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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WCDMA-PS DNS开局指导书.doc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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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DNS
使用对象 内部工程师 产品版本
编写部门 WCDMA PS技术支持组 资料版本 V5.2
WCDMA-PS DNS开局指导书
制： 范斌 日
期： 2005年4月
华 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日期 修订版本 描述 作者
V3.0 V3.0初始化版本 范斌
V4.0 调整了结构和内容，针对BIND9做了修改 张明和
V4.1 增加dig调试命令举例 范斌
V5.0 操作系统切换为Solaris 10，修改了系统安装部分 范斌
V5.1 更新Solaris 10补丁相关内容 侯少云
V5.2 更新BIND软件重新安装章节；更新配置文件示例，增加allow-query字段 侯少云
录（TOC Heading）
1 基础知识 1
1.1 什么是DNS 1
1.2 GPRS网络中的DNS 1
1.2.1 APN激活流程（PDP Active） 2
1.2.2 跨SGSN路由区更新流程（Inter RAU） 3
1.3 什么是BIND 3
2 硬件安装 4
2.1 硬件构成 4
2.2 NAU机柜内设备位置 5
2.3 硬件安装 6
2.3.1 主机硬件规划 6
2.3.2 组网图 7
2.3.3 硬件连接 8
2.4 硬件检查 9
2.4.1 两台主机的位置是否正确 9
2.4.2 网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9
2.4.3 Netra 240的SC卡与LAN Switch连接说明 9
2.4.4 电源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9
2.5 硬件上电 10
3 系统软件检查 10
3.1 判断Solaris10可以正常启动 10
3.2 判断DNS服务是否正常启动 11
3.2.1 检测DSN Server服务（named进程）是否启动 11
3.2.2 检测BIND版本是否安装 12
3.2.3 检验出厂前的BIND配置 13
3.3 给DNS服务器配置IP地址 13
3.3.1 修改并确认对DNS IP地址、域名和路由 14
3.4 配置/etc/resolv.conf文件 17
4 数据配置 18
4.1 配置中的几个概念 19
4.2 GPRS两类重要文件named.conf和资源文件 19
4.3 关于反向解析 23
4.4 典型局点配置示例 23
4.4.1 典型组网 23
4.4.2 主DNS上的配置 25
4.4.3 备用dns（DNS-S）配置 30
4.4.4 VIEW功能 32
5 软件调试 36
5.1.1 查询DNS 进程是否启动： 36
5.1.2 清理DNS的cache步骤： 36
5.1.3 使用NSLOOKUP来测试配置的域名是否正确 36
5.1.4 查询DNS的ip地址 36
5.1.5 查询DNS的路由配置 36
5.1.6 获取系统日志 36
5.1.7 检查配置信息是否正常 36
5.1.8 DNS服务器配置备份与恢复 37
5.1.9 通过dig指令检测相关APN是否能够在归属DNS上解析成功 38
5.1.10 rndc工具，不重启DNS进程即加载新配置 39
5.1.11 snoop命令，实现简单抓包 40
5.1.12 nslookup命令，实现简单解析测试 41
5.1.13 check系列命令，自动检查DNS配置文件的格式 42
6 常见故障分析 43
6.1 案例一 :DNS Server故障后不能恢复问题 43
6.1.1 现象、问题描述 43
6.1.2 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43
6.1.3 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45
6.1.4 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45
6.2 案例二: GPRS中DNS不能正常启动的分析和处理 45
6.2.1 现象描述： 45
6.2.2 告警信息： 45
6.2.3 原因分析： 45
6.2.4 处理过程： 46
6.2.5 建议与总结： 46
6.3 案例三 :DNS配置路由错误引起telnet DNS时间较长 46
6.3.1 现象描述： 46
6.3.2 故障现象： 47
6.3.3 告警信息： 47
6.3.4 原因分析： 47
6.3.5 处理过程 49
6.3.6 建议总结 50
6.4 案例四: SGSN每隔一个小时出现DNS通讯中断告警 51
6.4.1 现象描述： 51
6.4.2 告警信息： 51
6.4.3 原因分析： 51
6.4.4 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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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
[人民网]: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人民网]:今天上午，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
[人民网]:论坛马上开始。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中国银行业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李扬]: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在今年年内，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整个活动中的一个部分。显然，我们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金融业改革在今年还会做多次的探讨。今天只是一个部分。
[李扬]: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亲历银行业改革，有着非常深厚研究的学者与会。等一会儿我们会进入专题演讲。我在会议进行之前想讲一点主持人的感想。
[李扬]: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肯定有非常多的角度，有非常多的领域是可以关注的。但是我想无论怎么总结，对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我们进行总结的时候，有几条原则是应当遵循的。
[李扬]:第一个原则，应当是历史的看问题。30年的历史，非常长。在这30年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拿来评论，都可以来理性的探讨。但是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要求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要把事件放在它的历史传递中，脱离了历史传递来谈论都不会看到问题的根本，都可能会出现偏差。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那是因为沿着原来的体制活不过去了，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起点，现在我们觉得可以这样，但是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没有几条特殊选择的出路，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来，知道那个历史起点在哪。几十年下来，现在看社会极大的丰富，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银行资本金、不良资产等问题，几乎是没有出路，看四年前的文献，都认为中国的银行业矮了一阵，在技术上破产多少次。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总结这样一个30年的历史过程，既然是历史，就应该历史的看问题。
[李扬]:第二个原则，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就是说一个事件是多方面的，有利有弊，有好有坏，有成功有失败，我们应当在好坏、成功与失败当中找出它的主流来，全面地评价我们这样一个事件。我们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它都是整体改革的一个部分，于是，对于这个领域改革的评价，还要放在对整体改革评价的大环境下。我觉得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这应当成为我们大家考虑的原则。
[李扬]:第三个原则，发展。在30年里肯定是各种问题都会有，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缺点的，有优点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总结呢？为的是在30年后的今天，做出一个总结，为我们未来30年提供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建设。大家都知道这么大一个事件找出一点什么缺点，这是很容易的。不能就此就发表很多很激愤的言论，但问题是我们要前进，你在批评现成问题的时候，要说我们该怎么办，这才是建设性。我们和各位有非常强的共识，要找出问题、分析问题，我们为的是找到一个新的起点，为的是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发展。
[李扬]:当然，对于这30年的历史事件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评论是明显地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扬]: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组成的一个体系。
[李扬]:对于这样一个体系，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反复强调。我们应该要知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改革开放言论，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以各种各样名义反对改革开放，这一点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
[李扬]:下面我把时间留给演讲嘉宾。今天开会开一天，今天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主题主要是分析银行业改革的现状，等一会儿会有杨再平副会长作发言。第二个就是改革的历史，由王国刚教授发言，其他学者评论。第三个部分就是下午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全球，拓展全球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内看中国，涉及到金融的稳定问题、金融的安全问题；再一个是我们要在全球的范围内对于一国金融业开放的利弊得失做出评价，我们要有张燕生教授发言。为了使得会议比较集中，每一个部分都会有一位嘉宾作主题发言，时间长一些，当主题发言完了之后，我们会请其他学者作一下评论。主题发言在30分钟之内，评论性发言10分钟。
[李扬]:下面我们请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先生演讲。
[杨再平]:尊敬的李扬所长，各位专家、领导，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我想我今天这个演讲是一个情况汇报。我们今天请来的都是顶级的、全国一流、资深的学者，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使中国银行业更稳健、更安全”。我想给大家汇报四个情况：
[杨再平]:第一个情况：从历史说起，曾几何时，中国银行业悄然成为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很不稳定、很不安全。
[杨再平]:第二个情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银行业背水一战，正式推进股份制改革，意图脱胎换骨的过程。
[杨再平]:第三个情况：改革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中国银行业虽然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总体面貌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过去稳健多了、安全多了。
[杨再平]:第四个情况：现在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银行业更稳健安全。所以中国银行业坚持不懈的改革、提高，才能发展。
[杨再平]:我讲第一个情况，银行业有过高危的过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国际舆论或者国际评论连篇累牍。我查了一下，最早说中国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是1997年的《新闻周刊》，说的最厉害的就是这段话，“坏帐是20%” ，按照当时资本金，它说“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应该已经死了三次，就是已经破产三次了。”这个话一直说到2005年。而且还有一个《中国经济评论》网页上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拿下来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是技术上已经破产”。1998年的一篇文章是说“亚洲最坏的银行”，这个漫画是一个破罐子，钱都往这个里面摔。当时是连篇累牍，而且一种可能的形式是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倒闭。
