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感慨，说现在即便是普通工薪族，也会比古代或旧社会人的日子舒坦享受，但为什么还在直呼自己过得不幸福。一个人又要怎样才能感受到幸福？对于一个上班族，不用工作或者最少劳动付出就可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就是幸福。对于相爱中男女而言，不论真实情况怎样，他（她）都能视自己如珠如宝，就算不能照单成全，也会尽全力去达成梦想，就是幸福。对于家人，岁月如梭，父母可以老去，但如果能在自己百岁之时无力再去照顾才离开这个世界，最大化陪伴自己，也能给自己一点点回馈孝顺的机会，就是幸福。所以幸福不难被发现，大致普通人的生活，只要钱够花，能顺心就是幸福的。然而发展的代价不仅仅是绿化环境，还有人的精神代价为交易。物质增长的同时，人的欲望也会相对增多。且增长速度远快于赚钱的能力，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不断接收着身边充斥着的物质层次享受的信息，而自己却仍然没有跟上脚步。古代诗人，有酒有月就可以有兴致吟诗品酒，而现在的人，需要的是智能手机和高配置汽车，当初多少人因为开始上市的苹果手机，都不惜以肾脏交换为代价，在唾骂虚荣的背后，看到的是人性的悲哀和可怜之处，这是攀比欲望下的迷失和失控，和品质本身毫无关系，而他的行为却无法带给最终的幸福感，只能是无尽的懊恼、叹息和数不尽的并发症。曾经古代也好，旧社会也罢，他们每天的消息闭塞，根本不曾有宣传、广告的轰炸与攀比的际遇可能，作为时代下的产物，广告宣传就是一种，为了达到销售量，自然熟读人们的心理，当看着画面中知名的明星偶像，用着那款东西，瞬间就会觉得产品本身提高了一个层次，甚至觉得用到它就是地位的象征。而赚的不少，花的更多，如今我们需要调费的地方实在是入不敷出，大多年轻人在没有自己父母资助下，根本买不起一套房子，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不断追求心中欲望的满足，怎么可能幸福，因为无论最终得还是不得，心底都会有焦虑和心酸的情绪产生。不是求而不得的失落，就是因为自己强行扭瓜的无能而自责。很多情况下人从一出生本就有高有低不平等，社会市场本就允许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以带动经济，但是鲶鱼效应会给人一种激励，却也会让人出现疲惫心理。有人就开路虎住别墅，但也有人连套小平米的小户型都凑不齐。在望尘莫及的距离面前，无法抑制的羡慕嫉妒，以及充满无助和悲戚感的心情，又如何能够有幸福的可能性。有时鼓励也会成为一种消极因子，产生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最终演化为什么样子，只能是看机遇进行去判定。我们高呼着工作上进，最美丽的口号，却忽视了人内心真正的需求，有谁会愿意长期在办公室，一直如机械化的工作，即便那是喜欢的，不是为了生存的根本，谁能够全凭兴趣去反复支撑进行。当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远远让劳动时间超越了享受的过程，那么实用性和成本经济间就会失衡，以至于动力变成了无奈的自我压抑进行工作，导致了有命工作没命花的死循环中，不得救赎，或者也会是不幸福的关键之一。现在无论是评论还是购买评价，都可以匿名提交，网络开化的时代，反而造成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人变得陌生，甚至好友就在对面，还要去凭借朋友圈晒图留言，去做交流提问，这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疏离造成的情绪变故。在18世纪，现今的大洋洲住着还处于原始时期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内容是种面包树，盖房子，制造工具，其余时间就用来闲逛，跳舞，谈恋爱，在现代人看来，他们物质贫乏，但却比我们幸福快乐得多。所以人是需要有交流、互动，欣赏、被认同的过程，只拥有表面的一点点生活物质，丧失了这种活着轻松的感受，代价变多，而收获并未达到该有的预期，简单概况，入不敷出的亏损已经产生，人又怎么能够平衡的了，自然缺失了幸福感和快乐的心情。

自从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的那一刻，消费这个概念就注定与资本主义的生与死息息相关。全球化与工业化使得人们在物质享受极大得到满足之后，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消费既代表着一种自古以来的经济现象，也使得我们与世界的边界变得松动——我们也许不会想到自己消费的一件时装，与地球另一端的第三世界中的女工的命运息息相关。而电视上光鲜亮丽的真人秀中频繁出现的商品，也许也在为屏幕那一端的人们的心灵中埋下种子：我渴望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许才可以称之为“生活”。消费，把我们心中的渴望与剩余与人性底层的呼声紧密相连，我们一生的价值与野心都在于“清空购物车”以平息内心深处那一声声对更好更体面的自己的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在另一个人身上创造一种新的需求。”
