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 唐芳芳
［摘要］贫富差距扩大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美国的政策偏向富裕人群，富人对税收政策及教育、医疗和退休、社会保障、就业等公共目标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政治平等受到严峻挑战。经济上的不平等被视为政治不平等的根源。税收是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杠杆，主要使富人获益的税收政策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冲突的症结。借鉴国外学者对贫富差距扩大教训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认识。
［关键词］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政治平等国家治理
在认同西方政治理念的人看来，美国实行的是多数人的选举民主，美国推行的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广大民众的意志。但在当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平等受到严峻挑战。?有研究指出，美国的政策反映的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层的1%富裕阶层的政策偏好。? 近年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税改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份税改法案将主要令1%的富裕人群获益，同时将增加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据华盛顿税务政策中心的分析，减税的大部分收益，无论是按美元计算还是按税后收入的比例计算，都将由高收入家庭获得；到2027年，近50%的减税福利将由1%的富豪阶层独享。这印证了近年来对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富裕阶层政治偏好的调研结果。
二、美国政策偏向富裕阶层偏好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Page）等调研了最富裕的1%的人（平均财富为美元，平均年收入为1040140美元）的政策偏好和政治活动特点，并参照对美国各阶层的政策偏好的调研结果，指出参议员的提案和联邦政府的相应政策更接近于美国1%富裕人群的政策偏好，而不是低收入或中等收入者，美国治理的主体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富裕人群，他们才是“最富影响力的美国人”。
首先，富裕人群对国家治理的参与度比公众更高。富人参政意识很强，绝大多数富人（84%）“大部分时间”用于参加政治活动，议政频率为每周5天；几乎所有人（99%）参与2008年总统选举投票，多数人（68%）贡献了政治捐款，在一年内人均捐赠4633美元给政治竞选或组织。而2008年美国全国大选研究（ANES）的调研表明，仅有14%的一般公众称捐款给候选人或党派。?富人发声的渠道比一般公众更顺畅，声音“更大”，更容易被政策制定者听到。
其次，美国富裕人群的政治主张和公众的诉求有明显差异，富裕人群的政策倾向相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更保守，这体现在经济、税收、教育、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上。
根据2011年CBS的一项调研，对于“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选项，绝大多数富人（87%）首选预算赤字，其次是失业（84%）和教育（79%），接下来是国际恐怖主义（74%）和能源供给（70%），过半数选择医疗（57%）等问题，而认为“通胀”非常重要的富人仅有26%——这说明富人对预算赤字的担忧并不来源于通胀。?富裕人群对“美国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与广大民众有显著差异：由于失业率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10%左右徘徊，广大民众非常关注就业和经济，半数以上（53%）民众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于税收政策，很多民众对税负的一些关键问题认识模糊，而富裕人群的认识就相当清晰。例如，只有47%的民众知道美国人所交的税占其收入的比例比西欧人的小，而大多数富人（71%）都知道这一点。?为处理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富人倾向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大多数富人主张削减农业补贴（80%），部分富人主张削减社会保障（33%）和削减医疗保障开支（19%），少数富人要求减少国土安全（9%）和环保开支（8%）。对照之下，广大民众要求增加社会保障（46%）、医疗保障（44%）、国土安全开支（41%）和环保开支（29%），?而愿意“支付更多的税以为每个人提供医疗保障”的富人比例（41%）比一般公众的比例（59%）低。?可见，富人在社会保障和医疗开支等福利项目上的主张与一般公众的观点相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美国官员提议削减福利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惠及大多数普通美国民众。
对于民众关心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富人的主张与一般民众差异也较大。例如，同意“政府必须保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的富人只有43%，而同意此项的一般民众占68%；同意“最低工资足够高，以保证有全职工作的工人的家庭不会沦落到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富人只有40%，而同意此项的一般民众占78%；同意“华盛顿政府应保证每个想工作的人找到工作”的富人只有19%，而支持此项的一般民众占68%。?