[杨再平]:还有一本《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说中国银行是中国即将崩溃的因素。还有一些评级公司，2002年还在说。2003年的报告还在说中国银行要把不良贷款减掉是不可能的。做出这样的预测。当时的统计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统计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按三级分类，我1996年到的人民银行，我想这个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按三级分类，到1997年6月底，我们当时有一个统计，就是国有四大银行，三级分类不良率达30%，呆帐的准备金却只有250到280亿这个样子。而当时我们的有关领导，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时候，当时领导作报告也是有一个说法，就是25.6%，当时很多糟糕的情况就像全国的信用社有很多资不抵债，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在办公厅的时候，农业银行研究部的主任，我们两个在一起住，我们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小银行高风险统计的给中央的报告，那里面的情况更详细。我们一共三个人，当时写了这个报告，我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杨再平]:所以，当时中国的银行业确实集聚很高的风险。而且我刚才讲中国经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我写完这个之后，我请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个司长看，他说，你把温总理的一句话你要加上去，他说是为中国经济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说我没有看到公开的讲法，他说他看到过。就是中国银行业当时确实是中国经济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我们走过了这一段，回过头来看，确实很危险。正因为这样一句话，本世纪一开始，就开始新的征程，就是改革开放的征程。这个新的征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可以说是“御驾亲征”、背水一战，力图脱胎换骨。国务院成立了由人民银行牵头，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的一个专职工作小组，论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的问题。
[杨再平]:在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表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后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所以这次国有商业的改革或者整个银行业的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部署，直接领导，可以说是“御驾亲征”的。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这个决定以后，作为银行业监管部门的银监会，出台了一个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一个指引，就是著名的“十项要求、七项指标”。这是关于改革的。
[杨再平]:关于开放，我把它概括成四个阶段：1980年开始到90年代初期，然后1994年到2001年是加入世贸之前一个阶段，过渡期是一个阶段，然后现在过渡期完了以后是现在新的阶段。
[杨再平]: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华的外资银行。我只说一个情况，外资银行的资产已经占到2.44%，这个比例，按照国际比较来说，还是相当低的。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资产比例是30%几，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前五位的，世界最低的也就是6%，我们才2.44%，所以这个比例是不高的，但是这几年发展是快的。还有引进战略投资的情况，截止到现在第一季度有3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达到240亿美元。
[杨再平]:我们看到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而且还投入了技术、经验等等。另外，关于战略投资国内情况，我想说一个情况，一方面它是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另外收益最大的还是占绝对控股的国有股东。我们入股多少，我们改革的投入就是几倍、好几倍的收回来。大致上是每赚十元，国家得到是8.5元，按去年股价计算，国家股权比四年前增加了5.25倍。
[杨再平]:另外四大银行引进战略投资的好处，我概括一下。第一，迫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按商业化的运作。因为没有股改的时候，尤其是没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国有商业银行一出现困难就要求国家来补贴、救助，一旦有了战略投资者以后，这种补贴、救助就从法理上切断了，以后再不可能有了。我在证券法的时候有一项工作，就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过程，搞了很久。过去动不动就是好多政策性破产都是由总理、副总理批示，想方设法地要进入政策性破产，有了战略投资者以后，商业银行就提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还能进行政策性破产吗？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所以以后这个问题一定是尽力减少。
[杨再平]:过去我们喊了好多年的国有股，国家银行、商业银行要商业化改革，真正的商业化改革是从这里改革，没有这个的话，一出现问题，国家就来救助、补贴，那不可能商业化。
[杨再平]:第二个就是提高盈利能力。第三就是完善公司治理。我们很多银行都请了外籍股东，当然也有境内的股东。这种股东进入我们银行以后，有些股东是很较真的，所以我决定把南充商业银行请来，就是对一笔贷款不满意，他感到很吃惊，很较真，这种较真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从形似走向神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应该有这种较真。中国银行也是，他们请英国的外籍股东来，结果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对待银行经营。
[杨再平]:还有促进管控能力的提升，还有促进人才的培训。我们不只是引进来，我们也走出去了。有一系列的资料，工行2006年12月收购了印尼哈里姆银行的90%股权。中国银行在英国伦敦设立了子行，同时保留分行，而且最近这个子行在瑞士又设立一家分行。所以我们整个的比较，中资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总资产是大于外资银行在华的总资产。所以，我们这个开放是双向的，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而且“走出去”，从组织规模来说大于引进来。
[杨再平]:另外，我们在银行业开放中，是一直把握“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靠”的稳健的开放政策。我把它概括成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
[杨再平]:五项原则：第一，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第二，按市场原则自愿互利合作。第三，着重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公司治理结构；第四投资入股中资银行应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第五，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杨再平]:五个标准：入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锁定期3年以上，派出董事，参加董事会的管理工作和决策工作，再就是有银行的背景，必须有银行的投资人，还有原则上只能投资于不多于两家的商业银行。这些原则始终是这样的，要稳健开放、有序开放。包括最近我们制定银行控股股东的管理办法，实际上都是为了循序渐进、安全可靠、安全可控的。
[杨再平]:要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银行业总结经验的话，这一点必须总结，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的密切配合。就是政府决策层，我刚才讲我们的改革是“御驾亲征”，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层对银行业改革开放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第二个层次，银行监管机构的实时引导和技术督导，我们说的十项要求、七个指标，还有商业银行的积极配合、积极跟上、跟进。很多国外的监管机构对我们的监管机构都说，你们商业银行很听从你们的指示、要求，就是积极跟进、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三个层次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这是第二个情况。
[杨再平]:第三个情况，改革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用今非昔比一点都不过分。中国银行情况，我刚才形容原来银行业那个样子。改革以后，今非昔比。今天的中国银行业虽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改革中也不是十全十美，肯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过去稳健多了、安全多了。我刚才这个话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总理日到29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说的，他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突破新进展，整个银行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讲七项指标，每一项指标，有些是2005年要求的，都达标了，超位达标。资产利润率我们提出的是1%，都超过了。资本利润率15%，基本上都达到了。成本收益比控制在35%到45%，不良贷款比例低于5%，这个已经超过了。资本充足率8%，现在大大超过。还有单一客户的集中度10%，都大大超过。不良贷款的覆盖率80%都是超过的。应该说，我们四家银行的股改交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单。
[杨再平]:过去国际舆论说，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银行，最坏的银行，都是技术上破产的银行，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舆论机构对我们的评价发生了转化。英国经济学家公布的1000家银行最新排名，31家主要的中资银行入选。这是我们首次进入前十名。还有对我们评级，这些年也逐步提升。这是第三个情况。
[杨再平]:第四个情况，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同时，还要提高开放的水平。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更改革开放才更稳健安全，所以中国银行业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要坚持的东西，这个话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温总理说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紧迫性、长期性。坚持不懈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他有很多这样的表述。
[杨再平]:我注意到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学术研讨会？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大量的研究证明是良性互动的。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增强本国银行的国际生存和发展能力、国际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保持本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安全性。我不展开说了。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伴随对外开放，本国银行与国际领先银行的深层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和体育竞赛一样，老不和国际的前辈去拼打，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平呢？直到最后才能够与国际同行比肩而立。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的银行业更安全、更稳健。我们看国际上有一些相关的学术结论都是证明，开放、引进与安全是呈正比的。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我昨天晚上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1996年经济日报曾经有一个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大讨论，当时的事情就是湖北活力28合资了，经济日报搞了一个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大讨论，我觉得我们的家电行业给这个讨论提供了很好的答案。通过这些年的开放，我们合资开放市场，我们的家电行业怎么样，我想不用我说了。所以，这对我们银行业很有启示。
