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疫情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人间百态。在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措施下，最艰难的也许就是那些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他们将面临着三个问题：要不要返回...

疫情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人间百态。在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措施下，最艰难的也许就是那些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他们将面临着三个问题：要不要返回家乡？怎么返回家乡？开春之后还能出来务工吗？

01、年底严峻的疫情形势挡住了在外务工人员的返乡之路

邻居阿勇是一名建筑工地的工人，与来自四面八方的的工友们在城市里打拼。阿勇是广西人。现在距离春节只剩下半个月。阿勇眉头紧锁，一脸愁容。

上下楼梯遇见阿勇时问他：今年春节回家吗？阿勇长长叹了一口气：“现在还不知道，这几天一直跟家乡的村委会联系，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国家不是说从低风险区返乡持绿码就可以吗？”我不解地问。

“话是这么说，但村里干部说尽量不要返乡，低风险地区人员返乡也要拿七天内核酸阴性报告，返乡后有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第七天和第14天需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阿勇很无奈地说。

“不只是我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工友们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工头说，明年回来还有许多的手续，如果做不好，就不用回来了。”阿勇脸上的忧愁又加重了。

其实，我知道我们所在这个地区是一个极低风险地区，就是在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也仅有五例来自武汉的入乡人员确诊，他们已经在2020年二月份治愈回家了，这一年多里，我们这地区没有一例确诊病例。在我们城市打工的工人被感染的风险极低。

在我认为他们返乡之路应该不难才是，可是阿勇的现状让我看到了，层层加码下，农民工返乡的不容易。

02、国家提倡非必要尽量不返乡，提倡农民工就地过年，农民工为何要排除万难返乡？

国家的倡导是从总体疫情防控需要着眼，当各级部门对于“非必要”“提倡”两个关键词不理解，搞了一刀切，出现了过度防控的现状。

有些人在责骂为什么农民工非得返乡，这不是给国家和政府添堵吗？其实换位思考，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有必须返回的需要。我们暂且不说思念家乡，不说各家各户的孩子、妻子、老人。他们的返乡理由可能小到：天台上堆满了树叶，老人们无法爬上去处理；家里的冰箱坏了，需要重新买一个；年底搞卫生，油烟机拆不下来，窗户的纱网卸不下来；父母生病了，冬天腿脚酸痛，需要孩子陪她去一趟医院……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非回去不可的理由，有不少人说，只要能返乡，再做几次核酸检测，再排几次队，这种苦都可以忍受。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心情的迫切。

可能也有人说要返乡也可以年后再回去。实际情况却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农民工没有调休，只有过年这几天工地才会放假，错过了这段日子，请假可能就意味着丢了工作。再说春节期间大家都放假过春节，一年没见面的亲友，终于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可以见一面。

一年没见到老婆，没见到孩子了，抱抱孩子，陪孩子讲讲故事，这种亲情的陪伴与温暖，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03、层层加码的防控措施，使农民工的回家之路变得越来越难

一开始国家卫健委发布返乡人员须持七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有效证明时，许多农民工便议论纷纷，网上一片沸腾。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各地核酸检测机构门前都排了长长的队伍。

有的人排了几个小时，有的人排了一天，不少人开始抱怨，如果不搞核酸检测，也许不会被感染，现在许多人扎堆在一起搞核酸检测不是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吗？

原本国家倡导返乡人员要进行核酸检测，其本意是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确保春节期间流动人员身体健康，不出现落网之鱼，为来年春节更好地复工复产提供保障。

但是省里、市里、县里、镇里、村里的要求却变得不一样了。按照国家的要求，高风险地区的人方向人员需要隔离，中风险地区的人员要核酸检测，低风险地区的返乡人员持健康绿码就可以了。

可是到了省里就变成了高风险地区，不要回来，中风险地区的返乡人员要核酸检测+居家隔离，低风险地区，需要核酸检测。最后来到了镇里，低风险地区的人员变成了要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居家隔离，而来到村里直接就说：不要回来！

这不断变化的防控措施，使不少农民工变得无所适从，到底我要听谁的？最后我要返回的是村里，村里直接让我不回去，我还怎么回去呢？

有一位律师这几天亲身体验了跨省流动的困难。律师是在北京，要到长沙看守所办事，他拿了北京的核酸检测，可当地不承认，让他在当地重新做一次。当他来到了看守所，看守所说外地的律师不允许会见，即使有核酸检测报告也不行。最后律师是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隔着玻璃会见了委托人。

第二次他到山东省，所有的酒店都不允许北京来的人入住，有绿码和健康检测也没有用。到了东明法院开庭时，他还需要在本地再做一次核酸检测，他七天内做了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对方都不承认。

第三次律师去到哈密开庭，现在连低风险地区的核酸检测都不行，必须隔离三天。

一位律师的经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跨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们。他们不单单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中间还要经历不少的城市乡镇，这返乡之路的艰难可想而知。

04、疫情之下是回不去的故乡，春节之后是回不去的工地，中间是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困难

有人经过调查，而且95%的农民工拒绝原地过年。说起为何不愿意留在原地过年？

有农民工说，过年的城市往往变成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菜市场便利店和饭店餐馆几乎全部关闭，坚守着营业的蔬菜小店、水果店，在春节又会趁火打劫地涨价。有时想吃点好的，都买不到菜和肉，有人天天吃泡面。

所以许多农民工都选择排除万难，一定要返乡，但这过程面对的许多的困难。

1、来来回回做了几次核酸检测。

有农民工说为了回家，这几天他们来来回回做了几次核酸检测，每一次的费用70到200元不等。为了省下回家的车费，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们都坚持买绿皮火车硬座，没想到省下的费用却都做了核酸检测。费钱不说，排队做检测误，工这些都不算在内。

