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人类的记事方式式,拿走。

你好!我的记事本未经我的允许被别人拿走了。可以报案吗?_百度知道
你好!我的记事本未经我的允许被别人拿走了。可以报案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可以报案,不过可能不予立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  对有控告人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控告人。
采纳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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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5 记叙性文体阅读-3年中考+1年最新模拟备战2017届中考语文系列(湖北版)(解析版).doc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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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5 记叙性文体阅读-3年中考 1年最新模拟备战2017届中考语文系列(湖北版)(解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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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击考点】
一、中考关于“记叙文阅读”的要求
阅读几种常见的记叙文,能理清文章的思路,划分文章段落,概括段意和中心思想,分析关键性词句,指出文章的主要写作方法,理解记叙性语言具体生动、形象鲜明的特点。
二、在中考试题中,考查的小说多为篇幅短小的小说即小小说,考查角度: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手法的作用(包括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主题的探讨等。
【技巧提升】
一、记叙文基础知识
(一)记叙文的特点
1.概念:以记叙、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写人记事,写景状物为主要
内容的文章。
A.按样式分:通讯、回忆录、游记、新闻、参观访问记、民间故事。
B.记叙内容分:写人、叙事、写景、状物。
(二)记叙的要素和人称
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A.时间:一般用时间词表示;也有的间接表示事件的发生时间。
B.地点:单一地点,事件在一处发生;还有的事件随情节发展而转换。
C.人物: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分。
主要人物往往体现文章的中心思想,次要人物帮助形成完整
的情节,并对主要人物起衬托作用。
D.起因:指引发事件的原因,一般在开头,也有在后头(倒叙)
E.经过:指事件发展的过程,复杂事件的经过往往包含若干阶段,可先概括再综合。
F、结果:指事件的结尾,一般也用记叙描写的表达方式,它是事件的一部分。如以抒情议论结尾的不能当作结果。
记叙的人称:
A.第一人称:以“我”、“我们”的身份叙述。“我”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文章记叙的人和事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想,容易使读者产生真实而亲切的感觉。文中如有心理活动描写必定是“我”的,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只能是“我”猜测的,不可直接描写他人的心理活动。
B.第二人称:出现在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出于直接抒情
的需要。但记叙文通篇一般不采用第二人称。
C.第三人称:指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把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
经过告诉读者。文中每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或称谓,没有“我”这个代词。其好处在于人物事件的展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比较广阔的活动范围,便于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文章主题,文中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可描写。
(三)记叙的顺序
记叙的顺序指记叙文材料安排方式,一般可分为顺叙、倒叙、插叙。
1.顺叙:记叙的材料按时间推移、地点转移和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叙述的方法。
用顺叙写的文章、层次、段落和事件发展的过程基本一致,可从时间
推移、程序推进、空间转换等标志着手,理清思路。
2.倒叙:先把事件的结果写出,或先把后发生的事(或是某个突出的片断或结局)叙述,然后再按事情的发生发展记叙,最后落到结果,
使首尾呼应。其注意点:
①开头一般先写结果,或是由眼前的事物引起回忆;
②开始追述时,文章一般要用一两句话表明以下要追述以往的事;
③追述部分仍按时间顺序写。
插叙:在顺叙过程中插入与中心思想有关的事件。
分析插叙要把握两点:一是转入插叙的过渡句。二是由插叙转到顺叙的过渡句,它们衔接要自然、完美。阅读时要注意插叙前后的过渡性文字。
插叙的作用是对主要情节或人物描写起补充、衬托的作用。
(四)记叙的中心与材料
1.记叙的中心:就是作者凭借记人写景,给景状物告诉读者,自己对生活
2.中心的把握:
(1)、内容:一是文章所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作者的感受、文章的意义。
(2)、方法:
抓具体材料: 写人为主的,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从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意义入手;叙事为主的,通过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进行归纳,从把握文章通过叙写的事件所要说明的道理入手;写景状物为主的,要根据所描写景物的特征,把握文章通过写景状物抒发的感情进行分析归纳。
抓文章题目
抓开头结尾
抓议论抒情语句
记叙的材料(内容):就是根据需要围绕中心在写人记事写景状物所叙述的生活内容。材料必须为中心服务。
抓记叙的要素:如:写人为主的材料主要有:①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描写②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④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感情.记事为主的材料主要有: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②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③场面、细节描写④作者对事件的态度.写景状物为主的材料有:①景物特征②景物与人的关系③景物描写中包含的思想感情④作者对景物的态度感情
抓关键性词句
(五)记叙的详略
确定记叙的详略标准应是文章的中心思想。
详写:就是具体细致地记叙描写,使文章中心突出,形象生动感人。一般说来,与中心关系密切,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要详写。
