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之道,有没有跟将军在上类似的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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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很有道理,关于(人治与腐败)
中国人的思维太混乱了,其实大家都有对有错,为何大家觉得对方的想法有毛病呢??其实这就是大家都缺乏一个基本的自然思想,自然思想就是类似于老子的“无为”即是承认和尊重现实的客观性,历史性,和不可变改变性。而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来就偏向批判老子的所谓颓废思想,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为中国当前的“人治”洗脑而做的思想工作。“无为”不是像这些思想工作员所说的什么都不做,其实老子的“无为”是中国历史难得的一种自然主义思想,以不变应万变,尊敬客观,尊敬天性,寻找万物内在天生联系的一种自然主义,这其中隐含的是一种博爱思想。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正是这种思想。
人治的特点:  1--绝对的唯物主义,  以当权者目前所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为世界观的基础,告诉你世界就只有这么多东西值得你关心,为的就是控制你的思想和感情。唯物主义的优点就是尽可能模糊统治者的道德和才能的局限性。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挑起在他们所定义的物质利益关系里面的斗争,坐收渔利。口口声声以人为本,实际上是用官僚阶级局限的定义了人,切断了人与官僚阶级以外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官僚阶级里面可以合理的斗争,残杀,培养了一种畸形有又政治合理的暴民。
2--虚伪性,  “人治”的文化看起来有文有画,有礼有仪,讲究各种阶级和长辈之间的复杂关系,越复杂越好,喜好道德教唆,实际上只是借以地位偷换概念,装圣人;同时又讲究一种修养和诡辩的艺术,满口经文滔滔不绝,看起来就是文化,值得尊敬的一种素养。实际上这种文化是一种在官僚阶级里面的造作,卖弄,扭捏,并不反映一种人格和思想的素质,而是一种在官僚礼仪之下的一种掩饰的艺术。正是这些所谓的艺术被封为文化精髓,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趋之若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想着地位,权利,金钱,然而所谓的官僚艺术又很好的掩饰了这一部分人的真正心机,所以得到一批又一批的官僚的吹捧和美化。这种官僚的虚伪艺术最好代表就是:儒家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在多做解释,大家自己去想吧。
3--强制性和无限的矛盾性  总要觉得自己强加的改变就是好,而这个好与坏的绝对性就是“人治”的心理游戏,例如:有为就是伟大,无为就是颓废,为了人类一定要打击一草一木,杀光弱小的动物。潜移默化后就给人:不是好的就绝对是坏的,改变就是好,改变就是进步,不改变就是退步这种疯狂。所以每个人在辩论中一定要让对方受到震动为止,在打到对方的立场寻找自己的理据,没有考虑辩论本身具有的思考价值,不能广泛吸收学习,最后大家也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而不知道这背后有着教唆一切的力量给你一个借口去疯狂,结果呢?最后大家都着急,发狂,郁闷,或者是抛弃自己原有的优点陷入了迷惑之中。假如就在大家最迷惘的时候上来一个昏君,一个动作又把大家打入动物社会,然后又是新的革命开始了,不段的斗争斗争斗争,批判批判批判。这就是“人治”。一种对所有人为的价值的绝对崇拜,永远不去看待客观现实的优缺点,换句话说就是装13中的装13。
这种“人治”思想,是一种在人心的弱点范围内无限回旋的怪圈,逃脱不了暴力,腐败,仇恨,迷惘,最后一直到攻击人性为终点,然后又从暴力,腐败,仇恨,迷惘开始不断循环下去。期中的所产生的思想就算在优秀和先进也无法被理解,当成是其他昏庸思想中的一类而沉沦,所以人治社会的后遗症就是全社会的腐败,这就好像是向水塘里面的水投毒,或者撒网,里面的鱼类就好像是人类的弱点,自然会上钩,只剩下了毒素遗留成为死水,而水的天性帮助了撒播毒素,就像是人民的愚昧,最后呢?是否又人要建议把水抽干,留下寸草不生的沙漠。官僚的愚昧成为了绝对的正义,人民的愚昧成为了牺牲品。人民的愚昧有错吗??这种“人治”所投的毒叫做什么? 知道了没有?你自己去想吧。  同时给大家以下思考任务  所以“人治”社会里面的思想永远是一种纠结而不是百花齐放,为何?  人治社会里面的人总是迷惘和徘徊于爱一个国恨一个国之间,为何?  人治社会里面总是要死刑来维护一个已经混乱的社会,为何?  人治社会里面总是金钱第一,为何?
