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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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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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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5自主招生面试题训练-习近平谈转基因，你如何看待转基因安全与发展？
围绕转基因技术之争，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和科普作家方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升级到“法院见”层面。2014年9月最新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转发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大胆研究转基因，市场不能都让外企占了。“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论、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我强调两点：一是要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扎稳打，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研究创新，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转基因食品是什么？是安全食品吗？是否值得大肆推广呢？转基因食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你怎么看转基因在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问题？
资料图：崔永元、方舟子之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附录：相关背景
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方舟子崔永元微博掐架
很少有技术，像转基因一样，一诞生就充满争议。最近，科普作家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说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方舟子的言行很快引起争议，先是被网友吐槽“你先吃10年”，后来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质疑他“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如何对待转基因食品，科学界都有很大分歧，更别说普通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齐振宏，曾在北京、上海、苏州等6个大中城市，就“消费者对转基因标识管理与期望”进行抽样，结果83.7%的人希望加贴转基因标识。
“跳出转基因之争，人们有权知道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到底是什么”，这是多数人达成的共识。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由于我国转基因标识监管混乱，一些食品企业钻起空子：转基因标识与反向标识共存、部分转基因食品“不愿标识”，超市内转基因食品标识存在大量“漏网之鱼”。
同样是转基因豆制品，
　　有的标注有的不标。
　　食用油是最常见的转基因食品。记者在北京、天津等多家超市看到，一些知名品牌的食用油，都在配料中标明是否使用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尤其以非转基因作物为原材料的产品，“非转基因”字样在商品外包装上格外突出。
　　豆制品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在一些超市，多个品牌的豆奶粉、豆腐和豆芽等产品，都标注了“非转基因”的字样。而一款茄汁黄豆罐头，没有标明使用的黄豆和番茄是否为转基因原料。
　　相对于以大豆为原材料、老百姓认知度比较高的转基因食品，超市内的生鲜农产品几乎都没有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标注，比如转基因番木瓜“华农一号”，它几乎占据40%的广东番木瓜销售市场。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款酱油生产中使用了转基因豆粕，但在外包装上没有明确标识。售卖豆粕的是秦皇岛一家知名粮油外企，工作人员说，豆粕报价是4260元/吨，非转基因豆粕要5000多一吨，为降低成本，一些酱油厂商用转基因豆粕来生产酱油。
　　北京一家酱油企业市场部人员说，农业部规定食用油必须要标注是不是非转基因，国家没有强制规定酱油标注，一些酱油企业曾经标注过，后来太麻烦就取消了。
正如无数对技术嗤之以鼻的人一样，在人们对技术和未来狂热地追求下，恐怕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的边界在哪里。
转基因大米可以绕开标识。
　　有分析说，转基因标识之所以非常混乱，除了食品生产企业缺乏自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缺乏监管，制度落后。
　　目前，我国两部法规管理转基因标识。一部是国家质检总局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规定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必须在标识上加入中文说明，但是质检部门管不了农产品。另一部是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这意味着，目录外的品种不必标识。
　　2002年，农业部公布了首批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包括大豆、玉米、菜籽、棉花、番茄五大品类。但此后，目录没有更新过。因此新增的转基因产品如甜椒、紫番薯、木瓜等等，都可以不进行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一时争议纷纷。一位业内人士说：“依照现有制度，转基因大米也可以绕开标识。”
　　标识目录为何长期不更新？何时颁布第二批？在媒体的追问下，农业部一直没答复。
美国不要求标注欧盟要求标注。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生产的食品早已遍布美国超市，也被消费者广泛食用。
　　在美国，超市货架上的转基因食品通常并没有特殊标识。美国联邦政府监管部门支持在食品包装上标注“转基因”标识，但不作强制要求。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年5月明确驳回了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要求，消费者也很少留意所购买的是否是转基因食品。今年6月，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成为第一个要求标识转基因食品的州。
　　欧盟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采取“谨慎批准”态度。欧洲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欧盟国家，凡是使用转基因原材料的食品不论其比例高低，均需标识。
　　2001年4月起，日本就通过法规要求标识转基因食品。必须标识的包括大豆、玉米、马铃薯、油菜籽、棉籽、甜菜、木瓜8种农产品的转基因品种，以及用这些农产品为原料、能检测出转基因成分的加工食品，高油酸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为原料加工的食用油等。除以上8种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外，其他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都不允许标识“非转基因”，因为其他农产品并没有转基因品种，擅自标识“非转基因”可能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早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1997年，中国第一次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至今，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存在16年。目前，大米、大豆、胡萝卜、土豆、玉米、西红柿、木瓜都有转基因农产品。其中玉米使用转基因的历史最早、范围最广、数量最多；还有夏威夷木瓜，绝大部分也是转基因产物。
　　不少由转基因农产品制成的“隐性”转基因产品，也在中国市场时有出现。比如，以转基因大豆为原料制成的调和油、大豆油和豆制品，以及使用转基因食用油制成的休闲食品。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国内超过一半的油脂消费都是大豆油，90%的大豆油原料为转基因大豆。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朱祯研究员认为，吃含有基因的食品或含有转基因的食品，将会改变人类遗传特性的担心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从长远来讲，转基因食品跟常规育种得到的食品一样，并没有产生有别于其他食品新的不可预期的问题。
　　而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的文件中曾谨慎地说：“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
余华声援崔永元“转基因”论战 与方舟子对掐
