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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张梦阳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一味斗争的政治工具，遮蔽了他的本原思想。其实，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后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 “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一语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上来，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 鲁迅、幸福、合理、本原思想　　鲁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强加或扭曲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是鲁迅学研究的根本课题。　　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绪论中提出这样的看法：“鲁迅研究的科学形态是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而“作为一种人学与精神学的鲁迅学史，其实则是每一时代的鲁迅学家在反思本学科前辈学者研究历程中，对人之本质、精神之本质、鲁迅是谁、鲁迅研究到底为了什么、鲁迅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学史上到底有哪些得失、究竟应该怎样总结历史的经验这一连串问题的理性追问和精神体验。通过这些穷根究底的连续追问，我们才能逐步从盲目走向自觉，从蒙昧走向清醒，从晦暗走向光明，在不断的‘去蔽’中升华至‘澄明之境’”。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鲁迅学史经历了很长的曲折过程，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是追求“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而是用“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方法，在“预设的思想体系”内“借鲁迅说事”，为我所用。例如在十年“文革”中，鲁迅一会儿被他们改塑成了一个为了贯彻“文革”路线而“打落水狗”、而坚韧、持久地冲锋陷阵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会儿又变成了“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1)的政治奴仆。对鲁迅的扭曲与改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鲁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强加或扭曲的思想已经被“遮敝”了，有的只是宣传者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捏制出的思想泥塑。一些群众对鲁迅的误解以至反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种扭曲式的宣传和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片面阐释，并不出于鲁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鲁迅学界开始竭力挣脱预设的思想禁锢与思维模式，向着鲁迅本体回归。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进一步阐释，应该说是20世纪后20年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收获。在新世纪里，我们有必要沿着这条思路更为深入具体地挖掘鲁迅思想的内核----鲁迅早期提出了“立人”思想，中期即“五四”时期有了更为明确的概括，此后毕生坚持了这一宗旨。　　那么，鲁迅的概括和宗旨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两句话：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正是鲁迅的本原思想。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的探究。
　　一、“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提出的背景
　　鲁迅是1919年11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观点的。整段话是这样的：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　　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文章开篇不长就提出了这段话，最后又加以重申，一共说了两遍。这在一贯讲究精炼的鲁迅文章中是不多见的。可见对这一观点的重视。　　鲁迅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呢？　　追根溯源，鲁迅青年时代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提出“立人”思想时就已包容这一观点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要“立人”，就须“反省于内面者深”，“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这就是说只有具备“自觉之精神”，才可能“渐悟人类之尊严”，“顿识个性之价值”，“合理的做人”。　　1918年5月，鲁迅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吃人”。其实，所谓“吃人”，就是极端不合理地做人。而所谓“真的人”，也就是“合理的做人”的人。所谓“救救孩子……”，就是要让后代不要再“吃人”，要“合理的做人”。　　同年8月发表的《我之节烈观》，可以看作是鲁迅对《狂人日记》的内涵所作的阐释和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思想的准备。他指出：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　　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　　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　　里。
　　中国历史的“吃人”，其实就是根据“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在这种“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所进行的一种人吃人的行为。因而鲁迅主张给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人开一个追悼大会。“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所谓“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其实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一思想在此文之后的1918年所写的《随感录》中一以贯之。　　《随感录二十五》中强调对生下来的孩子加强教育，使之成为“完全的人”，做父亲的成为“‘人’之父”。　　《随感录三十六》中国人想在现今世界上站住脚，“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否则，“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也是在强调“合理的做人”。　　这样，到了1919年11月，就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思想。以后，鲁迅无论是在小说创作，还是在社会批评中，都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思想。　　可以肯定地说：“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才是鲁迅的本原思想。
　　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包容的内涵
