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嘴刘建宏：不为博出位&只为中国足球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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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建宏 不为博出位，只为中国足球着急
　　7月10日世界杯即将结束，刘建宏在微博上发布工作照并配文
　　“我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解说，可以收工了。水哥（水均益）说不应该说与比赛无关的内容，从业务上讲可以探讨，但从我的角度看，世界杯不应该是中国人看球、吐槽的盛会。如果几千万看球的人口是踢球的人口，中国足球还愁进不了世界杯？不管怎样，我要表达。在本次解说的十五场比赛里，这是我的最后陈词。”
　　本届世界杯，足球评论员刘建宏在荷兰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大谈中国足球发展，遭到网友质疑。很多球迷都不买账，表示并不喜欢他的解说风格，不解读场上比赛相关话题，反而总拿中国足球说事，总是跑题。
　　刘建宏的这一做法也遭到同行水均益、崔永元的批评，水均益发微博称刘建宏“不懂球”。刘建宏则“回击”，“不管怎样，我要表达。在本次解说的十五场比赛里，这是我的最后陈词。”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刘建宏坚持认为自己这样做没错，他为中国足球着急，不然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世界杯的比赛中谈论中国足球，“但下回我还会说。除非哪一天中国足球真的不错了，我就不说了。”
　　聊中国足球是我的权利
　　新京报：这次世界杯网友对于你在解说中说了不少关于中国足球的内容争议很大，这是事先设计好的吗？
　　刘建宏：其实就是最后一场，荷兰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一部分是我设计的，因为已经说了一整届世界杯，如果只看世界杯，和中国足球没一点关系不合适。赛前我分析那场比赛不会打得特别精彩，有可能加时或者点球，射门不会多，更多是中场拼抢。果然，比赛和之前猜想的完全一致，下半场我就用了2分钟谈了对中国足球的认识。130分钟的比赛，用2分钟谈中国足球，我觉得正常。我很奇怪这会惹怒一些人，中国足球真是苍蝇吗？
　　新京报：但在世界杯中加入中国足球的评论部分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刘建宏：我倒觉得反而是我挑起了话题，如果只是在解说谁把球传给谁，没意思。聊中国足球，这也是评论员的权利。整个世界杯期间，国内狂欢的状态很畸形，连德国人都奇怪，他们夺冠后中国球迷为何痛哭流涕。包括之前中国和荷兰在国内有一场比赛，场上有一半球迷穿的是荷兰球衣，这不正常。
　　新京报：水均益、崔永元在那场比赛后，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你怎么看？
　　刘建宏：我和水均益平时就有沟通，业务上可以这么讨论。事后他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是随便说一句，咱哥们回来喝酒。我跟他说，“谢谢你，把这事变成一场真正的争论。”
　　看世界杯不该是看热闹
　　新京报：你平时也踢球，是不是踢球的人和不踢球的球迷看世界杯，在心态上不同？
　　刘建宏：因人而异。我其实只是想利用世界杯的平台发出声音，关心中国足球。比如比赛中有两个球员撞到一起，我说这才是男子汉，中国家长看到会想，这就别让孩子踢球了，错，孩子在球场都不敢拼抢，人生怎么办？所以，看世界杯仅仅是看热闹就太浅显了。足球是塑造人的最好教育方式。有些人听不懂是因为他们不懂，踢球的人才会明白我说的话，明白什么是团队配合。足球是勇敢者的运动，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受伤的。足球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方式，这句话大家没有认真听。
　　新京报：但解说工作是不是还是应该看重一些服务性？
　　刘建宏：作为从事足球报道这么多年的记者，我不满足把球说成那个样子，so easy。仅仅因为我说了两句中国足球这事就不可收拾了，很多人不明白我想干什么。中国人真的喜欢体育吗？喜欢看和喜欢运动是两个概念，很多人不参与体育。
　　这是个全民解说的时代
　　新京报：你说过，中国足球的水平和解说评论员的水平是在同等段位上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刘建宏：如果我们处的环境是沙漠，顶多能长出个仙人掌，中国足球和国际差距非常大，在某个领域长出参天大树很难。整体中国足球的水平就这样，制约了所有的东西。
　　新京报：你觉得作为中国足球评论解说员最困难的地方在哪？
　　刘建宏：做任何事，你只要在它身上花费一万小时一定能成为专家，我从初中开始踢球，每天看球、写球，一万小时早过去了。但在中国做足球评论员，最大的难题是环境太复杂，有踢球的、不踢球的，有纸上谈兵认为你根本不懂球的。中超相对球迷群体单一，世界杯却众口难调，要求综合素质。一致称赞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本届世界杯你有对自己做新尝试吗？