崔永元和方舟子在微博引发的“转基因”论战，持续升级。日前，著名作家余华因一时“口舌之快”，调侃某媒体子虚乌有的“随崔永元赴美调查转基因”，不幸卷入漩涡，引来方舟子一番“唇枪舌剑”反击，称“小说家余华不仅该恶补生物学，也该恶补语文”。方舟子“咄咄逼人”的回击，让以文字功夫见长的作家也不得不服软，“人身攻击是你的强项，我的弱项。生物学确实需要恶补，语文就算了。”
　　不过，文学界大咖余华的声援，还是让事件的当事人崔永元十分感动，他还在微博上反过来安慰余华，“作家安心写书，我来对付无赖。”对此，网友关注度也直线上升，短时间内，转发评论数量就达数千条，且多数评论为抨击方舟子的言论。
崔永元、方舟子之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从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烟草）于1983年诞生，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食品研制的延熟保鲜转基因西红柿199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转基因食品的研发迅猛发展，产品品种及产量也成倍增长，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质疑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类健康，对环境产生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伦理问题，认为转基因技术不等于进步；而有的学者却十分看好转基因技术的前景，认为它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与信息科学、航天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相媲美的技术。
目前在我国由于科技综合实力、人才以及早前的科研基础实力不一，与国外相比，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此外，由于争议过大，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搁置，许多应用研究的成果难以付诸实践，也拉开了国内外研究间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产品市场预警专家、国家粮食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李国祥：转基因作物种植具有产量优势；应用推广存在潜在危害风险；考虑到转基因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等影响的不确定性，需要对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进行监管。转基因食品上市，严格标注是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不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博士，江苏省重点学科“伦理学”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高兆明：转基因技术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人类健康、血亲伦理关系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巨大风险，已为人们广泛注意，相比较而言，其可能的政治伦理风险人们却注意不够。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政治伦理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人类种族生物安全，社会控制中基于垄断技术服务供给的新奴役。
现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联合国大学SUMAMAD计划国际咨询专家，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报》副主编蒋高明：转基因技术作为人类认识生物学规律的一种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但同时也有一定风险。转基因作物的利与弊十分清楚。其好处是转基因技术有利于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可减少人工投入，适合机械化播种与管理；减少人工除草的麻烦，使目标作物不怕除草剂危害，可放心喷洒除草剂；对于害虫，可短期内减少农药用量，因为转基因植物细胞充当了“农业工厂”的角色。其优势可能会被不少坏处所抵消，甚至弊远大于利。那些弊端是什么？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生态环境没有破坏吗？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真的实质等同吗？更关键的是，消费者吃转基因食品可以放心吗？所有这些需要转基因科学家本着科学的态度，客观告诉公众。同时，对于国内外针对转基因作物中的Bt毒蛋白、抗草甘膦Ht蛋白和草甘膦残留对试验动物影响的大量科学试验报道，都要给予正面的回应。如果不能确定，就要启动独立的第三方试验，用科学事实澄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疑惑。在此之前，所有转基因食品及其下游食品必须依法标注，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基因污染，除草剂用量上升，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从健康角度来看，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并非实质等同。中山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转基因水稻营养成分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2012年10月，美国伯克利大学生物工程系发表研究成果指出，两种含有Bt转基因的大豆会对小鼠肝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012年，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南“黄金大米”实验未通过伦理审批、私自让25名小学生试吃的事件。该事件折射出国内的确存在某些科学家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丧失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表示，除非出于自愿，否则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任何形式将人作为实验的对象。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生物学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杰克·海尼曼（Jack Heinemann）长期从事单细胞细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水平基因转移（包括微生物抗生素抗药、转基因生物体的风险）等研究，曾成立了生物安全综合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grated Research in Biosafety，INBI）并任该中心主任。2005年至2009年间，他还担任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制定的专家。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目前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首先，食品法典委员会针对新出现的转基因食品的个案评估颁布了特别指南，这意味着转基因食品不会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安全的。相反，它需要通过风险评估来明确其安全性。假如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共识，那么食品法典委员会就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特别指南进行风险评估了。目前，许多国家都有相关立法。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都承认食品法典委员会所制定的转基因食品检测章程。许多国家还是《生物安全多样性公约》的签约国，也有许多国家批准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这些国际条约规定，成员国在批准进口转基因物质之前，有必要进行风险评估。新西兰民众对使用转基因产品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新西兰，转基因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就是政府，而政府的资助恰恰推动了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他个人认为对提高农业水平来说，将有机体生物学研究作为一个工具，无疑是必然且受人欢迎的，其研究成果有助于农业发展。但对产品而言，他甚至怀疑是否需要这些转基因品种，因为农作物本身品种就很多样，我们必须尽力保护农作物及其种属自然基因的多样性。另外，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要养育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人口是否必须使用转基因技术，商业行为以及政府是否需要鼓励在农业中使用转基因技术。但却有证据表明，转基因式的农业发展是错误的选择，例如企业公共投资对可持续性农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等。假如转基因技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到目前为止，转基因技术只关注那些由于社会选择而产生的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且最终会出现问题。