　　在“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鲁迅的本原思想中究竟包容了怎样的内涵呢？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基础是“做人”，关键是“合理”。没有人，何谈什么幸福？“做人”不“合理”，幸福又自何来？　　那么，什么是合理呢？这是中外哲学一直探究的问题。　　鲁迅也一直在探究着。他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2)中国的权势者做事都带着一个“理”字，这些“伶俐人”无论做什么“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3)，使自己“无往而不合于圣道”(4)。而鲁迅总是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5)，揭露这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6)。　　同时，鲁迅明确地反复重申地阐明了自己判断事情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生存。无论遇到怎样的诡辩，也不要动摇。正如他后来在《通信(复魏猛克)》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正是基于这种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他于1925年4月22日在《忽然想到六》中坚定地说道：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　　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　　全都踏倒他。
　　不到一个月，即1925年5月8日，鲁迅又在《北京通信》中重申：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　　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见：生存，乃是鲁迅恒定的始终不变的判断事情是否合理的惟一标准。早在1918年11月他就在《随感录三十五》中说过：“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可见鲁迅是以生存为第一义的，不管他是什么名义。　　在《北京通信》中，鲁迅又解释道：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　　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因此，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是幸福、合理地生存与发展，既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与放纵。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有着各种不同的幸福观。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有一篇小说《幸福》，写一个妓女赛式加，标志的时候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沦落街头，生活无着。一个色情狂说如果肯让他在雪地上毒打三棍，就给她五个金卢布。赛式加同意了，虽然被打得血肉横飞，但是在拿到金卢布之后，看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感到了幸福。鲁迅在20年代就把这篇小说翻译成中文，在译者附记中指出：这种幸福，“不惟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7)这绝不是什么幸福，只能算作一种悲剧。究竟什么是幸福呢？中外哲学家们一直探讨着这个问题。斯宾诺沙把以最完善的知识来制服情感，达到人的最高幸福，当作他的哲学的根本宗旨。他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8)一书中反复阐释的中心就是：最完善的知识乃是对于最高存在即神的知识，一切荣誉、财富和感官快乐最终只能使我们毁灭，神的知识和对神的爱才是我们永恒得救和自由幸福的基础，因而与对神的爱连结起来的存在和继续存在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高的福祉。鲁迅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什么神的福祉，也不相信脱离物质基础的玄虚的精神独立。他告诫年轻人“钱是要紧的。”应该以无赖精神“要求经济权”(9)。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最为合理”，“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10)。独身也违反人性，“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11)他自己与朱安过着没有爱情的无性婚姻，深受其苦，所以当年轻人对爱情的发出呼喊时，他深表同情，认为这是“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大声呼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2)在生活中，鲁迅也是讲究余裕，不主张绷得过紧。因为他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所以主张中国书也学西洋书的样子，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不要像有些中国书那样，搞得很挤，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讲述学术文艺的书，也可以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13)。鲁迅特别欣赏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富有“低徊趣味”的“有余裕的文学”，觉得有了这种可以从容玩味的“余裕”，才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14)所以他的作品深受夏目漱石和森欧外的影响，很多小说和散文耐人玩味，深含趣味，给人以闲适之感。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也赞赏“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只有在被逼得没有法子的时候，才“短兵相接”(15)。因为“流血非即等于改革”。我们“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16) “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17)。所以，他一再反对青年学生的“请愿”(18)。　　当然，鲁迅绝对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保命主义者，他对那些纯粹追求荣誉、财富和感官快乐、缺乏精神信仰的人们一直充满了鄙视。他1919年5月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对这种所谓的幸福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很阔气，认为“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而他们想通过“圣武”所要达到的“如此”，不过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在身体疲敝、死到身边的时候，就只好求神仙保命。求神不成之后，“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而这种幸福观，鲁迅认为一直支配着现在的人。所以，具有自由平等和互助共存的气息的外来思想，“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而，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　　这样，重又归溯到“合理”上去。集中一点，所谓“合理”，就是要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强调：“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的价值。”这就是说，要树立合理的道德，必须使自我与他人两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不合理，也是不道德的。而鲁迅对自己的要求则是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人，而“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停留在“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的人，做不到。像阿Q那样昏聩的人也做不到，像“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的印度某些人，还是做不到。像这些人那样，“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19)。