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减负调查：音体美课开不齐 几乎没课外负担
农村学校减负调查：音体美课开不齐 几乎没课外负担(来源:沙皇国际网
吉花小学一年级门生操作中正午刻一路做功课。李发兴摄
　　对比都市的补课热、超纲学，农村学校的题目是课开不齐、上欠好
　　村小：我们必需奋力跑(解码·减负)
　　杨文明 李发兴
　　沉重的课后功课、上不完的向导班……这是城里娃的常态。相较之下，农村娃的课后糊口更简朴：帮家长煮饭洗碗做家务，或成群结队一路玩耍。怎样实现农村学校门生课业减负、素质晋升？记者克日走访了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右所镇吉花小学。
　　“对农村孩子来说，减负后险些没什么课外承担”
　　坐落在抚仙湖北岸的吉花小学，是一所坝区半投止制农村小学，有355名在校生。
　　吉花小学校长孙文娇说：“对农村孩子来说，减负后险些没有什么课外承担，要想确保孩子学业程度不降落，学校必需自动‘增负’。而开齐各门课程、开足课时，就是最好的减负。”她以为，减负要因时制宜、因材施教，该加的加、该减的减。
　　“加的是素质类课程，减的是盲目标功课和占课征象。”孙文娇先容，在农村学校，以往广泛存在不能在划定的课时内完成解说使命的环境，不少先生为了完成解说使命，占用其他不参加期末统考科目标解说时刻来补课，乃至捐躯了门生的课外勾那时刻。“如许做的结果着实并不抱负。”孙文娇说，看似在语数外等测验科目上投入的时刻多了，但门生们内心会有诉苦，“体育课音乐课怎么又被占用了？”学出发生抵触情感，进修结果不免打扣头。
　　2016年9月，云南省下发《关于周全增强和改造学校美育事变的实验意见》，要求将美育实践勾当纳入解说打算，实验课程化打点。任务教诲阶段学校在开设音乐、美术课程的基本上，有前提的要增设跳舞、戏剧、戏曲等课程。从客岁最先，吉花小学按照玉溪市教诲局的同一布置，严酷凭证要求开设课程，除了统考的科目外，德智体美方面的课程一科不少，先生不得以任何来由和方法私自调解课程打算。
　　孙文娇说，此刻吉花小学不会再产生占课征象了，只要课程表上布置的科目，到了期末都必要查核，教诲主管部分也随时会到校抽查。
　　吉花小学六年级(2)班门生方吉彤汇报记者，尽量五六年级的功课相对早年多一些，但当天先生部署的功课大部门在学校内就可以完成，回家最多再花半个小时就能做好，偶然辰本身在家还会温习作业。孙文娇说，农村学校课外功课要是部署多了，一方面门生很难完成，另一方面家长也没有精神来向导孩子的功课。以是照旧要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少而精，她说，“把功课的难易度和完成时刻节制好了，门生就天然减负了。”
　　“想要开齐音体美课、配齐先生并不轻易，并且先生的专业素质也不高”
　　“先生既要在有限时刻内完成课时，也不能借减负之名镌汰解说内容，怎么上好课？减负着实给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孙文娇说，农村学校要减负，焦点是要强化内功，进步解说质量，减负不减质。而其要害在于晋升教室解说遵从。
　　孙文娇汇报记者，奉行减负之初，有先生提出“课上不完”的环境，有的家长也暗示忧虑和拦截，“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进修后果？”“课要是上不完，必定得从先生自身找缘故起因。”孙文娇说，农村学校先生的综合手段确实尚有待进步，必要不绝增强自身专业素养，这也必要学校打点者主举措为。
　　怎样高效操作40分钟的教室？客岁以来，吉花小学常常构造先生环绕怎样改变解说计策、怎样进步教室解说遵从等话题举办课题钻研。好比，早年语文先生会操作上自习的时刻让门生齐集背书，此刻改变了要领，不再同一时刻背书，而是提前部署好哪些课文必要背诵。如许门生就可以按照自身的环境，随时找先生背诵，可所以课间苏息的时辰，也可所以用饭的时辰。
　　在澄江农村，不管是大人照旧小孩都没有睡午觉的风俗。吉花小学于是操作中正午刻布置各班先生构造上自习，同时向导门生做功课，既有助于确保门生在校安详，也担保了时刻的充实操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孙文娇说，教会门生精确的进修要领，孩子们在教室和功课上就会都高效起来。
　　不外，在西部农村偏远地域、出格是局限较小的村小，不少先生同时任教多个科目。孙文娇暗示，“想要开齐音体美课、配齐专业先生并不轻易，并且先生的专业素质也不高。”有下层教诲事变者指出，部门学校为了排课利便，简化措施，乃至存在由两位先生首要认真一个班所有解说的“包班制”环境。一位下层教诲行政部分认真人说：“数学课是体育先生教的固然浮夸了点，但体育课是数学先生教的可挺广泛。”
　　“对付城里的孩子，家长也是先生；但对付农村孩子，先生也是家长”
　　下战书3点半后的吉花小学校园，并不是静暗暗的。
　　“3点半，正是农村下地干活的黄金时刻，假如这个时辰就下学，家长哪偶然刻来接孩子，孩子在路上的安详谁来担保？”孙文娇说，学校按照现实环境，把下战书3点半到4点半的这段时刻定为社团勾那时刻，门生有了更多的时刻去成长本身的乐趣喜爱。
　　现在，吉花小学共设立荷文化主题钻研、篮球、足球、百灵鸟合唱等多个校级社团，不少先生也按照本身的拿手别离创立巧手之家、小主持人、小话剧团等近20个社团小组。学校在每学期初同一拟定“社团勾当布置表”，全力实现每一位西席都能带团，每一个门生都能找到本身的乐趣喜爱。
　　假若有门生对这些社团小组都不感乐趣咋办？孙文娇先容：“要么构造到图书室看书，要么就由先生带着门生建造玩具，滚铁环、打陀螺、做游戏。”“放假时刻长了，还会想回学校呢。”六年级的郭芊妤喜好足球、篮球和十字绣，天天的课外勾当很是富厚。“开展情势多样的勾当是为了促进解说，更是尊敬孩子的生长纪律，如许也才气让孩子们更喜好校园。”孙文娇说，“学校不只仅是校园，更是故里。对付城里的孩子，家长也是先生。但对付农村孩子，先生也是家长。”学校每周都布置3名先生在校值守，与住校的门生同吃同住同玩，都当本钱身的孩子来管教。
　　固然此刻农村山区学校的硬件办法和城区小学已无明明差别，但团体来说，农村门生在册本常识和测验后果上依然明明弱于城区门生。“个中一个首要缘故起因是家庭教诲的缺位。”孙文娇坦言，怙恃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可是在农村地域，家长一天到晚要么外出务工，要么忙于农活，再加上部门家长自己的常识程度也不高，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进修不闻不问。
　　“减负仅靠学校片面的全力很难到达目标，还必要家长的支撑与起劲共同。”孙文娇说，下一步要不绝试探和家长的雷同、联念头制。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生家长会方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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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大学生理解的教育：许多孩子都被父母坑了
