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_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业战略管理整套教学讲义)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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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升级与研发投入的外部环境研究
&&&&&&本期共收录文章16篇
　　[摘要]企业转型升级尚无明确定义，理论更处于探索中。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看，企业、政府、政治和市场是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对此，本文以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为纽带，研究了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转形升级；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显著，产生的是诱导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不显著，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这反映出民企通过政治关系，对政府提出的企业转型升级更有热情，更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有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治关系才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除政治关系和政治热情外，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 中国论文网 /3/view-1394405.htm　　[关键词]转型升级；研发投入；政治关系；市场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0-1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各国企业都在不断地寻求研发与创新，以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Arash Azadegan，2011）。我国政府也坚定地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产业结构转型需要转型升级的基因，这个基因的核心就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因此，如何通过研发（R&D）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是取得核心技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事实上，经济学家已将R&D投入数量作为描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一个有效替代，原因是R&D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驱动力，已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Morby对美国企业连续10年的研发投资进行排名后就发现，当研发强度超过4%时企业将进入长期的高增长阶段，而研发低于2%时企业只能维持基本生存，1%的企业则极难生存（李丽青，2008）。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开发与创新研究①，其投资越来越多。比如，在1991年~2007年间，我国RD经费增长极快，17年增长了约20倍，年均增长达到16.16%，与国际相比，2006年就已名列世界第六位。另一方面，根据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主要科技指标》，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R&D投入水平上还有较大差距。比如，我国2002年的人均R&D经费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0，不足韩国的1/25；直到2007年度我国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不到1.5%，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R&D经费强度都在2%以上②，远远没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公司层面，根据本文样本的统计，我国研发投入强度最大的公司“柳化股份”，研发经费达到主营业务收入的27.79%，而2002年~2007年披露研发的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强度只有1.06%，前者是平均研发强度的26倍；在区域层面，中国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提供的2004年数据（郭铁成，2008），东、中、西部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分别占全国的76.4%、14.2%和9.4%；2005年东部地区投入研发经费1773.9亿元，占全国经费投入总额的72.4%。其中，研发经费超过100亿元的7个地区全部分布在东部，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辽宁，7省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到全国经费投入总额的64.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研发人员占全国总研发人员的比重分别为61.2%、21.8%和17%；2004年至2006年，我国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有创新活动的，东部占70%，中部占19%，西部只有11%。 　　出现这种状况与我国企业的市场环境和政府引导密切相关，比如，我国从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逐步地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相互依赖，共同解决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在法律、意识形态还是在政策上都处于被干预的状态。而对民营企业，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力，同时还受过去长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歧视，民企的生存和发展格外受到当地政府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那些受到管制和在融资、税后优惠及补贴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政治关系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企业的这种政治关系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利用好发达地区的人才与地理优势资源，中央政府果断地选择了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成了东部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相比之下，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位置，市场化改革与程度也明显落后于东部。 　　在我国的这种政治背景下，企业政治关系的由来以及企业对政治关系的需求，会在不同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不同的条件下，对研发活动投入的动机和行为产生影响，导致在企业之间和区域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那么，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区域市场化程度会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国有和民营企业在这种状况下，有什么样的潜在动力来响应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的号召？会产生哪些不同的结果呢？通过本文的研究，力图为我国企业处理政治关系，改进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和环境，最终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策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企业政治关系的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企业政治关系的作用 　　1.