鲁迅写作《阿Q正传》，塑造阿Q这个典型人物，宗旨正在于敦促人们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所以，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首先就须有人的意识，自己把自己当作“人”来对待，才可能把他人当作“人”看待。为什么“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就是“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20)因此，鲁迅大呼“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呼吁青年为了创造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而奋斗(21)！　　正是为了拔除奴隶之根性，实现精神解放，鲁迅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运用文艺这一“善于改变精神的”(22)武器，启发中国人“开出反省的道路”(23)。从《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到《白光》里的陈士成，《祝福》里的祥林嫂，《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里的涓生、子君，《离婚》里的爱姑……其实都是不合理、不幸福生活的牺牲品。所以，他在《故乡》中说道：不愿意后代的年轻人都如他那样“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自己这一代人“所未经生活过的”。　　为了使人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鲁迅根据中国历来斗争的历史经验，用他的同辈和比他年幼的青年们的血，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主张。这一主张，“文革”中被当时的权势者利用来为自己服务，用于打击政治对立派和不同意他们做法的群众。这使鲁迅的形象遭到了扭曲，很多群众以为鲁迅是一味斗争、坚决致论敌于死地的激进派。“文革”结束后，就有人对鲁迅的这篇文章和“打落水狗”的主张提出了异议。为此，一位很有名的作家还专门写了反题的文章《“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其实，这里有一个历史情境与所遇对象的问题，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中，面对的并非“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而是自己人或者犯有错误的朋友，当然应该实行“费厄泼赖”了。倘若是在斗争严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法西斯、恶势力等“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就只能除恶务尽，“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了。而无论是保护人民，对朋友“费厄泼赖”，还是对“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坚决斗争，都是为了使中国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增强自己的逻辑辨析力，不应脱离历史情境与所遇对象，孤立地理解鲁迅的某些话和主张，简单地加以否定。
　　三、“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后期的延伸
　　鲁迅在发生思想转变的后期，是否还坚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呢？　　回答是肯定的。　　1927年4月的政治屠杀之后，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不仅已经不容许不同意见者和劳动人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且连生存权也要剥夺了。正如1927年10月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所说，他们“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这正是鲁迅发生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　　这时，鲁迅更加自觉地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出发去评价历史和辨析革命的成败。1928年4月，他在《太平歌诀》中认为当时南京市民讽刺革命政府的童谣“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其意就是说：如果没有给人民谋得幸福，任何革命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根本就不会予以理睬的。号称革命者的人，也不必埋怨什么群众落后，只顾眼前利益。多数人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打的什么旗子，也不管你谈的是什么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民主，还是专政，是当政，还是在野，只要你能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使他们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有了相对比较公平、合理的待遇，他们就拥护你；否则就不理睬你，甚至反对你。
　　在严酷的环境中，鲁迅也是善于保护自己的。1927年7月广州四?一五屠杀之后，有人请鲁迅演讲，想让他显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以予迫害，鲁迅机智地大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当政者予以曲折的揭露和讽刺，却又使他们抓不住把柄。1929年1月13日《海风周报》第3号刊登了一篇署名李白裕的文章《介绍鲁迅先生的做人秘诀》，认为鲁迅的做人秘诀之一是：“在压迫来到的时候，你不必再继续去干，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装死’！”之二是：“环境在于你不利的时候，你就离开了那个大城，实行三十六着，一走了之，是为上策。”之三是：“政治环境恶劣的时候，无论是和人谈话，抑是公开讲演，最好是闭口不谈政治，闭户读书，什么都不要去管。”这位作者有讽刺鲁迅的意味，其实这正是鲁迅老练之处，与那些不知深浅、赤膊上阵的年轻鲁莽汉相比，自有高下之别。当然，到了非得挺身而出不可的时候，鲁迅也是大无畏的。1933年杨杏佛被统治者暗杀，鲁迅毅然不顾安危参加杨的丧礼，出门不带钥匙就是突出一例。　　而到1931年7月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对革命的辨析就极为明确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其实是在重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因为要活，而且活得幸福，所以才革命。而有些人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对于革命文艺，也如鲁迅在1934年6月2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所说的：以为“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其实，革命文艺也应该是精致的，有趣味的。鲁迅后期在紧张战斗之余，还兴趣盎然地与郑振铎一起合印古雅精致的《十竹斋笺谱》。　　中国人往往缺乏逻辑思维，而鲁迅的逻辑辨析力却像解剖刀一样锋利精准。他是赞成革命的，1927年6月在黄埔军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就指出：“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他尤其赞同“思想革命”，甚至认为可以“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但是他很早就对革命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很早就对“专以‘勃G’为业”的所谓革命者保持警惕，1927年12月又在《小杂感》中对“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恶性循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1928年4月告诫一位青年说“革命是也有种种的。”进入30年代，对革命的辨析就非常成熟了，做出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科学界定。