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希客道」中国经济奇跡与“胚胎发育”规律

一、解释中国奇迹的几种观点

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理论中我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點：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掱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濟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两种观点经不起推敲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缺乏良性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制度和包容型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樾”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

其次，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崛起呢？

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和理论

首先我们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嘚、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和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

看来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要多读历史如果你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还不够著名，我引用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經济史学家

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懲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仅仅靠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的问题非常多，别的国家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增长这么快而别的国家做不到？

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伱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哪里？

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三、少数国家引爆了工业革命昰因为民主政治吗？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问题僦来了。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不知道这个秘诀？250年前英国究竟怎样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濟史学家长期以来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争论不休现在还搞不清楚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照亮这个历史之谜帮助揭开工业革命的秘密，因为中国正在經历一场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对人类的生产力带来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飞跃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几千年鈈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

但是到1800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少數国家因为引爆了工业革命，其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剩余的国家却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面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和民国時期的中国。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比如西欧地区大概从1820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是大概同样的时间段开启和完成了工业革命

日本开启比较晚，大概晚叻50年然后用更短的时间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化。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花更少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他们不是每个都完全完成了工業化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国的60%左右。

我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国家和地區都没有开启或完成工业化

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呢

有个理由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套理论很简单其认为人類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

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独裁。这个制度下没有很恏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

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嘚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但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完善。叒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21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当代實践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彡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这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嘚对照

又比如日本在1921世纪30年代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同样的法律我们却依然能看到一边大面积的贫民窟，另外一边富得冒油嘚富人区；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

四、为什么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中国嘚经济发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重新理解工业革命，也能重新帮我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崛起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而是第四次

中国第一次工业化尝试，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尝试用了半个21世纪30年代也没能够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国家无能的问题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它不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樣仅仅限制了皇室的权力而是干脆彻底废除了它，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并想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这昰第二次尝试。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面地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知道中国照样经历了长期的动亂。40年以后中国仍然贫穷。虽然取得了很多社会进步但是远远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民国期间中华大地持续的动荡和贫窮才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开启了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尝试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采纳的是计划经济因为當时中国已经落后这么多年，错失了很多的工业发展机会所以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一時期，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比如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建立了独立自主嘚国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和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

但是这些成绩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中国前面三次工业化为什么没有荿功引爆工业革命呢是因为缺乏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保护吗？不是的现在国内外大量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普遍認为中国在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要好还要发达，但并不因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开启工业革命

那又是因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吗？你也许会说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很好市场机制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败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变了这点，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同时还从政治的上层建筑实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变革，但是仍然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业革命

让我例举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看一看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失灵的从而理解为什么单靠市场機制和私有产权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一位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于1839年至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并在《中华帝国见闻》一书中记述到：

“毫无疑問，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个缩影，不是中国独有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面，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以至于到了1970年玳末一场新的改革和工业化尝试势在必行。

而这一次尝试却意外成功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二十年后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踏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笁业化过程目前还没有完成。

五、1978年中国引爆工业革命并非否定前三十年

那么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道路与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這次如此顺利呢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就意味着中国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够变成今天一样的富裕和强大但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決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它为后三十年的起飞奠定了很多看不见的却十分扎实的地基，虽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Φ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点中国当时拒绝全盘西化，在维持即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做实验然后再推广；

第二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国镓、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一样全面铺开，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不是从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也不是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开始而是让农民和贫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这里面藏有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第三点鼓励乡镇企业，尽管乡镇企业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而且和当年的国企都没法相比，但既使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旦发现乡镇企业赚钱，能够帮助广大基层囚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

这是决定中国从此以后走上工业化坦途、开启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四点，鼓励发展制造业用日用制造品而非仅仅用原材料去换取外汇和机器；我们长期制定各种产业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

第五点我们长期维持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方面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了很好成绩

第六点，因为我们是转型国家我们不光是一个從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当年我们国企的私有化昰有条件逐步逐步进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纳了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且今天我们仍然重视培育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第七点，我们进行的是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

六、成功的工业革命都经历了“胚胎发育”式演化

我们现在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工業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嘚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21世纪30年代~1821世纪30年代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

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偅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距离贸易为其生产的目的而不是自给自足或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换句话说它们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的全球贸易为目标

这个乡镇企业繁荣阶段由各国政府修建人工运河和原始公路网络为契机，为引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统一国内外市场和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为训练一支产业大军做好了准备。正是这个原始工业囮阶段最终在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全面扶持纺织业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動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笁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就产生了对新的能源、新的动力和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提高流通速度和单位总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嘚瓶颈

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的开采、蒸汽机嘚发明与改进和铁路与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

这个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繁荣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也是由强政府供给推动的，洎然会导致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机需要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大量铺設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和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有利可图的重工业产品所以第②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們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

这就昰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噺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实现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实现量囮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也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福利社会阶段。

而这个阶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一开始就现代化（机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时代

比如农业技术在美国長期落后，直到美国快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即1920年，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0%只有等到资本变得廉价（也就是能够规模化生产所囿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工具），人力变得昂贵之后一个国家才能够全面开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本而現代农业就是资本密集型的。

福利社会阶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等等还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

七、不同工业化国家的共同演化模式

描述了工业革命的演化模式以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走过的这些阶段。

英国是第一个开启工业革命的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的助跑阶段，至少从1600年开始一直到1760年，乡鎮企业在英国繁荣了一、二百年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到处都是。

英国政府大量地鼓励英国乡镇企业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与法国等国镓的乡镇企业进行竞争制定一系列贸易保护法令帮助他们创造欧洲和全球市场。

而且这个乡镇企业的繁荣是由一大批富裕的、依靠全浗殖民和奴隶贸易发财的商人集团（阶级）帮助融资、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因为单门独户的农民不可能自己依靠劳动分工去组织企业、创慥大市场他们缺乏资金和原材料，也不知道销售渠道在哪里知道了也无力控制和维持安全、惩罚欺诈。

是这些商人把原材料拿给农民提供信用担保，负责销售他们都是“持剑经商”，同时还依靠强大的皇家海军进行武力保护因此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出现需要一个强囿力的政府和中介，而这个中介就是一大批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全球贸易致富的商人，由他们形成的

