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友热议中国能成为发达国家吗？多数人认为不能！
美国网友在某论坛上发问：世界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过于庞大，可能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中国人也不可能全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外国网友回答：
1、如果中国人全都过上美国式的发达生活，地球资源将不堪重负，鉴于此，我不希望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2、呵呵，中国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不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要看中国人有没有能力让中国再高速发展30年！理论上中国不可能像过去30年那样高速发展了，中国经济已经放缓，可能2020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会降到4%以下，按照这速度，中国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
3、我1987年来到中国济南，那时候中国是贫穷的，极少人拥有电视和电话，当时在中国打长途是困难的事情，而且价格高到令美国人也望而却步的程度！10分钟到美国的长途，就相当于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当时用人民币不能购买外国商品，只能使用美元。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棉袄，房屋低矮破旧，街上只有自行车，没有多少汽车，商业也不发达。我这个从美国纽约来的人，好像从一台时间机器里走出来。然而现在完全逆转，中国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摩天大楼、地铁、高铁、购物中心、移动支付...，中国一切都走在世界前头。我前几年回到家乡，那里基本上和我1987年我离开时一模一样。美国是过去，中国才是未来。所以不要对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过早下结论！
4、人口确实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至少在过去，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让如此多的人进入到发达社会！1800年英国成为发达国家时只有1600万人口，1900年美国成为发达国家时只有7600万人，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时是9000万人，韩国成为发达国家时是4500万人。而中国现在有接近14亿人口，这相当于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的总人口，想想这都是多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不看好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5、中国如果成为发达国家将会是地球的黑洞，它能吞噬掉地球上所有的资源！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成为发达国家要达到30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人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多消耗4倍的资源！4倍的石油，4倍的钢铁，4倍的煤炭，4倍的电力，4倍的汽车，4倍的水泥...，地球不堪重负！
6、你的算法不科学，是错误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不意味着消耗的资源会增多，只要中国的人口没有大规模增加，其消耗的石油和电力增加不了多少，至于水泥，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早晚会终止，所以水泥不仅不会增加，还要降低。唯一增加的是电力，但中国正在发展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所以电力也不会是问题。中国是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的，只要他们保持现在的增速，到2040年也许会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
7、庞大的人口既使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你是一个小国，你在近海发现一座大型油田就能一夜之间成为发达国家，如卡塔尔！而中国显然无法如此轻松！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事实上中国的大型油田很多，带来的财富也很多，但平均一下就没多少了。但人口也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工厂。所以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要看中国能发展到何种地步，尤其是科技能不能世界领先。
8、我相信中国能成为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960美元，而2016年就达到了8100美元，增加了8.4倍。未来再增加4倍并非不可能！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9、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已经很惊人了，他现在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很多领域对美国的科技地位发起了挑战。中国人不是非洲人，也不是南美人，他们是一群智商超高的人种，用历史上跌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例子来预测中国的未来显然是错误的。中国人会在科技上成为世界的霸主！
10、中国和日本、韩国很像，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规模，把韩国放大30倍、把日本放大15倍就是中国了。中国现在也在模仿日本和韩国走过的道路，努力对外出口，成为科技强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走的很顺利，但中国实在太大，如果它和韩国一样大，那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所以我也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
11、作为地球人类，我不希望中国成为发达国家，那样会抢走很多人的饭碗，让我们没饭可吃。
12、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无疑是一场灾难！
13、美国人口是世界的5%，消耗了世界25%的资源！中国人口是世界的20%，如果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那我们还需要四分之一个地球！此外还得灭绝中国和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人口。
14、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应该一起阻止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15、当一个大国太不容易了，如果是一个小国，很容易就能成功，有几个厉害一点的企业，就能让自己在世界上脱颖而出！而中国则需要做的更多！
16、中国本身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中国才到非洲、美洲、澳洲去掠夺资源，美国过去这样做，中国现在也这样做，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本质！消耗别人的资源，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
17、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中国无法成为发达国家？因为这是事实！中国永远不可能让10亿人口过上发达生活。其实中国已经做的足够好了，换了任何国家都不会比中国做的更好！所以中国没必要非要追求美国式的生活。
18、西方人总是批评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工资环境太差，劳动力成本低，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现在中国想提高他们国民的收入，你们却嘲讽中国不可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们这是什么心理？
19、西方人的嘴脸真丑陋，他们嫉妒中国人生活越来越好，他们不希望中国人变的像美国人一样富有！
20、我出生在中国最繁忙的城市深圳，22岁来到澳大利亚，发现澳洲和中国第一个区别是生活节奏，在我看来，生活节奏是生活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中国有13亿人口，所有的东西都不够这么多人分享，因此中国人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否则就会挤到下面去，就享受不到好一点的东西。所以生来是中国人，是很不幸的事情。
21、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因为他们不会创新，他们总是抄袭、偷窃它国的技术，没能力自己研发，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我买过一个中国手机，没用三个月就坏了，所以我从此再不买中国手机。
22、你买的什么品牌的手机？是小米、华为、一加这几个牌子里的一个吗？如果是我不信三个月会坏，如果你花很少的钱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质量差并不奇怪！
23、中国的科技公司在崛起，小米、大疆、华为、中车、联想、阿里等公司，越来越强，他们打造手机芯片，生产炫酷的产品，形成知名度极高的品牌，虽然与苹果、三星还有差距，但他们不断前进，说不定哪一天真能超过苹果、三星。如果中国有几百家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中国人难道就不能富裕起来吗？
24、中国现在连中等发达国家都不是，讨论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是不是很无聊？
25、想成为发达国家并不容易。二战以来，只有少数国家从“赤贫”发展成为“中等收入”，但鲜有国家能从“中等收入陷阱”脱颖而出变得富有。仅有的几个成功的例子，如韩国、新加坡似乎也不能给中国提供经验，因为他们太小，人口太少。
26、让我来一锤定音：中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永远都不能！
27、你一锤定音也没用，这个问题无解，让我们50年后接着讨论，那时说不定就有答案了！
28、好的，50年后我们在此集合！
小编点评：人口确实是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障碍！让14亿人过上发达生活，人类有史以来未曾有过，如果中国能成功，那真是创造了一个神话！但我坚信中国一定行，因为中国是例外的，独一无二的，不同于过去的阿根廷、巴西，也不同于日本、韩国，更不同于印度，在中国人历史中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的关键是：工业、科技和内需。这三点做到世界第一，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发达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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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沦为发达国家中的病夫。。。
　　核心提示：文章称，就大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美国正日益成为发达世界中的穷国。在税收、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等方面，美国更多地成了一种警示的例子而不是光辉榜样。
