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一、南京军区下属各部开展“四大”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
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
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其他各部门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
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特别是有些人，“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还有不少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日左右，宣传部的摄影干事陈时秋写了一张大字报
陈时秋认为：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他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
这张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陈时秋和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
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
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接着，他们强令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并强令领导人“跪下”接受批判，并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政治部的人很快撤离会场，并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又把文化部的方泽浦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有人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南京军区后勤部一部分人，召开批判大会。
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
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赵玉祥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许世友当时在北京开会，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二、许世友下令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
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许世友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181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陈荣安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
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
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王六生主任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
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南京军区天天抓人。
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副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副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等等统统都被抓起来了。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
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院、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
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
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
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
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
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
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
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
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
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赵玉祥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被关押的人，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被关押的人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
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
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按“官方统计”，总共逮捕的有505人。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181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700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后勤部在大礼堂后召开批斗大会，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参加，“专职人员”，高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赵玉祥、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被押解到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
田从洵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
于国城任营职，指控他是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赵玉祥任营职，指控他骄傲自满。
周乃馨任连职，指控不详。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
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
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许世友开始释放被他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艾汉美等人。
艾汉美释放后，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他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一九六七年四月，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其中赵玉祥、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人。这批人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艾汉美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军区政治部在他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他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陈时秋、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到浙江义乌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负责文教卫系统。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三、南京军区受压的干部要求平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叫张春桥去接他。
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毛主席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并同意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
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
许世友对别人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通知南京军区政治部下放浙江的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人：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40—50人。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艾汉美。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赵玉祥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赵拒绝了这个任命，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赵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急电”。
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
并列出抽调的40人名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后来，这四个人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
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
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旬，浙江的南京军区干部“批资总部”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人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人、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人，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朱顺潭（嘉兴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揭发控诉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通知朱顺潭到这里谈话。
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
“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
“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没有多久，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
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赵玉祥透露：
“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
“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
“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
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
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赵玉祥等平反小组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副书记谭友夫。
走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
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等地，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晚上，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艾汉美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200多干部的代表，赵玉祥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刘锦平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刘锦平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会后，“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
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联合成立的“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
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由军区政委杜平，副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许世友一直在大别山上，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这时，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
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林副司令说：“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鲍先志中将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
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
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
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参加了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代表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代表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周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
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谒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十一名代表”有两人：艾汉美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人也在主席台就座。
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
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发南京军区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打击迫害造反派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四、许世友擅自决定批判“倒许乱军”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某日，南京军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
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讲话，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不报告中央，竟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风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
由许世友训话，他说：“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
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在“积代会”上，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
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初期，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他强调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但是，杜平的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营级参谋朱雷等一大批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被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家也被抄了，在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经历了残酷斗争。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
艾汉美被定为“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他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艾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艾感到莫明其妙，简直“祸从天降”。艾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他“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艾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艾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艾拳打脚踢，把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艾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他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艾汉美等人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他们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百水桥营房，“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等人。
在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营区内，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200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他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初期，许世友亲自到学习班讲话：“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
。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有一次，他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一天晚饭后，谈某邀艾汉美在附近散步“转一转”。他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艾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艾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就“转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我艾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艾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发言人，正是昨晚同艾“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艾展开了大批判。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一九六八年五月，陈荣安一九六七年二月写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作为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被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
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
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
重来之后，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
吴俊红小鬼出身，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说“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
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一九六八年某月，“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又命令20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
一九六八年六月，赵玉祥成为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了120天（6、7、8、9四个月），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走到那里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赵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批判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学习班党支部给赵戴上7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李树和统一规定：“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是陈时秋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小组会上逼陈交代是攻击毛主席。
当时，陈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由于天天逼迫交代，逼得陈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其实，学习班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陈，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陈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
（到北京学习班后，高岳言告诉陈“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
一九六八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等12人又被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间，白水桥学习班由宣传部召开对艾汉美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50—60人。
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艾作检查两天，对艾批判一天。
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艾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
艾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
对艾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艾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赵玉祥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
一九六九年元月，赵玉祥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
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赵谈话，冯对赵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
五、中央决定南京军区的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学习班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
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许世友对他们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王蕴瑞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学习班。
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
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学习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