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外表风流倜傥，内心很有城府，对战清泓充满深情。”这是对自己在新剧《明月曾照江东寒》中的角色——林放的总结。

如果说，曾主演过《新白娘子传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于朦胧是当之无愧的“古装男神”，那林放无疑是众多“男神”中的异类：外表病娇、内心腹黑，身为武林盟主却不会武功，各种设定都充满了反套路的感觉。

“我之前的角色可能会有点闷，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表达出来，但这次演的林放这个角色，他有时候很外放，很自信，不太像我生活中的样子，所以我很想挑战一下。”于朦胧说。

剧中，于朦胧演绎的林放与饰演的女主角战清泓组成了“绽放CP”，先虐后甜，糖分爆表。戏外，这个“反套路”剧组，也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大家每天都在闹，吃零食，开玩笑。”

在于朦胧眼中，活泼外放的邢菲是组里的“搞笑担当”，“虽然她拍摄很辛苦，有很多打戏，但她平时总会努力逗大家开心。”

至于自己，于朦胧自封“冷静担当”——不会主动讲笑话但“笑点很低”，“很容易被逗笑，而且是那种，有时候讲了一个笑话，踩到我的笑点了，我就会一直重复，这个笑话一直能让我笑。”

剧集热播期间，“于朦胧哭戏”曾登上热搜。网友点赞于朦胧演技突破，“几场不同情景下的哭戏，有愤恨难平的；难过不舍的；自责懊悔的；情绪表达都不相同，让人共情。”

于朦胧坦言自己是体验派，调动情绪没有什么技巧，只有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去，“我不能通过外界的那种刺激让我哭，必须要进入到角色，去感受角色当下的情绪。”

很多人认识于朦胧是通过2013年的《快乐男声》，他与、、等一众好兄弟脱颖而出，7年来虽然很难聚齐，但大家都时刻关注着彼此的动态。

“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大家很难聚齐，但我们有群，会在群里面分享消息，讲一些有意思的事，可能见不到面，但是心是在一起的...谁有新的作品，谁有新歌或者新戏需要大家支持，就会非常直接地发到群里，然后大家都会去支持。”

回看在娱乐圈打拼的十年时间，于朦胧坦言自己最大的成长就是演技上的进步，从一开始对背词压力山大的“小白”到现在可以深入理解角色并能主动和导演沟通，“就是从当演员开始，觉得自己成长了，开始思考很多事情了。”

早在2010年，于朦胧就曾担任MV导演，”做导演”也一直是他从童年就种下的梦想。在他的构想中，自己应该会执导一部软科幻或文艺片，但大制作还不敢想，先要从一支一支MV开始练习，在一部部戏中向成熟导演学习，积累经验。

就像从“演技小白”到“古装男神”的蜕变一样，于朦胧相信，脚踏实地，梦想自会到达。

1905电影网：《明月曾照江东寒》中的林放是怎样一个角色？和你之前的古装剧角色有什么不同？

于朦胧：外表风流倜傥，内心很有城府，对待战清泓很深情。最大的不同是，这个角色是一个武陵盟主，但是他完全不会武功，就我第一次演这种一点点武功都不会的古装剧的角色。

因为我之前的戏演的角色可能会有点闷，就是也是一个深情的人，但是很多事情他都不愿意表达出来，然后这次演的林放这个角色，他有的时候又很外放，很自信，就是会不太像我生活中的样子，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角色就挺想挑战一下。

1905电影网：拍摄中哪场戏印象最深刻？

于朦胧：目前为止播出的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林放被义父吊起来，就是要杀了林放，然后那场戏在拍摄的过程中，也跟导演聊了很多，因为需要勒住脖子，把整个人吊起来。导演是武术导演出身，所以他对这种动作戏的要求也很高，我们就一起商量，就说那就真的把我吊起来，就是离地面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当然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能真的吊死），就这种真的刺激，会让你更好地去体验那种角色的感觉，然后看到播出的画面也觉得还挺满意。

1905电影网：你在剧里的几场哭戏都特别感人，如何调动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技巧吗？

于朦胧：准备哭戏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方法，我不能通过外界的那种刺激让我哭，就必须要进入到角色，然后去感受角色当下的那个情绪，然后去想象。

