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唯一一档利用国家力量为普通大众实现“团圆梦”的大型服务类节目《等着我》以口号“助力团圆梦，让心不再等待”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因为其感人且又真实的故事以及倪萍的主持风格在观众口中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收视率高达2.66。

但是在2018年春节正月初八的时候停播了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前，这档节目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央视注册的“等着我”商标被驳回了！这会不会是这档节目停播的原因呢？

2018年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向商标局申请注册第35类、第42类“等着我及图”商标，不幸的是都被驳回了。

在商标被驳回后，中央电视台依旧不放弃得向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商标驳回复审，并提交了中央电视台简介、《等着我》栏目官网打印件、《等着我》栏目荣誉证书以及媒体宣传推广协议等证据，然而复审结果依旧遭遇驳回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知识产权局经过复审给出了最终的理由：

1、申请商标汉字与引证商标一、二汉字均为"等着我"，呼叫、文字构成相同。2、申请商标图形与引证商标三图形在图形设计，视觉效果等方面相近，构成近似标识。3、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广告，文字处理等服务与引证商标一至三核定使用的广告，文秘等服务属于同一种或类似服务，申请商标与上述引证商标共同适用于前述服务上，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综上所述，以第35类的第号"等着我及图"商标为例，“等着我”之所以被驳回，是因为跟三个引证商标“撞车了”！

其实，三个引证商标的注册时间都比央视《等着我》节目首播时间晚，但是无奈，商标注册遵循“在先原则”，若是央视在播出之前就布局商标，也就不会有此等状况了。

因此，商标注册一定要趁早，全面的布局才能让企业无后顾之忧，否则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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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铁路女民警，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自愿加入到央视《等着我》栏目的志愿者队伍中，帮助寻亲者寻找亲人，她就是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反恐支队二级警员丁媛媛。近日，丁媛媛的同事给山西晚报热线打来电话说，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两次收到央视综合频道《等着我》栏目组发来的感谢信，除此之外，丁媛媛还收到参与《等着我》节目录制的邀请函。
　　作为一名铁路民警，与《等着我》栏目有着怎样的寻亲情结呢？2月1日，山西晚报记者采访了丁媛媛，听她讲述寻亲背后的一些故事。
　　在她的帮助下女儿找到了亲生母亲　　2018年年初，来自河北邢台的小雪在《等着我》栏目寻亲平台上寻找她的母亲。小雪的母亲来自四川，年轻时被拐卖到河北邢台，并与比自己大20岁的男子结婚，随后生下小雪。小雪11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离开了这个家，再也没回来过。15岁时，小雪的父亲离开人世，渐渐懂事的小雪慢慢理解母亲，对母亲的感情由恨变成了思念。她抱着母亲唯一的照片开始寻找。
　　根据小雪提供的母亲和外公的姓名线索，丁媛媛在四川范围内找到了符合年龄段的10名女性和9名男性，通过排查比对，确定了两名情况相近的女子有可能是小雪的母亲，可是这两名女子已不在原籍，分别迁到了上海和河南。于是，丁媛媛立即联系上海和河南的民警，请求他们帮助。
　　经过电话和实地走访，这两位都不是小雪的母亲，线索就此中断。初为人母的丁媛媛深知母女情深、血脉相连的亲情，她觉得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丁媛媛又梳理了一遍线索，考虑到失散时间太久、姓名等信息存在误差的情况，她扩大了搜索范围一一排查，最终在近百人中找到了名字相似、地址在同一个村，仅差一个门牌号的两家人。这两家人中，女方的名字和小雪提供的有出入，男方的女儿和女方姓名只差一字，意味着男方很可能就是女方的父亲。经过进一步研判，丁媛媛发现女方离开了四川，到了江苏生活。丁媛媛将发现的情况立即通知了苏州警方，在当地警方帮助下找到了女方的电话，并核实了相关信息，最终确定这名女子就是小雪要找的母亲，而另一家人是小雪的外公和小姨。在央视《等着我》节目现场，看着台上相拥而泣的一家人，坐在电视机旁的丁媛媛含着泪欣慰地笑了。
　　没帮这家人找到亲人心里充满遗憾　　2018年7月，央视综合频道《等着我》栏目播出了来自山东济南的姑娘寻找离散21年的亲姐姐的故事。当时丁媛媛也在电视机前，节目中这个寻找姐姐的任务，丁媛媛在年初也参与过。只是很遗憾，这次没能帮上忙。
　　张盟盟在记事时家人已分开，从小她跟着大爷生活在一起，第一次见到父母时，是在她8岁那年。那年她和大爷去火车站接父母时，却只看到父亲一个人，回到家后，院子里搭起灵堂，送来棺材，她才知母亲已离世了。
　　那时张盟盟年幼不懂事，后来父亲告诉了她这8年来的生活。原来父母在内蒙古打工，盟盟还有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盟盟的母亲生下她没多久，就把她送回家拜托大爷照顾。没几年，她母亲离世了，父亲因有腰伤无法照顾姐姐，就将姐姐送到广东的外婆家。父亲带着盟盟去过一次外婆家找姐姐，相处了一个月后，盟盟被父亲带回了内蒙古。其间，发生过一些事，她和外婆以及姐姐断了联系。
　　这次寻找，丁媛媛也参与到寻亲队伍中，但是没有帮到张盟盟。她觉得自己虽然努力了，但还是感觉很遗憾。
　　《等着我》栏目组发来感谢信感谢丁媛媛的无私奉献　　“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与公安部、民政部等部委及相关机构密切合作，以完成普通百姓‘团圆梦’为目的的国家力量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栏目自2014年开播以来，累计帮助1万人实现团圆梦，1200个家庭通过《等着我》找到失散的亲人，栏目寻人成功率超过70%。我们深知，《等着我》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各方支持。在此期间，贵单位丁媛媛警官利用业余时间对打拐、寻人公益事业的突出贡献，帮助我们不断进步。你们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成就了更多人的团圆梦。在此，对贵单位和丁媛媛警官表示诚挚敬意和感谢！”
　　以上内容是2018年丁媛媛收到的感谢信部分内容，在2018年，央视《等着我》两次给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发来感谢信，感谢丁媛媛的无私奉献和帮助。说到与《等着我》的渊源，丁媛媛说，2017年年初，她偶然在启东警务协作平台看到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在平台上发出的协查信息，她被求助人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便主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从此开启了与《等着我》一起公益寻人的道路。
　　自加入公益志愿者队伍以来，丁媛媛每天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泡在网上，对其他志愿者进行指导，对登记的寻人信息进行分析、摸排，加入志愿者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摸排比对的疑似案例有100余例，先后帮助了20多名求助者，其中有3例在《等着我》栏目播出。在帮他人寻亲寻人的路上，丁媛媛始终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作为警察，要始终牢记我们的警徽在头上，使命在肩上，群众在心里，为缘寻找，为爱坚守，为梦助力，我在太原等着你！”今后，她会依旧走在志愿服务寻亲的路上。