人治,它可以打击任何一种思想,又复活一种思想,又打击另外一种思想,又吹捧另外一种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玩弄人民的一种恶毒的游戏。智商低下的一般民众就永远摸不到问题的本质被权贵牵制鼻子走,而智商微微高一点点的,也就是很难看到社会的混乱全貌。我本人看到这一点,是20年来一直跟综全世界的全方位信息得来的思考。也不能说是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答案,是大家自己去寻找的,这里是作为一种参考而已。  对于迷惘的有些人也许会从宗教方面求助,这里也想点出人治和宗教的矛盾,无神论也助长了人治的祸害,无神论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人治” 带来的思想混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的客观性,在人为的各种思想意识下又因为物质利益的侵蚀导致乱斗,仇恨,孤独,迷惘,不懂得从基本的立场尊重他人,当然也失去了尊重大自然,动物们。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照。告诉你们,为什么中国人的性格是这样?这就是政治教育的目的,不是后遗症,而是真正的目的,政治教育就是要教出这种暴民,然后上层才好管理。
有人说儒家思想是腐败的根源?对一半错一半。儒家就是一种“人治”的礼仪教化,儒家的等级就是定义“人治”之中的人的定位和服从关系,是一种专门为官僚体系定制的礼仪之书。而所谓的官僚体系就是“人治”思想之下的既得利益阶级。错的呢?儒家仅仅是人治思想的看门狗而已。  不分民族人类本身就是愚昧的,这个是统治阶级从一万年前就了解的东西,人治不是什么新思想,也是从人类出现开始就有了,人治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包装古代的东西,告诉你这是先进 新思想,马克思就是如假包换的经过人治包装的古代官僚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现代版。你今天在知道?别慌,没有关系!这是自然的。然而,统治者们早就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愚昧为他们获得所有的利益,腐败绝顶的满清就是这其中之一。
人治的伎俩很多很多哦,很多都是奴化社会的阴谋,就举出一个例子:  战争屠杀的真正意义:  蒙古,满清入关都大搞屠杀,在满清时代人口大爆炸,这些都是设计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仅仅是为了震慑人民吗?  其实蒙古以前的中国人素质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存在官僚,但是人文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先进民族几乎不相上下,那时候的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然而,蒙古入关后大搞屠杀,特别屠杀有文化的汉族人,仅仅是出于战争行为吗? 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洗脑,把古代的大脑砍掉,然后再在满清的统治下,昏庸的统治下大量出产元代以后的,其实是与古代文化产生断层的昏民的孩子。用满清时代的昏庸思想灌输给大量新出产的昏民,于是更加进一步地洗脑了中国人,于是今天的中国继承了满清时代中国人的血统以外,也继承了满清的腐朽精神。这些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就计划好的。
对社会的人治改造,有几个步骤:  入侵屠杀---》巩固统治-----》洗脑,怀柔政策----》鼓励大量生育----》继承统治阶级灌输的思想-----》随着后代的繁衍扩撒奴隶思想-----》彻底断绝了民族本质  当今的中国人恐怕根本不了解宋代的中国人,在没有能够去除蒙古满清的遗毒以前是不理解什么i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当今的中国,遗憾的说还继承了压倒性的蒙古满清的毒害。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就高度的怀疑和蒙古满清有关也就是说古代的蒙古满清从民族构成和思想上并不是那么单纯,是一个经过近千年所设计好,针对中国人的洗脑,奴役的计划,不想过多讨论,直接说出我个人的想法,这恐怕和恶魔崇拜有关。  换做哪个国家,丢下去一个官僚体制,100%要腐败。所谓的腐败请不要因为单单是贪污赃款,腐败其实泛指所有的滥用行为:药品滥用(吸毒);权利滥用(贪污,暴政,司法不公);暴力滥用(战争,屠杀)。。所以中国好全世界的区别在于,虽然大家都腐败,人家知道问题在哪里,可中国人还摸不着头脑,是真傻了还是装傻,领导人看起来是装傻,人民看起来是煞笔,所以被人讨厌了。  最后你知道吗?西方为了解决他们民族的腐败的矛盾,所以发动了战争,血的洗礼假如能够用对地方是可以开明人民的。战争是没有错的,不战争也没有错,问题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否是你自己真正的意思,你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直到做出伟大的成果。看清迷雾,看清恶毒,勇敢的心,热爱所有,是人类的最高生活意义。
声明,此文摘抄至天涯社区,不代表本人观点
既然标提就说你认为很有道理又说不代表你的观点那你的看法到底是什麼?如果不是全然赞同又不陈述自己的意见这种转帖是否有推诿塞责之嫌?
