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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微信公众号@朱学渊：《尚书》《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近年来，我指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夏、商、周、秦都是戎狄形态的部落，黄帝之姓“公孙”是族名“乌孙”或者“爱新”，夏历生肖“申酉戌亥”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乃至“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此我说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司马迁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他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作为当时的一位大学者也不懂的书，尽管它今天已经失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它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尚书》是当之无愧的“上古之书”，可懂性或可聊胜无懂的《百家》，但文意非常古奥。《史记》摘有大量《尚书》章句，明眼人看得出来，太史公也并没有把它们全部搞懂。本文试举几例《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来证明它是产生于中原还是戎狄的时代，我们读到的《尚书》是汉语的译文。
&&&&《尚书》是译文
北方民族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以蒙古、突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三大语言，原本是上古中原的语言。汉语是这些语言在南方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转型成而成的。比较基本语汇，蒙古语“天”是“腾格里”，“湖”是“淖”，“河”是“各”；突厥语“水”是“苏”，“车”是“高车”；女真语“山岭”是“阿林”，“年”字是“阿年”等，都表明汉语有“戎狄底蕴”。
因此，上古传说本是戎狄的故事。汉字创生后，一些兼通戎汉语言的知识分子就能用汉字来纪录它们，《百家》可能与后世的《蒙古秘史》一样，是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故事；《禹贡》则是大禹地理见闻的汉语译文，里面有一些蒙古语的习惯称呼，譬如“岛夷”，当时大家都懂，后来大家也都不懂了。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古字。
&&&&“虎贲”是“力士”
“虎贲”在《尚书》中出现四次，其中《牧誓》篇说：“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汉代大学者孔安国解释“虎贲”是：“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史记》第122页注2），这个望文生义的“若虎”之说在传统学术里蒙混了两千年。其实，蒙古语“虎斯/虎思”是“强壮/有力”的意思。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契丹人是说蒙古话的，《辽史.国语解》提到这个字时说：“虎斯，有力称。”而蒙古语的“人”是“浑/贲”。“虎贲”乃是“虎斯?贲”的缩音，是“壮汉”或“力士”的意思，与老虎是没有关系的。
《尚书》另出现“贲”字三处：《汤诰》“贲若草木”，《盘庚》“用宏兹贲”，《大诰》“敷贲敷前人受命”。我猜测“敷贲敷”可能是“虎贲夫”的别写，但其余两处就只是“人”的简单意思。“兹贲”是“兹人”，“贲若草木”是“人丁若草木一般兴旺”。
《舜典》记载舜求贤时说的“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此话于《五帝本纪》作“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能奋”音即“能贲”，意即“能人”。但是东汉马融释曰：“奋，明；庸，功也。”(《史记》第40页注3）马融和司马迁一样都不明白“奋/贲”是“人”的意思。“昆”也与“浑/贲/奋”谐通，《仲虺之诰》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历代学者都认为“后昆”是“后人”，但没有人指出“昆”是蒙古语里的“人”。
&&&&“惟家之索”是“家道破败”
《周本纪》引有《牧誓》之名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母鸡不司晨；母鸡若司晨，家道就破败”。这是隐喻商朝即将败灭。孔安国则解释说：“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史记》第124页注11）其实，汉语“索”的动词意义是“索取/勒索”，并没有“勒索至尽”的程度。它有一点“枯燥/空洞”的意思，如“索然无味”，但也不至于到“空洞至灭”的境地。因此“家索”不仅不可能是“家败”，连“家尽”也很勉强。“索”的“破落/败灭”之意从何而来呢？蒙古语suidelehu（绥德勒胡）是“损坏/报废/破灭”，“索”是它的第一个音节sui的近音。
&“荷察罕旗”是“荷白色旗”&&&
武王灭商后，《周本纪》记载朝歌庆功有“百夫荷罕旗以先驱”的场景，我原本以为“荷罕旗”是“举着可汗的旗子”。但是后来读到《逸周书.克殷》的文字是“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汉语“素”
是“白色”的意思，我才明白“百夫荷素质之旗”是“百夫荷白色旗子”。
《逸周书》原名《周书》，西汉学者说它是孔子采编《尚书》的馀篇，清代学人将《周书》定名为“逸周书”，意即有别于圣贤书的，地位稍次的“另一部周书”，但《逸书》竟有此超越《尚书》的一例。略知北方民族语言的人就知道，蒙古语的“白”字是“察罕”或“叱干”。它也是鲜卑民族的氏族名，如《魏书》有说“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关中是周部落根基，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却有地名“叱干镇”，也显示蒙古语在中华民族起源之地还有深植的根。
“荷素质之旗”半戎半汉的说法应为“荷察罕旗”，但周人语言中的蒙古语成分逐步减少，起初人人都懂“察罕是白”，后人懂的愈来愈少，竟至司马迁采录到的版本还脱漏了“察”字。所幸《克殷》将它译成“素质之旗”，以致还有判定周人语言是蒙古语的线索。
“九有”是“九国”
《尚书》和《诗经》出现四处“九有”，《咸有一德》“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文句非常难懂，其中最难懂的又是“九有”二字。
汉代《毛诗》解释“九有，九州也”。但从上下文来看，“九有”不是地方，而是种族或部落。然而，首先还须弄清楚“有”字的读音。
《国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的“而或专之”，在《周本纪》作“而有专之”
（《史记》第141页）；而《咸有一德》“以有九有之师”的意思又是“以吾（我们）九有的武力”。此两例的“有”表现为“或/吾”的通假，当然应作“或/吾”或“乌/纥”之读。在此提请读者注意：商族是自命“九有”的。按此读，“有熊”就是“乌孙”，“有巢”就是“兀者”，“有扈”就是“回纥”，传说的氏族名就有了戎狄的归宿，而“九有”当然就是“九纥”。再循“蒙兀/蒙古、东胡/东郭、仆和/仆骨”的音变规律，“九有/九纥”必是“九古/九国”，也就是“九姓”的蒙古式叫法了。
“王侯”是“单于”
《尚书》有很多“后”和“侯”，他们都是“威权人物”。《胤征》说：“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此中“胤侯”和“胤后”必是同一人，即胤部落的首领。而“羲和”也是有“职”有“邑”的头人，当然也可写作“羲侯/羲后”。
《尚书》出现过十次“诸侯”，还出现过八次“群后”，它们既可是集权人物，也可是部落首领。其实，“后/侯”只是hu/ghu的不同写法，上古官称“大夫”，夏部落“大父”，周部落“亶父”，这些“夫/父”也都是“后/侯”的别写。而“大夫/大父/亶父”的读音就是匈奴王号“单于”da-u。“单于”被大众误读chan-yu已久。《匈奴列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其实是说蒙古语“广大”delger与“酋长”darga两字的读音非常接近。而蒙古语g音常转读颚音gh，进而转为u，于是darga就变成了将da-ghu或da-u，也就是司马迁听到的“单于”了。
推广一个经验读音规则：以半元音y起首的汉字，略去y剩余的读音，约为其古音，如”亚”为“阿”；“姚/尧”为“奥”；“颜/奄/燕”为“安”；“于/禺/禹”为“兀”；“殷/尹/胤/赢”为“恩”等等。法国学者伯希和在近一百年前说过，汉语的“达官”是darga的转音。我想中原的王侯，如“唐尧”和“大禹”，都是华夏的“单于”。
“岛夷”是“九姓”
《禹贡》有名句“冀州……岛夷皮服”和“扬州……岛夷卉服”，意思是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史记》和《汉书》分别将《禹贡》辑入《夏本纪》和《地理志》，后者还把“岛夷”改作了“鸟夷”，因此“岛夷”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九姓”，而大禹时代夏人就知道冀、扬二州的东夷居民是“九姓/鸟夷”了。
中国语言里“鸟”有男器之别义，其形声俗字为“屌”，“岛/鸟”二字不仅形似而且音通于diao，《汉书》将“岛夷”改为“鸟夷”，虽然点出了人类学的实质，却也昧去了“屌夷”的谐趣。
《禹贡》之后，拓拔鲜卑建立的北朝历史《魏书》再次言及“岛夷”，它提到的“岛夷桓玄”、“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此四人既非海岛之民，也非鸟夷女真，只是南徙的汉人。称他们是“岛夷”，实质是将汉人视为“九姓/鸟夷”的同类。
从上古历史来看，中原强势部落（如商、周、秦）多为“九姓”，后来把汉族视为“九姓”的北方民族不止鲜卑一族，突厥语民族是把中原叫做“桃花石”，实即“通古斯”的。夏人和说蒙古话的鲜卑人相隔两三千年，但是他们把
“九姓”叫为“岛夷”的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语言转型往往会伴随文化的流失，但是华夏文明的结局相当完美，前汉语时代的戎狄传说或历史，被中华民族的先人用汉语和汉字保留下来了，《尚书》和《诗经》就是它们的纪录。