1905电影网：所以你是体验派。

于朦胧：对，比如之前一场戏是特别快乐的戏份，拍完以后我就会立刻不跟我同事他们讲话，我就站的远一点，是自己在那想那种角色的状态。

1905电影网：林放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你自己设计的小细节吗？

于朦胧：其实有一些特别小的点，林放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出身，其实是比较爱干净的一个人，然后在有些戏份里就别人抓他的手，然后林放就会不由自主地会（嫌弃）。因为武林人士他们是不会在意这些事的，因为经常练功，可能有的时候手会有点脏什么的，然后林放在被他们握到手之后就会偷偷地擦一擦手之类的这种很小很小的设计。

1905电影网：这个剧既有欢乐也有虐心的部分，大家在片场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于朦胧：大家在片场真的更欢乐，就每天都在闹，就是大家，因为拍的会比较辛苦，所以不拍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零食，开玩笑，我挺喜欢那个状态的。

1905电影网：谁是搞笑担当？

于朦胧：搞笑担当，扮演战清泓的邢菲，小邢同学。她的性格其实很外放，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然后在片场的时候，她拍摄很辛苦，有很多打戏，戏份又很重，但是她在平时就会努力地让大家放松，去逗大家开心。

1905电影网：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担当？

于朦胧：我呀，我应该是冷静担当吧。

1905电影网：是笑点比较高吗？

于朦胧：我笑点很低，就是很容易被逗笑，而且是那种，有时候讲了一个笑话，踩到我的笑点了，我就会一直重复，就这个笑话会一直能让我笑。

1905电影网：你出演了很多爆款古装剧，粉丝也叫你“古装男神”，对于这个称号是怎么看的，会觉得限制了自己吗？

于朦胧：其实不会觉得限制，而且会觉得挺开心的，首先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种认可吧，然后也希望今后能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1905电影网：最想尝试什么角色呢？

1905电影网：会想演反派吗？

1905电影网：现代戏最想挑战什么类型？

于朦胧：我之前拍了一部现代戏，叫做《青年有为》，是在里面演一名参与建造大兴机场的电焊工人，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有技术工种的角色，我们在剧组有专门的电焊老师教我们，我们也亲自要上手去焊，还是挺突破的。

1905电影网：这部剧你也有演唱主题曲，对演员和歌手这两种身份，你是如何平衡的？

于朦胧：其实这两种工作我都挺喜欢的，然后平衡的话，因为现在拍戏比较多，但是每年我就会发新歌，然后也是跟粉丝有个交代吧，因为以前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唱歌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不管是去录音也好，或者说表演，它是更自我一点，然后演戏的话其实演的都是别人。

1905电影网：很多人认识你是通过2013年的《快乐男声》，你们最近会经常聚会吗？聊些什么？

于朦胧：大家其实聚会的机会比较少，就是能聚齐，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然后经常都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大家有群，在群里面分享消息，然后会在里边讲一些有意思的事，就是可能见不到面，但是心是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好笑的一些笑话或者视频，比如说谁有新的作品，谁有新的歌或者新的戏需要大家支持，大家就非常直接地发到群里，然后每个人都会去支持。

1905电影网：你之前做过MV导演，有想在导演方面做更多的尝试吗？

于朦胧：我想，因为我小的时候小学就在用DV拍东西了，后来就是在拍家里人，然后自拍，每天拿着三角架，拿着DV去各种地方自拍，拍MV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拍身边的朋友。

1905电影网：你如果执导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样题材或类型？

于朦胧：文艺片，或者软科幻吧，因为我特别喜欢科幻片，大片肯定也很难，很难有机会。

1905电影网：你最喜欢哪些科幻片？

1905电影网：为做导演，你还进行了哪些准备？

于朦胧：每年自己发歌的时候会自己拍MV，然后从这些短的、小的片子去练习，然后每次拍戏的时候就偷看监视器，然后看导演是怎么调度的。

1905电影网：你进入这个圈子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于朦胧：成长就是开始拍戏吧，因为拍戏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然后进到剧组才发现，原来拍戏是这么运作和这么难的，我觉得就是从当演员开始，自己有了变化，觉得自己成长了，开始思考很多事情了。

刚进组的时候就是小白，什么都不懂。我的压力就在背词上，就是我能把词记住，说顺我就觉得很好了。比如说第二天有我的戏，前一天晚上我就疯狂地在背词，特别害怕第二天出错，现在的话，会把精力投入到分析角色上面，一开始别说分析角色，连词都记不太清楚，弄不明白，现在会勇敢地跟导演沟通。