略写:是简洁地介绍某一问题或某些情况,使主体全貌清晰,文章结构完整,叙事脉络清楚。略写的材料,一般是与中心关系不太的,起辅助、补充、突出中心的作用。
(六)记叙文中的表达方式
记叙文是以记叙,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另外还用到议论,说明和抒情。
1.记叙:交代事件,把人物和事件介绍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  《“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经历我的1957年〉、〈走向混沌〉与〈亮剑〉》
  虑安按
  本文全部引用作品原文,不作一字一句之评。
  章节名为虑安所加。
  引用原文经过编辑,前后顺序被打乱。
  为使句式紧凑,引用原句作过删减,但不作一字之增改。
  保留网络对敏感字的和谐,其后括号内字眼为虑安所加。
  荒唐与疯狂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走向混沌》
  谁要是傻乎乎的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亮剑》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亮剑》
  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五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l10名。——《亮剑》
  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夹边沟记事》
  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当宋庆龄上海居所美丽幽雅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炼钢昼夜大干——《经历我的1957年》
  在大跃进的年代正红得发紫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向全省各县分配指标时就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表示:“各县的炼钢任务少完成1公斤,我就要你县委书记的头!——《经历我的1957年》
  为了放出特大卫星,全体炼钢人员大干三个通宵,三天三夜不睡觉。
  最后,大泉的土高炉群同全国各地放出的“卫星”一样,都取得了一致的成果:炼出的都是似铁非钢,似渣非渣的废料。在城市里,很多金属制造的精品,都消熔到这些废渣里去了。
  1961年初我回到兰州,发现外祖父家的铜脸盆、铜灯盏、铜火盆、铜火炉、锡酒壶等等,全都在大炼钢铁中“捐献”一空。这些器皿平日里都被外祖母擦得亮晶晶的,十分好看,就这样踪影全无。
  不论走到哪里,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幅极为凄惨的景象,每个农户家里,只有炕上铺着的烂席笆一如既往,铁锅被砸碎炼钢去了,案板被食堂搬去支上几根腿当桌子去了,除了吃饭的碗筷和身上的破皮褂子,家家都穷得一干二净,大人娃娃一个个面黄肌瘦,冻得唏唏呵呵的。解放前的贫苦农民穷到这份儿上,该也到顶了吧!——《经历我的1957年》
  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走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当时还搞了个“引洮工程”。此工程由新华社记者顾雷写了《银河落人间》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大加宣扬,被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此工程在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被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称为“共产主义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米的华家岭,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2000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全长1400公里。单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驰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而且在两年内要完成。
  全国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之后,“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结论是劳民伤财,仅耗费的劳力达6000万个,一亩地没浇上。
  大炼钢铁和“引洮工程”两项,白白耗费了全省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其最严重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当年丰收了的即将到口的粮食,在许多地方都糟蹋在地里,未能收回——《经历我的1957年》
  但是那一年的庄稼并没有丰收,大去引洮工地了(引洮工程——1958年大跃进甘肃省委决定要把发源于甘南藏区的洮河水全部引流到陇东董志塬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说是要修一条“山上银河”。十六万民工辛苦三年,以失败告终),娘和大姐被县上征去修温泉到县城的公路。其他人家也都这样。——好些年之后,当自己的儿子长到他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才明白了,当年父亲、娘和大姐参与劳动的是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并不是后来才发明的,1958年就有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形象工程了,那一年的麦子、糜谷都落草了。到了深秋,下雪了,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但这时县上要来工作组检查秋收工作,队长就把奶奶也喊到地里,公社把学生娃娃们赶到地里。一帮小脚老太婆、娃娃和老汉能干啥活呀,眼看着工作组就要到生产队了,队长命令所有的人通宵达旦地抢收——把洋芋秆秆拔掉!工作组检查后很满意:槐树湾和第三铺公社的洋芋收完了!可是农民们遭殃了,冬季开始挨饿,转年春天人都走不动路了,庄稼没种上。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就死开人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那花墙是1958年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那时候他还在定西专署的干校当老师,在临洮县呢,但是他知道那一年省委上马了一个引洮工程,通渭县抽了两万三千民工去渭远县劳动,动员一万七千民工去靖远县和皋兰县大炼钢铁,还有一千多民工去修铁路……那一年全国水土保持检查团要来通渭,途经华家岭,县委组织五万民工到华双公路和西(安)兰(州)公路沿途搭彩门种树,修花园,整整半个月。由于劳力不足,把老汉、小脚老婆子都赶上华家岭来了。结果,博得了检查团的表彰。接着,深秋天气,专区领导又命令通渭出动二万五千名劳力,照样有许多小脚老婆子和青年妇女到这冰封雪盖的几十公里山梁上会同定西和会宁两县的数万民工大战华家岭。在公路两边挖鱼鳞坑,种草种树,创造山顶人造园林。在通道显眼处还用大土块垒了雄狮猛虎的造型。整整干了两个月。那时地委宣传部出版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的口号是: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1959年反右倾之后干校停办,地委又把他抽到了地委工作组,叫他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通渭县调查通渭的粮食情况——通渭的县委书记向省委汇报,说通渭缺粮,饿死人了——是否属实。那次他就在华家岭深入群众,看到了两次大战华家岭的成果:公路旁栽的柳树和白杨,每隔一段修个花园——没有砖,用土崖上挖下来的黄土块块垒下的花墙。时间才过去了一年多一点点,那一个一个的花园已经荒芜,花墙坍塌成了一堆一堆的黄土。——《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谁完不成任务就认为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用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进行批斗,直到捆绑殴打,美其名曰:“拔白旗”。当时的口号是:“插红旗寸土不让,拔白旗一个不留。”农民怕挨打批斗,也学奸了,他们只得自欺欺人,例如,有不少地方收洋芋时只弯下腰把洋芋蔓拔净,就算完成了任务,最后洋芋全部冻坏烂光在地里。
