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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幸福以西方伦理视角笔记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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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1、2、3、4、5、6、7、8）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1、2、3、4、5、6、7、8）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一）& && && &（1965——1971）& && &&&& && && &一、开 头 的 话 & &&&我从小是由大哥、大嫂抚养，在江西南昌读书长大。四十七年前我在江西师大附中高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的因素，没有能考上大学。当年9月与来自江西师大附中、南昌五中、南昌洪都中学近70位高中毕业生，一起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一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赤诚之心，下放到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渣村林场插队落户。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大部分出生于1949年以前，成长在红旗下，这是意识形态最纯正、最有影响力的年代。这些学生在学校的成绩都很优秀，都因出生不好被剥夺上大学的机会，不得不离开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到贫穷落后的边远山区农村插队落户。他们背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挥洒汗水，辛勤劳动，艰苦努力，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想通过农村的艰苦环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以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回报他们的却是苦难和困惑。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他们历尽磨难，历尽坎坷，深受迫害。在1965年至1971 年的六年时间里，在江西省奉新县渣村公社（现会埠镇）的渣村林场和吟村发生了许多令人心疼，令人心酸，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面对这一段往事，至今欷歔不已，我无法不沉思、不感慨。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坎坷经历，整个知青群体的起落和英年早逝的知青战友，夜不能寐，悲痛万分！让我与大家一起，对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的这段历史进行回忆和诉说。把我和我知青战友人生交响曲中一个个音符，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串联起来，让它在了解或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心中缓缓奏响。&&这就是我的愿望！也是下放到渣村林场知青战友们的共同心声！&&最后一点说明：本篇回忆录，是我本着“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从个人的角度来回忆四十多年前所发生的故事。内容和题材都有很多不到之处，再加上本人写作能力有限，，难免存在文字方面的错误，希望各位网友多多批评指出，多提意见！本篇连载每二天贴上一节，分二十几次贴完。欢迎镇江的知青战友们细读！其中如有冒犯之处，敬请谅解！
& && && && && && && && && && && && && &南极企鹅
& && && && && && && && && && && && && && &&&2013年7月28日于镇江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二）
& && && && && && && &（1965——1971）
& && && && && && && && && && && && & 二、下& & 放
1965年6月我在南昌市江西师大附中高中毕业，7月上旬参加了全国统一升学考试。到了8月中旬，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都已收到了入学通知书，而我却毫无音讯。直到报纸上登出“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录取通知均已送到考生手中”为止，我才如梦初醒，从头凉到脚，知道大学真的与自己无缘了。
这时我心里想不通，非常难过﹑失落﹑迷惘。自己在学校班上的成绩并不差，而且这次参加高考后的自我感觉也良好。数﹑理﹑化是我的强项；政治﹑语文﹑俄语也都正常发挥了。为什么那么多成绩不如我的都被录取了，班上8个班干部(3个团支部委员，5个班委会委员，从高一起我就在班上担任生活委员)，唯独我一人未被录取。何况我填的志愿也不算高，从家里的经济条件考虑，报考的学校清一色的师范院校，最起码的江西师大是可以被录取的。到了8月下旬，录取结果均已揭晓，而成绩结果均与同学们考后的猜测和任课老师的估计大相径庭，大家都傻了眼。有个别略知内情的老师告诉我说，这次“路线”比去年更厉害了。“政审”也比去年更为严格，一向庄严的高考更为神圣﹑神秘。更为严厉的“政审”，开始露出它的真面目。事后数年，在文革中，有人曾看到我的高考投档档案，上面在政审的一栏中，就盖着一个紫色的章，上面明确地写着：“该生不予录取！”。
高考的“政审”标准是什么，我想直到47年后的今天也无人能说得出来。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政审”审的不是本人，十多岁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可审，一切都明摆着，哪里需要花那么多人和时间来“审”？我想，审的应该是本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当时我大哥﹑大嫂对我给我指出了三条路：1﹑认为我的学习基础不差，复习一年，来年再考。2﹑介绍我到江西省农业厅地处南昌市第一交通路的下属工厂去当工人。3﹑也可以找关系到省农业系统的农科所﹑良种场上班。我听后没有吭声，因心里早有另外的考虑。准备与班上的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去江西奉新县渣村林场插队落户。
当年，我没有听从大哥.大嫂的意见，执意要下放去奉新渣村林场，主要出于四点考虑，也算是我下放到渣村林场的起因吧：
1﹑我自到附中上初中以来，一直要求进步，积极向上，初三时就向团组织写了入团申请书，遗憾的是到高中毕业都未能如愿。当时我心想，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要以带头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可能是我的这种积极要求上进的精神，感动了班级和学校团组织领导。他们大发慈悲，就在我正准备出发去奉新渣村，考取大学的同学准备赴全国各地学校报到时，同意我加入共青团组织。公元日下午2时正，在南昌火车站候车厅外的墙边阴凉处。师大附中高三（1）班团支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正式接纳我为共青团员。下午4时，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在火车站，欢送了好几位同学乘火车赴全国各地大学报到。这种入团的方式，可算是火线入团吧！如今回想起来，觉得非常特殊﹑少见﹑也很可笑。
2﹑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考虑，我从小是由大哥抚养读书，现在高中毕业，长大成人，要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样可以减轻大哥家中的经济负担。
3﹑受江西师大附中1964年下放到渣村知青先进事迹的影响。在我们毕业考试前，64年下放到渣村的知青代表汪惟祎和胡永虎回到南昌，在南昌八一礼堂和附中大礼堂给我们作了下放一年情况的报告。听后深受感动，决心向他们学习，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旦高考落榜，就响应党的号召申请去渣村林场插队落户。
4﹑班上有几位志同道合﹑要好的男女同学相互影响，大家相约，考不上大学，就一起去渣村插队落户。当年我们师大附中高三（1）班，一起去渣村林场的同学有揭明勇﹑周国庆（周洪林）﹑鲁庆荣﹑梁九思﹑许匡宇﹑张丽丽﹑冯朋华﹑熊大梁﹑史修成。附中还有余四生﹑戴赣生﹑彭冒安﹑彭锦林﹑高景﹑周长庆﹑刘金玉等人。
在事过47年后的2011年10月，我的一帮知青同学从全国各地来镇江旅游﹑做客。大家坐在一起回忆往事时，其中南昌五中知青同学夏满英问我说：“当年从南昌下放到奉新渣村，听说你是为了追求张xx，所以才要求下放到渣村。”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是的，当时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与张xx高中同窗三年，都是住校，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天生丽质﹑为人心格开朗﹑直爽﹑热衷帮助别人，所以当年对她特有好感。在高考前，我们就约定，一旦落榜，就一起与班上其他同学下放到渣村。”& &&&1965年的7﹑8月份，我们和班上要好的几位同学，经常在一起到南昌人民公园﹑八一公园划船；在百花洲和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在一起聚会，畅谈友谊，回顾刚刚过去的中学生活，展望未来！那时我们是多么天真﹑纯洁﹑无暇。我们积极准备插队落户去渣村，她母亲不同意，我们就去她家中做她母亲的工作。我大哥不同意我下放去渣村，她就和同学一起去到我家做我大哥的思想工作……。我大哥见到了我们一帮要去渣村的同学，并见到了她。看到大家这么团结，这么友好，这么朝气蓬勃，也就同意了……。
今天我之所以有勇气，乐于承认当年自己心中所爱的的人，这是因为觉得自己把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说出来，心里感觉舒畅。如今我已是66周岁的老人，总不能把这一切带去见马克思。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太年轻了（19周岁不到），才从学校出来，很多的东西都不懂，缺乏一种一追到底的勇气和本领。但这是最纯真﹑最原始的爱情。既然爱上了一个心上人，就应该大胆地去爱，大胆地去追求，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因素的影响，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能继续下去。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存的，并伴随着我的一生。
如今，我们都是近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内心十分感谢我的这位女同学与我同窗三年；感谢她豪情满志与我们一起下放到渣村；感谢她在1968年年底我遭受迫害，在会埠镇被管制劳动时给与我的安慰；感谢她在1972年我迁移户口回江苏时，给与极大的帮助；感谢她在80年代末在江西新余市家中的热情接待；感谢她在90年代末特地从江西来镇江看望我……。但她也应感到幸福，事过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人会写出这篇文章，表露出当初的和如今的心情。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三）
& && && && && && &&&（1965——1971）
& && && && && && && && &&&三、初 到 渣 村
1965年9月上旬的一天，这是我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我离开了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南昌；离开了教育﹑培养﹑生活六年的母校；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一个时代，从此走向社会，去接受考验，去接受洗礼。