教育是终生的，自我的认知、发掘也是终生的。所谓学校教育，可能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已。本人是属于家长几乎从来不管学习的那种类型，从小到大，几乎都是这样。一来家长都蛮忙的，二来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没太大关系。所以我的求学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干预以及强迫，想学就学，不学随你。只是小学被妈姆强制报过三四年奥数和语文的补习班（当然那时候上课都是在划水，因为是被强迫的），其他的补习都是我自己选哪家看着不错或者觉得有必要学，才让父母给钱拿去报班。除学校科目（例如数学、英语）的补习班之外，在小学一直上着素描，初中学了两年小提琴，寒暑假有的时候也去画室学画，就几乎没有别的了。偶尔看到微信有关于现在的孩子从小被迫上各种补习班的推文，既庆幸自己生在了21世纪前，又觉得有点心酸。从大学的现在来看，12年义务教育的成果，除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基本数学计算、文学素养、英语能力）、理性的思维模式、认知和学习方式之外，现在几乎都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是浙江省的理科生，然而一年半前考过的牛顿第一第二定律、各种化学方程式甚至化学式的书写、线粒体在细胞中的作用以及数学上最基本的椭圆方程等，如今都已经全部想不起来了。什么是教育？爱因斯坦曾说，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东西全部忘光了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才叫教育。2016高考前几个月，我们超厉害的北师大毕业的化学老师对即将高考的懵懂的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 “将来我说的这一些关于化学的知识都将被你们忘记。无论是我的化学课，还是物理、数学、生物，你们统统都会忘记的。那么，你们现在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高中三年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是学习学习，是学会学习这件事。”这里的“学习学习”不是“学习”的两次重复强调，而是，前面那个词是后面那个词的动作的内容、着落点。当时杭州快要夏天，坐在窗边、徐徐清风袭来，窗外几只知了开始了他们的喧嚣，懵懂的我理解不了，但是现在我明白了。9年的义务教育的意义，12年基础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更多的不是在于学会了多少，因为大部分的知识都会被忘却，重要的是，作为家长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对于孩子品格和个性的塑造、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培养。海了去了，考上985后，每天沉浸在游戏世界中的，或是一上大学就开始迷茫无措的；也海了去了，高中成绩不拔尖，但是到大学之后光速晋升为学霸的……抛开高考强制让你在短时间拥有的那些附着在表面的知识，深入骨髓的改变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小学6年所有的知识，可能交给一个大学生，只要一周就能学会。那为什么要6年？为什么还要接下来的3年初中？因为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成长长大，认知的提升在人生的初期也是缓慢的，需要那么久的时间。2寒假和一个曾在大学教设计的叔叔聊天，坐在老家山上的火炉边聊了蛮久设计，但是关于设计的收获，却不及我听到的一句话：“其实一切的一切，都归结于认知。”这句话我玩味了蛮久，算是我这几个月听到的最睿智的一句话了。认知的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么看世界，决定我们每天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并最终决定我们怎样生活。除此之外，在台湾做交换生期间，个人很佩服的一位教我们设计的老师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 “其实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认识自己。认识新的事物代表把自己摆在一个新的立场，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立场，因为我们一定会对知识有意见，而这意见就是我们不断自我认识的依据。所以看到别人好或坏，重要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己的反思。”那么，大学的教育，在总的学校教育过程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个人觉得是实现自我救赎。在大学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依靠着家人父母，才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来的，所以我们不属于自己，在这整个社会上来看，我们是依附者。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自由人。但是大学四年，能够实现从这种依附状态到几乎独立社会个体的转变。获得一项谋生的技能，赎回自由身，走上社会，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上了大学，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一定的时间里，学习成果=学习热情×学习习惯态度。大学其实是一次教育的洗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学里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专业兴趣都是不一样的，学习习惯态度是前12年的教育几乎唯一能够带到大学的东西，每个人也都有差异。我在高中期间，虽然对于那些不喜欢的科目没有很高的学习热情，但是强制的环境使我不得不挤出那种热情出来对付它们，加上还不算差的学习习惯，在高考中成功地挤进了那2%，但不是1%，是因为非内心油然而生的热情是有上限的。我相信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一定是两项变量量化值都是极高的，才能收获到超高的学习成果。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不一样了，没有强制的高考逼迫下的学习环境，每个人都靠着自己的学习热情和习惯主动学习，就有了很大的差异。3高考完填写志愿的时候，妈姆一直想我像她一样学法学。但是法学没有出现在我的任何志愿项里，哪怕是最后一所学校的第6个志愿，因为没有兴趣。我只想学设计啊，从小，一直都想。从事法律专业的工作，哪怕能过上很体面的生活，但在内心深处，我得不到快乐，没有对这一项职业的尊重，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固执，不是年少轻狂。