  从古到今,可曾有过农民如此欺骗自己,把到口的粮食扔在地里的先例?——《经历我的1957年》
  安西县的棉花纤维长,属优质棉。即便是编造《天方夜谭》,谁也不会想到,安西县城附近的棉花田里,上好的棉花开了白花花的一片,因为无人收摘,竟然成了牧场。放羊人把羊群赶进棉花地,让羊群大嚼盛开的棉花,棉花的味道一定比青草嚼着更香,棉子油的营养更佳,羊们大嚼之时,口角流出浅黄的涎水,十分惬意。这般的美食,羊们从未享用过,它们一边大嚼,一边愉快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用地里成熟了的上好棉花喂羊,这在全世界也属创举,其奢侈浪费之惊人,就是古代最为奢靡的帝王也会为之咋舌称奇。——《经历我的1957年》
  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城市也实行了食堂化——《经历我的1957年》
  领导上还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说,今后,大家都住集体宿舍,男女有别,各住各的,集体劳动,都吃食堂,小娃娃们进托儿所,夫妻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实行“星期六制”。
  这些乌托邦式的奇谈妙论,因为根本无条件实行,连“实验”一下也办不到,说了说也就被风刮走了。——《经历我的1957年》
  为了说明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提高,安西县人民银行在营业部门口,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放了些零钱,让需要零钱的人,用整票自己去换,15天内,放出的零钱和兑回的整票相差140多元。有人说:“这不是无人兑钞亭,而是伸手取钞亭。”县百货公司见银行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也急起直追,搞了个无人售货亭,10天过去,只有人取货,无人交款,只好收拾了摊子。——《经历我的1957年》
  50~70年代,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余粮是有定额的必须卖的,农民把这种粮叫做征购粮。由于各级领导左倾和浮夸,吹牛放卫星创高产,征购粮定额很高,有些地方把全部口粮交征购还完不成定额。——《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从1958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家里有个油坊,在庄外的麦场上,分家时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这时家里没柴烧,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拆着烧火了,队里说那油坊已经入社了,是集体的财产,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拉到公社批斗去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五六十年代农村“帮助”人的方式,将被帮助者置于中间,外围的人将其推过来搡过去,连踢带打),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公社有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公社干部丢脸。——《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
  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省里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结果全村被饿死。——《亮剑》
  当山丹县已开始饿死人之时,他随地区检查团4次到山丹,县委书记刘逢白皋为了掩盖真相,招待检查团每天吃的海参鱿鱼酒席,邹士杰也吃了个美。当时他就注意到,出了县城,饥民把榆树、沙枣树皮都剥完吃光了,为了掩盖真相,剥去树皮的树干上还抹上了泥。山丹县是当时河西地区标榜的大跃进的先进县,地区领导4次到该县组织开现场会,就是号召各县向山丹县的作法学习,推广山丹县的先进经验——《经历我的1957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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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头,亮剑电视剧剪辑的太厉害了,不过你写的上面那些内容我好像书里也没看到。进微信welfare1024。真的有收获,冲着1024的招牌。  
  第一章——荒唐与疯狂  第二章——伙食  第三章——饮食  第四章——饱食  第五章——虚弱  第六章——死亡  第七章——生存  第八章——坚持  第九章——交易  第十章——逃亡  第十一章——生命  第十二章——尊严
  没了?  
  未完待续……
  @天是啥涯
23:24:28  有看头,亮剑电视剧剪辑的太厉害了,不过你写的上面那些内容我好像书里也没看到。  -----------------------------  全是原书原句,你可以用电子版的去查
  第一章——荒唐与疯狂 续  ……  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夹边沟记事》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给匝脚镣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夹边沟记事》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夹边沟记事》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夹边沟记事》  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夹边沟记事》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夹边沟记事》  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夹边沟记事》
  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  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  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  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  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夹边沟记事》  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县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  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天,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夹边沟记事》  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