《商品帝国》作者：（德） 弗兰克·特伦特曼译者： 马灿林、 桂强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22年8月
消费是一种异化，它把我们曾经对自己所有的期许化作了买单的那一刻的片刻欢愉与喘息。同样消费打造的符号与行为准则也在不知不觉间支配着这个世界。我们习惯于以衣着、点餐的菜单、手表、手机型号评价一个人的品味乃至阶层。同样消费前所未有地介入了我们的文化生产，电视剧、短视频、综艺节目既是一种消费所诞生的工业产品，也使得意志软弱的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被隐性的资本所俘获。
齐泽克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批判资本主义填补经济危机的虚空，嘲笑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犹如饮鸩止渴。然而齐泽克却不得不承认，渡过一次次危机的资本主义犹如凤凰涅槃，垂而不死之际却以另一种方式说服大众接受另一种新的支配方式。或许，消费主义的真正源头正是来自我们人性中的软弱和渴望。我们乐在其中却一次次地为自己的贪婪和纵欲而忏悔。就像知识分子们一次次地引用拉康、德里达、鲍德里亚批判资本的无孔不入，却难以逃避跨国企业星巴克优惠活动的诱惑。
也许，人类对消费和商品“与我周旋久”的缠斗，还将继续，而且望不见尽头……
撰文|孔笑微
被商品改变的世界
谈到什么是重要的商品，有一种有趣的观点是非必需品、新奇的奢侈品常常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大抵人类天生猎奇喜新厌旧，创造高溢价的增量需求，总比撼动深深嵌套在旧有经济结构里的基本民生商品，无论从社会运行，还是商业利润上都容易得多。刺激大航海的是东方的香料和丝绸，形成世界贸易体系雏形的是蔗糖咖啡和茶叶，棉花需求激增和棉纺产业崛起伴随着西欧中产阶级的社交地位形成和一群“渴望打扮得像公爵夫人的磨坊女工”。
上流社会愿意花溢价购买新奇商品，如何逐渐普及为群众承担得起的流行消费品，就是新产业和消费社会崛起的历史。成瘾性——比如在糖、咖啡、茶、酒精、电视、网络游戏和手机短视频之中看到的，扮演了重要的渗透剂角色，在穿透阶级壁垒向下传递的过程中，像滤纸一样，萃取出了符合大众市场、激发产业规模、推动经济更新换代的最理想商品。
19世纪，郊游的法国中产阶级家庭。
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探讨了生产者主权对消费者主权的侵蚀，然而追溯历史，一种巨大成功的消费品，从来不是生产者可以单方面创造的，即使在远远称不上丰裕的社会里也一样。《商品帝国》探讨了新爱好的引入和普及，如何启动现代的消费文化，揭示了消费社会以及心理，也可以从匮乏而不是丰裕中产生。
蔗糖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糖与茶，曾被称为最早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世界性商品。制糖业的死结在于，当年甘蔗几乎是蔗糖唯一可靠来源的作物，非得在热带地区种植不可，而且要消耗大量淡水，对集中劳动力投入要求极高。在前工业化年代，只有残酷的奴隶制能满足甘蔗种植园的劳动强度。热带作物经济奴隶制以及后来的契约奴工，是早期资本主义机器吐出的第一炉煤渣。以死亡率而计，当时欧洲每消耗一磅糖，相当于消费两盎司“人肉”。
因普鲁斯特而声名鹊起的甜品——玛德琳蛋糕。
直到19世纪初英国废除奴隶贸易，20年后在整个不列颠殖民地禁止。糖业奴隶制的衰落，原因与其说是由于道德进步，不如说因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甜菜作为温带制糖业的替代原料在欧洲兴起，缓释了对蔗糖的单一依赖。竞争的崛起让市场风险增加，把人（奴隶）作为固定资产，就不得不承受较高的固定成本，只有稳定的大规模销量才能享受到平均成本降低的好处。在市场不稳定的时期，把人力投入作为可变成本，而不是沉没成本，才是划算的。“契约工人”的待遇不见得比奴隶强多少，甚至来源一样不道德（诈骗与绑架），主人付给他工钱只是因为这比把他整个买来划算——但人类获得每一点自由都伴随着巨大的不对称的代价，新的历史毕竟开始了。以食糖为基础之一的现代零食文化和快餐食品工业，从此出现在地平线上，像黎明初醒的巨兽。
消费主义与城市：全球化的进与退
