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答案（共1个回答）
300平方铜芯三芯电缆的载流量是多少不同的厂家生产的都不一样，不同的环境，敷设方法，对它的载流量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应该是1000A左右。你也可以按照下面自己算。一平方铜线承受安全电流,一般都按4A电流计算 回答者：十下5,百上2,二五三五43界,铜线升级算. 意思是十个平方以下的线,乘5, 一百平方以上的线乘2 二十五以下乘4三十五以上乘3 铜线按线径的上级算,如1.5平方按2.5算 这是工厂计算口诀.很管用. 回答者：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答: 因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是根据基因来检测的，所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在测基因方面的准确性还是很高的。所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在准确性上是很有保障的，因为是利用基因的检测，据...
答: 中国人的数学理应比外国人好！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这在于中国人对数字的发音是单音，因此，对数字的记忆较为简单，提高了学习数学的效率！
而科学的发展，往往受制于社会...
答: 简而言之,概率论是属于随机数学的范畴,即研究随机现象的一门自然科学。
答: 求证类型 求解类型
海鸟的种类约350种，其中大洋性海鸟约150种。比较著名的海鸟有信天翁、海燕、海鸥、鹈鹕、鸬鹚、鲣鸟、军舰鸟等。海鸟终日生活在海洋上，饥餐鱼虾，渴饮海水。海鸟食量大，一只海鸥一天要吃6000只磷虾，一只鹈鹕一天能吃(2～2.5)kg鱼。在秘鲁海域，上千万只海鸟每年要消耗?鱼400×104t，它们对渔业有一定的危害，但鸟粪是极好的天然肥料。中国南海著名的金丝燕，用唾液等作成的巢被称为燕窝，是上等的营养补品。
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国际驾照，如果到国外开车，正式的程序：
1、到公证处办理驾照的公证书，可以要求英文或者法文译本（看看到哪个国家而定）；
2、拿公证书到外交部的领事司指定的地点办理“领事认证”，可以登录外交部网站查询，北京有4、5家代办的，在外交部南街的京华豪园2楼或者中旅都可以。
3、认证后在公证书上面贴一个大标志；
4、有的国家还要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盖章一下。
偶前几天刚刚办过。
无锡至少有两所正规大学：
1、江南大学
2、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由于它不直接在无锡召本科生，所以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学校：它位于山水东[西？]路九号，拥有约20位正教授/研究员，80位副教授/副研究员，和多位首席科学家。去年还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一名。
1、江南大学坐落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名城——江苏省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享有“轻工高等教育明珠”美誉的江南大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是江南大学办学的前身。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食品工业系、浙江大学农化系、江南大学食品工业系以及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建成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食品工业系。1958年该系整建制东迁无锡，成立无锡轻工业学院，1995年更名为无锡轻工大学，1998年由隶属中国轻工总会划转直属教育部。2001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无锡轻工大学、江南学院、无锡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江南大学。
　　学校学科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九大门类，设有生物工程学院、食品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设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通信与控制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商学院、法政学院、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土木工程系、医学系、艺术系、体育系等18个院（系），共56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18500余人。成人学历教育在籍学生5000余人，网络学历教育在籍学生1万余人。还有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莱姆顿学院及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的江南大学太湖学院。
　　学校设有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2个博士后流动站和10个博士点，覆盖发酵工程等16个二级博士学科专业和39个硕士学科专业，基本包涵了轻工、纺织、食品的全部领域。现有在校各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500余人。学校拥有4个国家级和部省级重点学科，建有教育部、国家计委批准的“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培养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的高层次人才。食品科学、发酵工程等2个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独特优势，实力雄厚，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经近50年的建设与发展，江南大学已成为一所规模结构较为合理，教学质量优异，科研水平上乘，社会服务盛誉，各方面均得到社会公认，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1519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2名为双聘院士），教授160名，副教授456名。由300多名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组成的学术带头群体，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育人为本，把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做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的专门人才。学校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在本科教学中，将相对狭窄的专业对口教育转到本科通识加特色教育；推进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学生通过辅修、第二专业、第二学位等途径培养复合型人才；让学生早期介入科研活动，从科研实践中感受和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过程，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学校十分重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一年一度的江南之春文化艺术节、科技节、金秋体育节等活动精彩纷呈，暑期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数学竞赛、电子制作竞赛、机器人竞赛、艺术设计竞赛等全国性比赛中，学生连年获得大奖。建校以来，学校已为国家输送了数万名毕业生，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各条战线的科技精英和领导骨干。
　　作为我国轻工、食品、生物技术高科技的摇篮与依托单位之一，“九五”期间，学校承担并完成了大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及省部级应用基础研究课题，其中有70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30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十五”以来，学校科研实力进一步增强，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逐年增多。2003年取得国家、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20项，其中有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一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一项等。2004年，科技总经费9000多万元，获准立项的纵向科研项目97项，横向科研270多项；鉴定或验收科技成果86项，其中30%以上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全校教职工共发表各类论文2700多篇，出版专著130多部，被国际三大检索收录论文143篇。学校承担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农产品深加工”、“发酵工程关键技术”课题全面通过结题验收并进入后期滚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13项；获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8项，其中1项科研成果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年申请专利356项，学校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高校第7名、江苏省第1名；人文社科领域承担的项目、层次、经费等方面都有较大增长。
　　学校重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建有科技部、国家计委批准的“发酵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10个国家级、省部级研究中心、实验室。建立了由海尔集团、茅台酒集团、青岛啤酒集团、北京燕京啤酒集团、绍兴黄酒集团、江苏小天鹅集团等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加盟的董事会，注重学校与企业、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和为社会各方面的服务。各院（系）还建有二级董事会，共有4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加。学校十分重视发挥在轻工、食品、艺术设计、纺织、环境、化工、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科技优势，积极为全国轻工纺织行业的科技进步、产品开发、人才知识更新服务，积极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为江苏省沿江发展战略、苏北发展战略及海上苏东发展战略服务，积极适应无锡市支柱产业的创新发展、科技和人才需求，在科研开发、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与企业开展全面合作，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与地方政府合资建立的省级大学科技园，成为高科技研究项目的重要孵化基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由于学校的优质服务，中国电信、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嘉里粮油（深圳）商务拓展有限公司、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国民淀粉上海化学有限公司、三得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集团、重庆啤酒集团、杰能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天赐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际特品（ISP）（香港）有限公司、东洋之花化妆品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都在学校设立各类奖学、奖教金，每年发放的奖学金总额达600多万元。