　　即便再行色匆匆，经过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的入口时，还是忍不住会望一眼正中间的那张海报。上面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微皱的眉头和阴影下的双眼泄漏着他的重重心事，薄薄的嘴唇为他精致的脸庞平添了一丝柔美，既中和了男性阳刚的侵略性，又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的诱惑力。这个男人就是阿兰·德龙（Alain Delon），时年25岁出现在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导演的《怒海沉尸》（Plein soleil）里的阿兰·德龙。

　　本届戛纳电影节为阿兰·德龙设计专属海报，采用的是其25岁出演《怒海沉尸》的剧照

　　时隔58年之后，当地时间5月19日晚，法国国宝级影星阿兰·德龙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正式被授予戛纳终身成就金棕榈奖。

　　阿兰·德龙被授予最高成就金棕榈奖，他的女儿陪在一侧。视觉中国 图

　　当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由去年访问过他的《世界报》记者塞缪尔·布吕芒菲尔德（Samuel Blumenfeld）主持的“大师班”。而这两次深度对谈，正可拼接出德龙传奇又不乏缺憾的人生。

　　1935年11月8日，阿兰·德龙出生在距离巴黎不远的索镇（Sceaux）。父亲法比安是当地一家电影院的经理，母亲爱迪特则是一名助理药剂师。四岁那年，他的父母亲离了婚。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是人生观，也导致他在刚满17岁时，就急着加入了法国军队，奔赴越南前线。

　　“能去越南我很高兴，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我早就想离开了。我在家里感到很不舒服。爸妈早已离婚，在那之后，我有段时间跟着妈妈和继父过，过一段时间，又要跟着爸爸和继母过。我成了一个拖油瓶，一个多余的人，我成了大家的麻烦。原本，我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当爱情已成往事，父母亲都各自重组家庭，有了别的小孩，他们根本就没想好要拿我怎么办。所以最一开始他们把我扔给了保育员阿姨。那位保育员阿姨的老公是一名狱警，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在监狱里度过。1945年10月15日，他们在监狱里枪毙伪政府总理赖伐尔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之后，我开始和继父一起生活，他老是打我，像是想要杀了我一样，他和我母亲当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阿兰·德龙走上红毯。视觉中国 图

　　这位继父名叫保罗·布洛涅，在索镇附近的皇后堡镇上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肉铺。所以，十几岁的阿兰·德龙在屡次因为行为不端而被中学开除之后，索性就考了职业证书，在继父的肉铺里当起了小工。

　　“事实上，我还做过各种零工，但很多时候也在街上游荡。就这样，一直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说：够了，我要离开这里。正巧，我在报上看到了召兵的广告。参军，成了我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我本想去空军，但那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出发。我等不了，所以就去了海军，为的就是可以马上走人。我成了那批新兵中最年轻的一个。”

　　“跟我亲生父亲说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很高兴，当场就批准了。我也很感激他，感激他肯放我走。不过，事后我转念一想，不对，哪有做父母的会那么爽快答应自己17岁的儿子去印度支那战争前线啊？但没办法，这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恨他们，尤其是我父亲。至于我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其实都来自于她。我母亲一直就很想要当演员，以为自己为此而生。但她没能如愿，可是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所以她后来一直很高兴，很为我骄傲。她后来被人尊称为德龙夫人，她喜欢这叫法，尽管她应该被叫作布洛涅夫人才对，那才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阿兰·德龙（右）在“大师班”上谈自己的艺术人生。 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 摄

　　“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

　　在军队里，阿兰·德龙学的是通讯兵专业，结果却以并不怎么光彩的履历离开了部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依然让他感触良多。

　　“是军队的经历让我变了一个人。我能成长为一个男子汉，那都要归功于参军的经历。我是1953年1月23日去的越南，1956年5月1日回国。我在军队中学到了纪律，学会了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学到了什么叫做恐惧。但也因为做了一些蠢事，只能提前离开军队。我这样的情况当时不多，我们管这个叫做‘遣送回家’。我实在让他们忍无可忍了，本该服役五年才到期的，结果才三年零三个月就结束了。我当时被分配的岗位还挺难的，负责在西贡的法军军火库驻防。我跟一些同僚一起，做了一些蠢事。1955年11月8日，我被关进了军队监狱。进去之后我才想起来：‘今天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啊！’但我此刻却在离家两万公里的单人牢房里，就这么过我的生日。想到这些，我流泪了。”