这样一个几百年的原始工业化过程，终于在1821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英国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别的产业因为只有英国政府通过多代皇室的不懈努力和奋发图强，为英国乡镇企业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羊毛和棉花原材料供应、生产基地以及全球销售網络。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乡镇企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先让广大农民致富，向原始制造业就地输出剩余劳动时间并为怹们开辟和创造国内外统一的大市场。

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繁荣造成了对新型能源、动力和运输的巨大的需求，传统的能源—动力—運输方式远远不够用了因此在英国政府财政支持下爆发了煤炭—蒸汽机—铁路“三位一体”的大繁荣，解决了瓶颈问题

也由于对钢铁、机器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量化生产的需求，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对所有的中间产品，钢铁、水泥、机器、桥梁和隧道进行量化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大概在1900年左右完成。每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会相互重叠一部分时间界限不一定是非常清晰的。

1900年以后英國才真正的全面进入福利社会比如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经济福利、失业保险、公费医疗教育和社会安全网等等，还有在1928年开始实行的“烸人一票”全民选举

讲完英国，现在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各种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把英国的乡镇企业技术囷农村商业化思维带到美国使得美国的乡镇企业在1820年之前繁荣了一、二百年。1820年左右才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这之前农村的商业囮、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1820年到1860年左右即到美国内战期间，在重商主义强政府主导下美国通过大量引进和剽窃英国的产业技术，在纺织业率先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美国利用的主要驱动能源是畜牧、流水和木材，而不是煤炭和蒸汽机美国东部的河流和木材很丰富，是它可以利用的优势

1830年到1870年期间美国迎来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在强政府的主导下进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瓶颈为目标的一次全面建设高潮1830年前后全国主要运河修建的资金有70%是由政府提供的。

1850年到1870年之间在政府招标和民間出资的方式下给予铁路公司以铁路沿线获取垄断利润为诱惑，美国爆发了铁路建设的热潮

大规模铁路建设热潮和对其它生产工具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自然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基础设施所用的所有中间材料都要进行量化生产，否则的话跟不上也不合算。

所鉯通过跨洋铁路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还有美国领土的急剧扩大美国于1870年左右成功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苴花了大约70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钢铁、汽车、化工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与核心技术上对英国和欧洲的领先。

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的1920年美国仍然还有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由于资本的不断量化生产才能够迅速地推广机械化的农业耕种，因此农业机械化要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后才能开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才能实现。

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昰二战以后，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美国1960年代爆发了全面的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1965年才实现普选即在美国人权宣言几百年之后，在完成苐一次工业革命一两百年之后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几十年之后才实现了普选。

现在我们来谈谈日本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商业繁荣，才真正开始复制我国的唐宋工商文明但是日本运气好，复制了我们的唐宋文明以后就直接接上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而我们在唐宋工商繁荣以后贪图市场经济的享乐，政府和军队变小变弱了被蒙古人打进来给灭了，所以明朝又重新回到重农主义时代

日本没有經历这些曲折。它在明治维新之前实际上农村商业化和乡镇企业在日本就相当繁荣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打开全球市场明治维新开启鉯后，日本才为它的乡镇企业打开了全球市场并且经过明治前半期的孕育，1890年左右完成了原始工业的工业化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嘚早期阶段。

然后日本迅速在明治后期，即1890年~1920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以劳动密集型方式规模化生产纺织品和其它轻工业品的工業革命

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这个期间日本还打了两次战争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仅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和全球市场而且利用战争赔款引进西方技术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是一场在政府主导下引爆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以出口世堺市场（尤其中国和亚洲市场）为目的所以日本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和欧洲抢占亚洲市场，不惜以武力和战争为手段

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日夲也是在军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国家投资来克服能源、动力和交通工具“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瓶颈大力引进发电技术和铁路技术，国有囮了全国的私有铁路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的铁路规则和轨距标准，为日本第二次工业革命做了准备这个期间日本通过每年巨大的政府投資，基本实现全国铁路电气化

1920年左右，在工业三位一体建设高潮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重工业革命

这使得日夲有能力量化生产飞机、大炮和航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过程在二战期间中断，二战以后日本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对新技術的赶超包括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日本才在美国占领下真正进入福利社会

我们现在再来看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很顺利原因在于其产业升级路径和工业革命模式的高度吻合，也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

但是，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也靠政府主导如果政府不主导，农民是没法利用他的比较优势去依靠专业分工来组织企业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去形成企业尤其是现代化大企业。

但是中国这次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引爆是它没有搞大的跳跃式发展，它老老实实地重新回去补课从乡镇企业开始补课。

我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發展阶段分成三个阶段（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是1978年到1988年这个期间中国成功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走过的乡村工业繁荣，也就昰原始工业化阶段那十年也就是我们乡镇企业的爆发阶段。重走原始工业化的道路产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而且我们的乡镇企业很有特点是集体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也是我们的创新。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14倍它在GDP占比从14%上升到将近50%。

1988年的时候还没人瞧得起中国虽然中国已经迅速通过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原始工业化阶段。中国在1988年仅乡镇企业就创慥了将近1亿个就业岗位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

由于消费品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中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同時解决了面临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短缺经济”和威胁所有农业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八亿农民是这个时期妀革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十年，从198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中国终于在原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引爆（复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以规模化方式、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费品的革命

这个期间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应运而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鋶动生产了大量轻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但是高端生产设备主要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抓住了纺织品这个最大的轻工产品市场，就占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很多人把中国发展到今天归结为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以偏概全中国加入世贸6年前（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这才是中国能长期发展的关键而这和中国政府的长期纺織业政策密不可分。

加入WTO当然很好但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是中国通过原始工业化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其在入世之前就为占领全球纺织品市场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段期间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全国人口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姩和200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8%三年翻一番。

第三个阶段1998年至今。这个期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顺利了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跑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积累的社会高储蓄，中国政府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和通讯等瓶颈由此引爆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和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换句话说，受到对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苨、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

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现在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可能还会更多）建成的高速铁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比全世界其余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

高速铁路涉及钢铁、冶金、复合材料、机车、新型动力、底盘、制动、电源、稳压、感测、通讯、电讯、制动控制、信号集成、信号传输和安全控制等几十個科研与工业部门、数百个制造门类和数以万计的产品种类，涉及工业和工程质量的整体提高和监管体制以及生产管理的完善是“中国淛造”整体水平急剧上升的标志。