这一天清晨，地处南昌市八一大道的江西汽车客运总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数十辆长途客车整齐排列在八一大道上。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南昌市40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赴赣西北农村插队落户。这400多名知青中，有去江西宜春地区铜鼓县的﹑高安县的，也有去靖安县的和奉新县的。去奉新县插队落户的也就是我们40多人。我们戴着大红花，光荣地坐在客车上。车上有说的，有笑的，也有不少掉眼泪的。作为刚从学校毕业，主动申请上山下乡的集体模范典型——去奉新渣村林场插队落户的江西师大﹑南昌五中﹑洪都中学四十多名知识青年，被安排在第一辆汽车上，享受着大道两旁欢送人群的注目和欢呼，我们的内心感到一时的荣耀。车队在英雄城八一大道上徐徐驶过，大道两边的建筑物上悬挂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语和彩旗，一路都是欢送的人群。汽车很快地就过了八一大桥，沿着公路向西驶去。
初秋的赣西北大地，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一眼望去，远处无边无际的山峦，郁郁葱葱，层林尽染；一阵秋风吹来，公路两边的稻田起伏着波浪。在秋日的阳光下，反射出彩色的光茫，特别耀眼，特别美丽，大地一片绿色。我没有兴趣去观赏这一切，一人坐在汽车的一角，静静地在沉思着……。
一路上，汽车穿过新建县城，再经过新建县的西山﹑高安县的大城，路过奉新县城，中午时刻到达目的地——渣村。从汽车站到公社马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渣村公社的领导；有早一年下放的老知青；有林场的老职工和当地的贫下中农。由于当时渣村林场的房屋尚未建设，我们被临时安排住在公社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下午听取了公社负责人介绍渣村公社和渣村林场的情况。
渣村公社位于江西省奉新县中部，距省城南昌300多公里，距离奉新县城三十多公里。建国初期渣村属奉新县会埠第四区，1958年由会埠﹑故县﹑水口三个乡组建渣村人民公社，1961年再分为渣村﹑会埠两个公社。实际上渣村是一个不大的小村庄。上世纪50年代新修的308省道（南昌至湖南浏阳）穿此而过，这里又是通向会埠镇和江西省建新农场（曾为国家一机部“五、七”干校，原政协主席涉及敏感信息不予显示曾在此劳动锻炼过三年）公路的交叉口，这才逐步有了一些发展。新建了公社办公楼﹑汽车站﹑供销社﹑商店﹑饭店﹑中小学﹑农中﹑粮管所﹑米厂、医院和食品站等部门，但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毕竟是公社所在地，渣村也就从60年代开始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这里没有集市，没有常住集镇居民，没有工厂和企业，所以也就称不上什么经济中心。
当时的渣村公社人口不到一万人，十几个大队，几十个自然村落。就渣村这个小村庄而言，没有什么历史记载。但在渣村公社的大范围内却有几处历史悠久﹑闻名的名胜古迹。在《奉新县志》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渣村地区的文字记载：“在赣西北，有一自古以来﹑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素有文物昌盛之帮，仙源灵境之地。自然景观优美，人文底蕴厚重的华林山（又名浮云山）就坐落在这一地区。这里有华林胡氏祖居——稻田村；有嵯峨高出碧山，高安与奉新两县交界的巨石，华林山的标志——丫口石；有宋代国子监主簿胡仲尧创办的华林书院。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帮就是奉新渣村华林胡氏家族第39世孙……”。
渣村林场就坐落在渣村西北面狮子山下的一块平地上，它成立于1964年9月。这是上级政府根据奉新山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特殊条件创办人民公社社办林场，这是一种新的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形式。它属于大队一级编制，公社派大队一级干部担任场长﹑书记。下设几个专业队：有林业队﹑付业队﹑农业队﹑蔬菜队。本地职工二十多名。南昌下放的知识青年大约70多名。当地老职工辅导我们知青从事农业﹑林业和付业生产。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当时公社对林场特别重视，公社党委书记潜立荣和团委书记熊锦标专门负责我们林场知青的思想工作。并派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闵绍信同志专门驻场，直接领导林场生产和业务工作。
& && &&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四）& && && && && && && && && & （1965——1971）
& && && && && && && && && && && && && & 四、丫口石下
在到达渣村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65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又打起行装，出发到渣村公社华林山丫口石下的高家搞副业，任务是上山砍伐杂木棍。由于当时林场的场部与职工宿舍尚未建成，我们新来的50多名知青又不能久住在公社办公楼里。加上林场开办初期，经济十分困难，一穷二白。虽然当时上级政府为了安置下放知青，拨付了一部分经费用于知青住房的建造和购买必须的农具等用品。但知青与职工的吃穿问题要靠自己解决。林场一面盖房，一面组织我们上山搞付业砍杂木棍和小山竹，维持生计，也成了首选。华林山丫口石下是一片原始林区，林区里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林中有杉树﹑松树﹑毛竹﹑小山竹和一些名贵的杂树。林区的所有权归渣村公社所有，也就是归我们林场所有。当时林区中的杉木﹑松木﹑毛竹以及超过一定尺寸的杂木是不容许砍伐的。根据有关安置知青的优惠政策，县里才适当批准可以砍伐尺寸小的杂树和小山竹，据说是出售给河南灾区。
高家是丫口石山脚下的一个山村，距渣村大约有8﹑9里路。从渣村向东南走去经水口村，再走3里路就到高家。因高家离丫口石林区较近，便于上山砍伐，也便于砍伐下来的杂木人工运至水口，再用汽车和拖拉机运出，所以当时选择高家为搞副业的第一站。
丫口石位于华林山主峰的东面，这里森林茂密﹑山势险要﹑绿树浮岚﹑云遮雾罩﹑空气清晰，自然景观十分优美。山顶上有块巨石，一石为三尖。相传南朝梁武帝时，有罗﹑武二仙在此修炼，山顶巨石乃镇宅之物，后幻成精，为害人间。道士夏主信运用掌心雷电劈开，妖崇逐止。有一古书中载有《丫口石赞》，这样写道： & && && && && && & 曾为罗武修真处，胜慨千寻锁暮烟。
& && && && & 旧石传名不计年，嵯峨高出碧山巅。
& && && && & 黄痕翠滴松筠接，瘢迹光涵星斗连。
& && && && & 远见三尖争绝顶，近闻峭壁泻寒泉。
可见丫口石不但有十分壮美的景观，极为丰富的林业资源，而且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动听的民间传说。
上面我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对“丫口石”加以描述和回忆。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下放到渣村林场的知青在而后的岁月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都与“丫口石”切切相关，我们的命运从下放那一天起就与“丫口石”紧紧相连。“丫口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江西省高安﹑奉新两市﹑县的界石；永远是华林山脉永恒的标志；永远记载着我们渣村林场的知青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永远是我们渣村人沧桑岁月的见证……。
我们在到达高家的第二天，就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因河南省这一年的夏天闹水灾，冲垮﹑倒塌了很多房屋，急需这一批杂树棍用于救灾，任务很紧。我们三﹑四人分为一组，在当地老职工和老知青的带领下（这里写的老知青是指早一年下放的知青），进山砍伐作业。上山前，老职工教我们进山要注意的问题：起码要二至三人在一起，防止迷路以及意外事故发生，尤其是女知青一定要结伴而行；初秋季节，山上毒蛇很多，有眼镜蛇﹑五步蛇﹑竹叶青﹑金环蛇和银环蛇等，叫我们不要轻易去惹它们。并教会我们如果被毒蛇咬伤后的急救方法。告诉我们，一般在有毒蛇出入的周围，都会有止毒﹑消毒的中草药存在。例如七叶一枝花就是一种防巨毒的中草药。同时教会我们可以砍伐的树种以及如何省力，如何捆扎等等。
我们腰系围布，披上厚厚的“垫肩”，手拿砍刀进山了。知青们大都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见过大山，由其是走进这样的深山老林。刚去时，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在这原始的森林里大树参天，大树藤条相互缠绕，如同罩上了层层叠叠的大网，，也极似暗绿色的海底，树叶茂密遮天，一丝阳光也透射不进来。森林里阴森森的，地面上有各种奇花异草，脚下是一层厚厚的落叶，软软的。走在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
在一片陡峭山坡的树林里，我们在砍伐着所需的杂木。一时间是清脆的砍伐声，一时间或有鸟儿在鸣叫，一时间听到松涛的呼啸声。有时我们一边吹着口哨，给自己找乐，一边也给旁边林子的知青壮胆，在时女知青们也会唱起动听的民歌﹑爱情歌曲和苏联民歌。口渴了，也就捧起一把清凉的山泉水，这样的快乐在城市是享受不到的。当地的老职工和老知青，他们有经验，知道林中什么地方有可以砍的杂木。一下子任务就完成了，脚上功夫也好，很快就将两捆杂木从林中运上了路，这时他们也会“吼”起来，打着“号子”，附近林子的人们也会不约而同地相互“吼”起来，回音荡漾在整个山谷。
刚开始的几天，给我们新来的知青下达的任务比较轻。在老职工和老知青的帮助下，我们也很快完成二捆任务，到了下午2时左右我们满载而归。来回几十里将把杂木扛到水口村，这时浑身湿透，满脸通红。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心中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劳动，我们很快掌握了上山砍伐的技能，由于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强度的劳动，不少人都感到浑身酸腰背痛。有的人肩膀杠杂木棍扛又虹又肿了，并磨破了皮，非常疼痛。但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交给我们每天的任务都能超额完成。由于大家的努力，第一批砍伐任务到9月底胜利完成。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也是我们下放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林场给我们放了二天假。国庆节的这一天，林场组织我们攀登丫口石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有40多人参加。一大早我们就吃好早饭，带上干粮﹑砍刀以及攀登所需的绳索等物品，在老职工和老知青汪惟祎﹑胡永虎﹑龚晓云﹑邓小虹﹑朱涤平等人的带领下出发了。当时“老三篇”水库尚未修建，我们就在“老三篇”水库原址与杜源村中间的一条小路开始上山，这是一条最近﹑相对好走的上山路。但必须要翻越一座叫打鼓岭的山岭，山岭形状像一个大鼓，山顶是一块平地，似像大鼓的鼓面。山岭的三面是十分陡峭的山体，似像大鼓的鼓体。山体的坡度足足有70度，坡高大约有500多米。我们连登带爬，登上打鼓岭，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汗流浃背。但在这打鼓岭的山顶上，空气十分清新，景色怡人，一阵秋风吹来,凉风习习，感到非常惬意，疲劳一下子就消失了。打鼓岭的另一面紧连着一个森林区，向上穿越这个大森林我们顺利到达了丫口石的脚下。
我们在丫口石下的一个小林子中稍事休息，这时我向丫口石望去，它似一个张嘴呼啸的猛虎盘踞在山顶上；再一眼望去，它又犹如一双友谊之手把高安﹑奉新两县紧紧连在一起，那种气势让人惊叹！丫口石由八片巨石组成，最大的二块巨石高70多米，石群底座的直径有数百米，底座石缝巷道纵横交错，叫人回味无穷！
就在我们准备发起登顶的冲锋时，发现登顶必经小道一人高的毛草里，有一个大如水桶的马蜂窝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怎么办？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旁边是悬岩峭壁，正当我们商议如何另选它路登顶时，不知谁用长竹竿捅了一下马蜂窝。只听“嗡”的一声，马蜂窝突然炸开，成百上千的马蜂就好像一架架小型战斗机，舖天盖地，劈头盖脑扑了过来。我们被突然其来的情况吓蒙了，个个转身落荒而逃。这时，与我们一道上山的一位当地老职工喊了起来：“快趴在地下，不要动！不要跑！这不是马蜂，是杀人蜂！被蛰叮会有危险的！”大家当时根本听不进这一忠告，还是拼命地向后跑。那知人跑得快，杀人蜂追得快。直把你蛰叮到为止。这样我们30多人就有十几人被蛰叮。有脸上﹑背上﹑肩膀﹑大腿被蛰叮，还有屁股被蛰叮的，真洋相十足，狼狈不堪。我和俞和胜伤情最严重，我天顶中央被蛰叮，我当时就昏迷过去。知青俞和胜是半边头被蛰叮，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时带队领队就选派了四个人送我们两人下山，其他人继续另选道路登顶。一路上连背带扶，好不容易把我们护送到家，已经晚上8点多钟。我的脑袋肿得像冬瓜似的，俞和胜的脑袋半边肿了起来。当地老职工，立即到村里找年轻母亲的乳汁给我们擦洗，立即把山上带回的中草药熬成汤给我们服用。到第二天早上才苏醒过来。
