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设备被root是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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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设备被root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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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的手机原来有一些限制，但root完后，这些限制都没有了。1、下载软件，如果你的手机有些软件被禁止，获取root后就可以有一些权限。2、就是破解了权限，你可以删除手机本身的东西，比如说邮件程序，自带天气什么等。3、可以安装更多的软件，有些软件一定要有root权限才能安装，可以删除系统自带的软件，比如定制android设备里带的很多陷阱收费应用。4、可以修改系统。手机root就是获取系统最高权限。可以删除移动系统软件。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还是不要动系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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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三方软件获得Root权限，可以访问和修改手机操作系统里几乎所有的文件，但这样操作有可能影响手机的稳定性，出现死机、重启等人为性故障。另外获取权限后一般对存储器和CPU等主板上主要部件引起不良。Root属于修改操作系统软件，按照条例不属于包修范围。三星为了提升顾客满意度，对Root顾客提供免费升级固件服务，如果Root已影响到手机硬件需要更换主板，则需要收取主板费用。若您的机器Root后需将机器恢复到原来的系统版本，请将机器送到三星服务中心，由售后工程师帮助检查处理。自行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是无法取消Root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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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的手机原来有一些限制，但root完后，这些限制都没有了，可以说是想干嘛就干嘛，不过还有一些手机是没有root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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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您手机已Root，出现的警告, &其实只是一般警告.不是系统问题. 如果您不介意, 其实可以完全不理会的.若您不喜欢看到警告. 建议备份数据後, 刷回官方 或 Unroot.使用PC版 ROOT大师进行 UNROOT，建议在电脑上安装 ROOT大师，打开手机的USB调试，连接之后，在我的手机选项里找到工具箱，在工具箱里找到一键UNROOT，点击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解除ROOT，就可以，
获取了管理员权限！
才能更方便，快捷
root以后会有更多的权限
获得了管理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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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word2010每次进入就会出现尚未激活的提示，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及其怎么解决，忘各位大神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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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工具激活就行了
怎么用的？
下载 解压 打开软件点激活就行了 可能要重启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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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米2S手机开机按下音量向下键和开机键，就出现工厂模式，是什么意思，不是应该fastboot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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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音量下和开关机键就是fastboot界面。按音量上和开关机键是recovery界面1、recovery ，用&关机键+音量+/-&(依机型不同而不同，不过有些机型可能没有刷入recovery，可自行刷入。)即可进入recovery界面，在这个界面你可以直接用sd 卡上的zip格式的rom 升级或者备份你的系统，老版本的recovery 只有三个选项，但是无法备份系统，只能用update.zip这个文件名的文件升级，不能用任何文件名的zip文件升级。新版本已经多出很多选项可以供你操作。2、如何进入Recovery模式：每部Android设备进入Recovery模式的方法不同。以Milestone为例：若bootloader为90.78，按住键盘的“X”键，再按电源键开机，看到moto的经典logo即可放开此2键。等待出现一个三角形图标，然后按住音量向上键+轻按拍照键，会出现四个选项。放开按键，可以用方向键选择一个选项。作用分别为重启，应用update.zip，清除所有数据至出厂状态、清除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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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手机按音量下和开关机键就是进入fastboot界面，就是说工厂模式也就是fastboot模式。fastboot模式要结合Miflash工具一起使用的：
嗨！按音量下和开关机键就是fastboot界面。按音量上和开关机键是recovery界面。
买山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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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加载全文 迹，她下到了８００多米深的玉华矿井，写出了通讯《精彩人生》；为采访乡邮员王顺友的事迹，作为同期唯一一位文字记者，她跟随被采访人走进深山老林，历经悬崖绝壁，高山深谷，风餐露宿，写出了感动无数读者的新闻名作《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燃烧点，对于我，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神往、让我一直停不下脚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平凡而伟大的心灵之中。正是这样一颗颗心灵，让我领悟生命的意义，感受民族的灵魂。我写出他们，不仅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而感动和受到激励，同时，我的生命也在他们的心灵中得到丰厚的滋养。'张严平说。栏目名曰'走近'，因为要了解一个人的事，不难；要了解一个人的心，不容易。对于记者，在人物报道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探寻那一个人的那一颗心。专栏开篇之作《王争艳，冬天里最温暖的故事》正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王争艳内心世界的执着和伟大，在受众中产生较强烈反响。新华社用户称，直接以记者命名栏目，把名记者和好作品有机结合，是新华社对记者品牌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新华社充分整合优势资源提升影响力的一次有益尝试。栏目有助于提高新华社在正面报道方面的宣传力和影响力，社会需要让人动心动情的'好人'报道，媒体需要'严平走近'这样的好栏目。以推出名记者专栏为契机，新华社将进一步强化精品意识，强化人才观念，通过为业务骨干提供舞台、创造条件，使更多能够担当领衔、领军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在新华社总编室的关心、国内部的直接领导下，支撑栏目日常运行的三人团队'严平工作室'已正式成立。张严平全面负责协调、指导和组织落实这一专栏的选题、策划和稿件采写。中国记协网站王争艳，冬天里温暖的故事新华网武汉１月６日电（记者张严平熊金超沈翀）她俯首侧耳，静静倾听着每一位病人的陈述，目光里有温柔的悲悯，似乎每一个人都扯着她的心。２０１０年元旦，５５岁的武汉市金桥区卫生中心医生王争艳在一间小小的诊室，开启了她第２６年的从医生涯。刚刚过去的岁末，一场当地百姓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医生”的活动，让她一夜之间成为冬天里穿越无数人心的温暖的故事中的人物。从医２５年，她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８０元，最小的一张只有２毛７分钱。从医２５年，她靠一副听诊器、一双手，诊断救治了无以数计的病患。从医２５年，她走到哪，病人跟到哪，他们是她的“铁杆粉丝”。２５年酿成的爱，有着怎样的艰辛、漫长与执著？！以炽热的心赋予医学以生命的温度王争艳有一双女人中少见的骨节粗大的手。这双手就像一台精密仪器，可以在病人就诊的几分钟里基本锁定病源。１９８４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的王争艳对４年大学生涯最珍贵的记忆，是一代高医裘法祖在大课上说的一句话：“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当她终于成为一名医生，面对一个个病人，慢慢悟出了大师之言更深的内涵。上医，那是需要一种对病人俯首贴心的仁爱啊！教科书上所说的“视、触、叩、听”的诊断原则，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生命的温度。一颗种子，在王争艳心里发芽。她上班，总是随身带着４件东西：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一副听诊器，一块手表，再加上一双手，是她诊断病情的全部武器。那年，医院来了一位叫刘耀东的农民。他长年持续消瘦，四处求医，跑过大医院，找过名专家，做过一次花费上千元的先进设备的检查，无果。就在他因病而贫处于绝望时，经人指点，找到了王争艳，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医生，我坚决不做检查，花费不起！”　