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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体育学院2010年广州亚运会啦啦操（马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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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崔健和他的年代
南方周末 冯翔
核心提示：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
日，北京崔健“蓝色骨头”演唱会。一块红布蒙住双眼，是崔健的标志，也是大多数崔健歌迷的记忆。（CFP/图）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兵马俑方阵、摩天大楼、毛泽东挥动巨手、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小平您好”……
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在演唱会上连环播放这些图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暗示着演唱者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是崔健。人称“中国摇滚乐第一人”。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万众欢呼中，52岁的崔健略微弯曲的身影出现在幕布后面，挎着吉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浮现在黑色屏幕正中。这是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向信念致敬”。
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
“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会开始不久，他就开始挥舞双手，带着周围一群年轻人高喊“牛B”，喊得主办方负责人——西安音乐厅总经理曹彦恨不得冲过去揍他。
这个激动的胖子，是音乐厅的策划总监曹继文。兴奋的同时，他会不时履行自己的职责，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来。1990年，刚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观众群中。
在举办这场演出前，西安音乐厅做了市场调研，结论是：百分之六七十社会中层以上男性对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结。但在路边做随机调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剧降低了。
曹继文坚持：这场演唱会，最有可能买票的，就是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向信念致敬”这个名字更有商业号召力。他说服了所有人，演唱会的海报也用了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的那张红色头像。年轻，锋锐，桀骜不驯。那是二十多岁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轻人的模样。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1985年下半年，中国摇滚乐孕育期，整个北京地下音乐圈到处弥漫着深重的压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本人。
压抑首先来自生活。这一年6月，“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它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乐队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员。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
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找到乐队队长、北京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员文博：“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那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乐队解散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掀起的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编辑部被迫写检查，收到的六万多封青年来信被集中销毁。
“七合板”的七名成员全部来自北京歌舞团，离开四五十块的月工资便无法生存。他们只能回去，继续“百鸟朝凤”、“丹凤朝阳”。
崔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个成员杨乐强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对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今天他还记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个清晨敲开他的房门，满脸兴奋地给他看一条满是兜和拉链的牛仔裤，刚买的。“怎么样？操，哥们儿现在更热爱生活了！”
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有后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有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内部，崔健也只是三个主唱之一，而且年龄最小。磁带的封面是七个人叠成四层人梯状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
回到家，崔健要面对一个更加逼仄的空间。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栋筒子楼，他父亲单位空军军乐团分的一套老式两居室，没有客厅。崔健和一张桌子、一堆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还有弟弟崔东一起挤在小屋，吃饭都要去父母卧室。
“那时候崔健真是一无所有。”认识崔健时，曹平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戴着墨镜参加各种音乐比赛，上台弹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还没有后来“中国摇滚传教士”的称谓。他说自己当时“特别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从来都一屁股坐下。
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几乎个个有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工作要丢了，你能干什么？这摇滚乐是美国的……那是美国！”
崔健的父母已经算宽容的了，从来没有给过曹平脸色看。但终于有一天，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这是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1985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写出了13首作品。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
“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己那一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就产生于北大。在高考升学率只有3%的1980年代初期，“天之骄子”对大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正面评价。这些目睹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又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拿到“国家干部”身份的年轻人，充满改造世界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们与崔健相逢。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角是有外国留学生参加的ADO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之一、马达加斯加人艾迪到今天还在为崔健的演唱会担任主音吉他手。崔健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当时还没有今天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而是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
演出到一半，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老外，听说是CBS的记者，来拍“中国的摇滚乐”。杨乐强冲上舞台，把崔健扛到肩膀上，让他更高一点儿；何勇则和大学生们在台下喊：“他叫崔健！His
name is CuiJian！”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掉眼泪，也是惟一一次。”曹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日：“他给我们喊出来了”
随着《一无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公开亮相，中国摇滚乐的生日已被普遍公认为日。
在正式演唱之前，担任这场演出伴奏键盘手的中央乐团音乐人梁和平已经在排练时被震撼过一轮。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梁和平就是为这首歌发出第一个音符的人。在拿到功能谱、按出键盘上的一个长音时，他还不以为意；等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他骤然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知道，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某种东西”。
崔健穿着王迪父亲的一件旧褂子，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演唱的形象，已被载入各种“改革开放30年”媒体专题的镜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内心的庆幸。如果不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点头，这首带着明显西北风的情歌将就此湮没，再出头不知何日。