事后，当地老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叫“杀人蜂”的蜂类，蜂体巨大，身长8﹑9公分，呈黄褐色，性情十分凶猛，尾部毒针喷射出来的液体属剧毒，当地每年都有人和牲畜被蛰死。
我第一次登丫口石就这样宣告失败，当时感到十分遗憾。在那以后的几年里，我曾多次登上过丫口石峰顶，有机会饱览了丫口石的雄姿和它四面的美丽景色。
& &&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五）
& && && && && && && &（1965——1971）
& && && && && && && && && && && && &五、在田南
1965年的11月上旬，我们在高家砍杂木棍的任务顺利完成。这时，林场的房子尚未建成，我们又转至其它二个地方搞副业，这次的任务是砍小山竹。据说这批小山竹是销往江苏的，江苏属平原地带，没有竹木资源。小山竹是制作竹制品的材料，奉新这里出产的小山竹是制作上等蔑席的原材料。
当时大部分知青和林场的老职工转至渣村公社水口大队黄土井村，少部分知青转至村头大队的田南村。因快要到年底，渣村公社要我们林场组建一个文艺宣传队，参加1966年春节全县文艺汇演。所以大部分男女知青都集中在黄土井，这样便于雨天不上工和晚上的时间排练节目。我们到田南的知青和老职工全部为男同志，在我的记忆中共有十六﹑七人。他们是：邵水江﹑李茂南﹑梅长卓﹑许匡宇﹑周洪林﹑鲁庆荣﹑李江生﹑肖鸿﹑揭明勇﹑刘作胜﹑刘发纯﹑彭锦林﹑史修成等。当地老职工有曹运鸿（湖南人）﹑甘登华﹑涂亦星等，负责烧饭的是奉新干洲人老朱。从1965年11月初到1966年春节前，我们在田南劳动﹑生活了三个月时间。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们下放在渣村林场劳动和生活最自在﹑最开心﹑最快乐﹑最有趣的三个月。
在田南砍小山竹劳动，与在高家砍杂木棍相比较要轻松一些。因为我们已下放好几个月，基本上已适应上山砍伐竹木的劳动强度。第二田南村位于华林山主峰脚下，这里的小山竹资源丰富，只要进山都能找到蕴藏丰富小山竹的竹林，每人都能超额完成当天的任务。第三当时林场实行多劳多得的配制度，任务完成得多和好，工资就拿得多。在田南的几个月我们的工资都拿得比较多，最多的是湖南人曹运鸿，在田南的三个月，每月可拿到五十多元，知青中工资最多的是李茂南，每月可拿到四十多元。我和邵水江﹑鲁庆荣﹑许匡宇等几个知青每月可拿到三十多元。所以我们在田南的伙食很好，每星期可以吃一次红烧肉和炒米粉。第四我们在田南，知青之间，与当地老职工以及与田南的老表之间关系融洽，心情舒畅。在知青中，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当属知青李茂南，他身高一米八以上，虎背熊腰，身大力不亏，做事勤快，又能吃苦，每天二捆小山竹，每捆都在200斤左右。他不但自己任务完成得好，而且乐于帮助别人，团结互助做得更好。他与知青梅长卓在五中是同班同学，梅长卓可以说是个残疾人，个子小，力气又小，还患有非常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按道理应该是照顾对象，留在城市。不知什么原因？却与我们一起下放了。
梅长卓下放到渣村林场后，林场没有对他有什么特别照顾，还是
与我们一道参加上山砍伐竹木的劳动。由于他下放后气管炎疾病又经常复发，上山劳动感到举步维艰。李茂南对他特别照顾。在田南上山砍伐小山竹的劳动过程中，李茂南天天都是第一个完成任务回到家，回家后李茂南不是先去吃饭，而是立即返回山上去接梅长卓。将他砍的二捆小山竹合并成一捆，替他扛回田南。当时，我们被李茂南的这种团结互助﹑关心别人﹑同情弱者的精神所感动。大家平时也想尽设法﹑力所能及地去帮助梅长卓和体质比较弱的知青。在田南劳动的几个月，梅的工资虽然是最底，但每月的工资仍能拿到二十五元。在林场整个知青当中，工资收入不算最低的。
在田南的三个月，我们的劳动与刚下放在高家时相比，要轻松一些，但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加上是实行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大家都不甘心落后。像李茂南﹑曹运鸿等人完成得好的每天能完成400多斤小山竹，我们一般的也在300多斤。劳动强度都很大，劳动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平时在田南的生活却十分有趣。
趣事之一：我们与田南的乡亲老表以及所居住的房东关系非常融洽。他们经常会送一些蔬菜和南瓜给我们吃。田南生产队老表家杀猪，也会卖一些肉给我们，改善我们的伙食。为了感谢田南的乡亲老表，我们利用雨天休息时间排演了一台文艺节目，在1966年元旦期间给当地老表进行了慰问演出。我们自编自演了相声﹑歌舞﹑奉新道情﹑小话剧﹑现代京剧联唱等节目。虽然我们在田南全都是男知青，但毕竟大家都是省城重点高中的毕业生，都有一定的文艺表演基础。演出那一天晚上，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乡亲们把自家的门板拿来搭起戏台，张灯结彩，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当时还没有电灯，我们从公社借了几盏气油灯），一派节日的气氛。附近村庄的乡亲老表也来了。把演出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在演出的那一天，请了我们渣村林场文艺宣传队的乐队和部分能歌善舞的女知青来帮我们助阵，演出十分成功，博得了田南村乡亲老表的赞赏和欢迎。我们也感到无比的快乐和高兴，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新年就是这样在欢乐中度过的。
乐趣之二：跟老甘上山狩猎。老甘名叫甘登华，渣村公社唐家人。当年38﹑39岁，中等身材，黑黑的皮肤。他原是唐家大队的大队干部，成立渣村林场后被调担任林场林付业队队长。我们在田南搞副业砍小山竹时，他是我们知青的领导。他平时话语不多，但做事很有算计，有条不紊。田里的农活，山上砍伐林木之活样样精通。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天文地理什么都懂。在田南时，我们知青与他的关系很好，我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平时他有二个爱好，第一个爱好是抽旱烟。除了晚上睡觉，白天一有空闲，他的旱烟斗就不离嘴，巴嗒巴嗒抽了起来。浓烈的烟雾从鼻腔里喷出，这时他的脸上马上舒展开来，露出笑容，二眼一眯，腾空架雾，想入非非。
老甘的第二个爱好是上山狩猎。田南村地处华林山主峰山脚下，它所在的村头大队南面与高安县交界，西面紧靠奉新的罗坊。这里的山脉与赣西北九岭山脉紧紧相连，峰峦起伏，森林茂密。山上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多的野生动物有野猪﹑野鹿﹑麂子﹑獐子、野兔﹑野鸡﹑狼﹑狐狸等。另外还有极少的国家一﹑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华南虎﹑云豹﹑黑熊﹑穿山甲等。当年在这里还没有实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上山狩猎是容许的。老甘可算是一个好猎手，他的捕猎方法有两种：一是他有一支好猎枪，一条好猎狗；二是用他自己制作的夹子捕猎。
这一年的冬天，在休息天和雨雪天不上工时，我曾几次陪老甘上山捕猎。有一休息天老甘准备上山狩猎，我向他提出陪他一道去，他很快同意了。吃过早饭，老甘背上猎枪，带上猎狗，我们开始爬山越岭。翻过了几座小山峰，进入宁静的森林区域，一路上搜索着猎物。山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路，非常难走，平时很少有人来这片山林。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二只野兔头靠头在一起，距我们大约有20多米。老甘立即叫我躲起来，他依靠在一颗大树后面，用猎枪瞄准二野兔的头部，干脆而又熟练地扣下板机，二只兔随声倒下。猎狗马上窜了过去，用嘴咬住一只还活着的野兔，我们赶快跑了过去，另一只野兔已经死去……。二只野兔足足有十几斤重，回家后，老甘将野兔的皮毛好好地剥了下来，凉干。据说拿到供销社去卖，可以卖到十几元钱。野兔肉就拿到小伙房加点辣椒粉烧烧，给大家美餐了一顿。
老甘的第二种狩猎的方法是用夹子捕捉猎物，夹子有二种。一种是铁制的，一种是用毛竹做的。夹子有大有小，大夹子是用来捕捉野猪﹑野鹿﹑麂子等大的动物。小夹子用来捕捉小的麂子和野兔等动物。平时上山时，就寻找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和经过的路口，把夹子埋在动物必经的路上，然后撒上一些土和树叶，伪装起来。当动物走过踩上，夹子上的弹簧一紧就死死地将猎物的脚夹住，夹子的另一头用很牢的麻绳固定在大树上。猎物被夹住后随它如何挣扎都无用。只能等猎手来收取。
有一次，冬雨连连下了好几天，我们都没有上工。老甘说：“下了几天的雨，好几天没有上山看夹子，一般下雨后都会有猎物夹住。”我们随老甘上山看夹子，第一个夹子没中。第二夹子是大夹子，专门夹野猪和大麂子的，是放在猎物下来喝水的路上，就在这地方，夹子夹中了，夹住了一只大麂子，可惜死了，不过是刚刚死的。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一只野猪，因为在夹子周围发现有野猪的粪便。可惜让野猪跑了。不过，夹中了一只大麂子，老甘也十分满足。这个麂子足足有40多斤重。麂子皮卖给供销社价格要比野兔皮贵多了，麂子肉也可卖到一些钱，这样老甘可以补充补充买火药的钱了。
1966年元月中旬，我们在田南砍小竹的劳动接近尾声。一方面是销往江苏的小山竹任务即将完成；另一方面，这一年的春节也来得特别早，元月21日就是蛇年（1966年）的正月初一。
一天早上，我们正准备上山，去完成最后两天的任务。我的好朋友李茂南把我叫到旁边，说昨天他发现一个新的竹林，里面有很多小山竹，足够我们5至6人砍上几天。于是我们约了知青梅长卓﹑鲁庆荣﹑许匡宇、周洪林六人一起上了山，直奔李茂南所说的那个竹林。到了竹林后，我们就发现林中的小山竹又多又粗。我们每人很快地完成二捆任务，每捆都在140斤以上，然后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从竹林底下把二捆小山竹扛上对面的山坡上，这时大家已累得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虽然是冬天，但大家的上衣早已湿透。我看看太阳，估计还不到中午时刻，就要大家在山坡上休息。
我们一边休息一边向对面的山坡竹林望去，隆冬的竹林绿色依饰着我们的视线，竹枝象柳絮一样底下头来，搭起月牙的形状。金灿灿的阳光洒在竹浪上，泛起碧海金波。这时耳边除了可以听到鸟鸣，还可以听到满山茂密的竹海，在风中摇曳发出的沙沙声和山风穿过山林的呼啸声。竹林下面还有一条小溪，那清凉的泉水在静静的流淌着……。这时，大家轻松了许多，那种滋味真像是神仙一般，我们的疲劳一下就消除了。于是大家开始调侃起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在这时我说了一句：“如今，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家想想再过几十年，各位会是什么样？”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稍等片刻。知青李茂南先说：“我对自己的未来的思考，就是在农村锻炼几年后，能回南昌做一个工人。按照现有的文化水平，自己的力气，完全可以胜任了。当一个工人，不但名声好听，每月有固定工资，厂里又可分到房子。到那时我已经成家立业，担负着抚养儿女，孝敬老人的重任。”大家都觉都李茂南说得很实在，于是其余的人也就实实在在的说开了。第二个是梅长卓说的，他说：“我身体不好，力气又小，到工厂去，人家不会要我。我想回南昌做一个商店的营业员，如商店仍然不要我，我就在家门口摆一个卖香烟的杂货摊。到30多岁，如果我还没有成家，就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第三个说的是鲁庆荣，他说：“我从上初中起一直到高中毕业，就喜欢古文，语文成绩一直很好，根据我的性格，我的梦想就是要努力成为一名中医医生或者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
许匡宇第四个说，他说：“我还是想上大学，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大学可以让自己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大学毕业后可以到机关单位﹑工厂工作。几十年后，可能在南昌的一个单位谋职，也许在一个中学或大学当老师。”第五个说的是周洪林，周说：“我的梦想是让自己成为一名科研人员，现在下农村是来锻炼的，有机会还是要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争取到科研单位去搞科学研究。为国家多作贡献！”最后一个是我发言，我说：“我对未来的想法，要求不高。我小学五年级，从江苏苏南农村迁到省城江西南昌，以后再回江苏不可能，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南昌又不现实，我想就在林场干下去，我想我们的渣村林场若干年后能转为国营林场，自己就在这国营林场里成家立业。到那时我们的林场，将会与知青电影《青山恋》里描写的那样，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当时，并不是我的思想特别好，六人中就我一人的理想是留在林场。原因是：实在是我没有地方可去，再加上那时我，特别年幼、无知。