　　参考消息网 8月22日报道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8月16日刊发题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病夫》的文章称，就大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美国正日益成为发达世界中的穷国。在税收、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等方面，美国更多地成了一种警示的例子而不是光辉榜样。
　　文章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们称，美国经济处于长期扩张时期，就业增长“持续强劲”，通胀“减缓”，以及接近“充分就业”。但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工作机会在恶化，向上流动的前景在减弱，经济成果日益流向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经济数据以及对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比较通常能证明这种感觉。
　　贫困率高而生产率低
　　文章称，IMF将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发达经济体进行了比较。总体来说，相对于OECD的其他成员而言，美国在生活标准的大多数指标上都在失去优势。而在美国没有失去优势的方面（贫困率、高中毕业率），它一开始就处于或接近最底端。
　　文章称，显而易见的信息是，就大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美国——常常被宣称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尽管实际上就人均而言并不是最富有的——正日益成为发达世界中的穷国。
　　近日发表的IMF与美国年度“磋商”评估报告中包括了这一观点。IMF的另一份报告——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引起了更多关注。但是这份磋商报告更有意思。
　　文章称，该报告之所以有意思，不是因为IMF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新信息，或者对改善美国的相对地位有特别惊人的想法，而是因为作为外人，他们至少提出了不同的视角，与每天在国会听到的不同。例如，收入两极分化抑制了消费，影响了劳动力供给，降低了家庭适应冲击的能力。贫困率高企正在教育体系中造成差异，阻碍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侵蚀未来的生产率。
　　昔日榜样不再被效仿
　　文章称，对于应该怎么做，IMF提出了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似乎有点过于笼统，难以起到帮助作用。
　　以下是关于税收改革的一些评论：美国的个人和企业税制度需要更简单、减少扭曲性，降低税率，减少豁免。税收制度的重新设计应旨在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缓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并支持中低收入家庭。鉴于债务动态不利和加强供给侧所需的资源，税收改革应该是为了在中期内提高收入。
　　关于医疗：医疗政策应该保护自金融危机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这样做将对福祉、生产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产生积极影响。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减少与缺乏医疗覆盖相关的经济不安全，并对中期财政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美国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放松管制：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美国已经在创业、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监管障碍上成绩领先。尽管如此，简化和精简联邦规定以及协调各州的规定可能会提高效率，并可以刺激就业机会的创造、促进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文章称，总而言之，改革应包括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建立更有效的监管制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教育和发展技能；加强医疗覆盖面，同时控制成本；提供有利于家庭的福利；维持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制度；改革移民和福利制度。
　　然而，文章认为，这些建议似乎大多伴随着这样的潜台词：其他富裕国家在这些领域设计出了这些做法，美国最好仿效。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表现优于其他大多数富裕经济体，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纷纷将目光投向纽约、华盛顿和硅谷以寻找促进增长和活力的灵感。
　　美国更多成了警示例子
　　文章称，美国在造就并培养数字时代的全球企业巨头方面似乎在世界上仍有很大优势。根据IMF的评估，美国也有相对健康的金融体系。但在其他所有方面——税收、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美国更多地成了一种警示的例子而不是光辉榜样。
　　文章称，美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差异是意识形态上的：美国的民众和政治家对现代福利国家的态度要比其他富裕国家矛盾得多，而且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愿意增加税收来为福利制度提供资金。IMF的一份报告不会改变人们的看法。
　　文章称，其他富裕国家似乎也找到了比美国更好、更划算的提高收入、提供教育、帮助失业者、消除贫困和让公民健康的方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它们的经济将在福利国家所有的这些慷慨付出的重压之下崩溃。美国这个国家在一些方面还要努力追赶。
“隐性帝国主义”让美国疲于奔命。。。
　　 汪荣祖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史传通说》
经略微信公号将从今日起陆续推送台湾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文章。汪荣祖，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著作丰厚，出版《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中英文专书十余种。
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汪荣祖
　　2017年上半年，文汇出版社推出了汪荣祖先生的书评选集《阅读的回响》。这本书评集收入了一篇汪先生批判美国霸权的评论《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在汪荣祖先生的学术作品中颇具特色。国内学界比较熟悉汪荣祖先生近年来对美国“新清史”解构中国历史的批判，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汪先生一直是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批判者。经略微信公号在此倾情推送，感谢汪荣祖先生授权我们刊发本文。
本文所评书籍：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by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1972)
　　美国大约在1890年已成为西半球的霸权，当时尚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极其自豪地宣称下一个一百年将是美国世纪。在欧战爆发之前，美国已经“解放”古巴，并以武力威胁英国与德国接受有关委内瑞拉与加拿大争议的美国立场，更支持哥伦比亚叛军的分裂行动，制造巴拿马国，该国立即授权美国兴建巴拿马运河，又试图推翻英国银行团支持的墨西哥政府。在此后的半世纪内，美军干预中南美洲不下三十余次，不是为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或领土纠纷，就是驱逐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当地领导人，后来又以武力夺取夏威夷与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完全是欧洲老帝国主义的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联合国谴责帝国主义为侵略、剥削、高压，以及侵犯人权的代名词。然而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　在二十世纪之初盛行之时，所有富强之国，几无不崇奉帝国主义，全力向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以获取资源、市场、劳力，并于激烈竞争之余，以胜出者为荣。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来自欧洲，如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扩张和帝国之间的竞争与爆发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两帝国相继灭亡，英法等国可谓惨胜，也无力维持帝国，西班牙、荷兰诸国更无论矣！帝国主义几乎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阴魂不散。
　　二战后的冷战局势形成两极世界，美苏争霸，虽不再争夺殖民地，却各拥有附庸国或盟国，视之为“超强”（superpower），称之为两大帝国，也未尝不可。双方在冷战意识形态高涨时期，各以帝国主义相诋毁。美国一直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自豪，并以此标榜，似乎不符合帝国主义的作为。但美国无疑是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崛起的后起之秀，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向海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二战之后世局换新，帝国主义之名虽遭唾弃，实则美国与苏联各成为超级霸权，主宰全球。苏联崩解之后，美国更独霸世界，原可凭其实力重整正义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环球同享和平红利，可惜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依然一意孤行，强加其价值于别国，而且在行动上仍然拉帮结派，围堵遏止，仍不脱帝国主义的霸权传统，以致介入诸多地区的动乱，代理战争不歇，战祸未稍逊于冷战时期。美国既然以世界的领袖自居，亦不讳言霸权，是不是自称的“无害的霸权”（benign hegemony），值得我们检讨。
　　美国全球策略及其国家行为之所以值得检讨，因其有碍世界和平，而其有害之举又往往自负具有道德的高度，故不惜强推其国家意志，只顾及本国之利益，而不自觉地漠视他国的利益，对别国之威胁过度敏感而对自己威吓别国往往无感，政策失误而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国建国元老原本反对欧洲王权，原有反霸的传统；但于百余年间从美东蕞尔小国成为世界强权，却不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思维与行为不脱霸道本质。美国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Appleman Williams）　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国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剧因素。”他认为美国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动用武力，却无法达到施展武力的初衷，其结果反而造成冲突、危机与战争。威廉斯所关注的是年的古巴问题，但他已觉察到古巴危机足以象征美国在二十世纪整个外交的悲剧。威廉斯之见在当年被认为是左派观点、过激的论调，颇引起争议；但从半世纪以后的今日看来，美国在东亚、中亚、中东不时动用武力，几乎都以损人不利己的悲剧收场。我重读威廉斯旧作，反观当前世界大势，深感他确有敏锐的远见。