1932年12月在给周扬的一封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又重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1936年8月，即临终前两个月，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更对“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G，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的所谓革命作家表示了愤慨。这都说明鲁迅后期不仅没有改变“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而且有所延伸和发展。　　鲁迅后期对于如何合理地做人也有更为充分的阐释。在《拿来主义》中说“新宅子”的“新主人”首先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在《门外文谈》中说“觉悟的智识者”“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1934年6月9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而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也必须学会“拿来”，“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不能徘徊不敢走进门，也不能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更不可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而须善于“占有，挑选”，明白如何使用，存放和毁灭。总之，无论是对待国粹，还是外国的东西，都以是否有益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来做决定。　　合理的反面是不合理，鲁迅对种种不合理的做人也进行了无情的批评。鲁迅后期写过一个名叫阿金的女人，这个昏聩、颟顸、自私的上海娘姨、外国人的女仆，恰恰是一个反面典型。后来又在《故事新编》的《采薇》中塑造了一个多嘴多舌、为人刻薄的丫头阿金。据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7年版曹聚仁所著《鲁迅年谱》记载，鲁迅曾对曹聚仁说过：“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Q’，阿金也和阿Q一般普遍地活着的。”所以鲁迅“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24)。要“合理的做人”，绝对不能像阿金那样。　　鲁迅对自私自利的行为最为反感。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对于“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1935年8月24日致萧军的信中说到自己“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说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所以，他临终前不久在病中仍然在《“这也是生活”》中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谦逊地说自己“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对自己也有所保存，这倒比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为合理一些。因为道德只有自他两利才可能真正实行，如他在刚登上“五四”文坛时写《我之节烈观》中所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鲁迅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去革命，去做战士，1928年4月，一个在大革命失败后陷于失望的青年写信对鲁迅提出质疑，埋怨中了鲁迅的毒，鲁迅没有生气，劝这位青年“第一，要谋生”，“第二，要爱护爱人”，“暂时玩玩”，“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而自己则“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他最反对的就是“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25)。对于林语堂这样的学者，鲁迅也“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认为“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26)。鲁迅自己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然而他却劝别人注意隐藏。1934年12月23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集外集》编者引言是好的，“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鲁迅自己始终无所畏惧地战斗在第一线，勇猛地反抗黑暗，与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坚韧的斗争。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黄乳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5日黄由南京北上，17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说抓住了投弹者刘魁生，17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就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政府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是借以掩盖派遣黄乳北上与日本求和的真相。对此，鲁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接连写了《保留》、《再谈保留》两文予以揭露，呼吁“从我们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文章投到报社，未能登出，鲁迅又编进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中。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鲁迅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喊出了中国的真声音。为了中国的将来和人民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最后特别需要重点强调的是，鲁迅后期通过对文字狱和酷刑的研究，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隔膜》、《买&小学大全&记》写的是封建专制者皇帝的残酷无理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悟自己之为奴”，《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写的是中国的“剥皮”酷刑，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历史循环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这样深透的概括分析，在前期是做不出的。而这都是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出发，逐步深化所做出的。　　人们可能还有一点存疑：鲁迅晚年对苏联的十月革命非常推崇，而当时的苏联社会并非“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不是与鲁迅的本原思想相悖离吗？　　鲁迅晚年对苏联的革命非常推崇是确实的。他1932年6月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说：苏联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4年4月又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明确说道：“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936年2月，临终前八个月，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中说苏联的版画给他以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为了按照现在的口径为鲁迅“辩解”而否定鲁迅推崇苏联的事实，是徒劳的。　　