虽然“教育”被富人视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富人更倾向市场化的教育改革，不主张加大投入以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调研表明，尽管多数富人和一般公众都支持提高税收以支付学前教育，提高教师绩效工资，为高中生提供职业教育等，但二者仍存在一些重要分歧。例如，对于“联邦政府应有必要开支以保障每个孩子能上真正优质的公立学校”这一主张，仅有35%的富人支持，而一般公众中有87%支持；对于提供大学奖学金资助的主张，仅有28%的富人支持，而一般公众支持率高达78%。?可见，富人大多主张通过市场化改革，以相对低的预算来提高效率，给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无视广大民众的诉求。
对于“不平等”问题，富人和一般民众看法比较一致：约五成认为一半的财富集中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手里（富人43%/一般民众50%），八成以上认为当今美国贫富收入差距比20年前大（富人86%/一般民众82%），六成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富人62%/一般民众 63%）。?富人虽然同意收入应更平等，大多数富人却认为政府没有责任去减小收入差距，不能通过对富人课重税以减小差距，这与一般民众认识有差异。
由此可见，美国的政策制定更偏向富人的偏好，面对预算赤字的压力，不是以对高收入者课重税的方式来调节，而是削减对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惠及广大民众的项目的投入。政策偏向高收入人群，与广大民众的诉求脱节，代议制表达公共利益的功能被严重削弱，这是美国所谓“政治平等”所面临的困境。
三、税收与经济不平等
美国的治理政策为什么不能回应民众关切的问题？国外学者认为，美国政策偏向富人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我国学者也认为，美国民主政治未能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增强公民的社会权利，未能对经济不平等进行有效调节，反而在富裕阶层的影响下推动了经济不平等的急剧扩大，从而导致政治平等的实质下降。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托马斯·皮凯蒂通过考察美国财富集中的轨迹指出，正是使1%的最富裕阶层受益的税收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1.美国财富集中的轨迹
美国财富集中的演变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1910年，美国的财富日渐集中，到了19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80%，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45%；第二阶段是1910年至1950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逐步下降，而后稍有波动；第三阶段是1950年到1978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得到控制，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财富比重降到30%左右，美国的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均增加一倍，穷人和富人几乎一样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第四阶段是1979年以后，美国贫富差距再次扩大。1979年至1992年，美国家庭收入增长8260亿美元，其中98%给了最富裕的1/5的人口。1992年最富裕的1%美国人拥有全部私人财富的42%。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财富比重超过70%，而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财富比重接近35%。
由此可见，1980年是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的关键结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了不同的证据，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将原因归结于里根时代的税收政策降低了富人收入税，增加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纳税人的税收；有人认为这是受全球经济的影响，高技能工人收入上涨快，低技能工人薪资降低。
2．经济不平等的调节
贫富差距为什么会扩大？如何应对财富悬殊的影响以保证社会公正？这是一些警觉的美国观察家所关心的问题。早在1919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欧文·费雪宣称，不断加剧的财富集中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威胁着美国社会的整个基础。一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受费雪影响，把贫富分化看作最基本的问题，探讨贫富分化的原因和应对措施，以求推动社会公正的发展。
首先，有研究强调税收对调节经济不平等的杠杆作用。1910年至1920年，美国倡导对高额财富拥有者征收非常高的累进税，并对过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发达国家尝试了高税率，而美国对过高收入和财产拥有者的没收性税收仍是创造性的——它是第一个尝试实行超过70% 税率的国家，先是年针对收入，然后在年针对遗产。在年，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其中1942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高税率在90%上下。而在年，美国的税率下降到30%至40%（1986年里根税改后有一个28%的低点）。
可见，累进税曾有效地调节了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皮凯蒂指出，累进税在“以强有力的激进方式修正私人激励”的同时，尊重“自由竞争和私人产权”，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消减不平等的方法”，“代表在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之间的一个理想折中”。然而这种社会进步在1980年以后慢慢停止，美国的政治进程被1%的人俘获的说法慢慢流行起来。
其次，一些经济学家关注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提出投资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决定性意义。经济学家戈尔丁和卡茨的比较研究表明，美国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逐渐缩小，而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扩大。差距开始扩大的精确时点，恰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第一次出现增长停滞的时候，因此他们认为，美国工资不平等源于美国未能充分投资高等教育，高昂的学费让众多家庭难以承受。从长远看，教育和技术是工资水平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和培训是降低劳动收入不平等、提高经济整体增长的最好方式。
但是，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教育因素不能解释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报酬急剧增长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利用税收数据，更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贫富分化的实质问题上。换言之，20世纪累进所得税的产生和发展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曾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一制度目前正在遭受国际税收竞争的威胁，1980年以来美国最高税率的大幅下调，是扩大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回顾20世纪累进税的历史，皮凯蒂提出了对精英治理的怀疑，他认为美国趋于寡头政治的风险确实存在。引发高额累进税制的是两次世界大战，而不是普选的自然结果，“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维护自身利益时，其虚伪程度让人触目惊心”，“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众利益”。
四、经验与教训