　　所谓帝国主义是一种国家政策、行动，主张直接以武力扩张领土或以政治与经济实力控制其他地区。二战后美国以其超强的实力在全球贯彻其所信奉的理念与制度，即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干预别国的理由。学者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是二战后著名的冷战理论之父，甚至想要以美国无敌的武力来改变苏联的制度。事实上，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连许多弱小国家的现实都改变不了，反而制造更多的乱源，所谓治丝益棼者也。诚如威廉斯所说，美国的崇高目标未达，反而增加动乱、仇恨、战争与苦难，最后果然引火上身，饱受恐怖攻击之祸，确实颇具悲剧效果。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公开说过：“美国像是一只在小房间内的友善大狗，每当它摇动尾巴，就会弄倒一张椅子。”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庞然大物的美国，在整个世界里，当它不友善时，很可能会弄垮整个世界。
　　二十世纪果如老罗斯福总统所料，是美国的世纪，但美国世纪对全球的影响如何？如何说明美国霸权的悲剧性格对全世界已产生许多负面的后果？美国以公平正义自许，是否不自觉产生并不公平正义的结果？美国以其自身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而欲强加于别国，是否可以接受？美国若以世界警察自居，执法是否公平？归根结底，美国刻意贯彻其自以为崇高的意志，称霸世界，本质上是否也属于帝国主义？走过必留下痕迹，答案不妨求诸历史。
　　美国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张时，有句响亮的口号：“明摆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使命感，认为领土扩张是命定的命运，一种充满自信与野心的教条，认为并吞所有邻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国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词广泛地应用，始于期刊编者欧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称包括英属俄勒冈在内的整个北美大地是属于“我们的”（此文刊载于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义早于殖民地时代即已有之。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选民，命定拥有新大陆广大的土地，并将民主自由与基督福音在辽阔的荒原传播，最后遍布全世界。美国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于1801年就职演说中就提到，美国需要让千万年后子孙有足够居住的空间。诚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很像以色列古国，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弥赛亚国家’（messianic nation），独立宣言与我们的宪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们生来就要推行民主、扩张疆域，将自主政府原则向全世界，作为示范。”美国的“弥赛亚自觉”（messianic consciousness）极具活力，其能量除来自杰斐逊所标举的“天选之国”（chosen country）之外，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表达的“新英格兰清教主义”（New England Puritanism）同样有推波助澜之功。认为新大陆将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国，点亮独立、革命、民主的热情。所以“明摆着的命运”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热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选民只能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显然也具有“种族主义”(racism)的内容，我族优于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为民主的典范形成强烈的美国“国族主义”（nationalism），扩张主义的动力来自情绪性的国族主义，而落实于美国的“最高利益”（paramountinterest）,势必走上帝国主义之途。
　　坚信自己的制度极其优越，而且自以为善意地要别人采用，就涉及“明摆着的命运”是不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国著名史家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边疆理论的影响，认为西进运动是民主向边疆的扩张，并无额外的领土要求，所以与帝国主义无关。牟克作此论断时，因未能生见十九世纪末美国向海外的扩张，以及星条旗飘扬到菲律宾的情况，足见边疆可以从陆地再扩张到海洋的。“明摆着的命运”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优越感的民族情绪，到了1890年代就成为扩张行动的精神后盾。耶鲁教授亚当斯（Ephraim D. Adams）在1913年面对美国在海外扩张的事实时，特别为“明摆着的命运”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释，说是要与世界分享美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与快乐。但另一位美国学者弗莱明（Denna F. Fleming）　不以为然，断言“明摆着的命运”根本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厌恶并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觉地成为一丘之貉。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批评欧洲帝国主义最为严厉，却在任内扩充领土最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901年高唱门户开放，实际上是要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威尔逊总统出兵欧洲是要为确保世界的民主而战，已见到美国有领导世界的野心。美国霸权以道德自诩，自认为具有至高的社会价值、与众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运用其道德原则的特殊权力。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假议题，因道德是个人的品德与行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国际上美国最重其本国的利益，要求扩大其本国利益而损及他国利益，正与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国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几个思想渊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赋人权”之说，所谓“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赋予的包括道德与真理在内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据自然律诉求诸如财产权、民权、民主权、主权之合法性。自然权利后来发展到国族主义的诉求，十八世纪的革命运动就是受到国族主义的启发。更奇特的发展是“天赋权利”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道德依据”（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权作为在新大陆扩张的依据，更露骨的是“天赋的安全权”（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这是自我免于任何祸害的权利，却不顾践踏到别国的安全。
　　类似双重标准对上帝选民来说就是他们享有的命运，他们标榜政府必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shase)大块土地时未必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美国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证不会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著有计划地被强迫迁走，清空而后夺其地。连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都承认“我们”对待印第安人极大部分的记录包括毁约、不公义战争与残酷剥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他们被认为是“堕落的民族”，必须征讨而后夺其地。
　　但美国扩张主义者的道德天性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暴行，反而认为疆界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自由民主的扩张。美国总统杰克逊在离职演说中有句名言：“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使全人类获益。”
“隐性帝国主义”让美国疲于奔命【续】。。。
　　另一个渊源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论，成为强者胜出的理论依据。扩张主义者很容易将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用之于国家的存亡，唯强国才能生存。此又是“种族优越论”的依据，所谓“种族优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之优越性，特别表现在所谓“公众自由”（civil liberty）和“基督精神”（Christianity）上。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被视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垦者加以“消毒”（fumigated）而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不过美国化的重点并不在提升“劣等民族”，而在发展“优秀民族”。美国著名史家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自认“（我们）美国人对劣等民族根本无感”。史家费斯克（John Fiske）更公开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优于其他文化，英国人殖民北美，注定要将地球上旧文明尚未覆盖的土地用英国语文、行英国宗教、遵行英国政治习惯与传统。有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公开说，白人知上帝的意志，所以是最有权力利用土地者。连讲人道主义的大诗人惠特曼（Walter Whitman）也说“美国领土增加的意义是人类幸福与自由的增加”。优秀的民族必然要控制整个世界，就与美国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有关，美国的传教士也带有向世界传播“优秀文明”的使命感。伯吉斯（John Burgess）曾把希腊、罗马、斯拉夫、条顿等各族文化加以比较后，也得出强者有权干涉弱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地球表面大多尚未建立有文明的国家，故世界应由盎格鲁撒克逊与条顿民族来掌控。其意无非是征服者有利于被征服者之接受文明，“种族优越论”之偏见昭然若揭。
