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五四一直被当代中国视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源头。每年特别是逢五逢十的五四运动周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文化政治纪念活动。这种五四运动的接受史和阐释史，构成了五四研究的重要内容，也使五四始终具有生生不息的当代性内涵。当代中国的70年时间里，五四的相关阐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的重要变化。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被确立为中国的现代传统。这一传统经由无数次的阐释和界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起源神话”。五四事实上是多场运动的汇聚，特别是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两面，构成了其内在张力。不同的政治力量与社会群体，也都借助对五四的阐释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并勾画出不同的五四面貌。可以说，五四始终是一个被阐释的现代传统,其历史阐释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紧密相关。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文艺批评于5月3-5日将连续推送三篇特稿，分别是罗岗《“新纪元”的曙光 ——“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贺桂梅《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罗老师和瞿老师的文章分别引入了世界史视野和社会学方法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文化进行新审视和历史细化，贺老师对有关五四运动的阐释进行了历史化。三位老师的文章展示了当下学术界有关五四研究的新路径。21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回顾五四回应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挑战的方式本身，会发现五四仍旧为我们提供着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现在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返五四，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发生，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史视野中思考当代中国与全球文明的未来。

　　本文为文艺批评“五四百年特稿”专辑第三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3日刊，感谢“联合早报网”、作者贺桂梅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被确立为中国的现代传统。这一传统经由无数次的阐释和界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起源神话”。五四事实上是多场运动的汇聚，特别是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两面，构成了其内在张力。不同的政治力量与社会群体，也都借助对五四的阐释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并勾画出不同的五四面貌。可以说，五四始终是一个被阐释的现代传统。

　　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时期，主要形成了五四传统的三种阐释方式。其一是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治力量确立的文化保守主义阐释，强调五四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面向，但对新文化运动持否定态度;其二是毛泽东等共产党力量，主要凸显五四的政治运动面向，将其阐释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第三种则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启蒙阐释，强调“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和思想在中国的塑造，并力图与政党政治实践保持一种文化的张力和距离。这三种不同阐释主体分别凸显了五四的不同面向，也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紧密相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五四一直被当代中国视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源头。每年特别是逢五逢十的五四运动周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文化政治纪念活动。这种五四运动的接受史和阐释史，构成了五四研究的重要内容，也使五四始终具有生生不息的当代性内涵。当代中国的70年时间里，五四的相关阐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的重要变化。

　　1950-70年代是当代中国的“革命”年代，关于五四的主流阐释是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论述的基本内容是由毛泽东写于1930-40年代之交的几篇重要文章确立的，包括《五四运动》(1939)、《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等。“民主主义”是中国左翼知识界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变革运动性质的总体描述。“旧民主主义”阶段指的是从洋务运动、无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也可以说是欧洲形成的资本主义现代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毛泽东视为世界史新阶段的标志，而五四运动之“新”，也是在这样的世界史视野中论述的。一方面，五四运动仍被视为“民主主义”的革命，但它却塑造了“新”的起点。从政治运动而言，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参与，而使五四运动具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性;从思想文化而言，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被视为五四思想的最大成就。由此，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超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描述中，五四运动的主要革命性群体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1919年6月3日“走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正是工人阶级的参与，一方面决定了学生运动与政府抗衡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出现。在这样的描述中，展开新文化运动实践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只有“与工农相结合”，将自己的思想转化到社会政治行动中，才能成为历史的主角。在“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型的这个历史节点上，五四新文化新政治的意义，并不是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现代思想传入中国，而是超越了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俄苏社会主义政治与思想。实际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规划的中国革命，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即在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之后，第二次革命即是要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在更高的社会主义革命性理解中，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五四，也是终将被超越和过渡掉的历史阶段，其意义相对于更革命的当代社会主义，是次一等的。比如在学科属性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就高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赵树理、柳青、浩然等当代作家的地位也高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现代作家。只有鲁迅是例外。他被毛泽东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因其后期向左翼思想的转变而成为超越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家”。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典，有人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表明那时除了八个“样板戏”，作家剩下的就是当代的浩然(代表作是小说《金光大道》)和现代的鲁迅了。