　　学校与国内外的教学科研交流合作频繁，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接受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高校。自六十年代开始，就接受和培养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现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各级各类留学生260余人。学校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所大学建立了紧密的校际交流关系，并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近20个国家的高校、机构开展办学、科研等方面的合作。目前正在执行的校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有17个，其中与澳大利亚、英国一流大学之间的“2+2”学分互认合作项目受到学生的欢迎。学校聘请了50多位国外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担任学校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每年举办国际及双边学术交流会，已逐步成为轻纺、食品、艺术设计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中心。
　　学校图书馆现有藏书152.76万余册、电子图书37.40万册，中外文期刊3100余种，建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学校编辑出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食品与生物技术、教育科学等4种学报及《冷饮与速冻食品工业》和《电池工业》杂志，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在教育部、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地处无锡蠡湖新城、太湖之畔，占地3100多亩的学校新校区已建成面积36万平方米。新校区以“生态校园•曲水流觞”为设计理念，融青瓦白墙的江南建筑风格与小溪、树林、草坪的多层次园林空间为一体，展现绿色、水乡、文化韵味。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校园，为莘莘学子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钟灵毓秀的江南山水，造就了江南校园开拓进取的学术氛围；蕴涵深厚的人文传统，赋予了江南学子锐意求新的创造精神。迈入新世纪，学校迎来了改革、发展的良好机遇，“211工程”将重点建设和发展工业生物技术、食品科学工程和安全、工业设计创新系统、纤维制品现代加工技术、中小企业管理与发展、轻工过程信息化科学与工程等6个优势和特色明显的学科群，进一步提升学校在轻纺、食品等学科领域的优势地位，使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全方位的提高。
　　积百载跬步，创世纪辉煌。江南大学提出的发展总体目标是，经过五至十年时间的努力，把学校建成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工理文交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特色、先进水平，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开放式多科性大学；通过不断创特色、上水平、求发展、增实力，力争在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部分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大学。
2、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是南京农业大学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在多年联合办学的基础上于1993年7月成立的，她依托南京农业大学雄厚的基础教学条件，和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优越的专业教学条件，为我国及国际水产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
学院的宗旨是以推进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渔业科学和渔业生产，使渔业产品在当今人类改革食物结构，提高营养水平，创造经济财富方面起重要作用。通过努力，使该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渔业科学教育和研究中心。
学院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无锡的西南角上，与中央电视台太湖影视基地相邻，离市区仅10公里之遥，依山傍水，环境十分幽美，交通便利，有1路和820路公交车直达。学院占地面积26公顷，建筑面积达35000多平方米。
南京农业大学从1984年开始和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联合办学，设淡水渔业专业（专科）。学院于1994年新开设了“淡水渔业”本科专业。现设水产养殖本、专科专业，水产养殖博士点和硕士点，每年招收博士生、硕士、本科、专科各种层次。
该院长期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亚太地区名国培养淡水渔业的技术人才，今后还将进一步提高留学生的办学层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招收留学生方面曾受到联合国FAO和UNDP、亚洲水产养殖中心网（NACA）的大力支持。
设有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德全研究员为主的淡水鱼类遗传育种生物技术研究室、营养与饲料、特种水产养殖室、水产品病害研究室、渔业环境保护、渔业经济与信息中心、内陆水域增养殖等7个教研室。学院现有教职员工340名，其中具中高级职称的教师有80名。有突出贡献的农业部中青年专家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18人。现有博士3人，硕士25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先后承担和圆满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六三”、国家攻关和省、部级课题190多项，获得各类奖励成果8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4项。92年获农业部农业机构综合科研能力奖。
在多年的联合办学的实践中，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的领导非常重视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办学条件逐年得到改善，教学管理趋于完善，教风好、学风正，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的各项办学条件已得到改善，教学手段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配备了语音室、电脑房和先进的电教中心。
学院非常重视发展工作。依托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综合利用经贸部TCDC培训项目的人力、财力、物力。扎实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条件，学院领导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教学设施的改造和教学仪器、设备的添置，积极改善学院的办学备件。建院六年来，学院不断改进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已拥有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楼、语音室、电脑房、活动健身房、学生食堂、足球场、蓝球场、大客车、教学实习基地等设施，为国家培养水产专业人才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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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是由于天气比较干燥和身体上火导致的，建议不要吃香辣和煎炸的食物，多喝水，多吃点水果，不能吃牛肉和海鱼。可以服用（穿心莲片，维生素b2和b6）。也可以服用一些中药，如清热解毒的。
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应当与贷款机构进行协商，宽展还款期间或者分期归还； 如果贷款机构起诉到法院胜诉之后，在履行期未履行法院判决，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时，会依法查询贷款人名下的房产、车辆、证券和存款；贷款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又拒绝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则有逾期还款等负面信息记录在个人的信用报告中并被限制高消费及出入境，甚至有可能会被司法拘留。
第一步：教育引导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吮指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于力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症状，应该以教育引导为首要方式，并注意经常帮孩子洗手，以防细菌入侵引起胃肠道感染。
第二步：转移注意力
比起严厉指责、打骂，转移注意力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比如，多让孩子进行动手游戏，让他双手都不得闲，或者用其他的玩具吸引他，还可以多带孩子出去游玩，让他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获得知识，增长见识，逐渐忘记原来的坏习惯。对于小婴儿，还可以做个小布手套，或者用纱布缠住手指，直接防止他吃手。但是，不主张给孩子手指上“涂味”，比如黄连水、辣椒水等，以免影响孩子的胃口，黄连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吃多了还可导致腹泻、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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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龙德教育就挺好的，你可以去试试，我们家孩子一直在龙德教育补习的，我觉得还不错。