好不容易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可很多地方对外来返乡人员要求自觉在家隔离14天。按照单位规定，春节的假期也就只有七天，如果加上年假10天，大概也就17天，回家在家不外出，只能与自家亲人团聚，也不能陪孩子买衣服，不能出去为家人操办日常用品。

3、春节过后能否准时返乡，还是个未知数

春节之后要返回工作单位，现在需要什么手续，还不是特别明确。有人说过完春节回程需要提供复工证明，需要解除居家隔离，先要向所在社区申请返回地点和日期，需要向工作单位申请复工证明，需要上报居家隔离14天的正常体温和定位，还需要打印出30天的行程轨迹。

为了这趟返乡，农民工朋友们，从决定的那天开始，就需要开启各种繁琐的联系工作，需要跑不同的地区办各种的证明报告。可见回乡之路难之又难。

写在最后：幸好，国家已经对过度防控进行干预。这个春节，你回家吗？可能会成为在外务工人员的口头语，而这背后的各种艰辛，只有那些返乡的人员才知道。现在距离春节不到两个星期，返乡的你是否已经定好了回家的车票？还是已经打算退掉车票，留在原地过年？疫情当前，没有谁是容易的，希望大家都能互相理解，毕竟病毒一日不灭，许多人都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疫情之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路有多艰难？既然自己都知道这么难，为什么不听从当地政府的呼吁和倡议呢？我想春节这个节日再重要，也没有比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家人的身体更重要，牺牲一年不回家过春节，就是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在各地一再发出呼吁和倡议的大背景下，你自己也知道艰难，那又是何苦呢？

自2020年以来，虽然我国的疫情形势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好的，也是世界上控制疫情最成功的的国家。但是进入冬季以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目前东北、华北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零星疫情，再次让这个春节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让农民工的返乡之路变得更加艰难，但也有少数人还是不顾各地的倡议和呼吁，匆忙地踏上了回家之路。

回家过年不仅是农民工朋友的期盼，全国人民都希望春节期间能有一个安定祥和，热闹开心的场面，但今年的情况太特殊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回家途中，我们要坐火车，要坐飞机，而这些公共交通工具，都是人员接触比较密切的封闭系统，火车站，飞机场都是人员流动比较大的地方，这其中是否有感染者，是否有无症状感染者，这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回到老家以后，由于各地返乡的人员一年多没见面了，遇到哪家要办喜事了，难免会产生人员聚集，在吃喝的过程中，谁感染谁没有感染也是无法判断的。从河北石家庄到东北各地的疫情感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聚集性感染而导致的多人感染，聚集性因素给我们的防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也许你回家一次不容易，但是风险的防控意识也可能因为聚集而放松，这也是春节回家之路比较难最为突出的地方。

近期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下发通知，鼓励员工在工作地休假。各地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和职工意愿，灵活安排休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间尽量在工作地休假。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减少不必要出行，减少人员聚集，减少在途风险，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也纷纷响应号召，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河南、河北等多数省份陆续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鼓励企事业单位安排职工弹性休假、就地过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近日提醒，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动都没有事儿”，但春节期间流动不行。他表示，因为现在正处于寒冷季节，非常适合病毒生存。挺过去，迎来春暖花开，加上新冠疫苗普遍接种，疫情防控形势基本就会大好转，乃至迎来决定性胜利。为了让更多人留下，部分地方除了发布倡议，还给留在当地过年的打工者发红包。福建省泉州市日前出台八条措施鼓励就地过年。对留在泉州过年的非泉州籍企业工会会员，凭个人身份证、“泉工惠”职工服务卡、闽政通“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经审核确认后按每人200元标准网上申领新年红包；浙江省台州市鼓励企业给员工特别是留在台州过年的外来员工发放新春红包，补助标准为3每人80元和280元两个档次。宁波市奉化区近日打造了四重“春节礼包”，包括500元现金红包；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将对在建工地春节期间留吴员工发放每人1000元的红包。有的地方还给予积分奖励和今后子女就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综上所述，为了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各地政府在发出倡议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奖励措施，鼓励农民工朋友就地过年，就地休假，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要坚持回家过年，选择回家过年，其心情可以理解，回家道路异常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服从大局安排，响应各地的倡议这才是当代农民工应当思考的重点。

疫情之下，农民工返乡之路越来越难啦！

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本是穷人，生活所迫，才背井离乡，舍下老人和孩子，出来打工养家。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都是想多存点钱给家里人用。

如今疫情还在国内蔓延，打工者返乡难上加难，需要核酸阴性证明，隔离等等。打工者已身心疲惫，生活太难了！

所谓的过年，就是富人的盛宴，穷人的奔波迁徙！

虽然已有29个省份倡导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但此项政策并未强制执行，除去几个中高风险地区，农民工只要想回家还是可行的，只不过过程要繁琐些，但没到艰难的地步。

以我居住地为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流程如下：

1、返程前需做核酸检测，到达返程地时核酸报告呈阴性且在72小时之内；即便因特殊原因返程前没做核酸检测，一般也不会强制遣返。

比如：同事的儿子前几天从北京返程，因核酸检测人员太多，以至于火车出发前未来及做，在火车进站口是不受影响的。下火车后，检查核酸证明时无法出示，测温、检查行程码后直接在火车站排队检测，检测后可以由家人接走，但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要居家隔离。

2、登记备案返程信息。这项工作可由家人代办或打电话说明，包括返乡人员身份信息、返程乘坐交通方式、返程地等内容，统一由村里备案报给乡镇。

3、返程后，有些农村会要求再做一次核酸检验或居家隔离。

返程后会不会被强制隔离？

目前，对于低风险地区无特殊接触史人员不会强制隔离，但密切接触者或次密接触者等情况除外。现在大数据很强大，能准确定位每个人的行程。我同事在1月2日乘坐火车时有接触次密的嫌疑，至今被隔离。

