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therine Shoard (The Guardian)译者：csh译文首发于《陀螺电影》译者按：大多数人都没能想到的是，萨姆·门德斯的《1917》成为了这次金球奖的最大赢家，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在最佳影片单元，它击败了《爱尔兰人》、《婚姻故事》、《小丑》和《教宗的承继》，它们均为2019年的大热之作。《1917》取材自门德斯的祖父阿尔弗雷德·门德斯的真实经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历史背景，和《鸟人》一样采用了“伪一镜到底”的拍法，用繁复的技巧将数十个镜头缀连起来，呈现了一种高度连贯的观感。曾以《美国丽人》、《革命之路》等电影而闻名的门德斯，似乎因为后来导演的那两部“007”而损失了一定的声誉——这一次的《1917》，或许是他久违的全力以赴之作，这次能够爆冷获奖，也可以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在这篇《卫报》的深度访谈文章，作者采访了影片的导演萨姆·门德斯、编剧克里斯蒂·威尔逊-凯恩斯、摄影罗杰·狄金斯、演员乔治·麦凯、迪恩-查尔斯·查普曼、科林·费尔斯等人，其中每位主创都分享了自己拍摄这部影片时的体验与想法。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在看到这部影片之前，提前体认它的魅力。当萨姆·门德斯还年幼的时候，他嘲笑了祖父的一个习惯——祖父永远都在洗自己的手。于是，祖父将他拉到一边。“这是因为他永远都记得战壕里的污泥，”他说道，“所以他永远也无法变得干净了。”于是，萨姆停下了他的笑声。接着，七十多岁的祖父，告诉了他更多关于战争的故事。他的祖父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都对此闭口不谈，“但他终于崩溃了。他和我们讲了一大堆的故事。尤其是当他喝过几杯朗姆酒之后，他讲得更多了。他的叙述非常夸张、迷人，具有爱德华时期的风格。他的耳朵也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对着所有人咆哮。”阿尔弗雷德·门德斯是在十六岁那年参军的，他当时很兴奋，因为自己能够投入到这样一场“立场正义、进展顺利”的战争中。但是，当他来到西线的时候，“他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他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勇气的，而是关于一切的无常性的。”他较矮的身高，意味着他常常会担负起情报员的使命。“那个小小的男人，在广阔的、雾气弥漫的景观中游荡，这幅景象始终伴随着我。”在战后，阿尔弗雷德搬到了巴巴多斯，成为了一位公务员，撰写社会主义小说，并死于1991年，享年94岁。在34岁的时候，萨姆凭借自己的处女作《美国丽人》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二十年后，一部受到阿尔弗雷德的故事启发的影片，或许可以帮他再次斩获这一奖项。这部名为《1917》的作品，是门德斯继《007：大破天幕杀机》和《007：幽灵党》之后的首部剧情片，他显然将它看作是针对007的解毒剂。他说，那两部邦德电影就是“两场混乱”，它们不断地发出噪声，催生出旷日持久的后勤工作和高空拍摄，这一切让他被迫承受偏头痛与妥协的折磨。整部《1917》由一条主线叙事和一个长镜头构成——好吧，其实有数十个镜头，但它们都被摄影师罗杰·狄金斯悄无声息地缝合到了一起。两位年轻的一等兵斯科菲尔德（乔治·麦凯饰）和布莱克（迪恩-查尔斯·查普曼饰）被传唤到了他们的将军（科林·费尔斯饰）面前，并接下了一个任务。他们必须攀上独木舟、穿越无人之境（还必须注意铁丝网、炮火、老鼠、弹坑和尸体）、沿着（可能已废弃的）敌军的战壕前行、穿过布满饵雷的法国村庄、找到毗邻的营地，让他们取消本计划在黎明发起的一场攻击，否则他们就会踏入一个陷阱。如果这两个人失败了，就会有1600人死掉，其中包括布莱克的亲兄弟。费尔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场景要显得更加残酷：当这两个男孩前去执行这场几乎必死无疑的任务时，一位勤务兵铺开了一张白色亚麻桌布，以便让长官享用下午茶。这场戏最终被剪掉了。“军方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漠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需要用这场戏去强调这一点，”费尔斯说道，“我们也不需要强调特定将领的冷酷。”“这些男孩们执行的任务，具有某种残酷的必要性，其中当然还掺杂着悲剧性——因为战争本身或许不是必要的。”费尔斯的戏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即使是拍摄这么短的场景，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感受。