成人可以学爵士舞。不过对柔软度的拒绝比较大。　　不论跳什么舞，如果要跳得美，身体的柔软度必须要好，否则无法充分发挥出理应的线条美感，爵士舞也不值得注意。在展开暖身的弯曲动作必须注意，不适合在身体肌肉未几乎和暖前用弹振形式来做弯曲，否则更容易弄巧反拙，骨折肌肉。用静态方式弯曲较安全，不过也较必须耐性。柔软度的锻炼动作之幅度更不该超过疼痛的地步，肌肉有向上的感觉即可，动作(角度)保持的时间可由10馀秒至30-40秒平均，时间愈长对肌肉及关节附近的联结的组织之负荷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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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国家为了战略和地域分配等考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全国院系大调整。其中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损失巨大，很多学科基本被剥光。被后并称为中国高校的“五大母校”。 五大母校工科都基本被剥离（除浙大外），文法商管医各科也大大受损。其他的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如河南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部分学科也被调整，导致从此很多学科一蹶不振。
而2000年前后，其他几大母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合并，而厦大因福建高等教育滞后等原因，纯粹只出不进。新的浙江大学 由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而成。新的武汉大学 由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而成。新的中山大学 由中山大学 中山医科大学 合并而成。南京大学比厦门大学好一点，本来准备磋商合并东南，但东南也不是吃素的，最终南大没有搞定。目前南大正在积极准备合并 南京医科大学，据说江苏省政府已经批准。其中浙大的王牌学科中医学、农林学等学科，武大工科中王牌学科中测绘、水利、（医学也还行）等学科，中山大学 王牌学科医学，都是经合并而一夜壮大，恢复元气。只有厦大杯具依旧、只出不进，至今工科尚未恢复元气。
南京大学　　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南京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独立为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　　工学院水利系和兄弟院校组建华东水利学院。　　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2）、师范学院独立为南京师范学院。　　3）、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组建为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并入南京工学院。　　农学院的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林学院。　　4）、医学院改称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第四军政大学。　　5）、法学院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　　法学院的法律系和政 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　　6）、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体，并入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且并入复旦大学　　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　　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
武汉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武汉大学拥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　　武汉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　　文学院外文系英文组并入中山大学。　　2）工学院矿冶系与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　　3）水利系分出，与河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工学部）　　4）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系以及农化系的相关专业参与组建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现江南大学）　　5）机械系与电机系与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电机系电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6）土木系与湖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湖南大学）　　土木系建筑设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7）经济系与华中大学，中原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医学院分出，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调整后的武汉大学只保留文，理两个学院，调入广西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的相关系科。
　　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工学院。　　2）、农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农学院。　　3）、医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医学院。　　4）、师范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师范学院。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保留文理法研学院，并入岭南大学文、理学院，并将广州以及中南地区部分高校的有关系科调入。
浙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　　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　　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　　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　　3）、法学院停办。　　4）、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　　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　　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　　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厦门大学 　　1：山东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海洋系师生转入山大组建山东大学海洋系。 　　2：中国海洋大学：山大1958年迁往济南时将海洋系留在了青岛，后发展成为青岛海洋大学，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3：浙江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的电机、土木、机械三个系各一部分并入浙大。 　　4：东南大学 ：1952年，厦门大学工学院的机械和电机两系以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的部分院系组建成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 　　5：河海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水利专业合并，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 　　6：南京大学 ：1952年，厦门大学俄语专业合并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学生也转到该校外文系学习。 　　7：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设立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上述三校的航空系本非直接参与组建北航（北航于1952年成立)。 　　8：上海财经大学：1953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被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 　　9：同济大学：1952年，厦大的土木建筑并入同济大学。 　　10：内蒙古大学：1957年，以北大，南大，山大，厦大，中山大学，五校为主，国内十余所著名高校（包括清华、南开等）共同创建了内蒙古大学。 　　11：华东师范大学：80 年前是一家。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解放后经院校合并，发展为今天的华东师大。12：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运学院（1994年更名大连海事大学）是在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中由东北航海学院、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即为从厦门大学分出的航务专科。 　　13：福州大学：1960 年，为筹办福州大学与物质结构研究所，卢嘉锡院士赴榕任职（化学一所也随之迁往福州），化学系的一批优秀教师也来到福大。厦门大学物理系也调出林星等数十名教师组建福州大学物理系。厦大的电子物理组技术物理一组，电子物理组及其电子管试制车间（相当于厦大物理系的2/3)也同时转入福州大学物理系。此外，数学系的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相当于厦大数学系的3/4）也迁到了福大。