王争艳温和地微笑着：“放心吧！”她拿出随身装备，从眼睛、口腔起逐个细查，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听后背，最后用双手在心、肝、脾、胃处一点一点地摸了１０分钟，终于问出：“你是不是得过血吸虫病？”朴实的农民大叫：“１０年前的事，你怎么晓得？”刘耀东的病治好了。他逢人就夸：“王医生神啊！”王争艳从没觉得自己神，她能做到的只是从不放弃使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手。有一位８４岁的石凤仙老婆婆，起初双脚肿胀，多次到大医院就诊，化验单开了一大把，片子拍了一口袋，但一直不能确诊。直到老人肿胀遍及双腿，无法出门。两个女儿几次去医院寻求医生上门出诊，都被拒绝，最后慕名找到了王争艳。她们一再请王争艳坐出租车过来，费用她们出。但为减少病人负担，王争艳让同事用电动车把她送到大路边，再步行２里路，来到老人住处。天已转凉，她先搓热双手，才开始检查，从头到脚，细细查起。此时老人的脚已经开始溃烂，气味难闻。王争艳丝毫没有顾忌，俯下身，一个脚指头一个脚指头掰开，仔细观察。老人的两个女儿在一旁哭了，她们不曾碰过一次母亲的脚。检查后，王争艳确诊石老婆婆多年的病痛，根子是脚气。她对症下药，老人终于康复。上医之境，乃仁爱之境。这是王争艳的心得。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王争艳有个绰号――“青霉素医生”。这是老百姓送她的，一是说她看病便宜，一支青霉素８毛钱，二是赞誉她行医干净，这样便宜的药肯定没回扣。有人抽查了王争艳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两年的处方，平均单张处方值５５元，最小处方值只有２毛７分，是为一名胃炎患者开出的一支２毫升的胃复安。这是一种止吐药，在各种具有同样功效的药品中，最便宜。“让病人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是王争艳行医准则。６３岁的退休职工王建生，是一位高血压病人，在武汉顶级大医院拿到了每月８００元的处方单，这是他一个月退休金的一半还多。他慕名找到了王争艳。王争艳仔细询问和检查了他的病情后，调整了处方，一个月只需要８０元药费，疗效良好。她说：“没有诀窍，任何一种病，都有可开可不开的药，都有高中低价位不等的药，就看医生一支笔。”王争艳的这支笔，见证的是她的职业良知。一位名叫王荣华的病人，１９９８年被查出患有罕见的“亚急性联合变性”。这是一种因营养或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神经性病变，主要影响人体脊髓，理论上要长期住院才能保住性命。但王荣华一家穷得连医保中自己支付的部分都拿不出，何谈高昂的住院费。妻子刘玉芬说：“丈夫将不死于病，而死于钱。”绝望之际，刘玉芬听说了王争艳，电话打过去，还没开口，失声痛哭。王争艳仔细了解了病人的情况后，做出治疗方案。这个方案是，当患者抢救一缓过劲就让他回家，她来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刘玉芬拿药方去药店买药。几度寒暑春秋，在平均每月花费不到３０元的药费下，这个方案让王荣华平稳生活到今天已经１１年。刘玉芬一说起来就激动地落泪：“没有王大夫，我丈夫１０年前就死了。”有人曾问王争艳：“如何能坚持开小处方？”王争艳说：“我懂得老百姓的艰辛，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所在医院服务辖区，多是经济能力不高的居民，这正是她生活的境遇。王争艳月收入２３００元，丈夫是铁路上一名车工，每月交完各种保险到手的只有６００多元。一家３口至今“蜗居”在不到５０平米的小屋，读大学的儿子在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长到了２２岁。王争艳说：“我是怎么过日子，我的病人就是怎么过日子。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２５年来，最初的不忍逐渐成为习惯，她的处方法就像海绵里的水，越挤越干。或许王争艳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靠开大处方过上好日子。然而，她的心不允许她成为那样一种穿白大褂的人。有人称她“苕货”，当地方言，傻瓜的意思。她淡然一笑。王争艳渴望过好日子，但她绝不为自己过好日子而损害病人的利益。这是她的坚守。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人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王争艳做医生，却是一路“下沉”。３０岁大学毕业，她在武汉市汉口医院跨入医生的行列，做了１１年的住院医师后，在医院下设的四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一名社区医生。而她的同年级同学，如今几乎个个是大医院的教授、专家，最高的已做到名牌医院的副院长。外人看着的“吃亏”，却是王争艳自己的选择。就像３０年前，她的随军南下的身为军医和护士的父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洪湖那片最艰苦的土地；就像她的在手术室工作的Ｏ型血的母亲，只要需要，就会挽起袖子为手术台上的病人输血；就像母亲常教导她的，十颗黄豆十人吃了十人香，要与人分享，要给予，给病人看病就是给予。理想、浪漫、善良的种子，是可以在血脉中延续的，因为那是一种心灵的快乐。“在基层医院做一个全科医生，能为各种病人解除痛苦，我很自豪！”　王争艳开心地笑。就像一盒万金油，王争艳把自己能给予的都给予了她的病人。她为病人用手掏过大便；为病人做过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平日里为病人开药，她总是把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发展的、药有什么效果和副作用，讲得明明白白。每次开完处方，她还要一一交代清楚病人回家后的衣食住行。病人说：“到王大夫这里看病，顺心，放心，安心！”因为病人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王争艳习惯了替人垫钱。几块钱的挂号费，十几块钱的药费，有拿不出的，她就垫。可这些年创造了一个记录，垫出的钱从来没有不回来的。一个农民工在工地摔伤，连缝合带药费３０元，他身上只带了２０元，王争艳垫上１０元。木讷的民工连个谢字也没有，第二天，他手里捏着１０元钱一瘸一拐地又来到医院。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的了。王争艳说，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全因为病人的爱。她先后呆过多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都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他们自豪是她的“粉丝”。知道她从不收礼，常有病人买下一兜水果或菜，等在她骑车下班的路上，看见她，装成是偶然遇到，嘴上寒暄着，手里使劲把东西往她车筐里掏。点点滴滴，绵绵密密，王争艳的内心世界沐浴着患者的爱戴成长而丰满。王争艳的家里有一把二胡，那是她年轻时酷爱乐器留下的纪念。如今，她的脊背有些弯了，头发有些白了，经济的拮据让她几乎放弃了一个女人穿装打扮的乐趣。然而，她的内心依然灿烂。她喜欢唱歌，喜欢阅读英美古典原版小说，喜欢和丈夫、儿子挤在电脑前一起看大片。她还有一个很“高”的梦想，盼望能坐一次飞机，她这一辈子还没坐过飞机。她渴望体验那种“飞翔”的感觉，一如她在医生的世界里幸福地飞翔……最后的钟声——记乡村代课老师杨忠明新华网北京２月７日电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明星　余晓洁腊月十五的太阳刚摸到山顶，排捧村小学便响起了上课的钟声，刚烈、辽远、透着一种沧桑，在这个位于湘西保靖县吕洞山区的苗寨里，穿心扯肺地回荡着……这是一学年里最后一天的钟声。５５岁的代课老师杨忠明，在这口钟下敲了整整２８年。作为２０１０年全国３１．１万将要被清退的乡村代课老师中的一个，这会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的钟声吗？他不愿意碰这个话题。只是说，最近常做梦，梦见最多的是给孩子们上课，但有一次，他梦见排捧村小学突然消失了，急得翻山越岭到处找，山那么高，孩子那么小，他们到哪里去上学呢？梦醒来，他哭了。这辈子，他似乎一直都没走出这些梦境，幸福并煎熬。　　用一个多月的工资，跑２００多里山路，背回一口钟，仿佛背回了一座山寨的梦想保靖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有湘西苗族地区第一高山吕洞山，排捧村就在吕洞山上。这里山套着山，海拔近千米，早年村里人去趟县城，顶着星星上路，也要跑上两天两夜。贫穷、闭塞，使得这个苗家山寨祖祖辈辈没有请进过一个教书先生。直到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村里有了第一个代课老师石家成，是位在外读过书的本村人。杨忠明就是在石老师手下完成了小学启蒙教育，考进县城中学，高中毕业。那一年，石老师去世了。县上派来的两个公办老师待了不到３个月先后离去。排捧村小学散了。杨忠明跑到老师的坟前，重重地磕了３个头，抹着泪留下一句话：“老师，我要把你的事干下去！”这个心愿，更多的不是因为师生情义，而是山里人要自己救自己、闯出大山的一股子心劲。杨忠明想，为什么鸟能飞过吕洞山，因为它有翅膀。山里人没文化，就像没有翅膀的鸟，一辈子飞不起来呀！１９８１年秋天，２６岁的杨忠明在全村父老乡亲一致推举下，成为排捧村历史上第二个代课老师。开学前一天，他揣上刚拿到手的一个月的１５元工资，又背上一袋米，跑１２０里路赶到县城。先去集市卖了米，口袋里又多了点钱，之后跑到废铁公司东挑西拣，花１８元钱买下一口钟，又花２元钱买下一把用来敲钟的砍刀，连夜背回村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忠明就敲响了排捧村小学重新开学的钟声。全村人扶老携幼簇拥着２０多个报名上学的孩子，热闹得像过年。杨老师甜酸苦辣的代课生涯，就在这钟声里开启了。新校舍是３间老木屋。没有课桌，杨忠明找来砖头，上面搭木板；没有黑板，就把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刷上黑漆；没有凳子，就从自家和亲戚家一个一个地凑。冬天，刺骨的寒气从没有遮挡的窗户里吹进来，在黑板上结下一层厚厚的冰，每天早晨上课前，他都要先点上一捆草，把黑板上的冰烤化。老屋渐渐成了危房，杨忠明只得把２０多个孩子转移到自己家中，开了整整一年的家庭课堂，碰上雨雪天，铺上一地稻草，煮上一锅饭，留吃留住。学校是一、二年级复式教学法。每堂课，杨忠明在黑板中间画一条线，前２０分钟在这一半黑板上讲一年级的课；后２０分钟在另一半黑板上讲二年级的课。一个汉字学完，要再用苗语讲解一遍。当时村子里的人大多是文盲，７００多口人识字的不到２０个，家家户户穷得夜里连煤油灯都点不起。为了能让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在６年多的时间里，每到晚上，杨忠明都要端上煤油灯，把２０多个孩子的家逐个跑一遍，一个一个地辅导，回到自家时，常常已是后半夜了。刚刚学会的文字、计算，在孩子们心里打开了一片新奇的世界。他们第一次学会把想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次学会把家里一小捆一小捆用来计算多少斤苞谷、多少只鸡的小竹棍，只用一个数字写下；第一次从课本上接触到大山外面的世界。他们会经常问：“老师，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繁华吗？”杨忠明总是回答：“是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繁华。