　　刘建宏：我这次尝试的是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过去解说员只能自说自话，现在能第一时间得到别人的观点，我多次引用别人的微博微信留言。现在是全民解说时代的来临，很多人拿着手机看电视吐着槽，作为解说员，就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包括冲突性的评论，经过解说员的整合传达出去，才有意思。就像西班牙淘汰之后，叶芝的那首诗。那场败局已定，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我回，哪首？正好我的一个群里有人说，叶芝的《当你老了》。我自己的知识储备里没有《当你老了》，这些微信解说时看特别有帮助，也有调整作用。所以，我不是为了博出位，我没有大名也有小名，我在足球积累的东西已经没有问题了。“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这不单单是网友们的玩笑。
　　【快问快答】
　　你喜欢什么样的解说？
　　足球解说就该像京剧一样分流派，大家各自找到自己喜欢的。比如，世界杯在新媒体上可以有很大改进，加入方言解说。甚至画面都可以选择，喜欢梅西的就选择盯着梅西看。千人一面才可悲，我从来不会说，“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话多是怕冷场？
　　大家后半夜看球，长时间不说话，两分钟观众就都得睡着了。开个玩笑都是可以的，比如这届比赛中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都踢得不错，我说“当哥的惹不起”，是语言的幽默。犯规了，我说“追尾了”，这种表达就是语言的艺术，是个人风格。有人说我比喻多，对，我就是比喻多，比喻用得好大家会一直记得。上届世界杯我说阿根廷的比赛时，说了“俩猫四个二”，其实我一把斗地主都没打过。
　　中国足球该如何发展？
　　2014年世界杯中国队出局，我在演播室就说过一段话，中国足球的失败是所有人的失败，你是家长愿意让孩子踢球吗？你是房地产商愿意开发足球场吗？你是市长，愿意城市有一块足球场吗？永远说技不如人，面对失败，要问的更深一点。原西德1957年启动了一个“黄金体育计划”，全国修建田径、游泳、足球为核心的体育设施，耗资177亿德国马克，差不多一万亿人民币。两德合并后，这个计划重新启用，现在还在建这些体育设施。中国政府也有全民健身，但远远不够。我着急，我闭着眼睛想到这些事都着急。
　　谈论“中国足球”被称是“废话”
　　在传递一些东西时会有人不理解。你去问小崔，他做转基因面对的是什么？你比别人了解得多，但很多人还是在质疑。术业有专攻，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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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乔生：批评我的语录一样批评中国足球
日09:13 　
我不是在墙倒众人推要对中国足球“动大手术”青年周末：现在的反赌反黑，前些年好像也搞过吧？韩乔生：2002年那次扫黑行动抓了一个龚建平，掀起黑幕的一角，但重新又给盖上了，当时很多人还被“国家队”这种标签所迷惑，甚至包括体育总局一些官员在内，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导致中国足球在几年后还继续玩着那种低层次的足球游戏。到今天，中国足球不再被人们看作是英雄，而被很多失去信心的球迷称之为狗熊，这是有原因的。特别是刚刚结束的这次中超联赛，这样一个在低水平线上徘徊的联赛，最后夺冠的场面却有那种夺得意甲、英超冠军的感觉。甚至每个城市都把自己的俱乐部当成一张名片，然而它真正能够代表这个城市的荣誉吗？在低水平联赛里面产生的王冠，那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样一出泡沫很大的肥皂剧，让人一看不是属于自娱自乐型吗，不是整个一个阿Q吗？青年周末：所以你说要对中国足球动大手术？韩乔生：就和我的语录一样。“韩乔生语录”为什么在早期让很多人所耻笑？因为你的解说评论像白痴一样，犯一些低级错误，听众自然有权利去指责你，足球更不用说了。每支俱乐部队出场，最后还不是球迷买单？职业化足球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但消费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外表豪华包装，而质量和水平却很低层次的产品。中国足球不要怕公众批评，我自己就很感谢很多网友对我的批评，正是由于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才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才能够从过去的语录中，从当时那种低迷状态中逐渐摆脱出来。就那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青年周末：据报道，目前有几十名现役球员接受了调查，你觉得这个举动算大手术吗？韩乔生：现在还只是一个排查阶段，还不能说谁有问题谁没问题。但我觉得作为凡是涉及赌球的人，他心里有鬼自己会打哆嗦。我要送给他们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当年英超、意甲也不是没出现黑球、假球，但他们都敢于对自己的足球进行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打击，我希望中国足球不要再进行微创手术了。既然公检法部门已经介入，就应该单刀直入，出手要狠。就和一些西亚国家似的，小偷偷东西剁手，男人强奸剁掉生殖器，这种极端政策有时很管用。乱世用重典，才能结束中国足球现在的这种混乱局面。我们一味地光给孩子钱的话，会把孩子惯坏了。青年周末：就是说中国足球队有点像被惯坏的孩子？韩乔生：对！对中国足球决不能姑息养奸，我们现在不是在“墙倒众人推”，也不是说要扼杀中国足球，而是要趁早割掉这个毒瘤——你自己身体没有免疫力了，那么我们只有帮助你来排毒，排除这个畸形儿身上的毒素。