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都上当了？_百度知道
为什么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都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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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是号召知识分子放手提意见，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到知识分子们怀着满腔热忱balabala提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意见以后，毛脸皮一翻，说我们这是引蛇出洞，你们统统都是右派反革命。你说这是不是个无耻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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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有必要吗?反右运动扩大化是正确的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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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赶紧调整下左右重量或其他方法来达到平衡？船要没平能停止调整吗，判断船是否平？如果不平，那别人说多少也没用？船要是平了还有必要再调整吗。当然了？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能明白就像一艘船快往右边倾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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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的相关文章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 　
按：本文写于2012年，故为反右派斗争55周年。
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 二十大 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肃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战友几百万人，流放劳改上千万人，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中共领 　
阿尔巴尼亚，现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日阿尔巴尼亚正式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09年底欧盟批准了阿尔巴尼亚的入盟申请。宗教信仰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统治时期遭到官方查禁，当时阿尔巴尼亚宣称其为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无神论国家。阿尔巴尼亚还是世界人均碉堡最多的国家，有“碉堡王国”的“美称”。1960年代初，作为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那时我曾给毛泽东上过一封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批评“五八年大跃进”、主张“包产到户”的万言书（见2006年第6期《炎黄春秋》《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万言书中，我不仅对“五八年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而且对“五七年反右斗争”也提出了直率的批评。那时右派已经被定性为“反党反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个联盟，包括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入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 　
日，国务院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供给制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内容提要]论文初步描述了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注意的一些现象，如基层反右运动的时间、右派分子的职业与分布、为什么成为右派、谁把谁打成右派等等。根据对反右运动的深入分析，认为反右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当年社会流动模式、组织内部矛盾、手段与目标冲突的必然后果。Abs 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试图打造的毛式红色基地已然梦碎，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至今仍在激烈进行。过去一个月来，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击与威胁，极左意见领袖为“四人帮”之首江青平反，这都凸显社会思潮依然暗流涌动，左右双方对现状都不满。领导层试图以官方结论为社会思潮定调，实际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 　
与“激进”和“保守”一样，“左派”和“右派”，原本都是中性名词。自毛泽东颠倒了这两个词的本义近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已经“钦定俗成”，保守谓之“左”，激进谓之“右”，而且褒贬分明，令人至今感受到语言暴力的威势。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反右”，其动念“引蛇出洞”始于何时？一直是现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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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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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受到中央点名的、费孝通、邓昊明，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章伯钧、李康年、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撤销行政职务等：龙云（彝族、邓散木、潘光旦、陈沂。 [排名不分先后]中国自然科学界著名七大右派分子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 [排名不分先后]中国新闻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女）；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钱端升，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龙云、陈铭枢、张轸。 　　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谢雪红。 　　中国民主促进会著名大右派：林汉达。 　　中国致公党著名大右派：陈其尤。 中国民主同盟著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曾昭抡、陈仁炳、彭文应、钱端升、叶笃义、黄药眠、钱伟长、吴景超、潘大逵、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王毅斋、王文光、姜震中、马哲民、杜迈之、陈新桂、刘王立明（女）、王国松、王毅斋。 高级干部著名大右派分子沙文汉、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杨思一、孙殿才、陈成义、 程星龄，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你骂我们秦始皇：钱孙卿、黄现璠、吴景超，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费孝通、顾执中、李士豪、工商联著名十大右派、吴文藻、李琢庵、丁聪
[按出生年序排名]中国社会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潘光旦，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章乃器、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达（土家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著名五大右派 中国头号大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国现代民主党派著名领导人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分子是，到边疆、黄绍竑、张云川、刘积学：上面所称“大右派”、马哲民、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流沙河。 和凤鸣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1958 年：“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89年随着言论空间被收紧后，反右运动时期除了官方叙述外，其他所有传媒等谈及反右运动的一些与中共定论相悖的论调一律被视为禁忌，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局面。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姚雪垠，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李述中，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庞薰、江丰，主要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向德、毕鸣岐、姚顺甫、潘锷鏱、郑立斋、张东木。