有高楼，火车、飞机、电影院……”其实，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繁华，这辈子，他去过的最远最大的城市是保靖县城。然而，他的描述已足够在山寨孩子的心中播下一片梦想……大山里的启蒙教育，就像刀耕火种，艰难而充满渴望。一人一校的复式教育，杨忠明坚持了２３年。直到２００４年，随着自然村的合并，排捧村小学与原邻村的两个小学合并成为包括一至四年级的“片完小”。公办老师依然派不下来，只得从邻村又请来两个代课老师，杨忠明兼任了校长。学生多了，操心的事更多了。为扩建修缮校舍，杨忠明带着１００多个学生家长，挑石头、背沙子、挖地基，千辛万苦。房子起来了，却短了上瓦的钱，他把自己当月刚刚拿到手的已经是每月５００元的工资，全部买了瓦。那个月，他家里吃了上顿找下顿。２００７年冬天，吕洞山区遭遇特大冰冻，冰雪堆到３尺高。有家长提议，课停几天。杨忠明摇头：“不能误了孩子！”他每天天不亮就往各村里跑，把那些年幼的小学生一个一个牵着、背着，接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一个一个送回家。有一次，他背着孩子一脚滑倒，孩子没事，他的腰却摔坏了。躺在床上，急得一夜睡不着，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请全村的壮劳力上路铲冰，可他拿不出钱答谢乡亲们。还是他那大字不认识的老父亲，从箱底捧出牙缝里省下的８０元钱，塞到儿子手上。杨忠明让妻子买下肉和菜，请所有出工的人吃了一顿饭。一种梦想的力量，常常能让人为之赴汤蹈火。杨忠明心里，就是为了一个梦想——用文化把山里的孩子扛出去，用文化把山寨的希望托起来。而他自己宁愿是一把苗寨里的古瓢琴，绷紧琴弦，奏出生命的强音，不惜弦断音绝。收稻、背矿石、割芦苇，在他用山里人的忠诚和坚韧守望的钟声里，有最伤心的痛杨忠明做了２８年的代课老师，敲了２８年的钟，心里最深的一块痛，是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却相继在他敲响的钟声里辍学而去。因为一个字，穷。在排捧村，杨忠明是唯一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一个月１５元钱的工资，他拿了６年。后来陆续涨到３５元、２００元、３００元……直到他做代课老师第２７个年头上，拿到了６００元。他全家５口人，一亩多地，打下的米吃不过半年，他的工资需要负担一家人吃穿用所有生活开支，而他还要经常拿出钱来，为那些家庭更穷困的学生买作业本、文具盒、书包等等。穷，是这座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给予这个小山寨的无法逃脱的底色，在这底色中，作为一个工资微薄的代课老师，注定了同样无法逃脱的窘迫与艰辛。一次赶集，１１岁的女儿看到别人家的女孩都买新衣服，也想穿新衣服。一件新衣服不过１０元钱，可她妈妈手里攥的票子数来数去，刨掉油盐酱醋的花销，只拿得出２元钱给她买了一件人家穿过的旧衣服，搂着女儿，妈妈流泪了。生存的压力，让杨忠明在做老师的同时，一辈子没有离开一个农民的角色。每一个暑假他都要跟上一群村民，背上行囊，去长沙附近的郊县当“稻客”，替别人收割稻子，一亩地８０元，一季收下来，能挣到４００多元。贫穷就像一座山，压得杨忠明喘不过气。看到村里很多人家长年在外打工，日子都过好了，他也曾动过念头放弃当代课老师，凭一身力气，一定能让家里人过上轻松日子。小他９岁的妻子石金香坚决不同意。在她眼里，文化人是最金贵的，教书先生是最荣耀的。她对自己的男人说：“我没文化，我去打工。你有文化，你要教书。书教好了，不光给村上造福气，日后你转正了，我们也跟着你享福！”山里的女人心地透亮、刚强，认准的事，就能把自己舍上。这些年，石金香除了耕种好自家的一亩多地，养下一口猪，一头牛，还几乎干遍了所有她能找得到的活儿。夏天，她和丈夫一起到长沙郊县当“稻客”；冬天，她到益阳湖割芦苇；她还到过镇上的麻辣厂给人家穿麻辣串；最长的一次是与村里人一起去邻县一座矿山背矿石，３年时间，自带米，自搭窝棚，１００斤一背篓，走十几里山路，挣７元钱，她一天能背３背篓，挣下２１元钱。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窝棚半夜被压塌了，她扒了半个多小时才钻出来，拣回一条命。那年寒假，杨忠明也赶到矿山帮妻子背矿石。见到丈夫，石金香哭了。哭完，就撵着丈夫回去。杨忠明死活不肯，最后俩人一起背了２０天矿石。学校要开学了，丈夫回去那天，石金香把挣下的所有的钱都塞到他身上，带上一句话：“你好好教书，村里孩子要靠你，我们全家等着享你的福！”石金香盼望的福似乎只是一弯水中的月亮。尽管做了２０多年的代课老师，转正，对于杨忠明，只是一个念想。他曾托人到镇上问过，回话说：想转正至少也得是个民办老师，代课老师不在教师的花名册上。无缘转正的杨忠明依然尽心尽责地做着他的代课老师。３个孩子，在贫困中相继离开了学校。杨忠明心里痛得不能碰。“每天早晨站在学校教室前敲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欢蹦乱跳地跑进教室，眼前就会浮现出自己那３个辍学打工的儿女，心如刀割啊！”当他终于说出这句话，泪落如雨。一天敲１４次钟，钟声已化为他生命的心弦，多少苦痛辛酸酿成的快乐与幸福，都在这钟声里了。上课下课，６节课加上早晨和中午两次预备，杨忠明一天要敲１４次钟。２８年的老钟，钟口已经破损，砍刀磨出了大豁口，可在杨忠明的耳朵里，它们越年久，敲出的声音越美。那份感觉，积淀了太多内心的挚爱。走进杨忠明和另两位代课老师的办公室，简陋而整洁。刷着白灰的土墙已经剥落，３张破桌子，３把破凳子，墙边烧着一盆炭火。每张桌子上都整整齐齐摆放着学生的作业本，计算尺，备课笔记等等。杨忠明的抽屉里，有一沓“优秀教师”证书，一面墙上是他用树叶贴成的一幅画，几条小鱼在水里游戏，画幅的右上角写着：“知足长乐”。杨忠明说，这辈子虽然不容易，但快乐最多。每个学期开学，杨忠明都会给每一个学生量身高，看看与上一个学期相比长高了多少。最后给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总是：“同学们，老师祝贺你们的身体又长高了，但更重要的是你们的知识也要长高，这样才是真正的长大。”每个学期末发成绩单那一天，杨忠明总会让孩子排起队，挨个把孩子们抱起来，举过头顶，亲亲脸蛋。全校１６０个学生，杨忠明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说得出家住哪个村。他爱学生如子，遇上哪个孩子因贫困读不起书，就是苦自己也要把孩子留住。有一个叫洪富国的学生，上了不到两个月就不再来了。杨忠明家访，得知孩子家境贫穷，一家人连米都难得吃上，顿顿苞谷饭。他对孩子的家长说：“孩子读书有困难，我来帮助解决。明天就让孩子到学校来吧。”洪富国终于在排捧村小学读完了四年级，所有费用都是杨忠明资助的。这个孩子用功又好学，后来一路读下去，现在已经是湘西自治州吉首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２８年的代课老师，杨忠明教出的学生已有上千人，有一半多的学生后来都读到了初中、高中，十多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办公室的抽屉里，珍藏着好几封在外地上学的学生们写给他的信，其中有现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班上学的学生石冬梅的信，信还有一个标题，叫“我在贫困中的生命价值”。信中说：“我是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我的出生地保靖县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教育的破败状况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巨石，这就是我的家乡。而我的幸运，是我从小走进了排捧村小学这个知识的摇篮，摇篮摇得很好，在这个摇篮之中的日子，我铭刻肺腑。杨老师，您说过的那许多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师的恩情无以报答，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用自己学好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杨忠明把这封信读了好多遍。他感慨道：“这个孩子说得多好——贫困中的生命价值。排捧村小学这个摇篮，就是要让更多的贫困中的孩子懂得并创造出生命的价值！”创造出贫困中生命价值的，更有那些读书后依然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轻人。３５岁的村支书石荣珍就曾是杨忠明的学生，他高中毕业回到山寨，和寨子里的青年人一道，给大山注入了祖祖辈辈不敢想像的活力，修路，通电，引水，用科学技术种庄稼……日子就像山里的泉水，流去再不回头。杨忠明把一生的好时光洒在了排捧村小学，人已老了。说不清从哪天起，他的眼睛花了。去年在外打工的大儿子给他买了一副老花镜，他很喜欢：“我要教到视线看不清东西为止。”近两年，他的胃开始闹疼，有时讲着课，那疼就来了。疼得厉害时，就用课桌的一角顶在胃部，接着讲。有几次，他疼得实在是站不住，就躺在教室旁他的一间简陋的宿舍里，把孩子召集在床边，坚持把当天的课讲完。看到老师痛苦的样子，许多孩子都哭了。采访中的一天，正遇上杨忠明在教语文课中老舍的一篇文章《母鸡》。几十个脸蛋被大山里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孩子高声朗读着：“它负责、慈祥、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因为它是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泪，无声落下。杨忠明这一辈子的角色，不就是排捧村小学的“母鸡”吗？夕阳如血。杨忠明走到教室外，敲响了排捧村小学这个学年的最后一次钟声。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材料显示，十多年前，全州有上千人的代课老师，到2009年只剩390人，大部分是这两年清退的。杨忠明所在的保靖县水田镇，目前还有11位代课老师。春暖花开的时候，杨忠明还会站在这里，敲响新学年的钟声吗？胡小燕：相约在春天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王攀　　胡小燕的电脑在桌上打开着，里面有她为这次大会准备的各种材料。　　她有些疲惫，明天大会就要闭幕了，她想到了家。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第三天，她就接到丈夫电话，小女儿生病住院，她不在家，只得由孪生的大女儿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妹妹。接完电话，她哭了。　　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位“全国最出名的女农民工”心里的牵挂。人们看到的是始终保持微笑的胡小燕，在大会上发言、接受记者采访、参加直播、回复不断涌入的电话和短信……　　最重要的，她向大会提交了5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建议，诸如医保转移、子女教育、技能培训、工伤赔付、欠薪等，原先预想就欠薪提交一份议案，因材料准备不足而搁置。　　“留着明年春天完成这个突破吧。”她倔强地笑笑。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的胡小燕　　胡小燕也许是中国最累的人大代表了。　　自日，代表着3亿农民工的这位打工妹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QQ号码后，就如一叶小舟卷入大潮。她的手机经常被打爆，一天最多时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手机话费最高的一个月1400多元，占她月工资三分之二，而邮箱里最满的一天涌进2088封邮件。　　