崔健抓住了机会，“百名歌星演唱会”是前后十年间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场音乐会。虽然有些人甚至刚听第一句就愤而离席，但王昆自有她的底气。她丈夫周巍峙曾担任过文化部代部长。
曹平演出结束去道贺时，记得崔健说了一句话：“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一无所有”之后，音乐界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被惊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上头”发指令；地下音乐圈则暗自兴奋，或羡慕嫉妒恨，或决心奋起直追。曹平再也不说“崔健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了，下决心做了一名专教各种乐器技术的摇滚乐教师与研究者。
崔健的分量迅速变重。臧天朔曾大叫：“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为崔健看不起自己。后来担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则说：唱完《一无所有》，别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
《一无所有》开始在社会上以野火之势蔓延，这首歌传到美国，有十年知青经历的艺术家陈丹青听得热泪盈眶。“这首歌是社会上所有苦逼和屌丝的心声，他给我们喊出来了。”2012年11月，陈丹青站在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回忆说。
这种传唱的范围也包括同行。有一天，曹平去孙国庆家，发现孙正在清唱《一无所有》。发现他来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拿这歌练练嗓子。至于后来孙因为在磁带中翻唱这首歌而被崔健指为侵权，则是后话。
需要强调的是：《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社会压力远远高于赞誉。1987年初，已经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的北京交响乐团贴出一张海报将崔健劝退，理由是他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
当年年底，曹平盘算办一场崔健的演出。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学提供场地，又自作主张定了崔健和每个乐手的演出报酬。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听说了，问：给崔健多少？他说：一百元。书记顿时勃然：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这场演出就此夭折。
得知此事的崔健沉默了一阵，开口了：“我们这么多年创作，排练，谁给过我们钱？”
沉默和眼袋一样，是崔健的突出特征。多名与他相交几十年的朋友都证实这一点：崔健最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叫，只会默默走掉。
直到1989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平生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上，崔健才开始回击。中场休息时，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话走掉：这不就是一帮小流氓么？崔健听到了，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帮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全场欢声雷动。
这一年，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他一再坚持下，原本只需几天的录音过程反复磨了近一年。这盘磁带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这还只是正版的数量。这张专辑，至今也被公认为崔健最经典的一张。
由于崔健是“个体户”，没有可供通信的地址，磁带里附着一张纸条：如有质量问题，请与中央乐团梁和平联系。梁和平成了崔健的邮递员。每隔几天，他抱着一堆来信去找崔健，两人同看。他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被《一无所有》震撼的缘故。
2010年左右，央视做崔健的人物专题，要采访梁和平。梁和平构思了几天，抓起电话打给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谁吗？我告诉你，你就像但丁，文艺复兴的但丁！”
“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
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
1990年，崔健以“为亚运义演”的名义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现场煽动性太强”。（肖全/图）
1990年：“演出就此结束”
“同志，我来联系一件事儿。崔健要来郑州演出，想请咱们学校多多给予帮助……”55岁的作家赵健伟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赵健伟是崔健团队的宣传员，拿着200元的月薪，帮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郑州。大学是个大市场，他跑到郑州大学团委，想请他们帮忙在食堂这样的地方贴几张海报。那时，海报就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值班的是个年轻姑娘。“崔健……好呀！他什么时候来？”答应得极痛快。
几天后，这个从小到大一直的乖乖女，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跟赵健伟坐火车去了崔健演唱会的下一站。今天，他们俩的儿子正上高三。
1990年对于摇滚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前苏联的摇滚乐之父，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曾获得戈尔巴乔夫接见的音乐天才维克多·崔，在1990年因车祸早逝，年仅28岁。他的歌至今仍在俄罗斯传唱。
另一个是崔健。这一年，他发起了一场中途夭折的全国演出。这场前面挂着“亚运”二字，带有官方色彩的演出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悲喜剧。
“女子十二乐坊”创始人王晓京现在还很自得。去见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那天，他和崔健迟到了二十分钟，还被接头的官员训斥了一顿：百发市长从来没这么等过人！
“张百发很欣赏崔健。态度很和蔼，说：‘感谢你们为亚运会做贡献……’”跟亚运会挂上钩，以便打开局面，这个创意最早出自崔健的父亲。
得到张百发首肯，演出团队很快搭建起来。王晓京做经纪人，赵健伟管宣传，崔健本人及乐队，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路建康担任团长，亚组委出了两名官员，再加上录音、混音师、舞美……浩浩荡荡四十多人，路线定好三条。首先是“西南线”，北京、郑州、西安、武汉、成都，回到北京休整一下；然后是“华东线”和“东北线”。
让王晓京自得的，还有跟亚组委谈判，帮崔健争取到了全部演出曲目。
“《一无所有》能有什么政治隐喻呢？那是一爱情歌曲，那是他给前女友写的；《解决》、《这儿的空间》是跟性有关的，《最后一枪》是给电视剧写的一个插曲，那个‘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意思就是‘让我死了算了’；还有《一块红布》，咳，他就拿块布蒙着眼睛一唱，您就让他唱了不就得了……”王晓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从1月28日的北京工体，到4月9日的四川省体育场，西南线演出的五个城市场场爆满，包括“全国演出最难搞的城市”郑州，和费翔演唱会只卖出六七成票的西安。
在西安，一个名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几年后她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今天她叫闫妮：崔健点燃了她对艺术的向往。否则，她现在就是一个会计，绝不会出演电视剧《武林外传》。在成都，一个名叫唐蕾的姑娘冲上舞台，狠狠亲了崔健一口。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专门资助新生的摇滚乐队演出。
肖全也是在这时与崔健相识的。当时，他还没有“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这个称呼。压轴的歌是崔健用轻摇滚方式翻唱的《南泥湾》。整个成都疯掉了。维持秩序的女警察和人群一起手挽着手，高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肖全泪流满面。从此，他经常一边在暗房里放崔健的歌，一边冲洗三毛、姜文、张艺谋和杨丽萍的照片。
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没几天接到通知：演出就此结束。
一位团队成员记忆中，亚组委的原话是：“快到6月了，亚运会的工作很紧张，就不用继续办了。怕活动人多的时候出现被坏人利用的情况，给亚运会抹黑了。虽然你们当初跟亚运会提出捐助100万的目标没完成，但是没关系，不用了。谢谢你们啦！”
肖全不久就打听到，有人打了一份报告，说崔健的现场煽动性太强。原话是：“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由于挂着亚运会的名头，各地政府都将这次巡演看成官方行为，派了官员到场。在梁和平拍的录像上，他们的表情是尴尬和震惊。
“他们怕出事儿。”梁和平的弟弟、后来担任崔健经纪人的梁卫平也参加了这次巡演，“万一出点事，谁兜着？”
被叫停后，亚运巡演团队就此解散，演出团团长路建康被免去了北京市演出公司的经理职务。
路建康后来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制作总监，接受过不少次媒体采访，从未详谈这段经历。但他始终没忘另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扣除成本，崔健的西南线演出一共盈利25万元人民币，崔健打算将之捐给亚组委。结果，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扣下了这笔钱。理由是：征税。
根据赵健伟的记叙，税务局的理由是：这25万元作为崔健个人向亚运会的捐款，必须同时交纳6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15万元。
2013年1月，南方周末记者问崔健：后来那25万元怎么样了？崔健笑笑：“忘了。”
1992年：“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
