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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
　　● 魏景飞
　　媒体技术变革与后媒体时代的形成
　　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传统媒体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媒体，因其信息发布的准确性、信息内容的权威性等特征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在媒体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媒体对信息的传播因坚守客观、真实、平衡、公正等专业主义原则，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也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受众的认可和赞许彰显出媒体的权威性。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平台，由它引领构建的媒体舆论左右着受众对社会的认知，进而影响着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然而，当今社会逐渐进入到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变革成为后媒体时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后媒体时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后媒体时代具有数字化传播、自主化传播、信息化传播等全新的媒体特征，这促使信息传播的模式和社会影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后媒体时代形成的标志是，社会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成为“除传统媒体之外以网络和移动手机媒体”为主要传播工具的新媒体时代，因此，它的形成并没有统一的时间概念。①后媒体时代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变革密切相关。媒介技术主义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社会结构，重构现实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媒介发展的核心意义由媒介内容让位于媒介本身。因此，媒介自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新技术催生新媒体，新媒体的广泛普及构筑出如今的“后媒体时代”。“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变化”。新媒介不会摧毁旧的传播形式，而会改变旧媒介的功能和效果，并以“扩展传播形式”的方式使社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深刻印证了麦氏“媒介即讯息”的观点。
　　后麦克卢汉主义者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也指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但是新的媒介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媒介的进化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来。费德勒提出“媒介变形”概念，指出“传播媒介的变形”常常是由感知需求、竞争、政治压力、社会与技术革新等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发。媒介进化是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增加生存的几率。新技术催生旧媒体变形，新旧媒体的“嫁接”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表征。
　　后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
　　首先，后媒体时代在传播技术的主导下，构建出所谓“嫁接婚姻”的新媒体融合环境。数字化成为融合环境下媒体内容呈现的基本特征。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后信息时代”的概念，认为世界正处于传播发生巨变的临界点，“计算不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了“真正的个人化”，一是个人选择丰富化，二是个人与环境能够恰当地配合。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人对人的了解程度；不存在时空障碍，人们可分散在多处工作和生活。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将使人获得最大解放；电子网络和个人电脑将分散权利或赋予个人最大权利；信息技术使民族、国家界限模糊、人类将走向全球化；以合作替代竞争，追求普遍和谐。后媒体时代的数字化现象虽然在人类传播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已对现代社会的传播状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质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也随之成为后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
　　其次，后媒体时代的主导性媒介网络媒体成为融合性的大媒介，也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削弱了把关人的“把关”作用，使体制内的传播自由得以实现，自主化传播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互联网具有平等性、匿名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传播主客体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后媒体环境下传播话语权的平民化倾向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网络舆论的衍生使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后媒体时代在加速信息传播、满足受众各方面需求的同时，各种干扰性信息的大肆传播也严重阻碍了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曾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的特性。马尔库塞也指出文化工业的盛行是同“消费至上”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广告和政治讲坛这些大众传播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工业以消费大众为上帝，只要符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怎样的内容都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消解了文化产品特有的人文价值。如今后媒体时代大批量的信息如同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带有明显的商业化气息。这种快餐式的信息消费模式将娱乐消遣作为信息的主要价值加以实现，将文化推向平庸，脱离了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价值。后媒体时代改变了人们对消费的认知模式，加上符号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受众过度关注表面肤浅的传播内容，丧失了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正如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言，“大众媒介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总的说来，若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新媒体也不例外。近期备受关注的“微信谣言”便是这一问题凸显的例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微信因其自身所具备的病毒式传播、交互跟随性等传播特征备受新媒体受众的青睐，逐渐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微信成为散播各种谣言的主要途径之一。“厦门今天已经有六辆车报案，如果有人拿着名片，敲你车窗向你问路，千万不要开窗。因为名片后有刀片要割你的脸，然后抢劫。千万要小心！”在2013年9月和11月，微信上传播着这么一条吓人的信息。后来，厦门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厦门警方在线”辟谣称，经110核查，厦门并无此类案件发生，纯属子虚乌有。这种危言耸听的微信信息，其实不止一次出现。2012年12月，有网友称:厦门家乐福发生突发事件，营业时间所有出入口封闭，原因是某女士结账时孩子失踪，及时报警后，孩子在二楼卫生间被找到，头发被剃光，衣服被换掉，人贩子不知所踪。后经厦门多家家乐福门店证实，并未发生此类事件，警方也辟谣称未接到相关报警，请市民切勿传谣。可见，后媒体时代新媒体信息的传播严重干扰了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基本权利。