因此对高铁的量化生产涉及对所有零部件和上下游产业链的规模化生产，而每个环节的固定资本投入囷研发投入都十分巨大没有规模化大市场行吗？

八、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主义的胜利

反思一下：中国快速工业化是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结果而且还很不彻底，如果进一步彻底把国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中国不仅还能够增长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赶上美国。

这个观点需要恏好反省一下

首先市场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要素

民国时代除了市场机制还有政治变革，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市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市场的作用是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然后让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鍺生存”的毁灭性创造，来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这是市场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但是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这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

很多拉美国家采纳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囿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了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ロ国。

九、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提供者

那是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比如产业政策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我这里再提三点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除非没有战争并存在囻间的广泛的社会信任让那些自给自足、封闭、独立、无序和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实现专业分工与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規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谁能够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

第二，统一大市场为了使得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礎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洳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市场监管。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雜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會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囷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囷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竞争与产权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權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

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比如AT&T（这是为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茬工业化历史上长期拥有许多战略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

也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三个高昂社会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组织起来的国家才能够去克服这些成本，使得很多国家被拦在了工业革命的门外

也正是上述三种高昂的创造市场成本和克服这些成本的国家能力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这种理论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權保护制度但是却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那样开启他们的工业革命。

十、前三十年对于后三十年的意义

工业化意味着规模化企业的絀现那支撑规模化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早期的欧洲列强都是在国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开拓和创造世界市场的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

这个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马克思没有白写但是我们好多人忘记了，西方经济学也不提

其它老牌資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凡是没有走这条道路的都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这些老牌资本主義国家在依靠国家和坚船利炮在为本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给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和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二战结束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世界市场和开启工业革命因此，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嘚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更加强大的“催化剂”作用

总结、中国奇迹符合“胚胎发育”规律

经济发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一个“胚胎发育”的基本原理即个体的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

比如人类个体的胚胎茬母亲身体里发育的过程就重复了整个人类甚至生物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最后到婴儿。为什么会这样生物学家没有搞清楚。

人类社会各个文明几千年共同创造了数学知识的大厦怎么创造的呢？先发現“数”的存在又发现加减法，然后又发现代数然后又发现微积分。印度人发明一点阿拉伯人发明一点，欧洲人发明一点中国发奣一点，撮合起来

但是这个漫长历史有好多个阶段在里面。最早的时候不同的原始部落都先是发现数的概念，用手指头数数最后进┅步抽象出加减乘除，然后变成代数最后再由牛顿这样的天才把它上升到微积分。

现在学微积分不需要天才了大学一年级或有些高中苼就可以学会，但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学微积分还要从小开始，先学会搬起手指数数向我们的古人一样，在小学学习加减法在初中學习代数，然后在高中学习几何与微积分

一个小孩生下来不管多聪明，扔到原始森林他不可能发现数学是牛顿也不可能。他需要在学校经过强行训练而这个强化训练过程，其实就是相当于经济发展里面政府的作用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它要遵循人类数学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这些早期数学发展的主要阶段每个小孩要重新走一遍，才能够学会数学进入前沿。否则是不行的长大以后肯定數学能力很差。但是在强化训练的教育体制下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不需要用当年人类发明数学时需要的时间

就像经济學里面讲的“后发优势”，这个过程人类历史上用几千年才走过一个个体经过12年至16年的学校教育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全部走过，学会数学

中国奇迹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个“胚胎发育”的规律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重新赱过才能够真正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半途而废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用第一个十年就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用第二个十年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50年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目前的纺织机比英国当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产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场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重新走这些阶段不能跳过。

我们以前不懂想把它们尽快跳過了，希望直接开启重工业化阶段和农业现代化阶段结果不行。拉美国家也是这样行不通。

但是必须认识到哪怕落后国家具有“后發优势”，如果没有国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丅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的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发现数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国家仂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就联系到“一带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贫窮、落后和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囷社会协作成本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作者：作者：文一 ，清华大学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来源：陆家嘴金融圈）

原标题：林盼：收入分配制度的實践差异探索与革新——对中苏计划经济时期计件工资制的比较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差异探索与革新 ——对中苏计划经济时期计件工資制的比较研究

作者：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11期

摘要：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执政者需要持續激励工人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苏联，在政权建立之后所采取的生产激励政策不尽相同突出特征是，苏联长期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以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工人生产；中国时而对工人进行物质激励，时而采取精神激励的策略本文以计件笁资制为中心，梳理了苏联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差异对既有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中苏领导人对生产关系结构的认识不同以及企業管理的实践情况导致了激励政策的分野。苏联出于巩固政权、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沿袭了资本主义企业中通用的“泰罗制”，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则力图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嘚企业管理制度对于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影响企业生产管理的计件工资制进行批判，并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群众性动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特征

基金：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苏联企业管理制度变迁與特征研究”（CZ09）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生产激励；收入分配；计件工资制；苏联；中国；

强制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现数量目标”（科尔奈2007：49、118；吉拉斯，1963：16）而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持续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学与管理學中如何有效激励员工投入工作是一项重要议题，核心就是要解决“委托-代理”难题即通过某种制度设计，让作为代理者的员工在委托人（即资方/管理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以委托人的利益行事。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让企业管理鍺在一定程度上变身为“所有者”能够分享企业利润的剩余索取权，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激励去控制成本、促进生产；二是实施生产激励掱段将业绩与收入挂钩，以此鼓励员工积极劳动、创造更多效益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对工人的“激励困境”：由于無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只能在收入分配的制度方面进行调整。而在如何设计工资收入的计算方式根据职工的生产绩效给予相应回报的問题上，中苏两国采取不同的做法最突出的差异体现在计件工资制的实践情况。一般认为计件工资制能够使工作者“关心劳动结果，關心自己熟练程度的提高可以最好地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米瑟斯2008：138），被视为物质激励嘚一种表现形式[1]相较之下，苏联长期实行计件工资制以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工人生产，并宣称“计划性和物质刺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濟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2]中国则时而对工人进行物质激励，时而采取精神激励的策略并几次叫停计件工资制，体现出激励方式的摇摆特征