　　1956年，因为偷开吉普车外出并且开进沟里出了车祸的关系，德龙被海军剥夺了一等兵军衔并开除。那年夏天，他回到了法国巴黎。“那是1956年，我从前线回到国内，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流氓，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了太久。我当时住在皮加勒区（即红磨坊所在的巴黎红灯区）一家小旅馆里，名字我一直都还记得，叫雷吉娜宾馆（H tel Régina，直译为皇后宾馆）。我这辈子，一直都离不开雷吉娜（皇后）这个词，小时候住的是皇后堡镇，我父亲做经理的电影院也叫雷吉娜（皇后）电影院。”

　　刚刚回到巴黎那段时间，阿兰·德龙打过各种零工，做过体力活，还在咖啡厅做过服务员。最终改变他命运的，还是他英俊的面容、迷人的气质外加始终不断的女人缘。

　　“雷吉娜宾馆附近有一家酒吧，那是周围小流氓的聚点，名字叫作三鸭（Les Trois Canards）。我当时也常去那里，大概过了一两个月，那地方已经有八个年轻姑娘爱上了我，她们都说愿意跟着我干。所以，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你能想象我会去做哪一行吗？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好在，除了在皮加勒区，我在巴黎其他地方还认识一些别的女人。结果，我就成了电影明星。我之所以会做这份职业，全要归功于她们，是她们让我拍上了电影，是她们希望我去拍电影，也是她们为了让我拍电影而付出了一切。她们全都爱我。这些女人，最年轻的至少也要比我年长六七岁。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她们眼中最帅的那个男人，最高大、最强壮的那个男人，于是，我当上了演员。”

　　“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和我同住的朋友说要带我去圣日耳曼德佩。我问他，圣日耳曼德佩是什么地方？他也不说，就那么带我去了圣博诺瓦拉路，原来，那块地方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区，还有一家宾馆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宾馆。在宾馆里，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琪琪的女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她很快就爱上了我，我们一起去夜总会玩，就在圣博诺瓦拉路对面的一家夜总会，而那里就是当时巴黎的演员很爱去的一个地方。通过琪琪，我认识了布丽吉特·奥贝（Brigitte Auber），她也疯狂爱上了我——她演过希区柯克的《捉贼记》，她现在还活着，九十岁了，我能有今天，真的要多谢她。就这样，我搬去了奥贝家里，她又介绍我认识了导演伊夫·阿雷格莱（Yves Allégret）。结果，导演的妻子米歇尔·科尔度（Michèle Cordoue）又疯狂地爱上了我，她说服丈夫，下一部新片一定要用我。那就是《当女人插手》（Quand la femme s’en mêle）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阿兰·德龙在电影《当女人插手》（1957）里饰演一个名叫Jo的小角色

　　“当时，伊夫·阿雷格莱把我叫去了他家。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演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又不是演员，我是当兵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最终，还是因为米歇尔·科尔度，是这个女人的反复坚持，终于让我接受了这个角色。电影开拍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告诉我说，‘你听好了，不要演，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你平时怎么看，那就怎么看；你平时怎么动，那就怎么动；你平时怎么说话，那就怎么说话。’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每次演戏的时候都会想到。所以我从来不是在表演，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在法语中，演员一词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comédien或是acteur。前者偏向舞台剧演员，后者偏向影视演员；前者听上去更有范儿，更演技派，但近年来两者的语义已越来越混淆。硬要区别的话，权且可以用“演技派”来翻译comédien，用“本色演员”来对应acteur。这种区别，在阿兰·德龙的眼里，似乎格外重要。

　　“我并不是演技派演员（comédien），演技派演员是一种职业，就跟出租汽车司机或是面包师傅一样，那是一种工作。要经过上课学习的过程，要进专门的学校学习。而这一点，就是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我的本质区别——我这么说，完全没有任何要贬低他的意思。我是一个本色演员，而贝尔蒙多是演技派演员。他那种演员，要事先经过多年的学习，然后在银幕上表演不同的角色，而本色演员则是在银幕上生活，活出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角色之中，从来就不演。本色演员之所以会成为演员，那全都是出于意外。我就是一个意外。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意外。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么一连串的意外，1956年时阿兰·德龙被迫退伍，到了第二年，他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插手》就已经上映了。