[杨再平]:我觉得重温邓小平很多改革开放的言论，对我们银行业仍然很有建设意义。邓小平讲改革开放有一句话，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发展明白了，这是谎话。30年前说过的话，我们今天来看，还有针对性，还有建设意义。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些话我觉得很有指导意义。最近胡总书记提出来“四个坚定不移”，其中一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前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样我们不坚持行吗？最近在博鳌会上也讲，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与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很清楚的。我们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对银行业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会有很多问题，但是这样那样的问题肯定会有，不断会有新的问题，老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最后我想引用屈原的话来结束我的汇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想与大家共同来求索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一个更改革、更开放的中国银行业一定会是更稳健、更安全。
[李扬]:谢谢杨会长，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30分钟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动态的回顾。
[李扬]: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先生作一下评论。朱民先生是著名学者，现在从著名学者走向高级管理岗位，现在是中国银行副行长，学习要为国家做贡献。下面有请朱行长。
[朱民]:我曾经是个小会计。我对银行业的发展从基层起有很深刻的体会。应该说以前银行业使用的企业会计准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会计准则。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完全是粗线条，对债券、对资产负债表等等是非常粗略的。1993年以前的财务报表不足以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改革重组以后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不良。当时有很大的压力，那么多不良，还能不能上市？不良是高的，但是这是真实的。所以上市时第一件事就是对不良资产进行核实。从2003年的66%，到去年年底是108%的拨备。每一分钱的不良都会有一分钱的拨备，哪怕这个不良全部拨掉了，还是不会影响。这个很重要，以前没有拨备。现在第一个是不良核实，第二把拨备做实。所以我们现在的是整体真实的。这个不良是经过上级严格的审计，核不良的时候，我们把全行的档案全部调出来，那时候也没有地方，一个巨大的会议室，所有人都在那干活，整整干了6个月，核实了就建制。
[朱民]: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发生了变化，从1993年的财政会计准则到2001年的会计准则，从2001年的会计准则到今天的国际会计准则，所以我们做过三个会计准则，做过1993年的报表、2001年的报表，做过国际会计准则报表。这个对财务管理和财务夯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对固定资产的评估，比如对债券的估值，比如对衍生产品的换算。你是准备持有到期的，你就必须一直持有。你不能说不能市场好了，就一下就抛掉，市场不好就一下子买进来。比如关于衍生产品的估值，关于汇率。这对我们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会计准则的实施，对整个的财务管理的原则性起到很大的帮助。
[朱民]:然后是加强透明度。财务数字最重要的是透明。以前财务上的数字是下面报上来的。报上来的时候是做出来的，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的。现在这个数字是直接过来。1500万以上的贷款，每笔都有单独计量，1500万以下的贷款，有违约率的模型，这就把整个资产质量这一块严格的控制起来了。我想改革以后，第一个是原有的资产夯实了，从中国银行角度来说，我们上市时还有6%的不良，现在一直在降。所以银行的财务要做实，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国际会计准则，所以整个财务的透明度、资产的质量提高了。整个财务管理的原则和行为极大的规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朱民]:银行业要建立治理机制。未来银行业的挑战是在今后一两年，我们确实花了很大力气进行了改革，而且改革经过了考验。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都很认同，我也是观察到了这个变化。但是我们这些成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下达到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我们银行的毛利差，相当于世界平均毛利差水平的2倍。中国市场非常好，中国市场有13%到14%的贷款增长，再加上毛利差，当然好，开门见钱。我们做会计的也很开心，开门收钱。但是如果这个利率不管制了呢？如果这个利率引起全面竞争呢？如果中国的利率水平降到国际一般水平，中国银行业现有的利率就会怎么样。因为竞争总会发生变化，这个还是次要的，如果利润水平是浮动的，所有银行资产负债表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管理的是以浮动利率为基础的，以浮动利率为基础和以固定利率为基础的管理是不同的，它要求资本市场的配套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自己作为银行业的从业人员，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谨慎，利用宝贵的时间，第一，把钱赚的多多的，第二个还是建立机制。建立风险投资的模型，建立浮动利率风险管理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银行管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也很努力。谢谢大家。
[李扬]:谢谢朱民。我们听了您的评价，有两点使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他很谦虚地说是会计，别小看会计，我们过去的很多事，粗放管理最主要的就是会计。会计不简单，在我们研究所经常强调，不要小看会计科目，会计科目变了意味着分析框架变了，当环境变了，你必须适应用新的会计科目来计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他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去，特别是讲国有商业银行的时候。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政府、企业要分开，政企分开首先是要算清楚自己的账。我们现在算清楚了账为下一步更好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他说的理论基础。这是面向未来了。改革开放30年，基本未犯大错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比较客观、比较中肯的，基本上未犯大错误。总理讲未来是两条：一个是周期，我们在上升周期没有考验。今年10.8%，明年11%左右。我们需要经历一次下降的周期。第二个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和国际接轨，适度接轨。这都是我们的挑战。
[李扬]:谢谢朱行长。下面有请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教授发言。辜教授的贡献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他在很多领域都做了很重要的研究。现在在专职做民营企业，下面请辜教授发言。
[辜胜阻]:简单地发表一下点评。刚才杨会长作了一个主题演讲。我来之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现在银行的争论是很大的，噪音是强烈的。刚才杨会长也说了。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金融安全。没有金融的安全就没有经济的安全，没有经济的安全也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所以现在在这个领域中，拿金融说事，拿银行业说事都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辜胜阻]:怎么样在这个领域中达成共识？我想今天的研讨会有助于我们推进这种共识。这是第一点。
[辜胜阻]:第二点我们要充分肯定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刚才我和朱行长也讨论了，银行改革开放，我们引进外国的经验，引进外国的技术，但是我觉得，明显的一条，就是银行治理结构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我们刚才讲了银行是计划经济的堡垒，官僚文化，这和市场化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要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来化解银行业的危机。走过了这段高危，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银行治理与优化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还有很多主张我都同意。我们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这种对外开放，我觉得要坚持。
[辜胜阻]:第三点，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应该重视。
[辜胜阻]:第四点、在对外开放着力点的时候，应该注意重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权开放，股权开放是非常敏感，争论很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鼓励过去引进战略投资的做法，但是下一个问题应该把焦点放在机构改革。
[辜胜阻]:第五点，银行业的管理。构建一个稳健有序的银行管理体系。我觉得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对应的是，我们银行业还是国有资本的，这种局面不改变，银行业的稳健、合理的银行体系和有序市场竞争不是满意的。我们的银行业主业还是国有资本，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不是稳健的、安全的？我想给在座的各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李扬]:辜教授是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是干什么的？立法。我们立法的重要官员都有这个认识，对我们国家今后改革发展非常有好处。民营资本进入问题，很多年一直在说。在上世纪末就查过，在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法律上没有障碍。银行是特殊行业，需要专业技术。今天我们也请了好几位这方面的人士。
[李扬]:我们想进入金融机构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应当有一个做银行家的心态。
[李扬]:下面请南充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先生作一个发言。
[黄光伟]: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我介绍一下南充市。南充市是四川二级城市，在四川、重庆三个交叉点。我们大概在2005年成功引进了外资，今天我是以一个小银行的试点层面，将我们的情况和大家作一些交流。
[黄光伟]:交流的内容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引资背景，第二是引资情况，第三引资效果，第四是问题和建议。
[黄光伟]:第一个引资背景：南充商业银行成立于2001年底，成立之初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二级城市。既然是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真正的思考。2002年我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加入世贸以后，以及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业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国际化的标准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黄光伟]:这两点一个基础、一个思考以后，让我们思考了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对这个银行的思路就是“做强做大”的思路，而不是“做大做强”的发展思路。这一点很重要。就银行业而言，什么叫大银行，大到上万亿，像我们这种全国性的二级城市银行怎么做大。要是有经济发展空间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做强做大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发展战略，聘请顾问、引进外资、打造国际标准的经济银行，区域性发展上市，联合发展战略。
[黄光伟]:第二个问题是引资的情况。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从2002年开始思考到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开始实施性的接触了一些外资，我们感觉到国外资金，理念趋同很重要。大家找到共同的理念，来做银行。这一点很重要，而这一点在过去银行的工作当中，或者在中国的国情当中是不太认可的，但是在国际上是肯定的。我们引进两家外资，第一是德国国家投资与开发银行，第二家是德国储蓄银行国际发展基金，相当于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联盟企业。