汉民族被认为是世上最古老的民族，汉语中的戎狄语言底蕴，往往还会被误释为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语言的成分，伯希和就认为蒙古语的darga是汉语的“达官”，突厥语的beg是汉语是“伯”。因此，要证明汉语是在北方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比较年轻的语言，就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戎狄，中原古族有熊是“乌孙”，有巢是“兀者”，有扈是“回纥”；先秦古人叔孙是“肃慎”，句践是“女真”，孟轲是“蒙古”都是强力的证据。但是，之于一些“惟信书”的人来说，《尚书》、《诗经》、《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或许是更“信得过”的证据。本作者还将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据，来唤醒国人对戎狄祖先的认同。（朱学渊日初稿）
《禹贡》不似《尚书》其他各篇，它记载的是夏代中原的自然、地理、物产和居民，司马迁将其辑入《史记&夏本纪》，班固将其辑入《汉书&地理志》，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启端。然而，《禹贡》有若干千年不破的难点，我将它们视为认识上古语言的穴道。《禹贡》把中原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些地名今天大多依然存在，只是“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还需探讨，因为“黑水“究竟是哪一条河？还很有争议。
“黑水”是蒙古语里的“黄河”&&&
《辞海》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学术基本水准的辞书，其《地理分册》说“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历史上，西河是指山西、陕西两省间自北向南的那段黄河；东河则是流经河南、山东的下游段黄河，汉代郑玄释说“两河间曰冀州”（《史记》，第52页），即是说冀州是“东、西”两河之间，即河北、山西两省的地面。图一：禹贡九州。
对“黑水”产生的诸多歧见，是因为中国学者大多没有读过波斯经典《史集》，因此不知道这部蒙古史中的黄河是“合剌沐涟”（俄译Κара
Мурэн），意即“黑江/黑河/黑水”，该书还一再指出此河源自吐蕃地方。因此“黑水西河惟雍州”，即是上游黄河和西河之间的陕甘宁青四省地方。
十三、十四世纪间，波斯为蒙古伊利汗国统治，犹太医生兼学者拉施特担任汗国宰相多年，他受命编修的蒙古民族的历史，就是后来的世界名著《史集》。法英德俄学者对《史集》进行了翻译和注释，其中前苏联学者成就最高，北京大学余大钧先生等将其由俄文转译成中文三卷四册，八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阳黑水惟梁州”也因黑水就是黄河而释清。“华阳”并非仅指华山以南，而应泛指秦陇山脉以南，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皆为其所指。黄河河曲地区的玛曲、若尔盖地方，离成都仅三、四百公里。所以“梁州”是雍州以南，西及黄河上游的地方。这地区上古人类炽盛，三星堆文化就发生在那里。
“球琳”是蒙古语的“石头”&&&
球琳，是雍州的贡品玉石，《禹贡》说“厥贡惟球琳”，《夏本纪》作“贡璆琳”，顾颉刚先生引孔安国的说法“璆、琳，皆玉名”（《史记》第65页，注十三），孔安国是把“璆琳”当做两个字处理的。上世纪，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五千年多前的玉器，因此《禹贡》关于玉的记载是符合中原人类历史的。玉石主要产于西域，河西走廊所在的雍州是玉石的输入孔道。
忽必烈命人编纂的《至元译语》是最早的汉蒙辞书，其“珍宝门”中的“玉”字是“赤老温”（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第9页），也就是蒙古语的“石头”чулуун/chuluun。故尔，元蒙名人之名“赤老温”，既可为“顽石”，亦可为“美玉”，“赤老温”的连读即是《魏书&官氏志》的鲜卑氏族名“丘林”和“出连”，更准确的读音是“秋龙”，而《禹贡》的“球琳/璆琳”就是它们的对音。
蒙古语也在变化，明代的汉蒙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中的“玉石”，都不再是“赤老温”，而是“哈石/哈失/哈四”，但是元初蒙古语的“玉石”一字还与《禹贡》一致。图二：红山文化玉龙。
&& “篚”是蒙古语的“织物”&&&
篚，在《禹贡》中出现六次，是冀梁雍以外六州物产，兖州“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纤纩”。
篚，被解释为竹编的箩筐，孔安国有“盛之于筐篚而贡焉”（《史记》第55页，注九）的说法，理由无非是“篚”字上面有“竹”头。我们不能排除“篚”是箩筐，但它若仅仅是箩筐而已，就不值得《禹贡》这般反复叙说了。
篚，从上下文看是纤维织物，中国原本不种植棉花，因此必是丝麻织物。从青州“厥篚檿丝”和《尔雅》的“檿，山桑”（《史记》第56页，注十）来看，檿是山东野生的柞蚕。从兖州“厥篚织文”看，夏代已经有了织锦技术，麻则没有这等价值，因此“篚”只能是丝织的“帛”。而扬州的“厥篚织贝”，不能是箩筐上编织了贝壳，而只能是“厥帛织帛”。“篚/贝”都与“帛”通假。
篚，中古韵书都说是读fei（府尾切/方尾切），但从它与“帛”的关系看来，读bo或bei（悲/辈）更合理。蒙古语“织物/fabric”一字为
б&с/b&s（J. G. Hangin,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p82），明代各译语作“不施/博丝”，即是汉字“帛/布”的音源。
《禹贡》先用夏语口传，后来用含夏语成分的雅言译传。这篇落成于周初的文字用“篚”来表示“不施/博丝”，以致有人“望竹生义”以其为竹器。除《禹贡》外，“篚”只被《尚书》用过一次，《礼记》两三次，中古韵书作家不可能对它知之甚确，于是还“望匪生音”了。
“岛夷”是蒙古语民族的人种意识&&&
“冀州……岛夷皮服”和“扬州……岛夷卉服”
是《禹贡》名句，意思是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汉书&地理志》将“岛夷”改作“鸟夷”，即崇拜鸟图腾的女真民族，它的人类学
学名“通古斯”源自突厥语的“九”，这说明“女真”即是“九姓”。东方语言“鸟”有男器之别义，“岛/鸟”二字音通于diao，“岛夷/鸟夷”实际是“屌夷”，它是夏人对九姓/女真民族的谑称。
二三千年后，说蒙古话的拓拔鲜卑内主中原，其史《魏书》曾为“岛夷”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列传，此四人既非海岛之民，亦非鸟夷女真，仅南徙的汉人而已。因此，中原汉人是被鲜卑民族视为“九姓/女真”的同类的。此种观念之于突厥语民族更加明确，他们称中国和汉人为“桃花石”，也就是“通古斯/九姓”。
“九姓/女真/鸟夷”是上古中原强族，《尚书&咸有一德》说的“以有（吾）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就是夏族被自命“九有”的商族征服的历史，“九有”也就是“九国/九姓”。北方民族大多因战败而从中原出走，他们把中原视为九姓的天下就不奇怪了。拓拔鲜卑与夏人相去了几千年，却一脉相承了将“九姓”谑称为“岛夷/鸟夷”的习俗，这也是夏族是蒙古语民族的一个证据。
“夏朝”的存在是有争议的，西方学者认为考古发掘没有找到文字证据，而埃及、巴比伦、商周都是有铭文器物遗存的。然而，人类文明的纪录形式不是千篇一律的，难道《禹贡》就不不及一篇铭文吗？我指出《禹贡》的蒙古语成分，是证明它的“非伪性”，即它的一些在汉语里不懂的东西，是有蒙古语的来头的。
“蒙古”是成吉思汗令之成名的部落，但蒙古语并不是成吉思汗创发的，而是久已存在的语言。我曾经指出，夏历的“申酉戌亥”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遗憾的是“球琳”是玉石，“申”是猴子，从来也不是中国学术的问题和线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更欣赏的是“孔夫子曰”或“孔安国说”，而不是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古译语》里找到的答案。
戎狄语言是汉语的底蕴，它们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习常到了无敏无觉的程度，不会有谁去想“水”和“河”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但是的“球琳”是蒙古语，却一定能激发学界对“夏语是蒙古语”的认同，我要继续推动这种认识，去告慰那些繁育了我们，却被我们鄙弃了的戎狄祖先，他们在史前已经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奠定了基石。（朱学渊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尚书&禹贡&九州》&&&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従，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菜（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治），蒙羽其艺，大野既猪（都），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竹箭）既敷（布），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竹箭）、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治）。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国）厎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入）锡（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播）既猪（都）。导菏泽，被孟猪（都）。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従，沣水攸（所）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度），三苗丕（大）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按：括弧为《史记&夏本纪》用字）。
&&& 《》目录
&&&&&一、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
二、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
四、《百家姓》研究
五、“姬姓、九姓”是通古斯血缘氏族
六、“女真”与“句践”
七、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八、以“祷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九、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十、匈奴的兴起、败灭和出逃路线
十一、阿梯拉和他的匈人
十二、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十三、匈牙利人与女真人同源