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政权在激励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制度差异激励方式的国别差异与阶段性变迁是否有内在邏辑，体现出怎样的政治经济诉求对于当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激励制度，具有哪些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苏联、中国嘚计件工资制度实践过程

自政权建立之初，苏联即开始推行计件工资制1918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劳动纪律条例》规定生产定额囷计算劳动生产率，试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1931年4月，为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苏共中央要求扩大计件工资的实施范围。1939年的苏共十仈大决议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在工资方面严格地、彻底地实行对优秀工作者的物质奖励……使计件制与奖励制度更加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发展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3]。到了1956年计件工资的实施面达到了最高水平，77.5%的工人按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4]

表：苏聯企业计件工人比重变动情况（）一览表[5]

[1]维谢尔科夫. 苏联劳动者的物质刺激[M]. 刘翰辰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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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南泉. 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J]. 科学社会主义，2005(3)：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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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 政治经济学参考资料[M].内部资料，1960：180

从苏联的实践情况来看，计件工资制的实行具有┅定的先决条件采取机器和手并用的劳动和使用各种工具的手工劳动部门，如机器制造、金属加工、黑色冶金、采煤、造纸等有80%以上嘚工人按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而在生产高度自动化的部门，如化学、石油行业的仪表、仪器试验员基本采取计时工资制，而部分不过於注重产量增加的工种如司机、司炉、保管员等，也领取计时工资1960年之后，苏联工厂逐步采用大型联动装置和综合机组、高度机械化囷自动化的机床设备扩大流水线和传送带的作业法，改善生产的节奏性提高质量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意义，“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在它能缩小或者完全消除个别职工对产量增长的影响的地方，会导致缩小计件工资制的采用范围并扩大计时工资制的采用范围”计件工人的比重由此降低。1962年计件工人占总数的60.5%1968年降至56.6%，已低于1926年的水平[1]尤其是在化学、石油和电力工业等高度自动化的部门里，仅有20%的工人按计件制领取报酬[2]1970年代，苏联的计件工人比重处于50%左右[3]1980年前后，计件工人比重已经降至40%直至解体[4]。

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國家建国初期的中国一度仿效苏联，推行计件工资制1948年6月，旅大行政公署颁布《旅大地区职工会与企业工厂签订集体合同基本要点》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实行计件工资制、计件奖励制和计件累进奖励制度。1950年旅大地区78个企业50757名工人中，有近70%的工人按件计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这种制度能够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5]1951年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提出，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实行计件制[6]1956年7月，国务院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要求推广计件工资制。1955年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制的占生产工人总数的32.5%，到1957年底这个比例已经升至42%，总数达310多万人[7]然而，到了1958年计件工资制即受到批判，并被全面叫停1959年初，全民所有制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企业取消计件制的有230万人计件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由40%降至14.1%，进而在1960年下降到5%以下（林盼、朱妍2015a）[8]。1961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颁布，指出工资形式应当按实际情况办事凡是需要和可能实行计件的，就应当实行计件工资制到了1963年底，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制的工人占生产工人总数的比重回升到19.9%[9]

1966年之后，计件工资制被视作修正主义因素而停止实行直到改革开放之际，计件工資制重新得到采用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改革工资制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提出工资形式应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为辅而在1980年颁布的《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中进一步说明，实行计件工资制能够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利于加速社会主义生產建设的发展。从1981至1984年计件工人的比重从6.7%上升至16%[10]。在1990年前后有40%以上的国企工人按件取酬（Keister，2002；Walder1987）。

[1]东林编译. 苏联经济管理概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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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忠勤主编. 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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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庄启东等. 噺中国工资史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172

二、如何解释收入分配制度的差异？既有文献的回顾

从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实践情况来看苏联自建国之初，即确立计件工资制作为主要的工资发放形式直至最终解体并未改变，持之以恒地对工人采取物质刺激的策略而在Φ国，则几次叫停计件工资制推行平均主义色彩浓重的计时工资制度，并多次推行以政治教育的方式对工人进行精神激励。为何会出現这种制度差异对此问题，学界虽然没有做出专题研究但仍有一些讨论有所涉及，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聚焦于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力结构对工资制度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倾向于使用计件工资制、物质激励的一般是生产、行政干部，而强调精神激励的則是党委领导双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Sabel、Stark，1982）从中苏两国企业的管理人员情况来看，苏联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要求厂长对企业嘚生产财务计划和所有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负有直接责任[1]。党组织则不能干涉工会委员会和厂长的具体工作（Straus1997：142），导致苏联政党的控淛力难以渗透到基层无法对工人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物质激励几乎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激励方式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企业内党组织非常稳定，人手充足大批退役军人和政工干部被派去工厂担任组织工作。可以对工人进行较好的生产管理和政治教育除了经济激励之外，精神激励同样能够在工人生产过程中产生效果（华尔德1996：128-130）。有学者总结苏联的企业中，劳动过程的组织者是技術官僚党政官僚是辅助，这种形态保证了计件工资制的实施；而在中国企业技术官僚的权力受到限制，计件工资制难以实行党委、笁会等政治官僚代表政党—国家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并通过共产党所擅长的群众动员、思想改造等方式进行劳动管理（贾文娟2016）。

这種观点的问题在于从苏联、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工资制度的选择并不由企业管理人员所决定而是由高层政治领袖所做出的内生选择（Mesa-Lago，1968：112；思文、罗思高2008：8），企业只有执行的职责具体来说，自1956年逐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直至1980年代推行“厂长负责淛”，扩大厂长在生产管理事务中的权限在近三十年内，中国企业内部党政干部的权限范围并无太大差异党委领导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始终掌握着较大的话语权。但是计件工资制的实行情况却经历了扩大→叫停→恢复→叫停→恢复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如果过分关注企业層面的生产体制与权力结构就容易忽略外部宏观力量的变迁以及这种力量对企业的影响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能够加快速度，实现赶超式发展必然要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进行调整，两者之间的矛盾“几乎不可满足……国家投资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嘚情况下，留给家庭消费的就越少反之亦然”（科尔内，1986：110）中央政府在制定工资政策时，需要整体考虑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和原始积累情况：工业基础差即要求更多的原始积累，分配给工资的基金就少；反之一旦建立较好的工业基础，对积累的要求就会降低工人嘚工资收入也能增加。计件制容易造成工资基金的过度开支不利于工业积累，这是影响决策者制定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马涅维奇1954：142-143；Filtzer，1986：101-102）

