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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看法
　　〔摘要〕 近年来，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表面上看似乎理所当然，但深入思考并不那么简单。对于“独立、自由”这样的字眼不能抽象地理解，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把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与其政治伦理内涵区别开来，才能正确理解其真正含义。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抵制自己所不赞成的精神和思想的一个口号。在近年来宣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眼中，似乎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这一精神和思想，只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论文网 /4/view-4748458.htm　　〔关键词〕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法，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05 　　这些年来，对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赞扬声可谓不绝于耳。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独立”、“自由”都是好字眼，以此为思想之方针、行动之指南，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值得赞扬。但是，如果多观察一下纷繁的社会现象，作一点深入的思考，事情似乎又不那么简单。比如，就在以提倡“自由”闻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方面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宣告，另一方面却又有“自由，自由，几多恶行假汝之名以行”的责难。至于“独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摆脱殖民主义压迫而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打着“独立”的旗号，分裂祖国、背叛祖国、为外国殖民主义势力效劳的行为，我们见的还少吗？难道我们没有切肤之痛吗？可见“独立”也好，“自由”也好，都不是可以抽象地一律给以赞扬和提倡的，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针对其具体内涵来作出评价的。 　　那么，为什么一见到“独立”、“自由”这样的字眼，人们就往往认为是好的，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呢？从认识上说，这是由于没有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含义与科学论述和政治伦理论述中使用的概念内涵区别开来。而只有把二者区别开来，才能正确理解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甚至一个普通人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或政治伦理概念的真正含义。 　　因为语言（文字不过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手段和工具，这就决定了语言的全民性，即全社会的人对语言的意义要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否则，人们就无法进行交往，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在科学论述和政治伦理论述中，虽然也必须使用语言来表述其思想，可是仅此又不足以表达其所要阐述的思想内容，因此就必须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词语含义的基础上，赋予这些词语进一步的特定含义。这就使这些词语成为某门科学论述或某种政治伦理论述的概念，有了其独特的内涵。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家、不同政治家常常赋予同一概念以不同的内涵，所以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同一词语，其意义也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甚至一个普通人所提出的涉及某门科学或某种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述时，为了理解其真实思想，就不能停留在日常生活所使用词语的含义层面，而必须透过所使用的词语，深入分析所用词语表示的概念的独特内涵。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其言论字面意义的迷惑，而能抓住其思想的实质，从而给以科学的理解和正确的评价。 　　这种情况在政治或伦理论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些论述往往更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阶级关系和利害关系。比如“善”、“恶”、“正义”，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语的含义来说，慈爱的良好的思想或行为叫善。凶残的歹毒的思想或行为叫恶。“事得其宜之谓义”，事情做的正当就叫义。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当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把这些词语作为政治伦理概念来使用时，给予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却大不相同了。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行为才是善的，才符合正义；反之则为恶，则不符合正义。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则认为，剥削压迫奴隶、农奴和工人的行为是善的，符合正义的；奴隶、农奴和工人反抗剥削压迫则是恶，不符合正义。这样，二者对善恶、正义的理解不仅大不相同，甚至是互相对立了。 　　如果我们以上所说可以成立，那就可以以此为基点来分析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大家知道，陈寅恪先生是 1929年在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借王国维先生1927年自沉昆明湖一事而提出这个思想的。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就是为了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自沉于昆明湖的。因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个“俗谛”是什么呢？陈寅恪先生1953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如果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的1927年这样说，可以说基本上是符合王国维先生的实际的。因为事实是“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晋见‘皇上’，还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 〔1 〕 （P89 ）如果把这个情况和王国维先生自沉前所写的简短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联系起来看，说王国维先生以清室遗老自居，因恐惧与反对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北伐战争而自沉，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当然，由于当时信息传播的阻隔，以及事情真相暴露之不充分，几位先生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若认识到了这一点，事情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从后来陈寅恪先生与“蒋介石的因缘”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这是后话，此不赘述。但是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还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也是以清室遗老自居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寅恪先生能对以清室遗老自居的王国维先生有那样深刻的理解，并对其精神给以那么高度的评价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实是极其准确而鲜明地表明了二位先生坚定地抱持其遗老操守的品格。