“警察把演出封了，还让我们挂出一块牌子：因为天气原因，今天演出取消。”
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易玛·冈萨雷斯·布依的抽屉里，至今保留着1987年拍摄的一叠崔健演出照片，背面已被时间印上一块块明黄色。
那时，她还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留学生，认识崔健之后，开始悄悄组织他的演出，包下一个酒吧，卖十块钱一张的票，支付场地成本后全部分给崔健和乐队成员，自己纯粹义务帮忙。
这样的演出经常在开演前一小时被警察查封，只能退票。警察有时会责问她：你怎么不申请呢？她说：谁会批啊！
她完全没想到，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十几年。崔健遭遇了中国摇滚界无人不知的“封杀”。
“封杀”的确切含义是：无法拿到在北京进行大型演出的批文，也无法出现在电视上。
1987年，崔健翻唱《南泥湾》触怒了一些人，他变成了“麻烦制造者”。亚运巡演夭折后，崔健更陷入了这种状态。北京的演出不可能得到批准，各地的演出商也都在观望。有一种说法是：崔健喜欢在演唱歌曲的间隙说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话，惹得官方恼怒。
直到1991年2月，一个大胆的商人请他去广州做了一场演出，外地的局面方才打开。但是，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他只能在酒吧和迪厅里活动。从1990年4月亚运巡演归来，一直到日，崔健才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办了自己的大型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1993年，曹平的女友在央视实习，看到过内部指令：禁止崔健上央视。
做过崔健多年录音师的曹军回忆说，1990年代他去申请演出，和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市场处的处长闲聊，对方点着自己的办公桌说：看到没？我这儿玻璃板下边压着呢，崔健是不让演的。
“那个处长其实私下里很欣赏老崔，还去看过好多场演出。但这事不是他能定得了的。”梁卫平补充。
“封杀”也是有缝隙的。1992年末，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出“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演出的一个节点。
梁卫平回忆，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副秘书长找到他问：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办一场演出？他说：可以啊，不过你得负责弄到批文。
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创始人、八十一岁的著名肿瘤专家李保荣对南方周末记者清晰地回忆：“1992年，我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是李克农上将的女儿李冰。为了呼吁社会支持抗癌事业，营造影响，我们想到了摇滚乐……”
八十高龄还在上班、出差的李保荣，谈话中仍不离“资产阶级倾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但颇有点严肃地声明：“我是支持新生事物的。”
他当面检查了崔健的全部歌词，结论是没有政治倾向，也不颓废，“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过了几天，批文真的下来了。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亲自挂帅，要把崔健的这场演出变成警方工作转型的试验田。“找我去问国外摇滚乐演出怎么搞安保的。”梁卫平这才知道，原来北京警方对这类音乐会的安保毫无经验，更没有模式。“从前，他们印象中的音乐会观众都是规规矩矩坐着听完的。”崔健此前的历次演唱会，都搞得各地警方人仰马翻。
演出效果非常成功。近20万元盈利全部捐给癌症基金会，崔健没有要任何报酬。第二年，他又为北京市体育总会办了一场募集资金的义演，方式如出一辙。
北京大型音乐演出的安保工作，从此有了统一的模式，由警方的文化保卫部门转归治安部门负责。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设计，沿着VIP观众席坐满一圈，把观众包在当中，这叫“镶边儿”，中间再安插一定数量持票入场的便衣；武警四处巡逻，见到有站起来的歌迷就跑过去按其坐下……有许多安保措施一直用到现在。也是从这场演出开始，警方开始对演出方收取一定的安保费用。
上国时代公司董事长方馨承办了崔健2011年7月的济南演出。警方对她说：崔健的演出，要收取最高的安保费用，一分钱折扣都不打。“二十年前他在这儿办演出就踩坏过椅子。”
从翻唱《南泥湾》开始，崔健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但崔健想做的是“永远的批判者”，用批判让社会改进：“等到文明进步，我还会站在更高的标准上批判”。（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日：“他不是麻烦制造者，他是沟通者”
过去的东西都是过去，你参与它干吗？你复制它干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再牛B，再傻B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很多人抱着1980年代说想回到1980年代，我说1980年代的启蒙只不过是躺床上赖床，现在你是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站不起来，你那时候白启蒙了，你躺着躺着又睡着了，而且睡得更深，那种启蒙就没什么意义。
谈“撒野”
我原来确实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害怕。我最近说话越来越胆大，确实有变化了。我们以前也有胆大的时候，比如在舞台上唱“撒点野”，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你怎么可能用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得说：去你妈的，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
对自己无法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这十几年，崔健从未公开评价和抗议过。“我感觉不到自己被封杀……我们小型演出、外地演出一直没断。”
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
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
“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
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
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
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
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
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
“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
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
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
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
“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
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
“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
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
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
“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
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
“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
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在日的北京演唱会上，崔健几次号召观众站起来听，但现场观众站起来的并不多。“比崔健更尴尬的是观众，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看过崔健演出的诗人高星如此写道。
尴尬的原因主要在于：演出场所万事达中心的一万余个座位大多设在高高的看台上，稍一站起来就有令人腿软的危机感。真正站起来的，还是日西安的“向信念致敬”。
西安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展厅，空空如也，椅子都是临时摆放的。所有人都脚踏实地，导致惊心的一幕出现得很快。事先警方已经声明不许观众站着，结果崔健刚唱第二首歌就一声令下：“大家都站起来跳舞好吗？”全场五千人轰隆一声，齐齐地站起来。还有人站在椅子上。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头缠红布，跳着喊着。
没多久，后排观众开始举着荧光棒和相机涌向前排，最后整个展厅变成了一个巨型的live
house，所有的人都成了票价2013元的VIP观众，把他们按回座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种狂热背后的甘苦唯有主办方——西安音乐厅知道。他们没想到，办一场崔健的演出是如此艰难。
能让观众站起来的演出地点不好挑，西安的演出场所要么太小要么太远。等签了合同，去审批时，赶上一切活动审批暂停。“你搞摇滚乐的演出，人都站着，太可怕了，我们都心惊胆颤的。”负责具体操办这场演出的西安音乐厅市场部部长罗敏每天都得去跟警方磨合，汇报安保方案、票务方案、现场搭建方案……一直磨合了几个月。
最惊心的一幕，也是歌迷们最狂热的时刻出现时，现场一位负责安保的人揪着罗敏：“再有人站着，我就把你抓起来……我要给你断电！你现在就上台去说，演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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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我？ ——崔健商业篇&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
崔健执导电影《成都我爱你》剧照 （CFP/图）