时光匆匆，如今我们回过头来静心沉思，四十八年前几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憧憬，还是比较切合实际，比较低调的。都没有什么十分远大的理想。在现实的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尤其是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我们这一些人大都出身不好，高考落榜，被大学的大门拒之门外，这一打击浇灭了我们这一帮年轻人的理想之火。在1966年“文革”前的那种国家与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现实的环境与事实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大家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面着对未来，前途未卜，并不光明。
如今，我的这几位同下放的知青，带着他们的梦想渡过了四十八年的沧桑岁月。现在的情况如何？与四十八年前的梦想对比一下，看看谁的梦想成真！
1、知青同学李茂南：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返城，顶替他的父亲，到南昌一大型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当上了车间主任。现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2、知青同学梅长卓：1975年落实知青政策返回南昌市，因患严重的慢性疾病，返城后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在自己的家门口开了一个杂货店，维持生计。在朋友、同学的帮助下，三十多岁才与一个农村妇女成了家，并生了一个男孩。1985年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四十岁不到就离开了人世；
3、知青同学鲁庆荣：上世纪70年代中期，落实知青政策返城。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后安排在南昌市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现已退休；
4、知青同学许匡宇：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江西某大学任教，教授，现被学校留用，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5、知青同学周洪林：其父亲是江西著名农业专家，江西农业大学教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3年平反落实政策后担任江西农大领导。我的这位同学也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安排到农大学习。四年后毕业，继续留校读研，并被作为其父亲的学术接班人培养。遗憾的是，1986年正当他通过自己几年的努力，学校的重点培养，很快就要出成果时候。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猝死在实验室，年仅四十周岁。
&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六）
& && && && && && && && &（1965——1971）
& && && && && && && &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966年元旦前夕，渣村公社领导要求我们林场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它的任务有二个：第一是1966年春节期间代表渣村公社参加奉新县全县文艺汇演；第二个是在春节后至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时间里，到公社各大队和一些大的村庄去进行文艺演出。向广大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活跃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文艺宣传队成员全部由渣村林场知青组成，在我们林场的知青中，绝大多数都是64﹑65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校不但成绩优秀，而且许多都很有文艺天赋，在学校里不少人都是文艺积极分子。当时报名的知青很多，非常踊跃。结果也只有采取自愿报名，集中筛选的办法。最后被选中的男女队员有20多名，乐队队员10名，加上后勤服务的，文艺宣传队总人数达35人。我也是文艺宣传队领导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宣传队的后勤、服装道具和对联络等工作，有时也参加合唱、伴唱等演出。在宣传队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在那个年代，在林场的劳动和生活非常艰苦，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精神生活也非常单一。虽然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形势需要，为政治服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活跃了我们知青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艺宣传队的节目排练全部安排在晚上和雨天不上工的时间，到县里参加会演的节目全部要自编自演。宣传队请来了县文化馆的老师，帮助编排节目。在我记忆中，到县里参加会演的节目有：歌舞剧《祖国颂》﹑奉新道情《跨跨咱们林场的好知青》﹑女生表演唱《农业学大寨》等节目。歌舞剧《祖国颂》原是师大附中64届高三（1）班在学校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一节目气势磅湃，场面宏大。由少数民族歌舞﹑男女声领唱﹑大合唱﹑集体舞﹑诗朗诵等组成。节目充分表达了各族人民热爱和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热切的愿望。当时在附中演出时轰动全校，并在南昌市中学生会演中获奖。
为了参加春节期间全县的文艺汇演，宣传队的知青们这一年的春节没有回南昌过年，继续留在公社参加排练。我因要去师大附中借演出的服装﹑道具。以及到南昌购买乐队所需的乐器和锣鼓家伙，我在春节期间回了南昌。不过，正月初三就赶回了渣村，因正月初六要正式演出。为了这一次汇演，公社当时拿出了一些经费。但所拨经费也实在太少，宣传队的知青们将自己的生活费捐出来用于购买演出所需用品。县文化馆的老师被大家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特地回县城帮助我们借来了一些好的乐器。例三弦﹑高档的二胡﹑板胡等。为了演出有好的效果，我还到母校—江西师大附中去借来了手风琴。
&&宣传队的知青们，在演出排练中都十分刻苦﹑认真。有些知青平时在生活中有一些随便﹑自由。但一旦排练和演出时，那股认真劲不知从那来的。大家个个精神饱满，动作到位。跳起舞来，洒脱大方。唱起歌来，歌声嘹亮，委婉动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加上县文化馆老师的指点，参加汇演的几个节目，无能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上了几个台阶。
&&正月初六晚上在奉新县城大剧院正式演出时，大家憋了一股子劲，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加上灯光布景和完美乐队伴奏的配合，演出非常成功，一炮打响。虽然这次参加汇演的各个队，实力都很强，例建新农场队﹑东风垦殖场队等队。无能在水平上和演出经验方面，都胜似我们。但我们渣村公社代表队节目内容和总体效果更高一筹。获得一个特等奖﹑二个一等奖。在正月初九晚的颁奖晚会上，我们的几个节目都作为优秀剧节目，再次向奉新县的领导和群众作了汇报演出。我们的歌舞节目《祖国颂》安排在最后，作为压台节目。县文化馆的老师在演出前还对节目的布景和灯光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伴奏乐器和大合唱的人员，汇报演出比第一次演出还要成功。尤其是歌舞剧《祖国颂》气势恢宏﹑意境深远﹑撼人心魂。体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民族自豪感充满其间。这一节目，当时轰动了整个县城。从这一天起，渣村林场的知青开始名扬整个奉新全县。演出结束后下了妆后，时间已过晚上11时。但大家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快乐劲﹑成就感﹑余兴未息。大家一起请了文化馆的老师到奉新城街上吃了夜宵，不少队员并喝了酒。结束后到文化馆老师宿舍里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
&&全县文艺汇演结束后，林场给宣传队队员补了七天假，让我们回南昌与家人团聚﹑休息。等我们假期结束回林场，已过了1966年的元宵节。在元宵节后渣村公社召开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我们林场除了场部领导参加会议之外，还有几位知青代表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渣村公社党委对文艺宣传队进行了表彰。公社党委书记潜立荣同志在大会上说：“今年春节期间，渣村林农场知青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我们渣村公社参加了全县的文艺汇演。发挥出很高的水平，取得了一个特等奖，二个一等奖。所表演的文艺节目轰动整个县城，受到县领导的称赞，为我们渣村人民争了光，为我们渣村公社扬了名。希望宣传队戒骄戒躁，为继续完成好下基层大队宣传演出的任务而努力！”同时他还要求各大队的领导安排好﹑配合好这一次宣传活动。
&&为了做好下基层大队的演出工作，宣传队又新编排了十几个节目，整台节目内容充实，丰富多彩。载歌载舞，有唱有跳。唱歌有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大合唱。舞蹈有集体舞﹑双人舞﹑独舞。还有诗歌朗诵﹑快板﹑山东快书﹑三句半﹑中小型话剧﹑器乐独奏和合奏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新编排的节目有：舞蹈《丰收舞》；根据小说《红岩》自己创作编导的中小型话剧《在热火中永生》；藏族歌舞《洗衣歌》﹑《逛新城》；新疆歌舞《库尔班大叔》；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表演唱《老二口学毛选》等等。
&&宣传队下基层大队演出十分辛苦，演出全部安排在晚上。队员们白天要在林场参加劳动，等收工后草草吃点东西才步行到演出的大队。当时渣村公社有十几个大队，大部分的不通公路，全是羊肠小道。距公社最远的有十几公里，还有部分村庄地处半山腰上。所有的道具布景都要靠人扛肩挑。每次演出都在所在大队的祠堂或晒谷场上，先由所在大队把戏台搭好，戏台搭得又牢又好。当时，我们下放的渣村，缺的东西很多，惟独不缺的是木材和木板。没有电灯照明，公社为我们宣传队配备了五盏汽油灯，舞台上显得灯火通明。没有扩设备，乐队敲锣打鼓的，吹的拉的，都非常卖力，使足了最大的劲。演员们个个都提高了嗓门，非常投入卖力，音响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每次下乡演出虽然条件差一些，但通过大家的努力，演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里也与当地老表们的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有关。演出时观众情绪很高，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只有在一个节目结束时或演出十分精彩时，才能听到热烈的掌声和一片赞扬的声音。
&&晚上演出都要到10点多钟才能结束。所在大队都准备一点夜宵给我们充饥。而后，再步行十几里路返回林场，回到家都到了晚上12点多钟。由于白天要劳动，还要上早工，大家睡眠很少，都感到很疲劳，在返回的路上，走着走着睡着了，掉到田里和水沟里是经常的事。
&&如今想起来，这一切已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但有些场景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有几点值得回味和思考：第一是这样的业余文艺演出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的贫下中农的喜欢和爱好？如今分析起来，这是与当年农村文化生活极度单调贫乏，文化生活几乎是一片荒漠有关。再一就是我们的演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为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有些节目甚至超过当时县属专业剧团的水准，所以很受广大的贫下中农所欢迎和喜欢。第二值得我如今思考的是当时我们渣村林场的知青，确确实实与当地的贫下中农结合到了一起，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们都一致认为，那几年上山下乡到渣村的上海、南昌知青和下放居民，就算渣村林场的下放知青水平最高。个个能文能武、人才辈出、能说会道。劳动时生龙活虎，农活﹑上山砍伐林木等样样拿得起。搞起文艺宣传，个个能歌善舞。而且能与我们贫下中农打成一遍，平时在劳动和生活中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当地的老表称赞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需要这样一帮年轻人，就需要这样的知识青年。”1968年10月渣村林场解散，林场知青被分散下放到全公社的各个生产队后，都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帮助。尤其是一些遭受冤屈被打成“反革命”的林场知青，更加得到了他们的呵护。我想这一些都与林场知青的平时表现和经常下去的文艺演出有一定的关系。