政治关系与金融资源的获取 　　Shleifer & Vishny（1994）研究指出：企业家通过一定的政治关系来处理与政府的冲突，可以使企业免于被侵占的可能，同时也为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为企业赢得更多有用的信息，摄取更多稀缺的资源提供了途径。政治关系使企业获得融资的便利性具有普遍性，不仅适应于市场化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也适应于像美英等的发达国家，其表现形式很多。比如，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无论是否为新兴市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都更有能力获得政府提供的便利（Bertrand，2004）；在印尼，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由于容易获得贷款而很少到国外融资（Leuz & Oberholzer，2005)；在巴基斯坦，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两次以上的连续贷款，相对其它企业有50%的利率优惠，还能从国有银行更方便地获得专项贷款（Khwaja & Mian，2005)；在泰国，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更容易以更少的抵押物获得长期贷款（Charumilind，2006)。 　　将多国的企业样本放在一起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Faccio、Masulis & McConnell（2006）研究了在1997年~2002年间35个国家的450家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得出的结论是，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对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借到的钱更多。国内方面，孙铮等（2005）得出结论：政府干预作为司法体系的一种替代机制，能降低债务契约的履约成本，从而导致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缺乏债权人保护的法律环境下仍能够获得足够的银行长期贷款。 　　2.政治关系与政策资源的获取 　　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在企业陷入困境时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援助和救济（Shleifer & Vishny，1994）；企业只要有政治关系的背景，即使没有陷入困境，也会得到政府更多的补助，尤其是当银行也被国家控制时，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对企业进行援助的现象更为普遍（La Porta，2002，Khwaja & Mian，2004）。
　　这个结果在不同国家也得到了证实。比如，在马来西亚，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的有效税率要比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低（Adhikari，Derashid & Zhang，2006)；在巴西，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无论在融资、贷款，还是在税率等方面都获得了便利（Feijen & Laeven，2007)。事实上，对多个国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在融资、贷款和税率等方面都具有优势（Faccio，2006）。 　　我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表明高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相对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补贴和税率优惠。比如，陈冬华（2003）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可能获得的补贴收入越多；林毅夫等（2004）指出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就是政府帮助企业摆脱困境的证据，这也说明了政治关系对融资的作用；罗党论等（2009）③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好，进入管制行业的可能性越大，其经济绩效也显著地高于其他企业。 　　3.政治关系与企业权益的保护 　　转型经济的特征是制度与市场机制不完善，会形成不同形式的替代机制，使得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企业发展战略变得更为可行（Peng & Heath，1996)。比如，对缺乏良好价格体系和法律系统的地区，人际关系网络已成为企业自身经营战略的重要部分，可以降低由于缺乏良好价格体系和法律保障带来的各种成本（Choi，Lee & Kim），包括各种交易成本。对此，孙铮、刘凤委和李增泉（2005）的研究认为，如果缺乏完善的司法体系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很难获得长期贷款，“短债常借”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机制。在这种是情况下，能否获得长期贷款，人际关系形成的政治关系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改革初期，我国实施了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同，由此导致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上所采取的行为出现差异。一般来说，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强，法律保护较弱，金融发展相对落后（樊纲、王小鲁，2006），这就使政府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政府关系作为保护企业利益的替代机制，与政府形成关系的动机和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市场机制相对健全，又有较好的监管和法律保护环境，对市场规则之外的替代机制需求不大，即大大降低了企业利用政治关系来保护企业利益受到侵害的动机。 　　Hillman & Michael Hill（1999）也指出：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会主动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包括通过游说等各种手段对政府政策与法规施加影响，从而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竞争环境，比如去赢得补贴政策，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法律法规出台并被动地接受其约束的条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动机对一些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有著名品牌，能影响当地经济的民营企业给以支持。比如，Chen、Li & Su（2005）的研究表明，企业建立政治联系与当地财政赤字具有相关关系，这揭示了民营控股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与政府利益的关系；张建君、张志学（2005）对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研究后，指出所有企业都需要采取合适的政治战略去应对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为企业发展赢得优势。 　　（二）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首先，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对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研发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风险。原因是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取贷款，比如，Mian & Khwaja（2006）对90，000多家巴基斯坦的银行贷款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具有政府关系的公司会比没有政府关系的公司多获得45%的贷款，违约率也高出50%；Faccio、Masulis & McConnell（2006）研究了35个国家450家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结果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不仅能借到更多的钱，而且在遇到经济困境时更能得到政府的援助。 　　