　　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这种优越论越来越得到宣扬。马汉（A. T. Mahan）宣扬著名的“海权论”，强调霸权扎根于海军实力。他于1890年发表一本论述海权史的专书，极具影响力，指出海上交通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要保护海外势力，建立霸权，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认为海权决定国家的兴亡，即所谓“海权至上论”。马汉的海权至上论在西方得到很大的重视，当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时，西方大国果然大力发展海上实力，无论海军或商船队伍都有很大的增长。海上贸易得到海军的保护，亦因而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军基地、补给站、船坞等等，作为一步步向海外扩张的基地，美国自不例外。
　　从扩张到帝国
　　美国有所谓“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传统，源自其先民离乡背井，渡海到新大陆垦荒，因不满故国的政治动乱与宗教迫害，所以刻意要脱离旧世界的羁绊而追求新生活，既不愿受外来的牵扯，也不愿干预外国事务，以维持行动上的自由。独立建国之后，开国元勋亦尽量避免卷入欧洲政治，首任总统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就规劝国人最好不要与任何外国签订永久的盟约。但这并不表示当时小国寡民的美国闭关自守，观诸其早期的外交政策，重点仍在“行动自由”，绝非完全孤立。美国也有所谓“反武主义”（anti-militarism）传统，建国以后一直没有建立正规武装部队，只有民兵，到1903年国会才通过“迪克法案”（Dick Act），结束了历时百余年的“民兵法”（Military Law），正式建立了“常备国防军队”（National Guard）和预备役，并建立了军事院校和“参谋系统”（General-Staff System）。这也不是真正轻视武备，一方面开国之初没有维持大军的必要，另一方面受到英国传统的影响，恐惧正规军会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故强调军人必须控制在文人的手中，并严格限制在职军人干预政治，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出现。但这也并不表示真正的轻视军事，1792年的民兵法规定，各州的白人男性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1802年著名的西点军校成立，后来内战爆发，许多将校多出自西点。诚如一位英国史家所说，美国不是安详的瑞士，即使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上，骚乱与战争并不少见，美利坚合众国根本就是在战争中诞生的。美国的独立革命不仅是要独立，也要扩张，扩张被认为是自由与文明的扩张，在战略上也有了惊人的改变，连旧日“反战”与“轻武”的陈腔滥调也完全抛弃，积极整军经武，即使二战胜利之后仍然维持庞大的军备，冷战以后也未稍歇，继续庞大的军事开支。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nsenhower）总统早在五十年代就曾警告庞大的“军工业结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危害性，但美国身不由己，不仅无法改变，而且有增无减。
　　美国独立建国后的领土不到九万平方哩，然而在短短百年之间增加到三百五十万平方哩，成为横跨两洋的大国。美国人跨越密西西比河西进，并不是进入无主之地，而是刻意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号称“命定的疆域”（geographical pre-destination），迫使英、法、俄、西班牙诸国让出殖民地，以及以推广文明为由从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那里用不同方式取得大块土地。这种“扩张主义”（expansionism）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美国成长法则”（the irresistible law of America’s growth）,甚至有“政治吸引说”（political gravitation）,凡邻近的陆地与岛屿都须美国来吸收，要为后代子孙保障足够的自由土壤，大有并吞整个北美之势，只是最后仅兼并了加州与新墨西哥州而没有达到鲸吞墨西哥与加拿大全境的企图而已。所以所谓国土的“自然增长”一点都不自然，实在是人为的夺取。
　　拓荒运动表现个人追求自由的精神，但个人的自由与各州以及全美国的自由都结合在自由随领土扩张的信念之下。不断扩张的美国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尤其在内战之后能够在一个较安定的环境下发展国内经济，加快工业化生产的步伐，生产的发展刺激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经济遂得到蓬勃的提升，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也起了极大的变化，为向海外扩张与竞争打下稳固的物质基础。到取得俄勒冈（Oregon）与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后，前进太平洋更是势所必然，边疆已非限于陆地，也包括大洋，向海外扩张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又以“自然增长”与“经济需要”为由走上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ubson）的经典名著《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内容涉及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国家。他的研究发现，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应大财团与出口商的要求，以保障海外市场与投资利润。工业的成长需要进口大量原料，工业的成品又需要广大的市场，资金的大量累积更需要有利可图的投资。资本主义牟利之本质必定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为了保障国外市场，在压力下势必争夺殖民地。此说近似马克思主义所谓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不能适应其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对外扩张的需求。列宁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些观点，也认为经济发展是扩张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界资本家要求市场，要求投资场所，要求扩大通商和对外竞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保护，政府则对此承担了义务而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甚至连美国宪法也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比尔德强调的经济决定论毕竟只是一个方面，而作为历史研究，则还必须从多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扩张主义的兴起还有心理上的因素，美国的本土开拓于十九世纪末，已经到达了太平洋沿岸，没有太多新的廉价土地可以开拓了，于是在心理上造成恐慌，产生挫折感（frustration）和苦闷（agony）。这些心理因素刺激了扩张主义的冲动，以便释放挫折感与苦闷，其结果就是具有侵略性政策和行动（aggressiveness）的扩张主义。扩张主义不管如何解释，至十九世纪末已是笼罩美国社会的“思潮”（Zeitgeist）。就此而言，美国的知识界，包括史家、记者、政客成为向海外扩张的代言人，有功于张大扩张的“意见气候”（the climate of opinion），形成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他们看到海外殖民市场的重要性，还早于资本家与商人。疆界已不限于陆地，海洋才是无限的疆域。
　　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共和国
　　美国夺取海外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之后，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夏威夷早在1850年代已由美国白人所控制，美国的商人、海员、传教士已经立足于夏威夷，从事各种活动。当地的商会已由美国人掌握，当地的糖业也由美国的路易斯安那糖业公司所独占。夏威夷不但有糖业资源，而且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资利用，更何况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ua）完全听命于美国，使白人在岛上拥有五分之四的财产。夏威夷成为经济殖民地后，正式并吞夏威夷只是时机的问题。兼并没有迫切性主要是因为一旦并入美国，就必须执行所有的美国立法，根据美国的劳工法，就不能再获得廉价的劳动力。1869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Seward）要求把夏威夷并入美国，至1893年公开宣称：“天赋此岛为防御北美大陆的一部分。”国会虽然没有通过，但仍将珍珠港作为海军基地。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夏威夷国王去世后，由其姐利留卡拉尼（Queen Liliuokalani）接替王位，情况发生了变化。女王不仅厌恶当地美国人的控制，而且还要争取独立。她在日颁布了新的夏威夷宪法，要使夏威夷重新归于当地人统治，这就与在地的美国人发生了利害冲突。美国人赶紧组织临时政府发动革命，美国驻檀香山领事斯蒂文斯（John Stevens）调动了海军陆战队一百五十人登陆，强迫女王退位，宣布夏威夷受美国保护。斯蒂文斯建议华府尽快兼并夏威夷，认为果子已熟，若不撷取，恐入他国之手。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anjamin Harrison)遂将兼并案付国会讨论，但继任的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取保守谨慎态度，并下令撤出海军陆战队，夏威夷的白人遂于日宣布独立，并建立共和国。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取得了菲律宾，夏威夷作为通往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日本也开始觊觎夏威夷，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再由于扩张主义的激荡，美国终于在日做出决策，正式并吞了夏威夷。对美国人来说，此乃无可抗拒的宿命，如马汉所言，“美国之扩张既自然，又有必要，更无可抗拒。”
　　高涨的扩张主义也是美西战争的大背景，导火线是古巴问题，使美西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早有意以“命定疆域”为由并吞隔海的古巴。当古巴的叛军以焦土政策来对付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美国在古巴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因利益所在，对古巴局势极为关注。当时美国的舆论同情古巴，所以古巴的叛军乘机在美国境内建立基地，并从美国得到部分武器装备，当然会引起西班牙的抗议，难免不把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之中。西班牙于1896年派韦勒将军到古巴镇压，并将许多古巴人关进集中营，引起美国报刊的注意，引发传统的使命感，大肆宣传西班牙“惨无人道”的做法，使美国舆论哗然，引发要求美国为古巴而战，为民主自由而战，实行人道主义等等。毫无疑问，美西战争的爆发与舆论的鼓噪有极大的关系，刻意渲染、“耸人听闻的报道”（Yellow Journalism）和“好战的宣传”（Jingoism）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为好战。日发生一件突发事件，便如火上浇油，战争一触即发。当美国军舰梅恩号（S. S. Maine）抵达古巴执行护侨任务时，突然在港内爆炸，造成两百五十多个美国官兵死亡。此一事件使群情激愤，报刊更煽风点火，虽毫无实据，却直指是西班牙所策划，老罗斯福乘此立即指控是“西班牙人肮脏的诡计”。美国国会遂决定拨款五千万美元建造兵舰，此事又激怒西班牙人，西班牙报纸指责美国人以此进行讹诈，骂美国人是“洋基猪”（Yankee Pigs）。平心而论，梅恩号爆炸事件至今仍是一个谜，最可能的是锅炉爆炸事故，但不管正确与否，一般认为绝非西班牙人所为。美国人岂会不知？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发动对西战争，夺取菲律宾，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