& && && && && &
& &&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七）
& && && && && && && && &&&（1965——1971）
& && && && && && && && && && &七、参与制定林场发展规划
&&1966年4月下旬，我们林场大部分知青在南垣村搞副业，上山伐木的时候。渣村公社党委在水口大队召开过一次“渣村林场工作会议”，会期长达七天。会议参加人员：公社领导有公社党委书记潜立荣﹑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闵绍信﹑公社副社长刘永好﹑公社治保主任熊基员﹑公社团委书记熊锦标﹑公社办公室顾主任等。渣村林场的领导有邹场长﹑刘斯洪副场长﹑况洪象（主办会计）、林副业队负责人席金根﹑甘登华﹑涂亦星；农业队负责人刘衍德；知青中参加会议的有汪惟祎﹑胡永虎﹑石静虹﹑李江生﹑史修成等。估计知青中还有几位同志参加，因时间距今已有四十六年，记不起来了。我是作为林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团支部委员、林副业队知青负责人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是总结自1965年9月以来的知青安置工作和渣村林场半年来的生产情况，重点讨论研究和制定渣村林场5年发展规划（）。因当时公社党委书记潜立荣和团委书记熊锦标同志在水口大队蹲点，长期驻扎在水口大队，所以这次会议的地点放在了渣村公社水口村。我们吃住都在公社办公室顾主任家中。顾主任是上海人，1957年作为上海垦荒队人员下放到渣村，后调公社任办公室主任，他的家安在水口村。会议安排在水口大队会议室。会议安排得非常紧凑，从上午8时至晚上10时，除了中午﹑晚上吃饭，其它时间都用来开会。
&&这次研究和制定林场发展规划的会议，在大部分林场知青中，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水口会议结束后不久，在林场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发表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而后林场的一切工作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所打乱。从此我们的渣村林场遭受了一场浩劫，渣村林场的知青也步入了十分艰难的岁月，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如今，四十六年过去了，我对水口会议的印响仍然十分深刻。这是因为水口会议在公社主要领导的参与和关心下，制定了我们渣村林场5年的发展规划。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划，它指明了渣村林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实施方案。可以说，根据当时渣村林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知青人员的素质情况。如按照这个规划实施下去，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的林场一定会得到一个较快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一个美好的规划被接着而来的“文革”运动给破灭，花了很大精力制定的5年规划变成了一张废纸。否则，渣村林场的历史，我们这一帮知青的历史将会被重写。
&&在我的记忆中，水口会议制定的渣村林场1966年至1970年五年发展规划大体有以下几条内容：
&&1﹑做好华林山﹑丫口石下300多公顷现有天然生态林的管理和保护。对其进行调查﹑勘察﹑定位。做好防火﹑防盗﹑防止乱砍滥伐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同时对林相差﹑品种不好的林木进行有机改造，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通过数年的努力，使这一天然的生态林林木的覆盖率得到明显的提高。成为资源丰富﹑品种优良﹑产出率高的天然生态林区。
&&2﹑发展三产，搞活林业产业，兴办与林业资源相关的工业，利用工业和副业的收入保障林业生产建设，为林场的长远规划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规划中要兴办的工厂有砖瓦厂﹑竹木制品厂﹑碳素厂、松香厂、米粉加工厂等。
&&3﹑以茶﹑果﹑林﹑苗﹑桑“五位一体”齐发展，绿化造林，消灭渣村公社内的所有荒山。重点把五里坳方圆十几里的丘陵地带作为最佳的林业﹑副业﹑工业的发展基地。（事实证明当时的规划是正确的，如今的五里坳已成为奉新县属林场的林业基地）
&&4﹑五年后渣村林场的规模和硬件建设：到1970年渣村林场的职工要达到500多人，总场场部迁至五里坳。修建二十幢职工宿舍，兴办学校﹑幼儿园等文化实施。我记得当时公社潜立荣书记曾在会上说，要使下放知青能真正地在渣村安家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必须要解决知青的恋爱﹑婚姻和住房问题。每年都要吸收上海、南昌下放知青来渣村林场，尤其要多吸收一些女知青。还可以从公社各大队抽调一部分女青年到林场做职工，从而解决林场知青男女不平衡的状况。
&&5﹑在搞好林业生产的同时，抓好农业生产，粮食自给有余。创办蔬菜基地﹑办好养猪场，养牛场和水库养鱼。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猪肉、牛肉、鲜鱼供应。做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6﹑《规划》的最后指出社办林场是发展公社林业生产的组织保障，同时也是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好场所，广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这里大有作为。当时，在江西全省已有不少社办林场成功的典范。《规划》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要走出去学习外地的成功经验。
&&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规划》中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一定能实现。当时有以下几条有利因素：一是公社有300多公顷天然森林，里面有茂密的林木和毛竹。只要我们认真的对它进行管理和保护，这里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林业资源宝库。二是作为渣村林场《规划》中确定的发展基地——五里坳。这里范围很大，方圆有几十公里，中间一条公路穿行而过，交通比较方便。公路两边都是可以用来开发林﹑副业产业的荒山野林，周围村庄又少。可以说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着我们去开垦，是一张白纸等待着我们去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三是当时渣村林场近100名职工，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有热情﹑有干劲﹑有文化，没有任何负担。只要团结和依靠这一帮热血青年，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都能战胜。分析当时的不利因素主要是缺乏资金。当年林场创办时间不长，经济上非常困难，一穷二白。而林业生产周期较长，需要资金投入。在会上针对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具体部署。
&&水口会议的后三天，参加会议的林场团支部委员全部留了下来，召开了渣村林场团支部民主生活会，公社潜立荣书记和公社团委书记熊锦标从头到尾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会议中大家各自汇报了自下放以来的思想和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二篇文章的心得体会。会议上大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统一了思想。决心以身作则，与林场全体职工﹑知青一道，认真贯彻和领会《规划》的精神，团结一致，苦战五年，为实现《规划》的目标任务而努力！
& && && && &&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八）
& && && && && && && && &（1965——1971）
& && && && && && && && && && && &八﹑串& &联
由于林场内部对上山护林持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林场大部分知青也要求我们下山，与大家一起参加“文革”运动。加上在山上烧木炭的任务也已全部完成，这样1967年元旦一过，我们护林小分队就从山上撒回了林场本部。当时处于农闲时间，上山搞副业又缺乏订货业务，五里坳林区冬季树木的田间管理工作也已完成，这一时间我们在林场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
当时由林场少数出身好的当地职工人组建了“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夺了林场的权，并行使了原林场管理委员会的权利。而他们却不好好地去团结占全场职工80%的广大知识青年，把大多数出身不好的知青拒之“文革”运动之外。于是他们也无法领导好林场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林场这时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怎么办？针对这种状况，我们知青也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了我们知青自己的群众革命组织，取名为“奉新县渣村林场下乡革命青年《红战兵》造反团”。林场大部分的知青参加了这一组织，人数占全场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三。我们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举出由汪惟祎、邵水江、胡永虎、石静虹、许匡宇、史修成、胡金保七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分工是：汪惟祎负责全面工作；邵水江负责组织发展和建设工作；胡永虎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石静虹﹑许匡宇负责宣传和《红战兵》报刊的编辑发行；史修成﹑胡金保负责生产和后勤工作。
这时，奉新县其他公社林场的知青都来我们林场进行串联，要求全县下放知识青年联合起来，成立奉新县统一的上山下乡知青革命组织。设在南昌市的“江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联合筹委会”邀请我们加入。并在1967年的元月中旬到南昌市参加成了大会。加上我们当时非常需要到全省各地学习社办林场好的经验，以及到全省各地作知青问题的调查，了解各地知青生产与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决定外出步行串联。先到奉新县城，再到南昌，然后再从南昌到全省各地。我和刘发纯﹑胡金保在出发前就做起后勤工作，在林场“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同意的情况下，将50多名知青两个月的口粮（稻谷）挑到粮管所，换成粮票和人民币。粮票是我们的口粮计划，人民币是林场欠我们的工资。但在而后的“3.22”事件中，这一条成为我们的罪状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1967年元月10日的清晨，一支60多名知青组成的队伍。在一杆印有《红战兵》字体的红旗引领下，每人背着自己着棉被，背上一个军挎包和水壶，手上拿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戴着《红战兵》袖章，高唱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了征程。