其次，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减少研发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比如，如果企业与政府有良好关系，相互信任和有效的沟通有助于企业顺利地通过研发立项、审批和研发活动过程中的报批与审批手续，减少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检查频率和刁难，更容易获得价格合宜且位置优越的土地、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 　　第三，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对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研发补贴，从而降低研发失败导致的巨额亏损风险。由于企业很难完全独占创新成果所获得的社会收益，结果导致企业在研发上投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和激励企业的研发行为就成为合理合法的选择 （Arrow，1962；Nelson，1959）。比如，政府为支持企业转型升级获得先进技术，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来增加创新者独享社会收益的份额；通过税收激励，政府补贴或低息、无利率贷款来降低私人企业研发的成本。在这些创新激励政策下，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凭借拥有政府相关的更多信息和良好的沟通，有利于获得更多的政府研发补贴。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政治关系可从多方面大幅度地降低研发风险，由此可假设： 　　H1：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研发上会投入更多。 　　在中国，国有股改革与市场化紧密相关，国有控股股东本应更有能力，也更有责任承担起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责任。原因是我国国有股比例很高，国有控股的地位和国有的性质，相对民营企业能获得很多的优势，而且许多国有控股企业大都是资源型垄断企业，更需要集约型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更需要转型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来，国有控股企业，凭借与政府天然的关系，更容易建立起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更容易取得政策资源和业绩。比如，林毅夫（2004）指出：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就是政府帮助企业摆脱困境的证据；陈梦根（2007）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但对业绩研究的结论是，国家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成负相关关系（张红军，2000），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徐晓东、陈悦，2003）。 　　这意味着对国有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利用政治关系上有不同的效率。原因有多方面，比如，非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系需要较高的成本，而国有企业由于天然地容易建立起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建立这样的政治关系成本很低。由于建立政治关系花费的成本差距很大，其使用和应用政治关系的动机、效率与效益也应有很大的差距。比如，Xin & Pearce（1996）的研究发现，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对政治关系更加重视，同时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建立政治关系上。对此的解释是：民营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依赖，与政府建立的政治关系可以缓解从正式制度中难以获得的资源或应得到的利益与权力的保护。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由于短期行为和短视行为，更有动机关注企业的短期绩效而可能放弃企业长期获利的机会。朱平芳、徐伟民（2003）指出：研发活动有其自身规律，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大约有4年的平均时滞，而从专利到商业化开发还需要3年的时间，这样从研发投入到最终获得研发成果，再到实现商业化利润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而且最后是否能商业化成功还有很大的风险。由于在国有控股企业任职的高管任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或者晋升，或者职务调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即使有政治关系，也很难有动机以牺牲自己事业前途的风险为代价，来利用自己的政治背景为企业谋得长远的利益。
　　因此，研发作为一项风险高、受益期滞后的经营活动，如何利用政治关系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谋得长远发展，不同性质企业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对于民营企业，很多高管本身就由大股东自己亲自担任，在获得政治关系后，更有动机注重企业的长期利益，加大研发投入，以核心技术来获得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上述分析说明，政治关系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替代效应，即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获得的研发资源替代了企业自己进行研发投入的动机；而对民营控股的企业，具有激励效应，即政治关系帮助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研发资源，能激发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动机，对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战略更有潜在的动力。由此可假设： 　　H2：相对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系具有研发的激励作用，更能使企业有动机加大研发的投入，呈现出政治关系的研发激励效应。 　　 　　三、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市场化进程的资源配置功能 　　市场化的重要特征是竞争机制，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比如，面对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环境时，企业获取资源需要承担较为高昂的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North，1990）；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越高，交易中出现的腐败和地下经济现象也越严重（Djankov，2002）。 　　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结果都表明，市场化进程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加企业创新动机和创新投入。比如，Jayaratne & Strahan（1996）研究发现那些允许银行跨州设置分支机构的州在经济增长幅度方面明显高于依然实行禁令的州，这说明市场化程度高的州，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Wurgler （2000）的分析也指出，市场化程度高意味着行政计划的减少和退出，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原因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价格信号能更有效地引导资本和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调整，结果优化了企业资源的配置。 　　在我国，李善同（2004）的分析指出：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法律保护不是很完善，尽管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这不利于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企业配置和优化资源结构。