　　山西晚报记者　徐麦丽　通讯员　孙刚

节目中穿绿军装的老人张道干，年过90，要找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解放前入党，但因抗战中资料被烧毁，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没人能证明他是党员。他又特别固执，坚持自己不能二次入党。在节目里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终于恢复了党籍。

打开电视，人们习惯了对各式娱乐综艺节目目不暇接；电影院的大银幕上，能拿到高票房的也大多是喜剧片；无论歌星、演员愿意以“逗比”自居；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狠斗猛“要笑”的时代里，然而，竟有一群年轻人排除万难地做一档让人看过必哭，满眼苦难的电视节目。大型“寻人”节目《等着我》自2014年在央视开播后，令人意外的收视率持续走高，登上CCTV-1黄金档播出后，收视率超过90%的娱乐节目。喜剧的时代，泪水并不寂寞？还是另有原因？

变故背后的喜悦无法找寻

《等着我》是央视播出的一档寻人节目，倪萍主持，开播时曾因倪萍阔别荧屏多年后复出成了新闻头条。但倪萍并不是吸引观众的收视因素，因为在这档节目里，有太多离奇的、苦难的、超出任何一个苦情剧编剧想象力的真实人生，尤其是那些拐卖的妇女与儿童，和他们被拐后家人的寻亲经历……比死别更让人饱受锥心之痛的是生离。

制片人杨新刚今年39岁，在央视制作过科学探秘节目和知识竞赛节目，2014年，真人秀席卷荧屏，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跃跃欲试，后来，他的好朋友做《欢乐喜剧人》的总导演，而他，在央视报批了《等着我》。“内容方面，很多人对我们有点误会，以为我们就是一个寻亲打拐的节目，其实不是，寻亲打拐是我们一个最多的题材，还有找恩人、找朋友、找恋人的，都做过。整个节目的定位是寻人。”