喜欢设计，是因为我认为设计的本质，是在优化、在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每一天。人心总是向善的，大部分人都在追求真善美。金属加工工艺实习课，我借着激光雕刻器在手机背面刻了这么一句话： “I hope one day, they will find their own source of endless motivations.（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无穷动力之源）”。这是一位老师给他的学生的期许，也是我想时刻提醒自己的。人生难得走一遭，当然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啊，但遗憾的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calling（内心的呼喊），自己真正的兴趣和自我。在初一之前，我的语文和数学都能考年级第一，英语却奇差无比，是属于要被校长叫去办公室谈话的那种（校长正好是我们班英语老师）。但自从初二开始，我的英语成绩就几乎是最好的，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年级里。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是雅思7.5，小项不低于7.0。原因只有一个，我从初二开始迷上了《暮光之城》《吸血鬼日记》和《生活大爆炸》。疯狂迷恋，以至于当时看完了《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之后，还看了当时的中文小说，现在家里还存有全套精装的英文原版。当然，现在觉得很幼稚了，只有TBBT（《生活大爆炸》）每周必看。这些美剧和电影成为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之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错！兴趣甚至能够生出更好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论。初三开始，我就几乎没怎么听过英语课，因为早早就自己都会了，这就是兴趣的作用。恰恰让我很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身边这么多人，会对他们所学的东西这么没有兴趣。这个学期我选了两门自己感兴趣的通选课，“法律逻辑学”和“国际贸易与区域化发展”。然而，这两节课上却看到蛮多人在玩手机、做自己的事。难道学校留给我们自己可以分配的时间还不够多吗？难道这些知识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没有用的吗？难道只要考前看一看讲义，复习一下知识点，考试通过，拿到学分，顺利毕业就可以了吗？确实，这两节都是蛮学术的课，几乎是法学院和金融学院的专业课，但是，我却打心底里觉得老师上课讲的东西都很有趣，十分重要，并且会对我帮助很大。想了解更多，想知道更多，想收获更多，想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难道这不应该是大学生应该有的对待知识和学习的态度吗？ “所谓读书就是尽量吸收知识，什么知识都有用，但是知识价值的高低是受心态影响，心态不对，就算爱因斯坦亲自授课也没用。”一位高人曾这样和我说。4也许我算是个奇葩吧，12年的应试教育，没有把我的求知欲和学习欲磨灭掉。可能是爸妈从来没有逼迫我学我不想学的东西，做不想做的事，也可能是高中期望我们“善良、丰富、高贵、理性”的校训校风造就了现在的我。希望写到这里，就“该不该给孩子报补习班”这个问题，带给家长一些思索。强制、逼迫之下，大部分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有，也只是短期的立竿见影，会后继乏力。最近刷知乎关注了一下米兰理工这所工业设计QS榜艺术和设计排第五的学校，看到米理校友说的一句话： “米兰（理工）的排名是比清华可能还要高一些。但是排名代表不了什么东西，排名不能吃，真正的还是看自己的专业知识，看自己的性格、习惯、综合素养。所以，意大利是给你提供了一条路。至于这条路是坦途，还是一座桥。完全取决于你。”关键词就是“看自己的专业知识，看自己的性格、习惯、综合素养”。今年有一个好朋友退学去了悉尼大学读Interaction Design&Creative Technology（交互设计和创新科技），微信上聊近况，她说她在悉尼大学感觉是自学比较多，老师不会教太多。这样的想法在和我一个在RISD认识的，同时拿到ACCD（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和SVA（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插画专业的offer（这两所学校的插画是世界最好，没有之一），却最终念了平面设计（graphic design），难得回国一起逛街的朋友口中听到的也类似。“我们老师都不怎么教的，都是靠自己实践自己做啦！”刷imgur，看到有一个厉害的设计师也这么说。所以，我感觉大学主要还是一场长达4年的自我修行啊，虽然同学很重要，一起学习的伙伴很重要，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看自己。其实人生也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漫漫旅行吧，教育是终生的，自我的认知、发掘也是终生的。所谓学校教育，可能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已。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问过我，要不要去学小提琴，当时年少无知的我拒绝了，papa也就放之任之了。所以后来就去学了素描，就走上了设计的漫漫长路。现在觉得还蛮后悔的，毕竟当时什么都不懂，就这样少了一门很有趣的技能，少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如果当时说了yes，现在走上职业的音乐道路也说不定。尽管初中最后还是抵挡不住小提琴的吸引力，只学了两年让自己不留遗憾，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感谢papa。没有当时对我的那个“no”的听之任之，可能就没有后来漫漫十多年给我的在学习、生活上的自主权，给我的属于自己的选择的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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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帮我科普一下211. 985大学的意思.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艾赛亚·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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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评分针对 楼主 于 10:12发表的:教育是终生的，自我的认知、发掘也是终生的。