她每天除了工作和极少的睡眠外，所有的时间都在回信回电，可哪里回得过来？面对来自与她同类的这个庞大群体里诸多的苦恼、诉求，她常常感到无奈。　　于是有了指责，嘲讽，乃至谩骂。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该背负的，只知道实在背不动。她哭了，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哭，哭了3个月。　　最伤心的一次，是她丈夫给她的手机充电时，看到了一条不堪入目的短信，男人暴跳如雷，叫她再也不要用这个号码了。积攒了太多的委屈和痛苦，终于让她有机会当着丈夫的面号啕大哭……　　泪，终于流完了，剩下的是她性格里的坚韧和一颗宽厚温柔的女人的心。　　她对丈夫说：“他们的辛酸咱都有体会。换位思考，那些农民工都是在打不通电话或问题得不到解决才发短信骂人的，换了我也会生气。号码不能换，说不准哪件事我还能帮上忙。”　　于是，胡小燕在指责和谩骂中，继续以这种她自己认为力不从心的方式履行着人大代表的职责。　　最成功的一次援手，是2009年4月，珠海市一家五金厂的农民工发给她一条邮件：“企业倒闭，老板逃逸，拖欠89位农民工48万元，经济补偿金120多万。”　　胡小燕立即将情况反映给了工会。　　这些农民工最终拿回了所有欠薪，还获得了50多万元补偿。　　但大部分个案，她并无力也不可能一一“解决”。　　这次人大会议上，她自认为并非本意的关于“有职无权”的表述，也引发一些议论。如会议发言人李肇星所说，人大是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的，代表个人不直接处理问题，包括处理具体事项和具体案件。代表通过提出议案和建议反映群众和代表的要求行使职权。　　为此，当天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她受到了媒体连续7个小时不间断的密集采访，又一次感受到一种无能为力。然而，她的内心却发出越来越清醒的声音：“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和人大代表！”“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的胡小燕！”　　孤独的胡小燕倔强地坚持着，直到现在，她手机仍然没有改号码，而且总是开机。她说，几乎每个电话里传来的故事，都能在她身上或者在她身边找到影子。　　她也曾连续三四个月找不到工作，急得冒火；　　她也曾为了还债，带病工作，晕倒在生产线上；　　　　她也曾不断奔波于四川老家与广东两地，为自己的两个女儿牵肠挂肚；　　她现在还和丈夫、两个女儿住在1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没钱买房……　　胡小燕说：“我亲身经历很多，我知道农民工的辛酸和痛苦，他们太需要一个疏通和解决问题的渠道了。”　　现在，她每天依然坚持在晚饭后至夜里11点左右，就做一件事情：上网回复邮件，或者学习文件。　　胡小燕说，她不会换手机号码，也不会停止使用自己的QQ。身不在男儿列，心比男儿“烈”　　马上要回家的胡小燕，准备“吓唬”一下丈夫刘加明。　　拨通电话，她“诉苦”说：“这两天出去逛了下街，不得了，一下子花了1000多块钱，下飞机你要准备好接我，没钱回去了。”　　说完挂断。　　片刻，丈夫回电话，着急火燎地说：“没事，家里快发工资了，花了就花了，别担心。”　　胡小燕开心地笑了：“吓唬你的，我一趟街都没上，没花什么钱！”　　乐观、坚强，是胡小燕性格的灵魂。　　她有句座右铭———“一天你乐观地过也是24小时，不乐观过也是24小时，乐观还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当然要乐观！”　　　　身不在男儿列的胡小燕，心比男儿“烈”。她能尽心尽力地在人大代表的岗位上坚持下去，一是能够理解农民工，更是她人生态度的一种选择，认准的事，不放弃，不抛弃！　　胡小燕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山村，姐妹三个，她是老大。人家说女孩子没用，不能干农活，她偏不信，发狠下地，干得比村里的男娃子都好。　　婚后家里欠下2万元债，为了还债，也是想活出个人样，1998年秋天，24岁的胡小燕不顾公婆阻拦，趁着不到2岁的双胞胎女儿睡着后，带了几件旧衣服，踏上一辆绿皮火车，40多个小时的颠簸后，找到了早她几个月到广东打工的丈夫。　　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4对夫妇，4个床帘隔成4家子，一张床铺一个月75块钱，在胡小燕看来这已经是大开支了。她每天一睁眼，穿上鞋就去找工作。　　她烧过锅炉，做过陶瓷厂的窑土工。她的妹妹第一次到佛山在窑口看见她的那一眼，心都碎了。三伏天，窑口的温度有60多摄氏度，她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脖子上的痱子在高温下流着脓血，把衣领沾得紧紧的，刚出窑的砖很烫，她戴着两副手套搬砖、分砖，手还是烫出很多血泡，黄豆大汗珠子，流在脸上，滴到地上。　　2002年，胡小燕应聘进入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从成品车间分级员一路做到了车间副主任。由于踏实苦干，表现出色，被评为佛山市“十佳外来工”。　　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投票，773名代表有740人把票投给了胡小燕，中国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由此产生。　　成为代表的胡小燕，开始努力地武装脑袋。她最着迷的事是读书。有关法律、企业、如何当人大代表的书，她都读。　　她注重在实践中学习。2009年间，在全国人大和广东地方人大的组织下，她先后5次前往山西、新疆等地实地视察，十多次出席各级人大会议和学习培训活动，联系农民工群众听取意见。　　连续两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感叹：“小燕3年来进步之大，让人刮目相看。”　　履职之外，胡小燕依然为一个农民工所追求的好日子而艰辛奋斗。　　2009年9月，她把在四川老家上初一的一对女儿接到佛山读书，尽管因为她是优秀外来工，接收女儿的学校没收借读费，但每个小孩一学期1500元的伙食费、住宿费仍然给她很大压力。　　36岁的她决定挑战自我，辞去了每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稳定收入的车间主任职务，转去销售部门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完全靠绩效挣钱。刚过去的第一个月，她只拿到1300元，但她相信未来的路子会越走越宽。　　胡小燕不施脂粉，不讲穿戴，细心地为自己的小家节省着每一个铜板。这次在北京开会，代表团驻地守着繁华的前门大街，她没走近一步。　　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她心里也有一个梦。　　“梦想在佛山能买间自己的房子。可是，根本买不起。那我的梦想就是全家人平平安安一起过日子，并愿望每个农民工家庭都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她羞涩地笑了。当代表就要敢说话　　胡小燕最难忘日，温家宝总理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初次参加全国两会的她提了两点建议，一是优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农民工子女，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完她的发言，温家宝总理说：你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第二天，温总理与胡小燕亲切对话的场面占据了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　　胡小燕一夜成名。　　但是，农民工群体在人大会场上略显漫长的缺席，终究让胡小燕的第一步迈得有些踉跄。　　她曾坦言，她还不知道人大的议案怎么写好。当美国记者问她“当了代表，下一步怎么做”？她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这次大会开幕前夕，她和另外两个农民工登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行使其人大代表职责。胡小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领导接见，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立刻有文章评论：“农民工代表不必屈尊受人‘接见’……以‘对待人民公仆’的方式与政府官员沟通，这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再后来，就是“有职无权”的风波。　　伴随着略显生涩的职责履行，胡小燕却是锐气不减，一路成长。　　她一如既往地为农民工的权益提建议，“民工荒”是她这次会议上发言最多的话题之一。　　她说：“很多地方强调结构性短缺，我认为，要分析民工荒，关键是要看农民工到底怎么想。有的是回去创业，有的则是小孩要参加考试，必须回去陪读；还有的是在家里打工拿800元，外出打工1000元，差别不大，宁可选择在家里打工。　　她希望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要求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推动企业提高福利待遇水平；在她看来，当前各部门对农民工的培训应当加强整合，形成一种“合力”，要不“这家两三天，那家两三天，学的又重复又不系统，没用。”　　说的都是大白话，大实话。　　有人提醒胡小燕不要心直口快，少说点。可她一上场就忍不住，老是要说。不说，话都堵在嗓子眼里，不舒服。　　“我为什么要说？因为一是说了有用，二是很多代表、委员特别是一些领导能够听得进去。”胡小燕很开心。　　她已经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和社会在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决心。她说：“两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去年初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下发文件要求企业尽量少裁员或不裁员，这个以前是没有过的；二就是允许养老保险异地接续，这也是很好的一项措施。”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听到这句话，胡小燕的手都拍红了。她说：“总理说的对，我认为现在农民工缺的就是尊严，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却不能平等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这是不合理的，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很快得到改变。”　　　　胡小燕特别赞成选举法的修订。她说，这让她看到了广大农民工群体产生更多代表的可能。她特别加一句：“当代表就要敢说话，不敢说话，你就别来了。”　　胡小燕曾在她的博客里写道：“不经意间，我离开家乡已经10年多了，每当听到大街小巷传来‘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我的泪水顿时就流了出来……”　　当一个柔弱的打工妹被时代赋予一种使命，她就拥有了千万人的力量。走吧，一路走下去，我们相约在下一个春天……　　再见！　　胡小燕！