　　但问题是，陈寅恪先生在这里却打了两年的时间差。为了说明情况，我不得不再次详细引述陈寅恪先生的原话。陈寅恪先生在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海宁王静安先生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在 《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从文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说的“当时”是指二陈派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的“当时”。那么，这和已去世二年的王国维先生有什么关系呢？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说明他说的作为桎梏的三民主义是二陈派罗家伦去当清华校长时的三民主义呢？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众所周知，1929年蒋介石说的三民主义与 1927年北伐战争时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以前，北伐战争时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北伐战争是一场进步的革命战争。1929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这时蒋介石说的三民主义不过是为其专制独裁军阀政权服务的工具。若实事求是地说王国维先生之死是因为恐惧与反对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北伐战争，并就此强调二人共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免脸上无光。所以陈寅恪先生专门强调这是针对二陈派罗家伦为清华校长时的三民主义，使自己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为下面指马列主义为桎梏，“不宗奉马列主义”做铺垫。但陈寅恪先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王国维先生“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一死见其独立之意志”，却是在两年之前，那时的清华校长既不是罗家伦，也不是二陈所派。 　　而且，这里所说也和陈寅恪先生解放前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有矛盾。陈寅恪先生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那么，从1929年陈寅恪先生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起，到 1953年写《对科学院的答复》以前，陈寅恪先生还说过“俗谛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吗？没有。为什么要等二十多年后才说明“俗谛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呢？如我们前面己指出的，这不过是为后文把马列主义作为俗谛，作为必须摆脱的桎梏，为“不宗奉马列主义”作铺垫罢了。其实陈寅恪先生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并不像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的那样，至少从他这一方面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比如日陈寅恪先生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就提出，“如教部事不易办，而养病费无着时，亦可请骝先先生呈蒋公，但须并与谭伯羽兄及大维商酌方妥。” 〔1 〕 （P287 ）在3月7日致傅斯年的信中又说：“最简单办法，莫如特请某公补助，此节请兄与大维等商酌”。 〔1 〕 （P282 ）在3月21日致傅斯年的信中又说：“弟近日用费甚多，即使领到此款亦尚不足，似仍有请求特别补助之必要，乞与骝先先生及大维等商酌”。 〔1 〕 （P287 ）“从留传下来的资料看，经过几次信函来往反复商讨对策，陈寅恪总算得了一点从重庆几个方面汇来的救命款子。” 〔1 〕 （P288 ） 我无意要求陈寅恪先生与其他教师一样甘于清贫（从陈寅恪先生1945年4月写的诗“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就可知道，更加清贫困难的教授还大有人在，更不用说其他教师了），或有病不养不治。不甘清贫，有病求养求治乃人之常情。但人既有人之常情，就不要将人及其精神、口号加以神化，拔高为完善无瑕的圣人和教条，视之为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想这也是具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吧。 　　其实，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过是他抵制自己所不赞成的精神和思想的一个口号。他并不准备施之于他人。因为如果也承认并尊重他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是：我可以坚持我的精神、思想，别人也可以坚持别人的精神、思想，各人都可以坚持各人的精神、思想，而不强求一律。但陈寅恪先生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在 《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寅恪先生说：“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如果对人对己都实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就应该是：我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至于别人，各随其便，愿宗奉马列主义的可以宗奉，不愿宗奉马列主义的可以不宗奉，愿学习政治的可以学习，不愿学习政治的可以不学习。陈寅恪先生是这样吗？不是。在他的统治下，就要听他指挥，一律不许宗奉马列主义，不许学习政治。想宗奉马列主义的也不许宗奉马列主义，想学习政治的也不许学习政治，甚至“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其意不仅欲以我之精神、思想统一中古史研究所，甚至欲以我之精神、思想统一全中国。其“独立、自由”又在哪里？至于说“我从来不谈政治，”实际上谈的就是政治，不过是以己之政治精神、思想，反对不合己意之政治精神、思想罢了。哪里是“与政治决无连涉”呢？正如所谓非意识形态化者，不过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反对其不赞成的意识形态而已。至于和任何党派有没有关系，我想从陈寅恪先生与傅斯年、朱家骅、谭伯羽、俞大维，以至于蒋介石等人的关系中，也不难作出判断。 　　事实上，除了刚出生的小孩子，其大脑近似于一张白纸，既不会思想，也无所谓精神外，成年人，特别是到了能够研究学术时的成年人，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世界观。他的精神、思想、说话、做事，都是在他自己的立场、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若说是桎梏，不过各人的桎梏有所不同而已。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自己是没有桎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这是因为，正像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赖以生活成长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一样，人们同样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发育成长的思想意识氛围和精神文化环境。因为他们所发育成长的思想意识氛围和精神文化环境，和他们赖以生活成长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一样，都是在他们生前就已经由前代人创立并形成。不管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然会受到这种氛围和环境的浸染，在这种浸染中发育成长，为这种浸染所涂色和塑形。从这一点说，也就无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们成年后，自以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是在先辈既成的意识氛围和精神文化环境浸染下形成的精神和思想。当他们自己认为是在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判断事物时，无非是用他们在先辈既成的思想意识氛围和精神文化环境浸染下形成的精神和思想来判断事物罢了。不过在长期的浸染下，他们早就完全习惯了这种精神和思想，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于是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在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说话和做事了。