我们一行60多人的队伍，于当天下午到达奉新县城，住进了县委党校“接待站”。这时先由学生开始的全国步行串联，已发展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进行步行串联，各地都设立“接待站”，专门接待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我们利用在县城的两天时间，与在县城的全县各知青群众革命组织进行了接洽，为了更好地组织广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家一致同意春节后组建全县统一的知青群众组织。
同时我们在县城与奉新县人民政府原主要领导进行了沟通。其中有县长涂康德﹑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黄仲谋以及县农林局局长袁达成。袁是我大哥的大学同学，65年我下放到奉新后，我到县城开会曾经受我大哥的委托去看望过他。我们去找这一些老领导的目的，是向他们介绍我们渣村林场的情况，争取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对我们林场给与多多关心和支持。我们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总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以后还是这一些老革命掌权。
在奉新县城停留两天后，我们的队伍又从奉新出发向南昌步行走去。经过高安县的大城，新建的西山。用了两天的时间，步行几百里到达南昌市。到达南昌后，在江西省大联筹和江西省红卫兵司令部工作的老同学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下。给我们在江西饭店安排了3间房间，作为我们驻南昌的联络站，找来了油印机﹑纸张﹑办公用品，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一期间，我们定期出刊了自己的刊物《红战兵》；向全省印发了几千份《告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书》；在南昌市出席了有几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群众大会；参与了组建全省知青革命造反组织的筹备工作……。
到了元月中旬我们立即将60 多人，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各地，具体任务是：一是到北京向国家农垦部和国家安置办公室反应江西的知青问题；第二是到全省农村各地作知青问题调查；第三是到全省各地学习兴办社办林场先进经验；第四是留在南昌负责与其他知青组织的联络。第一组赴北京汇报团由揭明勇﹑周洪林﹑罗家陶﹑吴信体四人组成。原来是六人组成，但后来只搞到四张赴京火车票，也就由四人组成；第二组由石静虹﹑刘咏莲﹑彭锦林﹑熊大梁等人组成，这一组安排到宜春地区作调查；第三组由祝家善﹑周长庆﹑高景等人组成，他们到赣州地区；第四组是李茂南等人，他们去九江地区；第五组是胡永虎﹑胡正刚等人，他们到上饶地区；还有一些知青安排到吉安和抚州地区的。
这一年的春节是2月9日。被分配到江西全省各地串联作知青问题调查的各个小组，利用春节前的时间，跑遍了全省各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坚持每天步行100里以上的路程，并一路作调查研究，学习到不少社办林场办场经验，了解到知青下放到农村基本概况。到宜春地区的这一小组，他们元月中旬从南昌出发，途经新建﹑高安﹑上高﹑万载，然后到达宜春，整个用了近20 天的时间，他们通过步行串联﹑调查。达到了闯天下﹑经风雨﹑见世面，锻炼自己吃苦耐劳，适应社会的能力，并形成了书面调查材料。尤其是各地知青的生活困难问题突出，他们都一一做了细致的调查，达到了应有的目的。他们在春节前回到了南昌。
我被分在留守南昌市的联络组，工作也十分繁忙，天天在联络站上班，吃住都在联络站。徐出小报﹑印传单﹑参加会议之外，还要接待来自全省各地的知青，负责与外出各小组的联络工作，工作忙而有序，我也从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2月上旬，春节即将到来的前几天。我的几位在省里工作的同学，为我搞到二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于是我与知青俞和胜二人取道上海，赴北京与先去北京的四位《红战兵》知青战友汇合。我们两人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参观了上海几所大学，去了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大学看大字报，游览了外滩和南京东路。我大姐在上海工作，也顺便去看望了她们全家。这时已临近春节，我与俞和胜商量，决定乘火车去北京途中顺道在镇江下车，回宝堰老家看望分别多年的父母亲，待春节后再上北京。
我于1958年8月离开镇江老家到南昌大哥处读书，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回过老家。2月7日我与知青战友俞和胜回到了久别十年的故乡——宝堰，我父母亲见我回来，特别高兴。我父亲是一位文化人，一生经历了解放前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当时他已是快七十的老人，但对外界的“文革”形势特别关心，我向他介绍了外界“文革”的有关形势，他听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摇了摇头，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发展而感到担忧……。在宝堰老家我还会见了几位小学的老同学，他们高中毕业后也都下放在集镇附近的农村。我和俞和胜也向他们了解了江苏知青下放到农村的一些情况。当介绍我下放在江西奉新渣村林场的情况时，他们表示非常羡慕，觉得这样的下放形式好，其实他们是不了解我们林场内在的真实情况。正月初二的下午，我们就离开老家到镇江，到火车站签票继续北上。那知道，这时中央已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去北京的火车票不给签了，于是我们只好签回江西的火车票，去北京的愿望没有能实现。这一次回老家，是我从小离开老家十年后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父亲后来于1968年的7月，在“文革”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由于种种原因，我到1968年年底才知道这一消息。我没有能回老家为他老人家送终，尽一点孝心，实为一生最遗憾的事。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前一年的1967年的春节，能回宝堰老家与父亲见上一面，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十分欣慰的事。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 &&&（1965——1971）& && &&&九：“3.22”事件（1）
一般来说，任何事物都无法抵挡时间的销蚀，但世上有时也会有一件或几件事在人们的脑海里永远消失不去。“3.22事件”就是我们渣村林场知青终身难忘的事件。如今这事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
“3.22事件”发生于日，这一天，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军管会动用公安部队﹑警察﹑武装基干民兵数百人，荷枪实弹对手无寸铁的渣村林场知识青年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将渣村林场知青的革命群众组织《红战兵》打成“反革命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对我们的群众组织进行了取缔。把知青群众组织的四位领导投入了监狱，对其他知青组织的领导成员宣布就地实行强制性的劳动管制。我们渣村林场的知青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变”称为“3.22”事件。
“3.22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前因是什么？如今我们通过回忆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受当时“文革”时期从上至下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奉新县泛滥成灾的结果。第二是“文革”中的渣村林场知青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特定的条件，渣村林场成为奉新县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第三是渣村林场“贫下中农文革小组”的少数成员，是一些思想极左的“小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却把整人﹑揪人﹑斗人作为自己的爱好和乐趣。为了使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时期，所发生的那些荒唐事，使大家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今天我从“3.22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三个方面一一诉说。
是年的3月22日，奉新县公安局军管会在把我们知青的群众组织《红战兵》，打成“反革命组织”同时，向奉新全县以及江西全省发布了《取缔通告》。通告的主要内容有：取缔的“法律依据”；把我们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八条罪状以及我们知青组织被逮捕的四名领导人员情况。
先从取缔的依据《公安六条》说起。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随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狂热的夺权浪潮在全国兴起，与此相应的是疯狂揪斗“走资派”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一年的元月13日，中央颁布了一个文件，由于它的内容有六条，是针对公安工作而发的。所以称为《公安六条》。它虽然不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当时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已被停止工作），但对当时来说是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公安六条》虽然只有六条内容，但每条都非常严厉。将我们知青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法律依据则是第四条，也是六条中最严厉的一条。
《公安六条》的第四条规定：将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邢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和子女等21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准更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惩。”第四条规定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至于什么是“破坏行为”，什么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子女和家属，如何“严办”，均无任何解释和政策界限。任由少数人随意去理解和执行，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这就成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出身不好的子女和家属列为专政的对象。也就是说根据《公安六条》，我们渣村林场大部分下放知青都可被列为专政的对象。不能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不许建立自己的组织……。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把我们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法律依据”。《公安六条》出台后，奉新县也和全国一样，处于一片恐怖之中。加上渣村林场知青的的特定情况，这样我们就成为奉新县抓阶级斗争，执行《公安六条》的典型。实行了所谓的“群众专政”，对我们下放知青随意进行逮捕﹑审讯。
在《取缔通告》中，无中生有地列举了我们群众组织八条罪状。经仔细回忆，大至有以下内容：1.说我们林场大部分下放知青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子女和家属，属于《公安六条》第四条中的21种人，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说我们伙同一起，成立非法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造贫下中农的反，夺“贫下中农文革小组”的权，企图复辟；3.改名换姓，非法串联，到全省各地煽风点火，搜集下放知青在农村和社会黑暗面的材料；4.利用在丫口石护林，私自勘察﹑绘制地图，为实行反革命暴动作准备；5.偷听敌台和境外广播，与台湾特务机构联系；6.对现实不满，晚上睡在床上，黑灯瞎火高唱《东方红》；7.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私分仓库粮食；8.在“文革”运动中搞“打﹑砸﹑抢”。