找水英雄新华社贵阳４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黄勇　廖翊　　对于贵州大山里４２岁的布依族女人张永琴来说，她的男人申玉光在这个干旱的春天里走得一点声响都没有，就像他平常每一次出门做农活，不言不语，总是她追出门喊一句：“早点回家！”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次，他成了英雄。水潭边他留下一只解放鞋　　申玉光家住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半坡村一个叫冒沙井的寨子里。自去年８月，这里就再没下过雨，平日里那口泥沙与水并冒的井早已干涸，地里枯黄的麦苗一把火能点着，本该３月里已经长到小腿高的苞谷，至今播不下种子。　　村里人天天上山找水，钻了７０多个山洞，４０多条山沟，终于在离村１.５公里一个叫田坪子的溶洞里发现了潭水，全村人乐得像找到了救命的仙丹。　　３月初，家家户户开始到田坪子洞取水。因为洞口小，洞的中部还有点拐弯，每取一桶水，都要３个人合作，一个在洞底打水，一个在中部拐弯处上传，最后洞口的人把水吊上来。山里人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水。　　这情景由半坡村两委会向花江镇党委和政府作了汇报，第二天上面就给半坡村调来了一台抽水机和２２００元配套资金。　　３月１０日中午，村干部喊上几个年轻的村民，扛着机子上了山。正在村头修路的申玉光听说是去引水，撒腿跑回家，抓了一块粑粑边吃边往山上赶，媳妇在后面喊：“要不要给你炒碗饭？”他摇摇手，头也没回。　　一行人把抽水机吊入洞中，安装了引水管。傍晚７点钟，机器发动，白花花的清水顺着管道喷涌而出。大家蹦着高地笑，申玉光也笑了，他自愿留下来看护管道。　　没有人会想到后来的事情，那是猝不及防。　　仅仅２个小时，水突然中断，洞底的机子也不叫了。原先安装机器的人已回村，现场有些慌乱，有人议论：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　　已是夜里９点，人们面对面只能见一个黑影，呈喀斯特地貌的山体在夜色中如怪兽林立。黑暗中传出申玉光的声音：“我懂机子，我下去看看。”他边说边从一个村民手中接过一把手电筒向洞口摸去。有人嚷：“天太晚了，洞深看不清，明天再弄吧！”“今晚说什么也得把机子弄好，明天一早就让村里人都喝上水！”平日里不爱说话的申玉光，这会儿话跟着话。　　他摆弄过柴油机、汽油机，这节骨眼上，能把自己的手艺使出来，让大伙儿早喝上水，他迫不及待啊！　　洞口依旧往外冒着油烟，人们发现，从地面油桶导入洞底抽水机的输油管脱离了油位。申玉光与年轻的村委会副主任陈立猛约好，陈立猛在上面接导管，他下去检修发动机。　　只能容下一个人的狭窄洞口在浑黄的手电光中如一只怪兽张开的嘴，申玉光没有一丝的犹豫，甚至没等把安全绳扣好，就徒手扒着洞壁急匆匆地下到了１５米深的洞中。　　　　“机器没有坏，油箱没油了！”洞底传出申玉光的声音。　　上面输油管迅速接好，一切就绪。　　终于，抽水机发动的声音从洞底传出，清水再次喷涌，随之大股大股的油烟也直冲而上。　　陈立猛被狠狠地呛了一下，心中一惊，扒在洞口连声喊：“申玉光，快上来！快上来！”没有回音。　　他赶紧拉安全绳，空的。　　人们闻讯纷纷涌到洞口，将洞底仍在运转的发动机吊起来砸向洞壁，机器熄火了。一位村民急忙系上安全绳下洞救人，但因忍受不了洞中油烟熏呛，途中被迫返回。人们脱下衣服拼命驱赶不断冒出的油烟，稍后，又一村民下入洞中，终于踩到洞底，没有申玉光，水潭边上只有一只解放鞋……　　镇上来了人，县上来了人，消防官兵来了，公安民警来了。　　营救，争分夺秒地营救。　　半坡村上千口子父老乡亲整日整宿地坐在田坪子洞边，等他回家。　　３月１５日清晨，申玉光终于被从洞底的水潭下找到，只是他再也睁不开眼了。望着他湿漉漉的遗体，人们放声痛哭……一个４２岁男人的平凡一生　　申玉光的遗像摆放在他生前家中正屋供奉的祖宗牌位下，相框是女儿莲娣花５０元钱从花江镇买回的，相片是去年底办身份证照的。这个４２岁的山里人这辈子只照过两次相，上一次也是为了办身份证。　　他有一个７８岁的老母亲，一个多病的媳妇，两个还没成年的孩子，他是这个贫困之家唯一的顶梁柱。　　他一家种着不到２亩地，刚够吃饭。平日里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挣钱。早年，他去广西打过工，在石场扛石板，后来因为媳妇生病，孩子又小，回了家。这些年，他一直盘算着去租地，到年底，交了租金，能把粮食留下，有粮，就能喂上猪，猪卖了，就能换钱，有钱，家里就好过了。　　他心里最大的三件事，一是供孩子读书；二是给患肺结核的媳妇看病；三是为老母亲养老送终。　　他是个没多少话的人。女儿记得他唯一说给孩子们的话是：“我小时候贪玩，没好好读书。你们别像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读到大学有个工作，自家创造好日子！”　　对媳妇，他也没留下更多话。结婚２２年，他俩在一起耍的时间就是去花江镇赶过几次集。可让女人记了一辈子的是，他没让生病的她下过一天地，砍过一次柴，男人就得护着女人，他守这个理。　　在母亲面前，他会不经意地露出孩子似的笑容。父亲是老退伍军人，曾在云南大山里开过４年军车，早几年去世了。母亲常会唠叨些他们早年的事，他懂得母亲心头有多软。上镇上赶集，他总不忘花５毛钱买下一包带玻璃纸的糖块，回来给孩子两块，其余的都塞到母亲手里。　　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带着这个家往前走，不管日子多难，从不抱怨，从不发火。　　女儿一想起父亲，就是他干活的情景。二月里锄草，仔细得像绣花；四月里耕田，牛在前，他在后；九月里收苞谷，汗花子淌得满脸；平日里还要砍柴，爬上很高很高的山，直到背上的柴捆压过头，慢慢走到家。在媳妇的眼里，家里一切都晃动着离去男人的影子。除了山上地里的活，挑水、打猪草、磨面都曾是他一个人包了。前两天，房上掉了几片瓦，本家兄弟见了说抽空来帮忙补上。她想，如果玉光在，自己就补了。心里顿时像被绞了一把，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谁都相信，申玉光这辈子做梦也没想自己成为英雄，他能说得出来的最响亮的语言是“能帮人就帮一把”。这正应了村里老老少少对他的评价：“对集体的事肯干，对别人的事肯帮忙”。他是全村公认的大好人。　　今年３月，镇上的公路修到了半坡村边上，村里在镇政府整村推进项目的支持下，决定修建通村通组公路。规划的公路在冒沙井寨碰巧要从一户人家的地里通过，这户人家死活不同意。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的申玉光有了心事，一连几天围着自家的地转圈圈。最后他对媳妇说：“从我们家拿出一块好地跟那户换上，不能眼看着路修不上啊！”贤惠的媳妇没二话。申玉光用１４７平方米的好地换到了那块地，无偿给村里用做了修路。这件事让全村人翘拇指。　　更多的时候，申玉光做下的事都属于“热心肠”。有时帮缺劳力的家掰苞谷、挑水，有时拿着自家的凿岩机为村上修路、农户家取石盖房添把劲。村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出事那天，申玉光家平房顶上还储备着一石板水，够他全家使用２０多天。他是为了全村人的饮水才舍上一条命啊！　　平凡的申玉光，成了不平凡的英雄。岩洞旁石缝中拱出的绿色　　“申玉光为了全村群众能用上水而献出了宝贵生命，恳请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半坡村村民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白纸上摁着密密麻麻的红手印。　　一群又一群乡亲赶到申玉光家，在他的遗像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申玉光生活过的这座大山，旱情在继续，但人们的心因为申玉光而湿润。　　走出申玉光的家，我们特别去了田坪子洞，向在那里为抗旱而死的一位大山里的农民默哀；向在那里化蛹成蝶的一颗英雄的灵魂致敬。　　阳光下，洞口静静的，周围奇形怪状的岩石张牙舞爪。很少植物，能看到零零落落的一些枯草。但紧贴洞口石头缝里却有一棵小小的绿色的植物，绿得发亮。　　久久地望着它……　　眼前浮现出申玉光遗像中那双质朴倔强的眼睛，浮现出山道上那一个个躬身弯腰担着水桶背着水篓的男人、女人、孩子的身影。　　终于懂了“英雄”。英雄就是荒芜中拱出的绿；英雄就是岩石上扎下的根；英雄就是在艰难困苦中的担当。在大灾面前，还有什么比具有这种英雄气魄的人民，更能让一方山水绝地重生？！申玉光，是千万英雄中的一个。他用生命留下一片光明——追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玉树抗震抢险队队员杜金玉新华社青海玉树4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张旭东 文贻炜 陈国洲　　流星的永恒，是它曾以炽烈燃烧的生命照亮夜空。　　42岁的杜金玉，就是这样一颗流星。这个憨厚、老实、平凡，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青藏高原的送电工人，在2010年春天骤然黑暗的玉树之夜匆匆划过……他的生命之火就这样静静地熄灭了，为这片灾难中新生的土地留下了灯火辉煌的一片光明。最后一刻的燃烧　　4月的玉树，清晨依然寒气刺骨。　　20日一大早，天还蒙蒙亮，杜金玉就钻出了帐篷。　　这是他随青海火电工程公司抢险队到玉树抗震抢险的第5天。这一天，他们将对结古镇至巴塘飞机场35千伏线路受损的铁塔进行完全修复工作。　　玉树山高地远，地震发生以来，巴塘飞机场成为这片危难之地最重要的“生命通道”。然而，从结古镇到巴塘飞机场供电线路的支撑铁塔，在震中受到山体滚石的严重破坏，机场只有靠临时电源设备维持机场照明导航系统，飞机起降存有极大安全隐患。　　几天前，从西宁火速赶来玉树震区的杜金玉和抢险队的同事们，投入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检修了这条长达35公里的供电线路，因修复材料暂时缺乏，只得对受损铁塔进行了临时性加固。彻底修复这条供电线路，使巴塘机场全面恢复正常供电，是玉树抗震救灾顺利进行的重中之重。　　19日，加固铁塔的材料终于准备完毕。今天，抢险队将对线路进行最后修复。　　“兄弟们，起床了！”身为班长的杜金玉，深知这是一场硬仗。　　工友们齐刷刷地起了床，吃了些饼子和菜汤，跳上装载着各种抢修材料的抢险车，快速出发。　　受损铁塔处在结古镇东侧大约15公里、位于通往巴塘机场公路的半途，之间被通天河阻隔，车子只得停下。　　杜金玉第一个跳下车，扛起一捆30多公斤重沾满了油泥的新钢丝绳就走。　　从通天河到要抢修的受损最严重的48号铁塔，要走3公里多山路，老杜喘着粗气，一步接一步终于走到铁塔下。　　这里海拔4000多米，两条支腿被山石砸断的铁塔在大风中晃动着。　　“我来上！”不等抢险施工队长白成海发话，杜金玉一步跨上前去。　　白成海心头发热。老杜年纪大了，他真不忍心让他上，但他又深知老杜手艺精，干活利索，在这抢时间的节骨点上，他最靠得住。白成海猛地一挥手。　　高原的风，像猛兽一样呼啸着，海拔4000多米的大气层中含氧量只有60%。杜金玉在风中艰难地向铁塔上攀爬。突然，一阵冰雹袭来，18米高的受损铁塔，摇摇欲坠。　　上角铁、拧螺栓、紧线路……扒在铁塔上的杜金玉全然不顾，拿着扳手麻利地操作着。　　中午时分，48号铁塔终于修复完毕，在空中坚持了3个多小时的杜金玉，慢慢攀下铁塔，咧嘴笑了：“干完这个，46号塔就容易点了”。　　在山脚下吃午饭时，杜金玉感觉有些累，他把身体斜靠在山石上，慢慢啃着一块饼。随队医生孙党威发现老杜神色疲惫，走上前。　　“我没事！”杜金玉挥了挥手。　下午修复46号塔时，白成海队长和工友说什么也没再让杜金玉上去，可他在塔下帮着拉线、上螺栓，一会儿也没休息。　　傍晚6点，46号铁塔也修复完毕。比原定晚上11点机场通电的计划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望着山间高高矗立的铁塔，杜金玉和他的工友们高兴地直笑，这是他们自地震进到玉树后最开心的一刻。　　晚上7点，全队收工回到驻地。　　吃过饭，杜金玉像前几天一样，准备带领几个工人到受灾群众安置点进行线路检查。可他胸闷气短，力不从心。在几个工友的劝说下，他第一次听劝，晚上没有再出岗。　　杜金玉回到帐篷里躺下。　　