疫情之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之路不能说艰难，为了防控，程序上会麻烦些，也是为了安全着想。另外，各位农民工朋友返程时要特别注意做好个人防控，带好口罩，积极配合防控人员，返程后尽量不聚集、不参加集体活动！

出门打工实在是难，在家地都转租出去了，在家没有 地可耕：种，农民别无选择，只有更打工了，可是去年疫情防治得到了控制，去年厂里上班开工早正月十八厂里生产了，不紧张的情况下厂里都是正月初几就上班了，厂里的车间主管和班长，每天几个电话 催着上班，家里没有交通车通行，火车票难求，公交线路停运，好不容易熬到了三月十几号，才订了动车 去浙江，一直到三月份公交 线路没有开通，无奈何的情况下，求我侄子把我们送到了阜阳西站，乘坐动车 所经过的路上，冷冷青青，来往车辆十分稀少，

到了浙江宁波，又被隔离几天，才去上班，农民出外打工实在是难，在外饱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冷风冻雨，有的是一家人，不在一起打工，向我吧，儿子在天津上班，我们俩夫妻在浙江宁波上班，分别两地，一年当中也没有见到儿子，我也是想念孩子，好不容易啊，盼到了过年相聚，真的是天不随人愿，村里包点的干部发信息说要做核酸检测，隔离十天，这边厂里二月四，五号放假，回家吧到时候也不知情况怎么样？家里的房子 刚修好，还欠别人的工钱，过年了还得给人家，天天上班，都没有心情，就是到放假腊月二十五六了，疫情防治还是哪么紧张，我们厂里打工的云南，贵州等远方的，也是心里纠结，他们坐火车 得两三天，家里也是紧张，好多打工的都放乞了回家过年的念头，他们有的几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遇到了这种情况，亲人们团聚十分困难，希望政府部门体谅打工人的心情，多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春节即将来临，出门打工兄妹回家过年，与父母，儿女，亲朋好友团聚，再正常不过而情理之中的事，盛情难却。完全理解打工兄妹的心情。自今年春节到现在疫情非但没有彻底平息，反而此起彼伏，而且泛滥情势严俊，自然给大家回家过年造成了局限，我认为大家必须给以理解，坚决服从政府和单位的安排。

疫情无情人有情。想想为了战胜疫情而失去的战友兄弟姐妹，想想国家为了战胜疫情而劳其心费其神，人力财力多么的不容易，想想为了防止疫情多少家庭被隔离，多少城市被封堵。至今，疫情己经常态化，不知不觉就出现在你，我，他的身边，即吓人又惊恐，对大家的家庭和生命造成了严重危险。为此，我们要有大局意识，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既为大家负责，还要为家庭负责，积极配合国家和政府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二，要认识疫情的严俊形势。

当下，河北，大连，北京等地疫情出现，政府讯雷出击，进行坚决控制，各地控制疫情措施随时进入战时状态，所以，疫情形势依然严俊，希望大家千万不能有松懈心理。回家过节不能回节后可以回，今年不能明年可以回，千万不能把疫情带回地方带回家庭，你们的责任感是舍弃自己回家，保护大家和小家。

三，不经风雨，那现彩虹。

一年在外风风雨雨，与家人见面喜出望外，大家的迫切愿望大家都理解。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带领大家战胜疫情并彻底消灭疫情。疫苗即将接种，等疫情彻底消灭的时刻，全国人民会长长的出一口气，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交通放开，回家自如，一家人团聚必定笑脸绽放，快乐开心！

正当我国正常有序的进入到繁忙的春运工作之中，新冠病毒就象幽灵一样在我国的河北省又发生了。使一部分盼望心切返乡的农民工，从新陷入到了返乡的绝望之中。即使无有发生新冠病毒的地方的农民工，在返乡的途中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作为现在的农民工，他们照样担负着国家的建设重任，他们沒有节假日，无有劳动保障，无有社会上的劳动福利，却是干着不平凡的国家建设重任。

他们常年漂泊在外，无有和妻子老小团聚温暖的时间和机会。只有一年一次短占的春节才能够和一家人得到团聚的机会。可是正当这些农民工即将踏上回家的路程时，可恨的新冠病毒疫情又在我国河北省发生了。阻挡了有的地方的农民工返乡的迫切心情。虽然这次河北的疫情发生以后，全国对沒有发生疫情地方的农村实行全部封村封路，这些农民工可以持健康卡返乡。可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就是过春节的方法。虽然有的地方上的农民工可以反乡，可是在反乡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很多的过程手续。这无疑的就给这些农民工在返乡之路上增加了难处。

关于那些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号召，就地过春节的农民工，他们完全体谅到了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性，他们不会给国家添乱，有的农民工会选择就地过春节。可是做为那些当地政府和用人单位，是不是也应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呢？让他们在异地他乡也能够感觉到不孤单，也能够象在自己的大家庭一样，团聚在一起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呢？必境他们是在异地他乡，无有亲朋好友投奔的去处，是一个孤单的出外打工者。只有社会上多一献出一点爱心，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和谐。

不难！！关键是要了解当地的政策，不要一提返乡就说难，明白了政策一点也不难。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是选择就近务工。目前全国的中风险以上地区，也没有多少，在大部分地区，市内流动没有障碍。像我们这儿当地的政策，市外来人必须报备，必须做核酸检测，你要在本市内务工，没有什么影响的，不必要过于担心，增强保护意识，强化疫情防控很重要，但是要随时掌握当地的政策，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难。

第一，如果您处在中高风险地区，还是建议听从号召，就地过年，不返乡。

中高风险地区回去，可能还要集中隔离，还要核酸检测，本来回家过年，光隔离时间就占去了那么久，待不几天可能又要去务工了，基本耽误在这上面了，没大有必要这样来回折腾。再说了，我们从中高风险地区回去，自己或者家里人也比较担心，想想还是不回去得好。

