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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文档为《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_0doc》，可适用于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厚与其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的书信往来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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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评价：傅雷：一位翻译大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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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孤独的少年时代：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一九一二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三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
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且免去族人干扰，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请账房陆先生教傅雷认字。傅雷七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傅雷十二岁时，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由于离开了督教极严的母亲，被压抑的少年顽皮的天性得以释放，十三岁时，曾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
一九二一年，十三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了三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因公开反对宗教，言辞激烈，一九二四年被校方开除，旋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在当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一九二五年参加五卅运动，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因带头开展反学阀运动而面临被捕，在母亲的督促下回到浦东老家。
一九二六年秋，十八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一九二七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在一个多月的旅途中写下了《法行通信》十五篇，备受文学家曹聚仁的赞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在《法行通信》中，傅雷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傅雷到巴黎后，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入住伏尔泰旅馆。一九二八年九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九年夏，傅雷在法瑞交界的莱芒湖畔休养期间，完成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他并没有把获得学位放在心上，认为：“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留法归来的傅雷：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一二八”事变爆发，美专停课半年，复课后傅雷回校教授美术史。
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一九三二年一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三十四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壮年时代的傅雷：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等共同署名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黄宾虹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钟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一九四八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一九四七年二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六月，傅雷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英国埃里克·牛顿的《英国绘画》一书。傅雷因患肺病，两年夏季在庐山疗养，带病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译境更进苍凉悲怆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一九五四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一九五七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翻译了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八年二月翻译了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同时翻译了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另外还撰写了《萧邦的少年时代》、《萧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八月二十二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附：傅雷译著
《亚尔培萨伐尤》，[法]巴尔扎克著，上海骆驼出版社，1946。
《欧也妮o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三联书店出版，1949。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著，三联书店出版，1950。
《贝姨》，[法]巴尔扎克著，平民出版社，1951。
《邦斯舅舅》，[法]巴尔扎克著，平民出版社，1952。
《嘉里美科隆巴》，[法]梅里美著，平民出版社，1953。
《夏培尔上校》，[法]巴尔扎克著，平民出版社，1954。
《雨儿胥o米露埃》，[法]巴尔扎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老实人》，[法]伏尔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扎第格》，[法]伏尔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搅水女人》，[法]巴尔扎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幻灭》，[法]巴尔扎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贝多芬传》，[法]罗曼·罗兰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伏尔泰小说选》，[法]伏尔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赛查o毕皮罗托衰记》，[法]巴尔扎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巴尔扎克全集》（第五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巴尔扎克全集》（第六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巴尔扎克全集》（第七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一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三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四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弥盖朗琪罗传》，[法]罗曼·罗兰著，商务印书馆，1998。
《托尔斯泰传》，[法]罗曼·罗兰著，商务印书馆，1998。
三位国内知名翻译家谈傅雷及其翻译风格
作者：于雪
来源：深圳商报
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傅雷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译的某些作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风格，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大批翻译家。那么，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翻译大家，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国内的三位知名翻译家分别为：《红与黑》等译作者及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和广东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罗国林，以及翻译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
在傅译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罗新璋：我想分开来说，傅译的罗曼·罗兰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而在傅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中，我最欣赏《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前后翻译了6次，是最值得推敲的书。而我认为对当年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是《贝多芬传》。在所有傅译作品中， 不论是伏尔泰的机警尖刻，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美的俊爽简括，罗曼·罗兰的朴质流动，在原文上色彩鲜明，各具风貌，译文固然对各家的特色和韵味有相当体现，拿《老实人》的译文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风上的差异，但贯穿于这些译作的，都带有一种傅雷风格。
罗国林：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
许钧：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译的版本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正因为他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样纯真赤诚的心灵，他才能洞入作者的创作意境，参透作者的思想灵魂，因而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国士人中家喻户晓。傅译罗曼·罗兰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一般的西方作者及其作品的汉译，罗曼·罗兰作品是在我国翻译界以外的读书界、 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阶层谈论得最多的西方作品之一，在傅雷百年诞辰之际，重读傅译罗曼·罗兰，是件有意义的事。
傅译的风格是什么？