　　引子：学院路的前世今生　　打开北京的地图，有一条南北主干路——学院路。北起六道口，南到西直门。　　与北京城上千条充满沧桑的街巷胡同不同，学院路的历史极短：1952年开工建设，1954年正式通车。当年通过学院路的31路公交车，每到周日总是坐满年轻的学子，欢歌笑语，一路飞驰。道路两侧，除去学院占地外，满目都是绿油油的农田。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建设。在当时“学习苏联”的热潮中，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将全国高等院校除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综合大学外，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以航空、地质、矿业、石油、钢铁等为主的“八大学院”应运而生，并声名远播。　　在这种形势下，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集中建立了第一批高等学府，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北京市在学院区修建了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校址已迁往昌平区，原址现为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就是在这条新建的学院路上，新中国开始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着色；就是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投身艰苦行业，奔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高等教育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然而，新中国的建设百废待兴。1949年，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全国的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当时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面对新中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当时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也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百端待理，今后的中国的教育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思路和规划。　　解放初期，当时全国大学生总人数只有11.7万，分布在211所高校中，平均每校学生只有550人，研究生全国总人数只有629人。高校类型结构不合理，高等工业学校和工业专科学校只有33所，高等师范学校只有12所。高等教育的布局也很不合理，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内地省市高校很少，内蒙古、青海、西藏、宁夏等省区没有一所大学，山西、河南也只有1到2所。　　“在200多所高校中，专业设置重文轻工，高校培养的工科人才十分有限。当时清华大学最热门的学科是西语系和经济系，工科仅是培养维修和使用外国进口设备的人才。”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说。　　日至9日，成立仅仅7个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会议指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同时，教育改革要学习苏联的思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了下来。　　由于缺少搞建设的经验，因此当时非常倚重苏联专家。在教育战线，大批苏联专家担任各个高校的顾问，并从事着学校具体的教学工作及有关研究工作。至1952年年底，最早一批的苏联专家187人来到中国，其中有98人被聘为大学顾问。截止到1958年，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先后聘请了794名专家，担任顾问或指导教学、科研工作。其中理工科专家共484人，占65%。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一夜之间，大学校园里，“哈拉绍（你好）”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列宁装”成为学生衣着打扮的时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校园舞会上最熟悉的旋律……　　教育部规定，从1952年秋季起，大学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专业、设置教研室，组织编译苏联教材。从1952年至1956年年底，全国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译本1393种。学制也学习苏联，由传统的4年延长为5年。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环节，也按照苏联经验分为讲授、课堂讨论、习题、答疑、实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曾经学自英美大学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等制度被取消。　　经过3年的努力，1952年新中国圆满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根据计划，中国政府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实行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与此相适应，包括教育在内的全国各个行业领域，都加快了大幅调整的步伐。其中，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当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何东昌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制定了新中国‘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富强国家、尽快加强国家实力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而高校院系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国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重大举措。”　　“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八大学院”的创建　　日，经政务院批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由此拉开。　　从“八大学院”的创建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变化的幅度：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校的航空院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的森林系和清华大学的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北京矿业学院——由焦作工学院、清华大学采矿系、北洋大学采矿系及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合并成立，并从天津迁校北京；北京石油学院——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部分专业合并成立；北京医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成立。　　当时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北京大学虽然作为文理综合性大学予以保留，但工科专业也被调整到其他学校。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学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仅教师马上走，相关专业的学生也一起跟着走。所以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学生都是在西北某大学入的学，却在东北某大学毕的业。　　《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阐明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教育界学习苏联模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点”到“面”地广为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　　不到一个月，教育部出台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院系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所，政法院校2所，文科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所。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并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我选择了学钢铁”　　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　　与调整同时进行的，是以“八大学院”为代表的新大学的建设。　　1952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一批按行业培养专才的高等学府，并于当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　　“八大学院”之一的北京钢铁学院，在接到组建命令后，仅仅一个月，80多名教师就齐聚北京。当年暑假就开始招生，9月正式开学。　　学院草创之初，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如今已102岁高龄的魏寿昆院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和第一任教务长。他回忆说，当时每天一大早，自己与同事们就站在敞篷的卡车上，从清华大学一路颠簸到自己的学校，在两间简易的教室中给学生们上课。中午没有自己的食堂，师生们就与工人们一起进餐……　　至1953年年底，北京钢铁学院设有5个系、9个专业，在校生1700人，招收首批研究生70人，教职工600多人。　　当年“钢院”最早的学生，现在已经退休的俞克纯教授回忆，1952年，学校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没有校舍。秋季开学时学生暂住在清华大学为我们建造的简易宿舍中。所谓“简易”，就犹如大庆初建时的“干打垒”，房屋仅有外墙而无完整的内壁。一年之后，才迁到新校址。同学们在四处漏风的临时工棚中听老师上课，在烛光下上自习，老师在走廊上“摆摊答疑”，到了周末还组织“走廊舞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很少有人抱怨，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利用有限的体育设施锻炼身体，紧张而又活泼地生活。　　让中华大地铁水奔流、钢花怒放，这是所有“钢院”学子的梦想。原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副部长殷瑞钰院士1953年走进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大门。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代，殷瑞钰感慨地说：“当时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所以我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学钢铁。”　　与钢院一路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于1952年7月正式成立。在学院成立大会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激情洋溢地说：“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你们是新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该校一位老教师回忆说，建国初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地质先行，尽快培养出大量地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建校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校舍，经中央批准，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北京西北郊建起了5万多平方米校舍。