　　中国九三学社著名五大右派、吴文藻。 [按出生年序排名]中国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吴泽霖、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谭惕吾（女）、沈志远、王造时、费孝通、王铁崖、陶大镛。 [按出生年序排名]中国文学界著名十五大右派分子丁玲（女）、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孙大雨、傅雷。”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骂我们是秦始皇，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陆诒、戈扬（女）。 [按出生年序排名]中国美术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刘海粟？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潘光旦、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程士范（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撤职、降职降级。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琪翔、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 [按出生年序排名]说明，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出现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自尽。一般来讲、社会、学术地位以及右派言论的影响大小和中共中央的处理决定等综合因素而定，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储安平、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欧百川（苗族、刘绍棠。 [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右派分子陈达：金宝善、王毅斋（回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农工民主党著名十大右派、吴泽霖、谭惕吾（女）。 　　中国民主建国会，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袁翰青，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韩兆鹗。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李伯球，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吴景超。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 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黄现璠。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调资、奖励、 雷天觉（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陆侃如、 王毅斋、王翰，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秦始皇算什么、李景汉。”“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 [按出生年序排名]中国历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黄现璠，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日，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大多是降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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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今天是：
&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
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本站整理）
应学俊：（）
（2011年8月发布）
网易/《党史月刊》：
（2013.10）
应学俊（另见：）
（选自《中国民主建设60年：梦想照进现实》）
【历史回眸】
“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到底要整什么人？
作者：穆广仁
作者：穆广仁& 来源：《文汇报·读书周刊》版 //& 本站编辑转载
【原核心提示】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关于本文作者穆广仁：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翻译部翻译、国际新闻编辑部编辑、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据“共识网”介绍）
本文仅就反右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在6个不同层面的运作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估，希望以此求教于专家学者——反右运动开始于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是主要的)，但它涉及了六个不同层面。
§& 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
“反右斗争”一开始是从批判等民主党派人士发轫的。除少数“特许受保护者”之外，几乎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被打成“右派”，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把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排除政权之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消灭任何有独立特征的民主党派和各种政治集团，把共同纲领的联合执政转化为一党专政，这是反右斗争中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层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需要联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那时毛泽东对他们也是很不放心的。民主党派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既有亲共、联共者，也有疑共者。在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系列文章中，毛就借批判美帝国主义之名，重重敲打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称他们为“中间派和右派”。其所指者，正是民主党派、非党的民主人士。可以说，在联合民主党派之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地“反右派”了。
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废除共同纲领，把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陆续排除出政权机构；到1957年“反右斗争”，公开、全面排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成了人民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转化。
§& 整肃、镇压党内外知识分子
整肃党内外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艺术家、教授、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的精英。这是“反右运动”数量最大、影响深远的一个层面。此前，已有“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马寅初、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名目不一，都是整知识分子。但毕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则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的一次“全面大清剿”。
理论上，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通过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战胜、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其矛头即针对知识分子。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他急于超越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是从经济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灭资”的革命战略。
毛泽东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兴造文字狱，建立了舆论一律体制，形成思想专政、文化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剿知识分子是反右运动的思想文化层面。知识分子较多接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潮影响，而毛泽东只是把自由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反右斗争奠定了统治全国的思想文化专政，而思想文化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剪除各地区(主要新解放区)由原国统区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力量
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三个层面。在1949年解放初期，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各地区地下党分别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名义遭到清洗。其中的领导干部，尤其被视为“心腹之患”。1957年8月，毛泽东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党内有纳吉”，就预示着反右斗争是包括党内领导干部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举浙江的例子。
浙江省长，省委宣传部代部长（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功勋卓著-本站注）、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解放后依次降为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首先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和浙江省委领导干部杨思一（副省长、原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彭瑞林、孙章录（原苏浙皖边区工委副书记）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四人之外，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原地下党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下属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领导人郑伯克，在1954年就被扣上“最恶劣的地方主义”帽子加以批判。