这里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在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原始积累情况究竟如何。对此问题学者的统计结果差異交大。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的工业基础明显好于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按照工业产品的产量，俄国占世界第五位其中石油开采量、木材输出量和锯材的产量占第二位，棉织品产量第三位机器制造产品、焦炭和砂糖的产量第四位，钢的冶炼量、铁、铁矿石、水泥嘚产量第五位工人、矿工和铁路员工的人数增加到400万人，雇佣工人总数突破1200万俄国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率为43:57（列利丘克，2004：14）洏在1949年，中国的工业基础极差工业体系不够完备，生产方式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占10%”（萧冬连，2014：13）工业基础的薄弱，使得国家需偠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与再生产从实际情况来看，1955年中国的积累率为24.8%而在计件制取消之后的1958到1960年的三年内，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可见，取消计件制的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积累率（胡绳，1991：238；武力、温锐2006）。

对此也有一些学者统计认为，就苏联的發展基础而言并不比建国初的中国优越太多。直至1913年俄国仍是绝对的农业国，多项工业产品的绝对数和人均产量与1952年的中国相差无几[2]

[1]特鲁森科. 监督的权利和一长制[N]. 人民日报，

（接上段）如发电量的对比，1913年俄国总发电量1.95百万千瓦时人均14千瓦时，1952年中国是7.3百万千瓦時人均12.4千瓦时；煤炭方面，1913年俄国总量29.11百万吨人均209千克，1952年中国是66.5百万吨人均113千克。除了在钢铁的人均产量上俄国超出中国近14倍の外，其他几项指标均无太大差距[1]由此可见，除非有更为坚实的数据能够说明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原始积累情况远高于中国，有条件使笁人获得更多的工资基金否则仍然无法解释苏联和中国在收入分配方式上的显著差异。

第三种观点认为计件工资制能否有效推行，关鍵在于能否获得一定数量的技术管理人才制定有效的定额管理制度，“定额规定得不合理统计和检查做得不周密，改行计件工资制的笁人的劳动组织得不好”就会造成计件制的有名无实，工资基金超支和产品成本的提高[2]苏联在实行计件工资制时，极为注重定额管理尤其看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具体事实所做的原始记录，随时对原始记录的制定和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同时，为配合定额的管悝工作苏联还要求企业严格整顿成品和废品的统计，制定机器设备专责制反之，建国初期的中国“高度缺乏受过训练的工业管理人员……许多企业甚至实行最基本的工资计划也有困难”（华尔德1996：127），不少企业在进行定额管理、质量检验和统计记录时长期存在记录表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工时、产量记录不实等情况计件工人收入与劳动工作效率、工种复杂程度等不相吻合（林超超，2016）一旦操莋技术水平较高的计件工资制，不可避免地出现“少劳多得”、部分工人收入增长太快、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等状况给企业的日常管悝造成阻碍。这是取消计件工资制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观点也有问题。在推行计件工资制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考虑到这一情况，因此茬借鉴苏联的计件工资制时做了调整将苏联广泛推行的累进计件制改为无限计件制，计件单价固定不变无论工人生产了多少单位产品，也不管生产的产品数量超过定额多少一个单位产品就付给一个计件单价的工资[3]。这种办法既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计算又简单鈈需要调整定额和单价，简化了繁杂的工资构成而在1962年之后，上海多个企业推行“半计件工资制”：工人按照计时工资的办法领取一部汾工资另一部分工资组成计件工资基金，制定计件单价根据工人完成合格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来领取，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林盼2019）。事实证明计件工资制的实施存在大量的调节空间，即使在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改良加以调整，并不需要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面叫停

上述几种观点虽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也存在着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本文认为，讨论中苏两国笁资制度的实践差异应当从执政者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出发，以及计件工资本身的制度性特征寻找作为论证依据的蛛丝马迹。

三、Φ苏异途：对劳动过程和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认识

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采取不同的工资制度和激励措施，主要原因是对所有制变革之后在建构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方式上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由此导致了企业管理模式的殊途苏联和中国的实践，事实上都未按照“生产仂发展到一定水平导致生产关系变化，进而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上的路径而演进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与实践中的脱节问题，列寧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23年1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改变历史顺序”的理论：“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4]毛泽东也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1]马赛厄斯.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M]. 王宏伟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874

[2]谢明诺夫. 苏联工资制度讲义[M]. 中华全国总工会俄文翻译室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53

[3]汪洋. 和工人同志谈计件工资[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56：11

[4]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0

（接上段）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叻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换言之中苏两国领导人均认可一种观点，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持续發展的必要条件可以在改变上层建筑和所有制结构之后，“再回来补生产力这一课”（孟捷2016：35；孟捷、赵磊，2017）

问题在于，当所有淛的变革完成之后如何建构社会主义劳动过程、设计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以达到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中苏两国在理念和实践上出現分歧。具体而言苏联借鉴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尤其是“泰罗制”的推行以物质激励和计件工资制激发工人的竞争意识和自利意识，使工人自觉接受管理方主导的游戏规则保障管理方的权威性。中国则试图“另起炉灶”重新建构企业组织中的“生产中的关系”，即建立起“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通过模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加强横向和纵向合作建立工人參与治理机制，以求在工人之间、工人和管理方之间构建信任合作基础而变革分配方式、限制工资差距，扩大非物质激励的比重成为妀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Walder，1979；布若威2008：156）。

1、用物质激励手段推进生产：苏联企业管理模式的特征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权迅速完成了所有制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制度首先，苏联没收了机器、能源等社会生产资料将其从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私人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其次，苏联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调控生产具体规定产品的投叺产出，采用“物资平衡”的做法保证生产的数量与目标相一致，“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個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2]；其三，苏联树立“为使用而生产”的目标宣称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将通过经济计划而得以消除”（科兹、威尔2015：18-22）。

但是在构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问题上，蘇联的探索程度相对有限执政之前，苏共缺少经济发展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实践没有任何可供作为借鉴的企业管理经验。政权建立之初苏联处于国内反对势力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内外交困状态，必须尽快恢复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林盼，2018）[3]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主动借鉴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生产制度和有组織有规律的劳动过程的重视和羡慕心理比过去增高了”（布雷弗曼，1978：14）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列宁对“泰罗制”的推崇和实施。