为什么逆时代大势而动？杨新刚认为：“如果说黄金时段的综艺娱乐节目是娱乐的盛宴，那《等着我》就是一桌唤醒人性的素宴，尽管里面很多展现的是变故、失落、流浪、煎熬、不甘和拼争，最后所展现出的幸福和喜悦是在其他节目中无法找寻的。”

电视台每做一档新节目，都会先考虑收视需求，如果有需求，就会有一个比较旺盛的成长基础，因此这个节目报批制作并不困难，看过样片后领导很满意，安排在了每周二晚十点半，黄金档的尾巴。虽然，比起很多后来大热的大型户外真人秀，《等着我》的节目形式很简单，主体是主持人与寻人者一对一的访谈，几位节目嘉宾发言后，就进入最重要的环节，宣告寻人结果。但杨新刚告诉记者，这个节目没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开始，就是和大牌真人秀团队策划打磨的。“真人秀最讲究的是压力场，娱乐节目是把一个明星扔到陌生环境，产生压力，激发情绪，然后用大量的机位捕捉明星的真实反应。《等着我》的那扇门就是最大的压力场，还有什么能比几十年不见，门后面就是你思念的孩子更大的压力场呢？还有那扇门打开后，导演无法设计，我们录制时，四成是失控的。所以，它就是个真人秀。”

涂颖，今年31岁，是《等着我》全部编导里最年长的，自称也是“泪点最低的人”，“我做节目时，看过很多遍的素材还是每次都流泪。”一个小时的采访里，涂颖哭了三次，水汪汪的大眼睛擎着泪，我见犹怜。尤其说到对孩子和家人的亏欠，一开口，眼泪就下来。涂颖的孩子刚满两岁，她在央视原本做了八年的行政工作，休完产假转岗到《等着我》做编导，编导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前期联络寻人，后期录像以及制作节目。第一次录像时，涂颖决定给孩子断奶，因为实在忙不过来，她的同事说：“每次一提断奶，她就禁不住哭。”涂颖说：“干这个工作亏欠的就是家人。日常还能陪陪孩子，争取白天早点来上班，晚上回家起码能看到她睡觉。后来节目调到CCTV-1黄金档了，已经没有时间让你想这些事情了，忙得不行了。回家会感觉特别愧疚，特别愧疚。”

印象中是录完第一期节目，看到一家人现场团聚，涂颖突然觉得这不仅仅是工作，“我是在帮人。”见了太多凄惨的人生际遇，涂颖承认做这份工作需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还要有体力和意志力，但这些还不够，“最重要的是真的热爱，想要更多的人团圆，要不然很难坚持下来的。”

每次录像，节目组都是连轴转，实在分身乏术，她就把孩子送回老家给姥姥照顾，想孩子时她会劝慰自己：“孩子现在也许不懂，但我想告诉她，妈妈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能让你感到骄傲的事情，帮助更多人的事情。”

录像时有多繁忙，另一位编导李晗说：“几乎每个导演都觉得每天48小时也不够用。” 两次录像之间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每个人平均剪5个片子，一个片子制作完成要一周时间，时间肯定不够。对李晗这样的年轻编导而言，“辛苦”不是困难，最初的障碍在心里。“我一开始很排斥，刚毕业没多久，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较低，没想到会有这样苦难的家庭，每天生活里充斥着这些，感觉人生挺灰的。后来，开始录像就不一样了，看到他们的拥抱，他们下台后对我们的感谢，有的甚至要下跪，那时候感到的满足感，再怎样也要坚持下去。”

很多真人秀节目已经把明星身价推至数千万，而《等着我》的明星嘉宾和主持人倪萍，甚至是赔钱上节目。赵忠祥、郁钧剑、濮存昕家喻户晓，还有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创办者张宝艳、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及专栏作家张春蔚，他们在节目中各有分工。比如，陈士渠负责技术问题，他经常问寻亲者，有没有去采血？公安部有一个DNA采血库免费采血，是寻亲最方便的途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父母和孩子都去采血了，DNA在血库里自动匹配。《等着我》开播以来，这个血库每月都会有几千样本增长。而郁钧剑、赵忠祥和寻人者交流时，会道出自己的人生经历，劝慰他们。

杨新刚告诉记者，所有的嘉宾都非常热情地参加节目，包括倪萍。“我们去找她时，她已经有十几年没参加电视节目了，回归电视对她来说无所谓，她第一次听了就感兴趣，第二次就明确地表示，‘我来’！赵忠祥、郁钧剑，每请必到。我们节目录像随机性比较强，他们都会把其他事推了，保证参加。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是公益。嘉宾们在节目里捐钱是常事，他们真是赔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