青年周末：现在反赌反黑好像是重拳出击了，你觉得这次会解决问题吗？韩乔生：可能不会完全解决问题，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给业内人士，特别是那些球员们一个警钟，产生一定的震慑力。青年周末：不会是昙花一现那种？韩乔生：我相信不会，因为今天人们的意识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取消国家队这种话，10年前我不敢说，但现在我敢说了。我建议不要再设什么国家队，哪个俱乐部踢得好，就让哪个俱乐部踢去。比如今年北京国安拿第一了，北京国安代表国家，明年大连万达拿冠军，你大连万达代表，后年你山东去。青年周末：为什么10年前你不敢说，而现在就敢说呢？韩乔生：别说10年前了，就是年我也不敢说。现在全民的认识都提高了，而且我们现在也应该认识到，取消国家队这种办法不是说要杀掉我们的孩子，而是为了帮助他排毒。否则，将来这孩子真会变残疾。今天我和你谈这番话，我的思路也更清晰了，我要说的关键点是：中国足球现在应该放弃国家足球队，把重点转到青少年足球上去。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他爸”对成年球员要全部放弃青年周末：为什么要把重点转到青少年足球上去呢？韩乔生：中国足球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抓起来的。在我刚刚踏进新闻大门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当年邓爷爷所期待的这群娃娃今天都已经成了娃娃他爸，而我们的足球还没有抓起来。我记得，在1985年的柯达杯足球赛上，有荷兰队巴斯滕这样的选手，也有中国的像赵大玉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冒头，但多年之后，巴斯滕成为世界名射手，而赵大玉仍和其他一群中国足球队员共同在平凡着，甚至最后变成了平庸。青年周末：所以你不仅提出放弃国家队，还提出取消中超？韩乔生：中超愿意踢就踢去吧，你可以还叫中国超级联赛，你叫中国最超级联赛、最最超级联赛都没关系，对成年球员的关注全部放弃，你要乱、要假赌黑就让你们去，我不陪你玩了。但我建议现在搞中国奥林匹克青年联赛，全部由青年球员来打，我们把重点都放到这一块，包括电视转播、媒体关注度、投资等等也都转过去。我的潜台词就是不要再把更多的钱“泼”到所谓顶级俱乐部里去了，让给青少年足球更多的空间。这样也许经过八年十年以后，中国足球才能真正走向世界。青年周末：但你这种建议的可操作性大吗？韩乔生：中国足球本来就差钱，现在只顾往脸上贴金，下半身穿了一条破短裤，都衣不遮体了。我接触过太多以前踢足球的人，他们不愿去基层业余体校执教，因为收入连2000元钱都没有，换你，你去吗？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恶性循环——教练人才越来越少，水平越来越下降，试问学生能学好吗。从这个层面来讲，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和东帝汶比赛也能打平。因为我们并不占优，即便跟一个东帝汶比。青年周末：放弃中超转向青少年赛，感觉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你不觉得很难实现吗？韩乔生：实现起来是有困难。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还没有起来，不就是这种理想主义者太少了吗？要是有理想不去实现，只怕再过几代人，中国足球还是国际足球界的娃娃。对中国足球，大家应该达成共识，别再急功近利，短时间之内中国足球就得给人当孙子，我们就是世界足球的娃娃，别指望这个娃娃在10年内取得什么好成绩。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卧薪尝胆。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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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崔永元难解纪录片不受待见 很多事不做怕来不及――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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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难解纪录片不受待见 很多事不做怕来不及
　　2011年3月的某一天，崔永元从床上醒来，房间里静悄悄的，妻子和女儿都出去了。他起床，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首都城，心想自己已经48岁了，“很多事情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他每天都活在这样的忧患当中，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包括对这个社会。就像跟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春晚小品，他在里面调侃自己得了抑郁症就是心眼太小。
　　但这个“小心眼”的男人，脑子里想的事情却很大。他今年打算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收拾死气沉沉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是100亿人民币，美国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么大的差距，我觉得自己得帮帮电影。”这是他自2007年做《电影传奇》以来，一直藏在心头的心愿――拍20部像样的电影。
