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省孤儿学校生活的那段岁月
年毕业，斗转星移，岁月如梭，离开学校已经整整三十周年了。虽然记忆已经有一些模糊，但那段经历还是历历在目。国家抚养孤儿的政策分为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形式。大部分是分散供养的，分散供养就是由孤儿的亲属照顾，国家出钱作为补助。小部分由国家集中供养，所需的费用都是国家出钱，也就是说免费供养孤儿。集中供养机构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单一的供养机构，供养对象就是孤儿，如我的母校，主管部门是省民政厅。另外一种是综合的供养机构，供养对象除了孤儿以外，还包括无儿无女的老年人。如城市的社会福利院，农村的敬老院。长春市社会福利院也坐落在大屯，平房，生活条件不如我的母校。这里既收养老人，也有收养的孤儿。那里的孤儿都特别小，最大的不超过5岁，都姓国，没有其它的姓，记忆中有一个叫国华的女婴，豁嘴，弃婴占多数。我去过这个单位，主管部门是各地方的民政局。单一的供养机构，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家，但规模肯定没有吉林省的大。单一的供养机构和综合的供养机构都是抚养孤儿，区别在哪里就不知道了，如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和长春市社会福利院都是收养孤儿。全国角度看，孤儿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全国有多少孤儿，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也是让人很容易遗忘的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散养的群体。孤儿本身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父母虽然去世，但还有亲属；有父母虽然去世，也无亲属，但有兄弟姐妹；有父母已经去世，无亲属，也无兄弟姐妹，纯孤儿；还有极其特殊的一种情况，父母一方被判刑，另一方没有能力抚养，或双方都被判刑，孩子无人照料，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以上几种情况，我们学校都有。学校是一九五六年始建，是亚洲第一大孤儿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孤儿学校，网上查一下，披露这个学校的内容很少，披露孤儿个人生活的就更寥寥无几。孤儿大多数身世非常不幸，身世是他们永远心中的疼。许多人性格非常孤僻，后来的生活经历很多也不如愿，可能有一些人还挣扎在社会的边缘。以上种种原因吧，愿意披露自己生活经历的很少。究竟这个学校生活如何，对于大多数人还是很陌生的的，通过这段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学校是吉林省民政厅直属的事业单位。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地区（现在叫吉林市）的永吉县万昌公社（万昌公社现在叫万昌镇），老长吉公路东侧。一九八0年迁到长春市郊区大屯镇，大屯镇二00六年改成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了，大屯镇这个地名也就永远成为历史了。在万昌生活了年，在大屯生活了年，年的光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二00九年学校又迁到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了，这是后话，一九八六年以后的事情，笔者没经历过，不予评述。年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迁到大屯之后，高中班变成专业班了。专业班也是三年制，专业课与其它中专学校的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完全一样，基础课与其它学校高中的课程设置完全一样。一个年级一个班，也曾搞过一个年级两个班，这种模式最后还是被取消了。每个班平均人，在校学生多人。一个班配备一名班主任和一名生活老师。老师在万昌的时候，估计都不到人，加上临时工等后勤人员估计还不到6人，迁到大屯之后，老师稍微增加一些，加上临时工等后勤人员估计还不到人。根据学校的机构设置和班级数以及后勤设施估计的人数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经历过三任校长，万昌时候的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0年，辛绍林副校长，当时是没有正校长吧，应该是副校长主持工作。辛副校长没有什么印象，但听说过，也没听他讲过话。李景魁副校长，也没有什么印象，从来也没听他讲过话。这两位副校长也许是做人低调吧。国淑芬副校长，倒是有点印象，细高个。经常出来给我们讲话，虽然是女校长，但讲话干脆、利落，没有一句废话。有一种威严感，虽然威严但不失亲切，这样的领导分寸，非常不好把握，到大屯就没有什么印象了，是退休了还是调走了就不知道了。印象不错的话，书记应该是王彧彬，讲话次数最大，感觉权力最大，当时一元化领导，党政没分家，书记权力肯定最大。迁到大屯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刁亮，任职起始时间是一九八0年末到一九八三年，第二任校长是王友山，任职起始时间是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书记还是王彧彬，校长讲话多了，书记讲话少了，感觉校长权力大了。刁校长长的白净，文质彬彬，讲话慢声细语，性格很好的那种，冬天食堂的暖气经常冻，看见他跟着工人一起拿着喷灯烤暖气，一把校长完全可以支个嘴，让副校长领着干活，亲自领着干活，足显出刁校长亲民，据说离职之后转任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院长，这个单位也是民政厅直属的事业单位。王友山校长，身体好，满身都是肉，感觉讲话都有点费劲。万昌的时候人称三王之一，三王指的是王彧彬、王友山、王兴邦这三个王姓领导，据说离职之后调任扶余县县长。副校长徐长福有点印象，军人出身，团级复原，管后勤的副校长。总在食堂转悠，说话干脆，总笑呵呵的，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学生跟他说个笑话，扯个蛋，深了浅了他也不生气。伙食方面学生有什么意见也都愿意跟他说，没有什么架子，很草根的那种类型领导。其它的领导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学校的中层领导，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忠起，是个科长，科名没记住，类似是现在的学生科吧，主要是管学生生活。