21点，医生孙党威到各帐篷进行医疗巡查时，看到老杜脸色不对，立刻对他进行检查，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心肺等还算正常。孙医生问他要不要去医院再做进一步体查。杜金玉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没关系的，就是有点累。”　　医生给他留下了一些红景天等抗高原反应的药物。　　时间滑向21日凌晨1点，工友张福禄从安置点检修线路回来。帐篷里的灯还亮着，他发现杜金玉还没睡着，脸色发白，还有点发烧。张福禄赶紧又把随队孙医生叫了过来。　　医生迅速帮他服了感冒药，并吸上氧气。　　“氧气凉凉的，感觉很舒服。”生平第一次吸氧的杜金玉说。　　看到杜金玉平静下来，医生走了。　　帐篷的灯熄灭，大家休息。　　然而，仅仅一个小时左右，睡在杜金玉旁边的另一位工友杨维祥听到了老杜急促的呼吸声。他起身打开灯一看，杜金玉嘴唇发紫，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　　随队医生立即赶来，检查中发现杜金玉的心跳已十分微弱，肺部有明显的水泡音，呈典型高原肺水肿症状。　　杜金玉被紧急送到附近格萨尔广场抗震救灾医疗点二炮536医院抢救。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注射药物，药水已无法进入；按压心胸，心脏已不能跳动！　　医生们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留住这个42岁送电工人的生命！　　21日凌晨4点，杜金玉走了……　　他的身后，是一片刚刚燃亮的灯海：从结古镇到巴塘机场的供电线路当日正式合闸通电，机场灯火辉煌，赛马场等灾区安置点灯光明亮，玉树结古镇一片光明……　　这个夜晚，除了泣不成声的工友，没有人知道这个普通的送电工人。他太平凡、太普通了———工友们花尽力气寻找杜金玉生前照片，只找到他在玉树地震中高空抢险架线时的一张背影照。　　这个背影，成为他生命永远的定格。舍不下的玉树　　工友们这样回忆他过去的几天几夜：他太累了，他是累死的……　　来到玉树后，在赛马场附近的废墟处，正在工作的杜金玉曾遇到一个70多岁的藏族老太太，一家5口人只剩下她一人，无依无靠。　　心酸的杜金玉从工程车上拿出一提矿泉水和8个饼子，送到老太太手上。不懂汉语的老太太流着泪，抬起双手，竖起拇指，朝着杜金玉直晃。　　杜金玉难过地对身边工友说，受灾群众太可怜了。“我们要尽自己一点力，不能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杜金玉，本可不来玉树。　　4月14日地震后，玉树电力设备遭受重创。国家电网公司启动紧急应急预案，青海火电工程公司迅速组织抗震保电抢险队，准备救灾物资器具，随时待命出发。　　14日下午2点，正在西宁大通黄朝线项目部施工的杜金玉，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到施工队长白成海处请战。　　队长白成海心疼他：“老杜，你年龄大了，玉树地区高寒缺氧，就不去了吧。”　　老杜发火了：“我虽然是老梆子了，但架线还是可以的，必须让我上玉树，不然跟你急。”　　“倔驴一个，赶紧准备一下，晚上6点集合”。拗不过他，白成海只好同意。　　老杜一下子乐了。　　加入抢险队，时间就像上紧了“发条”：　　15日早晨7点50分，公司抗震抢险队开赴玉树灾区；穿越三江源高原冻土地带，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历经10多个小时的颠簸，16日凌晨3点，杜金玉他们一行抵达玉树。　　杜金玉和工友们立刻接到任务，抢修结古镇通往巴塘机场的35千伏受损线路，对受损铁塔进行前期应急加固。　　由于受损铁塔与机场公路被通天河阻隔，材料运送需要人工搬运。杜金玉率先扛起一根60多斤重的杉木，在高海拔缺氧的环境里，硬是走完了3公里长的崎岖山路，老杜的脚步显得有些滞重。　　顾不上休息，杜金玉戴上安全帽，系好安全带，气喘吁吁地带头爬上铁塔，指点着塔下队员赶紧搭立杉木杆。　　当晚9点30分，抢修小组完成了三个受损铁塔抢修加固任务。地震后40个小时，灾区结古镇35千伏中心变电站通往玉树机场的专线成功合闸通电。　　直到17日凌晨，杜金玉和同伴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下山坳……　　繁重的任务接踵而至，杜金玉的班组又承担了赛马场10千伏线路工程抢修任务。　　玉树赛马场是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这里安置了近3万名受灾群众，还用不上电。　　高原一天有“四季”。4月17日这一天，抢修队经历了冰雹雨雪，天晴后紫外线又把人的脸灼得生疼。　　杜金玉一天都带领年轻队员挖坑、立杆塔、展放线路。挖坑，是个重体力活，需要深挖2米，但因开口1.2米长、60厘米宽，只能容一个人在里面挖。老杜不时跳进坑内，抢着干。他这一个班组，当天就完成了所有15个基坑任务。　　当晚，看着赛马场仍然漆黑一片，杜金玉着急发慌，“必须尽快让赛马场安置点通上电。”　　接下来的连续两天，他和抢修小组把午饭带到工地，放弃休息时间连轴转。在高海拔地区，在杆塔上作业，就连年轻人都感觉吃不消，但是他却没有喊一声累。　　搭横担、解线头、校正线……每次立杆放线都至少需要上下五次电线杆，但42岁的杜金玉爬上爬下，在杆塔持续高空作业。　　19日17点，赛马场线路所有施工任务完成，具备了带电条件。电闸一合，耀眼夺目的探照灯和路灯照亮了硕大的赛马场……　　当晚，杜金玉踏实睡了个好觉，好迎接20日新的任务。　　但谁也不知道，20日已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五一”，是他回家的日子　　在高原的晚霞中，我们来到了位于乐都县芦花乡营盘湾村杜金玉的家，高高的山，低低的山坳，一幢土房子坐落在一方不大的平台之上。房子东侧，生长着一棵年轻的松树。　　走进黄色的小门楼，是一个四方的小院，阳光照射进门厅。堂屋里摆放着一张简陋的沙发，上面铺着洗得干净的沙发巾，屋里还有一台20英寸的电视，一部电话，顶棚上整整齐齐地糊着一层厚厚的旧报纸。　　这个曾经温暖的家，对于此刻39岁的女主人李金秀，已是痛不可触。　　那曾是牵动她多少思虑的电视机。从丈夫去了玉树，平日里很少看电视的她，每一天都要打开电视，调到新闻台，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有关玉树地震的内容，她坚信能在电视里看到她的男人。　　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到玉树一个扯电线的画面，上面有几个人一闪而过，她急得恨不得把电视翻过来。半夜还在想，那里面会不会有她的金玉？　　那安放在木桌上的电话，曾给她传来多少安慰。从丈夫去了玉树，她每一天晚上都要给他打一个电话。　“累不累？”　　“不累。”　　“冻不冻？”　　“不冻。”　　“吃得好不好？”　　“吃得好。”　　尽管每一次电话几乎都是这些内容，可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内容更让她心头安稳的了。　　那一天，大山里下起漫天大雪，她一下子想到了玉树，立刻冲到电话旁拨通了丈夫的手机，还没开口，先哭了。直到丈夫再三告诉她玉树没下雪，她才止住了眼泪。　　20日下午4点，李金秀不知怎的有些坐立不安，不等天黑，她又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好吗？”　　“好！”　　“想你呢！”　　“知道了。忙着呢，正干活。挂了。”　　丈夫不多的话，让她回味了好久，很暖。　　朴实善良的女人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打给丈夫的最后一个电话。仅仅过了12个小时，他永远地走了。　　两天后，她从得知消息的乡亲们极力掩饰的悲伤眼神里感觉到了一切，正在忙着喂猪的她，扔下木桶，号啕大哭。　　杜金玉身边的人，谁又能相信这样一个好人如此而去？　　工友张福禄和杨维祥是连夜边流泪边开车，带着杜金玉遗体从玉树向西宁返回。　　一路上，他们总在想，从高原越往下走，氧气越多，氧气多了，老杜就能醒了。他们每走几十里就停下来，摸摸老杜的脉搏，再走几十里，再停下车摸摸，一连摸了三回。直到快到西宁边了，他们才不得不相信老杜真的走了。两个人从路边的一个小店里买了10元钱的黄纸烧了，火光中，泪流满面……　　无法相信这个不幸的还有老杜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等着爸爸回家。　　上高中三年级的大儿子杜延辉记得爸爸常对他说：“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别学你老子，没出息！”　　可在儿子眼里，爸爸从来都是一个英雄。　　爸爸总是挂念着他们的家，一家老小7口全靠爸爸工资养活，再难再苦，他从来没有一句抱怨。他和弟弟上学无论需要多少钱，只要说出来，第二天爸爸一准就把钱准备好，塞到他们手上。　　爸爸每次回家，总会给爷爷奶奶带回一些饼干，给妈妈带一件新衣服，给孩子们带包糖果。可他从不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他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为自己留下300元的伙食费后，便把所有钱都带回了家。唯一的是偶尔抽几根烟，也总是买一种牌子“兰州”，红纸包装的，2块5毛钱一包。　　在乡亲们的眼里，善良憨厚的老杜很是可亲，他热心，愿帮助人，高兴起来，还能亮嗓子唱一曲青海的“花儿”。　　春天，高原上的花儿要开了。　　所有爱着杜金玉的亲人和乡亲，没有想到这样把他等回来了。　　他太累了，他真该好好歇歇了。　　乡亲们按照他们算出的吉利日子，筹划着在农历3月18日把老杜接回村里安葬。这一天，正是阳历5月1日，国际劳动节。热合曼的守望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27日电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廖翊 余晓洁 徐军峰　　穿着一件黑上衣的热合曼在房门口迎我们，头发凌乱，浑身上下都好像蒙着一层灰白，只是一双眼睛亮闪闪的，透着欢快与几分羞怯。　　他能说几句简单汉语，“想学，但这里没人跟我说话。”他笑了。　　他常常在傍晚，跑到附近最高的山岩上，向自己从小长大的多来提巴格村瞭望，那里有树，有水，有他的亲人……　　“离开吗？”这个问号在热合曼的脑子里转了很多年。　　38岁的热合曼·阿木提喜欢看人，喜欢看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等所有色彩，喜欢听小摊贩的叫卖声、驴子的嘶鸣声、姑娘银亮的歌声。他每月会去一次库车老县城理个发，刮刮胡子。赶上巴扎(集市)日，这由上万人、上万驾毛驴车拥挤交织出的活色生香便成了他最大享受。　　很少人知道，他工作的地方只有一个人———他自己，只有一种颜色———雅丹的灰白，只有一个声音———风声。　对于现实世界的热闹，热合曼是另一片沉寂无声的古老文明世界的守望者。在没有水的雅丹，他于孤独中坚守　　寻访热合曼，像一次探险。　　从库车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前行十多公里，便进入一望无际的盐水沟大漠，著名的克孜尔尕哈烽燧峙立在大漠中央。岁月侵蚀，这座由西汉中央政府为保护丝绸之路商业和军事道路畅通而设置的烽火台，宛如两个并肩翘首的士兵，目光正与热合曼所在的地方遥遥相对。　　那是一片被称为“魔鬼城”的雅丹。　　我们的车子几乎是在上下奔突的波浪中扎进去的，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山岩，像一个个有生命的精灵群舞着。迷阵一般的穿行后，忽见一南北沟谷，两旁风蚀的崖壁上，几十个洞窟高低错落着。这就是丝绸之路重要佛教文化遗址———克孜尔尕哈石窟。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推门下车，四下望去，只有一个颜色———地表是灰白的，雅丹是灰白的，突立在沙丘上的一间土砖房是灰白的，浮悬在空中的沙尘也是灰白的。房前有两棵树干挺立、绿满枝丫的老榆树。榆树不远处立着一块夺目的黑色石碑，上面写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孜尔尕哈石窟”。　　