比如，孙铮等（2005）的研究表明，虽然政府对企业与银行的控制已经放松，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司法体系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很难获得长期贷款，“短债常借”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机制。这不利于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配置和优化所需要的资源结构。 　　（二）市场化进程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刘迎秋和徐志祥（2006）对分布在我国10个省市822家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相对突出，创新的整体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个结果说明较高的市场进程能有效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原因是对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竞争越激烈，产权保护也相对更好，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有动机进行更多的R&D活动和投入。对高科技创业微观机制的研究表明，资源禀赋、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造成高科技创业地区差异的最主要影响因子（刘凤委、张人骥和崔磊磊，2007），也说明了市场化程度对研发创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此外，有研究表明，由政府发起的R&D项目，没有取得显著的效率（Chowdhury，2009）。 　　由于我国市场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区域间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步，表现为东部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中部和西部。樊纲、王小鲁（2006）为了定量描述这种差异，考虑了五个因素，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发育程度，构建了市场化指数。这五个因素的发展情况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研发活动作为企业的一项关键性经营活动，也直接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作为衡量市场化进程的主要变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产生巨大影响。原因是对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要形成地方保护的成本很高，企业只能通过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赢得市场，会主动地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地开发出市场需要的新产品；相反，对地方保护主义较高的地区，企业不是通过正当的竞争，依靠高新产品来获取竞争优势，而是通过拉拢政府、寻租等方式来获得市场利润，从而对研发的需求不大。比如，Zhou（2001）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成长性下降时，地方政府会实施贸易管制来保护企业；Poncet（2002）发现本地制造的产品占本地消费总量的份额不断增加，并且这种增加是以减少消费本国其他地区制造的产品为代价，这些地方或地区保护主义行为都不利于企业通过创新投入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其次，产品价格是由市场形成还是由政府决定，是反映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④。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市场价格的管制较少，竞争相对激烈，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以取得相对优势。研发作为企业获得核心技术的重要手段，使企业有动机在研发上进行更多的投入。相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价格的限制较多，使得价格是一个已经决定的要素，留给企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投资建厂，增加产量，无须冒高风险去创新投入。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是衡量市场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也是企业研发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研发是按照市场需求投入资金进行科技研究，将发明转化为商品并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动态过程，既有财务风险，也有技术风险，还有专利、商业秘密和商标等盗版侵权的风险。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这些成本还在不断加大，企业不仅可能失去研发成果的专用性，甚至完全可能无法收回研发成本。反之，如果市场化程度高，知识产权保护得当，企业不仅能获得研发创新专用性带来的超额利润，还能从技术转让中获得利益，结果又促进企业更多的研发投入，形成研发创新与高回报互动的良性循环。 　　根据上述对市场化进程对研发投入动机影响的分析，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研发有激励作用，表现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越有动机加大投入；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保护与投入替代了企业通过研发获得的知识和技术，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动机。由此可假设： 　　H3：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研发创新有激励效应，即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当地企业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反之，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抑制效应。 　　 　　四、市场化程度对企业政治关系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影响 　　 　　（一）市场化进程对企业政治关系的调节影响 　　市场与政府职能相互作用，对政府关系产生调节影响。罗党论等（2009）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市场环境中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政府干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所在地的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参与的动机影响。研究发现，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的时候，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关系对民营上市公司是一种对市场不完善的替代保护机制。 　　这说明越是市场化进程慢的地区，当地企业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的欲望越强烈，需求也越大，原因是企业通过建立的政治关系，有利于减少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护而带来的高额成本，有动机通过政治关系的渠道劝说政府去营造适合企业自身经营的有利环境。夏立军、陈信元（2007）的结果也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由此导致不同的政治动机，形成不同的政治关系。