我们仍然应该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标准衡量这个问题。苏联十月革命的发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否则就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不可能成功。其合理性主要在于当时的沙皇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广大工农群众陷于极端困苦之中，正如国际歌所唱的成为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不仅不可能“幸福的度日”，甚至连生存也难于保障了。为了生存，人民才拥护革命。这时又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领导特别是列宁的智慧，于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薄弱地带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胜利。30年代以后，政权逐步稳定，国家进入正常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面也开始发挥出来，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资本主义世界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民不聊生。这时，法西斯主义开始兴起，帝国主义企图联合进攻新生的苏联。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社会主义苏联占有更多的真理，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智利的聂鲁达，美国的德莱赛等等，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鲁迅处在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买办阶级压迫的中国，出现这种倾向就是很必然，很合理的了。当然，倘若鲁迅像罗曼?罗兰那样到苏联实地体验一番，可能会发现不合理的另一面。事实上，鲁迅当时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未来的前景也有所警惕和忧虑。他说毛泽东的井冈山诗，有山寨王气；对冯雪峰担心地说：你们来了会不会杀我？而且他也多次说过：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会将叛徒处死的。　　那么，鲁迅后期的思想观点是否全部正确，没有缺失呢？　　我不这样认为。　　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上升为鲁迅学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就是要超越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窠臼，从普世的是否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角度去进行审视。以这样的视角考察，鲁迅当时推崇苏联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历史业已证明，无阶级社会固然很好，但是恐怕是很难实现的乌托邦。而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仅很难实现，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以为，任何阶级的专攻，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攻，都是不能建立幸福、合理的社会的。幸福、合理的社会，只能有法治和管理，不能有阶级的专政。鲁迅像很多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很美好的理想，却对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缺乏科学的认识。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说过：“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他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和引发的创作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的。例如《阿Q正传》中既写了阿Q在封建阶级压迫剥削下一定要革命的必然性，又写了阿Q式革命的悖谬与不合理性：革命成功后只是拿些东西与欺压小D。阿Q专政与赵太爷专政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1931年7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也说：“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这都说明鲁迅的本原思想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相通的。只是1932年以后在谈到苏联问题时，表示了赞同。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例如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中还说：“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未免绝对化，和“文革”中的“对着干”是同一思维模式，因为敌人反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拥护的；敌人拥护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绝对化。与此相关产生的另一偏执是不容许“第三种人”的存在，似乎只能有对立的两极，不能有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些观点和做法是不符合“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的。其实，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和谐幸福，就必须扩大中间人群，使中产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和基础。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这篇以“摘句”、“选本”为例全面阐发科学思维方法的长篇杂文中，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然而一到实际问题上，就难免走极端了。这些想法，在这里只能简单表明一下观点，以后将在《鲁迅局限性研究》一书里详细阐发。　　我们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绝对不是贬损鲁迅，更不是否定他的全人。鲁迅的功绩，与那些在上一世纪为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直至献出生命的志士仁人一样，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肯定功绩是一回事，总结历史经验又是一回事，只有不断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认识，才可能超越前人，把历史推向前进。
　　四、“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当下的意义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什么是合理的，作了极为精辟的辨析。他说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引起近视的普鲁士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其实，这个似乎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的命题表面是保守的，内含却是革命的。因为“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而且，“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鲁迅的思想是符合辩证哲学的。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疑固的绝对权威，更没有把自己神圣化，始终坚信并希望年轻人和后来者能够超越他。他也并非一切正确，一些观点确实已经过时或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然而他的许多基本思想，特别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却具有恒久的价值。