　　从文化层面上讲，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彰显着熠熠生辉的文化特性。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说“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我们生活的地球村里，事情在同步发生”，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他向大家展示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历史图式。新媒体的产生和普及，使得人们能够在全球范围的现实空间中建构一个实现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虚拟时空，开始“重新部落化”的生活。这种在虚拟时空中的远距离互动，将分散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地球村人”联系到了一起。约瑟夫·塔洛在其《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一书中谈及互动式媒介时指出：互动式媒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真正的个性化”。后媒体时代下的社会结构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体，社会成员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态度和行为受群体属性的制约，而这些分属于不同群体的受众个体对信息又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反应，从而导致媒体信息呈现出解构化、碎片化的扩散趋势。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具有相同目标取向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具有群体规范的信息传播交流圈，例如，Twitter、Facebook、QQ群等“虚拟部落”中居住着无数信息需求不同的“个性化”群体。故虚拟性、交互性及个性化传播模式亦是后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不过，虚拟性和交互性极易引发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等不法行为。
　　再次，后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改变了全球网络受众在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更创造出了新的社会文化和新的媒体生态环境。后媒体时代下的主导媒介网络媒体以其独有的平等性、包容性、参与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普通人随时随地打造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的要求，他们可以自主设置议题、交流互动、表达观点，甚至集中群体力量组织群体活动。因此，后媒体时代的传播内容更多地倾向于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关注，后媒体时代的知晓权和话语权也正逐渐向平民阶层转移。平民媒体表达平民文化，平民化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后媒体时代的一大特性。根据卡茨着眼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提出的“信息沟”理论，后媒体时代人人拥有话语权，“平民媒体”的出现使大众间“知识区隔”的缩小成为可能，但信息贫富分化的现象并未因此消除，新传播工具在信息大众化、均衡化的流通过程中造成一种“信息平等分配”的假象，然而随着信息洪流的泛滥，“马太效应”将不断加剧。
　　此外，前苏联符号学家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指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狂欢戏的积极参加者，不分演员和观众，也没有社会阶层的限制和与之相关的敬畏、礼仪甚至恐惧，人们不必像平时那么严肃认真、呆板教条，相反，尽可以在嬉笑打闹、放纵自我中释放心灵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是亲昵和平等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受到尊重。后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使每个网众深刻体验到了在虚拟世界中交往的狂欢快感。人们身处后媒体环境，在网络的“笼罩”下可以从举止森严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回归本性，完全本真、随意、自由、平等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故狂欢式的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后媒体时代独有的特点。
　　“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大众媒介系统的参与，政治人物或政党、团体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将自己的主张和声明列入公众议程。因此，媒介系统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政治系统的运行，如媒介的监督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大众媒介在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方面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系统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统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系统从属于政治系统。”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传播网络理论中将传播网络描述为“舆论的厨房”。反映、形成和引导社会舆论是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之一，而后媒体时代下的新媒体也不例外。
　　后媒体时代的社会影响
　　新媒体以其天生具有的自由化和平等性，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形式。在后媒体时代，人们之间的传播等级“鸿沟”变窄了，舆论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媒体的使用者在舆论传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和尊重。
　　可见，后媒体时代为广大民众构建了一个平等参与的政治舆论平台，例如“政务微博”，动员民众引导社会是其政治功效中的显著特性。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人不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后媒体时代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人们不用担心因表达了真实想法而招致打击报复，这有效地化解了受者对“把关者”的抵触情绪，从而会达到意想不到的“信息过滤”效果。虚拟网络的互动关系，使得网络把关的对象、内容真实化，有利于传受双方的直接沟通。
　　正如乔舒亚·梅罗维茨所言，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后媒体时代的崛起使新闻传播领域的价值体系得以重构。“公民新闻”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的信息传播模式，大众媒体时代人们一直信奉“公众-专家-公众”的信息传播模式，然而后媒体时代，属于专家的话语权转移到了平民阶层，每个新媒体用户都可以发表言论，无需在意群体压力，也无需再继续“沉默”下去，这对于民主政治思想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冲破议程设置议题也是后媒体时代的“独创”。多数议程设置研究显示，媒介并没有像镜子那样按照本来面目反映社会现实，正如李普曼所说，媒介更像是探照灯，该探照灯往何处照，往往取决于在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群体，取决于人们为获取注意力而制造的伪事件，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后媒体时代的议题设置权下放，议程设置者呈泛化趋势。网络媒体的议题设置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强衍生性特点，它及时地反映来自受众的意见和事实性信息，为受众左右议题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后媒体的概念并不单单是指媒介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媒介的巨大影响力使其本身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之一，媒介的发展关乎整个社会体系的建构，因此，后媒体时代的生成促进了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崭新社会形态的出现。这种社会形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以媒介技术变革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已经来临。
　　【本文为2014年山东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版权运行模式与权益平衡机制研究”（2014Q20B）成果之一】
　　注释：
　　①黄若涛：《后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分析》[C]，《第九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4)》，2011年12月，第499～500页
　　②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
编辑: 解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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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09-11-25 &匿名提问