罗新璋：传神，像临画一样，形似神似浑然一致。我记得自己在北大上学时，就读了傅译的作品，一读之下惊为天人，所以我又马上到图书馆找了外文原版来读，对照之下我发现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精妙了，于是我便将傅译作品全部研究了一遍。举个小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另外，他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罗国林：傅译的风格是严谨，精雕细刻，讲究“神似”而非形似。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傅译的作品，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有位翻译家曾经很自豪地说“我的译作绝对和原文一句不差”，但这并不一定就好，相反，过于“死抠”和原文的一致，倒是往往会失去原文的风格。
许钧：傅雷追求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肖似”与相“合”，即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或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浑然一致、和谐统一，这正是翻译文学的审美胜境。当年傅雷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因为初译“风格未尽浑成”，重译《高老头》，也是因为“不满译文风格”，可见他把传达原作的风格作为翻译活动的艺术追求。
在傅译作品中，令您印象最深的选段是哪个？
罗新璋：我印象最深的傅译作品段落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三卷最后一节，约翰·克里斯朵夫在父亲死后酗酒、落魄潦倒，像他父亲一样走到同样沦落的地步，来看望他的舅舅带着克里斯朵夫来到他父亲的坟前，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每天都要去虔诚地度过，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对于这段文字，有的评论家认为，“舅舅”这个人物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罗国林：我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音乐描写的片段，因为时间久了，具体哪个片段我也说不上。我记得的是此书关于音乐的描写极多，如果译者对音乐不在行，根本无法自如地翻译。可是傅雷除了古文底子好以外，对音乐也很在行，我相信后人再翻译此书绝不可能超过傅译了。
许钧：《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第一部，“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这段当中的“江声浩荡”作为一句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译例，就很值得品味，它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江声浩荡”已经成为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个重要符号，浓缩了洋洋百万余言，穿越了历史与永恒，始终依旧，镌刻在读者心中。
三位都是翻译家，傅译作品对您的翻译工作有何影响？
罗新璋：从大学开始，我就喜欢傅译作品，想从当中学得技巧，我当年写了封信给他，还附上我的一篇翻译习作，傅雷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很中肯地说我的那篇习作离原文太远，还跟我谈了很多翻译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信，但是在他给我写来的信中从来没有谈过具体的技巧，谈的全部是翻译的原则、译者的修养等等，他告诉我说“技精之后才能传神”。傅雷自己的文章当中很少有谈翻译技巧的，他重视传承，当年我跟他通信了几次，他还帮我改了两篇译文，我想对他来说，像我这样一个从未跟他谋面的毛头小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是因为他把我看成是翻译工作者的下一代，是他想去拉一把的。
罗国林：傅雷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我也是这个理论的追随者，我也翻译过《欧也妮·葛朗台》，在当中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死抠原文，而是用了神似的手法去译，我一直相信，译文只有“活起来”，才能表达原文的风格，与原文一字都不差的译作，并不等于就是好翻译的工作。
许钧：在我30岁的时候，傅雷对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在我40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是他这棵常青树，延续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由傅雷翻译的书，我开始关注书后的人，关注了赋予原著生命的翻译家傅雷，渐渐的，我懂得了翻译，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我现在过了50岁，傅雷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罗新璋：他是20世纪的一大“家”，在中国，英文翻译是朱生豪，法文就是他了。在傅雷之前，也有几个翻译家去翻译巴尔扎克，但他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之前的那几位只是“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傅雷使中国巴尔扎克的翻译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把整个法文翻译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500多万字的译作堪称精品，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傅译的“质”与“量”并重，现在仍无人能够替代。但后人最应该向他继承的并非是技巧，而是他工作时的投入、专心，这是浮躁的现代人最缺乏的。
罗国林：傅雷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地位非常崇高，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不多，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身体力行地实现着他的翻译思想，以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我翻译的某个字、某句话比傅雷译得好”，但绝没有一个人在综合成就上超过傅雷。
许钧：我赞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的说法，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译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傅雷的功绩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显现出来，认识傅雷身上体现出的翻译精神必须先正确理解翻译。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在当下经济一体化，文化要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纪念傅雷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评价傅译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地位？
罗新璋：他是20世纪的一大“家”，在中国，英文翻译是朱生豪，法文就是他了。在傅雷之前，也有几个翻译家去翻译巴尔扎克，但他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之前的那几位只是“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傅雷使中国巴尔扎克的翻译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把整个法文翻译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500多万字的译作堪称精品，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傅译的“质”与“量”并重，现在仍无人能够替代。但后人最应该向他继承的并非是技巧，而是他工作时的投入、专心，这是浮躁的现代人最缺乏的。
罗国林：傅雷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地位非常崇高，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不多，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身体力行地实现着他的翻译思想，以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我翻译的某个字、某句话比傅雷译得好”，但绝没有一个人在综合成就上超过傅雷。
许钧：我赞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的说法，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译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傅雷的功绩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显现出来，认识傅雷身上体现出的翻译精神必须先正确理解翻译。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在当下经济一体化，文化要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纪念傅雷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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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考查。（4分）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小题1】以上文字是《傅雷家书》的一段节选文字，谈到了艺术修养的内容。除了艺术修养以外，《傅雷家书》的其他篇目中还谈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2分）【小题2】傅雷认为从事艺术应具备怎样的态度？（2分）
答案【小题1】有音乐作品、表现技巧、艺术修养等。【小题2】必须有真诚。
解析【小题1】试题分析:注意题干要求《傅雷家书》的其他篇目中还谈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傅雷家书》——苦心孤诣的教子。同时，傅雷也对儿子的生活进行了有益的引导，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谈美术，谈音乐作品，谈表现技巧，艺术修养等。对日常生活中如何劳逸结合、正确理财，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都像良师益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考点：本题考查名著阅读。点评：《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教育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是孩子培养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傅雷夫妇也成为是中国父母的典范。【小题2】试题分析: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抓住这一句中心句进行回答，可得到答案。考点：本题考查概括能力。点评：概括段落的主要内容要抓住段落中心句，没有中心句的要抓住主要意思进行概括，能用原文回答的用原文回答，不能用原文回答的，用自己的话概括。南开大学大学语文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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