　　“《当女人插手》的女主角是艾薇琪·福伊勒（Edwige Feuillère），男主角是贝尔纳尔·布利耶（ Bernard Blier），他们成了我的电影教父和教母。”此后的五年间，德龙连续拍摄了十部电影，很快成了法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拍完《当女人插手》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说服自己的哥哥马克·阿雷格莱（Marc Allégret）导演在他的新片《卿本佳人》（Sois belle et tais-toi）中同样启用阿兰·德龙。比他年长两岁、当时还是新人演员的让-保罗·贝尔蒙多也参演了这部作品。

　　《花月断肠时》剧照

　　1958年，在电影《花月断肠时》（Christine）的拍摄现场，23岁的德龙与20岁的奥地利女演员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也就是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茜茜公主”迅速陷入爱河。一年之后，这对欧洲影坛的金童玉女订婚。

　　1960年，阿兰·德龙生命中的又一位大贵人出现了。拍摄过《禁忌的游戏》的大导演雷内·克雷芒找上了他，为的是改编自美国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侦探小说《天才雷普利》的新片。这部电影就是1960年上映的《怒海沉尸》，它成了阿兰·德龙第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重要作品，但主角雷普利的演员人选，原本却并不是他。

　　“我去了雷内·克雷芒家里，制片人也都在，他们跟我解释说，这部戏要由莫里斯·罗内（Maurice Ronet）来演雷普利，我要演他的受害者。可是，我只想要演雷普利。我不肯妥协。他们都劝我说，‘你以为自己是谁？你算老几？’但我回答他们，’我只不过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如果你们不同意，那就另请高明吧。’就在这时候，从雷内·克雷芒的公寓的另一头，传来了他夫人贝拉·克雷芒的声音，她当时正在洗碗。‘雷内——小家伙说的有道理啊！’就这样，决定了，就我来演雷普利。”

　　“《怒海沉尸》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很好的票房，尤其是在日本，可能是因为片名里面有个‘日’（soleil）字的关系。然后，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也看了这部电影，于是他找我去演了《洛可兄弟》（Rocco and His Brothers）。不过，这基础都是雷内·克雷芒给我打下的，我一直很尊敬他。对于雷普利这个角色来说，我当时确实太年轻了。有人觉得是我演技好，让观众忘记了我和莫里斯·罗内之间的年龄差距（两人相差八岁），但我觉得这完全要归功于雷内·克雷芒。毕竟，我完全就没受过任何演员训练，我刚从越南回来，然后就开始拍电影了，他们直接就把摄影机支在了我面前。但话说回来，第一次站在镜头前面，站在伊夫·阿雷格莱的镜头前面，我确实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要是没有这种自信的话，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1960年3月，《怒海沉尸》正式公映，正好与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导演处女作《精疲力尽》同一档期。再算上之前一年上映的《四百击》，当时正是法国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不过，德龙与这些导演却并无太多交集。他与戈达尔要迟至1990年才有了第一次合作，拍了一部《新浪潮》（Nouvelle Vague）。

　　关于这种“缺席”，德龙表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当时不想用我。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坏小子。我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拍的那些电影：克雷芒的、维斯康蒂的……恰恰就是新浪潮导演最不喜欢的那类。我当时也尝试过想要跟他们合作，但他们对我有很大成见，觉得《洛可兄弟》里的德龙根本就配不上新浪潮导演。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新，代表着真，代表着电影唯一的发展方向。在他们看来，我代表的是已经过时的那类电影。只有特吕弗曾试过要联系我，说是要谈谈合作什么的，但后来也就没下文了。至于戈达尔的《新浪潮》，那已经是1990年的事情了，而且我感觉他之所以要找我，也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所以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挺好笑的，当初那些新浪潮导演，现在还有多少人被记得呢？相反，《怒海沉尸》《洛可兄弟》《豹》，却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更别提我演的让-皮埃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的那些电影了。当初确实有一些导演害怕跟我合作，因为他们听说我拍戏的时候很霸道。不好意思，我可从没在维斯康蒂、梅尔维尔或是克雷芒的面前指手画脚过。但我也无所谓，这也好，省得我跟那些白痴打交道了。在我看来，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

　　与新浪潮无甚交集的德龙并不寂寞，这一时期，他既演过《蚀》（L’eclisse）、《豹》（Il Gattopardo）这样的艺术电影，也拍出了《大小通吃》（Mélodie en sous-sol）、《黑郁金香》（La tulipe noire）等卖座商业片。