[黄光伟]:第二点就是团队的素质是关键。按照风投的基本意识是培养人。第三点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开展引资工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都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有五方面和大家交流，第一是基本原则，我们引进外资的基本原则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法律法规的条款是坚决不让步，第二句话涉及到商业性的条款，我们是讨价还价、灵活应对。第二条涉及到法律法规的条文，我们当时认为是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使用法律的问题，我们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问题谈的很清楚，必须引用中文。因为过去有些是引用了三种语言，我们当时和德国说的很清楚，肯定是引用中国法律，唯一的仲裁地在什么地方？我当时说是在北京，德国人说北京不行，要去香港，这一点我们做了让步。第二个就是涉及到语言的问题，我们坚持中英文同等效力。有的里面说，当中英文出现差异的时候，以英文为主，但是我们坚持中文为主。
[黄光伟]:第三点是股东与董事会权力的问题，他要拥有一票否决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也好，我们坚决不让步。在中国法律很清楚。第四点就是外资利益的补偿问题。他提出来要设置库藏股，2004年的时候，中国外资银行没有这个股，还没有这个词，还没有这个概念，不常用，实际上就是利润的补偿。也就意味着他第一次投资以后，他完全可以在今后银行增发新股的过程中，完全抑制股价增值自己的部分。我们当时讲，增发新股的时候，股价应该按照当时的市价，但可以考虑你的股权比例不稀释。这就涉及到法律法规。涉及到商业性的条款是这么几条，第一条是股价的问题，按照国际标准，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审计，按照2004年年底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审计的结果我们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国际审计，不管2004年审计下来的定价是多少。第二，最低不能低于1元，每股一元的价格。第三条，如果高于了，我们当时要求的是溢价在1%到15%，由双方进行协商，按照这个标准。2004年我们进行审计以后，我们的净资产是每股0.99元。价格是1.05元。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充足率的问题，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是8%以上，但是德方提出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任何时间不能低于12%，这一点我们同意了，这是为了更加让银行的风险管理变得更强。第三是股东协议。在他签订认购协议以外，签订了一个股东协议，我们也同意了这个股东协议里面主要的内容是约束股东的，就是股东之间怎么也得有个约束条款。第四个就是技术援助。德方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一方面提高管理水平，另外一方面降低管理成本。第五条要求每家都有一个董事。然后提出来，关联交易委员会的主任要由外方担任，这个我们也同意了。这个谈的比较长，我们整整谈了两年多时间。
[黄光伟]:另外是发行方式问题。我们按照同股同价，同股同权，内外资一致，老股东优先的方式。我们针对增资扩股里面方案，最后引资的比例，2005年3月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号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认购协议书、法律文本一系列完成了。后来按照德方要求举行一个签字仪式，我们在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黄光伟]:国内的股东有三家，都是民营企业，占了9.99%。国有股因为当时的南充市县区的财政问题，均不愿意增加投资，但现在他们说要多少买多少，这是2005年。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股权结构高度的分散化。我们的国有股到现在为止只有7%到8%。这是第三个问题。
[黄光伟]:第四个问题银行本身具有投资价值是基础。我们谈判过程中感觉到，如果银行本身没有投资价值，也不行。
[黄光伟]:再一个是引资效果。第一点是公司治理。我们认为引资以后，公司的治理日趋规范完善，董事会以及董事下面的专门委员会责任非常明确。这是不一样的。第二点是制衡机制形成。引资以前制衡机制是没有完全形成的，引资以后，外资进来以后，首先对银行管理层有了制衡，关键对地方政府也有了制衡。不是哪方面说了算的问题，我认为引进外资最大的效果是在这里。事实上中国的银行从业人员也有能够把银行搞好的人，还很多，不一定就没有，不一定外国的银行家是真正的银行家，中国的银行家就不能成为银行家。但关键的问题是制衡机制的问题。很多事不是银行自己说了办的事，很多事不是按银行的规矩来办事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
[黄光伟]:第二点是公信力及形象大幅提升。由于引进了外资，南充市商业银行公信力和形象大幅度提升。过去中字头的银行大家都知道是国家银行，这些小银行是改制而来的，大家不知道你这个银行什么时间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引进外资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外资都能看上的银行，多少还可以。第三点引资效果使管理水平及风险控制能力明显提高。过去大部分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一个幅度是5%到8%，但是他们进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明确的提出来中、好、一般、差，每一个档次都必须要有具体数据。第二点是借鉴了西方管理里面的标准化，就是西方在工业化时期，银行也有一个工厂的问题。标准化的问题在我们过去的管理是很少采用的，但是这个就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是比较好的，然后涉及到风险控制。我们2005年引资成功的时候，引进风险管理，这个是独立的，是不对董事会负责、不对行长负责的。它是单独进行控制。
[黄光伟]:第四个发展迅速，质地优良。现在这些指标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是逐步提升的。
[黄光伟]:第四个就是问题及建议。主要问题就是四个方面，第一文化差异及语言交流。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具体活动当中。这笔贷款你说有没有风险，如果有风险，我们不做。这个贷款比例超过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审批，如果超过了以后，我们认购协议里面说的很清楚，超过10%的比例就要交给董事会，如果超过这个比例是没办法审批了。争的很凶。这是语言及文化差异。
[黄光伟]:第二国际先进理念及标准与中国国情。
[黄光伟]:第三，员工素质不相适应。
[黄光伟]:第四，管理成本增加。
[黄光伟]:关于政策建议：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银行的对外开放引资是要推进的，但是引资需要规范、细化和明确。
[黄光伟]:第二引资以后可以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共同提升银行价值的阶段，引进以后一定要让外资和银行共同成长三年左右的时间，第二就是银行价值体现阶段，共同成长以后，银行这个时候不管是上市，还是锁定期，还是再一次溢价增资扩股。第三银行价值实现阶段。这就是南充商业银行在引资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请专家们提供帮助。谢谢大家。
[李扬]:谢谢黄董事长用这么一个生动的案例给我们说了一下在引资当中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地去研究。我听下来这个事情很复杂，不是简单两个数字就可以做评论所能够概括的，非常的复杂。里面讲到谈判的过程、问题、结果；第二是很敬业。我们参加谈判的各级参与者，非常敬业、敬职的，寸土不让。第三很专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像辜教授讲的股权进入的问题。很多人讲这个惯例的时候说是欧洲的惯例，有时候说是美国的惯例，有时候还说是东南亚的惯例，这是很机会主义的。在股权进入银行业的时候，我们非常确定的，面对面的大家来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你买十几，二十几，无所谓的，无论是多少，控制权在我们这里，安全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我们钱赚的最大、更多。我们获益更多，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双赢。
[李扬]:他讲了过去的一些问题，以及今后的几个改革的建议，都非常有价值。制衡，我是非常有体会的。原来你建设董事会、监事会没有用的，都是我的属下，什么委员，都没有什么用。有个老外那么说，他是据理力争，他为银行的利益据理力争，吵的面红耳赤，而且向中国的监管当局去告状。就是说你必须深入到机制，才能有这个体会，才有权利去评价。我觉得对有些事情要这样看。
[李扬]:最后一位是李利明先生。
[李利明]:感谢李所长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以一个银行业改革的记录者、观察者的身份来谈一下我的感受。很多感受的东西，记录在我刚刚出的这本书，就是《背水一战――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我讲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写这本书，第二部分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我会在前面说的稍微多一点。
[李利明]:我觉得写《背水一战――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这本书，第一个考虑是记录历史。在我采访过程中，我和学术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对于国有银行的历史演变和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进程，并不太清楚。像这一轮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很多决策类型，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改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不足的评价和认识。我们觉得如果不了解这种情况的话，做出判断难免出现偏颇。所以我想把30年国有银行改革的历史，包括1979年国有银行的陆续的恢复建立，1994年的商业化改革以来，一直到股份制改革，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
[李利明]:第二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银行对建行增持股份，其实在2005年底的时候，就有争论，当时对改革还是有些影响的。我看到20多年来，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国有银行改革路径一直有很多思考，也有不同的建议。我这本书其实也有一个记录的意义，把很多年来的学界思考和这些思考的影响记录下来。
[李利明]:第三就是回答问题。我觉得不管国有银行是股份制改革还是过去30年来国有银行的改革，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希望我们回答的。我在这本书里面试图想回答这么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的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前提，为什么在国有银行改革首先要进行的是1994年商业化改革，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国有银行的股票设计的改革，为什么过渡期以内必须改革国有银行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要采取股份制改革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如何看待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重大争议。
[李利明]:我想说最后两部分：一个是第七章描述的国有银行改革以后的一些变化，包括公司治理的变化，还有财务状况的变化，我自己有一点分析，刚才朱行长说的最多的是财务指标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公司治理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包括我归纳的几点，让董事会真正发挥作用，让董事发挥作用，高管任命突破限制，再一个是公司治理方面的变化。
[李利明]:最后是我观察到的一些挑战。我们看到既然改革有很多成功，但是在我的采访中，很多银行还有和业内人士接触中，我觉得挑战还是很大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公司治理。第二个就是经营业绩良好的背后，高利率与高估值能否继续的问题。
[李利明]:第三是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我们觉得现在还存在着战略定位不清，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谢谢大家。
[李扬]:第一部分就到此结束。
[李扬]:第二部分开始。首先作演讲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国刚教授，他的题目是走出中国银行业价值评估的误区。
[王国刚]:我在这里强调三个问题。首先讲中国这样一个银行业的价值，必须放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因为前面已经讲过的内容很多了，我在这里补充几点。