十四、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十五、蒙古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
新版前言――为中国史学的实证化而努力／1
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周策纵／6
旧版自序／13
第一篇&&Magyar人的远东祖源／17
第二篇&&蒙古语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成分／43
第三篇&&欧亚草原诸族的通古斯成分／57
第四篇&&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73
第五篇&&匈奴的族源、语言和迁徙／91
第六篇&&Hun人的鲜卑一通古斯族源／109
第七篇&&噘哒与唐代中亚蒙古人种诸族／131
第八篇&&西域族国名与北方民族族名之关联／149
第九篇&&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兼证“西羌”与“北狄”同源／169
第十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201
第十一篇&&西羌民族的血缘和语言／221
第十二篇&&东方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251
第十三篇&&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281
第十四篇&&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297
录& 参考文献／355；后记／361
朱学渊博士，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九七八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九八三年于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国家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他以自然科学之学力，作人文科学的探索，从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洞察了许多人类科学的重要线索。这本《百家姓中的北方民族族名》，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他《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的第四篇。但这里是用他电邮来的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再改稿。（详见：）
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通俗版，其大半篇章曾由台湾《历史月刊》刊出，2006年台湾“历史智库”出版社集篇成书，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增篇简体本。2009汉城大学文盛哉教授的韩文译本由韩国历史基金会赞助出版。
这是一册关于中国人类、语言的历史专著，其标题是按现代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表象来辨证一个古人的血缘和语言，其结论则是：华夏民族的祖先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北方汉语或“雅言”是在“戎狄”语言底蕴上，在藏缅语形态的南方语言的影响下，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全书内容的主体是求证这些少量结论的大量数据，我相信它们能予读者以刺激性的启发。&&&
&&&此版新增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是少暤氏》、《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华夏西域蓝夷考》、逸周书王会解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等篇皆为近年之作，重点是为发现上古中原曾为戎狄世界的文字证据。旧版诸篇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和改写，第六、七、八篇通过认识“通古斯”一字是突厥语的“九”来达成“九姓即女真”的结论，进而认识中亚“昭武九姓”的主体或中国西部“氐羌”的代表——月氏，实际是女真/九姓民族。&&&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结论，已经在十几年前已为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教授和人类基因学家宿兵教授证明，当时我并不同意。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就有“西南夷……皆氐类……皆魋结”的记载，今天我要以双手举“氐类即女真”的结论附议。&&&
我在新版书稿中这样说：“此皆魋（zhuī，发髻；又音tu&，形似小熊的神兽；同“堆、颓”）结”的夜郎、靡莫、邛都、滇等南部西南夷，是今世凉山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等族的祖先。而《汉书》又将“魋结”假作“椎髻”，按“主/朱/诸/zhu”读“句/女/鬼/ju”的规律，“魋结/椎髻”当即“女直”；魋结诸夷又以“夜郎最大”，国名“夜郎”适为女真族名“挹娄”之昂化音，这又支持了“魋结是女直”的结论。今世昆明西南之“哀牢山”应是“挹娄山”，聚居当地的彝族、哈尼族应为“夜郎”之裔。&&&
我又说：“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的北部西南夷，至少是川北茂汶羌族，川甘边境白马藏族，四川大小金川嘉戎藏族的祖先；四川氐姓汉人当然也是氐类之裔。魏晋年间五胡乱华，“临渭氐”符坚建立“后秦”政权或能显明“氐胡”是秦之同类。而东北萨满神歌之“白马/yalu”适为“挹娄”（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又进一步表明氐类大族确为女真部落。&&&&
&&&这些“灵感”是源自唐德刚教授的先知，十七年前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美洲地名“阿留申”之根Aleut是“挹娄”，这启发我悟出“鸭绿/耶律”也是“挹娄”，不久前我又察觉到：云南和四川的“哀牢山/二郎山”也是“挹娄山”，那里正是古代“夜郎为大/白马为大”的地方。
&&&近世传媒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世界主流媒体和科学杂志已采用收费网络版。事实上一本书的编辑校订和网络发行可以以个人的力量完成，非牟利的著作更应该让受众免费传播，这样做可以排除非学术的人事干预和出版商的经济考虑。今次附上的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14年增订电子版》，本作者不仅鼓励认同本书的读者转发本书，而且欢迎反对和批评的意见，请将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发到
或跟贴在我发表在“往复论坛·史林杂识·www.wangf.net”上的任何一篇文章后面。（朱学渊日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寓所）
&&&&《》前言
　　读过台湾历史智库出版公司出版的本书的一位朋友，认为有出一个简体本的必要，我转告了东年先生，他不仅慨然允诺，而且还说：“出这样的书，都是为了公益。”于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就在两岸情同手足的出版家们的关爱下继续成长了，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母校出版社给了它在祖国伸展的机会。
　　近年来，我的思想有了深化，也有了新的线索。譬如，与中原古代姓氏“南门”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乃蛮”，法国学者伯希和说它是蒙古语的数词“八”，而《金史·国语解·姓氏》则说“尼忙古曰鱼”，我想乃蛮是“鱼族”的可能更大一些。但由于语言的变迁，人们当然不会认为内蒙古奈曼旗是一个“鱼旗”的。
　　我的兴趣始于匈牙利民族的祖缘探究，结论是Magyar人的根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因此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匈牙利姓氏中寻找“女真”。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文电视新闻字幕上看到现任匈牙利总理姓“久尔恰尼”，我又立即在网上检索到它的原文是Gyurcsany，匈牙利文gy读dj，cs读ch；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而Gyurcsany的读音恰恰是“朱儿真尼”。
　　我们小城里有一位芬兰后裔Topa先生，他唯一东方特征是单眼皮，我告诉过他Topa是一个东方姓氏，他很吃惊。德裔旅行摄影家Gleasner夫妇则很认同我的人类学见解，如匈人血缘融入各欧洲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是由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融合而成的，Gleasner先生不仅让我拍摄了他的照片，还将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他说他的某些蒙古人种面型特征是来自美丽的母亲，这两张照片也就成为本书的一部分。
　　蒙古人种的祖先是从非洲出走的，他们的体质形态则是在南亚地区滞留期间发育而成的，随着冰河的消退，他们北上中原，然后向四方发散，不仅进入北亚、中亚、南亚、近东，而且进入欧洲和美洲。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史前期印欧人种的东迁，他们不可能止路在沙漠中的楼兰；一定有人迈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一些北方人长得有西方人的隐约特征，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原因；说那是宋代犹太人东来造成，则是过于短浅的结论。
　　我所进行的人类——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在追求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手段。因此，我鼓励读者对本书的所有结论进行讨论，目的是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水准。之于那些于大局无碍的不足，也就不去更动了，献给祖国大陆的读者的，只是一个原文略有修改，但尾接了四篇新文章的简体版本。