所谓学校教育，可能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已。[ .. 麻烦帮我科普一下211. 985大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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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工程和211工程两者都是国家为制造一批优秀学校而实施的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工程。也就是国家拨一部分资金给学校，扶植学校建设一些重点学科，专业等。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985工程：“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区别：985的学校比211的少，国家给的钱则多。要牵扯到以后就业升学等方面，985比211要占一些优势。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艾赛亚·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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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要考好的大学，必须要进好的中学，好的大学毕业，就业率和工资就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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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头条下载为什么这些师者的离去让无数人挥泪如雨？清明，这些老师的故事值得一读再读！| 人物
有一种节日只为哀思，有一种缅怀只为传承。
生前，他们不汲汲于功名；身后，无数人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心中。或许，没有几个职业的人能像他们：活着时得到最纯粹的敬爱，离世时得到最真挚的缅怀。
他们，是师者。
又值清明，我们纪念逝去的师者，不只是为他们的离去而奉上哀思，也不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流传千年的古老仪式；纪念他们更重要的，是为了铭记他们“人生为一大事来”的仰望星空，是为了继承他们“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脚踏实地。
黄大年以身许国，为了理想甘愿做先行者、牺牲者；钟扬无数次深入雪域高原，只为播撒科研的“种子”；陈学俊自觉服从国家需要，六十年如一日，成为诠释“西迁精神”的杰出代表……这样的师者，还有很多很多。
常有人说，这是一个大师日渐稀缺的时代。何谓大师？有大学问、大贡献、大格局者是也，而不单单是有大名气、大头衔。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只不过一些真正的大师并不习惯与流行为伍、与世俗同步。这是我们的遗憾，却未必是大师的悲哀。
“我只是一名教师。”不少大师级人物都喜欢如是说。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他们的谦词，只能说你不明白“教师”二字的分量。于大师而言，这或许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顶桂冠；于普通教师而言，这也是一生的荣耀。
我们纪念大师，因为他们是时代的标杆；我们纪念所有师者，因为他们筑起了时代的基座。而在“师者”这一共同的身份认证中，他们等值。
今天，中国教育报记者总结的这些逝者，只是过去一年离世的师者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替每一位师者树碑立传，他们也无需外界刻意为他们树碑立传。数十年如一日伫立在三尺讲台的身影，早已深深映入教室的壁墙，幻化成一座座精神的丰碑，长存于无数学子的记忆中。
我们愿以一个媒体可以采取的方式，将从心头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献给过去一年中离去的师者，以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并希冀后人依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奋进。
生前似化雨菁莪，死后做春泥护花。师者不朽！
黄大年：以身许国铸重器
8年前的那个冬日，您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震动海外。这些年，您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生命在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您，在英国18年，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您，曾经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里，妻子还经营着两家诊所；您，2009年放弃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您，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个引进的“千人”专家；您，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及相关领域科研攻关，国家财政投入数亿元人民币；您，没日没夜地工作，办公室深夜明亮的灯光被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
您每天追星逐日，跟时间赛跑。
7年间，您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订“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您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您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被这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您也不例外。
对于繁重的科研工作来说，吃饭的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您舍不得放下工作去食堂，总是请学生帮忙带一个6元钱的菠萝面包或是两个烤玉米。蒸玉米您也喜欢，可滴下的水会影响您边吃边操作电脑，只能割爱。