　　1963年，德龙与施奈德的爱情童话宣告破灭。一年之后，他与女演员娜塔莉·卡诺瓦斯（Nathalie Canovas）奉子成婚。九月，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德龙在洛杉矶出生。此时的德龙早已跳出法国，将电影触角伸向了好莱坞乃至世界各地。不过，好莱坞的电影似乎不怎么对他胃口。他生命中的下一位导演贵人，依然来自他的祖国。

　　1966年，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导演第一次找到了阿兰·德龙谈合作。“他去了我家，我和我妻子娜塔莉当时住在梅西纳路。他找我谈《独行杀手》（Le Samoura ）的剧本，他跟我讲故事梗概，讲了十分钟之后，我让他先停一停。我告诉他：‘让-皮埃尔，你这电影里一句台词都没有啊。你不用再说下去了，我接你这部戏了，我们拍吧。’所以，我连这个故事的结局都还不知道，就已经答应接拍了。”

　　“我觉得，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但是，我们在工作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私人关系。那是因为我们只要在一起，那就基本都是在工作。他总是一部电影刚弄完，就开始准备下一部了，《独行杀手》、《红圈》（Le Cercle rouge）、《大黎明》（Un flic），我们一部连一部地拍，速度很快。原本，还准备要拍第四部《亚森鲁宾》（Arsène Lupin），但他没来得及拍就去世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喜欢美国电影。我在《独行杀手》里戴帽子什么的，那都是来自他本人的形象。那时候他和他家人住在他位于巴黎十三区的杰纳制片厂（Studios Jenner）里面，就在《独行杀手》拍摄期间，那地方失火了。我接到电话就赶过去了，警察已经到了，他们认出了我，让我进去了。我看到了让-皮埃尔、他妻子还有他那些助手。他身上穿着睡衣，但头上却还戴着那顶帽子。我走到他身旁，他抓紧了我的手臂，对我说，‘我的Coco怎么办，我们那只鸟……它还关在笼子里啊！’他多年经营的制片厂此刻正在熊熊火海之中，但他想到的却是那只葬身火海的小鸟。换做是我的话，肯定当场昏过去了。他后来是心脏病发走的，在餐厅里，饭吃到一半，笑着笑着心脏骤停了。感谢上天那一刻我不在现场，要不然我肯定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2012年，阿兰·德龙与巩俐在上海出席活动。视觉中国 资料

　　“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因为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1975年，就在阿兰·德龙完成卖座片《佐罗》（Zorro）后不久，他自掏腰包担任了电影《克莱因先生》（Monsieur Klein）的独立制片人。该片由美国左翼导演约瑟夫·罗西执导，两人此前曾合作过一部《刺杀托洛茨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佐罗》便被引入国内，阿兰·德龙很快为中国观众熟知

　　《克莱因先生》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1942年7月16日，法国傀儡政府为配合纳粹灭犹的行动，在巴黎全市大肆搜捕犹太人，共逮捕一万多名犹太人，包括妇孺。他们被集中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一处名为“冬季自行车馆”的室内运动场里，接着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全都死在了那里。

　　《克莱因先生》剧照

　　战后，“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成了法国人难以面对的一道伤疤，毕竟，参与逮捕行动的大多是法国警察和公务员，直到1995年，法国政府才正式为该事件向受难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在1970年代，阿兰·德龙率先揭开法国人的伤疤，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就因为这是一场悲剧，而且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谁都不想接手这个项目，但我却很愿意，所以就自己做了制片人，导演约瑟夫·罗西也是我去找来的。说到‘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法国人有谁不知道呢？我是1935年出生的，1945年我10岁，我又不是傻子，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都明白。”

　　在片中，他饰演的克莱因先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法国沦陷期间从急于逃难的犹太人手里低价收购了不少艺术珍品。影片开始不久，我们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幅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作品。在生活中，阿兰·德龙也是艺术品的热心收藏家。“这是一种本能。我最开始买的都是素描，然后那些素描又带领我去着手收集油画。我对素描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发端。一开始也没人教过我什么。慢慢的，有些朋友开始给我提供建议。那时候，伦敦和巴黎的所有拍卖会，我一场不落，两头奔波。我喜欢的东西自己会留着，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品，像西奧多·席里柯、让-弗朗索瓦·米勒、欧仁·德拉克罗瓦这些我都留着。其他的我会卖掉，前不久我刚卖掉伦勃朗·布加蒂的一批铜像，再之前还卖掉过一批现代艺术作品。此外，我还在拍卖会上买入了戴高乐《告法国人民书》的原件，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当初听说有人在拍卖这件东西，而且有可能会被南美洲的买家拍走的时候，我脸都白了。我对戴高乐将军很有感情。每年6月18日（即戴高乐做《告法国人民书》演说的那一天，这也被视作法国抵抗纳粹运动的发端），我都会去科隆贝双教堂村瞻仰他的故居。”