　　在改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了台湾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只发现了两个标点上的疏误和一个错字，显然历史智库出版公司编辑李惠华女士做了巨大的努力，达成了一部几近完美的出版物，在此我要向她鞠躬行礼。（朱学渊日）
《》早期版的前言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2002年初版，2004年再版）。此后，台北台湾《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后来台湾《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的读者了解一位二十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cs,
Berkeley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台湾《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稿的接受，引发了作者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朱学渊日记）
　　周策纵：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代序）　　朱学渊博士把2002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他的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寄来，说准备在台湾出修订版，并要我写一篇序。我早先就读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他说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靺鞨”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来，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性。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收辑了九篇论文，还有〈附录〉和〈后记〉，就成了本书。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沙畹（&douard Chavannes, ）、伯希和（Paul
Pelliot, ）、马伯乐（Henrri
Maspero,）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羡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溶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眞是难能可贵。读了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图一“族”字的流变。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像在北方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
niru，义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习习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nyil，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nool，竟都与满语的 niru
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砮”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固然有其特殊贡献，但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句丽）的战争，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眞实。在学渊的〈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好像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句丽方面的记载，说贞观十九（公元645）年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因高延寿、高惠眞率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直抵城东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绩，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我只能从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眞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实在离眞事很远。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句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但“特赦汝耳”。据我看，太宗中箭，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眞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眞，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鞨三千余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句丽军都很宽恕，独对靺鞨人仇恨，必非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御步辇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政”的罪名，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公元649）年，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就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句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史亦称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时，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篇胡涂帐。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1963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已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和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中就有〈唐诸帝多饵丹药〉一条。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公元806-820年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508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枝叫Avars的亚洲部落于568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865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Avars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Avars就是匈牙利姓氏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纪末，Avars与Magyar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424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今属内蒙。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初版，页198）说：《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
　　陈氏又说：《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公元472）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余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干”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197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 Afghan
的名称是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Varaha-mihira
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谒，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谒”就是阿富汗？此事还望学渊作进一步探索。
　　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熔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周策纵日写成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原载台湾《历史月刊》2003年1月号）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先生八月十五日来函：“谢谢发来的稿件，我不是专家，不懂。听贵卅学者说，夜郎国地址已有共识。”八月十六日成启先生又来函：“朱渊君，研究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