当时没有教材，教师们亲自动手刻蜡板；没有挂图，教师们亲自动手画；没有标本，教师们带领学生利用实习时间和假期采集，用双手建起了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和古生物实验室；缺少反光显微镜，年轻教师用生物显微镜改装。许多教师和实验员经常工作至深夜，为搞好教学艰苦奋斗。　　到1956年，经过全体教职工的艰苦奋斗，北京地质学院在教学、科研和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人才培养方面，5年中每年都有毕业生分到教学、科研、生产部门工作，成为地质战线的生力军，基本满足了国家急需查明矿产资源的人才需求。　　1952年，时年19岁的大连少年戚发轫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自此结缘航空航天。同年10月，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航空系与全国其他7所高校航空院系合并改组为北京航空学院，这也注定了50多年后，戚发轫成为了这所学校最负盛名的毕业生之一。　　在与航天事业相伴的50多年生涯中，戚发轫在35岁时便担当了“东方红1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的他被称作是中国航天的“18勇士”。从“东方红2号”、“风云”卫星等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戚发轫与10万多名终身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北航学子一起，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在茫茫戈壁荒漠和大山深处，为祖国的国防建设默默奉献……　　“我觉得5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几十年里确实为国家、为航天事业做些工作。”戚发轫说。在北航50多年来治学育人的峥嵘岁月中，为祖国现代化国防建设输送了10万余名航空航天人才，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六个型号火箭的总设计师王德臣等优秀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航天英雄首次造访太空之时，有17位北航校友担任了载人航天7大系统副总以上职责，占总数的47%，还有数十位校友是分系统负责人。　　“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总的说是成功的”
　　院系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较大发展　　你可曾记得母校，/刚翻起第一块泥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歌舞在宿舍的走廊。/当老师刚制定出，/第一个实习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到工厂。/亲爱的母校，/我们和你一起成长，/接受你最亲切的教养。/再见吧，/学校，/师长，/如今，/你播下的创造者的种子，/我们要把它带到远方……　　这首诗是北京钢铁学院一名毕业生写的。当年，在“八大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时，各个学校都在食堂、教学楼贴出了大红纸的分配光荣榜，上面分别写着分配的单位。同学们紧张地在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找自己的名字，“我在克拉玛依！”“我在玉门！”有的学生发现自己被留校，当时就哭了，急忙找到系里，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北京钢铁学院1957届毕业生李依依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学期间，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李依依是校学生会文体部的副部长，还是北京高校女子短跑冠军。谁也没有想到，她主动放弃了在家乡北京工作的机会，执意奔赴国家钢铁基地——本溪参加工业建设。　　“每天三班倒，实实在在地干活。因工作需要，我常会爬几十米高的炉顶。”在新中国第一代女工长李依依的手臂上，至今仍留着在炼铁时被烫形成的大块瘢痕。她所负责的高炉炼铁利用系数连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被团中央命名为“青年红旗炉”，荣登“炼钢群英榜”。后来，她又被分配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所，从实习研究员成长为中科院院士，为我国的国防关键材料的研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她的丈夫——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两人是北京钢铁学院时的同级同学。　　如今，我们很难找到一组准确的数字，表明院系调整后“八大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多少名优秀专门人才，但在1952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毕业于“八大学院”的有65人左右，绝大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在记者采访时，很多人都不愿谈及自己，更愿意谈那些一直坚守在边疆、基层默默奉献一生的同学们。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一位老教授告诉记者，当年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抱着为发展祖国地矿事业大干一场的壮志，始终工作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矿山深处。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在生产第一线当了多年“地质匠”的学生，至今履行着自己毕业时“干一辈子地质事业”的诺言。1966年前，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2万名毕业生，平均每100个学生中出一个省部级劳模。　　今天，当人们回顾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或许可以总结出很多成就、经验和教训，但毋庸置疑的是，院系调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从1952年到1957年，在学校的类型、层次、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旧教育的重文轻工得到改善，工科学生从4.85万人增加到了16.万人；过去不被重视的师范，学生人数从6836人增加到20243人；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何东昌同志曾深刻地总结道：“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还不够完备，如学位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等，但总的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尾声：57岁的学院路　　57年过去了，昔日的学院路经过屡次改造，如今已成为连通北京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干道。　　昔日在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现在已不见了踪迹——它们全都升格成了“大学”，使得学院路这个名称显得有些“陈旧”。唯一不变的，是包括“八大院校”在内的众多高等学府依旧在这里“安家”，至今这里仍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如今，对于包括“八大学院”在内的众多行业高校来说，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将是57岁的学院路面临的最大考验。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9]。 　　 　　 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0]。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11]此后，中央政府教育部针对各地、各校有关合并、调整院校的请示报告，逐步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一些具体原则，如“各系科之分设，主要应视其设备及师资等项条件是否足够而定”，“今后开设新学系，必须日趋专门化”，“学校中原有系组向专门化方面发展，是符合建设需要的”。[12] 　　 　　 中共建国之初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该校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组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学”。 　　 　　 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从此，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其他9所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即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而后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最后拟订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3]，由政务院批准。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需“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14]。上述“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但工科院校的数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15]，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6]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17]。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18] 　　 　　 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同时新设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19]；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20]。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21]；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组）”。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轻忽。