万昌的设施虽然简陋，但自然环境好，苍松翠柏，鸟语花香。学校就是坐落在大农村，一望无际，四周都是稻田，有几户散落的朝鲜族人家。整个校园被参天大树包裹着，树很高，也很多，说明绿化搞得非常好，森林覆盖率估计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多数是杨树和桦树，还有一少部分柳树，野花满地，绿草茵茵。小鸟不停地在树上唱歌，河里还不时传来青蛙的叫声。房子都是瓦房，第一排是教研室、学校领导办公室、会议室。第一排平房后，是一个大操场，人都站不满，此操场主要用于师生锻炼。与操场并列的是几排平房，具体是几排忘记了，这些平房是教室。教室后边是几排宿舍，于宿舍并排的是食堂、卫生所、乐队，图书馆。教职员工的家在宿舍后边。没有浴池，有人问了，没有浴池洗澡咋办，夏天就到河里洗澡，冬天就将就了。会议室的前方有一个铁电视塔，得有多米高，放电视天线的。能收看黑白电视节目，整个学校就一台黑白电视机，大概是英寸的。七十年代有电视机的人家很少的，不像现在，电视很普及，就是一个频道，内容都是新闻和样板戏。学校的四周都是河沟，水是非常清澈的，鱼儿在游动，泥鳅、鲶鱼有都是，我们经常去抓鱼，就是那样抓，鱼还是那样多。离学校不远处，就是多米吧，有一个湖，这个湖比周围的湖都大，冬天刨开冰，用铁钎子扎，泥鳅鱼一堆一堆的。野鸡、野鸭和猫头鹰经常在蓝天上飞过，部分学生追撵猫头鹰，直至把猫头鹰打下来，弄死。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现在想起来，真是罪过。野鸡蛋和野鸭蛋草丛里不少，没有几个学生去捡的，我也遇到过，从来也没捡过。校内都是土路，没有板油路，更没有水泥路了。没有旱田，都是水田，空气特别清新，水气的清心味，令人心旷神怡。整个学校就有一台小货车和一台吉普车。
大屯的设施现代化，但自然环境比以前差多了。学校就是坐落在一个小城镇，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对面是军队的一个炮团。房子都是楼房，楼房比平房好多了，学生不用烧炉子了。正门的右侧是教学楼，左侧是宿舍楼，卫生所、食堂、浴池和老师的家属区。宽敞的板油路，干净整洁。正门对着的是一个大操场，站多人也没有问题。有一个大会议室和几个小会议室，大会议室装人都没有问题。几个小会议室都有电视，一般不让学生看，可能是考虑耽误学习吧。每周到浴池按规定时间洗一次澡，不可以随意洗澡。校园内树木非常少，而且都无精打采，花池的花，更谈不上茂盛。国道两侧的汽车隆隆声，打破了以往的宁静，川流不息的车流，学生出行都不安全，学校再次迁到净月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不得而知。野鸭和青蛙的叫声再也听不到了，猫头鹰的影再也看不着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许多出身不好，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再就是右派分子。讲究出身的年代没办法，但他们学历高，多数有才华，责任心强，历史只不过跟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老师是什么？你可以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是偏重于知识的传授。“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个草”，此话一点都不假，没妈孩子的心总在半空中悬着，这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也可以说老师是衣食父母，这句话是偏重于生活的照顾。有时候能起到衣食父母的作用，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老师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进入幼儿园接触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孙殿英阿姨和姜阿姨，姜阿姨具体的姓名实在想不起来了。孙阿姨是园长，梳短发，手下就姜阿姨一个兵，姜阿姨也梳短发，年龄都40多岁，孙阿姨稍大。伙食好，都是大米白面，炒菜。为什么我称孙阿姨和姜阿姨为老师，虽然不教课，但她们是我们的生活启蒙老师。幼儿园大概也就个小孩吧。分成两个班，孙阿姨管大班，姜阿姨管小班，我是孙阿姨那个班的。大班的孩子好哄但不好看，一不留神不到跑到哪去了，小班的孩子好看但不好哄，到睡觉的时间了，就是闹，不睡觉，幼儿老师没有耐心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这两位阿姨没有看丢一个孩子，也没有让一个孩子失眠。孙阿姨，据说是文革的时候，被打倒的学校主要领导李栋的媳妇，但学校历任领导没有李栋的名字，道听途说也许是不准的吧。基本面带微笑的时候多，微笑就给我们一种亲切感，减少了那种孤寂。一个星期给我们洗三次脚，只要看见袜子破了就给缝，现在几乎很少有人逢袜子了，破了就扔了。衣服一般是一周一洗。有时候在外面玩，摔个跟头，尤其是下雨天，满身都是泥，随时就给洗了。一周洗一次头。虱子对于现在的人已经很陌生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身上的虱子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头部尤多。孙阿姨用篦子给我们刮虱子，给我们摸虱子药。姜阿姨给我们抓背心裤衩的虱子。白天没事就是几个小孩弹玻璃球，也就是“弹溜溜”，玩这种游戏的小孩现在不多了。不弹玻璃球了，就看小人书，小人书很多，画面洪常青来回飞，当时天真地以为洪常青真的会飞。可以说，能做到孙阿姨这样无微不至的，也就很到位了，我们这些人，毕竟不是孙阿姨的亲生儿女。小孩都特别喜欢玩具，幼儿园柜里有很多玩具，想玩玩具，孙阿姨就是不让玩，只允许看，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如此，孙阿姨是我最想念的第一个老师，如果健在的话，应该是多岁了。她的两个女儿也应该70左右岁了，长相记不住了，其中一个叫李丹，另外一个名字忘记了，小提琴拉的都好，经常给我们表演。幼儿园生活不到一年就上一年级了，离开幼儿园真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人都有依赖性，尤其小孩依赖性更强。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教过我的班主任先后是张喜珍老师和李静华老师，生活老师是王玉莲，这三位老师都是女老师。张喜珍老师教一年级到三年级，李静华老师教四年级到五年级。王玉莲老师当时也就岁左右，高个，梳长发，据说是当时万昌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起码做我们的生活老师得有三年。没看出她是领导干部的子女，非常朴素，没有一点架子。生活老师顾名思义就是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时期学生年龄小，自理能力非常差，生活老师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往往给学生留下的心里烙印最深刻。