“隐性帝国主义”让美国疲于奔命【续二】。。。
　　早期杰斐逊总统自称征服别国不是美国政府的原则，工商界也并不希望战争，因有碍商业利益，但十九世纪末扩张主义声势浩大，竭力主张交战，如老罗斯福更力言：“我们宁可牺牲商业利益也要为古巴的自由而战。”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政府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向西班牙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在10月1日以前给古巴叛军以特赦；（二）停止关押集中营里的古巴人。这两点要求是美国的最低要求，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无异最后通牒，甚至是一种侮辱，无法接受。而麦金莱正在争取竞选连任总统，更不敢违背舆情，终于决定对西作战。美国国会也于4月11日通过以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并于19日又通过四点决议：（一）西班牙必须让古巴自由；（二）西班牙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古巴；（三）国会授予美国总统以武力实现上述两点的权力；（四）美国无意兼并古巴。这实际上就是正式对西班牙宣战了。对于这项决议的第四点在国会中是有争论的，老罗斯福就力主要吞并邻近美国的古巴，以免留下后患，但最后没有被采纳。美西战争首次展示帝国主义的肌肉，在群情激愤下，一战而胜后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获得了菲律宾，使美国的势力伸张到远东。然而却有美国人认为将菲律宾从残暴的西班牙解放出来是他们的“责任”，那责任是美国命定要使可怜的菲律宾人接受文明与基督教。事实上美国于二十世纪之初在外交方面高度推崇“海权论”，并向太平洋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据有夏威夷与菲律宾两个殖民地之后，无疑已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虽于美西战争后成为西太平洋的新兴强权，但欧洲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对华北、东北与朝鲜兴趣较大，不免与占有先机的俄、日有矛盾，同时也关心如何保障八千里外的菲律宾殖民地，遂想在亚洲复制对中南美行之有效的“大棒”政策，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两度宣布“门户开放说帖”（Open Door note），要求维持中国领土完整，貌似正义，但其主要目的实在“利益均沾”。假如列强瓜分中国，关闭其势力范围，美国便无利益可沾。但美国的主张孤掌难鸣，中国又无力配合，只能与列强玩合纵连横的帝国主义游戏。威廉斯称之为“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目标就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在尽量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使美国的政经权力推向全球，获得广阔的世界市场。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先后打败中国与俄国，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还偏袒日本，之后由于利益冲突，美日关系逐渐变坏。日本利用欧战在亚洲大举扩充实力，先提出《二十一条》，欲在中国取得特殊的地位，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违反1929年的非战公约，更关闭了整个东三省的门户，美国仅以消极的“不承认”应之，接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美国也未因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而对日强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祸及自身，才全力反击，才有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并不能真正将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诸实施，必要时并看不到自命的道德与正义，最实在的还是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
　　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美国于二战结束时，可称环球一哥，独领风骚，军备固然首屈一指，经济产量也高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主导战后新秩序势所必然。美国的使命感也随所负责任之大增而强化，欲将战后世界变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此一弥赛亚情怀一方面要终结公然以侵略与剥削为目的的老牌帝国主义，不仅德、日法西斯帝国灭亡，战胜的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帝国也难以继续，大英帝国变成“大英国协”，法国海外殖民地也丧失殆尽。但美国却以其战后经济实力，缔造掌控全球的金融帝国，以美元与军力为后盾，称霸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战时盟友反目，将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邪恶势力，导致美、苏长期的冷战。美国深度介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尽管都是他国内战，美国却认为必须要遏止由苏联幕后主导的共产主义扩张。结果朝鲜战争成为美国第一个打不赢的战争，徒劳无功。越战更成为历时最久而输得最惨的战争，除了给越南造成无尽的苦难，美国也死了近五万人，花费五千亿美元，既损人又不利己，毫无正当性可言。
　　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成为独步环球的唯一超强，当年的老布什总统曾说，人类将同享和平红利，何等美好。但美国所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并不和平。美国居然又深度介入中东与中亚的战争，不再是反共产的“正义”之战，而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之战”，其根源则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立国。犹太人历经沧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六百万人，有其刻骨铭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并非无主之地，岂能据为己有而后在此复国？
　　当地人反对，即以武力与驱逐的方式处理，造成无数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长年居住于难民营中，难民营遂成为仇恨的渊薮，在那里成长的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参与恐怖主义的候选人。美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的盟友与基地，大力军援与经援之外，无论在安理会或以巴战争，都刻意偏袒。在阿拉伯人眼里，以色列无异于美帝的鹰犬，所以除了与犹太人长期斗争之外，不惜用恐怖手段攻击美国。最怵目惊心的是纽约双塔遇袭，伤亡数千人之多。
　　事后美国对阿拉伯人为何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基本上未做反省与深思，而以人道主义与打倒专制为名，积极采取赶尽杀绝的报复手段。报复之余，问题并未解决，恐怖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东问题本已无解，却又制造新的问题。伊朗革命推翻亲美政权，美国仍然不惜保护被推翻的伊朗国王，导致使馆被侵占，两国绝交，又在两伊战争中偏袒伊拉克，导致百万人以上的伤亡。
　　战后伊拉克借故攻占科威特，美国组联军驱走伊拉克，师出有名，但数年后小布什总统当政，却又借故攻占伊拉克，自认为推翻萨达姆(Saddam Hussein)独裁后，自由民主的高尚目的便可以在伊拉克实现，其结果使伊拉克分崩离析，动乱不已，最后不负责任地铩羽而归。更有甚者，又煽动中东“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想一举使中东国家民主化、自由化，结果更是一团糟，不仅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更加穷凶极恶的恐怖集团“爱杀师”（ISIS），不仅滥杀无辜，而且手段残忍。岂不是天大的悲剧？今日犹目睹二战以后欧洲未见之大难民潮，孰令致之？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moral pretension），反而造成极不道德的后果，眼见中东人民的苦难，谁能无动于衷？
　　美国赢得冷战，已无敌国，原可按自诩的高尚使命感，领导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让人类共享由和平带来的红利。孰料美国没有敌国，却要制造敌国。冷战期间，“北约”与“华沙公约”（Warsaw Pact）军事对峙，紧张万分；紧张关系于冷战后结束，“华沙公约”解除，然而北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东扩，甚至要乌克兰加入，直逼俄罗斯边境，导致俄国总统普京强力反制，借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帝俄时代原属俄国，苏联时代始划入乌克兰）并介入乌东内战。美国又自认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并制裁俄国，全不理会谁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断相互军演威吓，天下得不到太平。
　　美国于冷战时期，借中苏交恶联中制苏，加速苏联的解体。中美建交后，关系并不顺遂，要因美国又以其“道德的自负”，以人权干预内政，欲以民主自由来改变政权。即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于三十年间经济快速成长，亿万人生活得到改善。以道德自负的美国，少见其喜，多见其忧，虽说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实则处处遏止，甚至不惜挑衅中国主权的红线，以及鼓励日本极右翼势力，默许废止和平宪法，更加强美日军事同盟，明言对付中国，激化东海、南海问题。号称“亚洲再平衡”的军事战略，其实又在制造地区动乱与冲突。