与时间和金钱同样重要的是消费的空间，中世纪的大城市甚至比今天的城市更为具有消费性，因为这里盘踞着前现代的两大核心消费集团：宫廷与教会。对奢侈享受的顺从，让这些中心大城市——伦敦、巴黎、马德里，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动机。欧洲革命之后，政治动荡阻碍了宫廷与教会的消费能力，生产性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比如曼彻斯特和马赛地位有显著上升，然而很快劳动力的聚集和商贸发展，形成了新的消费能力集团，消费文化第一次从模仿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习俗中摆脱出来，有了崭新的力量和风向。
以奢华和放纵闻名的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19世纪是现代工业打开市场的狂飙突进阶段，普遍性照明、供水和城市公共交通，奠定了超级城市形成的基础，中世纪城市的“大理石蛋糕”分层结构不同，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打通了一个个封闭和自限的“部落”区域，尽管地区间的阶层和贫富差距依然甚至更加悬殊，但联结却前所未有紧密了，消费性经济活动如同血液循环，泵出城市的有力的心跳。消费活动催生了一些崭新的社会公共空间。
集市与临街店铺被百货公司和综合购物商场取代，历史学家称之为从宫廷到大众消费转变的拐点。巴黎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公司，芝加哥的菲尔德百货公司，中国上海的先施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掀起了一场社会与心理的革命”，与小摊贩、室内商店和街头集市相比，百货公司更加具有“商品教堂”特征，是现代大众消费的典型社交形式，就像沙龙是前现代上流社会消费的典型社交形式。百货公司让过去一无所有的人群，猛然进入一个欲望的世界，接受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并赋予他们成为现代消费者的崭新教育。
上海永安百货大楼。
购物依然是休闲社交活动，但是一方面，著名的百货公司成为城市地标性的地方景观，以宏伟和豪华跻身于本地教堂、市政建筑和皇家宫殿之列；另一方面迅速发展为前所未有的拥有自我意识的全球性机构，与当时推动全球化的几股力量——世界博览会、蒸汽邮轮、邮政服务和移民，同时发挥作用。百货公司是最早追求资本、知识和品味的跨国流动的商业形式，力求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大家庭。从19世纪末开始，乐蓬马歇在利物浦和布里斯科顿建立分公司，哈罗德则扩展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销售类别上，更是力求包罗万象，1895年哈罗德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涵盖了多个国家的供应链，它自豪地标榜为从摇篮到坟墓（商品中的确有全套丧葬用品和葬礼服务）。百货公司消费基础深深扎根在快速流动的人群——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的工薪家庭。这个富丽堂皇的地方让购物和消费具有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公共展示属性，削弱了宗教、政治、语言和习俗的隔离，打破了为精英阶层建立的半私密空间，重组了人与人在商品流动和服务中的关系，中产阶级变得更加有信心，也更为接受一个全球化的商品图景。
信贷、通胀与丰裕时代的新穷人
东西方宗教与传统文明对借贷都持有负面看法，超前消费与堕落和虚假需求相伴而生，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老谋深算的宰相送别儿子的金玉良言是“不要借给人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背负债务是变相出卖自由，维多利亚年代的人笃信3C：文明（civilization）商业（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而痛恨3D：债务（Debt）污垢（Dirt）魔鬼（Devil），而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矛盾：商业和信贷密不可分。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