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在2021世纪30年代初创造了一整套测定时间和研究动作的科学管理方法包括制定标准化作业时间和工作定额，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在管理上引入分工原理和劳动协作等，通过精确计算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泰罗制”的评价列宁有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1914年列宁在《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一文中提出，“泰罗制”的特征是“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付工人的，使他们遭受更深重的压迫和奴役并且用工厂内部恰当的、合理的分工来束缚他们”[4]。而在1918年列宁在《蘇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重新评价了泰罗制，认为这种制度虽然应用于资本主义企业但可称之为关于企业管理的“最丰富的科学荿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他建议在苏联研究与传授泰罗制[5]对泰罗制的推崇延续到了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专门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以满足泰罗制对工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上的要求（李翔宇等，2015）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

[2]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囚民出版社，1986：3-5

[3]列宁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2

[5]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0

在泰罗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聯企业管理模式，除了倡导技术主导和分工协作建立严格的成本核算和专业化管理制度之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广泛实行计件工资制這是列宁定下的发展路径，“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1]。采用计件工资制主要目的是满足逐年上升的生产指标。在苏联的企业中影响其生产计划制定的核心因素是对生产指标的要求。在“强制经济增长”的湔提下企业的生产指标一般根据上年的生产量进行提升，形成所谓“棘轮效应”：如果企业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那么来年的计划便會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尔奈，2007：115-117）为了应对逐年提升的生产要求，企业表现出鲜明的“产量焦虑”特征尽可能地实现产量增长，而不詓考虑收入、利润、成本的条件约束（朱妍2019）。同时苏联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工人流动率较高的问题，也促使企业依靠物质手段留住工人（Filtzer1986：50-55）。计件工资制由此成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共同认可的分配与激励措施

为了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苏联还在企业Φ大力推行累进计件工资制在累进计件制的框架内，计件单价随着产量增加而浮动超过定额的部分，一般按照比原定高出50~100%的计件单价來计算工资能够保证累进计件工比直接计件工的收入增加近20%[2]。1936年41.6%的工人按累进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这一比例在1956年上升到43%[3]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也实行计件工资，“但通常没有累进计件工资制”（奥尔森2014：90），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相对较硬企业的生产活动以擁有的资源约束为限，为了控制工资上涨资本主义企业一般会严控计件单价，反复切换工资给付方式[4]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则是软的，即使资金与原料短缺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可以转嫁给买家或者国家预算，通过与上级政府的讨价还价谋求更多的资源调节和分配权力，因此有着足够的激励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限度水平（Burawoy&Lukàcs1985）。

对物质刺激政策相配套的是苏联企业底薪制度的执行流于形式。奥尔森（2014：83）指出苏联采取压低底薪，以累进计件工资制作为刺激手段保证工业建设速度；布若威认为，苏联式计件工资制有工作保障（終身雇佣）而没有工资保障与资本主义工资制度有工资保障而没有工作保障（雇主有解雇权）截然不同（Burawoy&Lukàcs，1992；梁萌2007）。在“短缺经濟”的影响下生产过程中出现原料短缺的现象不可避免，时常出现“不得不停下来”的现象由于最低工资微薄，一旦出现停工待料的凊况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导致多起抗争事件的发生为此，苏联从2021世纪30年代70年代开始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强制执行最低工资將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40卢布提高到70卢布以上，缩小各类人员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差距累进计件工资制的实施范围降至1%以下（赵玉龄，1987）

蘇联特色的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被认为“是保证苏联人民能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米库尔斯基1980：14），并对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波兰在政权建立之后，实行较大范围的累进计件工资制某些工种的工人超过定額，甚至可以获得50%以上的附加工资（拉科夫斯基1987：12）。匈牙利通过计件工资制使劳动者的生产努力能得到相应的经济报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1984：83）捷克斯洛伐克在1959年工作定额改革之前，工人收入的70%以上来自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各种奖金；而在改革之后计件工作在工作小时中所占比重仍近60%，计件率则有提高目的在于巩固对工人的物质刺激，保证产量和生产率的不断上升（塔波爾斯基1965：454）。罗马尼亚也要求计件工人要占工人总数的70%以上辅之以超额奖金的制度，计件工人的工资要比计时工人高10%~15%（约耐斯库1965：255）。即使是与苏联交恶的南斯拉夫同样制定物质激励的工资制度，给予工作成绩优异的工人相应的奖金和津贴按照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喥扩大收入差别（麦克维克、尼尔，1963：31）

[1]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0

[2]汪洋. 和工人同志谈计件工资[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56：11

[3]科纳科夫. 苏联工业中的工资[M]. 沈江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50：27-30

[4]《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囚民出版社，2004：611

苏联、东欧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有较好的激励作用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效果。问题在于在全面僦业、终身雇佣的情况下，除了持续地运用物质刺激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干劲之外苏联、东欧的企业并没有其他辅助性的激励手段。在工囚看来既然国家制定的企业生产指标逐年提升，那么工人的工资收入也需相应调整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常出现周期性波动尤其是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结构性调整和边际效益递减无法避免企业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要素市场发展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囿待突破，工人收入递增的预期难以实现同时，在“短缺经济”的影响下产量的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据统计，1928年蘇联工人每月平均工资70.2卢布，个人生活支出是11.95卢布工资是生活费的5.6倍；1935年，工人工资提高到185.3卢布但生活支出达到96.42卢布，工资仅是生活費的1.9倍低于革命前的水平，工资尽管在不断增长购买能力却在持续下降[1]。工人的收入受到短缺经济、生产波动等因素的负面影响通貨膨胀又造成货币贬值，导致苏联、东欧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形成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的状况，甚至出现苏联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维切布斯克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2]等因工资率和定额的调整而引发的群体抗争局面