[王国刚]:第一，讲一讲中国历史上在2004年之前，海外和国内对于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一些情况。鉴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全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中国银行业的资产结构，做这样一个对比的时候，可以发现有两个突出现象：第一个现象在2000年美国的全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证券类资产已经达到22.55%，与此相对应，中国银行业资产结构，2003年证券类达到13.13%。第二个在美国全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美国的房地产贷款按照中国概念是按揭贷款，也就是说给消费者，它和工商企业贷款的比例从70年代初的73%到了153%。也就是说大量的贷款已经转为消费者。而在中国的资产结构中，我们工商企业贷款所占比重大小的70%在整个市场内。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80年代在美国讨论了一个银行业给工商企业贷款，它是一种软约束状态，什么意思？到期，工商企业完全可以说我没有本息付给你，打官司是旷日持久的。而消费者是硬约束的。这样一种业务模式实际上表明了二者的差别，由此海外对中国银行的未来发展实际上评价是很高的。与此相对应，盈利模式当然也是一场新的讨论。我们这里引的是英国的情况，2000年，全英商业银行当中，非利息收入占利息收入比重的达到45%，2004年这个比重达到55%，但是在中国市场国有商业银行2002年的收入结构中，利息收入占了94%，对这一组数据评价是很高的。
[王国刚]:这是讲历史的过程。历史过程中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当时在2002年到2005年这三年过程中，实际上中国的股市是一路下跌，根本支持不了银行发股上市。从2001年的2218点一直落到2006年初的1161点。大家如果看A股首发，你可以看到，2002年A股首发还融资了500亿以上，但是、2005年是一路涨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法支持中国的这些国有商业银行，A股发股上市。在此背景下，我们引进了海外战略投资者，有人讲了一通话，前提是当我们不引进战略投资的时候，我们的这些中资银行在国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有人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知道“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前提是什么吗？整条街上没有卖酒的，但是如果整条街上都在卖酒，谁又能闻到巷子深里的酒呢？
[王国刚]:而我们的中资银行在国内是家喻户晓，到了境外，有几个境外的百姓知道咱们的建行、知道咱们的工行，以至于我们这些大行的领导到海外同样的银行去考察，人家出的是中层干部接待，认为这是一个很差的银行，打发一下就可以了。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上市以后，我们的领导去了以后，人家的领导出来接待。所以当时的中资银行，在国际上没有国际的公信力，一般的投资者根本不了解。所以，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银行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背景下展开的。
[王国刚]: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中国的改制。中国的这些商业银行改制，大家在后来看到的情况很好。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表是中国银行的表，大家从下面开始看，2002年，中国银行的表上实收资本是1421亿人民币，这是当时的情况。到了号，它的实收资本是多少？1863亿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大家得去看看，号，我们向建行、中行注入了450亿美元作为资本，两家分别获得225亿美元，225亿美元在当时的人民币折算价是多少？也是1863亿人民币。下面就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你看到号的1421亿人民币的这样一种资本不见了，你没发现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实际上说明了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经过了财务的重新审批和账目的调整，居然发现在号如果不计算新注资的话，我们在这之前的几乎所有的利润全部是损耗殆尽的，不仅如此，我们那时候账上所有的净资产，也就是刚才所讲的2002年的这样1421亿的资本以及所有的权益，全部都已经损耗殆尽。那么你说，你干了20多年，你干了些什么，所有的利润和净资产都没有，如果事情仅仅到这一步的话，还不够。在他们改制的过程中，还拨出了2000多亿的不良贷款。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敢进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认真去看的。这就是所谓技术性破产。已经损耗殆尽了，不仅资产、净资本利润也已经大部分损耗殆尽了。通过剥离的办法才留下来的225亿美元的人民币折算价作为资本。
[王国刚]:有人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懂得当时的《公司法》，1994年公司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折合的股份总额应当相当于公司净资产，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之前我们还有资产，那么注册资本就应该大于225亿美元人民币折算价。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人会讲，不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中资银行有很多优势吗？我摆了一系列的优势，但是你记住，我们就是在这种有优势的条件下，我们把我们银行的资本、净资产损耗殆尽。不是吗？当时我们的劣势是什么？体制、公司制度，金融乃至科技方面的技术，资产整合、产品创新、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等等这些还靠我们原来的体制状况下能解决吗？恐怕不能。
[王国刚]: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提出为什么中资的这样一种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时候不引进民营资本？中国银行建行的注册资本是1800亿，你持1%的股份要进18个亿，问一下，有哪个民营企业有如此大的资金能够进入18亿，占1%，也许你那个银行有这么大的实力，把所有财产给卖了，拿18亿注入中行、建行持1%的股份，那么你有的大权力？你就每天在家等着吧，能不能进董事会还另说。有人说可以聚集诸多的民营企业一起来做这个事。你要知道，这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后面是要发股上市，发股上市每一个文件要股东签字盖章，知道这个成本有多高吗？这个股东想在全国各地，且不讲成本多少，光是时间概念你都赶不上。更何况你持有这几百万，那个持两千万股，能解决多少事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里面引入了一些中资的战略，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国的民营资本在这一点上客观性不够，可行性需要增强。
[王国刚]:在这里面如果我们不引进海外投资者，仅引进中资的，比如国有大型企业的，行不行？从资本来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能解决我们所讲的六个缺陷吗？或者六个不足吗？能解决体制问题，能解决公司治理，能解决金融技术和科技，能解决金融资产的整合等等这一些事吗？都解决不了。国际影响力等等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引进海外资本，这里面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克服我们前面的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国刚]:也就是这样，所以当它在香港发股的时候，实际上有相当多的机构投资者乃至个人投资者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建行、我们的工行，当他们信海外战略投资者在海外申领认购，这才有我们这么高的认购费用，才有我们的发股上市。
[王国刚]:第三个问题，在这里动不动就人就在提所谓的贱卖。2005年有人提，2006年有人提，今年又有人提。贱卖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从以后一个时点的高价来看的。我们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市场经济，大家都叫等价交换、公平交换，等价交换、公平交易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以实点投资，在这个时点上我们搭起的这个交易，我们是等价公平。如果用不同的时点讲同一件商品在同一个点，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谈了，每桶石油的价格已经到了145美元，去年的这个时候呢？不过才70、80美元，你能说去年的70、80美元是不公平交易吗？能说是贱卖吗？你能说今天是贵卖吗？同样，同一件商品，在同一个时，不同点，同样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强调是同一时点，同一点的时候，这时候的交易是平等，那么叫等价。
[王国刚]:把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引下来，如果把时点抽掉，没有时、没有点，谁都谈不上贱卖还是贵卖。因此如果稍懂一点经济原理的，不会犯这样一个最最简单的。当你公司设立的时候，发起人的入股价这是一个时点，第二点，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时点。第三个，股票发行时候价格，这又是一个时点。第四个股票上市的价格，最后股票在交易市场的连续过程。这些价格当中，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家可以做出最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呢？发起人股的价格要低于战略投资者的价格，战略投资者的价格要低于发行市场的价格，发行市场的价格低于上市价格。如果要把时点抽掉，下面问一下，究竟谁是贱卖、谁是贵卖？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要发起一个公司，我们要拿上市价格入股呢？有这道理吗？如果有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每每追求，贵卖，卖得越贵越好，大概全世界没有公司上市了，也不会发股上市。
[王国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的股份时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也提出所谓贱卖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经济学常识的无知。
[王国刚]:最后说一说这样一种贱卖论真正危害的是阻碍国有资产发展。我们大家都讲，要盘活国有资产，应该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如果每件事都在追究后来的时点的价格比前一个时点价格高，那么那个价就认为是贱卖，可以这样说，由于后来的时点是无限的，可以在后来选出任何一个高点，国有资产降了，无人敢介入。最后国有资产在这运作过程就僵化或者固化。这个结果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王国刚]: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则，而是脱离交易时点来讨论所谓的价格和资产，那么最后一定是排斥对手，最终作茧自缚。如果在国际社会中人家也拿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我们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到海外机构全球化。我们将寸步难行。谢谢大家。
[李扬]:我顺便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会是公开的，所有的材料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组织者获得。国刚没有展开讲，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讲了起点，那个时候为什么温总理说是“背水一战”，重点就是从专业金融分析人员角度告诉大家当时为什么是“背水一战”，为什么这么困难。希望大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知道这一点的就是空穴来风了。第二点，大家很熟悉王国刚教授是在我们资本市场中长期进行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者，用北京话说，他把整个过程，价格决定机制，各种价格的关系，这些价格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个是时点，一个是时间，针对不同的投资者有几个维度，北京话解决“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看”。
[李扬]:下面有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教授发言。
[连平]:首先谢谢主持人和中国银行业协会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发言。我感到更应该感谢的是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学习和交流。刚才有好几位专家就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热点、发展提出了建议，我听下来以后受益匪浅。我在这里想就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谈两点看法。
[连平]:2005年以来，关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政策、争议或者说不理解、不认同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里面包括“不必须引进论”、“破坏论”等等各种观点都有。我想在这里谈一点想法，就是我们如何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或者背景去看引进境外战略这样一个大的问题。