对此，我首先回答“夜郎国”的问题。周先生说近年贵州考古学者已经成功发掘了夜郎国遗址，但司马迁说西南夷以“夜郎为大”，因此一处遗迹的发现未必等于认识了夜郎国的全体，而认识夜郎不仅要发掘其遗物，还要认识其血缘、语言和生存范围，“哀牢山／二郎山”曾为“夜郎”之地或许有等同于考古的意义。以“夜郎”是“挹娄-ng”论说其为女真，只是我的证据之一，我还有若干其他的证据。
许多人乃至许多学者认为女真、蒙古、突厥是隋唐或唐宋以后形成的民族，这或许与汉族和汉语是汉代以后形成的说法一样荒谬。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鸟夷／氐姓／姬姓／子姓／九姓／鬼国”都是“女真／女直／女国”的不同表现形式。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蒙古民族称之“主儿扯”，族名“女真／女直／女国”的真实读音是
juchin／juchi／jugu，这一点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认识得更早。
有不少读者向我发问：“按你的说法，中原民族的祖先主要是女真民族？”事实是，中原民族或北方汉族的祖先是后世女真、蒙古、突厥民族的同类，但女真血缘部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原占统治地位，不仅商周秦三代统治部落和传说人物“五帝”出自女真；而唐代漠北突厥民族的首领部落是“九姓回鹘”，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是“昭武九姓”，康巴藏族的祖先“女国”都是女真民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女真民族对于亚洲人类的重要性。
中原姓氏“周／邹／曲／瞿／屈／居／诸葛／鬼谷”和地名“诸暨／龟兹”可能直接来自族名“女真／女直／女国”，而姓氏“安／殷／颜／严／尹／阴／应／英”和地名“奄／兖／燕”则是来自女真民族的核心氏族之名“爱新”的转音“安息／按出／奄蔡”。我们不妨设想：为什么“子姓”建立的商朝的历史会是“殷本记”？为什么殷商故地又为“奄”？中国历史有如此多的关于“女真”的信息，可能与它曾经占统治地位较长有关。
对于“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有读者问“难道女真民族是说蒙古话的吗”？有一位维吾尔族学者还问我“为什么你对蒙古话如此敏感，却对突厥语这么麻木呢”？我想“九姓回鹘是说突厥语的女真人”，或许可以间接地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对蒙古语的敏感，又是因为我手头有几本使用很方便的《蒙英／英蒙词典》，缺乏拉丁化的突厥语和满语字典是造成我无知的直接原因。事实上，突厥民族之于中原民族也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人名“陶朱”就是“突厥”，姓氏“呼延”就是突厥语的“羊”。
周成启先生又问我：“朱渊君，研究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我想，作为我的长期读者的周先生是不会怀疑我“别有用心”的，而我的人类学研究既没有政治动机，也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我追求的是一部分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构拟压制他人思维的“真理”，它最后达至中华民族各族应该互相认同的情理，并非我主观的初衷，而是我探索到的客观事实。我自信我的认识中的正确部分将成为人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而愈来愈多的读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秦》书之繁体版和韩文版也在台湾与韩国刊行，若干散篇译文则已发表于英文和匈牙利文专业杂志，但是它们在国内再版却益见困难。本人年事已高，我妻子在患胰腺癌三年后已于最近离世，我不知道“中国梦”的全部内涵，但因为我的政治异见而废止我的有利于民族和谐的学术结论，至少不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周先生和有能力的读者或许可以向有关方面转达我的意见。
《百家姓》是宋代定型的识字课本，起首四姓是“赵钱孙李”，是因为宋代皇帝姓赵；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姓钱，吴越是在宋太宗兴国二年才归降的。故南宋学者王明清认为它“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百家姓》没有文意和哲理，只是教蒙童们死记几百个姓氏；但它编得押韵顺口，因此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
姓氏之初，出自母系社会的部落名，它是部落血缘的语音标识。姓氏的出现有效地遏止了近亲通婚，因此于人类的体质和智力的进化有重要的意义。研究一个民族姓氏组成，也是解析它的血缘成分。尽管《百家姓》内容粗疏，但用它做一个浅显的研究，也未尝不可。
上古中原是戎狄社会&&&
史书都很重视姓氏和血缘的记载。《史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他是来自“公孙”部落的一个名叫“轩辕”的人。而公孙和轩辕都是《百家姓》中的姓氏。黄帝以轩辕为名，是循了一种“以族名为人名”的古俗，而北方诸族的大量人名也多是部落名。就这一点来看，戎狄的习俗与中原古族是一致的。
其实，古代的复姓如“公孙、夏侯”，就是戎狄族名“乌孙、回纥”。大约四千年前，中原语言就开始单音节化，即“藏缅语化”了，这是复音姓氏转变成单音姓氏的根本原因。但姓氏作为血缘的标识，人们不愿轻易地去改变它；直到秦汉两代，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社会意识发生骤变，“张王李赵”式的单音姓氏才一轰而起。然而比语言的转化，它还是滞后了几千年。因此，用单音姓氏来研究汉族血缘，是不可靠的。
春秋时的姓氏和人名，与秦汉以后也很不一样。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多为复姓，没有一个姓张王李赵的。孔子本人叫孔丘，生父叫叔梁纥，祖父叫伯夏，曾祖叫孔防叔，都不含世代一贯的姓氏，而只是名字而已。其中，“叔梁纥”也是族名，蒙古人是把“朝鲜”叫为“肃良合”的；“伯夏”也是族名“仆和”的谐音。因此后来成为姓氏的“孔”，可能是从“孔丘”中割取出来的一个字。
复姓变单姓的方式又是多样的。“孙”“夏”可能是由“公孙”“夏侯”简约而来的。《金史"国语解》说“兀颜曰朱”和“呵不哈曰田”，“兀颜”和“呵不哈”（即“阿巴嘎”）本是“猪”和“天”的意思；女真人改汉姓时嫌猪太鄙俗，天又太神化，于是用“朱”和“田”来替代。古代齐鲁是东夷之地，东夷又是女真之先；几千年前东夷语言发生变化时，那里的猪、天两族，可能就成了朱、田两姓。
复姓都是戎狄族名&&&
一般认为《百家姓》中有四百四十个单姓，六十个复姓。我以为从“万俟司马”之后的一百五十六字，全部都是复姓。它们是：
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仉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
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畲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
历史上出过诸葛亮，因此复姓“诸葛“最有名气，族人众多则要数”司马、上官、欧阳、尉迟”等。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又使普罗大众对“公孙、呼延、夏侯”耳熟能详。复姓可分两类。“公孙、轩辕、司马、司徒、司空、司寇、公羊、公西、公冶、公良、巫马、南宫、澹台、壤驷、漆雕、百里、东郭”等，早已是先秦古姓。“呼延、拓拔、宇文、赫连、令狐、慕容、长孙、万俟、夹谷”等，好似融入汉族的戎狄之裔。
若干《百家姓》的上古复姓，无须正音便可与北方族名对音。如“澹台”就是“鞑靼”，“漆雕”就是“赤狄”；春秋时孔子即有弟子“澹台灭明、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等人。另如，“谯笪”是“契丹”，“墨哈”是“靺鞨”，“南宫”是“粘割”，“夏侯、皇甫、况后、缑亢”等都是“回纥”，也一目了然。过去没有注意这些现象，是因为没有人意识到北方民族是从中原出去的缘故。
《百家姓》的“巫马”和“宇文”两姓，都读“乌马”。有“巫马施”者是孔子的学生；而北魏宇文氏却是鲜卑种，后来又成了北周的帝族，隋唐两朝都是从北周起家的。宇文氏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逊居朔野”，却未必是假话。那是远走朔北的人们，成了马背上的牧羊汉；留在中原务农的，则当了圣人门下的读书人。
&& “公孙”就是族名“乌孙”&&&
古代很多含“公”字的复姓，《百家姓》只记载了其中五个：“公羊、公冶、公孙、公西、公良”。而孔子就有十一个“公姓”弟子：公冶长、公皙哀、公伯缭、公西赤、公孙龙、公祖句兹、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公西舆如、公西箴。前文说“公”字古读“乌”，於是这些含“公”姓氏都有了着落：
公孙即“乌孙”，
公夏即“回纥”，
公伯即“阿巴嘎”，
公良即“乌洛”，
公羊、公冶即“兀颜”，
公西、公皙即“纥奚”，
公祖、公肩、公祖即“兀者”。
黄帝“姓公孙”，也是乌孙氏；而乌孙又是爱新。说来，北方民族也是炎黄子孙。
“叔孙氏“未入《百家姓》，但也很值得研究。《孔子世家》有“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的记载，因此叔孙氏在鲁国是一个有势力的氏族。然而，《魏书.官氏志》又说它是北魏“拓拔鲜卑”之“内姓”。其实，叔孙就是通古斯族名“肃慎”，它是自中原出走的女真民族的祖先；后来有一部分与鲜卑民族融合，又随鲜卑民族入侵中原，回归了祖地。
&& “门”姓并不住在门口&&&
“东门、南门、西门”三姓入了《百家姓》的，就更值得予以归纳。战国时就有一个魏国人叫“西门豹”，后来施耐庵把“西门庆与潘金莲”收编进了《水浒》，西门氏的名气就更大了。旧姓氏书一律说是一些住在城门边的人家，取了这些带“门”字的姓。如春秋时郑国某大夫居西门，鲁庄公庶子公子遂居东门，于是起头姓了西门和东门。
这些说法很值得质疑。若三千年前中原人口一千万，宋代人口三千万，现代人口十万万；那么一户开始一姓，宋代一定不过三户，现代也不过一百户。而世界各族对于改姓，都是非常慎重的。例如一次大战时美国德裔孩童常常挨打，许多家庭才将德国姓氏Busch中的c字去掉，而变成了Bush。如果人们住到哪里就姓到那里，姓氏的意义就完全丧失了。
其实，这三个带“门”字的姓氏，都有北方民族的族名与之对应：东门即“图们”；南门即“乃蛮”；西门即“悉万”。
《百家姓》里的“东门、端木”两姓，与鲜卑的“吐万”，女真的“陁满”，乃至匈牙利的Tomen或Tumen等姓氏，都是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万”字“图们”（tuman）之别写。今之图们江，古之统万城，都是用它做的地名。中原宋国景公“头曼”，匈奴单于“头曼”，突厥可汗“土门”等，都是用它做的人名；秦代“屠门高”者，则是以其为姓氏的。