崔健说自己不拒绝商业，可老是觉得商演太多，汽车、洋酒都出高价请过他做代言人，再三思量，他还是没同意。他说他更愿意做公益，或者把时间放在拍电影或发明一种效果更好的录音设备上。2013年，一款印有崔健头像、内置崔健所有作品的智能手机即将出炉。
在现实中，崔健一直顽固地对商业化进行某种抵制，他至今没有为任何一款商品做过代言。2013年，他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计划，包括一款印有他头像的智能手机，和一顶绣着红五星的棒球帽。
与此同时，他在艺术上的另一条路——电影，却走得总是磕磕绊绊，更使他在商业时代的影响力，显示出一种尴尬的状态。
“太低级”
“……他（崔健）状态极好，全场气氛极好，为他高兴。”日晚间，67岁的哲学家周国平发了一条微博。
“我俩合著的《自由风格》增补本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出版社原计划在个唱现场发售，遭场地管理方拒绝，理由是崔健的歌碟也没允许发售。这是用一个错误证明另一个错误是正确的，很无语，是吧？”
《自由风格——崔健周国平对话录》的再版，是二人的一个公益计划。版税收入全部捐赠给他们共同的朋友梁和平——几个月前他因车祸而高位截瘫。
尽管书没有卖成，但2012年底开始，崔健进入商业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则是毋庸置疑。第一次有他元素的商品在这场演唱会现场售卖。那是一顶白色棒球帽，带着一颗手工缝制的红五星。和他头上戴了多年的那顶一模一样。
这是崔健与商业合作的一个新起点。2013年开始，他将启动一系列商业产品，包括一款智能手机。它的附加值包括崔健的全部歌曲，一些照片，以及各种演出的80个视频。预计售价5000元。名字叫“蓝色骨头”。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么多年来，也需要给积累的这些影音资料找到一种合适的商业载体。这大概是崔健肯接受合作的主要原因。
崔健说自己不拒绝商业。但多年来，他其实一直在顽固地对商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抵制。似乎总担心被它侵蚀。
早在陈戈担任经纪人时，崔健就拒绝过一款汽车代言，陈戈为此和他吵了很久。“他觉得这种商业合作的模式太低级。”他还会抱怨，给自己安排的商业演出太多了，本来应该把时间花在拍电影和发明一种效果更好的现场录音设备上。
这种状态延续到尤尤做经纪人。一款品牌价值很高的洋酒也想找崔健代言，出价500万。尤尤觉得机会不错，谈判了足足两个月，包括演出时要在音箱上放一瓶该品牌的酒之类诸多细节全都谈妥，崔健还是在最后一刻拒绝签字。“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成名快三十年了，崔健没有为任何一款商品做过代言。惟一可以算作例外的，是2008年与一款鞋的合作——那家品牌的形象店开业当天，他去挑选球鞋。当天该店的全部收入全部捐赠给四川地震灾区。
相对商业，崔健在公益方面明显更上心。仅汶川地震他就参与了三次捐款：自己捐款51200元，牵头组织汪峰、许巍、老狼等人义演，募集40余万善款；参与“崔健论坛”歌迷的自发捐款。
第三次是匿名。他悄悄告诉一位歌迷：你们无论捐多少都告诉我，我给你们加一倍。但不要提我的名字。最后，这笔6万余元的捐款托灾区的崔健歌迷买成蔬菜，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过于艺术化”
像早期他的演唱会总是取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样，崔健近年来最常用的冠名元素同样来自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蓝色骨头”，一首基本没有旋律可言、长长的说唱歌曲。
《蓝色骨头》出自崔健最近一次出版的专辑，2005年的《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中，他比上一张专辑、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走得更远，几乎完全放弃旋律，用说唱为基础进行了多元化的音乐实验。这导致《给你一点颜色》成为他遭受批评最多的一张专辑——这一点崔健本人也承认。
但崔健依然力挺这个名字，把它给予了自己2012年末开始的全国巡演，以及第一部自己导演的故事长片。
日20时49分，崔健正在北京的“蓝色骨头”演唱会上带领万人合唱，70岁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在微博发布了一封《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我担任艺术顾问的电影《XXX》，于日送电影局审查；四个月了，还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
据谢飞了解，该片之所以审查速度如此之慢，是因为被定为“问题影片”，需等有关领导审看。“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林立果选妃”及同性恋。
知情人透露，这部名为《XXX》的电影，正是崔健的《蓝色骨头》。1980年代红遍中国的女歌手毛阿敏在其中饰演一个团职女军人。这次西安“向信念致敬”演唱会，她穿着绿军装蓝裤子上台，与崔健对唱。
电影是崔健近年来一直试图拓展的新领域。他的处女作是一部8分钟的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拍摄于2006年初。两年后，他开始尝试故事片，执导了一部名为《成都我爱你》的电影。
《成都我爱你》由中博传媒投资拍摄，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共分三部分，“过去篇”、“现在篇”、“未来篇”，分别由香港导演陈果、韩国导演许秦豪和崔健执导。
崔健的“未来篇”由“超女”谭维维主演，他参与了编剧。大意是通过一次殴斗，女孩与一个男孩的人生开始碰撞，才发现他是当年在汶川地震废墟里救过自己的人。情节并不复杂，只拍了两个多月。陈果加上崔健，总长度一个小时的这部电影参加了东京、香港、威尼斯、釜山四个国际电影节，却至今没有公映。
中博传媒公司的会议室门口，挂着《成都我爱你》参加四个电影节的四张证书，足见重视程度。正前方，是一幅2002年姜文《鬼子来了》的关机仪式合影，崔健在其中露出自信的笑。他为这部电影制作音乐。
“我们觉得他很有才华。一开始想让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没演。”中博传媒副总裁林毅是《成都我爱你》的执行制片，目睹了整个拍摄过程。这部电影从2011年起就争取上映，已经试了两年，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拍得过于艺术化，不是商业院线喜欢的电影。”
从音乐转战电影界，半路出家的崔健走得并不顺畅。作为一种新商品，电影滚动的节奏明显与他的习惯不符。他的上两张专辑之间足足隔了七年，而《成都我爱你》从创意到送审，却一共只有六个月。
2009年9月，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闭幕电影，崔健部分的《成都我爱你》遭遇了一部分观众批评：过于意识流，传递的信息量太大来不及消化，电影更像一部超长的MV。现场记者对该片的观点也分成了两派。
崔健的导演风格是很认真的，重拍的镜头多。拍到全片三分之一时，公司不得不出面提醒他注意胶片成本。但认真拍摄无助于推广，愿意放映的院线不多。核算结果是：如果硬推，票房收入连宣传和发行费用都收不回来，更不用说拍摄成本。
按照林毅的口径，这部片子现在还处于寻找合适档期的阶段。在这方面，崔健本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帮助。“艺术作品谁也说不好。哪个电影都会有遗憾，我们也不好评价它。制片方投这个东西要承担这个风险……但是首先来说，导演也是有责任的。”
（唐师曾/图）
超越不了的那一天？
除了待嫁的《成都我爱你》，难产的《蓝色骨头》，另外一部与崔健有关的电影，更让他的影响力展示出一种微妙而尴尬的状态。
这部电影就是不久前刚刚在韩国釜山获得国际3D影视节特别贡献大奖的电影《超越那一天》，同样在等待公映。
《超越那一天》取材于、31日崔健在北京举办的同名演唱会。他请来了当年劝退他的北京交响乐团，办了一场独特的交响＋摇滚演唱会。一家创立没多久的影视公司“3D中华”是这部电影的投资者。崔健以出让版权和制作音乐等方式参与合作。
“3D中华”的老板白强生于1968年，18岁在大学读书时迷上了崔健，1999年崔健去美国演出时就住在他家里。决定回国创业前，他刚看了U2乐队的一部3D演出电影，认为“有前景”，就找了崔健，开始合作。
崔健对质量的要求一如既往，自己一轨一轨地做音乐，足足用了九个月。这固然有助于出品方节省录音棚成本，但无形中又拖长了商业流程。白强与韩国的
3D制作团队也历经艰难，总共烧掉700万元才做成。然而，这种认真与艰难还是于事无补。没有一家宣发公司愿意发行，全国也没有多少院线愿意放映。
崔健当年影响的那一批1980年代、1990年代的大学生，今天多是社会中坚。方馨在操办崔健2011年济南演唱会时，惊讶地发现：许多高级军官来听。“部队里怎么潜伏了这么多崔健的歌迷？”
然而，这些社会中坚不是电影院的主流客源。他们不会吝惜崔健演唱会的VIP门票，但未必舍得花二十分之一的价钱看一场演唱会的电影。3D中华公司问了全国四百多家电影院，一共只有36家对这部音乐电影表示出一定兴趣。根据调研，看电影的主流人群年龄在22岁。崔健能影响到的人群，与这一人群重合度极低。白强承认，他投资前并未做市场调研，“以为老崔的影响力那么大，肯定没问题，结果……”
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却总是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不少宣发公司的老总都四十多岁，和白强一样是崔健的歌迷，看过电影后都很兴奋，当即拍板合作。但是，到执行层面，那些30岁左右的大区总监们拒绝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想不出什么人会来看这部电影，且不论票房不佳还会拖累他们的提成收入。最后，老总们也只能承认失败。
“我们做过评估。这部片子的票房在1000万左右，我们公司能分得360万。而宣发费需要400万。连本都收不回来。”龙腾艺都公司副总裁兰放也是崔健的歌迷，他不甘心失败，为这件事投入了整整一个月，在全国18个城市的电影院对观众做了一千四百多份调查问卷：你会唱《一无所有》吗？绝大部分人都会唱。第二个问题：知道是谁唱的吗？答案就不一致了。“汪峰？”“许巍？”……
于是，《超越那一天》和《成都我爱你》一样，也处于“寻找合适档期”阶段。有人建议再投资，再重拍。
没有人满意这种局面，包括崔健自己。他和白强几乎吵起来，“商业投机”这样的狠话都说出来了。他似乎对商人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
为了拯救《超越那一天》，白强想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找主持人黄健翔帮忙推广。黄健翔也对崔健很有感情，2012年3月，他在山东卫视主持的《歌声传奇》节目中当众单腿跪下，请求崔健在自己的后背衬衣上签名。他说，“当崔健的旋律从音箱里奔涌而出的时候，感觉青春扑面而来……我们最不后悔的是：我们的青春有崔健。”
黄健翔很干脆地在自己的微博上帮《超越那一天》转发了二十多次，还不如黄健翔自己平时发几个字的“今天嗓子很疼，不能主持体育节目”之类得到的评论多。其中有人讽刺“黄老邪又在收钱做广告了”，实际上他没有收一分钱。
白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健翔的一千三百多万粉丝，与崔健的歌迷重合度也不高。
倒是当当网总裁李国庆的支持，令他找到了温暖的同类感：在当当网为这部电影召开的内部研究会上，几乎所有的年轻中层都持否定态度：“这部电影跟我们网站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网上帮你挂广告，这得给我们多少钱啊？”