被子破了或棉花滚包了，鞋露脚趾头了，只要跟她说一生，她会毫不犹疑地帮助解决。印象最深的就是，到拆洗被褥的时候了，王老师帮我们拆被褥，洗被褥，缝被褥。洗被褥是最难的，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洗衣粉。领着我们学生到河边洗，被褥抹上肥皂放在石头上用木棒砸，类似于朝鲜族人洗衣服的方法，我们也砸不动，也不会砸，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王老师就是一个一个砸完这40多个学生的被褥，砸了大约10多天吧。投完后，我们只能帮助拧拧。拆被褥和缝被褥跟着学也会了，后来我也学会拆缝被褥了。赶上我们烧炕，还得帮我们烧炕。王老师还有可贵的一点，倾斜弱者。强势学生让弱势学生替他掏灰，弱势学生也不敢吭声，学生之间也有以强欺弱的现象。王老师发现后罚强势的学生掏一周灶坑的灰，强势的学生再也不敢欺负人了。王老师不管我们班，做了最后告别。望着王老师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不敢说所有的学生都流泪了，但有一部分学生肯定是流泪了，尤其是女同学流泪的更多一些。王老师转身离去的瞬间，眼泪也流下来了。一个临时工啊，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转正的事情，一心一意扑在孤儿的这项事业上，几乎奉献出全部慈母般的爱。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王玉莲，当今还有几个人能知道她？记得她？迁到大屯后，王老师没跟着过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临时工转不了正，还是家庭的原因，从没听王老师说过自己家庭的事情，估计王老师应该还是在万昌生活吧。我所接触的生活老师中，王老师照顾我们最到位了，也是我最想念的第二个老师。张喜珍老师每次上课之前，都跟我们一起引炉子，填煤。万昌冬天的雪特别大，有时候雪到膝盖。水气很重，鞋垫子湿的非常快，我们的鞋垫子也都湿了，张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领着我们在炉子旁烤鞋垫子，放到现在，不可想象。据说张老师的家庭也很不幸，但她没把这种不幸带到工作中来。跟张老师在一起，不感到孤独。李静华老师教我的是四、五年级，要求比较严格。她的严格是一视同仁的，她的女儿韩丽跟我是一个班的，没看出她的女儿比我们特殊，提问答错了，照样狠批一顿。那个时候，老师的子女跟我们一起读书，到大屯之后就逐步不允许跟我们一起读书了。刚搬去的时候，初中允许，后来初中也不允许了。吴连志老师教自然课的。嗓门大，震得耳朵嗡嗡的，但从不瞎喊，三遍答错了，肯定跟你喊，就怕他提问我。为什么能提问三遍，说明他很敬业，看你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提问一遍，不提问第二遍、第三遍可以吧。赵国英是男老师，教体育的。体育课就是踢足球，下雨天踢不了足球，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们都盼着下雨天，谈不上讲的多么幽默，但很吸引人，具体讲什么内容，都忘记了，就记住一个故事是肖飞买药。赵老师真是多才，不像现在有的学校，一到下雨天，体育老师就让学生自由活动。贾长江和董福林这两位老师是教音乐的，我离开学校时，他们仍然还在教音乐。董老师印象还是挺深，就是乐观，粗线条的那种类型，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是烦恼，手风琴拉得好。他的音乐课就是教我们唱歌，弹钢琴给我们伴奏，经常把音符弹错了，歌词唱颠倒了，估计可能是给我们学生一个幽默吧，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师。贾长江老师据说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沈阳音乐学院是东北最高音乐学府了，出身不好，教课不多，主要是管理学校的乐队。到大屯之后教我们音乐课就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贾老师上课的时候头上经常有个大包或沾着药布，我们也不好意思问。有学生议论，说贾老师头上的包是让别人打的，谁能总打那。我不得不承认，贾老师的音乐素养要比董老师可高多了。林科长，也就是林忠起老师天天早上准时到操场点兵，除了周日之外，去晚了当面就批评，不批评我们学生，批评带班的生活老师，毫不留情面，绝不做和事老，批评老师是常事。我们也在旁边听着，感觉林老师工作水平很高，批评你，还让你能下台阶。现在想想，林老师为什么能当上科长，这个道理就不言而喻了吧。生活老师都归他管，也管不少人。那时候学校中层特别少，不像现在，遍地都是科长。迁到大屯后，各方面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也补充了不少老师，补充上来的这拨老师敬业精神、细腻程度，比万昌那拨老师还是有差距的。万昌时期的条件是最艰苦的，那个时期没有奖金，更没有加班费，但老师们做的也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因此，没经历过万昌生活现在的老师们，你们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我至今为止，依然敬佩那一代老师的原因。
1980年迁到大屯开始读初中了。初中一年，那个时候是分为两个班，估计当时学校考虑引入竞争的概念，推进老师的教学水平吧，是刁校长的主意。王友山接任校长之后，分班的做法就取消了。潘占学老师是一班的班主任，李伟先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初二和初三的班主任忘记了，生活老师也已经忘记了。我在一班，我当地的一个同学在二班。潘老师和他的爱人田华老师都是教语文的，据说他们夫妻都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可不是函授啊，更不是野鸡文凭。潘老师语文讲的的确是好，尤其是古文，柳宗元《小石潭记》印象尤深，学生听课没有溜号的，更没有困的，语文讲的绝对是一绝。王月轩老师是个女老师，感觉女老师中，她是最有才华的。后期教我们语文，现代文讲的精彩，学生听课也没有溜号的，也更没有困的，讲的也叫绝，犹如身临其境。《小桔灯》印象颇深，但《小桔灯》的作者忘了是谁了。语文课非常枯燥，他们二位老师讲的妙趣横生，可以说，我所接触的语文老师中，潘老师第一，王老师第二。李伟先老师教代数、齐庆恩老师教几何、赵国平老师教物理。这三门课，我学的是一头迷雾，考试及格的时候很少，不能说这三个老师教的不好，只是由于我接受能力差。陈玉荣老师，男老师，山东人，据说会山东武术，但没见练过，教历史和地理，谈不上活，但很卖力。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出任这两科的课代表，课代表也不是什么官，就是学科学习召集人，但显示出老师对我的重视。