　　从历史的]变看，我国企业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不同。比如民营企业在改革初期，是以“民营身份”登上社会主义的经济舞台，建立政治关系的初衷是为了消除“名分”不正，减少产权和权益得不到保护带来的高成本；从区域上看，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法律比较完善、监管比较严格，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也比较高，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为对市场的失灵进行调节，比如对研发创新进行补贴、增加税收优惠和提供融资便利等，因此，这时的企业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获得更多的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以降低研发的风险和成本。 　　（二）市场化调节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差，政府对市场的权力很大，这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抵御竞争的保护伞，降低了企业通过研发投入的潜在动力，甚至为了避免竞争而去游说当地政府设置市场保护，比如，设置增加监督与投诉的成本。正如Peng & Heath（1996）指出的，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市场的不完善以及管理能力的缺乏等会限制企业的内在增长，从而使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更为可行。 　　这种人际关系在企业层面就表现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有能力为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提供地方保护，或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通过劝说政府实施地方价格保护，或直接将产品卖给政府，导致企业面临竞争的风险大大降低，企业自然会失去创新投入的动力。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相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系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降低竞争度的方法，使企业丧失了提升产品科技含量的动力，会导致研发投入的不足。由此，可提出假设： 　　H4：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同，其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也不同：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政治关系会降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机，甚至会出现抑制研发的现象。 　　 　　五、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有样本选择 　　由于研发创新的复杂性，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机构和学者对R&D的定义都不尽相同。要获取全面的R&D数据就显得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从日起，才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R&D支出进行披露，因而对R&D数据处理也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参照许多学者的做法（刘斌、岑露，2004；刘运国、刘雯，2007），为了避免数据口径不一致而导致不同企业间研发数据的不可比性，同时考虑到在有研发数据披露的企业中，“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下披露了研发数据的企业数量占到总数量的75%以上，本文从“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下披露了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样本时间范围从2002年至2007年，从年报和附注中获取研发支出数据。2008年前，没有发生世界金融危机，这是我国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发展阶段，有利于研究我国企业面对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为特征。资产负债率、最终控制人类型、企业规模、行业数据及相关数据从CSMAR、WIND等数据库搜集。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规定的标准行业分类法，选取的样本涵盖了八个行业。剔除了ST公司和有缺失值的数据，还剔除了与产品制造联系不直接相关的金融企业、商贸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共获得了披露R&D数据的样本754个。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选取 　　（1）因变量的选取。研发强度： R&D除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用Rdr来表示。之所以选择主营业务收入而不是总资产，是因为主营业务收入可以反映市场对企业产品的认同程度，而企业在研发时会考虑市场的认同程度，因此主营业务收入是反映研发强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一般来说，主营业务收入越多，企业可以支配的现金也就越多，从而研发的资金也越有保障。总资产则不同，资产多的企业可能营业收入不多，或者由于固定资产太多，而流动资金较少，从而缺少研发所需的现金流。因此，用主营业务收入做分母更能体现企业R&D强度的实质。研发规模：以R&D的对数来衡量，用Lnrd表示。 　　（2）自变量的选取。政治关系：高管的政治关系定义为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在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任过职或正在任职，用Govres表示。当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政治关系时，Govres取1，反之取0。这扩充了Fan、Wong & Zhang（2007）原来只考虑CEO的情况，与Faccio（2006）的研究考虑一致。 　　市场化进程：按照樊纲、王小鲁（2006）对市场化进程的调查，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国家对不同地区采取的政策不同，从而导致各地的市场化程度也不相同，对这种市场化程度进行排序⑤ ，从而获得不同地区的相对排名就是各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状况。本文市场化进程的数据即来自于他们的调查，市场化进程用相对排序来描述，变量名为Market，取值范围为1~31。 　　（3）控制变量的选取：如表1所示： 　　2.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采用模型（1）： 　　Rdr=a0+a1Govers+a2Finalcontr+a3LnIncome 　　+aIndusi+a5Leverage+ε（1） 　　为了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市场化进程地区，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的差异，采用模型（2）： Rdr=a0+a1Govers+a2Market+a3Govers*Market 　　+a4Finalcontr+a5LnIncome+a6Indusi+a7Leverage+ε（2） 　　（三）描述性统计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样本的研发强度进行分析以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值，分析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中研发强度最大值为27.79%，远远超过了研发强度的10倍标准差（2.15%），因此，需要从样本数据中找出研发强度超过10倍标准差的公司，经数据整理，发现研发强度第二高的为23.67%，第三高的为21.84%，第四高的为15.71%，因此只需要剔除研发强度最高的三个样本就可以保证研究样本都满足要求。 　　从表3可以看出：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源拥有水平等的差异，会导致较大的研发投入差异。其中东部最高，平均研发强度达到了1.2%，其次是东北，研发强度达到0.94%，最低的为中部和西部，其中西部已经赶上中部，这可能是因为国家近年来一直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高新产业提供了更多的科技投入和研发支持。 　　剔除异常值以后，对研发投入强度、政治关系、最终控制人、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从表4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披露了研发数据的上市公司平均研发强度只有0.97%，还不到满足企业生存条件的1%（李丽青，2008），相对较低，更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仍需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为参与世界竞争奠定技术基础。