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夹边沟记事》  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夹边沟记事》  ……  我坐在窗前,心脏狂跳不已,浑身竞被冷汗浸湿,这难道是冥冥中上天给我的某种警示?我百思不解。冯楠,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最近我偶然看到一份内部资料,竟大吃一惊,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的人竟有50多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你可能在报纸上已经看到,我父母也在其中,还有很多你我都熟悉的老前辈们,他们都被反复动员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最后落得这种下场,据说这叫引蛇出洞,太可怕了。  至于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我不想评判,因为太复杂了,我只是想,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稀少的国度里,一下子就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露出来,我们民族的理性会逐渐丧失,而愚昧的民族难道会有前途吗?今天,有谁能制止一个民族滑向灾难?——《亮剑》  运动刚刚开始时,我们北师大冷冷清清,我所在的系党支部书记很诚恳地挨个做工作,动员教授、讲师们向党提意见,还说,不愿提意见的人是和党离心离德,帮助党整风,使党改正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热爱共产党。大家一听就坐不住了,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见要提,只不过是极谨慎罢了。——《亮剑》  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AB团,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也不相信。那时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是太上皇,手操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制人于死地——《亮剑》  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走向混沌》  苏区时杀AB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亮剑》  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啦?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这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得吃不完干什么用。——《亮剑》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经历我的1957年》  ……  未完待续……
  第一章——荒唐与疯狂 续  ……  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夹边沟记事》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给匝脚镣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夹边沟记事》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夹边沟记事》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夹边沟记事》  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夹边沟记事》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夹边沟记事》  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夹边沟记事》
  治国无能,文革有罪  
  ……  50年代初期,当时的民谚云:“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  《甘肃日报》作为甘肃省委的喉舌,对工作人员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方面的要求很严格,通过学习讨论,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理论思想水平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经历我的1957年》  你们再不要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  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  这位领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  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  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  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经历我的1957年》  ……  政治,像个胸怀叵测的妖妇,说变脸就变脸——《经历我的1957年》  ……
  ……  毛应星、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刘凤翔及与刘同案被处决的几位英烈(作者朱正忘记名字)、林昭,还有已被处以死刑而捡回一条命、活着的‘烈士‘朱希——《经历我的1957年》  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都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被枪决于南京,——《经历我的1957年》
  毛应星,1925年出生于福建闽侯。13岁父亲去世后,17岁就被迫辍学去做工。做工的她,备受旧社会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她与地下党有了接触,积极靠拢地下党组织,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在一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女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她以笔作为武器,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杂文和诗章。她在一首小诗中把自己比作在一片荒芜的冻土上生长的‘一朵青色的小蕊‘,解放了,‘小蕊‘向着灿烂的阳光吐出扑鼻的芬芳。解放后,她搞过工会工作,到农村参加了土改斗争,后来又放弃从事文学的理想,考进西南农学院,走上了献身祖国农业的艰苦道路。  1955年,毛应星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离开秀丽的南方来到黄土高原的兰州农校作了教师。在分配前夕,她向学院党组织写信慷慨陈词,表达自己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崇高志愿。