盖瑞· E. 默切特（Gary E. Marchan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新兴技术、法律与伦理学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遗传学博士，法学博士，他认为尽管美国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但是这一路走过来，仍然有些许突发事件或瑕疵出现。首先，出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混杂在食品供给链中流出了市场，像星联牌玉米、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的自由链接牌大米，以及最近发现的少部分未经批准的由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小麦等。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监管者一致认为，这些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并未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构成危害，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破坏。因此，急需更好的国家和国际机制出现来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以避免不合理的、产生相反效果的商业或公共过激反应的出现。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则是，最近美国的野草和害虫对转基因中除草和防虫活性成分产生了抗体。产生抗体并不出人所料，只是需要更为严格的管理以限制有害因素对转基因作物效益的影响。这包括利用转基因作物种植区的缓冲地带，以及增强具有转基因特质作物的多样性等。美国监管系统遇到的第三个难题是，由于相对繁重且高成本的监管标准使得只有大型公司才能生产大批量的商品农作物。许多受限的商业作物，以及由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开发以满足人道主义救援而生产的转基因作物，都因为美国监管审批流程的高费用而被挤出市场。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就是，监管审批越严格，对诸多有益的农作物就会造成一定社会成本。在美国遇到的第四大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不公平、耸人听闻而无确凿科学依据的信息传播，误导并使公众对之感到误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有机食品及天然产品制造商和推销商，通过对消费者鼓吹转基因食品的缺点而从中牟利。这也要求国家依据科学权威设立有力度、统一的法律法规，而非倚仗各州、各地法律法规，因为这很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或党派的影响而不能做到科学公正。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日在人民日报发文探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他认为“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5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各国实施了科学、规范的管理，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仍在逐年扩大。每年全世界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实没有发生过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近年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仍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当然，所有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转基因安全风险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对转基因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安全上，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存在一定威胁，包括过敏原、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转移等；对环境有潜在影响，包括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等。第二，在技术使用和知识产权上，有人担心，世界粮食生产可能会被少数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会日益依赖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生物剽窃，或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等现象。第三，在道德上，谴责之声质疑转基因违反自然生物的内在价值，通过混合物种之间的基因篡改自然，并反对植物中存在动物基因。另外，有些国家并非强制性要求标记转基因食品，而且还存在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而未进行标注的现象。第四，从社会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给富裕国家带来了更多利益，而不是贫穷国家。
崔永元方舟子微博激战 折射国人转基因焦虑
围绕转基因，崔永元与方舟子在微博上擦枪走火。小崔善辩，舟子执拗，各执一词，持续多轮，是非难辨。
一边代表着公众对转基因的普遍焦虑，一边代表部分人力推转基因的信心和决心。 这样的PK在中国乃至全球上演多轮，并不新鲜，只是拜托两位知名人物再度风生水起。 崔永元说：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方舟子回击：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但是不要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各国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你根本不懂，有何资格质疑？方舟子甚至摆出自己是美国生化博士、从事科普多年的牛逼经历来佐证自己的权威和无可争议。
挺转基因食品者引用的数据是：美国转基因大豆产量占美国大豆总产量93%。美国大豆大部分用于国内，预计年度国内消耗4720万吨，向国外出口3730万吨，约占总产量45%。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米勒2011年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过去10年总共消费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并以此佐证中国人民吃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正当性。 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美国，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始终没有消除，其亚洲亲密盟友日本甚至靠大力推广有机农业产品来极力阻止转基因食品，欧洲也采取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即使对转基因食品无比放心的美国，目前也没有直接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人类主粮。
和西方形成的较完善法治社会环境、严格的食品监管体系不同，中国消费者正当权益缺乏完善法律体系护佑，维权成本高昂，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索赔权往往不被尊重，加上全社会科普工作的滞后——2012年中国科学调查，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仅占公众4%，因此政府在引进推广转基因食品过程中保持高度透明，并在食品上隆重标注，不懈启蒙，让公众自主选择便显得顺理成章。 即使在美国，民众的疑虑也是长期存在的——汤森路透集团两年前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21%的人确信是安全的，64%的人不确定，15%的人认为不安全，而90%的人都认为那些由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食物应被特别注明。
另外，此起彼伏的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在行政化监管体系下，由于多龙治水和治理效率的低下，相当程度透支了政府公信力，当政府力推转基因食品时，招致民意激烈反弹在意料之中。在此背景下，靠民间备受争议的方舟子联合一些科学家去推广转基因食品便显得公信力不足。 目前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从1996年转基因技术应用于人类食品，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对人的健康有害。但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今天的无害不意味着挑战生物伦理的转基因不在未来被发现问题。