　　最令人难以索解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还要搞军事同盟。略读史书便知军事结盟，相互对峙，乃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要因。美国拉帮结派，不断提升军备，难道还在准备大战？略有常识者皆知，核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古巴危机一触即发的战争，最后化解于无形，即因双方皆知核战无赢家。美国要在亚洲再平衡，又如何跨越核武“恐怖平衡”的雷池？既然不可能，又一再要与俄、中等核大国为敌，除了虚张声势、制造事端之外，只能图利军火商，将和平红利移作巨大的军火红利。美国耶鲁大学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于上世纪末叶研究五百年来帝国的兴衰，认为经济与军力关涉到兴亡。国家须按其经济资源发展军事，但发展军力的花费，即使再雄厚的经济体，也难以无限制地供给。尤其当新兴经济强权兴起时，势必取代旧的经济与军事霸权。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近又提出一带一路宏伟的经济计划，积极欲与美国建立双赢的大国关系，而美国却要增强军备来遏制中国，并以日本为马前卒，张其声势，来刺激中国，然当今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安能不考虑投鼠忌器？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记忆犹新，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时，印象必更为深刻，历史与现实相遇，旧仇新恨，情何以堪？难免不会引发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情绪。美国感受威胁之余，必然更加整军经武，又回头走军备竞赛的老路。按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之说，美国经济已难荷负军费的开支，中国又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霸权走上不归路，岂能久乎？
　　早在1903年欧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将美国化”之预言。美国化确已相当普遍，美国至今仍认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彻底美国化才是使命的完成。美国化固然有异于古典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与政治统治别国，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激荡下，借由思想、文学、音乐、电影、饮食、科技等文化渗透，以及间谍监听、操弄外国政府与干预别国内政，以便达到美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此而言，美国化可以说是一种“隐性帝国主义”（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显性帝国主义”（overt imperialism）高明得多。君不见当今许多国家与地区望风向慕而浑然不知，不知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产生莫名的“政治褊狭”，以其强势，炫耀武力，挥舞大棒，却自认是为了执行普世价值的正义行为，如在中东以推翻独裁，推行自由民主为己任，却造成无可否认的事实：失控的混乱与人道灾难。美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洞悉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可称之为悲剧。更有学者指出，美国于二战后五位总统持续的错误政策使得一连串的错失成为无可避免的希腊式悲剧。
这是战场！
　　 王骁 邮箱：
　　特朗普集会场外满是催泪瓦斯和闪光弹
　　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Phoenix，又译凤凰城）举行政治集会。场内聚满了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这样的。
（凤凰城集会，图片来自CNN新闻）
　　但是场外却是满坑满谷的反对者……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3日报道，针对场外大量集中的抗议人群，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和闪光弹。
　　当晚凤凰城警方在官方推特上发布公告，称将对2街附近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理，请不要靠近。
（凤凰城警方公告，图片来自推特）
　　凤凰城警察总监威廉姆斯（Jeri Williams）称，有5人被捕，2名警官中暑。
　　据凤凰城当地电视台KPHO报道有两人面临严重伤害罪的指控，一人面临刑事毁坏的指控。
　　从当晚的电视转播情况看来，街道上警察和抗议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凤凰城警方建立人墙，进行清场，图片来自ABC新闻）
　　据威廉姆斯总监称，抗议人群向警察投掷了瓦斯。是抗议人群自己携带的瓦斯，而不是从警察处抢夺的瓦斯。所以可以推测抗议人群一开始就来者不善。
　　而抗议方人群则对在场媒体称，他们只是想要表达他们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反对。
　　KPHO电视台在现场的记者瓦特基斯（Mike Watkiss）称当时的对抗现场简直就是一个战场。
　　“你的眼睛感觉在燃烧，而且你会不停地咳嗽。”
　　记者在现场拍摄到，一名抗议者试图将瓦斯罐踢向警方。随后警方向抗议者发射了橡皮子弹。
（警方建立人墙，投掷瓦斯，图片来自FOX新闻）
　　在场媒体称，到处都是浓烟，人们难以呼吸。
（警方投掷瓦斯，图片来自RT新闻）
　　当记者问道使用警方暴力是否是合法的时候，威廉姆斯总监回答道：绝对合法。
　　而在场的抗议者则对媒体说道，一开始一切都很和平，但是突然就有橡皮子弹射向我们。
弗吉尼亚骚乱背后的“白人心态”。。。
　　“我们是谁？”10多年前，带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危机感，“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人的身份发出了这样一问。亨廷顿对其他人种和群体冲击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的那种白人心态，似乎一语成谶。
　　近日，在美国“开国三杰”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10年来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游行最终演化成暴力骚乱。当地时间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三Ｋ党、新纳粹以及其他“仇恨组织”为“罪犯和暴徒”，“令人厌恶”。
　　特朗普执政的试金石
　　有人说，弗吉尼亚骚乱与特朗普现象，其背后都有一种白人危机的心态。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联想？一个原因是，特朗普的支持票中，白人危机感赫然。
　　对于特朗普的主体支持者，媒体形象地冠之以“老－白－男”的称号，而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胜选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巧妙利用了白人对身份衰落的恐惧以及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不满。
　　这一结论体现在一些具体数据中。美国统计局今年早些时候正式公布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数据，自1980年以来非西裔的黑人选民比例首次减少。在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选民中，非西裔白人超过70％，其中近六成投给特朗普；其他族裔占不到30％，其中投给特朗普的比例远远低于投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比例，且差距较大。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特朗普本身跟白人至上主义根本不沾边，其胜选也绝非白人至上主义的胜利。他对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暴力的谴责言辞鲜明、强烈。
　　弗吉尼亚骚乱被广泛认为是特朗普执政的又一个试金石。然而，骚乱背后，美国社会、种族意见的极化加剧与矛盾对立深重，却并不是总统发话就可以根除的。
　　是什么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同样要指出的是，并不是特朗普当选及执政后才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一方面，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金融危机的三重作用下，衰退的美国制造业“铁锈地带”集中了大量的白人蓝领，中产阶级相对收入下降，于是种族和移民成为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发泄出口。如《怨恨政治》作者、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凯瑟琳·克雷默所指出，当今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城市和乡村严重分化，对于很多锈带区的白人蓝领而言，种族主义倾向和经济焦虑纠缠在一起。
　　另一方面，白人人口比例多年来加速下降，且老龄化问题严重，预计到2050年少数族裔将全面赶超白人人口数量，非西裔白人身份危机感上升。这些因素都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迅猛抬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尤为活跃，一些现象在表明，种族隔阂与极化心态正在从隐性演进为显性，突出表现为传统白人、老移民群体，与黑人、拉美裔和新移民之间的斗争。
　　无论是白人极端者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事件，还是黑人群体频繁的反种族歧视游行，或是亚裔联合起来反对招生歧视等等，种族矛盾近些年来一直在加剧。这也难怪，美国媒体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列为2016年年度热词。
　　此外，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被奉为“政治正确”的禁忌话题，而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破这种“政治正确”。美利坚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指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一些政策的“矫枉过正”。如为照顾少数族裔而实施的教育平权，让白人感到空间受挤压，以至于出现反弹。此外，如今政府出台的穆斯林旅行禁令、移民改革等政策，在客观上放大了白人的这种心态。
　　骚乱是社会撕裂的高潮还是预演？
　　弗吉尼亚骚乱，不是个案，而是美国“身份政治”矛盾的缩影之一。
　　去年6月，美国加州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右翼团体在集会时与反对者发生冲突，导致至少10人受伤。《纽约时报》今年2月统计，全美已经有超过900个“仇恨组织”，这一数字是1999年的两倍还多，并且连续两年增长，尤其是反穆斯林、反黑人、反移民等等极端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
　　《纽约客》网站13日文章预言，弗吉尼亚骚乱，是今后更多同样悲剧的预演。
　　赵全胜分析说，首先，骚乱反映出当下“美国分裂”的一个现状，分裂的不只是内政问题，如奥巴马医改，还包括社会、族群的分化。
　　第二，骚乱反映出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包括纳粹主义等沉渣泛滥，呈现反历史潮流的态势。
　　第三，从更深层次来说，围绕少数族裔和白人产生的是“身份认同”问题。从当年“五月花号”到现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坚持认为其白人传统才是美国建国的底蕴和根源。
　　在亨廷顿看来，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即白人本土文化构成挑战。
　　先不论亨廷顿带着怎样深深的“白人文化中心”论调，但这却能解释如今美国社会的一种深度撕裂。
“301调查”是对华经济战？不，其实是美国内战。。。
　　 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8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白宫