信上说:‘如果我再填一次,我还是填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在兰州农校园艺专业的讲台上,出现了眉清目秀的毛应星的身影。毛应星很快以其辛勤的工作,获得师生的好评。她为备好课,节假日不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她本来是个性格活泼好动的人,但为了教好学,运动场上不见了她那矮小而又矫健的身影。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激情,使她在工作中如一团火一样。  毛应星热爱她所从事的事业,更热爱给了她幸福的青年时代的党。她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来西北之前,她给学院党组织的信中,就表达过热爱党的一片衷情:母亲怀抱里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投入母亲的怀抱!1956年,她又向兰州农校党组织写了3.5万字的一份长长的入党申请书。纵然长达数万言,也道不尽毛应星对党的绵绵深情。一连多日,她备完课后,彻夜不息地在纸上倾诉对党的深切之爱,有时直写到旭日临窗。她要求成为一个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1957年,风云突变。因为在红与专问题上,毛应星说出了自己正确的看法,她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兰州农校划的右派分子中,还有一个后来成为毛应星丈夫的李如璋。李如璋在鸣放中没有发言,后来竟以不发言是对党不满而划成了右派。  这是命运对一个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的第一次严酷打击,向阳的‘小蕊‘变成了毒草。毛应星对未来并未丧失信心,她在农场艰苦的劳动中苦苦挣扎,在忍饥挨饿中求生。她等待党的阳光重新照耀到自己身上,等待不白之冤的洗雪,等待为祖国贡献才智的那一天。终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的决定,使她成为幸存者于1961年又回到了兰州农校。人们难以置信,面前这个黄黑瘦弱囚犯般的女人,就是几年前那个俊秀健康的女教师!1961年12月省农牧厅党组决定摘去她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在这一年她与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李如璋成立了家庭,他们一同被调往静宁县农技站,她被派到良种繁殖场改行种小麦去了。她实际上只是一个农工。她也去农村驻过队。她为揭不开锅的人家奔跑要回销粮,她也从自己35元的菲薄收入中挤出钱,给营养不良的社员孩子买吃食。她一直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解放多年后农村还这样穷,社员生活还这样苦?她日思夜想,对这个问题一直认真地想而无法丢开。  十年浩劫开始后,全国各地都天翻地覆地闹腾起来了。到处是‘红色恐怖‘,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领导干部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毛应星彻夜难眠,痛苦思索: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斗争,这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她常常为一些干部的悲惨遭遇流下泪来。她忧国忧民,常常在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她皱紧眉头,一直在凝思。她对揪斗走资派万分愤慨,她仰头问苍穹,大胆地说:‘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看这些揪人的人,他们的思想更符合资产阶级夺权的需要。‘  她想了许多许多,唯独没有去想自己,尤其没有去想她那样思考并向人们宣传会有怎样的后果。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伙人闯进良种繁殖场,将毛应星反剪双手揪到县城广场,进行残酷批斗。批斗的罪名,说她是‘妄图变天的反革命分子‘,还说她是‘国际间谍‘。  斗争会后,毛应星愤慨地写道:‘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文明‘的阶级斗争!‘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明‘在教育这位战士。她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静宁县农技站几乎每天都在饱尝时代的‘文明‘。  她大声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应该改造,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东风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毛应星在斗争的烈火中越炼越刚烈。严酷的生活在帮助她进一步思考,把她的认识逐步推向更深刻。白天挨斗,晚上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奋笔疾书,向党中央连续写信,愤怒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写这样的信,自然受到了更残酷的斗争。爱人李如璋一再劝阻,对她说:‘你的认识比一般人跑前去十几、二十年,你只有自己吃亏!‘她不听劝阻,坚持斗争,在给一位亲属的信中说:‘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好,生活得合理。提出一些意见,的确是为人民,也是爱护毛主席。我就是要牺牲自己,不管我这个人多么吃亏,把自己的一切都输光,我仍然坚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确的总会起作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她带着自己的‘正确想法‘,打算去北京上访。但很快被抓回拘留。进入看守所后,‘多次受刑‘(烈士遗墨中的话),受尽极其残酷的折磨,于日正式逮捕,7月宣布判处5年徒刑,押送到平凉监狱服刑。  进入监狱,牢狱生活反而使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她这样写道:‘……我的思维认识活动历程的路灯全部亮了起来。‘  在封建法西斯的淫威面前,在狱中更加艰难的条件下,她继续进行着更加坚决的斗争。读读毛应星这两段狱中文字,看看挺立于斗争烈火中的她,是怎样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  ‘这就把人治了?这样就叫人屈服了?‘  ‘纵然对我再加任何压力,我这种思想立场观点,一点也不会改变!‘  在监狱里,毛应星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断地写,写!她为自己的正义斗争抗辩,她畅述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形势的分析,她痛击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迷信,她倾诉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如焚忧心:  ‘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的是基层的老百姓。江山最后也会被这些人葬送!‘  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辩信,从铁窗递出。  ‘抗拒改造!‘她被拉到犯人中间批斗,单独关押,双手戴上了铁铐。但是,毛应星的革命意志愈加坚强。从酷暑炎夏到了严寒隆冬,她双手加铐,冰冷刺骨,依然从早到晚俯身在土炕边上,在自订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各种本子上,写,不休止地写!