第二，如果您是短途务工，可以找人拼车回家，尽量不要乘坐汽车、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多一份保护就少一份传染的可能，密切接触者有很多因为同乘而出现了新的疫情，那么我们就尽量减少这种可能，几个人打车，比坐高铁、汽车可能贵一些，但是也贵不多少钱，穷家富路，还是要注意一些比较好，我们回去为的就是团圆、平安。

第三，如果您因疫情而不能回家，那就放平心态，在异地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平时老人都常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忙了一年，终于到了闲暇时能够聚聚，能够放松，谁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但是特殊情况下，我们也要积极去面对，愁也是过年，高兴也是过年，不如转变心态，体验一下在当地过年的感觉，哪怕没有家乡的美味佳肴，哪怕没有家乡的亲朋好友，也要过出自己的精彩，这样的新年也是非常难忘的。

个人观点，不当之处，欢迎关注讨论交流。

原本今年春节计划多用些时间去看看两家的老人，不料一给老家打电话，个个不让回去，理由是村委宣传在外人员最好不要不回去，如果回去后还要居家隔离。算上疫情期间，几年没回去老家，之前每到春节老家盼望着回去团圆，现在因为疫情想回去却又不能，想想内心就有种酸酸的感觉。

回顾新年伊始，作为常年外地工作的我们中有很多人早早的预订车票，计划着春节时期回去老家。可计划归计划，作为国人的那种对疫情的警惕性也促使我们时刻关注着零星疫情的发展情况，希望回家归回家尽量不给政府添乱。

随着河北石家庄、黑龙江绥化等部门地区相继成为中高风险之地，各大小城市也随之紧张起来，并制定相关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节的倡议书。这些还算好的，只是倡议没有要求，但事实上很多乡镇开始统计在外务工人员，并给我们发出不让回乡或回村或者是截止某一时间段不让回去的信息，有些地方更是顺势张贴出各种宣传条幅如“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说到这里，就算有回家的心也再没有心情去张罗了。

就这样一朝疫情时，传统节日也因此变样了。有人说面对疫情表现出积极的一面是好，这才是国人为何能很好控制疫情的原因，但控制归控制且不要因此一刀切，通过让打工人不回去而达到控制疫情的目的，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们理解为懒政。而疫情之下，人们需要的是帮助、引导和关怀，需要的是暖政。

好在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对春节前后疫情做出指导，要求“全国各地要实行乡采样、县检测，要求检测机构在收到样本以后的12个小时内反馈检测结果，和时间赛跑。在相关要求里面，如果说一定要返乡，这些返乡人员要拿着7日以内的核酸阴性的检测证明才能够返乡。同时这些返乡人员回去以后，当地的基层政府要对这些人进行一些网格化的管理。同时做好隔离场所和检测能力的准备，一旦发生了疫情，能够快速响应”。这些要求虽然显得比较正规，或许让我们内心感觉不爽，但至少在这种疫情大环境下，我们知道自己如果要回去该怎么做，该做什么。这比一些没有策略的一刀切更能让常年在外的打工人接受。

总之，疫情之下，在传统假日团圆思想和疫情博弈之下，在回家和不回家的纠结之中，在执意回家的坎坷里，我们有失落、有内疚、有反感、有抗拒，但我们在疫情面前还是要选择大义，紧随抗疫政策，誓要与疫情斗争到底，因为只有到了举国上下无疫情之时才是我们可“随心所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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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路很艰难。就像我们一样，也是农村外出在这边务工，本来今年预算早一点回去过年的，谁知道又碰上这个疫情防控。现在公司也提倡非必要不返乡，就在公司过年。所以今年也没有买火车票，因为很多车次取消了，火车票也难买。出来这么多年每年都回家过年，今年要配合疫情防控，要第一次在广东过年了。

等今年疫情防控春节过去了，在春暖花开了三四月份再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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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的一天中午，我骑着刚买的电动车到街上的浴池洗澡，进去时把它停在了门口，洗完出来时却发现车子不见了。在浴室门口来回找了几趟没有结果后，我便火急火燎向周边的街道寻去，最后在一个开锁店门口发现了车子。

我气愤地以为是开锁师傅顺手牵了“羊”，正准备兴师问罪时，隔壁复印店门口的一个中年女人突然大声嚷道：“是来找车子的吧，要不是老达，你车子就被人偷走了！”

在她的一嘴一舌中，我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20分钟前，两个毛头小伙子推着我的电动车过来让师傅开锁，开锁师傅看他们神情紧张，又拿不出身份证，便坚持“没身份证就不开锁”。两个小伙声称回去拿身份证，一溜烟跑了就没再回来，我的车子便被停在了店门口。

在女人的指引下，我推开了锁店的玻璃门，老达正戴着老花镜专注地配着钥匙，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和手臂上的一道疤痕格外引人注意。

我说明了来意并表达了谢意，同时递上了一支芙蓉王。老达接过烟，看起来很高兴，笑冲冲地说：“就是俩小毛贼，打眼我就看出来了，后面还要给我加50块，我不会理他们的，我们开锁也是凭良心的。”

就这样，在这个秋日温暖的午后，我和老达坐在他不足10平米的店里，一根接一根抽起烟，在吞云吐雾中，老达向我慢慢讲述了他40年来的开锁经历。

80年代的老达，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因为对学习“没心思”，高中没上完便认了一个远房亲戚做师父，学习修补锅桶和配钥匙。

严格来讲，那时的老达和他的师父都不叫锁匠，而叫铜匠，主要经营的业务是修补和贩卖铜锅、铁锅、铁桶等物件，配钥匙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他们在街上固定的位置摆个地摊，谁家有需求了就去街上找摊子。