　　1980-90年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年代，这一时期关于五四的主要叙述是由知识界主导的“新启蒙论”。19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开启的“新时期”，在当时的知识群体眼中，被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认为这时的中国要做的是“补五四的课”，继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现代民主与科学思想。这也是“启蒙”之“新”的历史涵义。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是开启“新时期”的重要事件。在诸多纪念活动中，主要的阐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政治向文化的转移，从注重政治社会运动转向侧重思想文化。五四的标志性历史人物不再是陈独秀、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而是胡适这样的文化人物;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也不再是工人运动，而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五四运动阐释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领导”，那么1980年代的五四理解则特别突出了“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启蒙思想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角色。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学习现代民主与科学思想，常常被描述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这一神话形象。

　　1986年为纪念《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70周年，李泽厚发表了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篇文章把现代中国的历史描述为一个“圆圈”：即五四启蒙运动是高起点，继而下降为救亡思想压抑启蒙思想的革命运动，降落的最低点是“封建主义复辟”的“文革”，由此再回升到恢复五四启蒙思想的“新时期”。这篇文章也被视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新启蒙”宣言，包含了关于中国革命、五四历史与西方现代思想这三者的独特叙事。首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被叙述为迫不得已的民族救亡，由于不能与“封建主义”文化撇清关系，这场革命最终导致了“封建主义全面复辟”的“文革”。因此，重提五四启蒙，就是重新“反封建”，重新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也造就了80年代的“新时期”以五四为理想镜像的变革诉求。五四被想象为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叱咤风云的时代，一个中国终于告别了几千年病态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世界”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的五四想象如1980年代这样完美、理想化和光彩照人了。由于五四知识分子从现代西方社会获取现代思想，被视为“启蒙”的实质性涵义，因此1980年代的知识界对现代西方普遍怀有一种“迷思”般的崇拜心情。西方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好的。而中国因为处在“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下，因此紧要任务是挣脱传统的枷锁，“走向世界”，学习西方。这是“新启蒙”的基本思维方式。金观涛、刘青峰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鲁迅的“铁屋子说”在当代的回响;告别黄土地文化，奔向蔚蓝色的海洋文化，也就成了《河殇》关于中国“走向世界”的阐释方式。

　　可以说，“新启蒙论”是典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论述。告别传统，模仿西方发达国家而进入现代世界，被视为五四之于当代中国的全部启示性意义。不过，这种以现代化为终极诉求的五四阐释，到了21世纪中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立场。

　　21世纪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可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经济体在全球格局中的“崛起”。无论如何看待“崛起”这一事实，关键是那种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视为同构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受到了挑战。人们不用太多的思考，就会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未必是“落后的”，而这种落后焦虑却是20世纪中国人的最大心理症结。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说“传统的”就是不好的，而“现代的”或“西方的”就是好的。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已不再能充当中国现代化的“榜样”，而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如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雾霾等，种种迹象都在提醒人们反思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呈现出它们一百多年都未曾获得的另一副面孔。事实上，21世纪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想象，就是“传统文化热”。这表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并有国家政府、资本企业、知识界、普通大众等不同的实践主体和推动者。

　　思想领域的传统文化热，对五四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如果说在全球史视野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需要否定掉的“病根”，而是塑造今天中国主体性的文明基础，那么该如何看待以“反传统”“反封建”为主要标志的五四呢?在这个问题上，倡导古典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坚持现代传统的启蒙主义者总是会发生各种遭遇战。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百年的今天，许多地方许多场合仍在举行着各种纪念活动，不过五四的面貌却变得越来越保守。那些曾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视为敌人和对手的新儒家、新保守主义者，得到了比鲁迅、胡适、陈独秀们还要多的关注。

　　为了突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各执一端的对抗性选择，21世纪知识界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模式，力求把传统、现代、当代统一到中国主体的论述中。典型如甘阳的“通三统”，试图将“孔夫子的人情传统”、“毛泽东的平等传统”和“邓小平的自由传统”统一于同一个中国文明体中，以求塑造一个“文明-国家”(而非仅仅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其他诸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王铭铭的“跨社会体系”、汪晖的“跨体系社会”等论述，都尝试立足当代立场，重新整合长时段中国历史的资源。如果从这种文明论的包容视野来看到五四，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的五四、新启蒙的五四，还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五四，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历史依据。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五四不再是现代文化与政治的“历史寓言”和“起源神话”，当代中国也不再是“未完成的五四”在今天的延续。21世纪中国遇到的问题可能是20世纪的五四难于回答的。但正是五四回应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挑战的方式本身，为21世纪中国探询前路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在这样的意义上重返五四，需要跨越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乃至文化与政治的种种对立，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发生，进而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史视野中思考当代中国与全球文明的未来。

　　本文原发表于“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3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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