穿着一件黑上衣的热合曼在房门口迎我们，头发凌乱，浑身上下都好像蒙着一层灰白，只是一双眼睛亮闪闪的，透着欢快与几分羞怯。　　他能说几句简单汉语，“想学，但这里没人跟我说话。”他笑了。　　房间一目了然。一个火炉子，一张破木床，两只储水桶，墙角放着一盏满是油垢的煤油灯，墙上挂着三五个大如锅盖的烤馕，薄薄的被褥上摊着一本已经破旧的没了封皮的“汉语会话”，还有一个小小的、这间房里唯一的家电———半导体收音机。　　热合曼告诉我们，每个星期，他都会旋风般地回一次十公里外的家中，洗个澡，换身衣服，给手机充电。在享受一顿母亲做的“拉条子”(面条)后，带上弟媳烤好的一个星期的大馕匆匆赶回。　　起风了。沟谷中旋转的沙子像海浪一样飞起来，落下，又在地上堆成了层层海浪，风中，可以听得见沙子“蟋蟋唆唆”的流动声。两棵榆树在风沙中奋力地挣扎着。热合曼皱皱眉头，自言自语：“该浇水了。”　　水，是热合曼的心结。　　新疆是块宝地，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绿洲；哪里有绿洲，哪里就有比别处更香甜的瓜果。　　但是这里，没有水，只有风沙。　　来到这里的第二年，热合曼和弟弟热西提就在父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挥动着坎头曼，在离小屋不远处的一块低洼地上挖井，沙石又干又硬，每天只能挖掘40公分，整整半年，挖下33米，仍不见一滴水。父亲终于摇摇头。　　如今，这口枯井依然无望地张着黑洞洞的口子，3个小梯子连接而成的长梯静静地靠着井壁，无声地诉说着主人当年的渴望。　　打井失败后，克孜尔尕哈从此保留了一道至今未消失的风景———大约每周四，热合曼的父亲或弟弟赶着毛驴车，带着水，从10公里以外的多来提巴格村向这片荒无路径的雅丹奔来，走到毛驴过不去了，他们就用坎头曼开出一段路来。日子久了，两根纤细的“驴道”就像两条从绿洲吹向雅丹的飘带，弯弯曲曲，落在石窟的脚下。　　2006年，也就是热合曼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工资由最初的220元升为860元那一年，送水的毛驴换成了“电驴”———拖拉机，“驴道”也被压成了拖拉机道。　　很巧，那天，热合曼的弟弟又开着拖拉机送水来了。每次送来的两吨水，十分之一热合曼用，十分之九浇门前的两棵老榆树。树是当年守护员托乎提老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种下的，奇迹般地活下来，热合曼曾尝试种一些新的树，但都没活成，这两棵树成了热合曼的命根子。　　一根黑色皮管把纯净透亮的水喂给老榆树，热合曼蹲在一旁痴痴地看着。对于干涸的荒漠，两吨水显得那样微小，流出的水在地表停留只有十几秒钟，即无影无踪。　　他告诉我们，他曾养过40只鸽子，16只鸡，1只狗，可这里夏天气温四五十摄氏度，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小鸡活活热死了，小狗的脚烫出了血泡，他不忍心，把它送了人，鸽子飞走再也没回来。　　“这里只能活人。”热合曼俏皮地笑道，笑得很纯真。　　水，水，水……水成了热合曼生活最大的渴望。他记不清做过多少梦，梦见克孜尔尕哈有了水，有了花草，有了漂亮姑娘……　　“克孜尔尕哈”是维吾尔语，意思是“姑娘留下来”。但是，没有水的克孜尔尕哈，是个留不住姑娘的地方。热合曼1997年结婚，4年后，女人便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了他。　　不仅姑娘留不住，热合曼的前任小伙只干了3个月，就逃离了这个“生命禁区”。　　只有17年前来到这里的热合曼留下了，在他21岁的青春年华。即使死了，也要托住美丽的“飞天”　　热合曼出门，身上总带着3样东西：一串钥匙，一把铁锨，一个手电筒。他每天从清晨开始，要围着64个洞窟巡视3次，每次2到3个小时。看看地上有没有奇怪的脚印，看看洞窟的门锁是否被动过，看看洞窟内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岩体开裂，塌方渗水，壁画空鼓、剥落等情况，要立刻报告克孜尔石窟研究院。同时，他还要清理堆积在洞窟门前和栈道上的沙土。　　工作简单、枯燥、乏味。但在热合曼心中，却有一种神圣。　　“我不懂佛学，但是看到洞窟100多年前被列强切割的痕迹，和今天一批又一批国内外学者到这里考察、临摹，我懂得了，它们是国家的宝贝。我的职责就是把它们照看好。”热合曼说。　　库车，维语为“十字路口”，为龟兹古国中心，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著名的东方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曾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交汇的地方。”　　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的龟兹石窟，是这一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结晶。它开凿于公元前4世纪，早于莫高窟200年，其独具魅力的艺术风采随佛教东传，对敦煌艺术产生重要影响。著名学者、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曾说过：“敦煌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已经基本理出头绪，但是，要想解开敦煌艺术最深层次的文化之谜，钥匙在克孜尔。”　　热合曼守护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当是这把钥匙极为重要的一环，它距离龟兹都城最近，素被称为王室寺院，其许多洞窟形制与壁画内容、色彩及技法，在中国独一无二。　　热合曼用钥匙打开一扇扇石窟大门，天光清风随之入内，一千多年前龟兹佛教艺术所缔造的绚丽与辉煌如梦如幻。　　有形制各异的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有各种功能的支提窟、僧房窟、禅窟……最迷人的是壁画，表现了各种佛教故事以及龟兹乐舞，飘逸灵动的飞天舒袖散发飞向人间……　　只是，大多数壁画已看不到原貌。历史上，它曾多次遭遇西方“探险者”的劫掠，加上千百年风侵雨蚀和人为破坏，洞窟伤痕累累，壁画残损不堪。　　“每当看到它们受的这些伤，我心里就难过。”热合曼神情忧郁。　　在一处台阶上，风又累积了一层沙土，他用铁锨熟练地清理着。“这样免得大风扬起后粘在壁画上。”他像是解释。　　不经意间，我们从风说到雨，热合曼一下子瞪大了眼睛。2009年秋天的一场大雨，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那是从9月25日开始，新疆库车地区连降3天大雨，山洪暴发，克孜尔尕哈沟谷一片汪洋。紧靠沟谷的26号洞窟所在岩体被大面积冲垮，坍塌的巨石堵住了河道，洪水顺势而涨，石窟危在旦夕。　　热合曼拿着手机跑到山顶，找到信号稍好的地方，向研究院紧急报告。　　1个小时，5个小时，10个小时……大雨继续倾盆而下，通往烽燧的荒漠水天一片，外面的人和车辆根本进不来。　　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平日里宁静的雅丹似乎真的变成了一个魔鬼，在风雨中尖利地咆哮着、撕扯着，所有的岩体都变幻出一种暗红的色彩。　　热合曼什么也顾不上了，拿上铁锨，跳进齐腰深的洪水，摸爬到被垮塌的岩体堵塞的泄洪口另一端，拼命地挖。手挖出了血，浑身上下裹着泥浆，天昏地暗中他已分不清白天还是夜晚，整整16个小时，终于挖出了一条30米长的临时排水沟，滔滔洪水在洞窟脚下安然通过。　　热合曼回到自己的小屋，洗脸盆在房间里漂浮着。他扒下衣服，跳上床，呼呼地睡着了。　　事后有人问他，没怕吗？他回答：“即使死了，也要托住美丽的‘飞天’！”带着维族人特有的幽默，更是真心。　　他再也不是17年前的热合曼了。　　日，被克孜尔石窟研究院聘为临时看护员的热合曼·阿木提，除了想到一个月220元工资可以换两只羊外，对这份工作的认识还是个零。　　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当所有的洞窟、雅丹、沟壑，连同高高的烽燧都被浓浓的夜色吞没时，当风的怪叫和风吹门锁发出的声音交织而起时，他感到恐惧。栓上门，点上煤油灯，坐在紧靠墙角一边的床上，用毯子把自己包起来，瞪着眼睛，紧盯着门窗，直到天亮。　　年轻的热合曼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历练。　　不会抽烟的他，一年后，抽上了。从不跳舞的他，会跟着手机下载的维吾尔舞曲铃声，一个人蹦上一段。更多的夜晚，他会抱着半导体收音机一首接一首听歌，他最喜欢维族歌手阿布都力，最喜欢的乐曲有“十二木卡姆”“米拉吉汗”“神秘的烟雾”。　　每个月，他去库车县城理发时，最喜欢去灯饰品店看各种各样的灯泡、灯管，那么漂亮，点亮后就像花园一样！不像他的小屋，只有一盏煤油灯，很小的灯火，很难闻……　　他常常在傍晚，跑到附近最高的山岩上，向自己从小长大的多来提巴格村瞭望，那里有树，有水，有他的亲人……　　“离开吗？”这个问号在热合曼的脑子里转了很多年。　　他终究做出了否定的选择。　　那一年，克孜尔石窟研究院召开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激动兴奋地考察了包括克孜尔尕哈石窟在内的多座石窟群，热合曼开始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他慢慢喜欢上了石窟，尤其喜欢石窟壁画中的“飞天”，他能说出每一个“飞天”的造型，具有极高艺术和研究价值的30号洞窟中托花奏乐“飞天”是他的最爱。“我看过很多‘飞天’，这里的‘飞天’最美了！”他满是自豪。　　17年风吹雨打，两棵榆树粗了好多，雅丹瘦了不少，烽燧矮了几十公分，热合曼长大了。　　“洞窟在我眼里是活的，‘飞天’也是活的，有灵魂呢，在陪着我说话，让我不感到寂寞。它们是国家的宝贝，没人保护，怎么把它传给子孙后代？在这里虽然看不到繁华，但我很满足。”热合曼的目光里有很大的定力。捧回个老汉叫“孔子”，同是一条根　　热合曼的耳朵极其灵敏，在我们没有任何感觉时，他会一下子蹿出去。那天下午，我们从小屋紧跟着他跑到外面，果然，烽燧那边，一辆小车正朝石窟方向颠簸驶来。　　是研究院翻译带着一位奥地利学者来参观考察克孜尔尕哈石窟形制。这位大胡子学者说，他是从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写的《西域考古记》知道克孜尔尕哈的。正是这个勒柯克，上个世纪初，曾两度来此割取大量稀世壁画和珍贵塑像、龟兹文书，给中国佛教文化遗产和研究带来过灾难。　　来访的奥地利学者极为守礼，谦恭地接受洞窟主人的安排。热合曼看过克孜尔石窟研究院的批复，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屋取上钥匙和手电筒，领着外国学者上山。在洞窟里，他和翻译不时熟练回答奥地利学者的提问。　　他熟悉这里的64个洞窟，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他说得出每一个洞窟的建筑形制，每一处保留下来的壁画所描绘的故事，知道哪一个石窟有裂缝，哪一小块壁画开始空鼓，甚至能感觉到在时光磨蚀下壁画色彩的细微变化。　　“这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小块壁画、文字都有一千多年历史了，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损失一点点，都不完整了，都是文化的消失……”　　高中毕业的热合曼对“文化”这番厚重的理解，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心灵。　　他最难忘父亲阿木提·谢木西———一个没上过学却心智聪慧善良的老人，把一颗金子般的心传给了他。　　从热合曼看守石窟的第一天，父亲就带领着全家为他组成了最坚强的“亲友团”。　　每个星期，都是父亲和弟弟赶着毛驴车、后来是开着拖拉机在荒芜的雅丹跋涉两三个小时为他送水；每个月，热合曼上县城理发、去研究院开会，都是父亲和弟弟帮他照看石窟。