从政治关系方面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中有40.75%具有政治背景，这说明我国企业中政治关系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相当的普遍性也反映出企业政治关系作为一种隐性资源，能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企业才有这么强烈的动机去和政府形成关系，而政府也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效用，两者相互作用才形成了这些政治关系。最终控制人的均值为0.2463，说明样本公司有75.37%是国有控股。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单变量分析 　　按不同变量进行分组，比较研发强度在不同组之间的差别，结果如表5： 　　注：***表示1%显著，**表示5%显著。市场化程度较高组是指市场化排名为20以前的样本组，较低组为排名20及以后的样本组。主营业务收入较高组是指以主营业务收入的中值为界限，大于中值的属于较高组，反之属于较低组。资产负债率较高组是指以资产负债率的中值为界限，大于中值的属于较高组，反之属于较低组。 　　由表5的T检验可以看出：有政治关系组的样本其平均研发强度为1.22%，而没有政治关系组的样本其平均研发强度为0.8%。可见，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研发强度比没有政治关系组的公司，其平均研发强度要超出5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比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上更多，这与假设1一致。 　　对于市场化进程不同的组，从表5可以看出：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当地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强度为1.02%，较慢地区的平均研发强度为0.7%，其差异显著性水平也达到了5%，从而可以推出，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研发具有很大的作用。该结论与刘凤委、张人骥、崔磊磊（2007）的结论一致。 　　企业产权方面，国有组的研发强度平均值为0.82%，不到非国有组平均研发强度的60%，且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说明了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明显作用，也说明相比民营控股企业，国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对研发投入的动力不足。 　　由表5的T检验还可以看出：高资产负债率组的研发强度只有不到低资产负债率组的一半，这说明研发是一项高风险的项目，在企业债务风险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减少研发降低经营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整体风险。 　　2.相关性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的只有0.31，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相关性。 　　3.多变量回归分析 　　表7是对全样本和国有组及非国有组样本进行分别回归后的检验结果。 　　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这强有力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高管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在研发上会投入更多。这说明企业的政治关系能为企业研发带来更多资源，比如说更多的研发补贴，在遇到财务困境时能得到政府的更多援助，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的这种保护作用，大大地地增强了企业研发的潜在动力，从而表现出有政治关系企业与无政治关系企业在研发强度上的明显差异。 　　对样本按最终控制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进行分组后回归发现，对国有控股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研发强度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却并不显著；而对非国有控股组，企业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却在1%水平上显著，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假设2：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系在促进研发投入上的作用不同。原因是一方面，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性质天然地决定了国有控股企业无论高管有无政治关系，相比民营企业都能更容易获得融资软约束和更多研发补贴，甚至直接要求执行政府提出的技术改造升级任务，这种政府替代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特殊待遇”，大大削弱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动机。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面对研发投入的高风险，短期业绩压力下的短视行为，相比非国企控股企业，都会削弱利用政治关系为企业带来长远利益，而担当牺牲自己事业前途风险的动机。 　　为了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利用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的数据可以看出，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时，企业当地的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在1%水平上负显著，系数为-0.0002，这说明企业当地的市场化进程越慢，企业的研发投入越不足，假设3得到验证。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市场化进程弱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弱，企业通过模仿等获得的知识溢出，其收益远远大于自己研发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机了。 　　政治关系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与企业研发强度显著相关，说明市场化进程的快慢显著影响了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系数为负，说明在落后地区，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起了抑制作用。反过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系越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假设4一致。为进一步检验这个结果，将样本按市场化进程分为较快和较慢两组，结果表明，对较快组，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而对较慢组，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作用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4。 　　控制变量的结果：最终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作用在5%水平以上显著，说明产权性质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与研发强度在1%水平上负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王珍，2004）；资产负债率对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说明研究强度会受到了债务的约束。 　　4.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时，本文采用了市场化得分对市场化进程进行衡量，还将研发强度改用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对数，其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也一致，如表9。这些检验说明本文的结果和得出的结论具有稳定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 论 　　我国政府坚定地提出企业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但转型升级目前学术上尚无确切的定义，理论研究更处于探索中。从各国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角度看，转型升级的实质是依靠企业创新获得的核心技术，通过产业链升级来创新和创造新的需求，因此，要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必须首先研发创新并培育出的转型升级的基因。