在现金短缺，金融体系处于萌芽和抑制状态下的社会中，无论对家庭还是商业而言，借款和赊账是日常生活十分正常的一部分，18世纪初的英国，超过半数的家庭男主人（最有借贷资格的家庭成员）去世时会留下未清偿的债务，十九世纪的商店，无论东西方，鲜少用现金结账，赊账购物才是常态，汉诺威商店的记录中只有1/4的交易以现金结算或者短期清偿；同时代面向市民的北京商铺中“挂账”比例也高达一半以上。20世纪初上海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普通家庭年均收入417美元，但要维持生活，各种“印子钱”的借贷平均高达147美元，超过1/3。“罪恶”的高利贷流行并非因为奢侈的欲望，而恰恰因为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信用体系基础薄弱，风险巨大势必带来利率高踞，民间不得不以简陋的自发性金融安排来弥补，比如市民中借贷一体的各种互助性“合会”。种种证据表明，家庭债务增长并不是“奢侈”消费推动的罪恶，而是正常流通性的短缺，与马尔萨斯周期叠加的带来的内生性建构——花未来的钱，只这是唯一可以得到的、通向未来的舟楫。
电影《华尔街之狼》。
通货膨胀也是消费行为的长期影响因素，在有良好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体经济人，会因为未来通胀预期而乐于释放当下购买力，消费行为又增加了需求，完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促进繁荣，这是工业社会一般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逻辑。然而如果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和发达金融投资的风险转移作用，通货膨胀预期却会大大加深对未来的恐惧，抑制当期消费，让资金沉淀到无效和不合理的部门当中。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创造了“新穷人”的概念——有缺陷的消费者。“新穷人”是物质社会里的穷人，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或者说就是手里没有足够的钱的，不能随心所欲购买自己的必需品的消费者。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新穷人缺乏的能力是“体面”的能力，穷人不再困顿于温饱，而是纠结在一种社会容许的生活方式的边缘，“车子”、“房子”、“子女教育”无不与消费的一种文化认可方式紧密联结。不仅仅是失业者，只要无法承担这种最低的“体面”消费方式，劳动者就会从消费意义上变成一个新型穷人，陷于债务和通胀的泥潭挣扎一生。
快乐与安全：两个彼岸
十年前曾有评论者把中国消费主义的崛起命名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与这个观察和断言同步的里程碑事件，是从2009年开始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从一个试验性的平台电商促销活动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系列消费和文化icon。消费的快感，消费主义的宏观和微观价值，在双十一这样的集中冲击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阶段。数字行销令零售业的业态前所未有地丰富多样，“直播间”方式和网红带货促销缩短了消费者和供应者之间的链条，消费的过程被注入了表演性、参与性和娱乐性。购物行为的本身即是表达，也是快乐兑现的过程，消费由私密的个人活动，发展成一种参与公共生活，寻找圈层社群的集体行为，如同观看球赛、演出和游戏，消费主义的文化表达从未如此饱满和富于安抚性。
美国14内年推出了20季的真人秀《与卡戴珊同行》。
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为“儒家消费主义“——并非是儒家文化对消费有什么提倡（正统儒家思想反而一向有抑制消费的倾向），而是体现在“以家庭为取向、以儿童为中心”的消费意愿以及外向延伸上。对家庭自有住房的执念和“刚需”属性，也是儒家消费主义与城市化结合后的一种反应，有趣的是，通货膨胀和金融抑制助力了这样的趋向，市场化历程中加速的通胀使未来债务的预期贴现率高于当下的利息率，金融抑制令不动产这种银行能接受的少数融资抵押品产生了巨大溢价，房地产过热成为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泡沫。对儿童的攀比性教育投入也有类似的叠加效应，教育的边际收益率被消费主义的滤镜放大，带来了超过经济理性的过度投资。
道德考验是消费文化能够登堂入室的另一种考验，目前为止消费资本主义遭遇到的最大两个争议是公平性和永续性——前者涉及分配和社会正义问题，后者直指资源与环保政策的现实考量。商家和消费者都想通过具有曝光率和社会运动色彩的方案，以改良消费文化的方式而非直截了当经济政策来改良。“公平贸易”运动在咖啡、制糖这些标准化行业久负盛名，并且随着延伸的食物链渗透入广阔的食品工业；环保运动则被巧妙地融入消费文化的创造分支，成为新时尚的一部分。固然在经济下行周期时，现实压力仍然会将消费者逼回最低成本考量，但是消费习惯的黏性一旦形成，就拥有了回弹的能力。
