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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豆网网友近日为您收集整理了关于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的文档，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以下是文档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王
珊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主要有: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谨《魏晋南北朝州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仇鹿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商务印书馆),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民族出版社),白杨《诸葛亮治蜀与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程明道《北魏至盛唐的社会主义萌芽——兼论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人民出版社),崔彦华《魏晋南北朝陪都研究》(三秦出版社),张学锋《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殷宪《平城史稿》(科学出版社),高文强《东晋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玲娣《汉魏六朝老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刘志伟《汉魏六朝文史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巍《魏晋时局与魏晋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张鹏《北魏儒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万志全《汉魏六朝道家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志清《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鲁红平《理想的追寻,尘世的超越——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汪军《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刘涛《南朝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丁红旗《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巴蜀书社)。论文集有中共高台县委编《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此外, 曹永年《占代北方民族史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大多数论文属于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范围;叶其峰《古代铭刻论丛》(文物出版社),其中有 10篇论文涉及魏晋南北朝;朱渊清《知识的考古:朱渊清白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有两篇涉及魏晋南北朝的论文; 卜宪群、杨振红编《简帛研究 2OL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间有五篇涉及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张德芳编《甘肃省第 2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有部分论文涉及吴简研究。本年度发表论文 300多篇,以下择要介绍。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l 政治阎步克《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文史》第 3期)从宏观角度讨论南北朝位阶制度演化的差异,认为北朝领先于南朝,北朝的位阶体制更接近唐制。陈奕玲《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唐都学刊》第 1期)提出“军将”、“武臣”、“武将”主要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文官”与“武官”之称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 “文吏”与“武吏”则侧重指代地方基层吏员集团。李文才认为两晋中书省在组织结构和政治职能方面均有明显发展,不仅专掌诏令,而且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论中书机构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贵州社会科学》第 5期)。杨恩玉对萧梁制度和政治做了系列研究,《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第 4期)认为宋齐勋位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都由宋齐勋位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
《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史学月刊》第 l0期)认为,官班制的编制标准除朝班外主要是官职的资望与清浊,官班的高低取决于官职的资望,同班内位次的前后取决于官职的清浊;《萧梁部曲制的盛行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师院学报》第 1期)认为萧梁时期部曲平时在主将率领下作战,或在主将家乡从事生产,或协助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梁末部曲主将控制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萧梁随之灭亡。熊伟《西魏北周府兵制组织系统功能与作用分析》(《广西社会科学》第 1期)指出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系统以“八柱国家”为核心,以置府方式维持武川集团领袖人物权力的分散,通过戎秩序列的品阶功能吸纳地方人物进入官僚阶层,将其武力共同纳入府兵系统。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第 4期)认为北魏天赐年间可看作“爵本位”的社会。爵本位既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李文涛《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南都学坛》第 2期)认为府兵制的出现与北方种植结构变化有关。张旭华指出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占据选官的主导地位,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 “九命”与“九秩”由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周氏以降, 选无清浊”辨》,《史学集刊》第 4期)。他还对曹魏初年中正组织以及州大中正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探讨,认为延康元年“州郡皆置中正”的记载较为可信(《“州郡皆置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中正”与“晋宣帝加置大中正”辨正》,《郑州大学学报》第 5期)。李济沧《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江海学刊》第 6期)认为学术界对“乡品”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的共性在于否认地方社会舆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认为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廖基添《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 3期)指出秦汉以降“舍人”成为官称,舍人由侍从官职扩展到行政官职,魏晋南北朝时很多官以“舍人”为名,唐宋以后减少。