对以上八条罪状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第一句话：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第二句话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限上纲。第三句话是：荒唐无耻，令人可笑，悲哀至极。下面我将用雄辩的事实来证明这三句话，来向人们诉说这悲哀的历史。
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八条罪状，其中有几条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说成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子女和家属，属于专政对象。成立非法组织，破坏文化大革命。造贫下中农的反，夺贫下中农的权。这是当时极左思潮和反动的“血统论”在奉新县泛滥成灾的具体体现。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来到农村的，我们是要求进步，永远跟党走的革命青年。在我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家庭出身不好，但都是在解放后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到农村后的几年里，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渣村地区广大贫下中农的认可。
在林场创办初期，各方面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艰苦奋斗，忘我劳动；林场缺乏资金购买树苗植树造林时，知青们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筹集起来去买树苗；丫口石林区需要护林时，知青们不要一分钱工资，积极报名上山去开展艰苦的，危险性很大的护林工作；在山林发生火灾时，知青们都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去扑灭山火，不少人受了伤也不下火线，用鲜血和汗水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使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在林场的贫下中农职工家庭遇到困难时，知青们伸出友谊之手，给于了大力帮助；在“文革”初期知青们又积极相应党的号召，不辞辛劳﹑爬山涉水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难道世上还有这样的一群“反革命”吗？在而后的几十年的历史岁月里，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一群人是革命的，是要求进步的，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青年。在返城后的后知青时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岁月中，还是这一群知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不少人入了党，当了领导，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成立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是在林场“贫下中农文革小组”少数人，将大多数下放知青排挤在“文革”运动之外，剥夺了知青们应有的权利。当时，这一群知识青年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成立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为了争取一个民主和平等的权利，是为了一个承认，是为了人的一个尊严。何况，我们知青的群众组织从成立起到结束，没有搞过一次“打﹑砸﹑抢”，也没有斗过一次“走资派”。
我们知青的群众组织《红战兵》从成立起，与林场“贫下中农文革小组”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只是在对当时林场的运动和工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发生过一些争论而异。他们把大多数知青排挤在外，搞“极左”的一套，实际上他们什么事都干不成。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无限上纲，诬陷我们造贫下中农的反，夺贫下中农的权。
八条罪状中的第4﹑5条中，说我们知青在丫口石护林是为“反革命暴动”作准备。说我们偷听敌台广播，与台湾敌特机构联系。这都是一些无中生有，肆意捏造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罪行”，让人觉得十分可笑。在私分林场仓库粮食一事，我在前面曾说过。在我们决定外出串联时,是把仓库里的稻谷挑到粮管所换成粮票，这是我们的口粮计划。换回的人民币作为低扣所欠的工资，我们都一一签名造册，交给了会计。怎么是私分仓库粮食呢！他们为了达到陷害的目的，可真是不惜手段，无限上纲。
在外出串联问题上，说我们是搞非法串联，专门去调查社会黑暗的东西，说我们是对现实不满……。我们当时外出串联是相应党中央的号召，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在步行串联中，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搞知青问题调查，形成书面材料。准备一级一级向上汇报。甚至准备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央汇报。让毛主席和党中央了解知青们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查，掌握了许多知青问题的一手资料，正准备向上反应时，发生了“3.22事件”。
在后来的七十年代初，福建省莆田有一位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他将当时知青的一些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为而后知青问题的解决开了头炮。今天我们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们当时在江西全省所做的知青问题调查，是因为“3.22事件”而被中断。实际上我们的知青问题调查，比福建这一位教师所反应的内容还要全面，还要系统，更有说服力，在时间上还要早上好几年。可以说我们的外出串联，尤其是搞知青问题调查是站得高，望得远的一件了不起的行动。
回忆下放在江西的日子（连载之十一）& && && & （1965——1971）& && && && &十一、赴京上访
我们在“逃难”到达南昌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与江西师大附中的师生们以及南昌的一些群众组织一道，参加和经历了当时南昌“文革”运动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但我们毕竟是编外人员，一般都是跟在队伍后面看看。这一时期是江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最为混乱的时期，两派斗争激烈，在全省各地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例如6月下旬发生在南昌橡胶厂武斗和“6.29”南昌莲塘武斗流血事件，我们都亲自参与和经历。尤其是“6.29”事件，我们在南昌青云谱至莲塘之间的丘陵山坡上，目睹了武斗现场的惨烈状况。亲眼看见五中“一小撮”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冲锋在前，在对方机枪的扫射下，倒在血泊之中。亲耳听见一辆辆运送造反派尸体和伤员救护车的呼叫声……。
尽管如此，当时南昌两派斗争这么激烈，形势这么复杂。但我们知青群众组织的领导仍然告诫大家：在南昌“避难”的这段日子，参加任何活动，都必须遵守四点原则：1、不参加武斗，不搞打、砸、抢；2、不参与抢夺武器、弹药的行动；3、以到省有关部门上访、控告，以寻求为我们知青群众组织《红战兵》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工作为重点；4、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参与将户口迁回城市的造反活动。大家都非常自觉遵守这四点原则去参与各项活动，就是在“6.29”事件发生的当天。南昌的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了江西省军区，打开了省军区的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我们林场不少知青都在现场，却没有一人进去拿一支枪，拿一颗子弹。我们当时就认为，枪这东西不是我们这一伙人玩的，否则，以后要倒霉的。
在为《红战兵》平反一事上，我们在南昌跑了很多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形势，不可能有人来处理解决这一些事。原来的省委、省政府被打倒了，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里的各级群众组织也正在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两派斗争，新的权力机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这时尚未成立，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
到了当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南昌参加“文革”活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基本处于无事可干的状况。回奉新，当时的形势又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赴北京上访，去向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诉，喊冤。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江西省大联筹的支持，并为我们开出了介绍信。7月中旬的一天，我与知青卲水江、刘发纯三人踏上了赴京上访之路。
我们选择赴京上访的路线是取道武汉，走京广线北上。7月19日下午我们三人乘火车到达九江后，立即就去了长江边上的轮船码头，晚上8时有一班上海开往武汉的客轮停靠九江。本来三人不准备买票想混上去，但码头管得很紧，实在没有办法混上船，也就买了三张五等仓的船票。还好，九江到武汉客轮五等仓的船票不是很贵，每张只要2元多钱。晚上8点多钟上船后，到位于轮船底部的五等仓一看，这里的空气一点不流通，很混浊，又闷又热，根本留不住人。我们只好拿着席子到轮船第三层北边甲板上去睡了。7月下旬的九江至武汉区间，正值高温季节，轮船的甲板被白天的太阳晒得到发烫。但由于轮船在长江中快速行驶，江面上一阵阵微风吹来，还让人感到非常凉爽和惬意，我们三人很快都睡着了。到了下半夜，轮船刚刚过了湖北的黄石市，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子弹从北岸射来，在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吓得我们赶紧爬了起来，又回到有闷又热的仓底。听客船上的船员告诉我们，这几天武汉地区的两派斗得很厉害。武斗开始升级，已开始动枪动炮了。好心的船员知道我们要去北京上访，告诫我们到武汉后要小心，不要久留！
7月20日一早，我们三人到达武汉，下了船就赶往武昌火车站，查看了火车时刻表。最后确定上午在武昌停留半天，下午步行过武汉长江大桥到汉阳火车站，乘晚上7时半长沙至北京的快车。
这一白天我们在武汉只去了武昌的市中心、沿江大道和长江大桥，其他地方一处没去。因为当时正是武汉地区“百万雄狮”与工人造反总部两派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白天在市区内随时可以听到枪声。大字报、大幅标语普天盖地。后来到达北京才知道，7月20日这一天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中央文革派了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处理“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
晚上7点多钟，我们三人在武汉的汉阳火车站爬上了长沙至北京的快车。原以为这一下可以直接到达北京了，但意想不到的的事情发生了。老天爷不会让我们这样轻而易举的到达首都北京，实现我们的上访之旅。总要给我们增加一些麻烦。到了晚上12点多钟，邵水江和刘发纯两人因没有座位去了餐车休息，我一人留在硬座车厢。