此文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人治难免会出现腐败现象,所以必须要法治来约束
孟子斥责申不害:人治恃德,强过先生权术弄国。可是,人治忒不靠谱了,怎么可能君臣都是君子?何况人都是有欲望的,权力的蛋糕都想要更大块……所以儒家可行性基本为零。貌似除了商鞅变法,其余都不是彻底变法,名为法治,实为人治。国家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至于昏君加奸臣同时现世,虽法治不能避免亡国之命。所以啊,是不是该从外国的政治学之类的东西借鉴一下?
现在天朝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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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单位:湖北大悟县中医养生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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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梓由专攻儒学,改为研究中医,著作很多,成就巨大,尤其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先后天之本论”,结束了一个长期的学术争鸣:
&&“补脾不如补肾”?
&&“补肾不如补脾”?
&&“先天”与“后天”概念的提出,一个是见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一处是见于《周易?系辞》之中。
&&李中梓由专攻儒学,改为研究中医,著作很多,成就巨大,尤其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先后天之本论”,结束了一个长期的学术争鸣:&&“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先天”与“后天”概念的提出,一个是见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一处是见于《周易?系辞》之中。&&前者是从宇宙起源,说天地没出现之前,就是“先天”(先天地而生);后者是从季节与人体的关系,看待养生问题(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宋代理学兴起之后,赵献可《医贯》重视补肾,他认为弥补了李东垣《脾胃论》单独重视补脾的缺憾。&&薛立斋《内科摘要》在临床上,既重视补肾,也重视补脾;张景岳《景岳全书》重视补肾。&&李中梓提出“先后天之本论”,解决了“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学术难题,体现了“集成创新”的大智慧。一代医家李中梓&&李中梓,字土材,号念莪,又号尽凡居士。生于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死于清顺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55年),属于今上海南汇区人,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家。李中梓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世代居住在上海南汇所城里,他的父亲李尚,为明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89年)的进士,精通理学,其堂兄李中立也是进土,兼通医术,著有《本草原始》十二卷。李中立的儿子李延是,曾师从李中梓,也是一位名医,著有《脉诀汇辨》等。在这种官宦之家,书香门庭,医学氛围浓厚的家境中,李中梓最终成为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医家。李中梓自幼丧父,天性聪颖,但却又体弱多病,受父亲及家族的影响,希望从仕途光耀门庭,但却事与愿违而多次考举均都名落孙山;加之他的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两个小孩也因庸医误治而不幸夭折。于是,李中梓便放弃了仕途梦想,转而走向岐黄之路。他的一生不仅以儒成医,而且壮年又学道,晚年复皈禅,颇得佛学真诠,可谓是儒释道集一身者。从医之后,李中梓便孜孜不倦地钻研古典医著,上自轩岐、下及百家,诸如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等,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各家的学术经验而不偏执。宗张仲景之学,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临证思维方法用以指导疾病诊治;学刘完素、朱丹溪的学术经验,而不偏执于寒凉;承李东垣内伤、外感之论,而重视先天后天之气的固护与培补。在学术提高中,李中梓不仅汲取易水学派、温补学派的精髓,而且又与当时的江南名医王肯堂、秦昌遇等有密切交任,经常相互切磋医学经典、探讨学术经验。李中梓不仅理论不断提高,而且医德高尚,临证时善于思考、勤于辨证,用药大胆而谨慎。从医数十年,临证多获奇效。一次,著名医家年届八十岁的王肯堂不慎患了脾泄病,怎么都治不好了,于是请来李中梓诊治。