那时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家里用的还是木门，在家时从里面用木栓栓上，出门时在外面套上一把永固牌小锁。遇到锁打不开了，先想到的是直接砸开，实在砸不开了才会去配把钥匙。

配钥匙的机器那时也还没有发明出来，看似简单的配钥匙，实际上最考验匠人的基本功，一把锉、一个钥匙胚，完全靠手来打磨，既要看得准，又要锉得准，锉轻了打不开门，锉重了钥匙容易坏在锁里，有一处没锉好的话，可能就浪费了一把钥匙胚。

老达当学徒时，遇到配钥匙的活儿，师父经常把他赶到门外去配，把门一锁，配成了就进来吃饭，配不成就在外面饿着。经过一年半载的练习后，老达配钥匙开锁技能突飞猛进，才配得上“师傅”的称谓。

尽管配把钥匙只收5分钱，但是无论是来修补铁锅、铁桶，还是来配钥匙，每个人都会客气地跟年轻的老达叫声“师傅”。这个称呼对老达很受用，在他看来，这是对他职业的一种认可，一种尊重。老达说，虽然每天挣的不多，但感觉工作很有价值，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谈起了恋爱、成了家，老婆是河道管理站的正式职工，能看上他，也是因为他有一门手艺。每天早上8点，老达都会和师父准时在街上摆好摊子，不用吆喝，要配钥匙的人就会过来，有的还会客气地递上一支烟，抽着烟、吹着牛，钥匙也就配好了。

但老达的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的，到了90年代的“下海潮”，老达决定自己单干，便离开了师父，在街道开起了一家锁店，将业务重心放在了配钥匙上。尽管配钥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毛一把，但顾客始终不多，不少匠人跟他一样开始独立开店，所以每个月赚到手的钱还是只够养家糊口。

眼看周围做生意、卖小商品的人腰包一个个鼓了起来，老达第一次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着急。

他在东北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去朝鲜卖彩电很赚钱，让他过去合伙，保证比开锁强一百倍。老达听了很振奋，找老婆商量时，老婆只说了一句“你走了小孩谁来管”，老达便不好再多说，慢慢断了念头。

老达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熬着，没想到却熬来了自己职业的“黄金期”。

2000年以后的10年，是个疯狂的10年。随着商品房、安置房的大力兴建，每个新入住小区的业主都会选择换把新锁，开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老达一开始只是感觉吃不上准点的饭了，后来有时忙到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买了部小灵通，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刚刚入睡，小灵通都会随时响起。接到电话后，他就得第一时间赶去。

老达的店算街道上的老店，放在以前，方圆几公里范围内有开锁需求的人都会来找他。后来街上先后出现了三四家锁店，最近的一家店离他不过500米。顾客大都不看开锁师傅资质、不问口碑，打几个电话一问，谁收费低就找谁。而收费最低的，往往是藏在“地下”的开锁师傅——他们没有店面，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任何成本，价钱自然可以降到最低。

压力之下，老达开始印制名片，每开完一户的锁，便趁机将自己的“小广告”贴到小区的门上或墙上。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小广告不是被撕掉了就是直接被别人的广告覆盖在了下面。有一次，看到一张印着“8元开锁”的小广告压在了自己的广告上，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他渐渐发现，开锁路上有了“障碍”，让单纯的开锁变得不再单纯。

老达还清晰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开锁。

晚上8点多，春惠家园一个60多岁的阿姨用邻居家的电话打给老达，言语急促，说自己下楼丢垃圾时没注意，门被风刮上了，家里3岁的小孙子被锁在了屋里，要命的是煤气灶上还煮着汤。

老达没敢耽搁，一阵风赶到小区门口。当他提着工具箱准备冲进去时，传达室里突然冒出个50多岁、胖乎乎的大爷，穿着暗灰色保安制服，大声喊着：“诶？诶？干什么的？”

老达如实讲明了情况，希望能快点放他进去，谁知胖大爷回了句：“谁的情况不紧急？”然后问他有没有“通行证”，没有就不能进小区。

老达是个明白人，赶紧掏出一支“红杉树”给大爷点上。胖大爷吸了一口烟，指着传达室里坐着的另外两个保安兄弟，让老达拿一包烟出来，说其他兄弟也要照顾到。屋里两个保安见状，一前一后走过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显就是想来“分赃”的。

开了20年锁，老达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气愤，又实在找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本来就是来帮业主开锁，跟保安有什么关系？他想直接闯进去，3个保安默契地围住了他，把路堵死了。他想甩一包烟钱走人，可是来时太急，身上一分钱都没带，兜里的烟也就只有几根。

老阿姨隔两分钟就打一次电话问他到哪了，老达担心说出实情下次进小区会更难，一直说“快到了快到了”。僵持的过程中，一个穿蓝色衣服、个头不高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挎着工具包，跟胖大爷和另外两个保安打着招呼，就大摇大摆开进了小区。

老达正要质问胖大爷为何不拦小伙子，没想到话还没说出口，胖大爷就一把抢下他手里剩下的半包烟，摆摆手对他说：“进去吧。”

老达拎着30斤重的工具箱，急匆匆向老阿姨家跑去。等到气喘吁吁爬到5楼，浑身都湿透了。到老阿姨家门口时，门已被打开，那个蓝衣服小伙子正蹲在地上收拾着工具。

没等老达开口，老阿姨就劈头盖脸骂过来：“都是开锁的，给你打那么多电话过不来，人家小伙子比你快多了！再晚点锅烧炸了！”

老达想解释什么，张了张口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老达私下打听，才知道开锁匠已经成了别人眼中赚快钱、大钱、巧钱的一种行业，生意越好，赚得越多，就越容易被嫉妒。小区保安最先嗅到了“商机”，卡在业主与锁匠之间，硬生生增加了一条“利益链”。蓝衣服小伙最先看到了这种变化，主动与附近的小区物业达成协议，以每年1000块的价格获得了小区“指定开锁师傅”的身份，自然获得了胜于老达的竞争优势。