回收垃圾维生的巴基斯坦少年。
安全和快乐是人们愿意以金钱交换的核心产品，也是消费的终极目的，社会物质生活塑造了人，人创造精神生活，现代生活中存在无数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激烈对抗，效果却往往如同西西弗斯徒劳无功，拔着自己的头发终究无法离开地面。保持人的完整性的努力，是从对社会运行的反馈和修正开始的，也将是必经之路。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孔笑微；编辑：袁春希； 校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新京报·书评周刊 》11月25日专题《红尘恋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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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为百姓们提供人生目标的是社会权威：国王、主教、政府。他们提供的目标有：宗教、道德、阶级习俗、爱国主义。最后的一个目标提供者是商人，他们宣扬的是消费。这些目标渐渐失效，不再吸引众生。外界向你提供目标时，往往以某种奖励吸引你追随它。世上大多数奖励的动机是控制你。不做外部目标的奴隶，就要拒绝它们的奖励。拒绝外部奖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内奖”，即选定你的目标，在追随目标的努力中，获得内心的秩序和成长的乐趣，这就是内奖，就是自我奖励。大多数人的目标都受生理需要或社会传统的制约，亦即来自外界。自得其乐的人，主要目标都从意识评估过的体验中涌现，并以自我为依据。真正的幸福，是当你全心全意投入一件事，把自己置之度外的时候，获得的副产品。你直接追求的并不是幸福，而是把自己变得更复杂——在这个变复杂的过程中，你会找到乐趣，这个状态就是幸福的。人生要的不是最后终点的结果，而是每时每刻点点滴滴成长的过程。成长不仅仅是在校学生的事儿。成长也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成长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心流，快乐的源泉我们对自己的观感、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归根结底直接取决于心灵如何过滤与阐释日常体验。我们快乐与否，端视内心是否和谐，而与我们控制宇宙的能力毫无关系。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却是亘古不变。现代人对幸福的理解并不见得比亚里士多德更透彻，而对于如何得到幸福，更可说是毫无建树。幸福为什么难以得到，幸福如此难能可贵，主要是因为宇宙初创之时，就没有以人类的安逸舒适为念。它广袤无边，充斥着威胁人类生存的空洞与寒漠，它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神经系统过于发达。感知和摄取更多的信息，无疑有利于人类生存。对外部情况不感知，当然更危险，但感知更多往往也更苦恼。米哈里在研究中试图尽可能精确地分析幸福的感觉以及这些感觉形成的原因。他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最优体验的理论，也就是心流。心流即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这种体验本身带来莫大的喜悦，使人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可是生活越改善人们越不满足的矛盾表明，提高生活品质是一件永远没有尽头的苦役。其实只要我们在奋斗的过程中觉得愉快，设立新目标也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就在于一般人总把所有心力放在新目标上，不能享受现在，也因此与知足的快乐绝缘。负熵与精神熵简单地讲，熵是指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越混乱，熵值越高。比如在冰里面，水分子相对固定在一个位置附近振动，系统比较稳定，熵值就比较低。变成液态水后，分子开始流动，熵值变大。成为水蒸气后，分子四处乱窜，熵值就更大了。反过来，一个系统内部越有规律，结构越清晰，熵值就越低。生命现象是个奇迹。它将太阳能转化成生物能，并从无序中发展出有序。薛定谔以物理学家的眼光看到了大自然中的这个反例，称之为“负熵”。负熵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米哈里借鉴上述思想提出了“精神熵”。