全部听完，李国庆啪地一拍桌子：我先定个调子：大家知道我一直喜欢崔健，我觉得崔健的音乐跟我们当当网的企业文化很像。等到上映，我们不但要在全国包场，花钱请VIP客户来看；还要动用我们的数据库，给所有买过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读者发email，提醒他们有这部电影……
李国庆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如此支持这部关于崔健的电影，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情结。
另一个饶有意味的现实是：《超越那一天》的导演之一，28岁的3D中华公司艺术总监曹雷本身就不是崔健的歌迷。尽管崔健的90后歌迷数量已经出乎她意料，但仍不足以撑起这部电影。
曹雷在崔健家看过《蓝色骨头》。她不理解：为什么要做一部“文革”背景的电影。而且，把“林立果选妃”这样的事放在电影里，年轻人会感兴趣吗？
南方周末记者问谢飞：如果这部电影一刀不剪拿出去放，票房将会如何？他想了一下回答：不好说。
“骨头是蓝色的”
李国庆一直在试图让十五岁的儿子听崔健，但儿子明显对周杰伦更感兴趣。
“虽然同样有立场、有是非，但他们这一代人对改变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激情了。或许，你也不能说这是坏事。是我们改变了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了你和我呢？”
影响力旁落——尤其在年轻人之中，是崔健可以接受的现实。但他不愿理解老歌迷们的不理解。尤其是对他大力推广的这个概念，“蓝色骨头”。
白强就是一个不理解的歌迷。他感叹：崔健当年的经典老歌是最好的现代诗，比如《一块红布》：“我要永远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浅近易懂而又深入人心。现在，“蓝色骨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崔健在官方网站上解释：这是他决心完成的一个转变，“从红色到蓝色”。“红色依旧不会褪色，血是红的，而骨头是蓝色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这种说法没能像《一无所有》一样，获得社会各阶层歌迷的广泛共鸣。
这种失败，与崔健的上一张专辑、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出版后类似。这张专辑被坊间评价：崔健与过去的自己走得越来越远，与歌迷的距离也在拉大。
崔健对此的态度是：不可理解。“我费这么大努力，做这么好一个东西，你们居然不听？”他知道，歌迷希望他再写《一无所有》、《花房姑娘》。但他排斥“口水旋律”。“我要写自己没写过的东西。”
对他这种顽固的较劲，梁和平的分析则颇有天命论的味道：崔健承担了年代中国社会对“自我”、对个性的呼唤。这是历史的一个伟大任务，他完成了，并不满足于躺在成功上睡觉，他真诚地要超越自己的那个形象。这很令人起敬。
但是，那个一无所有的时代越来越远去，历史的第二个伟大任务是否还会给予他？或者说，他还能完成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都要面临的“天问”。
这个问题，照样没有答案。
被纳入正常商业化轨道的崔健再也没有像当年亚运巡演那样，创造出超越经验的票房奇迹。方馨在2011年7月承办的那场崔健济南演唱会赔了二三十万，尽管现场歌迷和二十年前一样踩坏了几十把椅子。她把这归结于自己缺乏经验，但也坦言：崔健演唱会的确不是一个暴利项目。他的音响总监是全球闻名的爱尔兰乐队U2的御用音响师，灯光师要专门从香港聘请……演出成本很高。
在北京的一批崔健歌迷还保持着一年一度聚会的习惯。崔健的北京演唱会散场后，他们会包下刘君利开的一间小酒吧，自己弹吉他、贝司和打鼓，把崔健的歌重新唱一遍，一直唱到第二天早上。1992年崔健为中国癌症基金会集资义演的乐队合影照片，现在仍然挂在酒吧的墙上。
这批人之中就有方馨。她希望到崔健60岁的时候，自己能再办一场他的演唱会。“有这样一批受他影响的人，一定还会有市场。”
既有崔健情结，又有消费能力的白强却说：自己不会买崔健的主题手机。因为，他喜欢的不是崔健本人，而是崔健的音乐和理想主义，“我没有必要把他当作一个偶像捧着。”
他说不清楚崔健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但一再强调说，自己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永远不会喜欢赚点钱、参加个拍卖会、骑骑马、买个庄园这些“典型中年人干的事儿”。
事实上，当年这个在宿舍里听崔健的大学生，已经是一个结婚又离婚、出国又回国、拿着美国护照又患了痛风的公司老板。有时，重听崔健的老歌，他会有与李国庆类似的恍然之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在为《超越那一天》四处奔波时，白强找了当年指引自己听崔健的那位大学同学，想寻求帮助。此人现在定居广州，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多年来一直口称自己是崔健的铁杆粉丝。
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铁杆粉丝干脆地拒绝了他：“这什么事儿啊，崔健这电影跟我有什么关系？”
白强当即取消了对此人的微博关注。“你那些歌都唱得很假。”
21:17:42 &&
“一种是平均主义，一种是崔健模式” ——崔健恩怨篇&
来源：南方周末
1991年夏，崔健与乐队聚餐。之前一年“亚运巡演”，乐队每天都面临“谁出饭钱”的问题。商业利益使昔日好友日渐分道扬镳。现在，他们的共识是“这是那个时代的原因”。（王迪/图）
早期，崔健和乐队成员采取那时候摇滚圈通用的“平分收益”的方法，可现实是，主唱是乐队灵魂，乐手并非不可取代。中国摇滚的平均主义难以为继时，崔健率先提出了“雇佣制”的方法，而问题也随之暴露。
赵健伟和崔健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了。
偶尔在一次聚会上他们碰过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尽管赵健伟和妻子正是通过崔健的演唱会认识的。日，赵健伟被崔健告上法庭并最终落败，原因是他写的一本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法院认定，此书未经许可使用大量崔健的照片，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在该书中，赵以崔健团队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一个艺术评论家的身份，描摹出崔健从童年到成名后的诸多经历，并以狂狷不羁的文字，对摇滚乐的源流、现状及前景做了大篇幅阐述。
整本书对崔健充满赞誉之词。包括王晓京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崔健不该打这场官司。还有人猜，崔健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该书在使用的崔健照片下加以一些痞气十足的图片说明，如“&你大爷”。
“我看出了这本书里的虚伪……我不在乎他夸我有多少。”1993年初，崔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会努力打赢这场官司。“如果我最后打输了，人们也会知道，这本书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要说出来的话……你没有权利硬把我安成一个西方摇滚乐在中国的影子。”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是我的朋友，怎么写完东西不告诉我？”
崔健确实跟赵健伟打过招呼，要先看一下书稿。但赵健伟没给。原因是：不想让崔健的意见影响到他想要写的内容。“如果崔健说：不许出，或者说你要怎么改，那我就被动了。”
时隔几十年，赵健伟认为，崔健怒而起诉的真正动机，是他在书中提了崔健和各色人等的矛盾冲突。其中，最大的冲突就在于他和乐手的冲突。
搞平均主义，可饭钱谁出都是个问题
录完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ADO乐队成员因出国等原因一时纷纷离开，崔健自己组建了第二支乐队。
来自日本的吉他手甘利匡辅是毛遂自荐，其他都是崔健找来的当时国内一流乐手：贝司手刘君利、鼓手马禾、键盘手王勇。他们在一家饭店合影的照片，就印在《解决》磁带的封底上。
崔健乐队早期这样分配演出的收入：平均分成几份，每个乐手和作为经纪人的王晓京各拿一份，主唱兼节奏吉他手崔健拿两份。“他累一点儿嘛。”
这是中国摇滚人在早期自然形成的平均主义。他们单纯、热忱，没有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早期的音乐也很稚嫩，没有一个强势的人能够承担所有歌曲各种乐器的编曲工作，需要乐队成员在排练时相互启发。
然而，这种模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主唱往往是乐队的灵魂，主要商业价值的创造者。而大多数乐手是容易被取代的。从资本的逐利本性出发，与乐队所有成员都签商业合约的成本显然不能承受。当音乐开始产生商业利益时，中国摇滚乐的平均主义立即难以为继。
“有些主唱不同意，非要跟乐队一起签，结果没签成；有些人同意了，乐手们一听就走了，乐队散了。”与崔健合作5年的刘君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摇滚乐进入商业化阶段，的确回避不了这些问题，有些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另外，主唱往往也是词曲的主要创作人。这样，在支付词曲版税时平分，就意味着对创作人利益的侵犯。尤其是高额的海外版税，往往是一笔无法忽视的巨大数额。
“七合板”乐队时期尚没有产生多少利益，但这一问题已经凸显。杨乐强记得，当初录他们那盘磁带时，就看得出一些成员对报酬平分的方式不太乐意，“人总是有私心的，不用藏着掖着。”
亚运巡演——这一崔健最早的巡回演出期间，乐队成员每吃一顿饭都要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谁出饭钱？是经纪人王晓京，还是演出团团长路建康，或者是崔健本人？每个人都不好意思提，也不习惯AA制。直到巡演结束，这一问题也没能解决。
改为雇佣制，可有人不高兴了
于是，崔健在摇滚圈内率先提出了一种方法：雇佣制。他作为乐队的核心、主唱和词曲作者，按照排练、演出等具体工作支付乐队成员一定报酬，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平分。这催生了1990年代早期北京摇滚圈里的一句话：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等合作，一种是崔健的方式”。
崔健是中国摇滚圈最早推行雇佣制的音乐人之一。
1991年对崔健而言意味着事业的一个新节点。他的第二张专辑《解决》出版，引来不少批评——从此，他走入了一个循环：每出一张新专辑，都会引来比前一次更高的批评声浪；过一段时间，这张专辑的价值会被重新发现并认可，只是这段时间会越来越长，他出新专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解决》出版不久，鼓手马禾和键盘手王勇离开了崔健。王晓京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他们，发现两人都剃了个光头。“跟崔健分了，重新做人。”其中一人说。王晓京不知道是否玩笑。