您甚至连住院的时间也要利用。照顾您的护士长记得，您的病房总是很热闹。师友学生来探望，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两个小时的科研探讨。
我们还记得您在生命最后岁月里仍在思索钻研的模样：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您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的信念，在通往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如您在生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本报记者 刘博智）
钟扬：播种未来显初心
您的一生，就是关于“种子”的故事。
身为一名植物学家，16年间，您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身边的同事都说您疯了。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但您说：“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您更播下了西藏本土人才队伍建设的“种子”。
您看到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却异常薄弱，心急如焚。您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工作。为了培养好在西藏大学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您几乎停招了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您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您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5年，您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您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您说自己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您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但在您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您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您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熟悉您的人说，您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熟悉您的人更说，您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您去世后，您的学生在复旦的校园里挂起横幅：“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横幅边上，是学生们连夜折出的一串又一串悼念您的千纸鹤。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卢乐山：拓荒幼教满庭芳
您生于一个教育世家。在浓烈的“教育救国”家庭氛围影响下，您也走上了幼儿教育的路，并成了一名终身幼儿教育工作者。您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您常说：“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您一生学术成就卓越，但尤其为人追忆的是您的谦逊低调、用情至深，就如您的名字一样，仁者乐山，仁者爱人。
您为儿童事业和各种慈善事业捐献了很多，您都不要人知道，领导亲自上门送上证书表达感谢，您百般拒绝，无奈收下后把证书压在箱底，而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却摆放着学生给您制作的生日贺卡。
大家说为您做口述史，您怕麻烦别人，自己用铅笔工工整整写了8万字的手稿，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却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
您从来不向人要求什么，住房、医疗以及平时的吃穿住行，您从来都是最普通、最节俭，以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为要。但是您却对周围的人无微不至，关爱有加。
您记得每一个亲朋好友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把这些日子都标注在台历上，密密麻麻。每到这些日子，大家总会接到您的问候电话。而现在，他们再也接不到您的电话了。
您卧病在床，虚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对来看望的人，您还是要说：“你们那么忙，还来，真是麻烦你们了。”
2017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教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岁华诞庆典上，您说：“95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要活到100岁，我现在真的活到100岁了，很知足啦！”那天，您很高兴，笑容定格在您慈祥温和的脸上。
玉兰花开忆师者，不见花下赏花人。您爱花，北师大电子楼前的玉兰花又开了，可是今年，却再也见不到您抬头赏花的身影了。
（本报记者 欧媚）
张翎飞：风雨摆渡佑平安
张翎飞 18.1.14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坚守那么多年。
那是2002年。由于学龄儿童减少，只剩46人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隔洋塘村小学被撤并到一水之隔的长街镇小学岳井片校，孩子们上学，要坐20多分钟的渡轮。岳井小学作出承诺：每周有专人负责送孩子上下学，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把孩子安全送到家和学校。
为了这句承诺，身为岳井小学教师的您，开始义务护送学生往返海岛。
一到周五，放学铃声响起，隔洋塘村的学生们在操场集合，穿好救生衣，坐校车来到码头。每逢此时，您就开始唠叨：“要坐在客舱里不能坐到栏杆上，不能站在跳板上……”一边唠叨一边认真清点人数。
这些话，您已经说了15年；这些细节，您都烂熟于心。