李中梓诊看了之后说:“你的身体肥胖多痰湿,病是痰湿为泄,所以,不要因为你年龄大了,一味地地去大补,要知道,湿性黏泥,越补越黏,越补病情越加重,治法是应该迅速荡涤湿邪,湿邪去而泄泻自愈。”于是,李中梓给王肯堂只开用了一味巴豆霜,泻下攻逐痰湿。王肯堂服下巴豆霜之后不久就泻下痰湿数升而病痊愈。可见,辨证准确,一味中药就能去顽疾。在勤奋学习、积极临证之余,李中梓又笔耕不辍,一生著作很多,先后共撰二十余部,但由于战火不断,使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散佚了,至今仅存九种,这九种著作是:《内经知要》、《医宗必读》、《伤寒括要》、《诊家正眼》、《病机沙篆》、《本草通玄》、《雷公炮制药性解》、《删补颐生微论》、《里中医案》。其中以《内经知要》《医宗必读》最为有名,可谓是传世佳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李中梓的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且非常重视对医学理论的学习研究。《黄帝内经》乃是医学之祖,凡从医者都应对《内经》勤求精研。李中梓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删繁就简,取其精髓,从“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态)”几方面对《内经》进行了精深地研究。&&这些研究都与临证实践密切相关,对现代提高临床疗效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中梓说:“至虚有盛侯,如果反而用泻法就会让病人含冤死去,大实有清瘦的症状,如果误用补法就会让病情加重;阴症似阳,清之必败;阳症似阴,温之者必亡。气药有生血之功,血药无益气之理。病在腑而误攻其脏,这就好似引贼入门;病在脏而误攻其腑,譬如隔靴搔痒则无济于事。临证时只有能洞察阴阳,直穷病本,才能是一位可以把握人生命的好医生。虚实之间,阴阳之间,疑似之间,辨明辨清,方不至于实实虚虚之祸。”人之有病,好比树之有虫,不知虫之所在,而树将会枯死,不知病之所在,茫然而治之结果病未去而人命先尽矣。&&在李中梓看来治病就应该抓住明确其根本所在,才有望药到病除,李中梓认为,人身之有本,如同树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治病如果能抓住其根本,那么各种病证就可迎刃而解;所以,李中梓在继承《内经》理论及前贤脾肾学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宏论;并强调临证时应重视脾肾。李中梓说:“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婴儿初生先两肾。未有此身,先有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肾藏精,所藏之精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为发育生殖之源,生命之根、生身之本。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生理上脾肾互济。脾为后天之本,“后天”是相对于“先天”而言的。李中梓说:“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犹兵家之饷道也(也就是运粮之道),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可见水谷之精微及脾胃对于人生命是何其的重要。肾藏精是生命的本源,脾主运化水谷的精微而化生气血,先后二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先天激发温养后天,后天补充培育先天,共同维系着人体的宝贵生命,故先后天应该得到并重。进一步而言之,肾中的精气只有得到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才能不断地充盈和成熟,而脾胃转化水谷精微则必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才能完成,因而只有先后天相济相资健旺充盛,那么人体也才能健康有活力。脾与肾在生理上相互资助、相互促进,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二者对人体生命活动有着重大的意义;故而历代医家在临证时对脾肾都非常重视,素有“补脾不如补肾”及“补肾不如补脾”的争论。李中梓在总结前人之论的基础之上,再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认为在临证时应视脾肾同时重要,因为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只有脾肾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病不生。脾肾两脏均是人身的根本,有相互协调的功能,先天可济后天,后天可济先天。&&李中梓说:“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金母,金实水源,且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肾兼水火,肾安则水不挟肝上泛而凌土湿,火能溢土,运行而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在临证治疗上,李东垣、张元素主张理脾为主,而薛立斋、赵献可主张补肾为主;而李中梓则兼收并蓄,既重视理脾又重视补肾。