1948年，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此发现获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与DDT以及背后的庞大利益集团抗争了多年后，于1962年完成《寂静的春天》，两年后在攻击谩骂中死去。今天，她成为保护环境、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 在书的结尾，雷切尔·卡逊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这段话也送给今天盲目崇拜信任转基因的人。争论不是坏事，没有人握有绝对的真理——不管他身上贴着什么样的标签，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不过，当下围绕转基因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即使其中一些食品是安全的，在中国推广，尽快营造一个能够放心食用的制度环境却更紧迫。
专家：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 失窃的收成”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13亿中国人的吃饭及其安全问题，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解决。
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参加了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很有感触。科学家们再三告诉在场的听众说,你们是弱势，你们没办法解决转基因，但是你们可以远离转基因，不吃转基因。当在场听众请专家对我们国家最近新批准三种大豆进口做出评估。人家回答的很简单，那是你们政府部门无知，你们的科学家撒谎，这是原话。我感到非常震撼。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和转基因研究的法国应用生物物理化学博士阿诺德·阿波特克说，在农业技术中,科学已与商业联手，转基因农作物开发20年,讲了一个科学走错路的故事，转基因使大公司控制了食品和种子，为了天量的经济利益,对环境破坏和社会伤害置若罔闻。生物物理学与可持续领域开拓人、著名英籍华裔科学家何美芸表示搞转基因就是制造灾难，指出转基因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证据已无处不在。法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复查了19种美国孟山都转基因公司测试的原始数据,都显示转基因对肝肾产生负面影响,而孟山都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了屏蔽隐瞒。印度科学家范达娜·席瓦更是直言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失窃的收成”。从事农业研究55年的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唐·胡伯披露在广泛使用的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可疑的新型微生物，疑似导致大量母牛流产的致病源。唐·胡伯教授说,当后世回看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惊讶我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和世世代代的未来的生存安全,去接受生物技术实验,仅仅是为了迁就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把全世界的种子都变成转基因，专利权都属于它,100%。
据公开资料显示，某副部长曾声称,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他从2007年6月就受聘为美国转基因大亨杜邦公司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其职责是“帮助公司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并且负责审核、监督公司基于生物技术的新产品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过程 ”。直到2012年3月,有人举报，杜邦公司才从其网站上将名字撤下,并欲盖弥彰地宣布已于2011年停止。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在企业或者其他营业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失控”的转基因：食品污染之忧
核心提示：2004年以来，转基因水稻污染南方水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国内。绿色和平组织曾于日发布《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认为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
2004年以来，转基因水稻污染南方水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国内。绿色和平组织曾于日发布《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认为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
湖北省农业厅对相关违规企业进行处罚， 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但是散落种子已混入到普通稻种中，并流传至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中国出口欧盟的米制食品29次被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受到严格监管，损失巨大。
国家环境保护部首席专家薛达元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转基因水稻流入市场，对国内民制品影响很大，婴幼儿辅食都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是对国内经济造成多大损失，目前没有评估。目前没有人对此进行跟踪监测，也没有人受到处罚。
推广与“反转”并行
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于1983年， 在孟山都、拜耳、巴斯夫、杜邦等跨国巨头的推动下，转基因迅速席卷全球。
2013年3月，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京发布年度报告称，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约1.7亿公顷，比2011年增长6%。按照种植面积统计，全球约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和81%的棉花是转基因产品。
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在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我国种植面积约400万公顷，居第6位，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抗虫棉（占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80%），还有少量的木瓜、西红柿、甜椒等。
但是伴随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高歌猛进，连续出现多起公共事件，引发全球大范围的反转运动。
1998年秋，英国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斯泰（Arpad Pusztai）在英国电视台宣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反生物技术组织策划了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转基因作物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活动。
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Losey等宣布，在实验室以拌有转Bt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草喂养帝王蝶幼虫可导致死亡，这一结果被解释为转基因威胁非目标昆虫。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hapela和David 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 35S启动子及Novartis 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环保组织，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基因污染”。
尽管上述多起公共事件事后被证明不实，对转基因商业种植潜在的风险担忧让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必须更加审慎。
非法种植“污染”食物链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和潜在威胁目前尚未被科学证实，但是非法转基因种子污染农产品却切实存在。
2000年9月，Aventis公司的转基因星联玉米的残留物在脆皮玉米饼（taco shells）中被检出，表明它已进入人类的食物链。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本来批准这一转基因谷物仅用于动物饲料。污染被发现后，美国本土和出口到韩国、日本的玉米都被召回销毁，所有的转基因食品被召回。随后，Aventis公司在2000年10月撤消了对星联玉米品种的登记，并承诺它将不再生产。Aventis公司后来为拜耳所收购。
但是9月2日，阿拉伯媒体报道，根据一项新的研究，沙特的食物链已被转基因成分广泛污染，发现包括十多年前在美国被禁止用于人类消费的有争议的星联转基因玉米。