[连平]:我们知道，在国际上，2000年前后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观点是非常流行，国际上出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来鼓噪这种观点。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中，最重要的论据之一就是中国的银行业拥有巨大的、巨额的不良资产。像刚才前面讲到的，温总理说是一颗定时炸弹。国际上认为一旦这个问题最终破灭，中国经济由此会走向衰退。所以这个问题是摆在中国2000年前后非常严峻的课题。我个人看，问题的确是不小。财务上不实，不良资产问题。
[连平]: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国家作出了一个决定，引进境外战略，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举措，其实在这之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1998年的注资，包括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保险公司，脱离1400万的资产等等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都只是治标不能治本。这过去再去看商业银行，问题依然存在，不良资产依然存在，整掉一批还有一批。逐渐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要彻底改变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结构，或者按照我们这个说法来讲就是深化股份制改革。
[连平]:深化股份制改革，大家都知道，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要把国有银行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做一个改造，这个路是非常长的。刚才杨会长也谈了，我觉得一样。直到现在为止，商业银行内部的体制机制仍需要做重大的改革，而且这个改革的困难并不亚于前面已经做过的这些事情。
[连平]:究竟如何更好的推进或者说更快、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引进境外的战略投资，让这些先进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的改革当中发挥它的作用。引进外资不光是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智力和引进了制度。前面好几位发言的专家都讲了。我不展开了。
[连平]:从我们交通银行的感受来说，交通银行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第一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四年多来我们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我们的公司治理、在我们的业务流程、我们的组织架构、风险控制、人力资源机制等等方面从汇丰那学到了不少知识，也进行了很多合作。汇丰也有一些专家在交通银行工作。大部分都是非常兢兢业业，为我们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做了很多工作。
[连平]:回过来再看整个中国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还是不能够说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的确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时至今日，不可否认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目前中国银行业发展当中所发挥积极作用。
[连平]:第二，人们也可以找出一些个案，说明不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银行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也不能无视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连平]: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说在看到银行业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再来看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不是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或者说危机。但是这个问题，在接下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需要有三个层次的保障：一个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第二个就是要有功能比较完善、运作规范、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第三国家对有影响力、单个的金融机构保持控制。如果说从这三条来说，总体上来看都是好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危机中国的金融安全。从我们的政策自主权来说，从我们金融体系的运行稳定健康这方面来看，还有我们国家对几个主要的经营机构控制能力来看，基本上目前没有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连平]:目前从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来说，不足以危及金融安全。但是长远来看，保持国家的控股，是引资和与战略投资者合作过程当中必须要把握好、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方面，交通银行还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在引资过程中，设置多方面限制条款，保持国家的控股。第二，在上市公司当中，维护国家的控股地位，目前，上市以后，财政部依然保持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再加上社保以及其他的国有股占的比重是绝对的。第三，和汇丰银行的合作中，切实保护了自身的战略地位。另外，如果说汇丰要想控股交通银行，至少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我们国家的法律，放宽单一银行的外资占有不超过25%这条线，单个外资投资者不超过20%的这个规定。第二，外资增资必须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第三财政部自愿放弃第一大股东的地位。第四整个金融系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交通银行难以进行下去。这四个条件我们认为是缺一不可。从这一点来看，保持国家对交行的控制，有充分的能力。
[连平]: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在有些领域和有些方面依然存在着必须关注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境外金融资本想方设法绕开法律的这些线，对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实施控股，包括寿险公司或者基金公司，或者获得实际的控股，尽管股权的占比并不高，但是获得了实际的控股，在这方面我们的关注度还不够。
[连平]:我们再去看国际上，美国在2007年7月份颁布了一个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对这个领域相关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问题，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定。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够掉以轻心，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制定类似法律，规定限制这方面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发展。
[李扬]:连平教授以交行为例谈到了战略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认可。他讲得很短，比如说什么叫危机管理意识，振臂一挥，你要知道是什么因素，发生什么危险，我们现在是讨论问题，而不是情绪化，要讲一些说法。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特别我注意到，2007年美国颁布的法，尽管它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事实上它自己的国民以及政策都比较偏保守，就是偏保护主义的。对于外商投资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我是强烈支持他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些规定，但是似乎还不够系统，现在还是在部门规章这个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法律，我们需要通过规章、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上三个层面解决。
[李扬]:下面我们有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先生来点评。我们知道，有人说，他是中国金融之父，我非常感谢他今天抱病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
[宋逢明]: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其中的确有很多争议的问题，但是对这些争议的问题的确是一拨一拨的。这个会议对于正确引导舆论，给政策管理层提供一种比较明确的信号，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我刚才听了国刚的谈话，我觉得他把很多问题、很重要的理论概念都说了一下。因为我今天到的比较晚，杨会长的讲话，我只听了一个尾巴，但是我觉得他强调得非常清楚，包括各位专家的一些主张。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说法，在我们这些专家看来是不太科学和理性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背景，我们中国的股票由6000多点的高位跌到2000多点，而且这个股市损失对股市来讲，不是说从1000点升到6000点我赚了多少钱，现在又退回去，而是有很多人是4000点进入的，是高位股市，现在到一半以上，所以现在对我们广大股民大众来讲，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大的情绪骚动。像建行的银行改革，尤其是建行对美国期权的问题，我想就会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响，其中多少还带有情绪化的宣泄。
[宋逢明]:但是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中国股票市场啊是A股市场，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国家体系，所以它的表现是牛起来特别牛，熊起来特别熊。也就是这一轮股市下跌，有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背景。实际上是全球股市都在下跌。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一起比较强烈。这个全球性通货膨胀来势凶猛，它是成本推动力，周边市场实际上是良性的，其中H股市场是香港股市。这段时间表现也比较差，包括非常瞩目的台湾市场，在地震发生以前，大家说马上就会好，但是现在表现非常不好。我们国家，特别是包括大银行在内，包括许多大型的重要国有企业，在股改以后到香港H股市场上市，然后又通过H股回归，包括同时发放A股市场，实际上尽管A股价格和H股价格市场发行比较偏颇，这当然是在金融上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偏颇出现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可能A股比H股低，有时A股比H股高很多，现在又有一段时间掉下来，比如说这次建行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开放以后，A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情况，实际上对我们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说它是一件好事？实际上香港H股市场已经进入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而且这些机构投资者专业水平都非常高。应该说香港市场的定价体系要比A股市场的定价体系细。如果我是从H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如果严重地低于A股市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也相信，H股股价会起到支撑的作用。所以，从今后一段时间看，如果H股市场不继续下滑，能够齐稳的话，我认为H股市场将会起到支撑作用，即使国家政策有基金入市的话，实际上H股市场可以作为A股市场的参考。我认为这点还是非常好的消息。
[宋逢明]:现在，老百姓有情绪，势必要宣泄。但是政府管理层就必须保持清醒和理性。对我们学者、我们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同行来讲，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秉持专业的精神来对待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关于“贱卖论”又一次出现，我的看法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错误概念，就是弄错的，不仅是刚才说的，把不同时点的价格放到一起。另外我们说套利，这是金融学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实际上美国银行期权，是要实现它期权投资的一个收益，如果你要是套利的话，你必须要在同一个时点，而且前提必须是市场价格。就是说，原生品和衍生品之间的平衡被破坏。像建行这次关于期权的问题。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个数学公式，实际上它奠定连续金融学、连续时间金融学，用的是数学金融学中最有名的微积分方程，如果不是真正学数学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要搞明白，当然有一定难度。所以，我觉得，牵扯到衍生品交易行为，特别是我们专业人士、我们的同行，是不是把这个概念想清楚，不要随便误用这些概念，给大众一些误导。