同时,李中梓又认为,脾与肾有其自身的特点,理脾不应拘于辛燥升提,治肾不可限于滋腻呆滞,因人因时因病施治,既不可滥用苦寒之品,又不能纵用桂附等辛温之品,理脾与补肾兼行,在以甘寒补肾的同时,为防止过寒伤了脾胃,应在滋肾的药物之中佐以砂仁、沉香,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在以辛温理脾的同时,为防止辛温伤阴,应在理脾的药物中参以五味子敛阴滋肾。对于脾肾病证的调治,也是有区别的。如对肾虚的调治,要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地黄丸壮水为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为主以消阴翳。对于脾虚的调治,要有饮食、劳倦之分,伤于饮食者,用枳术丸,伤于劳倦者,用补中益气汤。李中梓重视脾肾的学术思想在脉诊、虚劳、痢疾、痰饮、肿胀、泄泻、反胃、癃闭、遗精、小便黄赤等病症中处处可见。对于虚痨病症,由于比较难治,李中梓主张用补脾保肺之法,倘若是虚瘦之甚的患者,食少泻多,应以补脾为当务之急,脾旺盛则虚弱者愈。&&对于痢疾病证,李中梓的认识是,先泻而后痢者,脾传肾为贼邪难疗,先痢而后泻者,肾传脾为微邪易医。是知在脾者病浅,在肾者病深,肾为胃之关,开窍于二阴,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故治痢不知补肾,非其治也。脾肾同治,四君子汤、归脾汤、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皆补脾虚,未尝不善;若病久火衰,土位无母,非用桂、附之类大补命门不可来恢复肾中之阳,温肾补脾,从而达到愈疾的目的。李中梓说:“脾土强者,自能胜湿,无湿则不泄。”李中梓的临证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继承。对于痰饮为病,李中梓分为五痰五饮,分别是:在脾为湿痰,在肺为燥痰,在肝为风痰,在心为热痰,在肾为寒痰;而五饮是痰饮、悬饮、支饮、溢饮、伏饮。脾土虚湿,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滞中焦,郁而成痰。故治痰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矣,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对于水肿胀满之症,李中梓认为皆由脾、肺、肾功能失调所致。温补脾肾,实为大法。&&总之,从李中梓的医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学术思想作了深入的阐述,并且积累了不少宝贵的辨证用药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从而来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血为阴,气为阳,阴为之基,阳为之主。&&李中梓在《内经》之论的思想指导下,认为“万物皆听命于阳,而阴特为之顺承者也。阳气生旺,则阴血赖以长养;阳气衰杀,则阴血无由和调,此阴从阳之至理也。”人身之水火,也就是阴和阳,具体而言,便是气与血也。没有阳则阴无从以生,没有阴而阳便无从以化;没有气则血无从以生,没有血而气则无从以载。气与血是人所赖以生之者,气血充盈,则百邪莫入,病安从来;一旦气血亏虚不足,则诸邪云集,百病丛生。可见,气与血,也就是阴与阳在人身是何其地重要。因此,李中梓在实际临证中,提出了补气先于补血,养阳在滋阴之上的观点。气足则生血,阴生则阳长。补气养血,温阳滋阴才能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李中梓的这种学术思想观点,也贯穿于他的临证用药思路之中。在李中梓看来,补气药有生血的功能,而补血药却无益气的功能。补气之药味甘性温,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春天,可发育万物,且阳气充足则脾主运化功能正常,脾运健,饮食入于胃中而发生水谷精微,水谷精微和调五脏化赤而生血,因而说补气药有生血的功能。而补血药味凉性润,就像自然界中的秋天,使万物凋落,但却性黏滞滋润,所以在上焦则碍胃减食,在下焦则润滑肠道而易泄,因此而言补血药没有益气的功能。进而言之,李中梓是很精通药性的,并又别具一格地将药性与自然界中的春夏秋冬相类比,从而增强人们对药物的人识,他说:温性的药物如似春天,所以生万物者也;热性的药物如同夏天,所以长万物者也;凉性的药物犹如秋天,所以清肃万物者也;寒性的药物好似冬天,所以封杀万物者也。在辨证用药方面,李中梓就是根据药物的寒热温凉之性而施治的。对于元气不足的患者,宜用甘温的药物补益之。甘温益气,就好似春天生机勃勃也。&&对于邪热炽盛的患者,宜用清凉的药物肃降之,就如同秋天凉爽,炎热消退一样。然而万物生长靠温阳,过于寒凉则凋亡。因而李中梓用药则偏于温补而远避寒凉,注重对人体的调养,反对滥用知母、黄柏等寒凉之品。一言一蔽之,李中梓的补气先于补血,养阳在滋阴之上的学术思想观点,不仅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至今对临证治疗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症状是指病人自己主观体会到的痛苦或不舒适的感觉,而辨症施治则是中医的诊治特色。在临证施治中,李中梓通过不断地实践,从而提出了“别症”这一思想观点。所谓的别症,就是指医生在临床上应首先去区别相似的病证而审证求因,这样才不至于误治。李中梓说:“疑似之症须辨论。一旦临疑似之症,若处云雾,不辨东西,几微之间,瞬眼生杀矣。”可见,李中梓对辨别疑似、相似之症是特别重视的。因为疑似、相似之症容易混淆是非不好去辨别。