　　光靠自己肯定干不了这个事儿，他想到扶持新人，于是有了新锐导演计划。“新锐导演不是新导演，不是20岁就叫新锐，你70岁还爱着电影，也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崔永元把想法跟身边的朋友一说，但基本上每个人都向他泼冷水，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
　　崔永元遇到了自己当年做系列纪录片《我的抗战》一样的问题。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干的另一件大事。2001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参观，发现那里有一个影像库，里面全是各种历史资料，几乎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资料都能找到，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民俗民居、服饰打扮、生活习惯等。回国后，他马上找到中央电视台台长，认为应该有人来干这个事儿，“我们每年那么多广告费，只要拿出几千万元就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但台长只是拍了拍崔永元的肩膀，“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觉得这事不能等，“再等下去，很多人的记忆就消失了。”他干脆自己筹钱组了一支团队，《我的抗战》一直做到现在。
　　既然新锐导演计划的问题是缺钱，按照惯例，崔永元又开始给各路投资方打电话。事实上，别人也习惯了他这个套路。几天下来，崔永元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他筹到了5000万元的口头许诺，甚至有人答应给他两个亿。
　　但很快他就见识到了电影圈的那些脏东西，各种目的出现了，有投资人要求用他们指定的剧本和演员，有投资人要求让自己的孩子来当导演。“这不把我当劳务输出组织了吗？我不能同意！”崔永元认为新锐导演计划就是公益项目，不能想着赚钱，所以投资人一下子全没影了。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崔永元在纸上写了30个朋友的名字，然后开始轮流打电话。“当时我在心里跟自己开玩笑，谁要不答应就跟谁绝交。”他打算让每个朋友赞助50万，结果有朋友嘲讽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连这点钱都没有。”周立波更是张嘴就损：“穷光蛋，你怎么老是跟别人要钱？”不过说归说，这些朋友都很爽快地掏了钱，周立波还自作主张替另一位朋友也付了50万。其中有个商人朋友对崔永元说：“看你多费劲，我一个人出500万，后面的钱我再帮着想办法”。
　　三天后，崔永元筹到了700万，他把所有款项开支做成财务报表，朋友们都说不用，但他很坚持：“我要主动寻找监督机制。”
　　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 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
　　崔永元的办公室在北京安家楼，搭档之一胡小鹿已经有段日子没见着崔永元了，“他总是风风火火的，抓不住他。”所以只要逮到机会，胡小鹿就和同事们拉着崔永元开会，从下午聊到半夜，“他太辛苦，身体也没以前好，但我们都知道，他还扛着。”
　　包括这次采访也是，从去年约到今年。等到见面，虽然他跟电视里那个大家熟悉的小崔一样，一脸坏笑，但一说到手头在做的事情，他马上显得面色凝重。
　　因为央视实行制播分离，崔永元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清澈泉，意为清澈的泉水。他做的事情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时间，带领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但呈现出来在纪录片里的只有几十个小时，成本高得几乎无法估算。
　　片子刚拍出来的时候，崔永元认为纪录片怎么也得比电视剧贵，等他出去吆喝卖片，结果电视台的人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你小崔做的，就翻两番，1500元吧。”他一听就蒙了，怎么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像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怎么到我们这里就反过来了？”崔永元决定，宁可把自己贱卖了，也不能贱卖自己的片子。
　　因为国内大部分电视台都不愿收购，32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只能在网上点播，崔永元的团队曾经4个月发不出工资，有员工说：“如果咱们不做这个，如果咱们去做电视剧或电影，哪会发不出工资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
　　随着网上的口碑越传越广，《我的抗战》终于慢慢得到全国各地电视台的重视，还出了图书，于是现在又有了《我的抗战2》。
　　专家们忙着在评职称 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
　　时评家曹景行在《我的抗战2》发布会上见到两位90多岁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到场给了我们一个紧迫感，就是抗战老兵现在越来越少了。崔永元所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挽救这段历史，这就是价值。”
