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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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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丛书名:中信国学大典书名:中信国学大典：管子作者:导读赵善轩&著&饶宗颐&编&赵善轩，李安竹，李山&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ISBN:1页码:版次:装帧:开本:出版日期:语种:纸张:胶版纸原价:40.00元外文书名:商品标识:360_内容简介　　《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中信国学大典”之《管子》，学者赵善轩等在撰写导读，并对精彩段落、经典语句加以赏析与点评。因此，这是一个版本权威、评点精准、特色鲜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适合普通国学爱好者阅读。作者简介　　赵善轩，现任香港明爱专上学院通识教育及语文学系助理教授，曾任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兼有电台主持、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著有《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政治与经济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盐铁经济论》等十三部专著，并于《二十一世纪》、《新亚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史、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编辑推荐　　许多人认为管仲是现实主义者，《管子》一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赵善轩目录《管子》导读牧民第一形势第二权修第三立政第四乘马第五七法第六版法第七幼官第八宙合第十一八观第十三法禁第十四重令第十五法法第十六问第二十四侈靡第三十五轻重甲第八十名句索引前言精彩书摘　　《管子》导读　　赵善轩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管子》一书载有“贤人”一词共二十三次，并屡次提到贤人管治的好处，“贤人政治”（philosopher&politics）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蕴，其另一称呼是“臣属文化”，即人民乐于臣服于威权者之下，中国千年来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　　（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de&Secondat，Baron&de&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　　（二）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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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农工商”四民说　　两千六百多年前，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就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说，并把这“四民”看作是国家的基石。所以明代学者顾炎武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其实，顾炎武的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在辅佐文王兴周时，在其《六韬?六守》篇中，就已把“大农、大工、大商”称为“三宝”，并主张将从事农、工、商不同职业的人群分业定居，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达到粮食富足，工业品丰盈，财货昌盛。后来，管子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的这一政策，在农、工、商三大职业人群之外，又加上了“士”一阶层，并把士排在了最前面，最终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理论。从此，按职业划分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 ，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直到近代阶级学说传入中国以后，按职业划分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才被主要按经济地位划分的复杂的阶级学说所代替。　　当今，一些人热衷于把士农工商的排序按儒家思想和对现实的某些感受来解释，然而却不符合管子的原意。管子四民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达到民富国强。他认为，士农工商不同行业的人不可杂处，因为他们缺少共同语言，往往说不到一块，容易造成混乱。所以管子主张，四民要分业定居：作为民的士，应居住在比较清静的学校附近；农民要居住在田野；工人要居住在官办工厂附近；商人要居住在市场附近。这样做起码有以下好处：一是相同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便于相互交流心得、经验和技术，例如士及其子可以交流如何做好“义”“孝”“敬”“爱”“悌”，从而不断提高伦理道德修养；农、工可以通过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和产品质量；商人在交谈中可以更好的知晓产品和市价，贱买贵卖，周流货物，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二是各行业人群的子弟，从小就在浓郁的职业氛围中耳濡目染，接受父辈的身传言教，并在实践中模仿学习，不会见异思迁，保证了职业的相对稳定。三是各行各业的人们分别定居在便于他们就近工作和职业发展的社区，既方便了管理，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管子所说的四民，除农民住在乡村从事农业耕种外，其余的士和工商，都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他们的分业定居，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城市至少已有手工业区、商业区和学校及士人居住区（或称文化区）的分区功能，同时也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与繁荣。“四民”中的“士”与“商”　　士农工商之排序，就像四个人站成一列，总有个一二三四，不能说排在第四的，就是思想最差，地位最低的。可是，当今有的人，总是热衷于按儒家思想和对现实的某些感受，来解释士农工商的排序问题，说儒家重视道德，士文质彬彬，道德高尚，属于社会管理层，故排在四民之首；商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故排在四民之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是没有弄清“士民”的概念，二是不了解管子按职业划分四民的目的。　　古代的“士”，其含义十分广泛而且复杂，不是本文论说的范围，这里只把作为“民”的士，略作讨论。《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东汉经学家何休注解说：“士民，学习道艺者”，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这些归入民的士，虽然还没有做官，但却是官吏的后备军，属于准统治阶层，在历来以官为本位的中国，把这种士列为四民之首，也就理所当然了，这和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赋予士的概念是一样的。　　现在，人们都知道商鞅变法提出的抑商政策，对后世影响不好；而知道西周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重农而不抑商”的却不多。事实上，早在周朝建立以前，姜太公就建议周文王抓好“大农、大工、大商”，将三者并称为“三宝”。后来，管仲继承了姜太公的遗产，还帮助齐桓公制定了一系列辅助发展商业的政策：一是广设市场。例如在城市建有常设的商业区，在农村设立大大小小的各种集市等。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既有专职商人，也有自产自销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二是实行轻税、免税。《管子?幼官》记载，当时齐国的税率是关税1%，市税2%。还规定：“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就是边境之关税和国内之市税只征一种，不重征。而且还规定，对于空车和挑担的个体商贩一律不征税。三是优待外商。为鼓励各诸侯国的商人到齐国来做买卖，除建立了专门接待外商的旅馆外，还规定：外商带一辆车来的，给客商免费提供饮食；带三辆车来的，外加免费提供牲口饲料；带五辆车来的，除免费提供饮食和牲口饲料外，再派五名义务服务员帮助喂牲口和照料车辆。　　当时齐国所以不遗余力地减税让利，鼓励发展商业贸易，原因有二：一是齐国有盐铁专卖之利，财政充裕，商税对政府无足轻重；二是齐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除盐铁以外，各种手工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号称“冠带衣履天下”，如何推销大量过剩的商品，成了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所以，虽然当时各诸侯国都重视商业的作用，但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那样，把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得那么重要。事实说明，管子虽把商排在四民之末，但却丝毫没有轻商抑商的意思，而是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扶商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您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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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坏乐崩” 与制度变迁.doc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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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坏乐崩”与制度变迁
叶行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0-221年,古人以“礼坏乐崩”、“封建废而郡县行”来描述此一时期,而今人则有以“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或“从地主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封建制经济转变”来解说此一时期。本文无意就此等解释框架作出评价,而只是尝试以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以及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作为一条考察历史的线索,从制度环境或框架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r framework的观察角度,作些评述,希冀体现历史解释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首先,我们要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或转型时期,所谓“制度转型期,是指一个社会从制度失衡到制度均衡的转变过程。“周代的典制在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到战国时代则已几乎荡然无存”。“孟轲说:战国时代诸侯对周代遗制‘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P.10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属于“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而非“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形期。在所谓“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那样大。经济因素只不过是当时社会的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古代中国“圣贤”们的脑海里,似乎不把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定位于经济发展或是物质财富的效用最大化,即不把财富的不断增长作为人们幸福的主要动机与必备条件。而文化因素在“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舍利取义”、“杀身以成仁”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中依然左右着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此一时期社会的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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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と汉诗文 - 第1文学文化分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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