脉有雷同,症有疑似,水火亢制,阴阳相类。脏之病发作时近似腑之病,腑之病发作对近似脏之病,血方面的病变化成好似气方面的病。因此,李中梓强调在疾病的治疗和预后过程中辩别疑似症至关重要,作为医生,如果不重视疑似症的辨别,将会出现种种不良后果。李中梓指出:大实有虚弱症状,如果辨别不清将会出现实实之误而加重病情。至虚有盛势,如果辨别不明误用泻法会让虚者更虚,甚至草菅人命。或察颜观色已经明确,而却与脉诊不合;或者指下脉象已经辨明,而症状却不明显。阴症发展成类似阳症,也就是真寒假热症,此时如果辨不明,一旦再用清寒之法及寒凉的药物将会让患者阳亡而毙命。阳症似乎阴,也就是真热假寒症,而再继续用温热的药物将会更伤害患者。因此,李中梓感叹说:“历观名论,皆以e症为先。症固难别,别症亦未易也。”病症本来就不好辨别,更何况是疑似病症,岂不更难辨别。因此讲,在遇到疑似病症时,应该先排除“假象”而辨清“真相”,能娴熟地做到这个地步,这就要求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经验。对于疑似病证的辨别,李中梓的经验是,临证时不能只依据患者的症状,还要参考患者的脉象;但脉诊时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要取之沉候。因为假象往往只停留在表面,所以浮取而得的脉象也为假象,而真正的病机往往是深伏于里面的。因此,脉诊时应沉候脉象。即使脉辨业已真切但仍旧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患者禀赋之厚薄、病症之新久,或者别的医生有没有失误等。医生不能只依靠临床症状,还必须四诊合参,尽量掌握与疾病有关的资料而仔细加以分析,方可辨别清疑似之症,从而掌握疾病的本质。李中梓告诫为医者说:展转进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面对疑似病症,如果一时还不能辨明辨清,那就另待高明者去诊治,万万不可猛浪从事,以图侥幸。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疾病的独特方法,而辨证有利于认识疾病当前阶段证候的病位和性质及表象;因此而言,李中梓这种“别症”的学术观点对于今天提高临床疗效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论述了辨证之后,李中梓也指出了正确地掌握病机的重要性。他说:“古之论病,不曰病形,不曰病体,命曰病机,夫机之义微矣哉。”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欲疗疾者,务必先察病机,如果不熟知病机,就不可能应对千变万化的病情。对于如何掌握病机的要领,李中梓的经验是,只有首先明确病理,然后才能得知病机,只有洞察了病机才能有的放矢,对症施治。李中梓在《内经》所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基础之上做了充分地发挥,要求临证时务必切实掌握病机,也就是所谓的“谨守病机”。病机,是指病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致病机理,是对四诊所获材料进行理性分析,综合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得出的结论。任何疾病,必然要出现一系列相应的症状。这些症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反映着疾病在一定阶段上的邪正斗争,阴阳失调,升降逆乱,脏气盛衰,基础物质的盈虚通滞等病变本质,这种内在联系的机制,就是病机,是疾病在质与量上的变化。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则贯穿着理、法、方、药四个环节,医者通过四诊等手段获得的大量材料,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归纳,才能正确地判断病机,明确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因而病机就成了确定治法的依据。可见病机的重要性。而病机中的病性,是邪正力量对比和阴阳盛衰状况之间的综合体现。如果没有正确的辨证,施治也就无从谈起,那么如何正确的掌握病机,李中梓强调要考虑诸多的因素。他说:“居养有贵贱,年齿有老少,禀赋有厚薄;得病有久新,脏腑有阴阳,性情有通滞,运气有盛衰,时令有寒暄。风气有南北,六气之侵袭非一,七情之内伤非一,不能随百病之机而为变通,就想执一法一方一药而调治众病,何可得也。只有明了运气参差、标本缓急、脏腑阴阳、贵贱贫富、虚实邪正、南北东西等诸多因素,方可知晓病机。”临证时只有正确地掌握了病机,才能因病用法而取得佳效。&&在论述了病机之后,李中梓接着论述治法。治法是指根据病机而拟定的治疗方案,是指导制方的理论依据。治法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环节,是连接病机与方药的桥粱。l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先是采用望、闻、问、切等方法,搜集患者现有证候和病史的有关材料,再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确定病机,这一过程,就是辨证。然后再根据病机,拟定治法,依法立方,随证用药,进行治疗,这一过程就是论治。辨证论治虽然贯穿理、法、方、药四个环节,但因诊断疾病的关键是捕捉病机,决定治疗的关健是拟定治法,所以病机和治法也就成了四个环节中的关键部分。由于治法是针对病机而拟定的治疗方案,病机分析是否准确固然事关医疗的成败,而治疗方案是否切中病情也是事关医疗成败的大事。