他认为，资讯对人们意识中的目标和结构的威胁，将导致内心失去秩序，就是精神熵。你的内心一片混乱，熵值非常高。但是，如果你进入了心流状态，那就不一样了。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任务上，你所有的心理能量都在往同一个地方使，那些跟任务无关的念头都被完全屏蔽，甚至包括你对世界的意识、对自我的感知，更不用说对别人评价的患得患失、对物质得失的精心计算，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并不是只有一个念头，你的大脑仍然在高速运转，但是所有这些念头都是非常有规律、有秩序的，就像一支高度有纪律的军队，井井有条地组织了起来，高效率地去完成一个任务。这时，你的心熵非常低。这个精神熵的反面就是最优体验，称之为“心流”。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你心里的熵值降到最低，一切纷扰念头都销声匿迹，只剩下你和当前的事物时，那种心灵如同冰晶般通透、念头如同雪水般畅流的感觉，就是你心里能达到的最优体验，也是你大脑里的奇迹。心流的构成要素迈达斯国王点石成金，最后活活饿死的寓言，充分证明一味追求财富、地位、权力，未必能使人更快乐。唯有从每天的生活体验中创造乐趣，才能真正提升生活品质。改善生活品质的主要策略有两种：一是使外在条件符合我们的目标；二是改变我们体验外在条件的方式，使它与我们的目标相契合。其实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跟生活品质并没有直接关系——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和所遭遇的事情做何种阐释。改善生活，唯有从改善体验品质着手。享乐是高水准生活的重要一环，但享乐本身并不能带来幸福。睡眠、休息、食物与性，都属于恢复“均衡”的体验，在肉体需求引起精神熵以后，重整意识的秩序。它们并不能带动心灵的成长，也不能增加自我的复杂性。换言之，享乐虽有助于维持意识的秩序，却无法在意识中创造新秩序。一般人想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生活时，不但会想到享乐，还会想到虽然与享乐重叠，但必须用不同字眼表达的另一种感受——乐趣。所谓乐趣，是指一个人不仅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更超越既有制约，完成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没有享乐，人生还堪忍受，有时甚至也还算得上愉快。但这种愉快不会持久，要靠运气和外在环境帮忙。如果要控制体验品质，就必须学习从每天的生活中创造乐趣。米哈里在研究中也指出，乐趣的出现主要有八项元素，也就是构成心流体验的要素。一般人回想最积极的体验时，至少都会提及这些元素中的一项，或是全部。首先，这种体验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份可完成的工作时。其次，我们必须能够全神贯注于这件事情。第三和第四，这项任务有明确的目标和即时的反馈。第五，我们能深入而毫不牵强地投入到行动之中，日常生活的忧虑和沮丧都因此一扫而空。第六，充满乐趣的体验使人觉得能自由控制自己的行动。第七，进入“忘我”状态，但心流体验告一段落后，自我感觉又会变得强烈。第八，时间感会改变——几小时犹如几分钟，几分钟也可能变得像几小时那么漫长。这些元素结合成一种深刻的愉悦感，带来无比的报偿，并扩展成极大的能量，仅是感觉它的存在就已值回“票价”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心流？描述最优体验时提到的共同要素：觉得自己的技能足够应付当前的挑战，在一个目标明确、规则分明的行动体系中，对于自己表现的好坏，随时可得到清楚的回馈；注意力非常集中，完全没有空闲去思索任何不相干的事，或烦恼其他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扭曲。能产生这些效果的活动都会带来强烈的满足感，使人愿意纯粹为了活动本身而去行事，不但不计较回报，甚至为之冒险犯难也在所不惜。研究中发现，所有心流活动，不论涉及竞争、投机还是其他形式的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带来一种新发现、一种创造感，把当事人带入新的现实。它促使一个人有更好的表现，使意识到达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简单地说，它把自我变得更复杂，自我因而成长，这就是心流活动的关键。尽全力接受挑战，并达成目标，即有可能产生心流。最优体验多半来自个人能力与机会之间的平衡。，假若挑战的难度过高，会令人深感挫折，接着是担心，最后产生焦虑；如果挑战太过容易，你的能力绰绰有余，继轻松之后，你就会感到无趣；若挑战难度低、个人能力也不足，当事人的态度自会趋于淡漠。