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甚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混同起来，进而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以下明显缺失： 　　 　　 第一，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1952年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以及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现代教育与技能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现代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断的人文资源。学生如果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也许可以被训练成“工匠”，但绝对出不了大师。人文主义熏陶与科学技术教育，和而不同；两者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品质与逻辑和抽象思维皆功不可没。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培养出不少技术专家，但几乎未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这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割裂，给培养的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22]是高度关联的。即便是在那21所号称综合性大学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里，其实也仅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销。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23]，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24] 　　 　　 第二，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1962年则仅占0.46%。以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为例，清朝末期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其所设的8个科目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政治学系；1948年全国约200所大学中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人才，这些系的课程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那时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曾取得相当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1949年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按理说政治学逢此良机本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1952年中国政府却模仿苏联模式，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在政治学被取消、法学日渐式微之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25]至今中国仍然只将法律当作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宪政理念尚处于萌芽状态、远未进入治国理念，也与这次院系调整后政法教育的阙失有直接关系。 　　 　　 第三，“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根子。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Humanism）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例如，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辉煌贡献。但1950年代初政府只考虑到国家建设对培养工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取消了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大大影响了清华大学此后的发展。工科的发展与理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没有理科知识作为知识基础，工科不可能单科独进。北大的情况亦复如此。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内伤，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如今只能成为出国留学生的摇篮。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缺乏人文精神。中国的有识之士曾经呼吁关注这种阙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但“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制的不良影响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四 在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国防院校也遭受很大损失。当时整个部队向战时体制转变，精简机构，缩编人员。但另一指导原则是，解放军本身就是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大学校了还开办那么多学校，学校套学校干什么？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通知所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125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45所，技术学校65所，飞行学校15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1，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2，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基本上保留；3，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43所，减少83所。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1所，工程技术学校20所，医务学校6所，兽医学校1所，飞行学校15所。（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和毛泽东》，《强国军事纵横》，2006）笔者当时正在解放军农场，知道在批判1964年“大比武”以后，部队的主导思想就是极端轻视业务训练，认为打仗主要凭勇敢。这次裁并影响深远，例如在海军：“在这一场浩劫中，20年来苦心建立起的14所海军院校被砍掉了9所。教师人员流散，校舍、营具、教学场地和教学设备遭到很大破坏和损失。幸免于难的5所院校，其中4所来个大搬家。学制缩短，教学制度废弛，教学质量直线下降，几乎处于停办的状态。海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海军学院校成了这个重灾区的重点户。”（刘道生，《刘道生回忆录》，海潮出版社，1992）文革前，位于哈尔滨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和北大清华齐名的重点学校。1969年被要求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学校主体和院机关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把空军工程系划归三机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原子工程系划归二机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留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至此哈军工正式解体。1973年，重庆工业大学内哈工大部份仍回哈尔滨，哈军工部份合并至长沙。一所名校从此解体。1970年从哈尔滨迁往长沙时，要求合并专业、精简人员，但是搬迁量仍很大。从7月1日至11月12日，共有10列火车共550个车皮从哈尔滨发往长沙，共运输物资2.5万吨，人员1447户。像解放军艺术学院这样的学校被撤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校在文革初期是造反策源地。其群众组织《星火燎原》在全国各地和北京三司、清华井冈山并驾齐驱。该校被解散后，学生们都被发配至“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当时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将三所军医大学“调防”：上海的二军医大调西安，西安的四军医大调重庆，重庆的七军医大调上海，时人称为“推磨”。原因据说是二军医大的《红纵》造反太厉害，所以调他们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去，给点颜色看看。
五 在地方学校里，遭受最大折腾的是农林类，以及部分工矿类专业院校。因为从极左思潮角度，认为它们应该办在农村或接近工矿的地方。毛泽东又有“农学院办在城市里是碰鬼”的说法。它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迁徙.这一过程实际上开始于文革之前。例如早在1965年，石油部就在研究北京石油学院迁址厂矿的问题。月，该校2000余名师生分赴大庆和胜利油田建校。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随即全校师生家属在两星期内乘三专列迁往东营。该处现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北京矿业学院则于1970年迁往四川（现重庆）合川，改名四川矿业学院，文革后的1978年又迁江苏徐州，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本拟迁湖南石门县，后于1970年改迁湖北江陵，称湖北地质学院。1972年，该校在武汉设立武汉分院。1969年10月，林业部军管会决定撤销北京林学院。11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代行革委会职权，开会宣布战备疏散，动员搬迁，但隐瞒撤销决定，实际上是将职工骗出北京。11月28日开始全院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分批迁往云南，下放到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北各林业局和林场地参加劳动。在下放过程中，得知撤销学校的决定，纷纷向国务院反映，最终国务院于1970年下达不能撤销的决定。于是在月，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学校人员集中在丽江，在此办学，改名丽江林学院。但由于此处缺乏办学条件，又于1972年3月，全校迁往下关，称云南林业学院。此处选址问题难于解决，职工家属均临时住在白族农户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校职工家属于1973年迁往昆明市安宁县建校，并开展教学活动。在这几年里，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这个学校濒于绝境。