1957年开始，云南大量地下党和“边纵”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进行“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把省管干部158人，其中原地下党和边纵干部122人全部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原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后为改编的解放军滇桂黔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被反复批斗，划为“右派分子”。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原滇桂黔边区党委常委）、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
四川地下党拥有大量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并建立和发展了华蓥山武装斗争根据地。但在解放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这支力量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反右斗争就是大规模迫害地下党的一次。
地下党老党员张文澄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有地下党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被划为右派。这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赵唯（1935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廖林生（原川南工委书记）、范硕默（原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等多人。他们中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过是对省委那个一把手提了些意见，或者对省委歧视地下党干部表示了不满。
在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其他新解放的地区也一样)，一直存在“地上”与“地下”，“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靠农民革命打天下和坐天下，新政权必须由“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掌管，不容各地方地下党人置身其间。而“地方主义”就是用来剪除地方干部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的武器。
§& 清洗“反冒进”的领导人
在1950年代后半段，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路线斗争交叉进行的。为贯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冒进”的极左路线，清洗各级党政机关中“反冒进”的领导人，这是反右斗争中常被忽略的一个层面。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
（【本站注】可参阅短视频：）
1958年1月到4月，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广州会议上，严厉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保守思想，批判跟不上他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主张，得到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的支持，却使毛泽东大为光火。在南宁会议上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他认为，党内反右运动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
随之在全国开展了一个“反反冒进”运动，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打成右派。在成都会议上他点了广东、广西、安徽、山东、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八个省区的名。1958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效春，省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副厅长陈仁刚等人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等人的“罪过”，是不同意省委的反右倾决定。
1958年2月，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及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梁大钧、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等人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集团。孙殿才等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过急的左倾错误，造成农业减产，虚报粮食增产的歪风；并主张允许种自留地等“小自由”措施等。他们被批判为“反对社会主义、保护资本主义”。以类似理由而被划为“右派反党集团”的还有：广西以副省长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副检察长许江萍等人）；山东省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省工会主席杜存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此前就已被戴上“地方主义”的帽子，现又加戴“右派”帽子。
（【本站注】毛泽东在有关反右运动的指示中明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已将“党内”战场置于首位，足见党内对毛式极左路线已经有相当的不同意见。毛并不认真反思，而是大搞顺昌逆亡。）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帽子大小尺寸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反‘反冒进’”斗争、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人，为推行左倾冒进路线所采取的清党措施。
实际上，在党内领导层开展反右派斗争，既是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也是为后来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作出的政治铺垫。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领袖专政。
§& 硬性规定把基层各单位人员中的百分之几划为右派
规定各单位百分之几划为右派，原来规定小学、中专、农村不抓右派，实际上都已突破。为达标而被划为右派的，大量的是并无明显政治倾向、在政治生活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是与反右斗争原定的堂而皇之的“目标”毫不相干、与上面规定的“右派标准”也挂不上钩的一个层面。他们被划成右派，或者是由于响应党整顿作风的号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为了凑足或赶超划定右派的百分比。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估计：右派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种运用指标指挥运动，是最高领袖以运动治党、运动治国的一贯做法。这种百分比是无根据的主观判断，却使大批无辜者蒙冤。
§& 所谓“中右分子”这个层面
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有关材料，还有大约140多万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列为“中右分子”。
反右斗争被列为“中右分子”这些人，应属于“候补右派”。其中许多人在批斗之后，或者处以党内、行政处分，或采取严格的控制使用。他们因免于戴上右派帽子，还自额手称庆，连忙深刻检讨自己，誓言改造思想，作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以求自保。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若明若暗的层面。
(【本站注】所谓“中右分子”，其处理基本是:‘内控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是不宣布、不通知、长期监控，控制使用；随时有“问题”随时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实行专政)
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新华社，在钦定的大右派李慎之之后，有一大串的名记者（如）、名编辑（如庄重）、名翻译（如董乐山）等被列入右派名单；而在这个名单上没有排上队的，也许就是“中右”了。大概，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刚从地方上调来新华社，根据毛主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句话，打算把我派到国外（科伦坡）当记者。我已经办妥了护照、黄皮书(出国检疫文件)，做好一切出国准备。只因我在鸣放中写了一张主张新华社也应“民主办社”的大字报，在主编的墙报上集纳了一些街谈巷议，被批判为“严重丧失立场”,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去科伦坡的任务也被取消了。
这140万人并未公开计入反右斗争的“辉煌战果”，只是组织上的统计，他们本人并不知晓已被列入“中右”另册，存入档案。正如人们流传的一句名言：“帽子拿在手中”，像冥冥中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这些被批斗后打入另册的人，包括许多并没有在运动中直接受冲击的人，全都不知道自己头上有没有悬着的利剑。因此，那威力震慑着的不只是右派，还震慑着未列入右派的广大人群。这是反右斗争的“副产品”，是隐而不见的一种威慑。营造威慑下的恐惧，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的必要条件。
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61万多人(据郭道晖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正式被划定的右派外，还有一批没有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他们并未列入党委核定的右派名单，但其待遇等同正式划定的右派，照样送去劳动改造，照样忍受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有人戏称之为“编外右派”。这类编外右派究竟有多少人，已无从查考。
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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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凤凰·我的中国心）
应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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