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和统计使命　　　　　　（一）　　“知识经济”已不仅仅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而是继前三个经济时代后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跨入的一个新时代。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正在萌发的这种新的景象。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变化的由来。　　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有的虽然已正在显示出来，但有的还在萌芽状态，还有的正在孕育之中。我们对今后高科技推动经济的发展了解还不够，我们只能根据现阶段的认识估计和预测。那么，从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究竟有什么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究竟有哪些特征呢？　　　　1.知识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力量　　首先是生产力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经济时代，是以大量的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主体；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金作为生产力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的知识作为生产力主体。从原来是物质主导型的社会生产力逐步转变为智力主导型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在考察发达国家发展的历程中，发现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的作用先后在减弱，而知识结晶形成的科技进步所提供的增长率却在不断地增加。在60～70年代，已达到60～70％。即使是新兴国家和地区也有明显地提高。新加坡为55.6％，韩国为56.4％，香港为46.5％，这就说明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的主导力量。　　其次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产业发展很快，它们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在逐步增加。同时物质生产的传统产业也不断进行改造，提高了知识含金量。如美国的知识密集型部门：宇航工业、复杂精密仪器生产、电气工业、通用机器制造业、 化学工业等部门的净产值， 在制造业中从1963年的33.4％提高到1981年的40.5％，近期已达到50％左右。最近，经合组织宣布，在它们主要成员国的GDP份额中，有近50 ％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　　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正在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这已成为一种发展大趋势。物质生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不断降低，而知识产业的崛起与发展却正在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2.加强R&D活动是知识生产力不断创新的重要源泉　　R&D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它是知识生产力不断创新的源泉。当前世界有两种创新模式。即日本模式和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着重强调技术创新。在日本，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座炼钢炉可用30年，一条铁路可用100年。但到了90年代， 由于疏忽了知识创新，这使日本的技术进步已出现连续5年的负增长。 欧美模式则着重强调知识创新，这种模式使德国等欧洲国家保持了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美国已保持了连续30年的平稳增长。这说明R&D 活动中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开发三者要同时并举，注重恰当地衔接，使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调地发展，才能不断地增强知识生产力的创新能力。根据有关专家估计，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从本世纪初的5 ～20％上升到90％。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网络的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它是传播知识、交流信息、增加智力的有效工具。它不但能使人类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类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相应大大地得到提高。众所周知，人类的知识总是在继承、积累达到相当丰富程度后才能突破创新的。人类的知识有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类型。在同层级、同类型或相近的层级和类型的知识中进行交流和探讨，就容易发生思维共振，观点共鸣。即使在不同学科之间有助于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并萌发出新思维，新理论。　　笔者认为R&D和网络传播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R&D是创新的重要源泉，网络传播为创新奠定了基础。R&D 与网络传播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激励创新的机制，就会促使知识生产力不断创新。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的知识生产力将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3.市场择优配置资源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目前，我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市场择优配置资源正在促使“诸侯经济”的渐行消亡和“地域经济”、“流域经济”的悄然兴起。如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由原来各国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一个个地域经济，最典型的是欧盟的经合组织，1999年其已在该区域内采用欧元，使该区域的金融货币也统一起来。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区域经济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虽然世界经济多极化状况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渗透国界力度的增强，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择优配置资源，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基础。跨国公司从事国际化经营战略目标，着重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它们在全球遍布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它们通过信息网络选择成本最低的市场，筹集资金。在最有条件的地区组织生产产品，以最有效的方法开发和转让技术，并在最有扩展的市场销售产品，以便达到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跨国公司为了始终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投入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以确保其技术领先的地位。它们不断开发新技术又不断向外转移次新技术，从而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技术贸易。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的30～40％。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和控制了发达国家90 ％的生产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50～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大发展。目前，跨国公司已达到约4万家，拥有约20 万家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借助信息网络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可见，跨国公司是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军。　　　　4.知识的收益递增率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受收益递减率决定的。而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率的生产要素。这是由知识的特性所决定的。