因为法是指导制方的理论依据,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以只有治法准确,选方用药才不至于有误。其次,治法是方剂发展到一定数量时总结出来的组方规律,从有方到有法,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内经》重视调理阴阳,宣通气血,因时、因地、因人施治,从而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大法,至今仍在指导着临床。李中梓在《内经》及前贤所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三法、四因、五治、六淫、八要、十失”等诊治大法。其中,三法、五治均与治疗疾病有关。三法,是指在疾病的初、中、末期采用的不同治疗方法。初法是指,当疾病新感时,用药当峻猛,因为疾病新感,往往发之较重,故以峻猛之药去之。中法是指,当在疾病中期之时,当用宽猛相济的药物,因为此时的疾病非新非久,须缓急适中,养正与祛邪两者同时兼顾。末法是指,在疾病的末期,用药当宽缓,因为此时病久邪去,正气日微,所以宜用药性平善的药物,取其安中补益。五治,是指和、取、从、折、属五种不同的用药方法。面对千变万化的病证,李中梓主张处方用药必须切合病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以一定之方药应无穷之变证,从而创立了和、取、从、折、属五种不同的用药方法。对于热邪初患之症,用和法解之;对于病邪炽盛的病证,用攻取之法;对于感邪极重的病证,用顺从之法,也就是因势利导之法;对于来势凶猛的病症,用折服之法,也就是迎势而折服之;对于邪去正衰之症,用属法,也就是根据病后属于何者为虚而调补之,血虚者补血,气虚者补气,阴虚者补阴,阳虚者补阳。&&李中梓的三法、五治,对于内伤杂病、外感热病的治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因为疾病的分类。李中梓将疾病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气血结聚之病,如积聚、Y瘕之类;第二种是邪热外腐之病,如痈疽、疮疡之类;第三种是不因气动而内有所伤的病,如留饮、宿食、喜怒、相思之类;第四种是外邪作祟之病,如瘴气、虫咬兽伤、坠跌、刀伤之类。李中梓这种分类病因的方法比张仲景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之论又有发挥。六淫为病因,是指自然界中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致病外邪。李中梓分别论述了六淫致病的特点,并又指出其相应的治则。阴淫之邪易生寒疾,寒疾则怯寒,此乃寒水太过,治以根据寒的不同程度而温之;阳热之邪易生热疾,热疾则恶热,此是相火太过,治以寒凉之剂;风淫之邪易生末疾,末者,四肢也,甚者身体强直,此为风木太过所致,须和冷热以平治之;湿邪太过,以干渗燥之,兼看冷热之侯;晦淫之邪易生惑疾,也就是指昏昏欲睡的疾病,精神惑乱,此乃燥金太过所致,治以滋养之剂;明淫之邪则生心疾,心有病则心气鼓动,狂妄谵语,此乃君火太过所致,当镇以敛之,安定心神。&&八要,是李中梓总结前人结合自己而提出的虚实、冷热、邪正、内外八种辨证方法,后世在此之上发展为八纲辨证。第一种为虚,临床表现出脉细、皮寒、气少、泄泻、饮食不进,此为五虚;第二种为实,临床表现出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胸闷塞,此为五实;第三种为冷,临床表现出阳气衰微,脏腑积冷;第四种为热,临床表现出阴气衰弱,脏腑积热;第五种为邪,是指由内外之邪造成而不是由脏腑本身所形成的病;第六种为正,是指由于脏腑正气衰弱而外邪乘虚入侵所形成的病;第七种为内,是指由情欲所伤的内伤疾患;第八种为外,是指由外物所伤而形成的病。十失是指患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不积极配合治疗的十种不良情况。第一失是患者骄横悖理,既不遵医戒,又不珍爱自己的身体;第二失是患者轻身重财,一味拼命去挣钱,生了病治疗也不及时,治病时又不积极主动;第三失是患者信巫不信医;第四失是患者忧思忡忡,怨天尤人,广生烦恼;第五失是患者讳疾忌医,言不由衷而让医生无从医治,致使药不对证;第六失是患者不能积极很好地去找医生看病,而是信巫之言或占卜之说;第七失是患者居家不和,无是生非,不能安心调养身体;第八失是患者不明医理药理,三天两头更医求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有病乱投医,杂剂妄投,致使病情越治越复杂;第九失是患者治病急切,致使医生不能静心思考而去处方用药;第十失是患者信奉江湖医生,服药不明不白而贻误病情。可见,李中梓所论述的十失也能让今天的患者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在论述了患者十失之后,李中梓接着阐述化源论,化源是指事物生化变化的根源。&&李中梓在《内经》“治病必求于本”、“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当“资其化源”。李中梓在《内经》所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化源论”。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源。他说:医生治病如不从病的本源探索求治,这就好比一个园艺工人看到枝叶变得萎屈的草木,不知固其根蒂,浇灌其本源,而仅仅只是去润润其枝叶,虽不见枝叶死掉,焉可得也,那怎么能行呢,结果草木还是会最终枯萎死掉。