由于渡轮每次承载不能超过20名学生，您就在水面来回穿梭，一个20分钟，又一个20分钟……路，一趟都不能少，学生，一个都不能落，直到等候在岸边的家长把学生一个个都接回家，您才把一颗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
就这样，来来回回15年，您接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15年来，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摆渡人”。
2017年3月，您病了，您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此时，您才开始暂停护送学生。您对岳井小学校长叶兆明说：“等我身体好一点了，还要继续护送孩子们。”
只是这一次，您失约了。
日，您永远离开了您最牵挂的学生。
听闻您去世的消息，前来送行的人一直没有断过。同事来了，亲友来了，村民来了。
还有那些学生们，也来了。在您的护送下，他们长大，他们成人，他们工作，他们和您挥手告别，他们和您心心相连。
有的学生跟着您坐摆渡船完成了小学学业，现在已经读到大学。她说，那时候，她和小伙伴们一在船上跑跑跳跳，您就很凶很凶地训他们。后来，她长大了，也懂了。孩子们的安全，对您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她说：“每年回来，都能想起张老师送我们上学的情景，很温暖。”
您走了，大家知道您的牵挂。
岳井小学全校13名教师接过了护送学生的“接力棒”，组成了新的“摆渡人”团队。他们说：“张老师走了，现在这根接力棒已经交给学校全体老师，我们会沿着张老师的路，把学生安全护送到家。”
您走了，“摆渡人”还在。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朱英国：但愿苍生俱饱暖
肩挑100多斤的担子赶在年底前奔赴海南，来年春天把收割的种子带回湖北转育，待到秋风乍起，奔赴广西南宁，数九寒冬再转战海南……40多年前，我国的科研条件尚不健全，由于育种试验只能在特定的气温条件下进行，为了加快水稻育种的进度，您一直走在追逐春天的路上。您笑称自己是只“水稻候鸟”，一年可以过三个春天。
海南岛上，您总是步履匆匆。头戴草帽，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面朝黄土，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晚上，为了对抗田鼠，您把铺盖搬到田埂上，与同事轮番值守。几番春去冬来，1972年，第一代红莲型杂交水稻问世。
这样的习惯竟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即使在与病魔抗争的最近几年，您依然坚持下田、做研究。去年4月，鄂州基地播种完毕后，您马不停蹄地赶赴海南基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您说您赶上了好时代，原本需要辗转几天才能抵达的路程，如今飞机转高铁，只需要半天，“这样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来搞科研”。
等不起的焦虑来源于从小的梦想。出身农门，您在童年目睹了农民的疾苦，1959年，在粮食短缺的危机年代，填写高考志愿时您一连报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专业，立志要做个农业科学家。“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希望能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
一个朴素的想法开启了一辈子的农业研究，您一步步接近“但愿苍生俱饱暖”的儿时梦想。如今，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惠及了5亿多中国农民，并造福多国人民。但您并不满足，您说国际上还有9.8亿人在挨饿，必须创新育种方式。
“我们所有研究生的第一堂课，都是朱老师带我们进入试验田，来看看水稻，让我们认识水稻，对水稻有感情。”您的博士胡骏说。
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红莲”，成了您的微信昵称，只是它不会再有回复。您办公室的日历上还写满了行程，却永远停留在了2017年8月。永不停歇的候鸟终于放慢了追逐的脚步，但嘴里衔着的那颗种子，永远留在了田间、课堂、一粥一饭间。
（本报记者 王家源）
王策三：一丝孤傲存人间
走到人生的尽头，您评价自己是一位“比较真诚的学者”。对于生死，您看得很淡：“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丝孤傲存人间。”
孤傲是您的坚持。您从不接受采访，不接受任何社会任职，甚至自己从来没有主动申请过课题。您说，想研究什么自己去做就是了。
您在乎学问，因而总是认真对待，甚至到了偏执、固执的地步。期刊若未经您允许擅自改动您的文章，哪怕只是一个字，您也要去找编辑理论一番，若是完全背离了您的本意，您便要求登勘误说明。
对于现在有些人做事不认真、不在乎的态度，您非常生气。您的学生形容您是堂吉诃德，只身与风车对战，您的呐喊，出了口便没了音，谁都听不到，只有在自己内心轰鸣。您自己也说：“金庸笔下有个独孤求败，我就是独孤求败啊！”
您对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没有不被您骂过的。学生们都以被您“骂”为荣，因为您的“骂”不是泄私愤，而是对学生负责，对学问认真，学生从您的“骂”中能够获得最直接的启示，豁然开朗。
您是中国教育学界的泰斗，今天教学论领域的一大批学术人才都是您的学生。您一生学术成就极高，可是您却说自己“没做出什么东西来”。您常对学生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实在不够，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理论还很薄弱……放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看，我们应该去解决更大的实际问题。
您不善于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但是对于学术争论却从不吝言。互联网上最多的是您与别人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媚俗、不趋同，是您的风格。
您的整个求学历程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既有传统的私塾教育，又有西方哲学和教育学理论，后期还学习了苏联教育学。多元的教育背景，让您更能对比思考各种教育理论。
您常说：“不管你是什么派，这都是符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我们今天写这些文字怀念您，您恐怕又要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快去干正事！”
可惜，我们是再也听不到了……
（本报记者 欧媚）
袁瑢：俯身尘埃为孩童
袁瑢 .8.23
您的离世，几乎震动整个语文教学界。