[宋逢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银行改革对我们国家金融安全的真正影响。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2003年，我们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当时我们邀请了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他曾经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克林顿第一次竞选时的班子成员，他非常明确警告就是中国的银行，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专家也都说中国的问题，最主要的判断就是刚才所说的，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高，中国国有银行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这里实际上牵扯到非常基本的金融概念，就是流动性危机。真正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股市大幅度下跌，债券违约，这不是爆发点，真正爆发点是银行出现不良资产，因为流动性危机导致银行崩溃。最有影响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经济出现萧条，刚开始是债权违约，在这之后，美国在重建商业银行系统，比如说建立信用重建机制，给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巨大的支持，另外加强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环境的控制，特别是在后面的《巴塞尔协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银行利益。到90年代末，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当时指数也下跌很快，而且下跌幅度超过二三十年代爆发美国经济危机时的水平，但是那时美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因为银行系统健全了。就是说，流动性对银行来讲，流动性对银行来说就像血液一样，前一段时间，我们说中国银行业的特点就是流动性过剩，而我们现在讲金融业的一个特征就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过剩有一点贬义的味道，其实这个流动性有真、有假，我们为什么说流动性过剩就是说银行流动性很差，其实真正的流动性是不是好，这和银行信贷资产良好有关。如果银行信贷当中有很高的不良资产率的话，那么这是不良资产就不好，因为第一批贷款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在五年前，人家指责中国要爆发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你的金融系统就非常危险了。但是银行这个问题，因为老百姓相信这是国家的银行，不像股票市场，比如说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是和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政府不可能和老百姓说我们国有银行事实上技术上已经破产了，不可能这样说，所以这时中央政府就有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要进行银行改革，这是背水一战。应该说，这个背水一战使得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解决了，实际上我们是规避了一次几乎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点是银行改革非常成功的地方，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是对国家金融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宋逢明]:我认为是银行成功改革，这使我们化解可能会爆发的危机，但我们的资本系统还没有健全，这样的话，有很多热钱进来是以外商直接投资进来的，所以出去也快。在这样情况下，实际上给我们的安全有比较大的阻碍。
[宋逢明]: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而且我认为这个会议非常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当然老百姓会宣泄自己的情绪，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而且应该让他们宣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必须保持非常冷静、非常理性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我们学界的同行们，就是希望大家提出政策建议时更加专业当然我的观点仅供思考，我也欢迎大家对我提出批评。当然大家应该讲道理，否则沟通和对话会很困难。谢谢。
[李扬]:谢谢宋教授，首先用非常宽容的心态对待老百姓一些怨言。我觉得他讲到四个要点：第一，他观察这个问题从股市上看，从A股和H股关系和差别上看。这是很好的角度。无论是情绪宣泄，还是价格，在股市的差别中显示出来；第二他说到大家不要滥用词汇，特别不要滥用金融词汇，比如说套利。当然，你不懂的事不能乱说，我们起码有一个要求是你要尊重事实。不要乱说。我认为是这样。 第三，对我们这几年银行业改革提出一些东西，首先他避免了流动性危机，我认为这是新的，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评论。当然，我顺便说一下，我虽然没有说流动性是银行业的核心，但是我从不把流动性和过剩放在一起，流动性是状态，状态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指的什么事，尽管都知道是什么事，但是一遇到问题就不一样。可以说迄今为止，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进一步推动需要配套，要谨慎。我想我们正在做这件事，一个大事过去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各种意见都有，这是挺好的事，有助于我们想清楚这件事，有助于下一步配套改革，比如说立法方面的事。
[李扬]:下面我们请中国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他常有惊人之语，今天我希望你能奉献出自己的最新看法。
[许小年]: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我们这次会议题目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我想把这个题目扩展一下，讲一下我们的金融开开放。如何评价我们过去几年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我觉得会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你讨论金融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金融开放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开放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特别需要回答金融的改革开放，有助于维护还是伤害了我国的金融安全，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问题。
[许小年]:至于社会上非常流行的热点，像肥水流入外人田等等，这都没有说到问题要害，而是用一种大众化的语言，把金融改革开放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甚至以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眼光看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甚至用这种“文化大革命”上纲上线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我觉得这次会议使大家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讨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许小年]:客观和理性地评价金融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世纪末我们国家金融行业状况。在基本封闭的情况下，我相信前面讲演者都已经说到，我国国有银行的呆帐达到40%，数万亿资产流失，对我国经济构成巨大的威胁，不光是银行、保险公司也是在这种体制的束缚下，坏帐累累，证券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半的资产需要政府救助，我们城乡信用社坏帐惊人，直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完毕。这是我们上世纪的金融状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以国有制为主体的一个金融体系中发生的。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外资和金融开放无关。那时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而且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在于封闭，而不是开放。历史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许小年]: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和开放之前，产生出这么多问题，不光是银行业的发展，包括保险、证券、信托业、城乡信用社，到处都是坏帐，刚才宋教授讲流动性的危机，如果国民经济发生大的动荡，流动性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许小年]: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旧体制的弊病最根本的是它的体制结构，金融机构不是追求利润的独立的商业兴机构，而是政府、工业和金融结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工具，在政府的指导和指令下，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企业的经营目标，当时则是为了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产业结构，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在日本、韩国也看到过。金融机构这个结构中，自身的盈利性和风险控制让位于全局目标，就是一个服务工具，为企业提供资金，落实政府产业政策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银行业中看到很多政策性贷款、关系性融资，这不是单纯的决策失误，而是三位一体核心中的其中应有之意，是制度所确定和制度所决定的，以金融机构在这种格局中放弃盈利性目标，它实际上没有独立的决策，而是跟从政府的意图，如果金融机构既不追求利润，又不回避风险，它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坏帐，所以我们的坏帐所引起的危机是制度性，不是决策性，不是因为管理工作没有跟上，而是制度本身所决定的。这种三位一体你看上去很好，各个部门、行业叫做“政府、工业、金融”协调合作并有效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结构的问题，就像一条轮船没有设立任何隔离的封闭舱，它各个船舱不是封闭的，于是一处漏水就可能导致全船的沉没。日本就是这样，结果发生什么问题？1989年，股市出现破裂，整个金融体系陷入瘫痪，金融体系的瘫痪造成日本经济萧条长达近20年之久，今天也没有完全恢复。所谓的“亚洲模式”，所谓的“亚洲政治经济结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历巨大的灾难和付出沉痛的代价后，亚洲各国才认识到，不能够将金融作为政府和工业的“提款机”。亚洲才意识到，健康的金融体系最重要，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进行系统性的银行改革。
[许小年]:这次改革要点是什么？既然我们过去的问题，是这种政、工、金三位一体的体制，改革的要点就是要打破政府、工业和金融的三位一体，实现政企分离、政银分离、银企分离，使三家分离清楚，特别重要的是要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冲动和它的风险控制能力，将金融机构改造为以利润为目标的独立的和具有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商业性机构，真正把商业银行办成商业性机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增加银行的利润冲动，要建立风险控制能力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必须做所有制的改革，降低政府所有制的比重。
[许小年]:所有制改革就涉及到后面的上市，所以我们看待上市，比如说金融机构经过改组以后上市，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进一步充实资本金，它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银行的监督来改善我们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在我看来，它更为重要的是引进新的利益主体，用投资者追求利润强化我们银行的利润合作，用投资者追求收入、追求收益、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强化银行对工业企业的独立性，强化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这是打破原有东亚式的三位一体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模式。