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实条件下，财富对权利的影响成为政治理论家关心的问题。历史上，为抑制金钱政治的影响，美国自建国以来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通过了一系列反垄断法令，鼓励自治组织团体介入社会治理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些举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控制了利益集团的影响。最关键的是美国曾征收过高额累进税：罗斯福1933年将最高所得税税率大幅提高至63%，然后逐步提高，最高税率从1944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稳定在90%上下；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对最高遗产征收70%~80%的高税率。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财富过分集中，将税收收入用于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领域，获取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1964年，有76%的美国人信任华盛顿政府在多数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然而，30年以后，只有20%的美国人仍对政府持有这份信任。近年来，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投入不足，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针对贫富差距扩大这一重要问题，皮凯蒂考察了各种假说和证据，对精英治理的模式提出怀疑，把1%的精英的财富激增的问题放到了聚光灯下，认为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曾在消弭经济不平等上起到重要作用，而1980年以来对富人征收的最高税率的下调是扩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从而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皮凯蒂指出：“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每个重要政治剧变的核心都包含着财政革命。”他强调：“采取何种具体的税收形式也因此成为任何社会中政治冲突的症结。”
综上所述，美国政策偏向1%的富裕人群，富裕人群对教育、医疗和退休、社会保障、就业等公共目标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在实践中，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现状向政治平等的民主理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学界还需进一步阐明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是否必然导致财富权力的壮大，从而对政治平等产生更强大的障碍。从历史上看，美国税收政策不仅是产生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也对社会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研究者对贫富差距扩大教训的思考，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认识。依赖精英治理保障公众利益并不现实，应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创造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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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政治平等,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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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萨默斯：美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由需求不振导致的经济产出不足。任何措施都不能像需求的提振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生活水准、以及对于制度和未来前景的信心的提升那样，提升所有公民的收入——无论是穷人、中产阶级还是富人。
然而，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只是周期性的，或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手段解决，那将大错特错。就像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演变会对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样，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演变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今后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复苏，“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就出现的种种趋势都将伴随我们很久。
这些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带给少部分人的回报，与大多数人的所得相比，差距有所拉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即使是这个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对一般美国人的处境有所美化，因为无法找到工作或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1965年，25岁至54岁的男性公民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没有工作，而到2020年底，即使周期性经济复苏来临，这个比例也可能会达到六分之一。
一些人对这种趋势不以为意，要么就是支持大幅削减高收入人群税收的政策，他们声称，只要在有生之年和跨代的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这种暂时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可现实是，这两种社会流动都很少见。终身收入的差异仅略低于年收入的差异。而根据现有的最权威信息，以全球标准衡量，美国的代际社会流动现在并不好，很可能是第一次不再呈现改善势头。权且用一项统计数字说明，美国大学里，来自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与上一代人相比已有所下降，而来自最富裕家庭的比例则提高了。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必须谨慎地避免因给予富人特殊优惠而加剧不平等。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政府提供明确或隐性担保时，保费的制定应尽可能地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通过与相关产业协商。政府表现出一个代表资本主义、而不是某些人脉尤其广的资本家的立场，也有助于缓解不平等。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政府赤字却越来越大之时，很难说废除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了。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富人的投资选择又越来越多，“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可能真的会过时，富人的财富可能会像王朝一样传承。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
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在后工业化经济中，无论是两极分化的政治观点，还是“位高则责重”的政治观点，都无助于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冷二朗：中国分配更不公平
读了《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一文。我想强调，中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的经济属于知识和服务经济，美国拥有基础研发、技术专利和创新机制方面的优势，使它可以在全球整合资源、布局生产，在全球布局生产所创造的利润收入是美国企业的，而不是所在国的，这些利润最终还是要回到美国国内。而且，因为美国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在全球生产又最终回到美国国内的利润，可以通过社保体系，在美国国民中间进行二次分配。
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资源、资金和劳动密集型的阶段，而恰恰资源、资金这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掌握要政府和利益集团手中，这些生产要素如何分配，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是普通民众无法置喙的。所以，中国贫富差距的产生根源，是在于初始分配的不公，法律上、名义上，所有的资源都应该是全体国民的，但国民做为所有者，却无权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对自己的资产收益分配方案，不能真正参与意见，没有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能力，这才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中国产业化的医疗制度，中国资源分配不均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都是造成中国贫富不均的根源，而这些不公平制度的背后，实质是政治制度的问题，邓小平生前说过“政治制度改革不跟上，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