从普世的是否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角度去进行审视，就会日益显现其巨大意义。　　中国思想界正在对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进行着反思。这种反思如果能够彻底，就首先要反思我们思考的大前提。　　进行正确反思的大前提应该是什么呢？是书本吗？是既定的理论概念吗？都不是的。应该是人类的生存本身。从普世的是否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角度去进行反思。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各有其合理性一面，也各有其不合理性一面，绝对的合理是不存在的。目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含有很大成分的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富裕。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则是与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工人运动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做出让步，政府也不得不逐步完善种种保障人民生活和权利的法律和制度。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也因为汲取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一面，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确不必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而应该坚持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基本标准。有益于大多数人“幸福的度日”的，就是合理的，就拥护，不益于的就反对。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政策，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幸福，就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坚决拥护；贪污腐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道德败坏、行赂受赂、黑恶横行等现象有害于国家和人民，就属于不合理的。这些黑暗现象，究根溯源还是“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的人生观和法律体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我们应该发扬鲁迅精神按照法律和民主的原则与这些不合理现象与腐朽思想进行坚韧的斗争，为逐步完善法律体制而努力。　　另外，民主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是要有步骤，分阶段的。也要以是否有益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基准，该民主时不民主而推行专制，不利于人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反之，条件不成熟时实施过度的民主，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样也无益于人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民主的阶段性，而祟尚专制，应该看到民主是现代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有步骤地推动民主的开展。　　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为了后代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肩住黑暗的阐门”，做出巨大自我牺牲的人。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合理的做人”而对中国人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是为了大多数人能够“幸福的度日”，而与“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进行自古以来最勇猛最坚韧最有力斗争的无畏斗士。正因为如此，鲁迅绝对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斗争狂，也不是不讲策略的鲁莽汉，更不是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27)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28)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29)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他是人民队伍中一位非常老练的先锋战士，他的反抗是经过深刻反思的反抗。对于人生，他也是最讲究幸福与合理的。虽然后期有所偏执，然而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正因为鲁迅是以大多数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宗旨的，所以他认为：“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30)主张：“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31)有为的青年应当牢记鲁迅的这些教诲：“韧”，“注重实力”(32)，甘做“一木一石”(33)，去做些真正于自他两利的有实效的工作，去“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本原思想上来，对于当下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红旗》杂志1966年14期社论。
　　(2)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3)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4) 《华盖集?通讯》。
　　(5) 《华盖集续集?我还不能“带住”》。　　(6) 《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　　(7) 《译文序跋集?&现代小说译丛&?&幸福&译者附记》。
　　(8) 洪汉鼎、孙培祖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9) 《坟?娜拉走后怎样》。　　(10)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1) 《坟?寡妇主义》。
　　(12) 《热风?随感录四十》。
　　(13) 《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14) 《译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
　　(15) 《两地书二》。　　(16) 《华盖集续编?空谈三》。　　(17) 《华盖集续编?死地》。
　　(18)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空谈三?死地》以及后来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多次反对“请愿”。　　(19) 《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
　　(20) 《坟?论照相之类》。
　　(21) 《坟?灯下漫笔》。
　　(22) 《呐喊?自序》。　　(23)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24) 《且介亭杂文?阿金》。
　　(25) 《三闲集?通信》。
　　(26) 《书信?340813致曹聚仁》。　　(27)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28) 《准风月谈?晨凉漫记》。　　(29)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0) 《坟?娜拉走后怎样》。　　(31) 《华盖集?杂感》。　　(32)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3) 《坟?写在&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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