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绿色和平统计的资料显示：2000年，Aventis公司正在田间试验的抗草胺膦甜菜被发现被另一种未获批准的转基因品种污染；2003年，科学家错误地将转基因番茄种子分发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事；2003年，西班牙有机玉米被转基因污染；2005年瑞士先正达披露，年间，该公司无意间生产并分发了几百吨未经批准的转基因Bt10玉米。
而同时期发生在湖北的水稻受污，则成为国内转基因污染最大的事件。绿色和平组织指出：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随后农业部和湖北省组织调查，证实了非法转基因种植的存在。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申明，指出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
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约四五百块钱的补助。随后，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转基因安全监管工作。
当时，湖北非法流出的转基因水稻来源为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团队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2个转基因水稻。
当时，农业部未对上述2个转基因水稻授予安全证明书，也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但绿色和平从湖北采集的25个稻米样本有19个被欧洲的权威实验室检测为转基因品种，而且当中包括种子、稻谷和大米，显示转基因水稻不单在非法销售和种植，而且已经流入食物链，污染着我国最重要的主粮。
令人担忧的食品污染
转基因水稻事件曝光后，由于非法转基因种植扩散面大，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治理，并且给各种食品安全带来风险。
薛达元告诉记者，由于转基因水稻流入市场，对中国的米制品出口影响很大，但到底造成多大损失，目前没有统计数据，“现在没有人跟踪监测”。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了/EU号执行决议，再次关注转基因生物（GMOs）的污染问题，将措施管辖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中国米产品中发现的转基因品系，并对中国米产品实施史上最为严苛的入境检查。
决议涵盖的25种米产品包括未去壳米、去壳糙米、米粉、米浆及米糊、米粒、片状米粒、大米淀粉、以及婴幼儿食用的大米配制品等25种产品。出口到欧盟必须接受强制性转基因成分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对不合格采取退货和销毁处理措施。
此外，决议要求食品和饲料经营者，预先通知货物抵达的估计日期，时间和地点。官方控制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取样、分析、仓储、以及针对不合格货物采取的措施，由食品和饲料的经营者负责。这实际上堵上了中国出口欧盟的大门。
转基因（GM）食品在欧盟一直被高度监管。欧盟号法规规定，未经非常严格的程序授权，转基因食品或饲料不得在欧盟上市。这些产品只有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或环境无害，且不会误导消费者或用户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授权。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国内尽管明确要求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必须强制标示，但是由于目前流出的转基因水稻都属于非法种植，也就难以达到这一要求。
非法销售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 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四省大米基本被转基因“污染”了
　　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武汉周边市场上销售的大米中含转基因成分。事实上，中国从没有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大米商业化种植和进口。2014年4月，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武汉一家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并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竟然有三种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BT63。另据知情人士介绍，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一代的大米，基本上都被转基因&污染&了。
　　武汉多地销售种植转基因水稻
　　BT63是由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研发的专利转基因抗虫水稻，2009年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但并没有得到商业化种植的许可。今年4月，记者在著名的武汉武昌中山路种子一条街调查发现，因为BT63转基因水稻的特点主要是抗虫，在市场上被当地人称为抗虫稻。
　　记者调查发现，在武汉江夏区段岭庙的金星村，有不少农民正在种植转基因水稻，他们以40元一斤的价格从金星村的种子销售点买来，但因为各种原因，销售点的老板回避了记者的采访。而种植转基因水稻的不止金星村一地。
　　上海某食品加工企业总经理对记者说，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转基因大米已经扩散，很难收回，一发不可收拾。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一带的米，基本上大部分都被转基因&污染&掉了。因为市场上大米来源众多，尽管有检测环节，企业也是防不胜防。
　　转基因种子如何被泄露扩散？
　　张启发，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BT63转基因抗虫稻项目的带头人。采访中张启发不否认转基因大米在华农扩散的可能性。
　　按照张启发的说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并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许多科研成果都是大家一起共享，直到2001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张启发说，在此之前，种子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拿到BT63转基因抗虫稻种，然后自行育种，进而流入市场。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张启发曾经担任过一家名叫科尼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正是华农有意泄露出转基因水稻的重要源头，该公司已被当地农业执法机构进行相关处罚。
　　按照张启发的说法，农民应该没有技术将转基因抗虫稻种泄露出去，但种子公司有泄露的可能性。
　　转基因大米被掺在其它米中包装
　　根据两种转基因大米的外包装上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城乡结合部的滠口街，在记者买到的被检测出含有转基因的三种大米中，有两种大米的生产厂址就在这里。
　　据倪厂长介绍，他们加工厂的稻谷和大米来自全国各地，在加工过程中，工厂会根据大米的口味和成色做一定调配，然后包装出厂。
　　而我国所制定的大米出厂标准中，并不含有转基因的检测项，这就导致即便有一些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大米销售商和消费者都无从知情。　　官方反映　湖北严查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事件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报道湖北省江夏区非法销售转基因水稻种子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委副书记张昌尔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湖北省副省长梁惠玲在外地出差，两次打电话指示，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调查，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27日上午，湖北省农业厅召开由武汉市农业局、江夏区农业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紧急会议，根据央视报道反映的相关线索和人员，迅速安排部署查处工作。一是查种子源头，联合公安部门，在前期已立案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加大工作力度，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调查，追查转基因水稻种子的源头、去向和农户大田种植的田块与面积；二是查种植面积，对江夏区在田的中稻，以快速检测为主要手段，再次开展转基因水稻成分检测普查。对确认田块坚决铲除。三是查监管责任，向涉案地区派出督查工作组，对转基因安全监管不力的单位或个人，严格追究责任。
　　目前，武汉市委市政府已成立调查专班，对全市所有大米种植基地、加工企业、作坊和超市展开排查，严控转基因大米流向餐桌。一旦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种子或大米，将立即封存下架。
　　综合央视 温州晚报
