陈鹄《耆旧续闻》卷三，《全宋笔记》第六编五，第58页。　　(4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檆溪居士集提要》，第页。　　(41)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历代文话》，第1册，第390页。　　(42)《胡澹庵先生文集》卷首，乾隆练月楼刻本。　　(43)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九《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页。　　(44)《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历代文话》，第1册，第586页。　　(45)《宋元学案》卷五二《艮斋学案》，第1696页。　　(46)《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下》，《叶适集》，下册，第677页。　　(47)《西山文集》卷三五《跋著作正字二刘公志铭》，《全宋文》，第313册，第211页。　　(48)《荆溪林下偶谈》卷二，《历代文话》，第1册，第554页。　　(49)《脚气集》卷下，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50)《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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