郑希新老师教化学，据说郑老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由于出身不好，屈才落到我们学校。感觉实验做得太少，教的不算活，语言表达能力一般，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但化学是我数理化三科中成绩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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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班三年。尹秀珍老师做过专二的班主任，专一和专三的班主任忘记了，专一和专二生活老师应该是于子和，专三的生活老师应该是吕庆堂。尹老师是个女老师，教微积分，本来我数学基础就不好，更是跟不上，但尹老师没有弃之不理。上课只要提问，第一个基本是我，下课单独留下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个笨人期末毕业考试，得了，差没及格，那时候没有打小抄的概念，学风还是非常正的。为了鼓励我的积极性，还是让我及格了。一听到微积分这三个字头就疼，学了一年微积分，到现在也不知道微积分是干什么的？一年来尹老师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尹老师是我最想念的第三个老师，尹老师后来调走了。高宗义老师身高将近米，很瘦，教我们哲学，哲学很抽象，更不好讲，但他的课吸引人，一点都不枯燥，高老师后来也调走了。徐军文老师教统计，讲的不刻板，会计类专业课中，我成绩最好的就是统计，徐老师后来也调走了。郑重老师教的是会计原理，王艳华老师教的是预算会计，这两位老师讲的一般，但板书的字写的都特别好。郑老师毛笔字写的是真好，后来也调走了，王老师是女老师中最漂亮的，气质好，上课总穿个红毛衣。刘永双、王亚兰、席艳荣三位女老师，据说是榆树市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就教我们课，当时年龄比我们大个几岁。王老师教工业会计，不厌其烦，有问必答，绝对不会糊弄你。刘永双、席艳荣两位老师教珠算，席老师后来也调走了。吕庆堂老师教政治经济学，水平一般，但认真，热心肠的人，我有病了，学校卫生所治不了，用自行车驮我到大屯卫生院看病，据说后来这位老师在我毕业几年后就去世了，听此信息，当时为之一阵难过。于子和老师大高个，脾气有点急，但人不坏。师生发生冲突，把我们班的一个男学生打耳穿孔了，冲突原因不知道，我也没在现场，学生可能是太气人，但老师下手也太重点，这个男同学现在一个耳朵还不好使。这个老师在我毕业几年后，也去世了。李栋老师，腿脚不太好，据说是文革批斗的时候，被打残的。是否曾经做过学校领导，我不知道，但感觉绝对不是一般人，毛笔字写的好，教职员工见到他，都是很客气的问候，不是一般的打招呼，当时肯定不是学校领导。虽然没教过我，但回学校取档案，没有他的帮助，还不会那样顺利。
郝载阳副校长、李相国副校长，陈振国老师、李桂荣老师、刘志山老师、李伟滨老师。虽然以上领导、老师没教过我，但他们为学校曾经做出的贡献，不应该被人忘记。郝副校长名字挺响的，似乎很熟，忘记长相了。李副校长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我的毕业证上还盖着李相国的大印。几位老师印象还很清晰，刘志山老师，虽然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使，但篮球投的准，堪称独眼神投手，体育活动组织的有声有色，不知道刘老师当时是什么角色。李伟滨老师，身段柔软，秧歌扭得好，正月十五大屯秧歌大赛，我们学校的秧歌队长，李伟滨后来也调走了。
后勤人员也功不可没。毕竟是一项事业，老师唱主角，这些后勤人员唱配角，默默无闻，但离了后勤人员也寸步难行。卫生所一共是四个人，所长于庆武，所员有周志、王大夫、周光娥。于庆武字写得好，一般医生写字让人看不懂。王大夫不知道他的姓名，周光娥是护士。一个四人的卫生所，照顾五百多个学生的健康，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但学生看病从来没见过有排队的现象，说明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王大夫，你家是我吃过饭的学校教职员工三人之一，陈玉荣老师家吃过，另外一家忘记了。学生在老师家吃饭是极其少的。至今都没有记住你的姓名，白让我吃饭了，实在是惭愧，王大夫没随学校迁到大屯来，遗留的设施变成了吉林省安置农场，王大夫也就留在那里工作了。随迁到大屯的，只是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留在农场工作了。食堂工作人员也不超过五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做饭的杨师傅，就是现在的大厨，四十多岁，好像也没随迁到大屯。做饭的时候，有时我也去看，就是好奇心。五百多人的大锅就他一个人用大铲来回翻锅，尤其是夏天，累的汗流浃背，旱烟的烟灰有的时候都掉在了大锅里，自已确不知道。有人要问，饭里有烟灰大家还吃吗？关键是大部分人没看见烟灰掉锅里。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大家都管他叫杨大麻子。理发的师傅就一个人，四十多岁。理五百多学生的头发，没见有排队的，随去随理，不用预约，也不用填表登记，那时候没有电推子，都是手工的推子。至今还不知道这位男理发师傅的姓名，没见过他发过牢骚，更没见发过脾气，性格绝对一流。安师傅，小货车司机，具体的姓名想不起来了，王月轩老师的爱人，车就是拉我们使用的日用品和后勤用的东西。公车私用绝对不行，就是王老师想用车，也不好使，足见安师傅那代人的思想境界。安师傅个子不高，好像没有王老师高，总是笑呵呵的，性格好。他的爱好就是喝点小酒，王老师总是按时给他炒两个菜。没见王老师叫过安师傅的姓名，总叫老安，老安这两个字，虽然字不多，但话语中能听出王老师发自心里对老安的爱，感觉他们夫妻的感情特别好。王老师有两个女儿还是三个女儿，忘记了，她的女儿比我小多了，一个女儿好像叫安静。王老师家和王大夫家紧挨着，上王大夫家，有时候也上王老师家去。让我跟她学俄语，文革前俄语本科毕业，俄语水平超一流的，我对俄语也不感兴趣，也没学，衷心祝福王老师和老安长命百岁。后勤工作人员少，工作量相比较而言，比老师的工作量要大。现在的母校，理发还是一个师傅吗？
孤儿是这个社会的特殊群体，老师和后勤人员更是这个特殊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老师、后勤人员和学生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真挚的师生情，不是喊几句响亮的口号能形成的，真心的付出胜过口号。我所特别提及的孙殿英老师、王玉莲老师、尹秀珍老师，这三位老师不光是对我一个人负责任，对他们所教过的学生都是这样，哪个新闻媒体报道过他们的事迹，一个都没有。但他们这种感人的事迹，已经永远留在我们那代学生心中了。