知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它反映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知识在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再实践中是又一次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和认识，这就是表现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高科技产业中显示最为突出。如当年美国登火星的“海盗号”花费高达10亿美元，现如今通过不断的创新，21年后“探索者号”的成本仅为1.5亿美元，而其收集信息量却为“海盗号”的5倍。从中可见一斑，知识生产是加速度的，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是收益递增的。由此可见，知识生产力是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　　　　5.尊重科学崇尚技术营造了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在各个时代，人才观和用人标准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时代，是以占有土地而掌握财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推行官本位，任人唯亲，用奴才，不用人才。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控制机器设备、自然资源等获取财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奉行利本位，任人唯能，用能人，不用能才。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了知识、有了高科技，就可以创造财富，提倡以知识为本位，任人唯智，用英才，不用庸人。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的魅力和知识的力量，一种尊重科学、崇尚技术的气氛正在形成。这就营造了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6.产学研联盟促进了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　　江泽民主席说：“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SCIENCE INDUSTRY PARK ）就是规范化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的产学研联盟是一种崭新的科学、技术与生产的联合体形式，它是高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方式。由点到面的拓展而形成高科技产业化园区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美国硅谷的崛起开始，先后就有英国剑桥、日本“筑波”、韩国大德等大小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从业人员达数百万，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从这些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首先要有著名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作为依托。　　我国科技工业园区建设虽然起步是晚了一些，但发展较快。有些园区已经初具规模。同时，产学研的联盟也有进展。去年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舰船研究院708所， 就加强产学研一体化，成立海洋与舰船工程联合技术创新中心。这样组织联合舰队，发挥三家综合实力，以实施科研产业化、产业科技化、知识市场化的战略举措就是一次实践的尝试。　　世界各国之所以重视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主要由于在科技工业园区中许多项目在高科技领域中都雄居战略制高点。因此一个国家的科技工业园区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发展高科技的重点和动向，标志着一个国家塑造知识经济的结构和水平。　　　　　　（二）　　　　1.知识经济时代是统计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统计科学产生和发展已有三百余年，已经历了两个大发展阶段。　　17世纪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出现了威廉·配弟（W·PETTY）为杰出代表的“政治算术派”，他在《政治算术》书中首先采用计量方法来阐述社会经济情况。这种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奠定了统计学的基础。马克思称他为“统计学的创始人”。　　19世纪中叶，比利时人凯特勒（A.QUETELET）引进了大数定律，提出了误差理论后，统计学就成为既研究社会现象又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科学。当时各国先后成立了统计机构，进行国情调查；成立统计学会，进行交流和比较研究。后人称之为“凯特勒时代”或称“统计万能时代”，这是统计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繁荣高潮。　　20世纪20年代以后，数理统计学的主流从描述统计转向推断统计。英国的R.费喧（R.A.FISHER）等将推断统计促使数理统计进入现代化范畴。这就是数理统计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数理统计方法广泛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因此产生了许多独立的边缘科学。这是统计学术繁荣的第二次高潮。　　当前，国际统计学界的数理统计学派与社会经济统计学派已不再作无谓的争论，而是从分立走向融合的道路。提倡吸收现代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来完善理论建设与开拓实践应用。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21世纪将是统计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将有第三次统计学术繁荣的高潮。　　　　2.建立一套知识经济的指标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中曾提到他们主要国家的知识经济成份已超过50％。目前知识经济正在兴起阶段，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还需时间。我们统计部门对知识经济指标体系的探讨和建立是责无旁贷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知识经济？必须从知识经济产生的背景和形成过程中来初步界定范围和基本内涵；　　其次我们要看到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整个世界，我们要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和逐渐显露的特征中去探讨采用什么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表述。　　我们已习惯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述国民经济总量，这个指标却并不能反映环境改进的正面效应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而环境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指标体系中应增加生态平衡、绿化等指标。今后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外，特别是精神生活将更丰富多彩。业余时间大大增加，教育投资继续上升，文娱活动和社交旅游的进一步开展，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期望寿命的提高等都应该有相应指标得到反映。　　　　3.知识经济指标的度量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是对知识的度量。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对客观事物运动的认识，我们熟悉的传统方法就难以直接度量。知识的价值应该是对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具备了能满足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知识价值的实现只有在向社会展示、转移并使之发挥出知识的社会功能时才显示价值，才有可能进行度量。　　其次对知识的投入和产出的度量。知识投入应该是包括知识已物化的有形资本和尚未物化的无形资本。而知识产出可以在知识实现而最终形成的使用价值后取得的经济回报来度量。　　再次是对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度量。知识生产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正确度量，主要是形成的无形资产。知识应用，可从最终形成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来评估。　　第四对知识的存量和流量的度量。知识的存量主要可以从知识创新中扣除相应发生的知识折旧和废弃部分后获得。知识流量可以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转移和应用后进行度量。　　统计只有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不违背统计学的初衷！改革开放为我们广大统计工作者对探讨和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统计发展提供了契机，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厚重的历史可以借鉴更没有传统的窠臼需要格守。因此，执着统计事业的统计人在走入21世纪、走入知识经济时代时必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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