您被称为“共和国语文大师”，在半个世纪的执教生涯，您在一次次的学习、实验、改进中，形成了著名的袁氏教育风格，几乎获得了一个小学教师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但您常说自己只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哪怕是在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您最挂牵的，还是孩子。
“我是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教师队伍”，您曾经这样描述您的事业开端，但教育这条路，您可是走得毫不含糊。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能把含糊的东西教给孩子”。
“细、实、活、深、严”五个字浓缩了您一生的教育思想。
“坚持、不跟风”，这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著名特级语文教师于漪对您的评价。您始终强调识字教育，认为识字做好了才能更深入地学习文化知识。上世纪50年代国内学习苏联教学模式，推行严格精细化的“红领巾教学法”，您感到难以认同，向校长反映，最终校长维护了您对识字教育的坚持。
在您奉献了一生的上海市实验小学，《袁瑢语文教学三十年》一书基本上是实小语文教师人手一本的收藏品。年轻教师们总是好奇：“袁老师的课堂，初看有些平常，因为很朴实、不花哨，但看似普通的语言、平常的内容，孩子们怎么那么感兴趣？”
退休后，您仍时常来到学校指导，青年教师们常常在您的亲自辅导下备课。“袁老师对教材‘吃’得很透，其中的每一个字她都细细揣摩，精心设计教学的时机和方法。”您让原来基本按着教参走的年轻教师们顿然开悟。
有一次，上海实验小学第六任校长殷国芳惊讶地发现，您的语文书上，密密麻麻全是铅笔记号，仔细一看，您几乎给每个字都标注了拼音。您说，自己普通话带着家乡口音，但是教给孩子的，一定要是最规范的知识，最标准的发音。
您把孩子们举得高高的，把自己俯在尘埃里。
很多人说，小学老师是小儿科，但是，您用一生告诉我们，教好小儿科是真的不容易。您教“休”字，不是让孩子死记硬背记住单人旁加一个木，而是启发孩子想象，一个人靠在一个木头上，休息。如今，您也终于可以停一停，休息一下了。
（本报记者 刘博智）
申泮文：一生只做两件事
脚踩千层底布鞋，蹬着老式自行车，穿梭在南开校园，100岁的人生，您有近70年站在讲台上，您创造了一个纪录——是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老师。
您给自己的职业做了个排序：首先是教育家，再是翻译家，最后才是科学家。如果非要选择一样，宁愿做一名教育家。
您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三尺讲台上。您的学生回忆，您上课风趣幽默、激情四溢，能把生涩的化学知识通俗易懂地讲出来，充分调动学生兴趣。
面对高校中渐盛的“重科研轻教学”风气，您深感忧虑，经常呼吁：“教师要在教学改革上多用力。”为了有更多时间搞科研，化学系一年级的基础化学课从原来的120课时压缩为50课时，“这是不对的。”您直言不讳。
作为中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您在化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一：编写出我国第一部中文化学教材，第一个引入美国科技出版物，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最早开展金属氢化物化学研究……
您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成一个公式：事业的成就=教育+勤奋+机遇+奉献，“而灵魂是祖国”。在您看来，办教育就是为了建设国家，只有每个人都爱国，国家才有希望。
“七七事变”爆发后，您亲眼目睹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校园在日军的轰炸下变为火海。校园被毁。您投笔从戎，亲历了淞沪会战。1938年2月，您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经68天、行程1671公里到达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国破校亡加深了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爱国的情怀早已融于血液之中。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会邀请您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您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在您看来，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您常说，自己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化学”，另一个是“爱国”。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于永正：一颗童心教语文
于永正 .12.8
2014年您确诊罹患白血病，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痛心不已。而您却笑呵呵地说：“是老天有眼，它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
您没有因人生快走到尽头而叹息，却为没有机会再教一届小学生而遗憾。您说：“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不要多，只十几年，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再让我教一届小学生，那该多好哇。”
您经历了50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却说自己教的不是语文，而是孩子。“教了半辈子的书，最终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您像孩子般好奇、贪玩。
您曾去云南讲学，在西双版纳植物园游览时路遇“舞蹈树”。听说该树闻歌即舞，56岁的您兴致勃勃高唱《红灯记》选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树枝果然颤动，您一时开怀，不顾旁人围观，坚持唱完全段，然后抚掌大笑。
正是您的童心，成就了您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从您18岁跨进徐州师范学校的大门那天起，您就决心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您50多年不变的追求。
您说，要有点孩子气，童心未泯，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您板书“大”和“小”，故意把“大”写得大大的，把“小”写得小小的；板书“骆驼和羊”，故意把前者写大，后者写小；板书课题“鲸”，故意把这个字写得很大……这些教学艺术，都离不开您的童心。