刘啸《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江汉论坛》第 8期)指出南朝时期太仆已不再掌车,车马的国用与御用分离,北朝区分御用与国用是学习南朝制度的结果。唐代的太仆制度前承南朝,体现了太仆制度家国分离及南朝化的总趋势。卫丽《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第 9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工部制度的形成时期,隋唐的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已全部出现,此后除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鲁力认为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主要爵位只有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五种,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予功臣,后一种授予宗室(《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武汉大学学报》第 4期)。刘啸《从汉官爵到魏官爵:曹氏父子建国的道路》(《史学月刊》第 7期)指出汉魏之际以两个步骤建构新皇朝的官僚体系, 建立公国或王国将朝官变为公国官或王国官,禅代以后,立即对旧皇朝的爵位进行改革。张兴成《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阅江学刊》第 5期)认为两晋宗室嗣王承封时间一般以逾年为准,承封王的封国等级和封户数额随世数有变动,但尚未形成定制。从西晋到东晋庶子庶孙承封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承封仍严格限制在五服范围内。张鹤泉认为北魏后期依据世系分封诸王,分封同姓范围扩大,在食邑封授上有了明确的标准,食邑也由虚封变为实封,但诸王仍不能干预封地事务(《北魏后期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试探》,《中国史研究》第 4期)。他还研究了北魏后期的散爵,认为其承袭了前期的虚封爵制,后《职员令》将虚封散爵与实封开国爵的爵位品级实现了一体化,并将其与职官品级结合在一起。北魏国家还实行散爵与开国爵双授的做法,但有散爵者只是短时间拥有开国爵(《北魏后期散爵制度考》,《文史哲》第 6期);《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度试探》(《史学月刊》第 11期)指出孝文帝爵位改革前,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为受封王爵的诸王加拜将军号,诸王将军号的品级差别, 表现出诸王的等次不同。今年有多篇文章对汉魏、魏晋嬗代之际的政治变动进行考察,徐冲认为汉魏嬗代之际被旌表的“二十四贤”来源于东汉末年的清流士大夫群体,曹丕在代汉前夕对他们进行旌表,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士大夫继承人身份自居的政治立场, 这构成了重建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社会科学》第 6期)。仇鹿鸣《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3 叛》(《人文杂志》第 2期)认为淮南三叛并不是曹氏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 而与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四征将军体制及对抗东吴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己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史林》第 3期)则指出石苞在泰始四年突然遭到晋武帝的猜忌,原因在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核心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替,并进一步提出对政治集团这一分析范式不应过度依赖。赵昆生《西晋藩王政治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 6期)指出西晋藩王拥有封地治民权,还入主权力中枢,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中央和重要军镇的军政大权,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王明前《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第 1期)指出东晋时期司马氏重振皇权的政治努力仍一直存在,这构成了除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理解东晋政治史的线索。王永平《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江海学刊》第 3期)指出,安帝时期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选中刘毅,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的斗争。徐紫钰《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许昌学院学报》第 1期)认为,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有门阀士族的参与。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问的斗争是刘宋宗室内乱的重要催化剂。张金龙《北魏孝文帝对保守势力的斗争和笼络》(《东岳论丛》第 8期)指出,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统治集团可划分为以汉族官吏和宗室贵族为主体的改革派、宗室疏属构成的中间派和代姓贵族保守派。孝文帝对他们区别对待,稳定了迁都之初的政局。李凭《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认为文明太后冯氏对孝文帝心存猜忌,对之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和重组政权的催化剂(《山西大学学报》第 3期)。他的《北魏太和之初的双簧专制》(《学术研究》第 7期)指出,北魏太和之初政坛呈现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二圣钦明”的格局,实质却是文明太后与宠臣王教勾结成双簧专制,这体现了文明太后的一圣统治; 另一篇《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江海学刊》第 3期)指出,尚书李冲、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孝文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孝文帝重用他们,是为了达到藉迁都事件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的目的。苏小华《“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 2期)认为西魏大将贺拔胜提出的“内先协和,顺时而动”是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钥匙,宇文泰的政策基本按照这八字方针实施,关中本位政策是一种强调内部融合的政治文化实践。薛海波对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形成演变进行系列考察,《“剪除凶羯”: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再探》认为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是要利用六镇降户进攻尔朱氏,怀朔镇豪强酋帅是高欢军事集 24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团主要的军事力量,在高欢击溃尔朱氏的战事中起了主力作用,这为该群体日后成为东魏、北齐的勋贵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社会科学辑刊》第 5期);《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特征试探——以高齐皇室与怀朔镇勋贵婚媾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第 6期)认为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的本质特征是汉化而非鲜卑化,高齐皇室婚媾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胡汉土族,并非鲜卑化浓厚的怀朔镇勋贵。