习近平：“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
讲到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就是转基因问题。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论、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我强调两点：一是要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扎稳打，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研究创新，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证券日报-资本证券网(北京)报道：“习近平: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多股将爆发”
分析认为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受到国家认可，习总明确强调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则有助于国内公司的国产化，相关个股有望受益，个股或将复制去IOE概念股走势。
转基因动物上市公司：
1.光明乳业（600597.sh），公司自2005年起就从事有转基因食品基础研究工作，并建设有奶牛遗传基因改良与高产技术推广中心。
2.罗牛山（000735.sz），公司建立有罗牛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海南瘦肉猪新配套研究开发、“乐牛牌”系列配合饲料添加剂研究、SPT猪技术研究开发系统工程、转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农产品电子商务系统研究。
3.ST华龙（600242.sh），公司拥有蚝的三贝体等名优品种的转基因技术。
4.友好集团（600778.sh），公司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共同投资组建上海申友生物公司（公司持股56.67%），在基因诊断、药物基因组学、模式动物研究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公司在胚胎的克隆及转基因、动物转基因领域具有一定优势。
5.天康生物（002100.sz），公司尝试通过胚胎生物工程技术从事新疆良种牛胚胎移植业务，子公司乌鲁木齐天康畜牧专门从事种猪繁育业务。
转基因种子上市公司：
1.丰乐种业（000713.sz），公司持股65%的中科丰乐生物技术主要业务为抗虫转基因水稻。
2.登海种业（002041.sz），公司参与了国家863项目“转基因技术培育优质玉米自交系及杂交种”，公司募资投入的“生物工程技术育种中心项目”将采用转基因技术对玉米进行研究育种工作。
3.万向德农（600371.sh），公司拥有马铃薯转基因技术储备。
4.隆平高科（000998.sz），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基地，超级杂交水稻三期规划将还有转基因技术。
5.钱江生化（600796.sh），公司与浙江大学共同组建的浙大钱江生化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专注于“转基因杂交水稻技术”产业化。
转基因植物上市公司：
1.厦门国贸（600755.sh），公司持有30%股权的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主要从事基因工程制药、基因工程疫苗、生化制剂和现代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北大未名生物工程持股33.08%的科兴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基地。
2.华立药业（000607.sz），公司具有转基因培育青蒿种苗技术，青蒿产量占全国60%。
3.亚盛集团（600108.sh），公司具有生物工程业务，目前应用在转基因棉花生产领域。
4.新黄浦（600638.sh），公司与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合作开发的枫林科学园区（生命科学）提供植物转基因技术及产业化以及与现代受控农业有关的技术和项目。
转基因饲料/化肥上市公司：
1.胜利股份（000407.sz），公司具有转基因工程菌项目——高效复合微生物肥项目。
2.芭田股份（002170.sz），公司拥有生态复合肥技术。
3.宏达股份（600331.sh），公司拥有生态复合磷钾肥产品。
4.通威股份（600438.sh），公司拥有转基因饲料产品——通威鱼饲料。
5.新安股份（600596.sh），公司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应用于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市场领域。
6.渝三峡A（000565.sz），公司控股80%的子公司三峡英力目前建有3万吨天然气制氢氰酸（HCN）和5万吨甘氨酸项目。国际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的持续扩大，公司受益明显。
专家：不能等到公众100%赞成才发展转基因
2014 年12月5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国今年粮食生产形势等有关情况，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在会上表示，按照发展线路，转基因发展到最后才是主粮作物，目前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
否认滥种转基因作物
毕美家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范有序，总体可控，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作物“滥种”现象，“在转基因这项新技术上，我国应占有一席之地，抢占制高点”。据介绍，我国已于2008年批准设立转基因重大专项，此后研发态势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转基因抗虫棉领域，目前市场上95%的产品已由我国自主研发。
毕美家介绍，到目前为止，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
毕美家表示，我国对违法违规开展农业转基因试验和生产现象向来严厉打击，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单位，我们决不姑息，对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
按步骤稳步推转基因
毕美家表示，农业部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一是在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二是在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现在全球农业转基因的技术研发态势非常强劲，发达国家全力抢占技术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跟进”。
他说，中国人多地少水缺，旱、涝、病虫害频繁发生，所以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的压力很大。农业部的态度是坚定的，今后将遵循这样一个线路：先是非食用，然后是间接食用，最后是食用，以这样的步骤稳步推进，“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才是主粮作物”。
>>专家观点
再不发展就会形成被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转基因发展路线将按农业部的设想一步步稳步推进，但从科研角度讲，这些作物都是我国急需发展的，从技术发展来说没有先后之分，“农业部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有先后次序，因为它考虑的不仅是技术和安全，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例如进出口贸易、公众接受度等”。
在转基因发展线路中，何时会最终实现主粮作物？黄大昉表示，科技界实际上已做好准备，最终实现主要看农业部。他认为，公众接受程度在转基因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不能等到公众100%都举双手赞成才去发展转基因，“随着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已很严峻，不能再等待，再不发展就会形成被动局面”。
“粮食威胁论”并不存在
毕美家表示，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有所增加，但总量不大，主要因为国际市场粮价低，同时也为满足我国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中国粮食威胁论”并不存在，中国不会到国际市场上过多地采购谷物，因为我们的战略就是保证基本自给。
谈土地污染
我国正控制耕地重污染
有记者提到，有数据称中国土地约有1/5因污染退化。对此，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表示，我国正在采取措施控制重污染情况。
曾衍德说，耕地污染带来的问题归纳起来是“三大三低”。所谓“三大”，首先是中低产田比例较大，占耕地总面积的70%；二是耕地质量退化面积较大，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三是污染耕地面积较大，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西北等地农膜残留较多。所谓“三低”，一是有机质含量低，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为2.08%；二是补充耕地等级低，每年占补平衡耕地超过500万亩；三是基础地力低，贡献率仅5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