但是各种复校的意见都被批判为“复辟”活动。直至1978年底，才决定搬回北京，恢复原校名，现称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校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北京农业大学在文革中的搬迁过程更为曲折。1969年战备疏散，绝大部分教职工和家属疏散到学校所属河北省涿县农场，还有大批师生下放到河北省武邑县农村劳动。1969年12月，农业部军代表宣布北京农大撤销。1970年，北京校舍大部分被军队占用，涿县农场的大部分也交给38军。1970年5月，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但此时大部分校舍已被占用，学校进退维谷，国务院指示农大搬往陕西。日，召开搬迁动员大会。次日，先遣队即赴陕西延安地区甘泉县。之后职工及家属开始搬迁。农业部军代表表示，搬迁先迁家属，搬家属先迁户口，以绝后顾之忧。到1970年底，基本安顿下来，并开始教育实践和科研。1971年，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一度和延安大学合并。1972年底，通过来陕西视察的王震向国务院反映意见，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学校搬到河北，改名华北农业大学，学校随即搬到河北涿县建校，收回大部分原有的农场，在此地办学，但受到地方势力的骚扰，直至1979年迁回北京，结束了十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类似于北京林学院的骗局但居然成功了的例子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9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该校迁至河南固始县，然而刚到新址，对外贸易部就宣布该校“就地撤销”，直至1973年复校。 六 其它一些原因也造成文革中的高校搬迁。例如1967年初，天津划为直辖市。1969年10月，河北省和天津市决定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管理。12月河北大学开始迁出天津，理科迁保定（当时将保定定为河北省会），文科迁冀县。1970年6月陈伯达到天津视察，得知河北大学已经开始外迁，他说：“河北大学留在天津不是很好吗，不要搬走了吧？”于是，已先行迁出的师生连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陆续返回天津。8月底，陈伯达的问题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揭发，9月，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河北大学仍执行迁出天津的决定。理科照迁保定，文科改迁隆尧县唐庄。11月文科师生也迁至保定。至此，河北大学最终定址于保定。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学校的几次搬迁，使河北大学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到1970年学校最终搬迁到保定后，各类完好无损的仪器设备仅剩5000余台（件），总价值200万元左右，损失达60%以上。（《河北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从上述北京农业大学的搬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校在短时间内搬迁得如此迅速和彻底，除了政治压力和受到“明天原子弹就扔到头上”的恐吓外，还可能有个利益追求因素。我们注意到，很多学校搬迁或撤销后校址被部队占据。例如农大的校址分别被国防科委、二炮、38军占据。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址被铁道兵占据。天津的66军占据了天津师范大学的全部校园作为军部。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址变成了军乐团，以至于该校复校时只能另寻新址。1970年2月，广州暨南大学被宣布撤销，全校师生在三天内迁出，留下“营房和营具”被东北迁来的军医学院占用。至于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被二炮占用，文革后多次交涉，以至激起学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当时各学校及主管机构都是军代表主事，他们可能代表这些军事单位的利益。一些学校的校史记述中，实际上暗示了这一点。 这些在文革中经历了搬迁的学校在文革后最终有三种命运。一种是彻底搬去未能返回，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河北大学。一种是返回原址，如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机械学院。还有一种是未能完全搬回，但在原址建立分校或独立建校，如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大学)、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上海铁道学院(华东交通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一分为八之伤　　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一。数年之后，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日，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大二学生陆锦璧，正慢腾腾地收拾着行李，不情愿地准备离开校园，前往上海。他和同学们这年暑假回来后才听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与安徽、庐江、圣约翰、复旦、东吴、上海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均被裁撤，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设立在上海原圣约翰大学校址。 　　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和同学们颇感忐忑，很多人不愿意走，不知道这种合并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入学两年来，在“土改”“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之后，学校的命运已经越来越不在其师生掌握之中，更多的是“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为实际需要而服务”。 　　院长高一涵教授突然来到他们位于成贤街的宿舍，同学们赶紧搬出板凳给他。这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教授，这年已经67岁，他编写的《政治学概论》，是法学院大一新生们的必修课，每年由他亲自讲授。那天他坐在学生中间，以和缓的语气安慰道：“同学们，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也要到上海来。” 　　陆锦璧这才放下心来。次日，他背起行囊，与十几位同学一同赶赴华东政法学院。 　　五天后，这座崭新的学校正式挂牌。 　　新校园的环境不错，校门内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坪、六百多年树龄的香樟树、圣约翰大学原有的清水墙和红砖瓦……时年23岁的陆锦璧还不知道，他与高一涵院长及其他法学院教授的作别已成诀别，而这一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不仅对新中国教育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折和惨痛代价。 　　昔日辉煌 　　陆锦璧对圣约翰大学的教会大学环境并不陌生。1949年，他曾考入之江大学政治系，这是清末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14所大学之一，坐落于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西。学校内传道与教学并存，教会与青年团共处，氛围自由且平静。 　　但陆锦璧更向往国立大学，一来知名的国立大学师资更加雄厚，学科更加成熟；二来，1949年之后，为“与资本主义争夺青年学生资源”，国立大学的学费一再降低，比如1950年南京大学每年学费为12元，次年干脆全免。这对于在战争中家道中落的陆锦璧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于是他决定次年再考，目标正是南京大学。 　　此时的南京大学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自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创办南大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起，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几次更名，这所学校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抗战期间，校长罗家伦果断决定迁校至重庆沙坪坝，迁移一次到位，无论人员还是设备，几乎都未受到损害。据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徐家福介绍，此时中大所得的教育经费，是当时另一名校西南联大的3倍。地处民国时期首都、陪都的“地利”，加上历任校长励精图治的“人和”，使得中大的发展蒸蒸日上。 　　1946年9月，中大东迁，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复员后的中大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据日《申报·教育消息栏》统计：当时，中央大学7院37系；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复旦大学5院28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 　　然而，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 　　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快步迎接一个红色新时代的到来。