刘军认为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内部事务的最高管理者,这一制度是西晋宗师与游牧部族长老制结合的产物。宗师通过“宗议”形式干预皇族事务,有纠举、训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拓跋宗师考述》,《唐都学刊》第 l期)。石冬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兰州学刊》第 8期)指出北魏太和新制设置的尚药局反映了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分离的趋势。法制史方面,付开镜《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1期)认为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同时削弱了宋齐对抗北魏的实力,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付开镜《魏晋南北朝的削(降)爵与复爵制度》(《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第 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成员削降爵后多会获得复封或改封,一般的官员削爵后则多不再恢复爵位。各朝政府通过对享有实封官员的削爵惩罚,夺回了部分封户。《魏晋南北朝的犯罪代死与争死现象刍议》(《北方论丛》第 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政府对犯罪者家人代死或争死的案件多予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从法律实践上肯定了代死争死的合理性,从隋至清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多数因循了魏晋的处理模式。汤同杰《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方式》(《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第 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法律思想的变化经历了经义决狱、援儒人律、引礼入律三个阶段。民族、中外交流张爱波《论民族融合大势之下的西晋“徙戎”理论》(《东岳论丛》第 7期)指出西晋时期邓艾、傅玄、郭钦、江统提出的“徙戎”理论在当时并未被采纳,是民族融合大势使然。马晓丽、崔明德《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1期)认为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现象,但主要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李书吉《石勒与后赵政权再认识》(《山西大学学报》第 1期)指出石赵的建国道路有多个民族参与,石勒政权的民族属性和政权依托地的居民构成息息相关。李海叶《慕容氏昌黎时期的建国道路与胡汉分治制度》(《中山大学学报》第 3期)指出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5 在前燕昌黎时期,慕容氏政权与汉人士族结成政治同盟,被兼并的东部鲜卑诸部处于政治的底层,与慕容鲜卑本族杂处,由此完成慕容氏政权的第一次民族扩张与融合。胡玉春对铁弗建立的夏政权进行了系列考察,《铁弗大夏国政治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1期)认为铁弗大夏国的职官机构设置较完备,中枢官制呈现出与中原政治制度明显趋同化的共性特征;《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第 1期)则认为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在血缘上有共生关系,但因为两者地域文化、经济模式趋同,必须争夺生存资源,战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他还探讨了柔然和北魏的边防(《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 4期)。苗霖霖《北魏后宫中的东胡后裔》(《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 3期) 指出,北魏初期十分注重与其他东胡部族间的联姻,皇宫中东胡部族后裔人数众多。随着政策的推行,北魏后宫中的东胡后裔也随之消失。潘民中《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许昌学院学报》第 6期),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不在打击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而在平定南方诸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冯培红认为前秦、后凉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方式有很大不同,前秦主要实行笼络安抚措施,得到了以敦煌大族为首的河西汉人的拥护。后凉则施行氐族本位的暴政,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敦煌大族不断起兵反抗(《敦煌大族与前秦、后凉》,《南京师大学报》第 2期)。赵俊杰对乐浪、带方二郡的汉人集团进行了系列研究,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1 期)和《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史学月刊》第 3期)指出 3世纪后叶原居乐浪郡的汉人集团已向带方郡南移,4世纪前叶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加剧了汉人的逃亡。残余汉人集团于黄海南道北部逐渐形成聚居区,加之汉人新移民不断迁徙至此,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势力在 4世纪中叶出现短暂的中兴期。杨龙研究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活动,《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史学集刊》第 4期)认为此期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仍通过社会交往形成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平城成为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 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汉族士人的交往是其社交的基点;《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汉族士人》(《贵州社会科学》第 5期)则指出这一时期以文化见长的汉儒尚缺乏发挥才能的空间;《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社会科学战线》第 5 期)指出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还体现在对地方社会的改造上。汉族官僚注重孝道、发展学校教育、禁止***祀,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张俊飞《十六国时期帝王的称号——天王之使用》(《兰台世界》第 21期)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君主不称帝而称“天王”,与当时的佛教传播有关,采用此称号的目的是借“佛是戎神”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汪洋认为西晋末年的张昌起义与天师道 26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关系密切,天师道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治和组织的发展(《张昌起义与天师道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第 18期)。张婧、谢宝利指出在 3
