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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大学的问题长久以来都倍受世人关注，尤其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还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是千家万户的每一个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下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教授在“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旨在与大家共同探讨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原文略有删减。
　　媒体中的大学：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我们对大学的关注度应该始于与自身命运曾经息息相关的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 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有一个疑问，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对对大学是不是好事情？
　　国外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
　　1931 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
　　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大学的矛盾：如何协调师生关系？
　　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最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最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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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泰山学堂”将探索实行住宿学院制、游学制和导师制等学习和管理模式，通过个性化的精英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反思状元现状，探索教育本质
正如1990年绍兴市高考文科状元、现在是央视女主播的劳春燕所说，所有的荣耀都是过去的碎片，自我的满足比所谓的第一重要：“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状元的头衔不一定是负担——至少对我不是，而且我相信状元也完全可以成为商界精英，但优秀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爱面子、怕犯错、太在乎、循规蹈矩，几乎是所有优秀生的通病，在考试无往不利的同时，他们却需要在日后的岁月里放下自己的优秀，学会舍弃。” [][]
那些被历史铭记的校长们
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初掌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
以古鉴今 还原大学精神：育人为本
那么何为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不是冷冰冰的教学楼、图书馆、林荫道，也不是恢弘壮阔的大学校门和金色闪光的校名大字，更不是人才集散地。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师生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大学使命。“五四”和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表现出来的精神和风采至今让人留恋，其气象恢弘、学术自出、欣欣向荣的面貌正是大学精神孕育出的灿烂结果。而在现今的高等教育中，精神虚脱代替了大学精神，功力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教师为了职称和收入而承受巨大压力，学生几年学习为了一张内涵空洞的大学文凭。原本以育人为本的高等院校，培养出了一个个身无所长、缺乏实践、在就业压力下苦苦挣扎的二手人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日 07:00 来源：新华博客
作者：俞敏洪
内容摘要：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
关键词：学生;教育;培养;老师;哈佛;私立大学;学校;学术;美国;教授
作者简介：
　　　　耶鲁大学一角　　我一直有一个个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政策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青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　　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首先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好大学的评判标准。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的大学，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大道”迷失了。在一次讲座中说：“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我觉得易中天说对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作为教育的前提，我们也会教育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也都知道在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很多的黑奴，其实是非常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黑奴其实并不愿意被解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很好，在主人身边很有安全感，主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隶，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把教育的本质说清楚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也许会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还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　　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当然，要想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1.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4.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们具有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们的附庸，不会跟着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乱转，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建设教授队伍等，在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几乎毫无共性，这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的最好的。　　实际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寻根究底都出在教育严重行政化这个症结上。坦率的说，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很多人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大道”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　　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责任感让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　　因为我们光有知识、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过去天天在喊科技创新，却忽略了对学生良知、理性与仁爱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发文感慨，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我一向认为，一个只懂得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大学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够点燃青年学生内心火焰的大学才真正称得上一流。我们所需要的大学不仅能够提供给学生各种知识，培养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鼓励他们不盲从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很多家长一味地想要孩子们考高分、上名校、出国留学，却很少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长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孩子最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即使他们最终从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想象会有多么大的成就，也许就会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比成绩更加重要。比如，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耶鲁所培养的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所担当的人，是具有刚毅而勇敢的耶鲁精神的未来领袖。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这些名校读书的意义。　　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被录取难，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他们的精髓。吴军研究发现，从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15%。这说明，光有一个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名校的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刚刚开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国不少综合性的私立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在这些学校里没有工学院的学生或历史系的学生这一说，所有的本科毕业生拿的都是同样的学位，每个人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最后关注的领域上。本科生们在三年级时开始确定自己的关注领域，当然还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选择。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难以想象的。实践证明，没有好的通识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美国名校，其毕业生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师。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耿丹学院的老师变成一流的老师，一开始全校只要能有十个八个带头人就够了。让最好的老师给老师上课，先让老师的眼界得到开阔，老师眼界开阔后自然就让学生的眼界更开阔。而研究了众多美国一流名校的吴军则反复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好的硬件条件），否则大师的教育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因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给学生请到最好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课程、图书和研究室，开展最新的学习和研究。　　经常有家长和学员会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John Newman）在一次讲演中讲到，“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简单，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上名校，也没关系，因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足够久，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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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高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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