只有高难度挑战与卓越的能力相互配合，个人的全心投入才可能触发心流，塑造异于平常的体验与感受。心流的体验，工作时大大高于休闲时。工作可以产生心流，游戏也可以产生心流。体育具备造就心流的最佳条件：明确的目标，即时的回馈，易学难精带来的上不封顶的挑战性。体育的最大功能是帮助人控制自己：既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很好理解，体操、田径、游泳、球类，都要在控制身体上下大功夫，又要学习控制自己的精神，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在感官之乐中米哈里以体育运动为例，说明了心流体验产生的基本步骤：（1）确立一个总目标，并尽可能包含多个实际可行的子目标；（2）找出评估目标进度的方法；（3）保持精神集中于所做的事情上，并且对活动涉及的挑战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区分；（4）培养随机应变所需的技巧；（5）在活动变得令人厌倦时，随时提高挑战的难度。追寻生命的意义若能赋予人生意义，就能使生命丰富璀璨，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是否苗条、富裕、掌权，都已无关紧要了，此时澎湃的欲念止歇，连最单调的体验也变得兴味盎然。如果我们能从工作和友谊中找到乐趣，并且把每一次挑战都视同磨炼新技巧的机会，生活带来的回报当然会超过一般的水准，但这仍然不足以保证我们会达到最优体验。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互衔接的活动，只能产生支离破碎的乐趣，这时我们还是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袭击。即使最成功的事业，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早晚也会枯竭；对工作的热情会逐渐冷却，配偶会离开人世，孩子也会长大离家。因此，我们必须完成控制意识的最后一步，也就是达到最优体验。这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化整个生命为统一的心流体验。如果一个人决心实现一个困难的目标，所有其他目标都是为这个大目标而存在，他就会投入所有精神能量，培养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巧，那么所有的行动与感受就会形成蔚为和谐的整体，人生各个不同的部分也会契合无间。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每种活动都深具意义。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如果我们所谓的“意义”是建立在自然界架构和人类经验之上，并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目标，那么人生确实没有意义可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赋予生命意义。以作者的观点来看，最终目标只要能为一生的精神能量建立秩序，它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它可能成为啤酒瓶收藏家、找出癌症疗法或纯属生物本能——希望儿女过得好，光耀门楣。只要方向明确，行动规则清楚，并能提供集中注意力的方法，任何目标都能使人的一生充满意义。目标与决心塑造人生，能创造内心的和谐感，意识中也会洋溢着流动不息的秩序。也许有人会说，达到这种内在秩序有什么难的呢？为什么要奋斗得那么辛苦，使人生成为一致的心流体验呢？一般人难道不是生下来就表里一致吗？人性难道不是天生就有秩序吗？在养成自省的习惯之前，人类意识的原始状态确实已具备内在的平静，只是偶尔会被饥饿、性欲、痛苦或危险打断。目前带给我们那么多苦恼的精神熵——无法满足的需要、受挫折的期待、寂寞、沮丧、焦虑、罪恶感——都可能最近才侵入人类的心灵。这类情绪都是大脑皮层的复杂度急速提升，加上文化象征日趋丰富的副产品，它们可视为意识黑暗面的呈现。但动物中除了人以外，都不会自作自受，它们的进化程度还不足以感受沮丧和绝望，只要没有外来的冲突干扰，它们就能保持和谐，体验到人类称为心流的那种圆满。我们在缺乏机会与变通时，和谐可谓唾手可得。欲望很单纯、选择很清楚，没有矛盾存在的空间，也不需要妥协，这就是简单体系的秩序——它根本欠缺秩序。这种和谐非常脆弱，复杂度一步步增加，由体系内部产生精神熵的可能性也相对增加。童年时心流自然涌现的那颗清明的心，会随着纷纭杂沓的价值观、信念、选择及行为模式，逐渐变得黯淡模糊。建立在天真无邪基础上的秩序，对我们已是遥不可及。一旦摘下知识树上的果实，重返伊甸园的路就永远被封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