“人们需要去体认年轻人的无力感和恐怖感，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服从老头们下达的任务。”剪掉那场桌布戏是明智的。从类型的层面上来说，《1917》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让它显得独树一帜。“一旦你开始决定使用这种方式，”这部影片的编剧克里斯蒂·威尔逊-凯恩斯说道，“你就失去了你的大多数观众。不管怎么说，这种故事在苏格兰没有多大的意义。”威尔逊-凯恩斯是一个32岁的格拉斯哥人，穿着连衫裤的她显得神采奕奕。这是她的第一部影片，她最重要的电影经验发生在2003年，那时她还是一位少女：“我看了《霹雳娇娃2》，这是一部让我震撼的电影。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我要么成为霹雳娇娃，要么就要在电影业工作。而查理先生并没有接受外部的申请。”她指出，考虑到《1917》的主题，她的性别可能有些令人惊讶。接着，她咧嘴笑着说，“但我已经和我的阴道协商过了。”但她也确实有所怀疑，这种现象意味着这部影片中的类型元素已经发生了倾斜：角色的目标不是屠杀尽可能多的敌人，而是要回家。“你不是在屏住呼吸看他会不会开枪，但你知道，如果他不开枪，他就永远无法看到自己的家人了。”威尔逊-凯恩斯的其中一位祖父会教育克里斯蒂有关战争的知识，虽然他并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他告诉我，理解历史是避免未来灾难的唯一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彼此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虽然其中有误导的成分，但那些男人仍然在为一个自由、统一的欧洲而战。但不知怎地，由于纯粹的疯狂、愚蠢和政治利益，这一点也受到了威胁。和平是如此脆弱啊。我向上帝祈祷，希望我们不会走向同样的结果。”她和门德斯都分别指出，他们想要用这部影片，修正过去的那种为沙文主义、孤立主义服务的战争话语。“那种执着于某种怀旧愿景的人，会将这些战争追溯为胜利，”门德斯说道，“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悲剧而已。” “这种绑架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自豪感的做法，是非常微妙，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当下，这样的事情也在不断地发生。‘我们要回到过去，再次成为我们自己！这就是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门德斯认为，虽然这种狡猾的话语在不断提高音量，但这恰恰意味着，那种让人们献出生命的价值观已经被侵蚀了。如今，只有那些极端的环保活动家会做类似的事情。“牺牲已经过时了，”威尔逊-凯恩斯说道，“那种将某些事物置于你之上的概念，那种让你为之而死的概念，已经成为了一种陈旧的观念。从本质上来说，现在人们变得更自私，也更自恋了。”《1917》的两位导演都表明，如果他们与自己的角色处在同样的环境，那么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是：祈祷不要出现检验这一点的机会。查普曼表示，如果今天也开始征兵，“那么推特上就会吵得一塌糊涂”。这位二十二岁的演员，此前出演过《权力的游戏》，他也是演员阵容中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一位——他也是在拍摄开始之前，与战争的联系最不紧密的一位。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他说道，“我有许多现实层面的考量：‘天啊，这看起来很不容易！’”后来，他在拍摄间隙阅读了一本同代人的日记集，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装甲兵所写的日记，此人臀部中弹，并在无人区瘫痪了四天。“我最终发现，他就是我的曾曾祖父！后来，他到了里士满的一家罂粟厂工作。”查普曼感到自豪而敬畏，不过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27岁的麦凯举止温和而得体，对于那些针对他那代人——或是任何一代人——的谴责，他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他说，我们如今并不理解那种放弃一切的做法。他也谈到自己想要种植自己的蔬菜，他表示，如果你只能感受舒适的话，那么你是无法理解何为“艰难”的。“我们很少接触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没有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这部影片会让你处在真正的绝境之中。你不会想呆在一个只有必需品的地方。