　　与前作《我的抗战》相比，出现在《我的抗战2》中的口述者身份更广泛，增加了很多平民受害者，也增加了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视角更开阔，历史更完整。
　　但有人参加完发布会后，在网上评论，小崔现在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他都不讲笑话逗大家笑了。崔永元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在他看来，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更是讲述人性的故事。
　　还有人认为，这些事不该由崔永元来干，更应该让那些搞研究的专家来干。听到这种话，那个嘴角带着坏笑的小崔就回来了，“他们有更要紧的事，忙着评职称，等他们评完职称估计会想起来干。这个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忘了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很了不起。我觉得一针见血。五千年过去了，这个民族基本还是混的状态――浅薄，没文化，不重视历史。”崔永元说自己不怕得罪人，他真心觉得这是一个浅薄的民族。
　　包括那时候做《实话实说》，崔永元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做了六年半，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我发现自己正在跟好人告别。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学着写报告，你得回答你的上级同事以及对手的质问。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圆滑，离我父母当初要求我做一个好人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崔永元这两年变得不爱说话，“因为我发现遇到许多问题，我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明白。我希望不再浮躁不再浅薄，希望研究一个事能研究得透一些。我从来没有当明星的愿望，也不觉得当明星有多好。我希望自己淡出荧屏，能被大家遗忘。但是假如有一天我摔倒在街上，你们还能认出这个人是崔永元，我希望你们能扶我一把。”
　　记者 韩莹
　　2011年，崔永元带领团队完成了纪录片《我的抗战2》。他还打算收拾一下死气沉沉的中国电影，推出了为期三年的新锐导演计划。
　　我们不重视保护历史
　　排名比中国足球还要低
　　都市快报：用选秀的形式，挖掘新锐导演，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崔永元：导演这个工种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也是新锐导演计划打算在三年内完成的原因，它为新导演留足了成长的时间。万一确实有这样的天才，第一部电影就让人瞠目结舌呢？万一这个导演因为缺少这样的机会而从此被淹没呢？费穆在1948年拍的《小城之春》，当时无人理解，直到上世纪90年代被意大利人发现，才被认定是经典之作。可能新锐导演计划拍出来的电影全部票房才20万，但要是他们的作品过50年还有人认可，我就觉得值。
　　都市快报：你现在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崔永元：我倒觉得现在更快乐。做主持人的时候，谁都认识你，拉着你照相，感觉也挺好，但那是短暂的快乐，没意思。现在做口述历史，感觉每天的时间都太短。抑郁症好了以后，我基本没再失眠过，每天凌晨四五点睡觉，睡到十一点起来。
　　都市快报：除了口述历史，还有别的想做的事情吗？
　　崔永元：这个可能要做一辈子，要不停地做。我们不重视保护历史，如果论排名，它比中国足球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要低，我觉得起码它得是丁俊晖在台球界的排名。其实娱乐节目没什么大不了的，40年后依然会有人主持娱乐节目，但40年后，做口述历史的人可能就没有了。
　　都市快报：做了这些事情，对你影响挺大的吧？
　　崔永元：影响特别大！你知道七年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其实我炮弹有的是，但没时间放了，我得忙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别人的事。这两年我基本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
　　从全球范围遴选新锐导演，门槛很低，只要热爱电影，年龄在18岁到70岁之间，都可以报名。报名者将自己对“什么是电影”的理解拍成视频，经过评委挑选后(评委成员有姜文、戴锦华、敬一丹、高群书、王小帅、贾樟柯等人)，前100名选手有机会聆听电影大师的讲课，前10名选手有机会执导自己的电影，并有10位电影高手提供现场指导。这10位电影高手包括《杀死比尔》的制片人班尼特?沃尔斯、《雨人》的编剧巴瑞?莫罗、三届奥斯卡纪录片奖得主马克?哈里斯、奥斯卡最佳音效设计奖得主理查德?安德森、韩国导演李沧东、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德国导演约亨?亚历山大、印度导演谢加?凯普等人。
【编辑:刘欢】
----- 文化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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