学生是这个学校的主要群体，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虽然背景不同，但身世相同，同呼吸共命运，把学生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一年级大概有二十多个学生吧，到五年级的时候，学生已经达到五十多人了。能回忆起来的有李&&、于雷、王东、魏民、韩丽、张君兰、徐静、邵桂云、李红、李桂华、尹建军、金赤、樊海东、于忠海。李&&，实在想不起来他的姓名了，只知道他是李景魁副校长的儿子，眼睛特大，淘气，学习不太好，受老师的批评也最多，当时看不出他是领导干部的子女。放到现在，溜须这个学生还溜须不过来那，学校迁到大屯的时候，没跟过来。于雷是卫生所长于庆武的儿子，也是一个小官的子女，也没感觉到比别人就特殊。学习一般，很老实，不爱说话，音声很低，我们俩曾经还是同桌，也吵过架，铅笔扎在我手背上，留下来终生的一个小黑点。王东是抗美援朝伤残军人的子女，学习一般，不如我，一天总是哈哈哈，非常乐观，现在是食堂工作人员，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提前给你拜个年了。魏民是老师家的子女，也不爱说话，鼻子发音有点问题，但学习好，据说后来考上清华了。韩丽是李静华老师的女儿，个子不算高，大眼睛，爱说话。学习比较好，我俩成绩差不多，基本是紧挨着，有时她考我前边，有时我考她前边，以后她学习的咋样了，就不知道了。张君兰也是老师家的子女，很老实，不爱说话，学习一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溜鼻涕，总是大鼻涕拉瞎的，也没跟迁大屯。李红，公主岭市人，名字像女的，实际是个男的，命运不济，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煤烟中毒父母双亡，他虽然没死，也落个踮脚的残疾，后来又被火车压了一下，一条腿被截肢。智力更受到损失，想做到身残志坚是不可能的了，能认字就不错了，初中毕业就出校了，据说现在在养老院养老。李桂华，公主岭市人，眼睛特大，女生中块头是最大的，性格开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学习太一般了，小学毕业就出校了，据说现在是当地基督教会的一个小头目。尹建军，柳河县人，曾经也是我们班的班长，陈玉荣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学习开始不错，后来就一般了，也是学校文艺队的队员，小号吹的好，初中毕业出校就当兵去了。金赤，延边州人，学习太一般了，舞跳的好，模仿各种动作非常神似，也是有点怪才，后来降级了。樊海东，忘记是哪的人了，学习好，性格开朗，长的白净，自己瞒了老师私自到河里游泳，淹死了。于忠海，延边州人，印象不太深了。学习一般，初中毕业就出校了，据说后来当上一个大林业局的财务科长，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俩吵架相互推搡的时候，他脸撞到炉子上了，炉子是通红的，当时脸就烫起泡了。庆幸的是没留下伤疤，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对不起他。一年级之后陆续加入了刘艳茹、王力、翁世杰、于磊君。王力是王大夫的儿子，学习还是不错的，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但他理科比我好，我文科比他强很多，后来就不知道考哪去了。我们俩的关系那时候还是很不错的，总上他们家去玩。翁世杰，长春市人，我俩是男同学中关系最好的，曾经做过我们班的班长，学习很好。后来，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学习一落千丈，班长的头衔也混丢了，初中毕业就出校了。于磊君，也是老师家的子女，学习一般，但理科比我好，在女生中，个子也是非常高的，跟张丽华差不多，不爱说话。据其他同学回忆，张丽也是我们班的，长春市人。长的漂亮，在学校生活不到三个月，大家中午正在一起吃窝窝头，让亲属接走了，她当时还不愿意走。对这个同学，实在没有什么印象了。
初中当时我们是两个班，一班和二班，都是三十左右个人。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两个班就合一了。除以上迁到大屯的小学同学外，还增加了一部分学生，有新入校就加入我们这个班的，还有一部分是上一年级的降级生。初三临毕业的几个月，班里分来三个女同学，平时也不说话，感觉挺神秘的。毕业了我都不知道她们的姓名。能回忆起来的同学有张树森、张荣、甘雨露、赵德海、戴玉伟、陈丽萍、闫立萍、闫立海、蒋玉芳、翟模军、张彦华。张树森，公主岭市人，音乐天才，贾长江老师手下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唱的好，曾经得过公主岭市歌手大奖赛第三名，乐器几乎样样精通，学习一般，非常淘气，好打仗，初中毕业就出校了。张荣，舒兰市人，挺老实的，学习一般，初中毕业就出校了。赵德海，四平市人，学习一般，嘴甜心眼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我们同龄中，算是最成熟的了，初中毕业就出校了。甘雨露，忘记他是哪的人了，学习一般，特点是耳朵会动，给我一个金山，耳朵也不会动，初中毕业就出校了。戴玉伟，辽源市人，学习一般，小道消息多，消息的准确性真假难辨，初中毕业就出校了。陈丽萍，哪的人忘记了，健谈，学习一般，初中毕业就出校了。闫立平和闫立海是姐俩，吉林市人，学习都一般，弟弟比姐姐稍微强点，老师问闫立平，“鸡蛋角钱一个，两个鸡蛋多少钱？”她回答：“五角钱三个。”，上课的时候，虱子在她脖子上爬，同桌的帮助捉虱子。姐俩初中毕业就出校了。蒋玉芳，哪的人忘记了，学习一般，长的漂亮，成熟早，懂事多，我们班的美女，初中毕业就出校了。她还有一个妹妹叫蒋玉梅，比我们低一年，长得像貂蝉，更是校内绝对一等美女。翟模军，吊眼梢，长的不错，像一个女孩似的，学习一般，话不多，初中毕业就出校了。他有一个哥哥叫翟模贵，还有一个弟弟叫翟模福，翟模福下文还能提到。张彦华，吉林市人，人送外号二林子，二林子至今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人很老实，比较健谈，学习一般，初中毕业就出校了，你回学校的时候，还送给我一个地球仪模型。据其他同学回忆，刘涛、赵德宽也是我们班的两个男生，赵德宽说话还有点口吃，学习也一般，毕业就直接出校了。对这两个同学，也实在没有什么印象了。