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而不应该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庞的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  ‘林彪的《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万岁》或‘九大‘报告,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现在就是一些捧场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其实是不学无术的老学究。‘  刚劲有力的笔锋,在白的、黄的,所能得到的各种纸上疾走。一个纯真的灵魂在这里升华,崇高的思想穿云破雾地翱翔!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消息传递到毛应星所在的监狱,她忧心如焚,用带着铁铐的手,急忙写了一封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志的‘急电‘,交给管教人员,电文写道:‘毛主席:我意:接班人应是周恩来。‘她嘱咐管教人员将电文发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转交毛主席。她在递交电文时还说:‘怎么选了一个奸臣!‘当然,电文只能成为她的新的罪证。
  毛应星在监狱里,戴着手铐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给我们留下了30余万言的文字材料,这30余万言字字闪耀着战斗的光芒,一个铮铮铁骨的思想解放先驱者的伟大形象,岿然屹立在其中!  1970年4月,在‘一打三反‘中,一把寒光闪闪的屠刀伸向了身陷囹圄的毛应星头上,一纸浸透着封建法西斯淫威的死刑判决书,放到了毛应星的面前。她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畏惧。  毛应星不为自己的死作申辩,戴着紧铐重镣的她,在她手订的最后一个小本上疾书,她认为林彪是蒋介石式的人物。她写道: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毛应星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此时,狱中的毛应星用戴铐的手握着笔,透过铁窗凝望远天。  此时,为爱人奔走申诉的李如璋,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12年徒刑押往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  毛应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如果林彪上台,中国将怎么办?林彪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啊!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倒在血泊中之前,毛应星让人们从她裤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没有留下关于她自己的一个字。明知身将死,她心里装着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在十年浩劫中,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之下,毛应星就是被杀害的一个从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日清晨,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她身材瘦小十分衰弱,但那么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  一声凄厉的枪声,烈士倒下了。但在人民心头,她像青山那样巍然屹立。  烈士就义后,爱人李如璋在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压抑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和冤屈,仍默默地作着奉献,他年复一年地为农场小麦品种的改良呕心沥血,直到平反出狱。  在烈士就义10年后,人们走过她英勇献身的地方,仿佛看到烈士在回眸含笑。是啊,烈士是应该化愤怒为欣慰了,她用鲜血追求的一切已变为现实。  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献身的毛应星烈士,由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她为中**(共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  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这样写道:毛应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对林彪、‘四人帮‘阴谋夺权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致被判处死刑,情节确实壮烈,值得人民学习。毛应星烈士永垂不朽!——《经历我的1957年》
  林昭,苏州人,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时,在反右派斗争中大胆地仗义执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就这样,她被打成了右派。因为坚不认罪态度恶劣,加重了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当时北大已秘密逮捕了一批右派分子。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此时,报刊史教研室及资料室主任为刘爱芝先生。刘爱芝对林昭是同情的,找林昭个别谈话时说:‘犯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好工作,别的什么不用管。‘他的话温暖了林昭的心。此时,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前女士。林昭因心情不佳,咯血加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王前对林昭很同情,多有关照,临别前,俩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风雨同舟始相知,看记天涯共命时,今日握手成一笑,胸怀依然凌云志。‘回到上海后,在母亲、妹妹的照料下,林昭的身体日渐康复。秋季,她给北大作为右派反革命已被逮捕的同学张元勋的长兄去了一封信,询问张元勋的情况,也问及其长兄全家的情况,后并寄去了她的一张照片,背后题诗一首。全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此时的林昭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一走,结识了原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不免议论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饿死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中国借鉴。他们为此上书中央,信寄出不久,几人全遭逮捕。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不到一月便自杀身亡。在狱中,林昭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180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他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日,林昭经秘密审判后被秘密枪杀。