“马禾那个人，你把他当哥们，他就把你当哥们。”曹平的弟弟、与马禾共同组建过“呼吸”乐队的曹军说，“那个年代的人接受不了这个。”
曹平则评价：这恰恰是中国摇滚乐没有职业化的表现。
马禾本人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这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没什么好说的。我跟崔健也这么多年一直没联系过了。”他表示，自己其实并非接受不了雇佣制，但具体原因不想说。
他的一名朋友透露，马禾亲口告诉过他，离开崔健一是因为音乐上的原因：“演出给多少钱，让你怎么打（鼓）就怎么打，个人积极性和创作（没了），等于是我为你服务。他（马禾）接受不了这个。”另外，“大家都去演出，最后我们拿这么点，你拿那么多，谁愿意搞谁搞”。
于是，崔健重新组建了乐队。ADO乐队的艾迪、刘元、张永光先后重新担任主音吉他手、管乐手和鼓手。接替王勇担任键盘手的是成名已久的臧天朔。梁卫平说，臧天朔很聪明，其实是在“偷艺”，学习崔健的演出排练过程和运作模式。
与此同时，崔健在家苦练各种乐器，以越来越多地承担编曲、制作工作。“那时他的歌已经成型了，我们基本上只需要编自己演出时的SOLO。”刘君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乐强觉得，雇佣制是市场化行为，无所谓不公平。1990年代他为崔健的演出担任客座乐手时，就是明码标价。崔健的公司来人和他谈：排练一次多少钱，演出一场多少钱……以签署合同的方式规定下来。“你可以不签，对吗？签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个话了。”
现在，雇佣制已经是中国摇滚圈的主流合作模式，被评价为最稳定、管理也最方便的模式。而那些坚持平分收益，吃“大锅饭”的乐队，几乎都在出完一张专辑后分崩离析，或是变为“主唱与乐队”形式。
《解决》尚在录制时，为崔健早期发展做出不少贡献的经纪人王晓京也与崔健分道扬镳。
他说，两人的裂痕产生于一次合作的失败：EMI公司想要为崔健出版1989年他第一场演唱会的现场视频专辑，版权费可达百万港币。但崔健对视频拍摄和剪切的效果不满意，觉得“这是把我当作一个流行歌星来拍”，拒绝合作。直接原因则是崔健怀疑王晓京“动机不纯”，企图拿他谋利。两人吵起来，王晓京气得浑身哆嗦：“其实我比你有钱多了！”
从乐手、经纪人再到词曲作者，崔健与许多音乐界人士的恩怨是非，主要集中在他成名初期的几年。这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又是说不清谁对谁错的罗生门。今天，已没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音乐界观察者都或深或浅地表示出一种共识：这是那个时代的原因，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曾经调处过崔健、王晓京及许多摇滚人矛盾的梁和平分析说：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商品经济阶段，还不懂得“先小人，后君子”，更没有把一切都用经济利益量化的市场规则。相反，我们接受的文化传统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往往因为正常的利益分配伤害感情。
今天的王晓京和崔健是联系不多的朋友。2008年初，崔健给他发了短信，邀他去看自己的演唱会，“你不会失望的”。他去了，还送给崔健一瓶酒做礼物。不过，没让崔健赠票，而是自己掏钱购买。
日，崔健在济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当地一家媒体在采访时对他说：我们与赵健伟取得了联系，在这里替他向你问声好。
崔健回以两个字：“谢谢！”
崔健：我心目中的歌迷是很瘦的中年知识分子
来源：北京青年报
　　在人们的心目中，摇滚乐总是要振聋发聩地嘶吼出叛逆的声音，作为中国摇滚乐领军人物的崔健，自然也该是一副绝世独立冷硬倔强的样子。但是这次为12月15日将在万事达中心举办的“蓝色骨头”演唱会接受采访时，崔健的好脾气却几乎可以用“和蔼可亲”来形容，从来不会把请明星嘉宾之类作为噱头的他，甚至在面对一位年轻记者有关嘉宾问题的纠缠不休时，仍然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
　　据说从前的崔健不是这样的，他甚少会配合宣传，话不投机时更绝不屑于客套地敷衍应付。岁月可以改变很多，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崔健逐渐收敛起他的锋芒，能感觉到棱角仍然存在，却被他深藏于音乐和内心之中。
　　正如摇滚乐中其实也有冷静的反思，崔健如今的平和淡然就是他的另一个侧面，也未尝不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处世之道。
　　■谈演出：
　　我的歌迷只会静静地听
　　“蓝色骨头”是我上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里面的歌，这个名字并不是那种叫嚣着要“给你点颜色看看”的意思，而是想为音乐、为世界添一点丰富的色彩。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我也不是想要多么痛快地宣泄，是希望观众们坐在那儿静静听，不嚷嚷，不疯狂，能思考些什么。
　　我的摇滚乐和西方的并不太一样，所以歌迷也不一样，不会用很激烈的方式来和我呼应。在我的心目中，我的歌迷是这样一个形象：很瘦的中年知识分子，戴个眼镜，表面上看不出来还会为什么东西而激动，但听到触动他们的歌时会默默流泪。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喜欢我的音乐，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和理想的，那我就希望他们能从我的音乐中找到励志的感觉，而不仅仅是来宣泄和爆发。
　　■谈新歌：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这次会唱一首新歌《外面的妞》，其中会有部分英文段落，这是我第一次在歌里加入英文。我不是为了顺应国际化的潮流，只是因为这首歌的题材和内容都非常适合用英文演唱。它讲的是一个乡土少年站在田野上仰望星空的感觉，一种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现在的流行文化充满了功利的成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杜绝冒险精神，总是只看冒险失败了会如何，根本就不去想这个冒险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不管是个人还是某种文化，彻底老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不相信冒险家，我们需要的是仰望星空的人，代表着一种往外冲的活力。
　　所以使用英文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听懂，我始终觉得我的音乐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我只想尝试让最土的和最未来的东西相交织，让人感受到那种矛盾的撞击。创新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我做出新的尝试，那肯定是为作品服务的。
　　■谈现状：
　　不在意自己的地位被取代
　　我自己从来没有被任何空泛的道德观念限制过，也没有被物质限制过，所以我并不排斥市场化，也不会记恨别人。就像李宇春的出场费比我们高，刀郎的市场价值比我们大，我都很平静。这个我分得很清楚，谈市场价值的话我就不谈艺术价值。人家值这个钱，人家有人看，有人买单，那就是他应得的。我们乐队的人也经常去给流行歌手伴奏，我说：“你去吧，我还高兴呢。你挣钱挣得多，也是乐队的光荣。”
　　市场的关注点早就转移到别人身上了，我也不太在意这个。就摇滚乐来说，许巍、汪峰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成功，谢天笑也干得不错，你也可以说他们已经把我取代了。但我做我的音乐，我带领我的观众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去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这个就不可取代。我唯一看重的问题就是自己不能放弃，当你说“真的没办法了”的时候，那就说明你自己放弃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谈炒作：
　　公众人物被八卦很正常
　　有人说我是《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女友的干爹，这个消息我都不知道打哪儿传出来的，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要我看这些孩子也很可怜，因为一旦成了名，就会成为很多人利用的对象。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商业上越成功，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就越少，在这种时候必须保持孤独和独立的思考，让外在的困扰与内心的平静达到一种平衡。
　　就我个人来说，我基本不会去关注有关自己的各种传闻，更不会为这个生气上火。媒体去追公众人物的八卦，这是他们的工作，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也被偷拍过，后来我看他们发出来的照片，还把我的车牌号用马赛克遮挡住了。这说明媒体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你还是有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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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摇滚是洪水，不是猛兽
来源：南方周末
“摇滚青年”崔健变成了“摇滚中年”，被人尊为“教父”，但崔健说，“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崔健是中国第一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摇滚艺术家，他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三十年来，崔健一直坚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站在摇滚乐的最前沿，用音乐作为武器，向生活中的虚伪、丑恶和不公正开火。他用十年时间发起真唱运动，使真唱成为中国社会普通认可的道德准则。
崔健年度汉字：选
好像今年这个选字尤为突出，因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选举，包括中国。因为很多人认为摇滚乐洪水猛兽，曾经我们在几年以前搞洪水赈灾义演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官员这样说：洪水可以过，猛兽不能来，所以我们摇滚乐就不能表演。至今还有一些部门，还是认为我们是洪水猛兽，是危险的，是麻烦制造者。