走出小区的路上，开锁这份职业突然让老达感到陌生，甚至还有点不堪——他想不明白，好好的一份职业怎么就变得像偷鸡摸狗一样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很多人不再称呼他们为“师傅”，“开锁的”“哎”“喂”，似乎更直接有效。

同样是开锁，大部分人是为开门而开锁，但也有一部分人只是想知道门后发生了什么。

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下起了大雪。因为外地开锁师傅陆续回家过年，老达那几天特别忙碌。头一天晚上凌晨3点还在给下夜班忘带钥匙的人开锁的老达，本想在早上赖会儿床，可是7点不到，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自己接父母回家过春节，发现钥匙丢了，老公又刚好出差不在，想让老达过去开锁。老达告诉她，开锁费用40元，因为临近春节，要加10块钱上门费，总共50元，可以的话他就过去。

电话那头同意了，老达裹上军大衣，骑着摩托车在大雪里慢慢往女人说的地址走，厚厚的积雪被压出一道扁扁的车辙，不到3公里的距离，开了20分钟。

那是个老旧小区，多层结构，打电话的女人家住3楼。老达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上楼时，刻意把步子缩了一半，楼梯湿漉漉的，稍不留神就要摔跤。

到了3楼楼梯口时，一个穿着红色昵子大衣、黑色筒靴的女人迎了上来，看上去30来岁，微胖，说话轻声轻气的。她告诉老达，电话是她打的，父母早上从乡下过来，没带钥匙进不了门。两位老人看上去60出头，穿着很朴素，迎合似地点点头。

这样的开锁需求很常见，老达没有多想，只是感觉现场的气氛过于安静。他按照程序进行了例行性询问，确认红衣女人是户主，房产证放在家里后，便开起锁来。

天气寒冷，老达戴了副手套，开锁的动作也就慢了一些，他想干完这个活儿就直接关店回家过年，辛苦了一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锁是王力锁，开起来比较费劲，空气中弥漫着老达不断哈出的雾气。女人的父亲紧贴着老达站在身后，双手抱在胸前，表情看上去有些凝重。

十来分钟后，老达打开了锁，正准备把门拉开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很多杂乱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四五个小伙子从4楼的楼梯道上冲了下来，染着黄发、打着耳钉，几步就冲到了老达跟前。

老达意识到不对，房间里一定有情况，十有八九是“抓小三”，这四五个小年轻肯定是被叫来搞事情的。老达觉得自己不应该掺和进这种纠纷里来，便把开锁的猫眼工具攥在手里，挡住门，大声喊：“都不要过来，别怪我不客气！”他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一来给自己壮胆，二来让房间里的人知道外面来人了。

老达本想借势把门关上，手刚伸出，就被身后的大爷一把搡到了一边，大爷冲着身后小伙子喊了句“不要听他的”，几个青年便一哄而上，把老达推倒在了走廊的地板上，别在门上的猫眼工具也被撞折了。

老达看形势不对，拽起工具包就跑到了楼下，楼上房间里不断传来的噼里啪啦打闹声和女人喊叫声，更加证实了他内心的猜测。

小区出来的路上，老达脸上火辣辣的，越想心里越发虚，总觉得不该一走了之，但是回去又能有啥用？他悄悄地溜到一个电话亭，给110打了电话，自称是小区业主，听到小区哪个哪个房间正在打架。

一个多月后，110让老达过去开锁，一个民警跟他闲聊，问一个月前那个老小区某某室女业主和父母要求开锁，是不是他开的。老达心里一下紧张起来，脸上却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民警没有等他回答，就气呼呼地说：“打得也太狠了，差点出人命了，男的和小三都进医院了！”

民警没有去翻旧账，毕竟老达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的锁。不过老达还是深感自责，这件事像一块伤疤一样落在了身上，时不时会让他陷入深思：这样的锁到底该不该开，开得值不值得？

没有人会给他答案，似乎也没有人会在意他的答案。

在这段职业生涯的“黄金期”，老达赚到了比自己前20年赚的还多的钱，但也遇到了前20年里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有夫妻俩吵架了不给对方开门，开了门还要反过来怪开锁的人；有的醉汉深夜开完锁不给钱要打架；有的开完锁赖自己把门搞坏了；还有的家里吸毒被抓的，扬言要做掉老达。

老达说，他脖子上的粗金链子就是那个时候买的。他说，不管干什么行业，首先要有一种气势，这样才能立住脚。特别是开锁这个行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不管怎样都不能慌里慌张，要沉着应对。

因为技术过硬、品性正直，市里成立110联动中心后，老达是第一批被批准参加110联动的开锁师傅，每年都会有一些协助警方开锁的业务。

对于这样的业务，老达既期待又有顾虑——协助110联动执行任务让他有种政治荣誉感，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开锁师傅的“标志”；但这样的开锁任务常常带有风险，让他无处躲闪。

2015年的一天，52岁的老达接到110联动中心开锁部领导老吴的电话，让他尽快到某居民楼开锁，有警察在那等着。老达还没来得及问清具体情况，老吴就挂了电话。

按照导航开车进了小区后，老达看见一栋外墙有些脱落的旧居民楼前停了两辆警车，外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四五个群众站在线外指指点点。

把车停好，提起工具箱，他走向警戒区，告诉警察自己是来开锁的。警戒线内，一个门牌号为“101”的门前站了四五个警察，戴防暴头盔、穿着黑色防弹衣，有两人还拿着警棍。其中一人示意他过去，老达走近一看，是龙山派出所的赵所长。