世纪的新疆南部地区虽依然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但该地区的奴隶有疏离原奴隶主而投奔新主的现象,这反映了奴隶对奴隶主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松弛的趋势(《三至五世纪新疆南部地区奴隶疏离原主史题考——以怯卢文书为据》,《社会科学家》第 1期)。经济今年有两篇文章以 2010年甘肃张掖临泽出土的《田产争讼爰书》为讨论对象, 贾小军探讨了河西民众的法律意识,宗族与基层社会控制,饮食结构,兄弟分异与小家庭生产,以及“坞”的意义等相关问题《f晦泽出土(田产争讼爰书)释读及相关问题》(《鲁东大学学报》第 5期)。杨国誉则探讨了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占物入官制度、家庭宗法制度等若干问题(《(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期)。陈跃《魏晋南北朝西域农业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3期)指出当地水利灌溉管理加强、先进农具自产、复种制度得到采用、农作物新品种被引进。同时经济区域性特征日益显著,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逐渐衰落,而吐鲁番盆地不断崛起。史卫《六朝财政体制初探》(《阅江学刊》第 5期)认为六朝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尝试分税制,希望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但在保护豪强既得利益的基本原则下,只能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最终国困民穷,被北方统一。王波《魏晋南北朝商业发展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 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效力有所减弱,为了获取战略物资,分裂政权纷纷采用安商政策,商业经营也得到新的发展。贾小军《农牧业之外:渔采狩猎与魏晋十六国河西民众生计》(《河西学院学报》第 3期)指出在这一时期渔采狩猎等非农、非牧谋生方式长期影响河西民众社会生活的内容和质量。李文涛《从牧猪到牧羊:中古黄河流域畜牧业的变化》(《鄱阳湖学刊》第 2期)认为,赋税制度的改变令黄河流域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此外湖泊萎缩、饥荒频繁也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 这导致中古时期黄河流域的肉食结构由食猪变为食羊。张铭《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三峡论坛》第 5期)指出,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巴蜀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经历了从内部到周边的过程。这一时期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在铜、铁、金、银、丹等主要矿种,资源开发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加深巴蜀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吉成名指出魏晋南北朝食盐产地比秦汉时期增加 27处,其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井盐产地明显增加,而且出现 6处石盐产地。食盐产地的发展主要在西部地区,这与西部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论魏晋南北朝食盐产地》,《盐业史研究》第 2期)。贺云翱《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东南文化》第 1期)指出“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窑具资料可能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陈涛认为秦汉魏晋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南都学坛》第 4期)。李军考察了曹魏的屯田制度,认为曹魏所实施的屯田制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效果也最好(《曹魏屯田制度与曹操军事经济思想刍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 1期)。而王明前《从屯田到占田——魏晋之际土地私有制的全面确立》(《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第 1期)则提出尽管屯田制对曹魏政权意义重大,但恢复小农经济一直是曹魏的施政方针。占田替代屯田正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柿沼阳平认为蜀汉优先军事型政策最为突出,将其称做“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他认为这一经济模式的基础是诸葛亮、蒋琬、费袜等人分别同时管理以尚书为核心的朝廷和以将军为首的军队(《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第 9期)。此外,王明前还对北齐北周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了系列研究,《北齐北周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1期)认为在租调征收方面,北齐注重户等差别,北周重视丰荒调剂。北齐、北周俸禄各以食干制和食邑制为特色,二政权均试图通过扩张货币政策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试论北齐北周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努力》(《兰州学刊》第 2期)则指出北齐、北周分别致力于以邺城和长安为中心的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军事任务浩繁,除战时屯田经济较有成效外,其区域整合成效有限。社会家族、群体。束莉《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安徽大学学报》第 2期)认为汉晋时期夏侯氏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曹魏初年夏侯氏完成从将门向世家的转变,正始时期夏侯玄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夏侯氏步人一流士族行列。赵静《琅邪王氏与两晋南朝佛教的传播》(《文艺评论》第 2期)认为西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不断调和佛教和宗法制度之间的矛盾,有效推动了佛教的传播。高然《大儒、名将、宰相——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唐史论丛》)认为在北朝隋唐时期豆卢氏的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都经历了多次转型,这些转型令豆卢氏适应了时代政治的变迁。 28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范兆飞指出北魏太原士族群体的姻亲大多是四姓家族和强宗,姻亲成员多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的婚姻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求,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了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社会科学战线》第 1期)。