所以我想在此说出来我自己为什么要说“选”字，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摇滚音乐就是释放能量，生命能量的释放，越有能量它就会产生美，但是摇滚音乐绝对不会强加于人，你要不喜欢它，你就不理它，摇滚音乐是放在舞台上让你选择的，真正听我们摇滚音乐的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愿意选择我们的时候，才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所以我们摇滚音乐不是洪水猛兽，不要害怕我们。
崔健再次大规模全国巡回演出，竟然过了22年。
22年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回演出年初以北京站为首开锣，那是1990年，恰逢北京开“亚运”。但出了北京，才跑了郑州、武汉、西安、成都四站就被叫停了，包含上海等地在内的五站未能成行。
22年后的这次全国巡回，以2012年9月深圳作为起点，再到大连、北京、西安，曾经失之交臂的上海则排在了平安夜。
崔健的官方网站显示，此次巡回将延续到2013年，巡回地点还在陆续增加。
崔健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就像可口可乐进入中国被西方解读为某种符号一样，曾经一度，西方媒体把中国摇滚和崔健画上了等号，进而推测中国开放的程度变化。
而在中国，崔健也被视为反思社会的艺术家，许多人认为，商业并没有摧毁崔健，他始终保持着理性冷静的社会观察。
大环境的确不同了，摇滚上了央视，不再是洪水猛兽，而崔健说：“我们是洪水，不是猛兽。”
为了赶赴上海参加南方周末“2012中国梦致敬盛典”，崔健调整了自己全国巡回演出的排练档期。在盛典后台，崔健参加了南方周末时尚特刊“唯物”的大片拍摄，一位90后工作人员问：“崔健是谁？”
当年的摇滚青年，如今被尊为“教父”。崔健说：“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1990年，28岁的崔健举办了首次全国巡回演唱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个年代，他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代名词。（卢北峰/图）
1996年6月，北京的CD酒吧，摇滚歌手崔健与刘元演出。（卢北峰/图）
中国男人的哲学基本上就是要面子
南方周末：除了真唱，你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谎言？
崔健：人的谎言，就像礼节一样，实际上是对一种未知东西的一种积累去创造出的一种方式，当我碰到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先说一个谎言先掩盖一下矛盾，等我有能力去解决矛盾的时候我再去解决它，我再跟你说实话，人有这种能力。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这样呢？
崔健：我们受的传统教育里有大量面子哲学的东西。中国男人的哲学基本上就是要面子，从一开始就是要面子，他真正到冒险的时候肯定退缩了，真正让他付出爱心的时候他也退缩了。我发现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面子存在，我们从小受的面子式的教育，关键的时候肯定不出手。中国女人没有这种面子，所以中国女人更富有爱心。
南方周末：这种面子问题对艺术的妨碍是什么？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
崔健：我想要真正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我们能不能共同制定一个制度？我们把它量化好了以后，只要没有限制我们都可以去做，我们两个的律师可以去交流，艺术家就解放了。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了，我们共同对待艺术品，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共同负这个责任。
摇滚乐存在的形式就是要说实话
南方周末：你的创作受到过限制吗？
崔健：音乐我没有被太多的限制。《混子》里有一句歌词，“我爱这儿的人民，我爱这儿的土地，这和我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原先我写的是“爱国教育”，别人给我改的。但我演出时还是唱“爱国教育”，没人找我麻烦。
南方周末：所以你才觉得，做摇滚乐贵在真实。
崔健：音乐你要不告诉人家一点实话，你要玩技巧别人就不会听你了，因为他听到的谎言太多了，他听你的音乐就是想离开那样的生活，离开虚伪的东西远一点，而离真实的东西近一点，而发现你闹了半天你也在骗他，他很伤心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表现真实的东西是需要勇气的，你付出什么代价？付出你不以现实做交易的代价，你不做交易等于屏蔽掉了真实带来的风险。恰恰还相反，你的真实可能会创造价值，所以你是做艺术的，你是干这个行业的。
当摇滚乐成为一种手段去换取另外价值的时候，摇滚乐的意义就失去了，摇滚乐存在的形式就是要说实话，你为了说假话换来十年以后能说实话这个有意思吗？你亏了，你的底盘亮得太晚了，你的底盘应该是“此时此刻我就要享受生命，此时此刻我就要说实话，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要说实话”。我到老的时候，等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再开始说实话，这种交换是亏的。
南方周末：一个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变了，心态也改变了，往往影响他的艺术。你怎么对待这种变化，你是努力适应它，还是让它按照你的想法去服从？
崔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一种评判的标准，对艺术家来说这不好使。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艺术家，当年他是玩最底层的，没钱的时候还跟我借过钱，现在已经都成中产阶级了，买车都买七八十万的车。我看他的言论、微博，犀利，敢说话。后来我就问他，你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了，你干吗还这么猛？他说我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因为我的价值被认同了，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原则。我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价值就是这么体现出来的。
什么叫精英概念？这个人能用特殊的方法去代表更多人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精英，而并不是自己牛逼了，自己高高在上了。真正的精英就应该用你最佳的方式，最短促的方式能够尽可能跟更多的人互动起来，同时代表他们发出一些声音，我认为这才是良性的。
南方周末：你对自己有哪些不满？
崔健：我原来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胆小。后来我发现我们以前胆大的时候也有，比如说我在舞台上唱《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当年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还有你怎么可能拿着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都想说：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
2000年，崔健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卢北峰/图）
崔健兴致勃勃参加“汉字英雄”环节，揭晓下一位“中国梦践行者”——蛟龙号团队。（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图）
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南方周末：对照最近三十年的社会变化，你觉得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崔健：三十多年前中国进入商业化的时代，是全球化从另外一个方向发力和这边想开放的一种撞击或者融合。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梦”只是一个小康而已，从精神上，从文化上、思想上实际上没有超过小康的意识，我甚至觉得这不是梦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另外一点就是思想上的开放。人有思想，人有表达思想和信仰的权利，这不属于精英阶层，也不属于所谓圣人、天才，这是人最基本的底线。
南方周末：那你对“中国梦”一词的理解是怎样的？
崔健：我理解真正的中国梦就是自由表达、公平竞争，理性的去竞争，而并不是互相诋毁。
南方周末：现在摇滚圈里的一些90后开始冒出头来了。你想给这些搞摇滚乐的年轻人什么建议？
崔健：什么叫年轻人？咱们首先定义一下年轻人。年轻人时尚，什么是时尚的精神？领先、敢创新，这才叫时尚。大家都穿这种鞋，我穿那种鞋；大家都留这种发型，我留那种发型；大家都看那种节目，我看这种节目。这叫引领时尚。引领时尚的人肯定是勇敢的人。
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铺路石，要不然就是绊脚石。我们尽可能做好铺路石，同时我们也在寻找一条道路，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是铺路的过程。
我们不是停顿在那儿就把碑立起来，我们自己树碑立传了。其实你立碑就是绊脚石，我从来就不想当这个碑，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我不愿当教父。我们只不过岁数大一点而已，我们的状态是一样的，因为前面有的人给我们做铺路石，有的人也是我们的绊脚石，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只能给他们分享经验，我不可能不干了。如果我挡路了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干得不错可能别人会关注我一下，可能会吸引别人对你们的关注，这我没办法，我不可能把我自己一枪打死让你们上。
南方周末：你准备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
崔健：我只想提醒他们一点：一定要接地气，挖地三尺接地气，你要不接地气你就是过眼烟云，你甭管玩什么，甭管你唱英文，甭管你唱什么歌，甭管你玩什么样的音乐，你脚踏着大地，你在中国生活，你要接你的地气，一旦接成以后你创造出的价值就是有生命力的，你能跟全球的人去分享，如果你只是舶来品，你舶来一切精神，你是在弘扬别人，人家也不会欣赏你，你的后代也不会欣赏你，一时的时尚就过去了。
崔健说：“真唱比假唱更能够释放力量。”（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马未都对话崔健
马未都：崔健的《一无所有》在80年代的中期上下感染了两代人，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的音乐往往是感染一代人。我们唱歌在历史上没有真唱、假唱这个问题吧？
崔健：假唱是一个科技发展，完了加上制作团队的懒惰组成的一种现象。
马未都：现在科技可以让假唱唱的比真唱还好，是吗？