您曾经说：“真的不要太像老师，不要太像上课。太像那么回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您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倒背手，主动和学生打招呼，课间尽可能和学生一起玩。
您被调入教研岗位，但是仍然坚持在学校带班兼课，您说，特级教师的价值在课堂上，不是在办公室。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里，您不仅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也影响了一代代小学语文教师。
深耕教学五十载，桃李芬芳一世情。您虽然离开了，但是您却在许许多多人心中种下童心的种子，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欧媚）
陈学俊：西迁大树永常青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这是您每个周末在家或是学校对面公园都会唱的一首歌。而这样的歌声在日后，再也无从听到。
99岁，是您离世时在时间长河中定格下的坐标，数字背后，是您为中国能源动力事业开疆拓土、执着奋斗的一生。
提到锅炉，如今的我们并不陌生。而您和它之间却有着无数第一的情缘。1941年，22岁的您首登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宣读了我国锅炉制造方面的第一篇论文——《锅炉制造工艺的研究》。1947年，从美国普渡大学学成归国后，您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热能工程刊物。1952年，您筹建了国内高校第一个锅炉专业，并开出全部课程。您还参加了国产第一台12.5万千瓦及30万千瓦直流锅炉的试验运行……
生于“五四”运动前夕，对于起伏动荡的家国命运，您有着深刻的感知，对于工程救国，您更有着无比强烈的愿望。上世纪40年代，您创作了这首《工程师进行曲》：“争名利，无意义，学工程，有志气，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求进取……”您的赤子之心至今让人久久回味。
而这样的报国之心又在另一个“第一”中埋下更饱满的种子。1956年，交大西迁，您和妻儿把位于上海闹市区的房产直接上交，成为迁校专列的第一批乘客。“践行国家战略，舍我其谁？”“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这一去，就是60余载。
抵达西安，百业待兴，但物质的贫乏阻挡不了精神的富足，“第一”的神话在继续生根发芽。上世纪70年代末，您在西安交大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90年代初，您又创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您的带领下，动力系成为当时国家高教系统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系。
作为国内著名的能源动力科学家、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从教70余载，您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人，其中有6人成为两院院士。您培养的74名研究生中，36人获博士学位，34人获硕士学位，多人成为国家热能行业的中坚力量。
您桃李满天下，您和学生间的故事也传为佳话。每年春节，您总惦记着没有回家的学生，要去看望他们；在您患病到北京动手术时，为把学生的答辩工作安排好，您把手术的日期一拖再拖；学生到您家拜访时，发现一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您说这叫三乐居：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而您给学生的捐资助学费用却高达数十万元。
陈诚求是，是您的态度，学无止境，是您的高度，俊朗儒雅，是您的风度。从青丝到白发，从吃米到啃馍，从木低草深到大树葱郁……如今您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听不到了，但您这棵西迁大树却永远常青。
（本报记者 杜玮）
沈祖炎：钢构土木展宏图
教学始终是您最乐于与人交谈的话题。您信守了您的承诺，60年一个甲子，您在讲坛上躬耕了62年。从20岁的青葱少年到82岁的耄耋老人，您用一生诠释了您的信仰：教师是所有职业中责任最为重大的，容不得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疏忽、马虎！您说到了，更做到了。
自1955年7月从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您从钢结构教研室的一名助教逐渐成长到教授、院长、副校长、院士。您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身份。您常说：“作为工科教师，要身兼‘教师+研究者+工程师’三重身份；导师带研究生，并不完全是付出，研究生有许多想法，可给导师带来启发；做科研，一旦认准方向，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始终是您的追求。刚上讲台时，为了备好课，您每一章都要找几十篇相关的文章来充实外围知识，精心挑选出能在课上用得到的，这样心里才有底。对不同的学生，您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强，可能吃不饱，您就让他们再学深入一些；有的接受慢一些，您就要等一等。做您的研究生很“累”，因为一般硕士研究生只需修满36个学分，但您要求至少修满50个学分。而学生们也渐渐明白了您的苦心：“专业学习不仅要有厚度，还要有宽度，个人的长远发展远比眼前的奖学金更重要。”
作为中国钢结构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您为中国钢结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钢结构学》《钢结构基本原理》等著作23部，主、参编钢结构有关技术标准16本，主持5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和30余项重大工程项目的结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这些年来，您获得的奖项很多，既有研究领域的33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也有作为教师的“全国模范教师”“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面对国家给予您的荣誉，您坦然而欣慰，因为对于您来说，教学、科研早就与生活融为一体，而育人的乐趣自始至终奔腾在您的血液里。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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