[许小年]:为了通过股权多样化，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行为，从而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机制，上市是必须做的一步，刚才国刚已经讲了，上市，国内资本市场容量太小，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境外去上市。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看历史事实。社会上看到的一些说法，是不顾历史事实，以自己的利益趋向评判国家的改革措施。当时，为了考虑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海外上市对国内资本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压力，所以我们到海外去。结果，大家一看，海外的金融机构的股价涨了，就说你这叫“肥水流入外人田”，你既然这样说，我们肥水又流回来一点吧，当肥水流回来时，他又说这是“恶意圈钱”。我说你不能以你自己投资的收益牵制整个国家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你这样说，我们怎么能做事呢？我们海外上市，你说肥水流入外人田，我们回来上市，你说是“恶意圈钱”。你说我们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做事。这个道理不是这样的。
[许小年]:当我们的国有银行经过了改组之后，站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门口时，也如同刚才国刚教授讲的，国际投资者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一个从计划体制中转型而来的陌生面孔。因为我本人参加过这方面的工作，国际上投资者当时问我们的问题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他们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国有银行的坏帐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于政策性贷款，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今后杜绝政策性贷款？在国家仍然控股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能保证杜绝政策性贷款？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使得我们非常难以回答。国际上的投资者问，你们过去的坏帐，海外报道是20%，我们估计会更高，你们今后如何保证坏帐率不会再到20%多，甚至更高？你们的行长都是政府指派的，他只对他的上级负责，我们如何相信你们的上级对投资者负责？大家想一想，我们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许小年]:他们的问题还有，你们这一个银行就有上百位员工，你们生产规模对大型商业银行小很多，但是你们的员工比国际上资产比你们还多的商业银行要多几倍，甚至十倍，你们为什么不裁减人员？大家想想，今天我们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问，为什么我们要买你们的银行，而不买花旗和汇丰？你告诉我原因在哪？当时国有银行上市出现极为困难的事，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每天都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非常紧张的工作，不知道上市能不能成功，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成功，意味着什么？不成功，意味着国家金融改革重大挫折，这个责任是谁都承担不了的。所以一个个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对于未来的成败，都感觉到非常紧张。为了确保国有银行上市的成功，吸取了在此之前大型国有企业上市的经验，吸收战略投资者入伍。所以，战略投资者并不是国有银行上市才开始的，从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就有战略投资者，从中石油、中石化到后面一系列的大型国有工业型公司的上市都有战略投资者，这被证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银行业我们是照用了。
[许小年]: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刚才几位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赞成。我再简短地重复一下。重要性第一，由于战略投资者入股的比重比较高，他们都占有显著的股份，这是散户投资者无法做到，他可以一投投几十亿下去，我们自己的投资者做不到，他对公司的经营、对公司的治理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而且他懂专业，影响力大，投资资金多，这是个人投资者或者一般二级市场投资者所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他的参与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二，境外战略投资者承诺向中方进行技术投资，中方大量的认购减少了发行规模和发行难度，提高了发行的概率。第三，战略投资者不仅是引资，而且还引智和引制。第四，和一般投资者不同，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都有锁定期，若干年后才可能套现，这有助于维护上市之后的股价稳定。由于这一批战略投资者的大量持有，我们不会出现抛售现象，所以有助于股价的稳定。为此，战略投资者承担了未来股价下跌的风险。因为它有锁定期，锁定几年。第五，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产生了经济学中的信号效应。有了战略投资者后，面对国际投资者那些非常苛刻问题时，我们就有话说了，你不相信我没关系，你相不相信美国银行，它已经买了，为什么？说明它看好我们国有银行改革以后发展前景。你可以不相信我，你相信不相信它，这就是信号效应。为什么要有信号效应，这就是金融学中讲的。金融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信息不对称。国际投资者对我们国有银行改革缺乏了解，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有信号效应，这个“信号效应”可以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交易的实现。但是这个信号必须是具有可信度的信号。什么叫具有可信度？就是发出信号的这个人的行动能够使国际投资者感到信服。这个信号的可信度首先排除了很多当时具有国内资金实力的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国际战略投资者，我们吸收有资金实力的，只有国内的国有机构，他们有这个资金实力可以进来，如果我们把这些国有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吸收进来，我们再到国际市场上推销我们国有银行时，可以预见马上一个问题就回来了，我们说，你不信我们有战略投资者进来，他们会问什么战略投资者，我会说宝钢；国际战略投资者会说什么？宝钢不也是政府控制的吗？所以，如果和当时的控股大股东――政府有关的机构投资者进来，很容易被市场上理解为关连交易，如果被理解成关连交易，你这个信号就没有可信度了，我在这里说的宝钢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
[许小年]:因此你要使自己你的信号有可信度，战略投资者必须是和控股大股东没有关联的机构，这样你只好在国外寻找，因为在国内具有资金实力的基本上都和政府有关联。而且他们还会问宝钢这个企业不错，宝钢懂银行吗？宝钢懂保险公司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的钢铁公司判断你们的银行比我们判断得好？为什么要相信？所以为了使这个信号有可信度，不仅要求战略投资者和当时的控股大股东――中央政府没有关联，而且还要求战略投资者是懂金融的、懂银行的、懂保险的。
[许小年]:我跟大家有同感，市场上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误导的说法，大多数是对金融的操作、对资本市场的操作不了解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以及他所承担的更高的风险，所以他们得到的价格当然比后面的投资者要低，这也是金融学的一个原理，收益和风险永远不对称。至于价格比后面的价格低多少，取决于当时的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许小年]:我们曾花了很多时间，和潜在的战略投资者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这个困难的情况是没有经历过的，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今天我们被说成是“卖国贼的帮凶”。至于比战略者价格低多少？具体的价格是多少？那是谈判决定的，完全是市场供需决定，根本不存在贱卖的问题，我刚才讲了“贱卖说”纯粹是市场的无稽之谈，实际上给战略投资者价格从未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当然我并不认为每股净资产是正确的定价，因为我们国家的制度就是这样，按照每股净资产的定价，每股净资产作为流失不流失的标准，如果低于每股净资产的话，政府也不会批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贱卖的问题。
[许小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近年来银行增长加速，在新一轮增长高峰中，改革后，我国的商业银行得到很大的发展，盈利水平大大提高，盈利水平提高以后，带动股价上涨。这时候又有人出来说话，把现在在经济高峰中，高增长，银行的盈利提高情况下的股价和当时首发时的价格相比，提出“肥水流外田论”，我认为这极其不负责任的，实际上要求从事银行改革的人们，不仅要预测到中国金融经济体系高潮的到来，而且要预测未来几年的股价，以今天价格为基础，和战略投资者谈判价格，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当时以今天的价格招股，就不会吸引任何战略投资者。我们在股价最高时，市净率达到四倍，我还没见到四倍的价格吸引到战略投资者，谁可以做这个事，今后有这个机会，把他们推到这个岗位上，让他们看看这个事怎么做，看看四倍的市净率是不是可以吸引战略投资者。
[许小年]:所以不能够抛开历史，用事后诸葛式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如果要按照“贱卖论”的逻辑推理，退一步讲我就算是接受你的“贱卖论”，结论是什么？不光是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而且所有国内上市的国有企业都被贱卖。为什么？因为当上证指数突破六千点时，有哪一家国有企业的股价不高于自己的首发价，啊？你是不是全贱卖了呢？所有在国有上市的A股公司，国有的全贱卖了，因为它这个价格都比6000点的价格低，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是不是只有跌破发行价，国有资产才能增值呢？上市后，跌破发行价最好，跌破发行价说明我这个价格是贵卖，是不是这样的逻辑？哪有这样的逻辑？这根本是不懂资本市场的人。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我们是不是希望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都可以低于发行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赚了呢？所以我们呼吁评价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要看我们刚才所提出来的几个标准，到底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底是增强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还是降低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到底是维护了还是伤害了我们的金融安全？而不再要用姓“中”姓“外”作为改革开放的尺度，这使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姓“资”、姓“社”的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鸟。到了这一种非理性的地步，我感到，那种非理性的气氛，现在又在慢慢回来了。
[许小年]:必须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银行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国际标准，公司治理机制的初步框架初步建立，当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同意，刚才各位专家的观点，就是剥离资产上市，吸引战略投资者，只是我们银行改革的初步成果，银行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今后的道路会很漫长，今后的工作会比当初的上市可能会更为艰巨。但是，毕竟我们看到第一步迈出去了，公司框架建立起来了，金融管理得到很大的改善。加入WTO后，我们外资银行业进来了。现在我们的银行和保险正在和外资在市场上竞争，他们的竞争力比以前更高，而不是比以前更低，有一些金融机构已经走出国门，在海外扩张、购并。归根到底竞争力是怎么形成，只有在竞争中才可能形成。所以，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竞争力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开放，要增加市场的竞争程度，只有增加市场的竞争程度，才能够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许小年]:当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