崔健：实际上如果要是良好的制作团队，他们不会让假唱比真唱更好的。因为有些关键是可以给予公众宽容瑕疵的一些机会，导演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说演员要是在舞台上犯任何小的错误，或者是有一些瑕疵的话，他认为是他的错误，首先这是观念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观念不转变，真唱永远不可能真正比假唱更有感染力，因为在舞台上他们首先要释放个人的能量，这种能量释放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失控状态，其实你对演员充分的信任和对他的能力充分欣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真唱比假唱更能够释放力量。
马未都：你最早是唱摇滚的吗？
崔健：我最早做古典音乐，但是我在北京将乐团工作期间就开始接触摇滚音乐，但是在摇滚音乐之前接触过一些乡村音乐，民谣音乐，包括一些传统音乐，流行音乐。
马未都：所以当他的摇滚唱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很多底蕴，不是上来就摇滚，我们今天有什么音乐思想都没有的，上来就摇滚，连摇带滚。
崔健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余楠
发自北京、西安
今天再打量崔健，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他一直力图找到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并且对这个主题进行言说。在具有这种雄心和严肃目标的人群里，崔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这个时代像一列火车，我们已经很难追上它，但崔健好像始终在和它并行
9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受访者提供）
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崔健参加“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首唱《一块红布》（图/唐师曾）
日起连续三天，崔健在成都演出，为亚运会募捐100万（图/肖全）
1990年，崔健在演出空隙到成都外文书店，被热烈的歌迷围观（图/肖全）
1990年，左起：刘效松、崔健、刘君利、甘利匡辅、臧天朔（图/肖全）
2010年6月，崔健（中）和子曰乐队合影，右三为主唱秋野
　　在一段陕西老腔皮影《将令》结束之后，主持人孟非走上台。“皮影被称为‘东方的摇滚’，欣赏完刚才的表演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请上一位国际级分量的嘉宾，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真正的摇滚。”话音未落，看台上全是兴奋挥动的荧光棒，欢呼、尖叫和口哨声响彻体育馆上空。
　　这一幕发生在9月7日晚上的西安城市运动公园体育馆，电影《白鹿原》首映庆典晚会“白鹿原之夜”正在举行。“有请——中国摇滚教父——崔健！”
　　《红旗下的蛋》前奏响过一阵后，一个头戴小白帽的男人身着紧身T恤走上舞台，来到主唱麦克风前，挎上助手递过来的吉他。因为低着头，就连现场大屏也看不见他的脸。最显眼的标志，是帽子正中的那颗五角星。
　　在之前的表演环节，孟非和另一位主持杨澜一直都坐在舞台左侧的休息椅上候场。但此刻，他俩也起身站在了台下一侧。看台上人群尖叫欢呼的分贝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开始站起来，舞台正前方临时用座椅摆出的贵宾区也是如此。在崔健之后将要登台的是一群戏曲演员，现在他们穿戴好行头站在两边，拿出手机拍着侧脸的崔健，他们只能拍到那个角度。现场安保开始聚到舞台近处，防止观众再接近舞台。
　　“这人是谁？”站在我身旁的一位保安指着舞台，用西安方言问身边的同事。同事拿起椅子上的节目单扫了一眼：崔健。
　　“你多大？”我转头问他。“21。”“听过《一无所有》吗？”他憨憨一笑：“听过。”
　　“崔健？干啥的嘛？”“哎呀你自己往下看。”同事有些不耐烦。透过我们前面贵宾席里起身的背影，保安掏出手机找了个空儿，也拍了起来。
　　崔健到底是谁？
崔健是谁？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
　　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蓝色骨头》
　　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北京交响乐团的黑管演员刘明记得那天他和几个哥们是托朋友从后台混进去的，“票太火，老早就卖完了。”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一进场馆，最显眼的就是舞台正中央的6个大字：让世界充满爱。
　　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We
world）。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和他们一样，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也是因为与晚会主题同名的这首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单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将进行独唱，刘明的一位同事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崔健，在团里吹小号。在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演员名单上，他在倒数第三排。
　　在刘明的记忆里，同宿舍的这位小号手除了喜欢拼命做和声习题，还喜欢玩吉他和自己写歌。几个月前，崔健曾经拿着一首新歌的小样给大家听，不是所有的歌词都能听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复问着的“你何时跟我走”。
　　上台前两分钟，崔健觉得身上的西服“特别别扭”。乐队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这个吧！”那是王迪的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换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台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儿一高一低。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一开口，看台上迎来了片刻安静，很快便响起了掌声和口哨，随后是欢呼声，越来越大。刘明一听，正是之前听过小样的那首歌。“我相信很多人是傻了，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所以也没人听过。”人群中的口哨和欢呼直到崔健演出结束，都没再停过。这人是谁？很多观众对台上这个打扮“土得掉渣”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
　　“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乐评人李皖后来在《从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谁？》一文中这样写道。
　　晚会临近尾声时，《让世界充满爱》首唱登场。这首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过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这世界，在变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联唱时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听到看台上传来的口哨和尖叫。
　　“其实我的情绪并不适合这首歌。”崔健后来回忆，“我发现别人唱的都是特别实在的声音，但是我特别虚。”
　　这场历时两天的演唱会结束以后，主办方迅速选取了孙国庆、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录制专辑。在这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的磁带中，第一首便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崔健当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着中分、身穿西装的崔健。音像公司给了他700元的稿费。
　　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李皖，在几个月之后买到了这盘盒带。“那个时候一般来说磁带的封面应该是俊男靓女，很明显崔健肯定不是帅哥。除了那天晚上现场不到一万的观众，我们没有人看过崔健的演出。”他看着封面充满了疑惑：崔健是谁？
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却不知我是谁。
　　——《假行僧》
　　后来很多对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崔健凭借当晚的《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记得，即使盒带发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实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无所有》。
　　“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呢！”李皖初听崔健时的感受，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崔健的第一印象。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
　　“他的乐感非常好。”沈大庆说。1984年，崔健参加的第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沈大庆是成员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结束以后，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崔健抱着吉他，唱了一首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当时就有人听哭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就会喜欢上他的演唱。”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站着看演出的观众。”梁钦宁说。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
　　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
　　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
　　——《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