这时，我感到肚子十分疼痛，痛得似如刀绞，接连上了五、六次厕所，又吐又啦，身体出现严重脱水状况。坐在我身傍一位好心的旅客，叫来了列车长、军代表和列车员，他们拿了一些药给我吃，病情有所好转。我估计是白天在武汉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急性肠胃炎。而后，列车长要查看我的火车票，我回答说：“我是去北京上访的，没有钱买火车票。”他们说：“中央已有明确规定，停止了无票串联，所有上访人员乘火车都要买票，否则，就要作无票乘车处理。”并要求我立即下车。
原先我们三人有个约定，在路途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三人都不能分开。否则三人就会走散，到北京后大家碰不到一起，从而影响整个上访工作。在列车长和列车军代表的一再催促下，我不得不告之还有两人在餐车。就这样我们三人在7月21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被他们赶下了火车。
下了火车，才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到了河南省的新乡市。新乡市属河南省的地级市，南与郑州市隔河（黄河）相望，北与河北省交界。我们知道这里距首都北京不远了，心情也就放松多了，加上我的身体很快就得以恢复，这时被赶下火车的一些不高兴的事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白天我们在新乡市街上转悠了一天，在天黑之之前，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车站站台的便门混进了车站，又爬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7月22日上午我们三人到达北京后，立即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群众来信来访联合接待站（下称中央联合接待站）。被分配住进了北京西苑的一机关招待所。这里紧靠颐和园，离北京市中心远了一些，但距北大、清华、北航等一些大学很近，便利我们去找大学的老同学。到市中心的公交车也很方便。
7月23日一早，我们第二次去了中央联合接待站，接待站设在天安门的东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我们排了很长的队，最后约定中央联合接待站第五接待室于7月26日下午2时接待我们的上访，并要求我们准备好书面材料。我们在赴京上访前，已经把有关“3.22”事件的书面材料作了一些准备。其中有：“'3.22’事件的真相”、“奉新县公检法军管会的取缔通告”、“关于要求给知青组织《红战兵》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报告”以及“奉新县渣村林场知青情况介绍”等。
7月26日下午2时，我们三人准时到达中央第五接待室，我们向他们提交了上访的书面材料。然后，第五接待室三位负责人非常耐心底听取了我们三人的陈述。我们主要说了三方面的问题：1、我们受党教育、培养成长以及高中毕业后，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放到奉新渣村的过程；2、我们积极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果被无辜打成“反革命”组织，四名知青被非法逮捕，深受迫害的经过；3、要求落实党的有关政策，给我们知青群众组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们听了我们的诉说后，并草草地翻阅了我们上报的书面材料，摇了摇头，感慨地说：“看上去你们的年纪都很小，怎么年纪青青都成了'反革命’，哪里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如果有这么多的'反革命’，那么我们国家的政权也就不稳固了。”同时并说：“江西全省与你们相似的情况很多，说明了江西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确实有问题，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在着手解决江西的问题。你们在北京再耐心等待几天，8月10日前后，你们再来一趟，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就在8月10日，我们再次去中央联合接待站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江西两派所有赴京上访人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同时我们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第五接待室拿到了的回复，他们交给了我们一份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公函，叫我们带回去到南昌找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就行了。并要求我们应立即返回江西，就地“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次去中央联合接待站的不仅是我们三人，一共去了近十人。在我们三人到达北京后，留在南昌的一部分知青，也自行组织乘火车到北京上访。在7月底的一天，我们大家在天安门广场相遇后。也就约好这天一起到第五接待室上访。我们所有上访的知青，对中央联合接待站同志的热情接待和认真处理问题的作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在离开接待室后，我们打开了这封公函，公函的基本内容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你省奉新县渣村林场部分知青来京上访，反应在“文革”运动中，他们的群众组织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给予了取缔，逮捕了四名知青一事。我们认为这部分知青参与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举动是要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是原江西省军区以及部分军分区、人武部的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的结果，把矛头指向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请你们责成奉新县有关部门，对此事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有关精神，给该知青群众组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对这一部分知青在今后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按有关政策给予关心和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联合接待站，1967年8月10日。
以上公函的内容是我如今通过回忆而写，里面的内容与原件的意思是相同的，措辞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当拿到这份中央联合接待站的公函后，感到这次赴京上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所花费的心血与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知青群众组织《红战兵》平反昭雪指日可待。
我们三人和其他赴京上访知青，从7月中旬至8月中旬，在北京共停留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在几次等待接待的间隙期间里，我们看望了在北京上大学五中的同学，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同时也目睹了这一期间首都北京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一、我们目睹了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声讨武汉'百万雄师’和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一百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当天的一大早，我和邵水江、刘发纯三人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参观游览，上午10时，就有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到了中午时刻，已有上百万人，整个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因为我们一早就进入广场，没有被清理出场。我们三人连中饭也顾不上吃，从头到尾目睹了这次首都百万人的声讨和欢迎大会。
我之所以把参加这次大会的经过写入“赴京上访”的回忆，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而且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三人还远距离见到了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当时除毛主席之外，其他在京中央领导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以及解放军三军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七、二0武汉百万雄狮”事件，发生至今已过去46年的时间，这一事件的对与错，历史早有定论和评说。从近年出版的一些文献资料章来看，都称这一事件是“文革”十年中，当时全国三大群众事件的一大事件。是一件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对抗中央文革的群众运动，是堪称既轰动全国，又影响“文革”全局，更是震惊了全世界的一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影响了中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策好走向。
二、也是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三人还参加了北京红卫兵在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大学分别批斗彭德怀和彭真的大会。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从北航和北大的同学得知要批斗彭德怀、彭真的消息，抽空去参加了这二次在“文革”历史中有很大影响的二次批斗会。批斗彭德怀的大会是由“北航红旗”与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广场举行，我们三人那天上午就到了北航，一直坐在批斗会的前排。近距离地目睹了这位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排名共和国第二元帅的彭大将军经受的残酷折磨，身心遭受极大伤害的场面。批斗会上，喷气式、拳打脚踢、耳光、跪倒在地、样样齐全。肩上还挂着又重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三反分子xxx”。当时批斗会上陪斗的还有张闻天等人，会后还进行了游街示众，经受着非人的折磨。我们三人看后，心里不是滋味，当时有一些想不通……。现在想起来，这就是“文革”十年的浩劫。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特大灾难。上至共和国主席、元帅，下之平民老百姓都经受了这次特大灾难的冲击和折磨。
在整个赴京上访的过程中，不但艰辛曲折，而且还十分狼狈不堪。除几次在火车上被赶下来之外，还经常有十分难堪的事发生。我们三人在北京上访期间所住的接待站，可能是当时北京最差的接待站，住宿条件很差，极不卫生。伙食更差，一天三餐没有米饭，全是吃窝窝头。也没有菜吃，不是咸大头菜，就是水煮茄子。吃一天二天还可以，几天下来，确实不适应，身上又无钱。有时外出回来迟了，食堂关了门，经常是饿着肚子度过一晚上。
在赴京上访的空隙时间里，我们本想多到北京的一些公园和名胜古迹去看看，但这时间进这些地方都要付钱买门票了，所以去参观游览的地方很少。到是我们所住的接待站离颐和园很近，还知道有一个边门可以混进去。我们三人一有空就去颐和园，去了很多次，一坐就是一整天。从早上8点钟进去，到晚上8点种出来，三人在颐和园昆明湖边的亭子里，天南海北以及自己的前途未来无所不谈，饿了就啃啃窝窝头，渴了就喝一点自来水。当时我们三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从这一时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缺乏信心，觉得一切都很渺茫。
这一期间有一事让我们更为难堪，三人上北京都是穿着解放鞋。在夏天，时间穿长了，鞋子又脏又臭。一天我们看太阳大，上午不出门，就把三双鞋都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