　　当然，由于社会的复杂多样，先辈既成的思想意识氛围和精神文化环境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但大别之，无非两种，即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或思想，或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和思想。这就有了高下之分，是非之别。在近年来宣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有些人眼中，似乎信仰马克思主义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或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和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人说话做事都是有信仰有指导思想的，只不过有信仰和指导思想的不同，以及自觉或不自觉的区别。有这种看法和说法的人也决不是没有信仰没有指导思想。而是以自己既成的精神和思想为信仰为指导思想。 　　关于这一点，其实陈寅恪先生和我们有相同的看法。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就是说，人在读书学习研究学问之前，其心志是为俗谛之桎梏的，即为其固有的精神、思想所束缚。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就是用来将心志从原有的俗谛中解脱出来，即从其原有的精神、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具有一种新的精神思想，于是“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先生和我们的分歧，只在于读什么书、学习什么、用什么使心志从俗谛之桎梏中解脱出来。我们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陈寅恪先生则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坚持以遗老自居，甚至愈到晚年愈甚，而终于不能自拔，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在现代社会中，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事实是我们也尊重了陈寅恪先生自己的选择，不仅尊重了陈寅恪先生个人的选择，还给了他在当时条件下从事学术工作相当好的条件（当然“文革”特殊年代除外，当时不仅陈寅恪先生，我党的许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这是我党犯严重错误的一段时期。有关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谈到），但这并不是说，对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内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也应该不加分析地予以赞扬。事实上，这些年来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赞扬已经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这除了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在有些人眼中，谁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受到贬斥、嘲弄；只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值得赞扬。还有就是，在有些人眼中，只有坚持不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合作，贬斥新生的人民政权，才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值得赞扬；相反，与国民党政权决裂，站到新中国一边，赞扬新中国就是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给以贬斥、嘲笑。更有甚者，对这种现象竟然也是一片赞扬之声，而没有反驳和异议。可见其淆乱人们的思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当然，如果你本来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是想提醒我们那些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同志，要多加思考，不要凭感觉觉得“独立”、“自由”是个好字眼，就不加分析地跟着别人一起赞美。而要问一下是什么样的“独立”、什么样的“自由”，在什么时候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是针对着什么而言。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捷克著名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这句话，我想不管在学习中、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一句可贵的提醒。 　　最后说一点看似无关其实并非无关的话。由于社会的复杂，事物真相的显示需要一个过程，以及人们认识过程的曲折，人们即使主观上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说话做事，也可能会犯错误。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建国后的工作中，就曾经犯过多次错误，并且有王明“左倾”和“文革”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这和反动统治者的错误是两回事。因为我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的党，所以能够自己纠正错误，重新走上正确道路。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建党九十年及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直到成功，这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我们的任何工作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取得成功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但从一个政党能不能坦白承认错误、郑重改正错误，就可以知道一个政党是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在党犯错误时，党内坚持正确方针路线的同志往往会受到错误的批评甚至处分。比如，在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中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他们大多并没有以“独立、”“自由”为名搞分裂，而是相忍为党，并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终于克服错误，使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我党就是这样一次次克服错误，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而标榜“独立、”“自由”，不断分裂的一些党，却大都归于失败。即使没有完全失败，也很难发展壮大，更谈不上取得胜利。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特殊条件所需要和决定的。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政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是试金石。而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的，因此也是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永远做不到的。还有人对有些革命者或党员在反对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而在我党犯错误，本人受到冲击或迫害时，却不能起而斗争，表示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嘲笑。其原因亦如以上所说，那就是我党虽然这时犯了错误，但本质上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谋利益的党，这些同志一时未能看清此时党犯了错误，因此往往怀疑是自己错了。但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认识到此时党犯了错误，就会起而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要采取正确方式，使党能够早日克服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不是以“独立”、“自由”为名搞分裂。这也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永远不会理解，永远做不到的。 　　本文只谈了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口号的政治意义，没有涉及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因为陈寅恪先生本来就是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的，无关于具体的学术问题，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自己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都说得很清楚，都是在谈政治，而不是谈学术。两文虽然相隔二十多年，虽然针对的对象已经不同，但所表现的陈寅恪先生坚持其遗老操守的那种政治情结却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岳 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第二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附记： 　　本人年老体衰，特别是眼睛不好，右眼完全失明已经近40年，左眼也只有0.01的裸视力，矫正视力也只有0.4-0.5，且在继续衰退中，恐怕不久即将步陈寅恪先生的后尘。所以既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上网，订阅的报刊杂志也很有限。因此，本文发表后将任由评说，我将一律不作回应，是非曲直自有历史评判。如果有同志真心愿意予以校正，请将纸质文本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办公室”。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特别欢迎讲道理的批评文章，不过我还是不作回复，因为虽然自己已经是个僵化的老人，却还想多看几年这个鲜活的世界。区区私心，还乞鉴谅。 　　责任编辑 王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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