不过，我们或许在天平的另一端呆的太久了，我们需要在耗尽一切之前停下来。”在这部影片里，不管是布莱克还是斯科菲尔德都没有表述自己的感受，他们无需如此——他们也确实没有时间。许多美国观众都对此感到很惊讶，并因此将它看作是一部独特的英国电影，门德斯说他对此感到很惊讶。“它处理的挑战是，我们如何能够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继续讲真话。《相见恨晚》可以算是一个经典的先例，这是一种处理强烈情感的独特方式。”麦凯说，他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想要和谁一起回归自己的生活，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他还说，在通常的情况下，看银幕上的自己并不是一件易事，但这是他第一次能够沉浸其中——这可能要感谢影片的拍摄风格。“你会和那些人一起共进退，参演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过，观看这部影片也是如此。”《1917》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这种影像风格发起的电影政变，它创造了一种不适的观感和怪异的现代性，令人想起拉斯洛·奈迈施的大屠杀电影《索尔之子》。观众们无法将视线移到别处，无法避免这场残暴的灾难。虽然大多数的一战电影都会呈现那种缓慢灼烧的幽闭感与麻木感，但这部作品呈现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动态影像：一场可怕的过山车，带领你经历那场噩梦般的劫难。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说服。有些评论家发现，这种单镜头的风格太过花哨了，看起来就像是为形式而形式的影像试验，像是一种技术能力的展示，它会分散人们对于情节的注意力。门德斯嘲讽了这种观点：“摄影机从来不会穿越钥匙孔，也不会穿过玻璃，更不会跟随子弹移动的轨迹。”对他来说，这不过是“电影人”的抱怨，而不是实践者应该担心的事情。狄金斯则因为这些批评者的言论感到沮丧。“这很遗憾，”他说道，“有些人告诉我，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当我指出，这可能是一种守旧者的非难时，他的眼中燃起了更多希望。“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吸引那些在电子游戏中成长的年轻一代，因为这种影像能够更令人身临其境，”他说道，“这不是那种经典电影。”但是，当查普曼的一个朋友真的告诉他，这部影片令人想起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时，他还是感到有些迟疑。“在那种游戏里，你是能够掌控时态的。但在这部影片里，你并不拥有这种掌控力。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如此可怕的原因：你是逃不掉的。”威尔逊-凯恩斯的说法一如既往地坦率。“这部影片的全部意义在于，你会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活上115分钟。如果你注意到了摄影机，那么我们就全都失败了。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让你坐在椅子上看手机的，不是让你欣赏战争背景的——当然也不是为了让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赚上一大笔钱。”她说，她最想要的就是真实感。有些历史剧的主要任务是娱乐。她对于某些作品中的那种“自由”感到无动于衷，譬如2018年的《玛丽女王》：色盲式的选角、美化事实的叙事、不合时宜的对话。她说，这些东西放在那里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向这些人经历的现实致敬。我们不想让它膨胀或萎缩。人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这可不是什么宇宙飞船，这不是幻想。但是，狄金斯的看法则略有不同。“这不是自然主义，”他说道，“如果你真的展示了真实的样貌，那么在五分钟之后，电影院里就会空无一人了。”尽管如此，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当他们在拍摄急救帐篷的场景时，他还是受到了门德斯的鼓舞。“他说，‘我们不能手忙脚乱。我们必须公正地拍摄这场戏。’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种公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么，阿尔弗雷德·门德斯会怎么想？他会如何看待这部电影，这部源于他那些故事的作品？他的孙子顿了顿，然后说：“我想，他会觉得看起来非常不舒服。但我确信他会感激这部电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