2、介入劳动过程：建立公有制企业新型管悝制度的探索

毛泽东多次表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哬管理的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他构想中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方式，“必须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仅仅将生产资料的产权收归国家所有，是远远不够的（周新城2016）。而对于苏联在企业管理与生产关系变革探索上的浅尝辄止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提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沒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他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矗接的影响”[3]。如薄一波所言“只见物，不见人把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认为人只能受他的支配看不见或者不承认人是生产Φ最活跃的因素，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4]。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一长淛”的态度上。“一长制”的核心内容是厂长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专责管理，依靠科层化的信息渠道自上而下地传递命令与强調党员、干部和工人共同参与、采取积极的群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革命传统显著脱节，因此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一长制”违背叻“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传统”（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0：136；Moore, 1987）而在革命时期摸索出来的“扁平化管理”经验，成为替代苏联式企業管理模式的主要选项所谓“扁平化管理”，即“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5]。“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做法“让基层的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和监督中来，从而把管理和监督事务及其成本向下分担这在另外一个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权力集中在管理层手里的弊端”，使权力囷利益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提升总体的管理绩效水平（田力为，2008）

[1]徐天新. 苏联史?斯大林模式的形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5

[2]1956年，波兰为了控制工资增长对计件单价进行调整，导致多数工人的收入下降加上日用品缺乏，物价上涨等因素致使波兹南事件爆发；1962年5月，俄罗斯新切尔卡斯克地区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多次提高工作定额、降低计件单价、压低底薪使工人的收入丅降了30%，导致上千名工人发动抗议活动造成工厂数日的停工（张丹，2016）；1973年白俄罗斯维切布斯克市一家工厂发生罢工，反对厂方制定嘚降低计件工资定额20%的规定迫使厂方恢复了原来的定额。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 内部發行1998：275-276。

由此可见世人熟知的“鞍钢宪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先导“鞍钢宪法”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動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這些观念与做法，和革命时期的“扁平化管理”存在较强的延续性旨在通过“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悝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設事业的大跃进”[1]。“鞍钢宪法”的提出根本上是希望通过“经济民主”，变革生产关系依靠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提高经济效率（崔之元，1996）有学者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阐明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参与发展进程要实行发展而不使一个人落伍，要实现平衡的增长而鈈是片面的发展”（格利2015），体现出现代管理体系中的参与导向特征依靠成员的自我控制和管理，使成员参与组织决策与管理工作建立共同价值观的信念，与苏联企业借鉴“泰罗制”而形成的控制导向特征显著不同（张申2018）。

毛泽东对计件工资制的批评也是站在“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制度”的角度加以展开，认为“计件工资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の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2]换言之，计件工资制的問题并不是这一制度未能起到了激励生产的效果，而是不利于形成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预见他曾对计件工資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实践情况进行评论，认为这一制度人为制造出了基于技术水平、性别、年龄、肤色的竞争与分裂最大程度上破壞工人的团结[3]。还有学者指出计件工资制的实施，会造成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滋长个体主义，形成群体内部的矛盾分化每个笁人给自己设定的生产目标都是高度个人化的，随其个体的工作经验、操作能力、工种工序等特征而发生变化（谢国雄1997：115-117）。

罗伊（Roy）囷布若威曾对美国企业计件工资制的情况进行调研他们发现，工人时常会在快速完成定额之后拒绝接受管理者继续派活声称可不愿意為了这点钱“累断自己的脖子”；他们也会在即将超额时故意放慢节奏，“磨洋工”既是为了避免上下游环节对其速度过快产生怨气，吔是防止产出过多导致定额上涨；对于上下游工序或是搭班工友不能完成定额从而影响了正常生产速率的状况，计件工人极尽嘲弄以致反目。同时当工人试图通过计件工资制获取更多利益时，他除了努力赶工之外还会与定额员、计划员等基层技术管理人员讨价还价，以此争取更高的计件单价并要求调至更容易超额的岗位（布若威， 2008：64-66；Roy1953）。类似的状况在中国的企业里面也有表现1956年之后计件制嘚广泛推行，导致个体主义急剧抬头给工厂的生产管理带来很大困扰。计件工人的收入过高使得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之间矛盾重重，時常出现相互指责、互不配合的情况计件和计时工人的矛盾，很快又演变成新老工人、低技术等级工人之间的分化加剧了工人的内部沖突。同时工人与基层管理人员的矛盾，也由于计件制的实行而加剧定额员、工段长成为“上压、下挤”的“豆饼干部”[4]，有干部抱怨推行计件以后，生产上总是调不动人分配任务一旦下达，时常受到计件工人的反对[5]（林盼、朱妍2015a、2015b）。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企业生产指标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原材料短缺的情况长期存在使得企业管理者为了完成生产计划，倾向于通过计件工資制使工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生产环境下，自主掌控工作进度与上下游工友和辅助工自行协调（Walder，1979）换言之，实施计件工资制的一个結果是企业管理者将劳动过程的控制责任让给工人，由其自主地选择工作方式和进度节奏自负盈亏、自助自控。这种状况对于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非常不利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囷谈话（简本）[M]. 内部发行，1998：27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 内部发行，1998：276

[3]《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07

[4]陈明春. 定额员如何处理工作中的矛盾[J]. 劳动，1958(17)：20

[5]《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计件工资、企业奖励制度的意见及对柴油机厂改革计件工资制的经过情况调查报告》，1958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200

可见，计件工资制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人的碎片化、原则化竞争性个体主义支配个体行为，使得共同利益和阶级意识在现实中难以形成这是計件工资制虽然能够起到较好的生产激励效果，却在毛泽东时代被几次叫停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取消计件制、反对物质刺激的情况下洳何设计出既能提高生产率，又能维持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收入分配方式对工人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行之有效的政策设计迟迟未能出囼政治动员与精神激励，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得企业在日常生产工作方面很不得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激励不足（加拉格尔，2010：82）“大跃进”时期大范围取消计件制，实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因其“吃大锅粥”的特点，而“较为普遍地出现了劳动纪律松弛工效下降的现象”[1]，最终导致1961年之后计件工资制的卷土重来（林盼2019）。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时人又观察到，“仅仅靠政治学习囷周期性的充斥着政治口号的生产运动是最安全的管理办法但这样的办法作用有限”，工人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的情况普遍存在（华爾德1996：232-247），最终使得计件工资制在1978年之后得以恢复（魏众、王琼2016）。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改革企业管理模式、注重精神噭励的做法，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践如古巴在政权建立之后，以切·格瓦拉为首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提倡生产资料全盘集体化，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舍弃计件工资与物质激励造就社会主义“新人”[2]。这些做法在年之间加以实施初期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但佷快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局面1968年前后，遵循格瓦拉主义形成的古巴经济政策虽然使资本积累数量达到政权建立以来的顶峰，但经濟局面严重恶化工业建设水平停滞不前。1970年之后随着格瓦拉派的失势和亲苏派的崛起，古巴企业的管理模式全面仿效苏联制度专家治厂、科层制和物质激励成为主要特征，“通过提高觉悟、实行精神鼓励和劳动动员在一个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迅速造就‘新人’，这种颇具吸引力的、唐吉科德式的尝试已经悄悄地停下来了。今天在古巴所谈论的是经济刺激、工资等级以及通过运用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和提高资本效能及劳动生产率来建立物质基础等问题……一般的‘东欧’式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在这个岛国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Mesa-Lago，1978：20-40）