这句话，目前越来越有实际意义了！【转载消息，《美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一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999年至2001年）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2009年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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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美国人怎么看贫富差距扩大
本刊特约记者 乔磊（发自洛杉矶）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试图通过使用行政权来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并加快美国的经济复苏步伐。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如何解决呢？政府在降低贫富差距上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多数民众感受贫富差距扩大美国皮尤民调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65%的民众认为过去1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只有8%的人认为贫富差距缩小，还有25%的人认为贫富差距在过去10年没有变化。贫富差距扩大可以说是美国多数民众的共识，而且党派差异并不大。民主党选民中有68%的人认为过去10年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而共和党选民中也有61%的人持这种观点。在减少不平等现象、帮助家庭改善现状方面，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他的想法，即加强税收减免，奖励工作，让更多美国人实现富裕。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试图通过使用行政权来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并加快美国的经济复苏步伐。既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如何解决呢？政府在降低贫富差距上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根据调查，69%的美国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在降低贫富差距上有所作为，但也有26%的人认为政府可以在这件事上不作为。在政府作用上，美国民众呈现出较鲜明的党派色彩。9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政府要在降低贫富差距上发挥更大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共和党选民只有45%。共和党选民中有48%的人支持政府在降低贫富差距方面可以不作为的观点，而民主党选民中只有10%的人支持这种观点，两党民众在看待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对政府作用的认知可谓泾渭较为分明。近半的民众不赞成“杀富济贫”降低贫富差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有实际措施的，这也涉及到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富人占有很大财富以及如何让穷人翻身的问题。扶贫是让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也是一种降低贫富差距的办法，在如何能做到这点上，美国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下面我们看一下两种降低贫困手段美国民众的支持率情况，第一种方法是对富人和大公司加税，收缴的税收用于扩大扶贫项目，支持这种做法的人有54%，但共和党选民对此的支持度仅有29%，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度高达75%。这表明在美国依然有近半的民众不赞成“杀富济贫”，特别是共和党选民，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肉”来向穷人输血。第二种方法是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以鼓励他们投资并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方式是共和党政客的长期主张，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造福社会。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并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支持这种做法的民众比例不高，只有35%，但共和党选民有近七成的人支持这种做法，而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度只有17%。对于政府扶贫政策，美国人的看法也是两极分化，49%的民众认为政府扶贫对穷人利大于弊，因为穷人只有先解决基本生活之需，也就是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摆脱贫困。民主党选民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接近七成，但共和党选民显然不买这个账，只有28%的选民支持这种观点。与此同时，也有44%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对穷人补助政策是害大于利，因为这将使穷人更加依赖政府存活，其结果只能是养懒人，而无法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财富的努力。扶贫是要让穷人有赚钱机会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穷人翻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提高穷人的收入。美国人认为提高穷人收入光靠政府对穷人资助不是一个好办法，而是要让穷人有赚钱的机会，通过劳动改善经济状况。因此在现实中，美国人很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低薪打工族能够赚取更多的钱。美国有73%的民众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共和党选民有53%的人支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以上，民主党选民支持的比例高达90%。对于失业的人群，美国人也还是抱有同情心，63%的民众支持将失业救济金延长。总之扶贫是要解决穷人之需，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改变命运，而不是由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将他们养起来。在美国人眼里，扶贫和缩小贫富差距是两个概念。扶贫是让穷人也能过上小康日子，扶贫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贫富差距，因为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一般是将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的财富与最贫困20%人群拥有的财富相比较，这样比来比去的结果是忽略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被视为美国的脊梁，中产阶级财富缩水才是美国人最怕的。美国有53%的民众支持政府在扶贫上多做努力，但只有43%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措施缩减贫富差距。特别是共和党选民，只有23%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措施缩减贫富差距。当然，民主党选民支持政府采取措施缩减贫富差距的比例较高，达到62%。美国民众的这种分野也与其经济地位相连，共和党选民多为中产阶级和富人，当然立场偏向保护富人利益；而民主党选民中穷人和低收入人群比例较大，要求缩减贫富差距的呼声自然也高。改变经济地位个人努力很重要在一个社会为何有穷人也有富人，造成贫富不同阶层的原因在哪里？对于这样的问题，学者的研究可能是林林总总，结论也有千条万条。但在美国人眼里，答案倒是挺简单，主要看个人的努力。美国人不仇富是因为美国绝大多数富人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富人的。38%的美国人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是由于他辛勤的劳动，57%的共和党选民持这种观点，而民主党选民中只有27%的人持这种观点。有51%的民众认为要想成为富人就要比一般人占有更多的优势，比如好的教育、人脉关系、个人能力和智慧。民主党选民相信个人努力改善命运的人数比例低，因此找外因的人多，63%的人认为要想成为富人就要比一般人占有更多的优势，在共和党选民中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为32%。对于穷人，35%的美国人认为有些人成为穷人的原因是他们个人不努力。大家都在拼博，不拼博的人自然会被甩在后面。共和党选民中有51%的人支持这种观点，民主党选民显然对此不以为然，只有29%的人支持这种观点。50%的美国人则认为这也不能怪穷人不努力，因为一个人能否拥有更多的财富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就能决定的，虽然不能说天注定，但也未必就是人注定。民主党选民穷人多，所以63%的人认为这话有道理，穷人穷千万别怪他们个人不努力；共和党中也有一些人对穷人的命运挺关心，32%的人认为外部因素造成人们成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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