　　谈及制片人的身份，阿兰·德龙表示：“那是因为我没读过几年书，没办法写自己喜欢的故事，所以就只能当制片人了。”

　　“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

　　进入1980年代，阿兰·德龙的拍片速度有所放缓，虽也出演了《德黑兰43年》（Tegeran-43）这样的国际大制作以及《斯万的爱情》（Un amour de Swann）这样的艺术片佳作，但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瞩目。

　　进入新世纪后，他更是作品寥寥。2008年的《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Astérix aux jeux olympiques）成为他参演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剧照

　　对此，阿兰·德龙自然也有话要说。“电影已经变了，对于我这样的传统电影明星来说，情况也变了。在我之前，法国有让·加班、伊夫·蒙当这样的明星，有专门为他们写的电影。到了我的时代，明星已经没有再那么高高在上了，但也有米歇尔·奥迪亚（Michel Audiard）这样愿意专门为明星写戏的导演。这么说吧，我进入影坛的时候，我们有五个小伙伴，就像是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头。贝尔蒙多、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让-克劳德·布里亚里（Jean-Claude Brialy），还有最年轻的阿兰·德龙。现在，让-克劳德已经走了。让-皮埃尔也走了。特兰蒂尼昂身体很糟。贝尔蒙多身体倒是不错，但事业也早就结束了。当初让-克劳德和让-皮埃尔过世死掉的时候，我很难受。不知道接下里会轮到谁，到时候我肯定会更加难受的。现如今，还有人肯为明星专门写戏吗？不可能了。他们都在为钱写电影，为了某个主题写电影。想当年，奥迪亚会专门为了加班写戏。我不知道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还是因为电影本身已经转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家爱去电影院，会带着另一半，坐下来，看着银幕上的电影，一起做着梦。大家愿意看电影，希望自己能变成英格丽·褒曼。大家去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看到自己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梦想。电影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心满意足的，因为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可现在的电影呢，全都千篇一律。”

　　“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样的明星了，后来出现的法国演员里面，我最喜欢帕特里克·迪瓦尔（Patrick Dewaere），但他也已经死了。还有德帕迪约，那是肯定的。我还喜欢文森·卡塞尔，让-皮埃尔的儿子。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对我说，‘这很正常，别担心，再过两百年，又会有一批伟大的演员出现的。’但我到时候早就不在了啊！他们跟我解释说，那没办法，这种事情需要时间，要隔几代人才会再有。真不错，但我肯定是看不到了。算了，我也早就无所谓了。能有幸与那些天才合作过，我已经很满足了。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拳击界有一种说法，叫作‘多余的比赛’，我对这句话印象一直很深。我可不想打‘多余的比赛’。我的电影事业已经够出色的了，我不想再拍多余的电影了。而且，我能合作的导演，都已经死了。我十年前拍完《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事实上也没人再找我，我还能跟谁合作呢？吕克·贝松吗？他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跟他合作的，但我听说他有顾虑。他是害怕我吗？我也不清楚。还有谁？波兰斯基吗？他从没跟我联系过。”

　　望着因为长时间的谈话而显得有些疲惫的阿兰·德龙，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83岁的老人了，松弛的皮肤遮蔽了昔日的棱角分明，深陷的眼袋夺去了蓝眼睛的神采，只有微皱的眉头始终没有放开。当年疯狂爱过他的那些女人们，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而如今当他出现在某个公共场所，恐怕也不会有女人走近他，告诉他：“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然而，在电影世界中，不论是小麦色肌肤闪耀着光芒的孤掷一注的雷普利，还是带着禁欲的气息承受命运悲剧的洛可，抑或是不苟言笑孑然一身的杰夫，都早已定格为永恒，不会老去，也不会消逝。

　　当被问及为何演过的许多电影中最后都以死亡作为结局的时候，阿兰·德龙回答：“是啊，总有人跟我说，你怎么每部电影最后都要死掉啊。我想说的就是，那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死亡。我喜欢死亡，因为那是一个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