姓“南门”的人很少，只听说商汤开朝的七个辅佐人物之一叫“南门蝡”，拿它与女真人名“尼穆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一》）对照，就可以看出这个“虫名怪姓”是有源头的。“南门”最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名“乃蛮”，直到今日，哈萨克族里还有乃蛮部，内蒙古自治区还有奈曼旗。
“司”姓并非祖上的官职&&&
姓“西门”的人不少，姓“司马”的人就太多了。“司马”是领兵马的军职，人们普遍认同这个姓氏是职务世袭而成的。然而，司马迁只说祖上是“世典周史”的文官，却没说他们带兵打仗而袭来了这个武姓。我以为“西门”“司马”可能与北方族名“悉万丹”有关，契丹姓氏“萧”源自“悉万”，金灭辽后回改作“石抹”。东欧地区也被称为“萨尔马提亚”（Sarmatia），因为那里曾经被游牧的Sarmatae民族盘踞过，而Sarmatae
应即是“悉万丹”或“悉万惕”，是典型的蒙古部名。中亚名城“撒马尔干”也是这个族名的遗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记有女真姓氏“萨马尔吉”（卷四十三）。
否定姓氏“司马”与官职“司马”的关系，不是否定这个官职，而是要在语音上寻找姓氏“司马”的根源。《书"牧誓》有武王伐纣的号召：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而戈，立而矛，予其誓。
“司徒、司马、司空”都是周的邻邦部落里的官职，还有人说“司徒”是掌刑狱的，“司空”是管工程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种猜测。然而，带“司”字的姓氏就更多了，如果说它们统统是官职，那么“司国”就是“宰相”，“司城”则是“市长”……也就太荒谬了。而以比较语音着手，东夷族名“息慎”，鲜卑姓氏“尸突”，女真姓氏“石古苦”等，就可能与它们有了关系：
尸突即“司徒、司铎、司土”；息慎即“司星、司甄、司城”；石古苦即“司空、司寇、司国”。
在戎狄族名中找源头&&&
隋唐或隋唐之前，“东”“同”等字似无尾音n或ng，而读如tu或du，故《百家姓》的“东方”可能是“吐浑”，“东郭”是匈奴“屠各”或鲜卑“徒河”。相关的族名“东胡”，当然也就不是望文生义的“东方的胡人”了。
《百家姓》未举的“东莱、东里、东陵、东楼、东卢、东闾”等姓，就是族名“同罗”或“吐如纥”，匈牙利姓氏Torok则与它们相应，它在匈牙利语里是“突厥人”的意思。《魏志》记载，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南阳太守叫“东里衮”，此人与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其实是同名。可见，魏晋年间中原汉族还执有先祖之遗风；而这种以族名为人名的上古习俗，则为北方诸族长期保留下去了。
诸葛亮出身南阳，却称“琅邪诸葛”，他的祖族必是东夷。有人猜说宋国大夫“瞻葛祁”之姓就是诸葛；我以为孔子学生“郑国子徒”之姓也是诸葛。蒙古人统治了波斯几百年，波斯著作《史集》是蒙古历史，它说蒙古人名“镇国”是“大鸟”的意思，而《女真译语》记“鹰鹘”作“申科岸”。《百家姓》姓氏“诸葛、上官”，蒙古人名“镇国”，蒙古部名“准葛尔”，可能都是“申科岸”。
识别“轩辕”，关键在于“轩”字的读音。《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北有奄蔡、黎轩”，《魏略.大秦国》记载的大秦属国“驴分”，以及《隋书.铁勒传》里的“隆忽”，都是里海边上的同一族落，因此“黎轩”即是“楼烦”或“陆浑”，因此“轩”是读“浑”的。而“辕”是“袁”的繁字，“袁”又与“韦”相通，如《魏书》的“袁纥”是《隋书》的“韦纥”。因此“轩辕”就是“浑韦”，也就是“回纥”（Ui-ui）的转写。
姓氏“宗政”就是族名“女真”。族名“女真”是读ju-jin的，它亦叫“女直”，蒙古人读作“主儿扯”，即ju-r-ji。北狄族名“厥机”和“沮渠”，西域族国名“龟兹”或“屈支”，都是“女直”的另写；而“宗政”就是族名“女真”。
《百家姓》中的复姓与北方民族的族名的关联是广泛的，下面我们将一些尚未述及的对应作一个表列：
伯颜即“濮阳”“伯赏”，
昭武即“淳于”“宰父”，
陆和即“令狐”，
蔑里乞即“百里”，
勿吉即“万俟”，
芮奚即“壤驷”，
如甲即“闾丘”“梁丘”，
兀颜即“欧阳”，
兀者即“尉迟”“有琴”，
薛延陀即“申屠”，
长孙即“长孙、颛孙、仲孙”。
结论：大约在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史前期，大批中原部落朝北方迁徙，形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而南方民族又不断向中原填充，改变了那里的血缘和语言，形成了中原汉族和古代汉语。这个趋势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基本停止，但上古时代的部落和氏族名，仍为中原汉族的姓氏。秦汉以后，中原姓氏开始朝“单姓”发展；历尽千年的沧桑，祖传的“复姓”所剩无几。
然而，北方诸族却恪守着上古的族名，和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这也就是先秦中原姓氏和人名与北方族名人名如此相关的原因。北方诸族多次入侵中原，带回的许多“胡名”“胡姓”，却又都是些中原的古族名。今世登高俯视，原来大家本是同根生；即便在蒙童识字的《百家姓》中，也有此多的例证。（二○○六年一月十日修订）
日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转给我一封电子邮件，是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他说“或许您有兴趣”；其意思是叫我评说看看。朱学渊先生的该文和他的《夜郎国在哪里？》，我似乎恍惚在网上看过，而且沿着他的这种思路，还有网文说，中国历史从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大的统一朝代中，除秦朝政权人物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外，商、隋、唐、元、清等朝代的政权人物的祖先，也都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即占50%的朝代是北方少数民族领导汉族，还不算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我当时还不在意，在陈其翔教授的提示下，我认真地浏览朱学渊的文章，感到他是从搞物理学的大统一，转向人类上古史的大统一。
如果不把朱学渊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看成是美化“侵略”的话，那么朱学渊的所谓“返祖”年代，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陈其翔教授说：“关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我很有兴趣，中国古代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就是不善于继承和发展。”可见陈其翔希望我评说的套路很明显，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今天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的内战，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等人类战争现象，都与国际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势力的利益相关联，而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一、中国的远古与起源
盘古-嫘祖时代人类自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没有今天这种现象，这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由来。这个“王”，就是“远古联合国”或称“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违反了，“远古联合国”的政权和政权人物组织的军队，可以出面强制维和，或捉拿违反“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者问罪。这是与今天以战争胜负形成的联合国，不同的地方。但今天“以战争胜负形成”的联合国，也有好的规则。如国际旅游规则，采用一种没有类似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双赢，何来的侵略？又如联合国的投票规则有三类：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还有常任理事扩大国和全体会员国会议的多数票等规则，使今天的联合国也能基本实现世界范围内多元一体，战争的规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实，政治、宣传的规则也是这样。但拿民主或集体说教做幌子，侵略别国，祸害群众之事，也难平息。
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前，围绕青藏高原河流下游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一次形成的人类“远古联合国”，有《山海经》类似的“涸海古卷”，可证有类似“远古联合国史”书。当然嫘祖与黄帝联姻，嫘祖让远古联合国政权和平过渡分割到中原和全世界，反对这种交接的，既有嫘祖故里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也有内部、外部刑天与黄帝争“神座”的著名传说，可印证人类之间早存在的纷争与屠杀，辩证地看，这也包含有“进化”。认清这种“进化”的自然性，是此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尚处于居住无定，流动觅食的原始阶段，就从这种变动不居的生活中，给他们思维的基因留下从运动观察运动，从内部的纷乱，探知外部的离合；以动把握动，以动把握静的印记。他们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对大量的天文、气象、人类疾病的观察、概括、抽象，产生的是近乎三旋转座子的自然人学模型模具概念。这可对比尼罗河水的泛滥，测量土地需要的对图形规律的认识。
测量如果有公认可循的好办法，能解决家庭、村落之间的土地纠纷，这对直接促进生产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应算作人学解放的正能量。但历史学家往往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古代文明都称为“河谷文明”，并认为中华文明崛起晚于埃及，这是不辨藏象模具类别的结果。因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所揭示的重大意义，是表明人类已经定居，它给人类思维留下的印记，总是从一点（定居点）向四周出发，从静止到运动，由一到多；它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维程序，便表现为从点到线到面，以及从自然数运算到现代的函数，复变函数……。