然而，企业研发创新的成果具有外部性，限制了研发创新所能获得的利益，结果是产业需要的技术供给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双轮驱动――政治关系来促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供给产业足够的新技术。因此，企业转型升级涉及政府、政治、企业和市场，既与企业的市场化环境相关，也与企业的政治关系相关。对此，本文以政治关系及市场化进程为着[点，来考察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 　　（1）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原因是政治关系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创新的风险，对企业研发投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险作用，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动机，实现转型升级。 　　（2）民企通过政治关系对国家提出的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更能作出积极的反应。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才显著，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不显著，这说明政治关系对国有控股企业，通过政治关系获得的政府研发资源替代了企业自己进行研发投入的动机，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而对民营控股的企业，政治关系从政府获得的研发资源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是激励效应。这也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更有潜在的动力通过政治关系响应政府提出的转型升级的号召。 　　（3） 市场化程度会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当地企业在研发上投入越多，反之，当地的市场化进程越慢，企业的研发投入越不足。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越有动机加大投入，产生的是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一方面政府保护与投入帮助或替代了企业通过研发获得知识和技术，产生的是抑制效果，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越弱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弱，企业通过模仿等获得的知识溢出收益，远远大于自己研发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这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机。。因此，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除了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外，还需要加强市场机制建设。
　　（4）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快慢还会影响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潜在动力。即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相比，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市场会调节企业的政治关系，进而调节企业研发投入的潜在动力。 　　（二）政策建议 　　1.打造核心技术：应建立企业政治关系的合法渠道 　　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打造转型升级的核心技术。政治关系包含很高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合法渠道建立的政治关系有助于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政府政策资源的有效配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激励作用，企业通过政治关系有利于获得便利融资、税收优惠和补贴，使他们感到有政府一道在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安全感和受保护的作用。但激励机制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比如，企业如何参与国家产业政策制定，政策资源和产业资信如何分配，企业高管如何参与政府决策活动，需要政府为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提供正式合法的渠道，才能降低企业与政府在转型升级中的信息不对称，打造出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技术。 　　2.国企转型升级：应将转型升级纳入高管的考核与激励范围 　　企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的长远战略，也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本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履行国家战略与历史使命的最佳承担者，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生的是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这意味着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将企业转型升级纳入高管的考核与激励范围，比如，应建立企业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挂钩机制；建立研发投入与国企经营者年薪制挂钩机制；建立国企高管研发创新与投入的评价、考核和奖惩制度，以确保国企从制度上将研发创新投入持续地进行下去。 　　3.民企转型升级：为民企高管提供参与政府产业转型升级的政治渠道 　　本文的研究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系能显著地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是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这说明民营控股企业有利用政治关系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潜在动力，也是实现国家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力量。对此，政府应为民营及民营控股企业建立政治关系提供合法正式的渠道，让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使民企和民企高管的长远利益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长远战略保持一致，实现民企与国企共同一道和同步的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 　　4.打造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用市场化机制支持和判断转型升级的成败 　　根据本文的结果，市场化较快的地区，其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都比市场化较慢的地区高得多，这说明市场化进程的快慢是制约企业研发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除为企业提供研发资金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援助外，还需要加快市场化进程，比如，加强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引入市场机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等，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用市场化机制支持和判断转型升级的成败，以避免转型升级成为花瓶，成为少数企业的示范点，而不是整个国家和企业的行动。 　　本文研究局限：要准确刻画政治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选取的政治关系变量是以企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具有政治关系为依据的，没有考虑企业具有政治关系的级别，这是本文后续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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