　　酝酿 　　1950年9月，满街金桂飘香，大一新生陆锦璧来到国立南京大学报到。他就读的法学院，在当时七大学院中实力非凡设有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边政五个系，有教师8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8人，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法学家戴修瓒、何联奎，历史学家朱锲、韩儒林，经济学家赵兰坪、巫宝三、胡善恒等，师资力量雄厚。这令陆锦璧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调整尚未开始，陆锦璧已观察到些微的变动。10月10日，校名去掉“国立”二字，成为“南京大学”。同年，南大法学院最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社会学系则并入政治系，原因是学科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南大医学院则于1950年7月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管理，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紧接着，1951年2月正式划归华东军区领导，更名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 　　“这时医学院已跟南大脱离了，除专业课之外没有其他课程。大部分同学都获准参军，每天穿军装，上早操。”1949年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雷同声回忆，时逢台海形势不明，国家又在号召支持抗美援朝，所以同学们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情绪高涨。“少数不愿参军的另编一班，由高年级学生给他们授课。” 　　多年后翻查历史资料，陆锦璧才知道，早在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就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不少接受过欧美教育的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华罗庚等人，都不赞成以苏联体制来代替现行的西方教育制度。调整计划不得不放缓，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负责人钱俊瑞表示：“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为此，以高校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陆锦璧对这场运动记忆犹新。那时全校搞“思想改造展览”，在体育馆两块紧连着的室内篮球场上，铺满教授的著作、论文、讲义，凡“政治不正确”之处，都加上朱批，让全校学生轮流参观。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一次，文学院教授高植被当作思想改造的典型代表，来法学院做报告。这位第一位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检讨当年翻译《战争与和平》时，因为担心自己资历太浅，难以发表，便写信给从英文版翻译此书的郭沫若，希望能以他的名字发表。后来郭沫若同意两人共同署名，郭名在前，稿费平分。“高教授就自我检讨，说这是资产阶级追求名利的思想，检讨得痛哭流涕。我们第一次见到老师在学生面前这样哭，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他震惊的是对院长高一涵的指责。高一涵是《新青年》主要的撰稿人，1928年就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实在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他在自我检查中提到一句，说早年在北大教课时，就在图书馆见过毛泽东。结果发言完毕后，做主持的大三学生就当众问院长：你特意谈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炫耀曾经比毛主席的地位还高？ 　　行动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1951年于法学院经济系毕业，作为政治干部留校，1952年参与院系调整中的图书分配工作。 　　据茅家琦回忆，其实自1949年起，对南大的控制已经开始。那时对教授仍实行聘用制，每年暑假发一次聘书，1949年暑假，接管学校的军代表出了个主意，聘书不要一次发出去，先发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人。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纷纷离开南大去了上海，师资就此流失。 　　紧接着， 1951年11月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了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就涉及到南京大学的调整措施：“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划出来，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立南京工学院”；“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合并于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但这一工学院调整方案尚未付诸实施，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为重点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便全面展开。 　　1952年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当陆锦璧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南大校园纷纷攘攘，不同院系的师生们各自为未来的搬迁而奔忙。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 　　作为图书馆的政治干部，茅家琦跟随南京大学本部迁到原金陵大学校址。按照部署，南大与金大两校的文、理学院于此合并，另外还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等。 　　金陵大学校址位于鼓楼西南坡的天津路，距离原南京大学所在的四牌楼仅几个路口。这个创建于1888年的老校区经历了太多风雨，早年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抗战时学校西迁成都，留守人员由于美国教会性质，将校园辟为避难所，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校园东侧的小粉桥1号小洋楼，正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故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地又被汪精卫的军队占领，辟为汪伪政权的南京中央大学。直到抗战结束，金大东还，才重新接管校园。 　　1949年后，金陵大学与其他所有教会学校一样，与外国教会断绝关系，改为私立。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并接受政府经费，改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又与南京大学合并，以“金陵大学”为名的历史就此终结。 　　“前一年已经经历过两校合并，到1952年再合并，就没有太大的震动了。”原金陵大学生物系助教萧信生回忆。当时金大共有文、理、农三院，设有22个系，文理两院合并到南京大学。金大农学院则与南京大学的农学院合并，并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为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校址暂设丁家桥，1958年搬迁到南京东郊卫岗新址。 　　南京大学在四牌楼的原址，则由南大工学院、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化工两系合而成的南京工学院接管，即今天的东南大学。由于设立在中央大学原址，颇有承接正统之感，东南大学的校徽主体至今仍延续了中央大学校徽的倒三角形，内部图案则为校园标志性建筑绿顶大礼堂。 　　最复杂的是此前已划归军区的医学院。1949年入学的王静宁简直要记不清楚母校的名字了，自从入学开始，学校不断更名：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军区军医学院、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由于在学校期间没有参军，1954年不能去西安，便分配到镇江医学院。报考时进入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拿到的却是镇江医学院文凭，她的心里不免失落：“那时也很想跟同学们一起去西安，但是没办法。” 　　失落的人不止她一个。1950年考入南大音乐系的鲁兆璋回忆，虽然当时大部分学生想法比较单纯，服从上级安排，但也有一些师生较为不满。南大的音乐系隶属于师范学院，1952年独立出来，并入金陵大学的教育、儿童福利两系，组建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但当时金女大的音乐系就并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相比之下差距甚远。 　　此外，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的土木系水利组，组建成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即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往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后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 　　除以上八个由老南大衍生出来的院校之外，还有一些单独的科系被调出。南大知名的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苗力田，此时就随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吴敬琏，与南大经济系学生一起，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法学院的法律系与政治系，包含陆锦璧在内的16个学生，则一起进入华东政法学院。 　　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由此带来的创伤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心理学系由于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自 1952年后便未再招生，仅因为校长潘菽为心理学专家，力争保留师资而未撤销，有其名而无其实。 　　1955年下半年，根据高教部的指示，南大又将天文系与数学系合并，改称数学天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合并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心理学系并入生物系。这样，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学仅余10个系。 　　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尽管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使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人文社科领域不少具有特色的系科被撤销或调出，实为重大损失。有老教授痛心疾首感慨，“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有人将这种重创归于南大的“原罪”，即其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地处首都、陪都，战时曾由蒋介石担任过一段时间校长，并任终身名誉校长。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百年史》副主编龚放认为，这更多应为“地缘政治”的关系。“首都从南京改为北京，南大就从首都的重要大学变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大学。比如浙江大学就与国民政府没什么联系，但也被地方化了。”
　　一“左”到底 　　陆锦璧终于没有等来他的老师们。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直到此时，他才得知当年南大法学院教授们的去向，结果让他十分意外，也倍感心酸。院长高一涵、教过他《国际关系史》的政治系教授史国纲、历史系教授朱锲等，被调离教学岗位，任江苏省省委参事室任参事，“既无事可参，也无法从事专业”；法律系主任赵之远、教授吴学义、祝修爵分别被调去南京师范学院、华东药学院、南京工学院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南大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调入地理系教统计学；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