秉承何拔儒先前远古联合国等思想的理解，对“中国”的“中”字来源、“汉族”的“汉”字来源，有文章说：藏象“中”字，包含从“众”音以及“中原、中和、中庸、中正、众”等意思；“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等意思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两者都宝藏“多数原则”、“大汉、汉族”等引申。
如果说“大多数原则”，是对一种提案或选举表决的判定程序，那么它同中华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是有文化基因关联的，甚至同“汉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文化基因关联。例如有人说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但印度有200多个民族，中国才50多个，汉族仍是世界的“大多数”群体；它是如何起源的？我们讲过：在围绕青藏高原和古四川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团结抗灾，才奠定了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即“允执其中”就是“中国”之来历。
事情直等到类似2008年四川汶川8级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6.5
级地震，“堰塞湖”从人们闻所未闻，到成为全国、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词，也许能够理解“盆塞海”及盘古“汗”族失落与刘邦王朝才复得“汉”族之谜。盘古文明是中华民族由此团结抗灾形成的以“多数”原则的大社会族群“汗族”，凸显出汗牛充栋的多与实干出汗之意的盘古文明。但这个文明在涸海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第一次开始复兴中华古史的历程。回答有人问：“汉族称谓始于汉朝，关盘古何事？盘古乃古神话人物，居然也能考证得有鼻子有眼”。对刘邦的汉朝与汉族，和盘古与神话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联系？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汉朝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初年被项羽赶到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原因是上下各五千年之期间，古的地质“自手术”现象使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了。
中华民族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其实在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是“多数”原则的“实权派”，他们的后盾是在远古联合国旗帜召唤下，源源不绝来自亚、欧、非洲各地盘踞在北方青藏高原大陆的外围邦族人，即朱学渊先生说的“北方的游牧民族或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在远古联合国上层的代表政权人物，还真掌管着海洋山寨城邦的“会议厅”和“金库”，但地质“自手术”的干涸现象，把他们与“汗族”的多数分割了。《黄帝内经》对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这种顶层设计，有一个反映“会议制”缩影的“切片”。
在盐亭有一种传说，黄帝是广西人，是炎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在炎帝族与蚩尤族争夺和繁荣的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西陵族的贸易权的战争中，炎帝的母亲和难民一起失散流落到广西，和一位工匠重新结合生下黄帝。是嫘祖的舅父岐伯从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到海外寻找“王储”，才把年少又聪明的黄帝带回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的西陵族。但后来又被北方外围的白马邦族的人员抢走到了中原。在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的政权和政权人物，也如今天的联合国一样，是推荐表决的，只不过更重视发明创造的竞争。下层劳苦、劳累、勤劳的“汗族”大众，虽是大多数，但也只能在发明创造竞争推荐提名的人物中选择。当然下层的能工巧匠也不少，但终究还是在远古联合国政权和政权人物的下层。
所以《黄帝内经》提到黄帝与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物的议医，这看似与政权无关，但它反映了不是“首长负责制”的人物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也有参与“顶层设计”的作用，这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政权及政权人物时期“会议制”缩影的遗存。虽然《黄帝内经》最后成书是在汉初，与黄帝时期相隔很远，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假托，但《黄帝内经》毕竟不是近代的著作，和近代政治解读的影响无关。汉初以前没有这样“会议制”的开明，只能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有联系。我们认为“汉族”是起源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这约开始在公元前639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
这里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50多个民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是不实之辞。
现在很多人以为“汉族”起源于汉朝，一个理由是“盘古”这个传说中的人文始祖，是汉朝才出现的，不可信。其实科学是政治，是灵魂。神话传说在上古，本身就是突出政治。一是神话夸张的想象力，具有吸引聚集人心的效果；二是神话的神奇，才具有传播久远的功效。如果没有神话的科学运用，人类传说能够传承是不可能的。但政治是“中心”原则，盘古文明的失落也是政治。汉朝捡回盘古，是刘邦政治短暂的需要和开放。但终因盆塞海干涸，中华民族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和东部地区，突出炎黄文明是巩固“中心”的政治纪律或新闻纪律。
如果说中国本土的学术与远古中华民族的起源有关，这是因有两种理解，一是从上到下才五千年，二是上下各有五千年。上个五千年经历的迁徙聚集交汇的这个文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被项羽赶到干涸的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由此也可以从西汉开始看出，在汉朝类似藏象弦论的《黄帝内经》，这时才正式定型成书流传。上个五千年人类在这一孵抱期，来自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四周的河流、江水入川，气候温和，食物丰富，优于地中海和里海地区，人类自然汇聚在这里集聚，由此才奠定了中华为远古联合国的核心和文化大同世界思想；而在团结抗灾形成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左、中、右人群，中为多。到古盆塞海彻底干涸期，大地震仍然有一段过渡期，盆塞海洋文明经过若干年代的逐步迁徙，随着两期大溃坝最后才在东部、中原，甚至远至埃及--中东成为闪族及巴比伦苏美尔人，定居下来，创建了繁荣。
嵇少丞教授说：“去其史”与瞎编其史最积极者，不是异族，竟是中国人自己。其实对于上古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大自然灾害，上古我国先民经历的恐惧和敬畏而产生的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今天被割裂，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无意为之的。类似施雅风院士说，李四光教授开创了中国第四纪研究，他勇于向陈规旧习挑战的开拓精神、探求真理的严肃态度、支持各门学科发展、培植后进青年的宽阔胸怀，永远楷模；但限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实践的局限性，包括李四光先生在内多数研究者没有去西部高山区从事现代与第四纪冰川深入研究的机会，形成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难于自觉改正。这或许，也是我国不能认知西部盆地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及其过早具有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特征的原因。
这也要说到朱学渊先生，他的上古史大统一会陷入“王玉哲悖论”吗？他为什么会说“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他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吗？这还真问到点子上。朱学渊的母亲宋莲卿是朝鲜族人，他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个铁路工程师。朱学渊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在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命运本应该是搞物理学大统一的，而且有很好基础。因为他在研究生院是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过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物理学家的教诲。1980年他还到美国留学，1983年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在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所以说朱学渊搞上古史大统一研究探索，算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物理学大统一搞的是基本粒子涉及夸克、部分子、弦论、圈论等物理学结构函数的费曼-比约肯的“标度无关性”，其抽象被称为“量子色动力学”。如对同一种的正、反、虚、实、无的夸克、胶子等粒子，还要增加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分类。如果把这比作计算机语言编码、编程，而叫做“量子色动语言学”，那么它真可以移植到类似的人类学。即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及形成机制，对应物理学大统一，也类似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这类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他说包括传说在内的人类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而按非洲起源说，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