高欣《略论渤海高氏在北朝的变迁——北魏至北齐初》(《三峡大学学报》第 34卷增刊)认为渤海高氏对北魏及其后的东魏北齐政治的影响是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高乾、高昂兄弟之死, 标志着渤海高氏的衰败,也标志着胡化逆流对以汉人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反扑。马新、齐涛对魏晋时期的宗族做了讨论,《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史学集刊》第 4期)认为这一时期各王朝一方面要借助宗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则要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力度南不如北。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他们的《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祭祖制度略论》(《民俗研究》第 5期)指出,魏晋隋唐时期祭祖仪式分为三种:朝廷设定的庙祭与家祭、兴起于民问的寒食扫墓以及佛教式祭祖。此后庙祭与家祭共同演化为宗祠祭祖,寒食扫墓与佛教式祭祖继续流行。总的趋势是祭祖的官方色彩减弱,民间色彩强化。胡惠明、闫春新《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许昌学院学报》第 3期)认为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婚姻。黄兆宏、张菊芳从北朝皇后的册立方式、家族身份人手,分析北朝立后的原因与规律,同时对皇后的“生时之行”与谥号也进行了探析(《北朝皇后诸问题探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1期)。张云华对北朝婚姻、妻妾关系做了系列研究,《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史学集刊》第 3期)指出,北魏时期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是勋臣八姓,但很少与有过和拓跋部争权历史的贺氏和刘氏联姻;《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郑州大学学报》第 3期)认为,魏晋传统是孝文帝时期确定的五姓大族的最重要标准,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五姓六家由此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社会科学战线》第 5期)则认为孝文帝迁都前庶子类于佣奴,令妾沦落到几乎与婢***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其他。魏斌的《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第 1期)指出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是东汉时期长沙等郡大规模编户化过程中新附人口户籍登录整齐化的结果。汉晋时期南方人名中单名、双名变化的背后,是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持续影响。高寅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俗浅析》(《山西师大学报》第 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上巳节从祓禊等宗教仪式逐步演变成曲水流觞的娱乐活动,节日活动的性质从娱神向娱人转变。王宁邦《梁山伯考》(《江海学刊》第4期) 认为梁山伯的原型有可能为梁武帝萧衍,梁武帝被附会成梁山伯与孙皓封禅建立的山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神庙被后人改作“梁王祠”有关。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事、酒令与酒宴》(《郑州大学学报》第 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基本上以实行税酒制为主,榷酤的时间并不长,使酿酒业得以长足发展。思想文化李毅婷《西晋前期政治思想的玄学化——以司马彪为中心》(《东岳论丛》第 2 期)认为晋武帝长期以玄学名士出任吏部尚书,为玄学的兴盛积蓄了能量。西晋前期玄学开始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士人试图由玄学理论出发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以及礼仪观念开始沾染玄学色彩等方面。王利锁《(达庄论)与阮籍后期的人生态度》(《史学月刊》第 3期)指出,阮籍《达庄论》应作于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之后,写作原因是面对司马氏的政治重压和礼法之士的围攻责难,不得已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态做出的政治表态。经学方面,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第 8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逐渐离经自立,但此期史学仍然充满经学气息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石静《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东岳论丛》第 1期)认为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春秋》的史学性质在两晋时期得到普遍认可。张帅《北朝儒宗熊安生治礼探析》(《求索》第 5期)总结了熊安生礼学的特点,如专遵郑注,运用归纳、综合等方法解经注章句,注重阐发名物制度背后的义理。葛亦陶《从(隋书·经籍志)之经部看南朝经学与士族家门的关系》(《阅江学刊》第 3期)指出,《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南朝经学著述超过三分之一是几个特定家族的成员所作,凸显了南朝经学依托于土族家门的特点。程平《三国师学研究》(《三峡大学学报》第 5期)认为魏、蜀、吴三国师学不振,主要表现为学在野而不在朝,经师传授以大规模的集体授受为主,师学授受的对象大多是庶族子弟,非世家子弟。郝虹《三重视角下的王肃反郑:学术史、思想史和知识史》(《史学月刊》第 4期)认为王肃反郑有其家学渊源,并提出魏晋经学在学理层面与两汉经学相比没有突破和创新,但对谶纬不遗余力地摈除有进步性和学术价值。殷宪《北魏平城营建孔庙本事考》(《学习与探索》4期)指出,北魏王朝初都平城便建太学并于其内祀孔,太和十三年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并封孔子后裔奉祀。后又于曲阜孔庙所在充州及全国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刘军《北朝释奠礼考论》(《史学月刊》第 1期)认为北朝释奠礼的仪式程序在继承魏晋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金霞《祥瑞灾异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乐制度》(《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 4期)指出,两汉魏晋南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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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5期 20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王
珊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主要有: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谨《魏晋南北朝州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仇鹿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毛远明《汉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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