2007年5月一个深夜，热合曼隐隐听到洞窟风吹门锁的声音，以为有情况，赶紧上崖巡查，一脚踩空，重重摔在台阶上，膝盖重伤，在医院躺了整整3个月，年近古稀的父亲替他在洞窟里守了整整3个月。　　“父亲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按时做乃麻子，替我值班的时候，也带上礼拜垫，在我的屋子里做乃麻子。父亲说，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古代库车人、包括我们的祖先都信仰过佛教，这是祖先共同留下的东西，是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也是热爱和平的。”　　热合曼永远都忘不了，日，68岁的老父亲走了，告别了他的亲人，也告别了克孜尔尕哈石窟。弥留之际，他紧紧抓着热合曼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看好石窟，那是国家的宝贝。”　　这一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将“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奖颁发给了热合曼，连乌鲁木齐都没去过的他，一步跨进了北京。　　一年后，香港凤凰卫视又在南京授予热合曼“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获奖的10个人物，9个是举国明星，其中有已经去世的东方学泰斗季羡林。主持人表示，如果季羡林先生在世，一定乐于给热合曼颁奖。但是热合曼并不知道季羡林是谁，星光灿烂的现场，他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但是，他以对克孜尔尕哈石窟生死不离的守望，让现场的每个人、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记住了他———热合曼·阿木提。　　颁完奖，热合曼就捧着一尊象征着奖杯的雕像回到了克孜尔尕哈。雕像是个老汉，有一把漂亮的胡子，他记下了老汉的名字———“孔子”，还知道了“孔老汉”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热合曼很是骄傲，原来他看守的石窟与“孔老汉”都是中华文化这同一条根脉上的宝贝啊！　　他的小屋没桌子，他把“孔老汉”仔仔细细包好，放在一个口袋里，每到闲下来时，就把老汉请出来，默默与其对望上一阵子，心里满是喜悦。　　让热合曼喜悦的还有，克孜尔尕哈终于有姑娘留下了。一个叫艾比拜木的漂亮的小学女教师在2008年成为他的新娘。她是在他那年腿伤住院期间，认识了他，爱上了他。　　每个周末，艾比拜木都会赶70多公里路来洞窟会热合曼，带来她亲手做的、他最爱吃的手抓饭。让热合曼特别感动的是，妻子也爱屋及乌喜欢上了克孜尔尕哈石窟，他去南京领奖的3天，正逢学校放假的她在石窟帮他守了3天。回来问她：“怕不怕？”“不怕。”“咋不怕？”“洞窟里那么多‘飞天’保护我，怕个啥？”俩人都笑了。　　问热合曼，如果重新选择，还会选择现在的工作吗？　　他歪歪头，闪着英俊的眼睛：“当然。”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情……”　　他忽然停住了。　　从烽燧方向传来风声，或许还有其它声音，他冲上高坡翘首站立。夕阳下，克孜尔尕哈烽燧与他遥遥相望。热合曼说过：“我和它都是哨兵……”乡村防疫员新华社太原6月27日电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刘翔霄 徐江善　　王元林在山西静乐县双路乡的娃娃们眼里是个“可怕之人”，一看到他，不会走的娃娃就哭，会走的娃娃就跑，若是哪家的娃娃淘气得厉害，当妈的只要吼上一声：“再淘，打针的王元林就来了！”任哪个娃娃立刻就会乖下来。　　王元林对此颇有点骄傲。“娃娃们怕我，是因为我和他们接触多，接触少，他们不会害怕。”　　双路乡有15个村子，6000多口人，过去最多的时候一年出生140多个孩子，现在平均一年的新生儿是44个。自从24岁当上乡里的防疫员，王元林在37年的时间里接种疫苗20多万人次，全乡接种率100%，没有发生过一起疫苗纠纷。　　这个娃娃们眼里的“可怕之人”却是一直松不下气，按照国家规划免疫程序，一个儿童需要接种的疫苗种类从过去的4种，增加到了现在的14种，他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绷得像根绳。随身携带“密电码”　　一大早，王元林准备出门。今天，他要去南黄纬村给一个1岁半的娃娃接种麻腮疫苗。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在填写的密密麻麻的疫苗接种记录中，仔细核对着这个娃娃的名字、所在村、父母姓名、曾经接种时间、地点、疫苗名称，以及每一次疫苗的批号、有效期、产品地和生产日期等。　　像这样的小本本，王元林几十年来积攒了一大口袋，被乡亲们称为“密电码”。手上这本是最近的记录，上面显示，今年截至5月份，全乡已有365个孩子打了疫苗。他说：“有了这些疫苗接种的第一手资料，既避免了重复接种，也不会漏种。”　　王元林把“密电码”装进随身的上衣口袋，接着打开墙角立着一台专门用来存放疫苗的白色的齐洛瓦冰箱，检查确定温度在2至8摄氏度的正常范围后，小心翼翼地取出将要接种的麻腮疫苗，装进一只便携式冷藏箱，再加进两块人造冰，背上肩，疾步出门。　　在王元林看来，每一次接种疫苗，都须如履薄冰地小心，任何一个环节的闪失，都可能给一个娃娃、一个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痛苦。　　他总忘不了今年3月的一天，去南沟村为村民赵小龙的娃娃接种B型流感疫苗。他走了15里山路赶到村里后，发现娃儿面色发黄，怀疑在发烧。可娃儿的母亲对此毫无察觉，念叨着王元林跑了一上午，坚持让他给孩子打上一针。王元林耐心向她讲解疫苗接种是有禁忌的，当孩子发烧时万万注射不得。他帮她找来村医，经检查，娃儿的确在发烧，当场就打了退烧针。　　几天里，王元林一直惦记着这个娃儿，当他得知娃儿康复了，又步行赶了近3个小时的路来到南沟村，给娃儿补种了疫苗。　　“哪怕有一丝隐患，也不能随便接种！”这是王元林铁的原则。　　每一个娃娃第一次接种疫苗，他总要反复向家长询问娃儿的身体情况，吃鸡蛋有无过敏。疫苗接种后，又反复嘱咐家长，娃儿因疼痛挣扎出汗，不要马上抱到院外吹风；娃儿短时间内发热是正常现象，用白酒在腋窝下擦一擦就可退热等。　　今年4月的一天，王元林给村民李天亮的娃儿接种了乙脑疫苗。两天以后，李天亮打来电话，说孩子上吐下泻，问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王元林仔细查阅了接种记录，认为孩子的病应该与接种疫苗无关。他安慰家长不要焦急，并建议他到县里给孩子做进一步检查诊断。李天亮抱着孩子到县里一查，才知道孩子患了肠胃炎。　　多年来王元林形成了习惯，每次接种后，都要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告诉家长，请他们与自己保持联系，有疑惑或者异常，尽快联络沟通。他还常常主动给家长打电话，听到孩子平安无事才放心。　　“山西疫苗事件”后，老王专门去了一趟县疾控中心。他想问清楚是不是疫苗有问题，问清楚了没问题，他才放心回来继续接种。王元林说，接种率得上去，但必须建立在安全注射的基础上。山路弯弯走到老　　跟王元林上了路，才更知道他的艰辛。通往南黄纬村是一条十几里长的山谷，崎岖起伏。　　双路乡的14个村都像这样散落在大山深处，有两道沟，一道梁，站在最远的黄纬山上，能看见县里的灯光。王元林出诊近的要走5里、远的要走20里。他不会骑自行车，再说，自行车在大山里也骑不成，所以他的出行全靠两条腿，肩上还背着一个10多公斤重的冷藏箱，每个月算下来至少要走200多里山路，就这样走了37个寒暑春秋。　　王元林说：“咱们这儿不像城里，都是上门服务。我的工作就是腿也得忙，嘴也得忙。”　　山区偏远，信息闭塞，山里人对疫苗接种的意义和作用了解不多，尤其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类疫苗从最开始的4种发展到14种时，许多家长都不理解。王元林每次到村里都要给家长耐心讲解疫苗知识，从疫苗的名称、作用，到孩子接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等，常常苦口婆心讲两三次群众才能懂。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漏种疫苗，王元林采取多种办法对孩子数量进行摸底排查，避免漏种。有的家长不说实话，他就蹲守在小学校，向老师打听，问孩子实情。　　有些家长不懂糖丸是干啥的，王元林刚给孩子喂食，转身他们就从孩子嘴中把糖丸抠了出来。王元林发现后一面耐心解释，一面看着孩子咽下去后才离去。　　兰家山村一位家长认为孩子好好的没有病，说什么也不愿让孩子接种疫苗。王元林三番五次登门做这位家长的工作，说明接种疫苗的好处。这位家长是个倔脾气，与王元林吵起来，王元林坚决不肯放弃，请来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过来一起劝服这位家长，直到他同意给娃娃接种疫苗。　　还有一次，王元林遇到了一位聋哑母亲，由于交流困难，不管老王怎么解释比划，这位母亲就是不让给孩子打针。王元林只好找来她的邻居，用哑语向她讲述疫苗的作用，这位母亲终于明白了，高高兴兴让娃儿接种了疫苗。　　为了大山里的孩子健康成长，王元林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几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就是生了病他也坚持出诊。他的妻子李桃枝想到这些就抹泪。　　5年前的一天，王元林患感冒高烧39摄氏度，吃药、打针都不见好，他躺在床上心里却想着10里外砚湾村该接种疫苗的娃娃。李桃枝劝他别去了，王元林却说不行。他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退烧药，出门了。太阳当头，山高路陡，王元林两腿直发软，背着的冷藏箱像是有万斤重，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坚持到砚湾村给娃娃打完防疫针，回到家，天已经大黑，他进门便一头栽倒在床上，李桃枝一摸，额头滚烫滚烫。　　王元林还因为走山路落下了腿疼的毛病，那是4年前的一天，天刚亮他就动身到北黄纬村接种疫苗。走到半路天忽然下起了大雨，在爬一个大陡坡时，一不留神滑倒在地，左膝盖重重地摔在了石头上，疼得直钻心。他挣扎着从泥水中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坚持到村里给孩子接种了疫苗。从那以后，他的左膝一走路就会疼痛。　　王元林每个月都要自行设计一张“疫苗接种行程表”，哪天去那几个村、先去哪个村、后去哪个村，表上都有标注，看后一目了然。“行程表”来自王元林的“统筹意识”。他说，这种“表”不仅方便自己，而且方便群众掌握他出行的时间。“乡亲们不是每天都在家。我定个规划，时间长了，他们就知道我哪天要去家里，到时自然就在家等我了。”一辈子端着“小集体”　　王元林终于来到了南黄纬村要接种疫苗的娃娃李宇方家，大人在等着他，看门的一条大黄狗向他摇着尾巴。他笑着说，狗儿也认识他了，因为他老是穿着同一件上衣。　　这是一件藏青色四个兜的中山装制服，是做裁缝的二女儿给他做的，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也是他出门接种疫苗时才穿的“礼服”。他说，穿上这件好衣服，一是卫生干净，二是走哪里狗不咬，人世间是爱怜贫弱，狗眼里却是嫌贫爱富。他有些儒雅地笑了。　　王元林1973年从静乐县卫校毕业回到家乡双路，在乡卫生院做了一名防疫员。37年来他既不是事业单位编制也不是干部身份，但作为防疫员却被收回了地，家中口粮全靠妻子的6亩责任田。　　“我们这种‘小集体’编制刚开始每月工资26元5角，后来加到36元，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涨到每月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