曾衍德表示，农业部门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问题，努力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同时将改善耕地质量。
禁借土地流转搞非农建设
毕美家表示，工商资本下农村，给农村带去了资金、技术、人才，但也出现了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倾向。中央不允许借土地流转之名搞非农建设，要求各地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有明确上限控制，同时定期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流转承包地用途等进行监督检查。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我国粮食产量12142亿斤，增加103亿斤，增长0.9%，连续两年跨上1.2万亿斤的台阶。
今年稻谷、小麦增产141亿斤，保障了口粮的绝对安全，且入库小麦90%是一等和二等麦子。
震惊！转基因委员会主任吴孔明明确拒绝试吃转基因大米
　　搞转基因的人拒绝吃转基因大米，怕什么?为什么不吃?不就是心知肚明这转基因粮食有毒吗?!那为什么还要让中国的农业部发转基因大米的安全证书呢?这不明摆着坑害全中国人民吗?!大米和药不一样，是中国人天天吃的主粮。既然转基因大米有安全证书这个护身符，证明是安全无害的，那搞转基因的为什么不吃?这不是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布转基因大米是不安全的，有危险的，有毒的吗?这不是不打自招?罪孽啊，为了罪孽的利益不惜让中华民族陷于绝子绝孙的悲惨境地，古往今来天底下的罪孽无过于此啊! 吴孔明（资料图）　　对话，吴孔明：有些人的质疑时隔行如隔山　　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　　2010——3——4 10:01:10.00　　简光洲：蒋高明准备在《南方周末》上搞个民间绿色提案，就是让转基因研究者自己先来吃，征集志愿者来吃转基因食品，这种方法可行吗?　　吴孔明：我觉得不可行，也没有必要。我们现在不能研究一个新药，一定要让研发者自己吃，吃完之后再去用。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一个网友的质疑，并转发如下：　　我不明白大米和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新药不能由研究者吃，是因为研究者身上未必有病。所以一般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确定符合法律法规的才能进入市场。转基因大米既然发了安全证书，要走市场化，那么意思就是谁都可以吃。为什么你们研究者就不能带头试吃?为什么不能经过一段时间，比如5年、15年的志愿者试吃，再确定它是否有害?你们自己不愿意吃的东西，凭什么作为主粮市场化给13亿的中国人吃!　　重铸倚天剑：向大家道歉!打错了一个字，吴孔明变成了吴克明，差点让坏人逍遥法外!罪过!罪过!向大家忏悔!附相关报道全文：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激辩 专家应该先试吃　　日03:39　来源：东方早报
　　任何国家都有相应的标准和法规。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发放，国家是依法、有序科学地进行的。　　转基因是一种技术，技术是中性的。利用这些技术可以衍化出很多产品，按照法规，我们必须对每个产品进行评估。”　　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观察出结果，危险也许是潜在的。　　那些结论不是拿人来做试验的结果。时间一长，人体和动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些专家们觉得是安全的，他们也应该成为最早试吃的&#39;先驱者’。”　　“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安全的。”前日，中国农业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刊发的记者专访文章中再次强调说。自去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之后，业内的反对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　　农业部的消息称，1999年和2004年，农业部相继首次受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评价申请，分别经过11年和6年的严格评价过程。同时，发放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后方可进行种子生产阶段。　　对话吴孔明:有些人的质疑是隔行如隔山　　转基因物种经科学试验　　简光洲:自从您所在的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为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发放了安全证书之后，有了很多的反对声音，其中蒋高明是主要反对者之一，您注意到了没有?作为一个人工培育出的新物种——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可靠吗?　　吴孔明:我觉得是这样，转基因是一种技术，技术是中性的。利用这些技术可以衍化出很多产品，按照法规，我们必须对每个产品进行评估。我们不排除有些产品对生态环境、对食品安全存在问题，但有些产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评估，认为它的食品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都有保障，这样的产品才可以进入到产业化链条中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味地讨论转基因是安全的，或者不安全的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你对这些产品有没有进行过研究和评估，不能拿空洞的大道理去说。对于转基因水稻前后做了十几年了，它的安全性如何去评估，不管是食品安全性还是环境安全性，我们国家都有相应的评价方法与技术指标和标准。国外包括美国、欧盟等都有相应的技术和方法。所以在标准上我们农业部，包括申报单位自己也委托机构做了很多的评估工作，然后农业部又在他们的基础上组织第三方、没有利益纠葛的评价机构对一些重要的指标重新验证。过去的10多年，对于转基因水稻及玉米都是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全面地评价了它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安委会才发放了安全证书。不过环境的安全性评估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始时它都是小规模的，进入商业化以后，大规模化之后，才能进一步评估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给你发了安全证书，以后你的种子在种的过程中，还要坚持长期的监测，根据这种监测来了解其变化，然后提出风险的管理办法。并不是说我们发了安全证书之后就不管了。转基因不是个新东西　　简光洲:转基因在国外也是一种新技术，谁能确保它的安全评估体系和标准是科学的，是可靠的?　　吴孔明:我觉得转基因也不是个新东西，争议不是在水稻这块吗，新的基因在玉米上已种了10多年了，在棉花上也是如此。在国外这些东西商业化十几年了，评估的体系都是成熟的。就水稻来说，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玉米、棉花都已种了十几年了，标准都是成型的。　　简光洲:就是说标准体系是差不多的?　　吴孔明:对的。　　简光洲:网上也有文章称转基因棉花的纤维不如以前的品种，现在的病虫害又多了起来，这些有没有依据?　　吴孔明: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首先中国的这些棉花纤维有没有发生变化，我本人就是做棉花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你可以上农业部网站上查询棉花的纤维长度有没有变化。如果是假设的话，一天可以找出100个反对的理由。上面的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简光洲:蒋高明在媒体上的质疑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您怎么看?　　吴孔明:他的质疑具体细节我没有仔细看。他质疑主要是对整个转基因这块可能产生的生态后果的担心，他还是宏观上的，他本人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然后从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研究者试吃不可行　　简光洲:他是搞生态学的，你们是搞转基因的。　　吴孔明:我觉得隔行如隔山，肯定是。大道理是一样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产品完全是不一样的。　　简光洲:蒋高明准备在《南方周末》上搞个民间绿色提案，就是让转基因研究者自己先来试吃，征集志愿者来试吃转基因产品，这种方法可行吗?　　吴孔明:我觉得不可行，也没有必要。我觉得任何国家都有相应的标准和法规制度。这些都是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发放，国家是依法、有序科学地进行。　　我们现在不能研究一个新药，一定要让研发者自己试吃，吃完之后再去用。你觉得这个可行吗?因为什么东西不是说敢不敢吃，它是建立在一个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的。　　对话蒋高明:我们关注的质量与环境不隔行　　面对来自转基因专业领域内众多专家的批判与指责，蒋高明在南方周末上发起志愿者试吃转基因粮食的倡议，“如果这些专家们觉得是安全的，他们也应该成为最早试吃的&#39;先驱者’。”　　提出试吃是将他们一军　　简光洲:您最近在网上很火!　　蒋高明:火倒是没有，哈。　　简光洲:昨天的农业部对转基因水稻的答记者问，您看到了吗?　　