“老达，这次是抓毒贩，房间里有两三个人，可能有武器，你把防弹衣穿上，门一开就躲在门后！”赵所长语速非常快，说出的话像发射的子弹，容不得半点躲闪。

老达之前和赵所长有过几次合作，但都是开锁抓吸毒人员，都乖得很，顶多嚷嚷两句要死要活的，真让他去跳楼又都不敢。可这次一听开锁是抓贩毒分子，老达脑子一阵犹豫——贩毒分子一般有武器，还有同伙，穷凶极恶，要不然警察也不会全副武装了。这样一想，老达心里对老吴的意见就很大：打电话时只说有任务，并不说明什么任务，还急匆匆把电话挂了，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嘛！

看到老达有些犹豫，赵所长半笑半严肃地说：“开锁你自愿啊，我可不强求人。”他还告诉老达，警察已经守在门口两个多小时了，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让开门，就是没人应，这才找师傅过来开锁。可是老吴打了几个电话叫人，不是说有事来不了，就是不愿来，最后只能找老达这个“老战友”了。

赵所长这么一说，老达也就不再推脱，把心一横，穿上了防弹衣，提着工具箱走到了门前。

那扇门是最简单的防盗门锁，通过猫眼打开最快，但是也最危险——谁知道打开猫眼的同时会不会有一杆枪正对着自己，或许下一秒就会被击中躺在地上。

老达告诉赵所长，不能通过猫眼开，要开就从锁芯开，赵所长同意了。

开锁的时候老达神经紧绷，竖起耳朵捕捉着房间里传来的任何一点声音，哪怕是轻微的脚步声，他也要辨辨是不是朝着门来的，可是听了半天，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大概过了5分钟，锁芯已打开，只要再拨动一下，门就开了。老达冲赵所长使了个眼色，得到同意的回应后，猛地拉开门，迅速将身体后仰，用门挡住了自己。警察冲了进去，却没有听到任何冲突的声音。

趁着抓捕间隙，老达溜到了警戒线外，抽上一支烟，吐了口气，心想，总算完成了任务，只要等会警察抓人出来拿到开锁钱就可以走了。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见有人出来，足足20分钟后，一个警察才急匆匆出来喊：“老达，开锁！”

不是刚打开门吗，难道内门还有锁？老达极不情愿地往前走，赵所长一把抓住他衣领，指着旁边“102”的铁门小声说：“开这里！”

那扇棕色的铁门与刚才的防盗门隔了不到3米的距离——警察们在101房间一无所获，没有人，没有毒品，要不是最后在一扇窗户的窗台上发现了脚印，可能就扑了空。那扇窗户连接了两个房间，大小刚够挤下一个成年人，毒贩很可能顺着这扇窗户从101爬到了102。

警察找来物业核对，证实101、102两个房间都在一个业主名下。

“毒贩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他们顺着窗户爬到了102，去悄悄把门打开！”

刚以为摆脱了危险，没想到是还没真正遇上危险。老达心又一下提到了嗓眼，只好再给自己打气，用同样方法，对着102房间的锁芯拨弄起来。

锁芯快拨开时，老达突然听到门内有脚步逼近的声音，正准备对赵所长做出“有人”的暗示，门“咣”地一声被推开了，伴着“啊啊啊”的声音，一把砍刀劈了出来，被门掀翻在地的老达本能地将一只胳膊挡在前面，被劈了个正着。

他爬起来就往外跑，跑到警戒线外才感到疼痛难忍。血流个不停，吓得围观的人都跑开了，情急之下，一个小区保安拿来充电器的线绑在了老达胳膊上止血，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卫生所。老达胳膊的皮肉都翻开了，伤口有7公分长、2公分深，差点造成神经血管断裂。

房间里的2名毒贩最终被几个警察用盾牌和警棍合力制服，警方收缴了1公斤冰毒和5把管制刀具——砍伤老达的那把砍刀，有1米多长。赵所长将这些战功通报给老达时，老达心情极度复杂，感到前所未有的后怕。躺在医院养伤的那个月里，他常常想，如果当时毒贩砍得再狠一点，手可能就残了，以后还开什么锁？如果那天毒犯有枪，自己会不会就再也开不了锁了？

家人亲人们都劝他不要再干了，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老达也动过这个念头，可是一想到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婚房还没买，就感到很自责——对于儿子，老达感到很愧疚，儿子高中最关键的时候，他天天忙着开锁不着家，儿子沾上了网瘾，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大学也没考上。现在儿子要结婚了，自己得把欠的账补上。

两三个月后，老达又回到了自己开了几十年的锁店。店里有他的工作台，有他摆弄了一辈子的开锁工具，还有被全国锁匠俱乐部授予的“锁王”奖牌。

在他看来，这里有他未尽完的职责和使命。

2015年以后，指纹锁、智能锁越来越普及，常规开锁的需求越来越少，开锁行业不可逆地走向衰败。一些年轻的锁匠纷纷掉转方向，将主要业务放在了汽车开锁身上。老达不为所动，除了在店里加了些指纹锁外，一切照旧。店里的角落还摆放着当年他手工配钥匙的打磨机器，锈迹斑斑。

2018年9月的一个下午，酷热难耐。110联动中心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自己父亲80多了，一个人住，好几天没有音讯，电话一直没人接，房间的门也从里面锁死了。110联动中心打电话让老达赶快过去开锁，说警察随后就到。

老达按照地址来到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小区，坐电梯到了9楼，出电梯时见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等在那儿，比自己小几岁的样子，戴着眼镜。男人急匆匆将老达领向旁边的904房间——房门内的防护锁被锁上了，男人虽然有钥匙，但也打不开门。