初中毕业升专业班进行考试。考上专业班的，毕业之后承认国家干部身份、承认中专学历。没考上专业班的，出路有两条，一条出路是直接出校，另外一条出路是，男的学木工，女的学缝纫，毕业后发技工学校证，工人身份。身份当时了不得，包分配的年代，干部身份，意味着可能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这些单位毕竟是铁饭碗。学校会征求这部分人的意见，选择直接出校的占大多数，毕竟觉得脸上无光。现在还实行这种政策吗？不知道。当时初中班个学生，考上人，其余人多数选择出校，有四个人选择进入技工班了。还有一个人降级了，肯定想重考，学校严格限制降级人数，无特殊原因不允许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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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班是我最后的三年学校生活。我们班总共是人，女生人，男生人。这人中，人初中直接考上来的，还有人是转学过来的。徐静、刘艳茹、赵杰、袁卫东是长春市的，程淑晶是德惠市的。付国民、李淑坤是磐石市的，程大军是永吉县的。刘海林是四平市的。于天明是安图县的。邵桂云、郭成发是白山市的，孙家兰是抚松县的。孙玉发是白城市的，李德林、刘亚杰是洮南市的，姜小英是通榆县的。张丽华、王丽娟是长岭县的，宋洪栓是扶余市的。温桂凤、曹亚丽、刘春梅、王春玲是辽源市的，加上我这个公主岭市的，一共是人。李德林是团支部书记，程大军是班长，付国民是副班长。邵桂云，气质一流，性格开朗，瘦高个，皮肤白净细嫩，在我们班女生中也算是上等的了。刘艳茹，学习方法不得当，总是本末倒置，但学习那个劲，令人非常佩服。徐静，曾经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好，成绩始终在我前边。宋洪栓，全班钢笔字状元，行书写得好，楷书一般，智商超一流的，成绩总是第一名，老师讲一遍就会，老师讲十遍有时候我都不会。姜小英，小学的时候篮球打的就好，神投手，经常代表学校女队参加相应级次的比赛，身高不到，不是因为个矮，起码能进入到省级队了。袁卫东，班里百米女飞人，跑百米摔我老远了，学校运动会，百米把上一个年组的都干败了。李德林，米、米这种长跑项目，打败校内无敌手，学校运动会，战胜高我们两个班的选手，如探囊取物。刘春梅，钢笔字是女生中写的最好的了。王春玲，字写的也不错，其它女生写的字都一般。郭成发是男生中长得最漂亮的。王丽娟是女生中长的最漂亮的，美人坯子，就是厉害，人称小辣椒。李淑坤是女生中最老实的，惜话如金，三年中，没看见她说过几回话。程淑晶虽然长相一般，但心地绝对善良、性格绝对温柔，少见的淑女一个。当时学校有个规定，最高年级的班，往小学一年级，派大哥哥、大姐姐，跟小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协助生活老师，照顾小学生的生活，这种制度不知道现在还有吗？男生派的我和刘海林，我们俩每人管一个班，女生派的就是程淑晶。程淑晶真像一个大姐姐样，帮助学生天天刷碗、搽桌子、打洗脚水，有的时候还帮她们洗脚，总是和颜悦色，微笑总挂在脸上。一天、两天你能做到，半个月、一个月、你能装装，天天如此，两年啊。我在程淑晶面前，感觉非常惭愧，做的很不合格。因事把一个小学生，外号叫“蜗牛”的给打了，打的虽然不重，但影响不好，打人毕竟是错误的。因为此事，学校把我这个大哥哥的头衔给撤了，现在真诚地向“蜗牛”同学道歉了，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的姓名，这种愧疚感始终伴着我。同时也感觉对不起推荐我担任此角的陈玉荣老师，陈老师因此事，脸上也无光，毕竟推荐不当。换位思考，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在万昌因为上房掏家雀窝，被大哥哥杨猛，大了两个嘴巴，嘴角都流血了。杨猛讲，房上掉下来，摔坏咋办？我对杨猛没有意见，出发点是为我好，就是下手太重点，杨猛在我记忆中，是吉林地区的人，他有一个妹妹叫杨柳。张丽华，女生中最高的，将近，比我高半个头，一般不说话，比李树坤话稍微多点，性格好，从来不得罪人。刘亚杰，学习一般，很会来事。于天明，男生中最不愿意说话的人，好像总是在沉思。程大军，好像说话气不大够用，但喜欢说。孙家兰，热心肠人，愿意帮助人。刘海林，爱照镜子，穿戴总是整洁、利索，不像我，总水裆尿裤的。赵杰、付国民、孙玉发、温桂凤、曹亚丽这几个人，好像总在思考问题。这个人的境遇各不相同，一小部分人进入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部分人都进入了企业。一个女同学扎根山沟从事教育年，真是山村女教师呀。笔者去了一次，大山沟子，不到户人家，四周全都是树，那个地方是林区，老远看不见人烟，白天死一样的寂静，晚上更不用说了。有钱没有地方花，不过山中的泉水真是好喝，很纯的那种甜。进入企业的这些人，大部分都下岗了。下岗的人中，有做生意的，有做管理的，还有瞪三轮的，还有坐家吃斋念佛的，还有至今不知道干什么的。
还有两个同学，让我终生难忘，感激不尽。虽然不是一个班的，是我下几年级的。在大屯上体育课踢足球的时候，右小腿骨折，不能下床，卫生所病号室一个屋三张床，我们三个人共住一室。他们伺候我三个月，伤筋动骨百天才能下地。这两个同学，一个叫翟模福，一个叫郑永生。他们俩常年住在病号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讲，他们是泡病号，病号饭比我们吃的好，是不是泡病号就不得而知了。没受伤的时候，开药总能遇到他们，只不过当时没有什么话，不是一个班的，自然陌生。翟模福，长春市人，很白净，有点像女孩，成天就是总哭，问他为什么哭？也不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总哭的原因。具有绘画的天赋，所谓的天赋，与生俱来，不是别人所能模仿的，即使模仿，只能有形无神。一个人总在床上，寂寞就不用说了，就让他画画，想要什么景色，马上就能画出来，就是用铅笔画。看他画，时间长了也腻歪了。我让他教我画画，他给我一笔画了一个大圆圈，让我画的圆圈必须跟它的一样，这圆圈，我整整画了一个月。有人讲，画圆圈不是很容易吗？他就能画圆，我们就不能画圆？画圆圈是很容易，但你想画圆了就很不容易，不妨，你也可以做一下，他能一笔画圆，你不能，为什么？这就是天赋。最后也只学会了一笔画个回头鹅，现在也早都忘了。他毕业后去长春啤酒厂做门卫工作，长春啤酒厂黄了，他也下岗了。有一次，看见他在长春大街上，给女同志做剪影，挣点小钱花，生意还不错，所谓的剪影，就是拿一张纸，照着女同志的样子，把影子剪到纸上，就是剪纸。现在早联系不上了，不是不想联系，就是找不到，他所在的企业早已经黄了，他知道我的单位，但从来没找过我。郑永生，好像是延边州的人，手有点残疾，喜欢玩排球。就这么两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被大部分师生看成脑子像是有点问题的人。默默伺候我三个月，不怕脏，任劳任怨，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从来也没管我要过什么报酬，以后见着面，压根就不提照顾我的事情。在我蒙难的三个月，同班同学有几个来看过我，而且看了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你们俩是朝夕相伴陪我，这种情谊是什么？就是手足情，这种手足情弥足珍贵。我始终没有忘记和最感激的，就是你们这两位同学。我的两位老同学，道一声，珍重！