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挣扎着嘶喊道:‘妈妈,你在哪里?‘狱卒们用早就准备好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此时,林昭年仅36岁。  日下午,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的楼房下面,呼喊:‘许宪民!‘这是林昭母亲的名字。林昭的妹妹令范急忙开门见面,此人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令范镇静地交了五分硬币。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在呼唤寻觅女儿。有时,家人闻讯将她找回,不久,她又走失,消失在上海茫茫的人海中。后来,她终于倒在马路上再未起来。听说她是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红卫兵小将说她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反革命老太婆活着。她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师生中有1500人蒙受不白之冤,二十二年后无一例外地平反。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长时期的政治迫害,生计的艰辛,使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英年早逝。另一些人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的枪口下。最早被杀的是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他被杀于1958年。临刑前,他对妻子说:‘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林昭是其中之一的冤魂。  1980年年末,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及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师生,为林昭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1981年1月,以悼念会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相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经历我的1957年》
  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也写到了亡友刘凤翔同其他几位当年的右派分子,在‘文革‘期间被处死的情况。——《经历我的1957年》  湖南日报社委会文件(湘社发(号)  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印)  日——《经历我的1957年》  ……
  ……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走向混沌》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这个老人十分孤独。  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  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  “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  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  是不是潘汉年哟!  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  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  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对人生有什么联想,  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由于这块地方水上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走向混沌》  ……
  ……  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走向混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走向混沌》  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走向混沌》  1956年,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夹边沟记事》  ……  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儿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夹边沟记事》  领导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
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  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  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  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  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跟”字像是“赶”的音  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陈天堂的女儿得了肺结核。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夹边沟记事》  劳改系统的农场,党委书记叫政委。——《夹边沟记事》  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个别还是文盲——《经历我的1957年》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夹边沟记事》  ……
  ……  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  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  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走向混沌》  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走向混沌》  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嗳嗳,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里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早地……  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夹边沟记事》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走向混沌》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夹边沟记事》  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夹边沟记事》  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  20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18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我们是同学。21岁。也是右派  校长叫陈世伟,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夹边沟记事》  ……