　　最近，美国白宫风云变幻，特朗普连搞了几个大新闻。先在8月14日大笔一挥，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意图启动301条款对中美贸易进行调查。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前两天还在在接受《美国瞭望》采访时称，“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集中精力在这一点上”，结果8月19日就丢了饭碗。
　　在班农离开白宫的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声称将根据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使得“百日行动计划”之后的“早春”气象迅速降温，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未来增添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特朗普重提贸易战意欲何为
　　历史上，美国曾五次发起对中国的“301调查”， 调查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与美国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或妥协。而这次，特朗普再次挥舞“301”大棒，他的目的何在？
　　首先，从中美关系的大局来看，所谓的“贸易战”对于中美双方仅仅是一个战术层面的议题。对于特朗普而言，重提“301条款”有三方面直接因素：即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拿贸易顺差做文章安抚选民；然后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寻求在经贸问题上有所建树；最后以“301条款”为抓手漫天要价，寻求中国的妥协和退让，赚取政治资本支撑在国内的政治斗争。
　　特朗普的此番作为并非他的个人特色，而是美国政府一贯的“优良传统”，他的前任奥巴马也曾围绕知识产权等问题与中国展开多次协商与谈判。特朗普与奥巴马虽为政敌，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持类似立场，他们秉持所谓的“公平贸易”理念，总是觉得长期的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是不公平的，“占便宜”的中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吊诡之处也在这，纵观前几次“301调查”，每次冲突都在谈判中解决，美国很少采取实质上的报复性措施。每次来势汹汹的调查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依然在光速增长，仅2017年上半年，美方贸易逆差高达1706.7亿美元，增长6.1%。
　　这样的现象，使得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所谓“中美贸易战”核心问题是什么？巨额的贸易逆差真的妨碍美国利益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全球贸易格局的视角切入。
　　全球经贸格局重组与中美经济新结构
　　按国际贸易理论来说，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将会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最后经济崩溃。但是美国却没有，为什么？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和更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而这三者构成人类社会规模空前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创造出巨大的资金流、物流网络和信息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态，使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最突出的改变，就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已经无法对外贸易顺差，贸易逆差逐年递增。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近80%，2016年美国的逆差占总逆差的比重是46.85%，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这一进程没有削弱美国的力量，反而使得美国的资本以空前的速度向全球扩张。前期依靠技术优势保持自己在价值链、产业链上游的核心位置，而后站在世界经济的顶端，通过输出不具实际价值的有价债券（美钞）换回大量的资源以及服务，实际是借助强势的金融垄断来实现资源掠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欠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提供了窗口机遇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中国依靠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与基础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16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五千七百多亿美元，在30个顺差国（经济体）中，中国顺差占比36.89%。
　　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已经形成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游地带的核心地位，并且已经居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世界经济的循环已经超越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转变为以中国为中介、连接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双环流”体系。一个环流位于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
　　其中，中美两大经济体间的“内循环”业已形成世界经济中最关键的一个“循环”，中美之间的贸易对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196.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看似使中国从与美国的产业与贸易结构差异中获益，然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使美国得以维持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并获利于美元输出到再次回流的过程。
　　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1465万亿美元，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使用中美贸易中获得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许多中国著名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美国资本参与、在美国上市，盘根错节的投融关系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中国企业产生大量利润，从而反哺本国金融市场。
　　可见，中美贸易在保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得以从中美经济的现有“循环”模式中获利。如果美国采取双边贸易投资领域的强硬政策或通过贸易战打破环流，无视相互依存状态而追求零和博弈结果，相当于抽掉现有经济基石，无疑会对其自身经济产生“反噬”效果。
“301调查”是对华经济战？不，其实是美国内战【续】。。。
　　谁在代表美国利益？
　　上述内容在回答前一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既然当今的全球贸易格局中，美国获益匪浅，那么为什么还要每隔几年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搞一些小动作？他的动机究竟何在？
　　每次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在美国内部都有“鹰牌”与“鸽派”的不同声音，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这两派声音背后代表着什么群体。
　　在美国文化的分野中，一直有所谓“新美国”与“老美国”的区分。从经济生活及产业进行区分的话，也可以看到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美国在二战前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随着战后技术革命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新兴产业聚拢资本迅速兴起，大量技术精英移民美国，这些“新美国”们把握住了时代的风口，积累巨额财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而这些传统产业的“老美国”们成长于过去的辉煌时代，面临巨变，大部分人很难实现身份转变投入到新兴行业，对于他们而言，并不能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恰恰相反的是产业转移的趋势破坏了他们原本美好的生活，大量原本的中产阶级沦落成底层屌丝，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输家”。
　　就这样，“输家”们构成了“鹰派”声音的基本盘，“赢家们”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他们的“两面性”。从利益上讲，“赢家”们基本立场是“鸽派”，但是“赢家”得表现出来他们在为“输家”鼓与呼的姿态，告诉这些“输家”你们悲惨生活的根源来自有人把你们的饭碗抢走了，回头反过来利用“输家”的愤怒将矛头指向中国，作为“得寸进尺”的砝码。
　　过去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头蛇尾”。当“赢家”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利益，“输家”们的诉求就变得不再重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输家”们失语的愤怒一直存在，这种情绪在不断积累，并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寻找到了合适的载体——新任总统特朗普，而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也迎合了“老美国”们的诉求。
　　班农在恐惧什么？
　　在对华贸易的“鹰派”观点中，班农的观点无疑是较为激进的。作为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看到了中美经济此消彼长的大趋势，因此在“贸易战”可能招致中国反制、使美国承受经济损失进而背离“美国优先”原则的情况下，“贸易战”实则作为一种美国为促进其自身诉求实现而采取的威胁手段，对该“战术”本身及其可能对中国带来实际影响的判断离不开对其背后“战略”的思考。
　　对于班农而言，美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华的经济战不仅仅是敲诈一点利益的问题，更是未来世界主导权的问题。
　　美国立国之初的精神是“你一无所有来到这里，从头做起，但只要努力，有才能，你就能实现梦想”，而这一精神的背后，昭示了美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塑造而成的特征——它是一个“平台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它在经济、文化、人口等领域完全是不设防的，在向外扩张“走出去”的过程中未承受明显压力。如今，在经济领域面临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在文化领域陷入了族群撕裂的困境，在人口方面也需谨防穆斯林难民的大量涌入。