&& &在万昌时期的生活，应该说丰富多彩。吃饭个人一张桌，都是站着吃，不允许蹲下。早饭玉米粥，芥菜条咸菜，红腐乳，随意吃。午饭一小盆大米饭或一个人两个白面馒头，大米饭分着吃，轮班分饭，分饭的人一周一轮。一盘炒菜，炒菜都是日常的菜，如白菜、土豆、干豆腐等，不随意吃，不够吃咋办，不管。晚饭随意吃，高粱米粥，玉米窝窝头，白菜炖粉条还带点肥肉，有时候大豆腐炖白菜，有时候萝卜炖粉条。玉米窝窝头有时候做的挺硬的，砸到脑袋上都能出个胞，掺白面几乎没有，有的时候放点糖精，不是白糖。我很瘦，将近斤，瘦的原因就是胃不好。一天三顿高粱米饭，饭有的时候没熟，挺硬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连吃一个月高粱米，不换口味，胃病一下子就做下了，当时还很重。有时候馒头一吃一周，不换口味。伙食安排有问题，饺子再好吃，连吃三天一般人也受不了；一年一套蓝色的衣服，破了自己缝，老师就不管你了，想管也管不过来，再说，我们自己都会缝，根本用不着老师。夏天一双黄胶鞋，秋天一套秋裤，冬天一套黄棉袄，黑色的棉鞋，这种鞋不好看，但很暖活，早已经不出产了。一套背心裤衩，一件白衬衣。那个时候没有香皂，就是肥皂，猪油做的那种；住的都是平房，南北大炕，每个炕住到人。取暖的方式就是烧炕，炕比较长，比一般农村的炕长三倍吧，一般的炕都是一个炕洞，而我们的一个炕是两个炕洞。轮班掏灰，一个星期得掏三次灰。引材就是油松木，俗名叫“明子”，油性很大，粘火就燃烧。“明子”学校提供，用纸点着明子，再放上大块煤就可以了。炕不热就加煤，直到热了为止，从不压炕，怕煤烟中毒。炕头热，炕梢还是不太热，我们三个小孩合被窝，上边盖三个被，抱团取暖。夏天用纸点明子，冬天我们到雪地里找干草，干草点“明子”，比纸的效果好，纸有时候好几张点不着，“明子”有时候是湿的。
&& &小学的课程就是数学、语文、自然、政治四门课。自然课就是基本生活常识。政治课就是毛主席语录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内容，语文课突出奉献精神内容的比较多，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山村女教师，欧阳海等故事。没有课后作业。学习资料就是四本书，四个田字格本，一只铅笔，一只橡皮，一把小刀，一个格尺，一个文具盒。铅笔用没了，再管老师要，有时候我贪点，一只铅笔没咋用，管老师再要第二支，老师也给。学生也有攀比心里，有一只了，也想要第二只，有的学生也管老师要，老师就是不给。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早晨起床，到操场集合，进行米跑步，洗漱，早自习吃早饭，上课，中午下课，吃中午饭。下午上课，下课，吃晚饭，晚自习，下晚自习，9熄灯。天天如此，周日没有课，也不用跑步了，一日三餐时间不变。体育课每周一节，主要踢足球和跑步，也有打排球，还有跳马、跳高、单双杠等。音乐课每周一节，就是学唱歌曲。每个月安排两次露天电影，胶片得从长春现取，都是半夜开始放映。睡得正香，铃声一响就得起来，当时真是有点不愿意起来，集体活动，不起来也不行啊。夏天好说，冬天就太冷了，冻的直哆嗦也得看。进行过一次街头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在万昌街里，举着标语喊口号。我们都不知道四人帮是咋回事，就是跟着瞎喊，、岁的孩子懂什么政治呀，现在看就是一场闹剧。
&& &夏天，周日没有课，下河游泳，到河沟里抓鱼，然后把鱼烧着吃，也有煮着吃的。抓到的毕竟很少，但钓到鱼很容易。小河沟、池塘太多了，那个时候鱼也多，竹竿绑上鱼线，鱼线拴上鱼钩，鱼饵就是蚯蚓，蚯蚓到处都是，一锹下去，一罐头瓶子。只要去钓，绝没有空手的，学生钓鱼就是为了吃，够吃了就不钓了，去钓鱼的学生还是很少的，而且钓鱼的地方都是学校的范围。夏天我们也玩打泥人的游戏，学校有几条沟，沟里有钢盔，还有子弹，子弹壳就更多了，我们站在地壕的两边用泥块相互打对方，当然头上戴钢盔。现在看，这种游戏是很危险的，一旦打眼睛上那，好赖没有受伤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地壕里为什么有许多钢盔，那些子弹和子弹壳又是哪来的？冬天周日，就是划爬犁，打冰侯，滑冰。到现在也不会用冰刀，但我们班的同学很多都会，堆雪人，打雪架。踢毽子，女同学玩得多，男同学也参与，玩的少。那个时候学校大会平均每个月能开一次吧，到大屯之后明显就减少了。每年都组织三大劳动活动，年年如此。第一大劳动活动是储冬菜。全校学生除一二年级外都参加。高年级的地里割完菜装上车，车把菜运回菜窖，中年级的收拾菜，去掉老帮和泥，小年级的码成垛。菜窖很大，究竟有多大，很难形容，里边大推车可以行走，来回运菜。第二大劳动活动是种水稻。全校学生除一二年级外都参加。每年5月初，上午上课，下午开始插秧。哪有什么靴子，就是光着脚下地，水还有点凉，脚经常被稻茬划出血，水蛭经常叮咬，流血常事。没有插秧机，挨着我们学校地的几户朝鲜族家的地，用的是插秧机，但插秧机很小。休息的时候，大家用镰刀割草籽，剁着玩。我正聚精会神地砍着，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抓我的草籽，镰刀正往下砍，看见手伸过来了。但已经根本收不住了，一刀下去，手脖出了一个大口子。当时没有血，口子是白色的，口子很深，后来血不断的往外喷，不是流。一看是于雷，当时真给我吓蒙了，大家给他送到卫生所。他爸问我咋回事，咋把他儿子砍成这样，缘由大家跟他说了，大伙也都在场，他爸没说什么。以后到于大夫那开药，还像以前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但我的心里始终感到很内疚，尽管不是有意的。人有的时候真是这样，一报还一报，铅笔扎我手，镰刀来还手。同学之间也打架，但没有动铁器的，拳脚而已，但打架现象很少，打架的人，学校要给处分的，一般人不敢。受到两次处分就开除学籍，也有开除学籍的，但很少。水稻长草了，用手拔草，那个时候没有除草剂。秋天割稻子，两个人一块地，割完之后打成捆就可以了。万昌的大米还是很有名的。第三大劳动活动是拖煤批。面煤拌入黄泥，拌好后，放入到木制的模子里，用手抹平，然后晾干收起放到仓库里。晾干开始之后的活，就不用我们了。煤批类似于块煤的作用，但没有块煤省事好用，现在也不明白，既然有大块煤，为什么还要拖煤批？除了这三大劳动活动外，学校还组织一些其它的劳动活动，但学生参与范围是有限的，都是初中以上的参加。如去稻田地灭鼠，拿的工具就是水桶、铁锹、铁夹子。老鼠跑的特别快，真正捉住的很少。我们就用铁锹挖老鼠窝，把老鼠仔挖出来弄死放在水桶里。还有在老鼠窝边放夹子的，打老鼠的一种工具，当时也能打着老鼠，但打着的不多。那个时候没有灭鼠药，都是人工灭鼠。再如秋天的时候大家摘西红柿往校内运，顺便烧点黄豆吃，西红柿、黄豆也都是自己种的，我没种过黄豆，但种过西红柿，烧点黄豆吃是学生自发的行为。学校有很多地，究竟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种地自己吃，给国家减少了负担，还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一举多得。