走廊里没有亮灯，看起来黑乎乎的，老达看了一眼门锁，告诉那个男人，只能强行破坏再换把锁了。男人说门打开就行。

老达拿出钳子、螺丝刀准备作业时，门缝中隐隐传来腐败味，有种不太好的感觉。他一边撬锁，一边问男人几天没见着他父亲了。男人支支吾吾，一会说两三天，一会又说可能有一星期。老达白他一眼，说：“你要有心理准备。”男人看着老达，喉结跳动了一下，“嗯”了一声。

五六分钟后，房门被打开了，男人站在门外连续喊着“爸”，没有人应声。屋子里漆黑一片，臭味比刚才更加强烈，男人发慌了，带着哭腔乞求老达：“师傅，能不能跟我一块进去啊？”

因为“开锁不进门”的行规，老达拒绝了他。男人竟然大声哭了起来，老达感到有点恶心，骂了句：“自己亲爹你怕什么呀？”

没办法，老达“破了例”，答应陪男人走到客厅。房子是一室一厅，紧挨着客厅的就是卧室。站在客厅里，老达看到男人去了卧室10秒钟不到就跑了出来，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哭着说他父亲已经走了——目光穿过打开的卧室门，老达瞥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装的老人坐在椅子上，双目紧闭，嘴巴微张，看上去像个蜡像。老人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部手机，电量不足的红色呼吸灯在一闪一闪。

那个男人究竟几天没有见到他的父亲，老人为何要从屋里把防护锁锁上，桌上顺手可拿的手机为何不给儿子拨个电话，这些都不得而知。老达只知道老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安详得让人害怕。

这种开锁让老达很闹心，倒不是见了死人感到晦气，而是这个“儿子”的窝囊姿态让他很不屑——现在的人都在忙着什么，忙到亲爹离开了还一无所知？

老达说，他还开过这样的锁——一个40多岁的男的，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妹妹电话一直关机，去家里敲门也没人答应。他妹妹35岁了，未婚，自己一个人住，他担心可能出了事情。老达领了任务，打开了他妹妹家的门，里面没有人，房间里也没任何异样。

后来男人就报了失踪，公安核对完情况后，发现他妹妹早在几天前出了车祸，因为手机损坏，联系不到亲人，警察就把遗体送去了火化。哥哥再见到妹妹时，妹妹已经化作了一堆灰烬。

老达说，他害怕开这样的锁，转念之间的生死让人喘不过气。但他又有责任去打开这样的门，去看见门内的一切，弥合断裂的伤痕。

由于职业的原因，老达从来不喝酒，不是喝了酒不能开锁，而是喝了酒不能开车，没法开车就没法第一时间到达。

2013年，他买了第一辆车，自此就没怎么喝过酒，取而代之的，是抽得很凶的烟——他每天都要抽掉一包烟，有时甚至是两包，深夜都要咳嗽很久才能入睡。几十年吃饭不规律，胃早就出了毛病，前几年因为糜烂性胃炎，胃被切掉了一半。再加上肩周炎、腰肌劳损，老达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面对这个干了一辈子的职业，老达总有说不出的情感。几十年来，他正是靠着开的一把把锁，养活了自己。他打磨了无数把钥匙，也似乎在打磨着自己。

2020年大年初四，老达一家人围在一起聚餐，他正开玩笑说自己再过3年就60岁了、到时就退休了时，110联动中心领导老吴的电话打了进来。老达笑着对家人说：“你看，领导来慰问了。”然后接起手机，笑着问候老吴“新年好”。可电话中老吴声音很急促，没说几句，就让老达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

“老达，来任务了，区里隔离点4个门锁坏了，现在你要最快速度把它们换好，等下还有密切接触者要送来。注意保密，我现在去店里带你！”没等老达回答，老吴又匆匆挂断了电话。

老达放下碗筷，跟老婆孩子说了句“来活了”，裹上军大衣就离开了。这么多年，家人对老达的突然离席早就见怪不怪。他赶到锁店时，老吴已经等在了门外。

大街上人明显少了不少，每个人都用口罩包住了脸，整个街道看上去有点压抑。

“这是保密协议，看完签上字。”老吴把一份文件摆在老达面前。文件描述了这次任务的性质、紧急性和保密要求，老达要做的就是把隔离点损坏的门锁换成专用隔离门锁。

“房间里有隔离人员，做好防护。”老吴把一套防护服扔过来，让老达穿上，叮嘱他说，防护服好不容易才协调到的，用完后一定要还给他。

这种在手机和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白色防护服，竟然在现实中套到了自己身上——老达接过防护服时，一下子想到了几年前从赵所长手里接过防弹衣的情景。眼前的防护服似乎比防弹衣还重，像一颗沉重的炸弹。

隔离点设置在一个偏远地方的宾馆，宾馆门口用帐篷搭建了一个检查通道，老达在通道口进行了防护，而后经过消毒等环节，进入了宾馆。老达说，穿上防护服开锁，就像戴上手铐脚铐，视线很受影响，动作比平时慢了不少，换4把锁用了半个多小时，其中1把就用了一刻钟——而在平时，这不过是三两分钟的小活儿——这把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隔离人员，换锁的时候老达极不自然，总感觉周围被病毒包裹，一呼一吸都可能被感染。

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老达精神高度紧张，手下一秒没停。换完锁离开宾馆的时候，载有新隔离人员的面包车正好驶了进来。

时过多日，老达对这次开锁经历仍念念不忘，他还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门发给他的“车辆出入证”拿出来展示，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但是当我想问及当时隔离点的更多情况时，他就会笑着打起哈哈，重复着那句“这个不能说不能说”，像是在保守军事秘密一样。

与我交谈的一个下午，老达的手机没有接到一个电话，对此他似乎也早已习惯。他用买来不久的泡茶工具不断给我添着茶水，水气与香烟的雾气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夕阳西下时，老达站起身，长长地舒了个懒腰，笑着说：“抽完这根烟，就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