　　这其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切中了关键要害，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兴衰。对于披着“新美国”外衣的资本精英们而言，美国只是一个利益增值的平台，“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人，只是因为在美国能够实现最大利益，如果将来情况有变，随时可以抽身走人。而对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美国”们，美国的衰落将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华的“贸易战”弦外之音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面对在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客观形成的中美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网络，需要面对两个对手，一是美国内部的“鸽派”，他们大多是中美贸易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中国。
　　但是面对像中国这样经济上拥有全产业链、政治上有能力驯服资本、未来有望实现价值链自主的国家而言，无法像过去应对半主权国家日本般轻松写意，甚至有无从下手之感。
　　此前，班农曾在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提出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的三个方面：国家安全与主权、经济民族主义与解构行政国家，希望通过这“三板斧”整合国家实现一致对外的目的。
　　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美国采取修筑边境墙、加强移民执法等措施，体现出美国作为平台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对外来压力的敏感性。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平台型全球帝国，而在如今面临别国“走进来”的局面时，感受到了作为非民族国家在人口和经济等方面“不设防”带来的压力并做出相应反应。
　　“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立场与在世界经济中的自主权，主要表现为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发展国家经济而非在全球市场上开放国界的经济，推动资本和就业机会流回美国。
　　尽管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使得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使美国部分产业受到影响，然而美国相当量旧有产业的衰弱并非完全由外国挤占所致。“经济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美国内部二战前后两拨移民间的对立，而正是后者对本土经济的冲击激发了前者“原住民”抵制心理，从而在全球环境中演化为对自由贸易等的抵制。通过贸易战等途径实现其所谓“民族主义”诉求，由开放经济转向国家经济，不仅会使美国承受巨大成本，也难以根本上解决其社会内部的撕裂问题。
　　“解构行政国家”的一系列内部调整措施反映了班农的民粹主义立场，而美国不同派系间的立场差异与内部社会的撕裂实则加剧了将中美经济问题升级延伸为“经济战争”的难度，美国社会内部力量整合的困难使缺乏一致对外发动贸易战的必要基础与内在条件。
　　中美经济战“内化”为美国内战
　　班农的思考是有一定的战略性深度的，从行政手段上发动贸易战争的同时，建立一个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内的外围贸易鹰派联盟，他深知一点，如果特朗普政府按照过去的政治轨迹运行，那么将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基本盘。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美国的一部分人而言，中美之间的“经济战”游戏应该按照以往心照不宣的规则进行，班农过于强硬的立场将影响他们的利益。班农尚未大展宏图，先成为美国内部斗争的牺牲品，黯然离开了白宫。
　　虽然班农已离开白宫，但是班农所代表的声音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暂时蛰伏，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正式启动。随着佛吉尼亚骚乱引发的国内冲突进一步升级，中美两国贸易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实则是美国内部经济、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外延。
　　可以说，在“301调查”的启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班农，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启动调查各派并无太大分歧。但是在“301调查”的过程中，美国方面是否会像过去一样见好就收，还是升级为“经济战争”，这个过程将进一步展现出美国政局内部的张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采取调查或贸易制裁等“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可能使美国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投资条件，但是全球化时代下以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为代价促进“美国优先”原则的实现，既需使美国承担相应的代价又并非根本上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良途。对于眼下对于特朗普来说，先扑灭自家后院的火才是第一要务。
简直是在“山寨”微信。。。
　　 庄怡 攘攘
　　世道变了 投资人：美国科技公司正反过来模仿中国同行
　　曾几何时，美国科技公司还是全球各地争相模仿的对象，其创新、大胆、前卫的技术和理念引领着全球风潮，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华尔街日报》6月9日刊登了这篇《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美国科技公司开始模仿中国同行》。文章援引硅谷著名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合伙人陈梅陵（Connie Chan）的话称，中国科技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有着模仿西方同行之名，但是最近，包括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正在影响美国初创公司和大公司，许多中国的模式正在美国被复制。
《华尔街日报》报道截图，图右为Connie Chan
　　周五（6月9日），在这场由《华尔街日报》举办的“数字直播亚洲”（D. Live Asia）会议上，陈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她说，LimeBike是美国的共享单车，采用却是中国的无桩停放共享模式。LimeBike的智能手机启动式单车最初是由总部位于北京的ofo共享单车和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率先推出。
图片来源 LimeBike官网
　　其次，是苹果刚刚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更新的iMessage即时通讯，这其中增加了支付功能，效仿了腾讯的做法。
　　她表示，她对“中国山寨”含义的这种逆转表示欢迎，这不再只是意味着中国公司模仿美国，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公司模仿中国。
　　实际上，早在去年8月，聊天软件Snapchat和Kik就用条形码（bar codes）来连接人和分享信息；Facebook则正在Messenger应用内打车和支付的功能。这些技术，都是先从中国开始流行起来的。
　　中国科技企业的下一步也更受外界关注。经纬中国（Matrix Partners China）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徐传升（David Su）说，下一个大获成功的中国科技企业可能是这样的背景：其业务模式依赖于移动微支付、软件服务和安全空间。
　　他表示，未来几年将会看到很多移动支付创新，这些创新将驱动大量消费和消费行为的变化。
　　此外，科技调研公司Stratechery的创始人本·汤普森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称，中国抄袭美国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在移动领域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常常抄袭中国。例如Facebook Messenger，要弄清它的发展路线，最好是以微信为鉴。
飓风重创美国 经济危机逼近。。。
飓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多维新闻报道，有观点认为，飓风对美国经济长期走势有利；但亦有分析指出，受飓风影响，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逼近自上一次衰退以来的最高水平。
　　综合媒体9月10日报道，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日前在接受CNBC专访，谈及经济状况和当下超强飓风对美国的影响时表示，8月25日登陆美国得州的飓风哈维（Harvey），以及正在向佛罗里达州袭来的飓风伊玛（Irma），对经济活动长期走势有利。
　　他表示，历史经验表明，自然灾害对人力和经济造成的初始损失确实不小，但经济总能因灾后重建而更上一层楼。预计今年末或明年初，多场飓风叠加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就会消散，重建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显现。
　　他重申，短期的经济损失不会过度影响货币政策，仍然相信美联储会“尽可能快”地缩表。但他也罕见承认，何时再度加息目前未知。
　　周日（9月10日）飓风伊玛以四级风暴的定位登陆美国佛罗里达洲，在岸上形成了巨大的水墙和强风，也标志着1964年以来美国第一次遭受了连续的严重飓风袭击。另外，伊玛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高的风暴。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纽约时间周日上午9时公布，飓风伊玛的风暴眼正以130英里（209公里）／小时的最高风速略过下佛罗里达岛链。该中心称，飓风途经墨西哥湾沿岸，经过坦帕市和St.　Petersburg等人口稠密的城市。另外，飓风伊玛肆虐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后，可能会继续北上进入佐治亚和阿拉巴马州。
　　飓风伊玛的入侵路径迫使迈阿密戴德县上演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离，并迫使数百万佛罗里达人逃离家园。这是自2005年“威尔玛”以来佛罗里达州首次遭受严重飓风袭击。此前飓风伊玛已经造成整个加勒比地区至少22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并可能造成高达2，000亿美元的损失。
　　根据德意志银行最新的模型显示，从经济数据来看，仍然需要将飓风哈维和伊玛带来的后果考虑在内，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逼近自上一次衰退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评级机构标普的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不能避免美国政府关闭，政府每停摆一周，美国四季度经济增长就将减少0.2%（65亿美元）。标普美国首席经济学家Beth　Ann　Bovino在名为《如果关门，必然见血》的报告中说：“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更大的灾难，并将抹去随后经济复苏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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