而治病何其不然,如果不去从根本上考虑治疗,光是去治标,后果可想而知。因此,李中梓在临证上,特别强调了治病求本的重要性,只有求病之本源而积极治疗,才能达到愈疾的目的。李中梓根据五行生克、胜复规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则治法。如治脾虚,宜温燥以益火之源,燥土温脾,恢复脾运。治肝虚,宜濡湿以壮水之主,恢复肝体阴用阳的功能。治肺虚,宜甘缓以培土之基,土能生金,从而恢复肺的肃降功能。治心虚,宜酸收以滋木之职能,木能生火,从而恢复心的活力。治肾虚,宜辛润以保金之宗,金能生水,从而恢复肾的藏纳功能。可见,李中梓所采用的补火生土,滋肾养肝、补土生金、补肝宁心、生金滋水之法分别治疗五脏虚证至今仍有一定的临证指导意义。对于五脏实证,李中梓所采用的清心保肺、清金制木、抑肝扶脾、通阳利水等方法,现在也为临床所常用。总之,李中梓运用五行生克的规律,针对脏腑虚实引起的疑难杂病,所制定的治则治法,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值得深入学习研究。乙癸同源,也就是肾肝同源,肝肾同治,这是五脏病机辨证中的典型范例。李中梓对肝肾两脏的关系及其治疗的论述颇为精辟。他说:“然木既无虚,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自当养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属也,壮水之源,木赖以荣。水既无实,又言泻肾者,肾阴不可亏,而肾气不可亢也。气有余者伐之,木之属也。伐木之干,水赖以安。夫一补一泻,气血攸分;即泻即补,水木同府。总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泻水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愈知乙癸同源之说矣。”李中梓认为,肝属乙木,肾属癸水,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而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所以全赖肾水以浇润之,以防制其亢阳之性,而肾水全赖肝木以固安之,这就好是树木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故乙癸同源就是肝肾同源。之所以说肝肾同源,因为肝阴根于肾阴,肝阴不足,固然可以导致肝阳上亢;而肾阴不足,水不涵木,也可导致肝阳上亢。在治疗上,李中梓主张“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补肾。故曰肾肝同治。”肾肝同治在实际临证中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李中梓由于自幼体弱多病,自从转入岐黄之后,就很注重养生,对养生颇有心得。在养生方面,李中梓首先是注重保肾精。他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二本固则可延缓衰老,体魄也会强健,二本伤则精不足,精不足者,万邪蜂起,百病丛生,精气足者,百病不生。如何保精,李中梓提出了贵寡欲、贵节劳(包括心劳、体劳、房劳)、贵息怒、宜戒酒、淡食五谷几方面,从清心寡欲,劳逸结合,心平气和、不过饮酒、清淡饮食来保精养生,促进身体的健康。李中梓这种养生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人只要能做到这几方面就可健康长寿。&&其次是重脾胃,李中梓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李中梓高度重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失节,起居不时,劳倦过度等无不伤及脾胃。七情伤其内,六淫攻其外,也都足以伤及脾胃。脾胃受伤,元气则不足。元气的盛衰决定着人体的寿夭,元气是人体健康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脾胃纳运功能正常,元气方能充足,只有元气充足了,人体方能健康。李中梓从清淡饮食、时间饮食、季节饮食、醉后不饮冷,饱食不即卧,冷热之食不交替吃,食后不怒,怒后不食,修养不如节劳,服药不如忌口等多方面论述了养生之道,对至今健康饮食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了从饮食方面注重养生之外,李中梓对于道家的气功养生也颇得真诠,并认为,气乃精神之根蒂,所以静心调息运气也是养生最好的方法。一个人只有恬淡虚无,少思寡欲,清净无为,不妄作为,顺应自然。人本于天,天本于道,道法自然,此皆是治未病之方,养生者所切要也。总之,李中梓关于养生方面的观点和方法足资今养生的人们去学习效法,从而达到更加健康的状态。在临证方面,李中梓指出,临床上病证千变万化,只要洞察阴阳、针对病本,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进行治疗,就会效如桴鼓,得心应手;对于疑似之证,辨而不明,攻补之间,犹豫不决,就会犯实实虚虚之戒。在用药方面,李中梓也是因人因地因时处方用药,不拘泥于成方成药,辨证论治、知常达变、用药灵活。李中梓的临证经验也值得今天为医者去学习研究继承。总结小诗:&&一代医家李中梓,科举浮沉转岐黄。先天后天论脾肾,士材学派美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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