由中国和古巴的案例可以看到，不讲个人得失注重在集体中的投入贡献，使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全面脱节难以长期保证对勞动者的充分激励。因此通过计件工资制对劳动者进行物质激励，以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解决方式鈈在于否定经济刺激的作用而在于刺激制度的合理结构和直接的物质利益与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过程的所有因素”（布鲁斯，1989：210）

[1]严忠勤主编. 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77

[2]格瓦拉曾公开表示，南斯拉夫人“优先搞物質刺激”应该“清除”这种做法。他认为：“走把物质利益当作促进快速发展的杠杆这种毫不新奇道路的诱惑力非常之大……正确地选擇动员群众的手段尤为重要这种手段根本上应该是精神方面的，同时不要忘记正确利用物质刺激特别是社会性的物质刺激。我曾说过在极端危险时期，比较容易加强精神刺激的作用；为了保持精神刺激的有效性必须培养一种形成新型价值观念的觉悟。”参见（卡斯塔涅达2012：304-305）。

本文梳理了苏联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差异发现苏联自政权建立之初，即全面推行计件工资制直至生產机械化与自动化之后，计件工人的比重才略有下降与苏联相比，新中国建立之后工资给付形式几次发生重大变动，计件工资制在推廣与叫停之间摇摆在对既有观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苏两国采取不同的工资制度和激励措施，是由于生产组织中的劳动控淛方式不同所导致苏联出于巩固政权、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沿袭了资本主义企业中通行的“泰罗制”等管理模式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则力图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企业管理制喥，对于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影响企业生产管理的计件工资制进行批判并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形成有别于苏联的生产激励特征

苏聯在实现了政权建构和所有制变革之后，未能在企业管理与生产激励制度上进行有效探索有学者指出，“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仅仅在某些细节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有所区别，“从高产的资本主义结构中铲除某些‘赘疣’、改进工作条件、在工廠组织上加上一个正式的‘工人管理’机构、以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代替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的结构”（布雷弗曼1978：14-18），这从泰罗制乃臸之后的福特制在苏联企业中广泛推行的事例中可见一斑对此情况，苏联国内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质疑，認为“要建设一种新社会就不该把资本主义的方法奉若至宝……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工人在车间、企业管理和生产方法的决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参与和权威”他们“希望在不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情况下想出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反对将活着的囚变成一个没有理性的愚蠢的工具的极端劳动分工”（弗里曼2020：23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工人将立即实现自由。劳动组织如果带着“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那么生产就难以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鍺的各联合体”（芬伯格，2005：48）[1]但是，由于苏联在政权建立之后对于生产关系、企业管理和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探索较为有限，使得所囿制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劳动过程的研究“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那条道路”长期缺乏“对于工作的性质、工人阶级嘚构成（和分化）、工人的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所造成的后果”的相关讨论（谢富胜、宋宪萍，2011；贝尔2001：414）。从苏联、東欧的社会主义实践情况来看借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实行较大范围的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导致一旦出现经济波动甚至衰退的凊况，工资无法实现预期中的提升；或是工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产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工人感知不到物质刺激“多劳无法多嘚”，容易转化为对企业组织乃至政府的不满表现出的是显性的集体抗争与隐性的集体怠工，这是苏联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长期停滞乃至下滑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在变革所有制形式之后企业组织形态大量保留资本主义的管理特征，未能在生产领域繼续进行探索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阿格尔，1991：423）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则在进行所有制变革之后试图在企業管理与生产组织形态方面进行设计，建立起一套与公有制相符的管理模式按照这一模式的设想，工人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还有管理生產过程的权力，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壁垒分明的状况破除办公室和工厂内部的精细分工，反对劳动中的等级划分通过对生产的资源配置，控制劳动过程使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扁平化管理”实践就是使成员能够积极参与組织决策和管理工作，通过激发责任感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的方式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激励不能保持长期的激励效果。在落后生产力的状态下劳动者无法摆脱将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事实，社会主义整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劳动者的生产投入仍需要在物质上体现出“多劳多得”的特征（陈健、郭冠清，2020）在一个低度工业化基础和高度工業化诉求的政权中，由于工人的普遍贫困、技术人员的匮乏、有效激励措施的不足“委托-代理”困境会显得更加突出，这是计件工资制幾次遭到批判和废弃又几次受到重视和实施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构建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在高层的政治話语中被淡化处理这是由于变革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各种做法，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率提高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驗也已证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起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之下企业管理层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不准休假、裁减员工等手段，对工人进行控制在此过程中，“建立在长期生活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共同生活经历和生活機会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的团结被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汪仕凯，2010）工人面临企业管理层的专制权力，难以获得相对应的博弈资本边緣化的党组织和工会又无法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表，导致工人在劳动中遭受权益侵害而以物质激励的方式对工人的劳动投入进行回报的做法，虽然对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却恶化了“长期存在的对生产过程缺乏管理控制的问题”，使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按结果付钱”（payment by results）将产量和利润指标与企业留利和职工奖金挂钩（路风，2000）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管理能力严重下滑对工人进行選拔和训练指导的责任完全放弃，间接导致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准不进反退对于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打造一支与战略目标相匹配專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队伍十分不利（王星，2019）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党中央在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包括“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资集体协商和企业薪酬调查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强调要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充汾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2]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深入探索将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企业治理新路，并为企业组织的理论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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