  ……  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夹边沟记事》  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陈毓明为自己的上司向自己的女人辩解)——《夹边沟记事》  当时,小麦是个特大丰收——《经历我的1957年》  1958年,仅三大队种撞田就收了20多万斤小麦,而今四工农场派大队人马去抢收的却是一种野生的碱菜子,只能在大灾之年充当代食品的草子。——《经历我的1957年》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夹边沟记事》  ……
  ……  1967年,自从1月份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的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衰的国土上蔓延开来。4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几成废墟,死亡数干人,伤者不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邕江里浮满尸体,江水将大批浮尸冲进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亮剑》  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亮剑》  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素质很低,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只想一点,不计其余。  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个特点,就个体而言,似乎胆小如鼠。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贲张,勇气能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关键是谁先做出头的椽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溜。如对手过于强大,先出头的椽子被砍了,他们便作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不提了。反之,若是对手稍露软弱的征兆,他们便增添了十倍的勇气,进发出百倍的破坏力。  老百姓本来挺安分的,没打算造反,是党让他们造反的,听党的话这好像没错。  他们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亮剑》  那个年代的中国一切都乱套了,在台上的人谁都可以穿军装,不管有没有军籍,就连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和军队八杆子打不着的文人也一人闹身军装穿穿。中央领导人一旦全体出动,整个一片绿军装,以致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是军人政府当家。——《亮剑》  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经历我的1957年》  那个年代城市的体育场惟一功用就是集会。当然,开得最多的是批斗大会和公审大会。这种集会非常乏味,因为程序几乎是干篇一律,还没有见过哪个城市的此类大会有什么较新的创意,这种现象令许多后世人感到迷惑,难道当年的中国人竞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数亿的国民,如此广大的国土,没有人为规定的统一模式,怎么从南到北所有的集会都开得这样毫无新意?如果读者不嫌乏味的话,我们不妨沿着当年集会主办者的思路去领略一下集会的氛围和程序。会场布置:主席台上方当然悬挂着领袖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领袖语录,呈对称方式。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领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也根本没想到,不知是什么人把这段话肢解成一副时髦的对联,随之便在全国蔓延开来,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主席台前方是挂横幅的地方,就像一篇文章的点题一样,横幅是要表现此次大会的主题,公审谁,批斗谁,还不能忘了把被批斗者的名字用红笔打上叉。首长的长条桌上应该是白桌布,上面放着麦克风,当地党政军首长按职务大小排座次,每人身前照例放一只茶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着把的茶杯的使用也有某种共性,全国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中央文件规定在集会上必须使用这种茶杯。由此可见这种随大溜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试想,若是用了传统的盖碗,首长们坐在主席台上跷起二郎腿,用三个手指头捏住盖碗撇撇茶沫儿,这似乎就不成体统了,有点八旗子弟的派头,哪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看来最先使用这种茶杯的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茶杯里也有政治。(若干年后,会场的模式变化不大,不过是矿泉水取代了茶杯)  这类会场还有种必不可少的道具,就是会场四周,主席台两侧,甚至体育场环形跑道的圆径四周,都应该插满红旗,以此造成“风展红旗如画”的氛围。会议程序:此程序约需要二十多分钟,时间再紧也不得从简,不然要出大问题。一、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遍)这段程序很有讲究,毛主席前的一系列定语共36字,一字不能少。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也必须是连呼三遍,多了少了都不行,不然就要出大问题。三、念领袖语录,内容应与本次大会主题有关。四、全场高呼口号,公审对象或批斗对象出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白底黑字,名字打叉,通常姿势为“喷气式”。若是准备判死刑的公审对象,该是五花大绑,捆得像个棕子。五、批斗过程,各界代表轮流上台念稿子批判,革命口号穿插其间,以造声势。六、尾声,由大会主持者进行批判总结,宣布将被批判者押出场,最后全体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散会。  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这种没滋没味的集会,使人提不起兴趣来,人类的天性是追求新鲜感,不然社会发展便失去了动力。  凡此类大会,总有三个目的,一是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斗志。二是震慑阶级敌人,起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三是使犯了严重错误而暂时还没发展成阶级敌人的人受受教育。——《亮剑》  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走向混沌》  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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