&& &春节的生活学校还是很重视的。组织学生包饺子，一张桌保证一个老师或后勤工作人员教我们如何做，擀饺子皮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尽管学校当时很困难，当时社会大环境也如此，还是努力把伙食往好了搞。大年三十是两顿饭，下午三点钟开饭。大米饭，八个菜，随便吃，好东西吃的太多了，暴饮暴食，得胃病的也不少。多数都很轻，很快就好了，酒和饮料都没有见过；过年还给我们每个人发块糖，个苹果、个冻梨、一个冻柿子，个小花炮，两个人一个二踢脚，我是用手拿着放小鞭，现在你敢吗？现在的鞭炮威力多大呀。发的这些东西，放到现在是个什么呀；娱乐活动也是多样的，“猜谜语”，“青蛙跳水”、“炮打苏联”，“转盘”，其它的还有，想不起来了。所谓的青蛙跳水用乒乓球往水盆里扔，距离很远，一般人扔不进去的；所谓的转盘，像一个钟表一样的平面，玩的时候，拨动一下指针，看针转到有奖的格，你就得奖了；所谓的炮打苏联，小鞭在木制模型的小炮里放着，竿上连着一只鱼线，线上绑着一根火柴。工作人员划火柴，用着火后的火柴去点小鞭，小鞭响了你就成功了。也不太好做，有一定距离，线是晃悠的，没等到小鞭处，火柴就燃没了，有的费了好大劲，总算点着了，没响，也不算。游戏成功了，奖励就是一项2块糖块，有的学生整场下来，一块糖块也没得到，失望之情难于言表；娱乐活动搞完了，就是师生一起放鞭炮，所谓的鞭炮，就是小鞭和二踢脚，花很少。那个时候鞭炮的威力很小，没发现一个学生受伤的。男生活老师也跟着放，但放的很少，主要是监督学生，告诉正确的放鞭炮的方法，防止学生受伤，女生活老师不跟着放鞭炮。万昌，充满儿时的欢乐和记忆的地方，是永远难以忘怀的，35年了，万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那？我还能认出万昌街里那条市井的小路吗？
大屯的生活，比万昌显得单调多了。吃饭还是八个人一张桌，也是不允许蹲下。伙食改善了很多，主食变化很大。两顿粗粮变成一顿粗粮了，高粱米饭基本不吃了。学校进了烤炉，早饭还烤点面包糕点之类的，晚上烤点玉米面大饼子，里面加面还加糖精了，吃起来柔软多了，不扎嗓子了，有时候还做点面条，以前不可想象。副食改观不太大，但吃的比以前肯定好多了。菜量比以前增加了，基本够吃了，平时也能见到肉了，冬天的时候增加点南方的菜。食堂人员比以前多了不少，面貌有所改观，工作服也白了，以前的食堂工作人员工作服确黑，半年好像都没洗过；穿的跟以前基本一样，稍微有点变化的，黑棉鞋换成翻毛皮鞋了；住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楼房不用掏灰，不用烧煤了。个人一个屋，上下铺。排队到水房打热水，那个时候没有饮水机，宿舍的8个人轮班打热水，一人一天。打水的人多，半个小时才能打着水，为了能往前排，得跑着去。我推开一楼的门，提着暖水瓶飞快地往外跑，感觉两人脸对脸撞到一块去了。当时我是两眼冒金星，仰面倒地，额头有点疼，一摸起胞了，暖水瓶从手里也飞出去了。起来后，地上还倒着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也慢慢起来了，是我下一年的还是下两年的忘记了，她叫刘桂凤，认识但不熟。我们互相也没说什么，就各自走了，暖水瓶也找到了，没坏，质量是真好。以后常提示自己，打水不能跑着去了，刘桂凤涵养高，万一再撞到好事的女同学，挨一顿骂也犯不上；作息时间跟万昌一样，但课后作用明显多了。体育课和音乐课跟以前基本都一样。但学校文艺活动交流就比较多了，比如请长春市学校的学生到我们这演出，这是万昌没有的，但给我的感觉，他们看我们，好像是在看猴，可能对我们挺陌生吧。交流是相互演出的，但演出节目质量不比外学校的差，贾长江老师功不可没；也组织集体劳动和零星劳动，但比以前少太多了。学校有点旱田地，但非常少。估计不到一晌地，种植土豆、玉米。施的肥都是马粪和牛粪，用手抓着施肥，那时候没有化肥。有人问了，马牛粪多脏啊，大家都这样做了，就见怪不怪了。玉米生虫子了，我们用手捉虫子，捏死，那时候没有农药。那个时期的粮食为什么好吃，因为是纯绿色食品。教室都得自己打扫，两个人一班；电影还是照样放，不过改在室内了。正月十五，学生组织秧歌队，参加大屯镇的秧歌比赛，学生能取得什么好成绩，是重在参与了，我也参加了。大屯的灯展还是不错的，样式很多，这种灯展，万昌的时候看不到。学校离万昌街里得有五公里，学校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让我们去，但偷着去的人也很多，来回就是走着去，咋走不感觉累；周日，没有课了，就到大屯街里转转，应该说，大屯街里比万昌街里，那是繁华多了。
劳动创造了生活，也创造了美。绝不是空号什么口号，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感触不会像我那样深。吃着大米饭，也感到自豪，那是我亲手种的。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一直干到21岁。万昌的集体活动，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自食其力，这种办学方针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但总感觉比以前好像缺点什么。大屯的学校虽然已经迁走了，但这段生活经历还是难以忘怀的。大屯，你还好吗？
十一年的生活经历，感觉孤儿的生活越来越好，逐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据说现在的学校生活环境比我那个时候还要好。虽然我们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度过的，当时的大环境如此，还是倍感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孤儿的新生，大多数孤儿的命运不会比三毛强哪去，这一点我们感触最深。真是共产党最亲，毛主席最亲。所以，我从内心热爱共产党，从内心热爱毛主席等以后的几代领导人。也要感谢有关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省民政厅的重视。尤其要感谢那些常年工作在第一线的老师和后勤工作人员。他们当中的哥俩，夫妻俩，父子俩毕生都献给了孤儿崇高的事业，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比如赵国英和赵国平哥俩，李伟先和李伟滨哥俩，潘占学和田华夫妻俩，吕庆堂和刘桂荣夫妻俩，程振国和吴淑芬夫妻俩，安师傅和王月轩夫妻俩，李栋和孙殿英夫妻俩，陈玉荣和郭老师夫妻俩，徐长福和徐军文父子俩。有的我连名字都说不出来。有些老师以及工作人员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也已经退休，但他们的事迹会永载孤儿事业的史册。
写下此文也算是对前辈们一种缅怀和敬意吧，也算是对现在工作人员的一种鞭策吧。孤儿的话题是永远说不完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我的这段生活经历只是孤儿生活的一角，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孤儿生活的全貌，但确以字字血、声声泪的心境和客观严谨的态度完成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孤儿的生活，特别是对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的生活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文中可能有一些误差，希望看到这篇博文的老师和校友给予指正。孤儿的命啊，真是像风一样的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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