蒋高明:看到了，他们说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　　简光洲:农业部的文章称在安全性方面作过很多论证。　　蒋高明: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一家说，另外他所谓的安全是拿人来做试验的还是拿动物，人不是实验动物啊!　　简光洲:您觉得此前很多转基因的专家作了很多的解释，解释说转基因产品是可靠的。　　蒋高明:它的程序与标准应该是可靠的。它只要认真地去操作，数据就是可信的。　　简光洲:现在主要担心什么?　　蒋高明: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些结论不是拿人来做试验的结果。因为时间一长，人体和动物的反应应该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概念。另外，我感觉既然是那么好的事情，却在发达国家也遭遇到了抵抗，是有它的道理的。我觉得转基因产品还需要一些临床上的试验。当然，短期来看，它不可能吃出什么问题来。我的担心是，这个敞开了，其他的物种就都会放开，那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就都来了。　　简光洲:但现在一种新的药品出来，也是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先在人身上试的。　　蒋高明:可是我们有时候经常没有做试验就上餐桌吃了。　　简光洲:我听说您在《南方周末》上做了绿色提案，让研究者先自己试吃，让志愿者先去试吃。　　蒋高明:我这是将他们一军，真正去做有没有志愿者啊。吃一两餐、一两年没有问题。　　简光洲:但国外搞转基因玉米、大豆已经很多年了。　　蒋高明:他们是做饲料用的。美国的大豆也是做饲料为主的，美国的超市里的大豆制品都是有机的，转基因的是卖给别人吃的。　　简光洲:转基因大豆食用油我们的市场上也有卖啊。　　蒋高明:有了很多，有标注的。　　简光洲:如同农业部所讲，作为一门新科技，我们不去抢占的话就可能受控于人了。　　蒋高明:这个有道理，在科研上要做试验，研究肯定是做的，但要掌握一个度、一个量。所有人都没有经过吃转基因的时代，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对后代都没有影响;也可能随着技术的进步，用不了三五十年，这个技术就被淘汰了。当年的汽油加铅，后来证明它的害处非常大，现在就停用了。　　简光洲:作为一个专家，您的担心在媒体上的发表可能也会对公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蒋高明:也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提案，只有谨慎地提出来，让一些搞基因研究的专家来带头吃。既然他们自己说没有问题，他们吃了没问题，老百姓才敢放心吃啊。　　简光洲:网上有一篇文章专门针对您的质疑进行了反驳。　　蒋高明:就是说“蒋高明的质疑可以休矣”的文章，我看到了。　　简光洲:这篇文章说您举的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的例子是不可靠的。　　蒋高明:这个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看，现在的阿根廷农业受损就很大，已受制于人了。　　简光洲:这篇文章举证说，阿根廷种植转基因大豆的面积越来越多了。　　蒋高明:但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大了。　　简光洲:这是您研究的结果，还是通过资料看到的?　　蒋高明:我是研究生态的，不是研究转基因的。这个是看的资料。　　简光洲:是不是隔行如隔山?差别很大?　　蒋高明:但是我们关注的质量与环境不是隔行的，因为大家涉及的是共同的领域了。他说的转基因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技术，肯定是不对的。另外风险这块，我们质疑是正常的，不光我质疑，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在质疑。他们要反驳的话，就要拿出数据，消除大家的疑虑。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阻挡中国在这方面占领技术制高点，但必须是安全的。　　光承诺是不管用的，因为棉花我最近在搞调查。转基因棉花照样要打农药啊，还要打得很多。从理论上讲，它控制了棉铃虫，其他的害虫也会爆发的，它不可能每一种害虫都要靠转基因的方法来解决。　　鱼和西红柿不可能杂交　　简光洲:但作为一项新的技术，也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才去做。　　蒋高明:这个我同意。我们说利害利害，有利有害。我也希望对方能把它的害说出来，可他们说的都是利。我们搞生态的，就是胆子小，可能说害多。要是说一点利没有，那显然也不可能，但他们说的害都是轻描淡写的。　　简光洲:农业部的信息表明，这个实验从1996年就开始了，经过了10多年的试验了。　　蒋高明:那样的话没有问题，希望他把这个成果和结论告诉公众。这个我不抬杠的，因为我没有研究，不能对他的试验进行评价。我只能说我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两个物种，一个鱼，一个西红柿，不可能进行杂交的。　　简光洲:转基因，就是要打破原先的生物秩序，生态学就是要维持原生态，保持自然的进化。是不是因为两个研究不同的领域才产生了分歧?　　蒋高明:说我们原生态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希望保护物种，增加生物多样性，尽量减少有害的东西。　　简光洲:但您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它有害。　　蒋高明:这个相当复杂，对人体有害的话会牵涉到更多的学科。我是有我的立场的，我的立场就是我认为它弊大于利。他们可能不同意，可以来反驳。欢迎争议。我认为弊大于利就是，现在很多灾难都是因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产生的，必须提高警惕。
理性看待袁隆平“试吃转基因水稻”的倡议
　　对于目前市场上谈转基因色变的问题，袁隆平建议可以遵循试验法则，如果非要检验转基因水稻是否对人体有害，最好的方法就是试吃。“要号召愿意为科学献身的年轻人来吃转基因的抗虫水稻，我80多岁了，我吃了都没问题，要是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吃了没有问题，他们的下一代也没有问题，那就是真正的安全。这不只需要几个人，需要很多人、不同类型的人，北方人、南方人都来吃。”日，袁隆平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　　对于转基因食品，国内的“硬挺派”和“反对派”不时就会上演一场口水大战，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普通老百姓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大多数人只能选择“疑罪从有”，站在反对转基因食品的队伍当中。由于两派之间一直处于“开战状态”，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议论四起，硝烟弥漫。　　这一回，袁隆平倡议年轻人试吃转基因水稻，也不例外。许多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网友纷纷发言，进行热议。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论调特别响亮，那就是要求支持转基因食品的官员、专家和推广者们，主动承担起试吃任务，不仅自己要吃，而且要让自己的子孙一起试吃，直到得出试验结果。理由很简单，这些人不是拍着胸口信誓旦旦宣称转基因食品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吗，既然如此，那你就应该带头吃，大胆的吃，义无反顾的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建议看起来很有道理，甚至让人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快感。但如果以理智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甚至就是在故意抬杠。道理很简单，倡议年轻人来试吃转基因水稻，以证其是否安全，这是一项严格的科学实验，与支持不支持转基因食品完全是两码事。通过人体进行科学实验，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是自愿，谁也没有权力强迫他人参加。换句话说，支持转基食品的人参不参加试吃实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能因为这些人拒绝参加试吃，就断定转基食品有问题；也不能因为这些人个个挺身而出，抢着参加试吃，就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再者，征集志愿者进行转基水稻的试吃，还应有一些身体指标以及伦理方面的要求，比如独生子女就不宜参加这一实验，否则，一旦转基因水稻真的影响生殖，那就不太妥当了。从这一角度看，“挺基派”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加试吃实验的。　　另外，献身科学事业，积极参与科学实验，是每个自然人都应享有的权利，只要你自愿，又都符合各方面要求，就可参加。也就是说，反对转基食因食品或持中立态度的人，都可以试吃转基因水稻，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硬挡在实验者队伍之外。　　这么看来，面对袁隆平“试吃转基因水稻”的倡议，面对袁隆平的身体力行，我们理当停止调侃，甚至是不怀好意的诅咒，一律以理性的目光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把争论的焦点放到如何制定、实施“试吃转基因水稻计划”上来，推动这一工作尽快开展，并且在需要“试吃者”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参加。千万不要让一个严肃的科学话题，被娱乐的口水淹没，那样的话，实在是太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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