是的，如果把现代人类各国各民族使用的语言看作“部分子”，那么在这些部分子里，是否还隐藏着三种不同颜色的夸克、胶子等类似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呢？例如远古的四川人叫蜀人----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四川的竹林中，爱出一种叫笋子虫的金黄色的昆虫，在火上烧烤，会发出“苏苏苏”的声音，非常好吃，而且香味扑鼻。原始的蜀人扎堆吃这种烧烤的时候，随着烧烤发出的“苏苏”声，有人最先学着喊叫出“苏苏”
声，接着大片人群也附和喊叫出“苏苏”声。这就是蜀人最早的源语或母语。后来这类现象成为了一种习惯，外来的原始人群见之，也就把四川这里的原始人叫“苏”人，或“熟”人。再后来到源语或母语变成了有语言和文字，“苏”人或“熟”人的叫法，被规范为了“蜀”人。
所谓的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和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能否认可？而且如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2006年李劼先生评论朱学渊和他的北方诸族野性“返祖”探源中说：朱学渊继《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到《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从语音学的角度，将姓氏、部落、地名等等融会贯通地娓娓道来，是别开生面。周策纵先生也评论说，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但李劼说朱学渊的成就还不啻于民族融合，北方的所谓少数民族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但这对吗？那么我国中原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又来自哪里？是否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关？李劼和朱学渊都没有说。然而他们却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对我国中原农耕社会的一次次入侵，是“返祖”的变相；但不阐明和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联系，难道没有美化“侵略”之嫌？
如果把这种美化“侵略”，还说成是一次次给衰败的中华民族回注了野性的生命力的、获得别一种生动的诠释，以及中原汉族在令人窒息的周孔文化下得以幸存，这是否太过分？接连不断的蛮族入侵，血腥方式的侵略，这种使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强行“融合、返祖”，只有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干得出来；所谓蛮族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多，并不存在。而台湾人民在日本压迫下的造反仇恨，和刑天与金二伯的造反仇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二、女真的语言与广泛
当然朱学渊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中并没有露骨宣传。他说，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谴责秦始皇的专制，却很少谈论秦部落的种属。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他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送，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也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秦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有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重视的说法。古代族名“义渠”读如“讹斥”，与现代族名“赫哲”一样，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的谐音；秦与义渠密切，想必也是通古斯民族的同类。秦部落的故地在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那里汉代北连安定郡的“乌氏县”和“月支道”。“月支”就是“月氏”；汉代出走的“大月氏”又是“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因此“月支、月氏、乌氏”等就是“乌兹”，或即“兀者”。不过，元代才启用“兀者”之名，秦汉时还数“月氏”有名。秦部落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之间，无疑也是月氏民族的血亲部落。几百年后“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即是“五胡”。其中，“氐”实即“氏”，氐族就是月氏民族的后裔。那时陇西氐族出了“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等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还曾建立“大秦”政权，可见月氏后裔是认同秦部落的。
秦部落与通古斯民族同俗，在可供研究的人名中，又以“恶来[革]”和“宅皋狼”最为怪异。若知匈牙利有“敖拉氏”的话，“恶来”是戎狄人名就无疑了，它应该是蒙古语“山”字“乌洛”的转音。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古字“它”应同“陀”音，“它皋狼”就是满蒙二语中的“锡”
字“托活罗”，或其衍生族名“吐火罗”的谐音。北方民族常以族名做人名，“它皋狼”就是以“吐火罗”为名的。既然“吐火罗”是部落名，自然也就转化为后来的姓氏。土耳其是突厥民族的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秦部落人名与戎狄族名对应的现象，实在太多。信史时代的人名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女直”，“到满”是“头曼”，“蒙骜”和“蒙武”是“蒙古”的谐音“蒙兀”等。中原古代人名如：“句践”即“女真”（读“朱里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读“莫吉”），“百里奚”即“篾里乞”等。这些对应，说明中原民族与戎狄同源。
而要追究秦部落的确切血缘，求证“赢姓”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的姓氏，21世纪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赢”字是与“燕”字是同音的，东北“燕国”是与“赢姓”有血缘关联。若注意到的“燕、颜、淹、眼、岩”等字的方言音，不少是与“俺”字同音的，如四川歇后语“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正是用的这个特徵。把“赢”读作“安”，却能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如果秦始皇叫“赢政”，说是“姓赢名政”，那么他的儿子叫“胡亥”，不就该是“姓胡名亥”。嬴政和胡亥都是戎狄的人名，内中没有姓氏。“嬴政”与清代雍正帝的名字“胤□”同音，把它们读做an─zhen，就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陈”的“一音之转”。因此循着陈梦家先生的猜测，人名赢政的源头“燕国”就是“安国”；历史上的“赢、阴、允、颜”诸姓，就都是“安姓”。“按春”和“按陈”的字根是“按出”，它与“爱新”一样，都是女真语里的“金”字。“按出”后缀一个-n音，便是“按春”，而“赢政、胤□”又不过是“按春”的同音僻字。金代统治部落“按出虎部”的名字，也是从“按出”来的。其实，“安姓”就是“按出”部落，或“金姓”氏族。而“燕国”就是“按出国”，或即“金姓国”。“赢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号“金”，爱新觉罗氏建国“清”；以“秦”和“清”都是“金”的谐音，都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民族立国的国名。顺便颇易理解的语音规律，是不少首音为y的字，只须将这个y除去，即可大概明其古代音。如，将“有”（you）字读作o或u，上古传说中的“有巢氏”是“兀者氏”，“有扈氏”是“回纥氏”，“有莘氏”是“乌孙氏”，就都不言自明了。而把“燕”读作“安”，把“月”字读作“乌”，也可以说是沿用了这个规律。其次，“赢姓”虽是通古斯氏族，秦部落的语言却很像是蒙古语。
六朝古都南京，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与“丹阳、江乘”同属“会稽郡”。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
”，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东魏时，在河南沉丘地方也设置过一个“秣陵县”，辖颖水流域的今项城、沉丘、郸城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于安徽入淮，是中原的“名流”。东魏（公元534-550年）是从北魏王朝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鲜卑族皇帝事事效仿鲜卑旧俗；在颖水旁设置的县名“秣陵”，无疑是个鲜卑字。鲜卑语是蒙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