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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阿拉伯数字回答“发广告者死全家”这句话有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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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晕 我对新新文化接触很少 实在想不到 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 只好来向各位好心的大哥大姐们请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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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版：世象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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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因信息遭泄露被迫全家流亡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俊秀　　目击凶案挺身作证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电话那头，肖敬明的声音哽咽了。两年前，他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之后他遭到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　　　　　　　　肖敬明是贵州人，原本在浙江省宁波市开个小店，一家４口虽不富裕，却也幸福温馨。两年前一件偶然的事，彻底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４日晚，肖敬明外出办事回来，看到家门口有几个人在打架，其中有他认识的同乡。“他们有人拿着刀子，有人拿着棒子，不一会儿就看到有一个被打伤，有一个倒在地上，当时有很多人过去围观，我看那个人不对劲，我就赶紧打了１２０急救电话，并报了警。”　　“后来我才知道，受害人叫赵喜扬，是吉林人。”肖敬明告诉记者。　　警方赶到现场后，几个犯罪嫌疑人都跑了，只剩下倒地的赵喜扬和几个工友，肖敬明帮警察将赵喜扬抬上警车。　　事后警方找现场的人了解情况时，大家都不敢说，因为行凶的这几个人都是当地恶霸，大家都得罪不起。　　当天晚上，肖敬明接到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民警王必成打来的电话，说有事问他。“一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副所长李东泉，他们叫我别怕，希望我能出来作证，否则案子很难破，这时我才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　　当时看见整个过程的就肖敬明和隔壁的一个安徽人，但作案的是贵州人，他不认识，所以真正的目击证人就只有肖敬明了。摆在肖敬明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出来作证，这些都是他的同乡，还有些沾亲带故，再说那些“混混”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确实惹不起，“万一被他们知道是我说的，我就完蛋了”，不作证吧，良心上又实在过不去。“想到这个人就这样被打死，也确实太惨了，我作为目击证人，不把事实说出来，案子破不了，他就成冤魂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肖敬明最后答应作证，但前提是警方能够为他严格保密。“当时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拍着胸脯保证说没问题，我才敢把事实说出来。”　　接下来，肖敬明一五一十地向警方说明了案发经过，也说了行凶者龙守莹住的地方，并动员老婆也向警方作证。当天晚上，警方在龙守莹家守候，迅速将其抓获。　　第二天，肖敬明又跟办案民警一起去汽车站和火车站指认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钱义和钟力，但后来这两人逃走了。　　　　　　　　　　为警方作证后，肖敬明其实一直害怕被犯罪团伙知道是他作的证，总是胆战心惊的。“王警官跟我说，让我放心，说龙守莹肯定会被判刑，不能把我怎么样。”但在逃的几个犯罪嫌疑人还是让肖敬明放不下心。　　１个月以后，钱义给宁波的老乡打电话，说他在嘉兴，想让他们给他汇点钱。肖敬明获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告诉了警方。在他的协助下，警方很快在嘉兴海宁将钱义抓获。“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进去１个月就被放出来了，而其他几个参与打架的人至今在逃。”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龙守莹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是，让肖敬明害怕的事还是来了。　　一天，肖敬明的一个亲戚给他打电话，说他作证一事他们都知道了，钱义等人正四处找他，让他赶紧躲一躲。肖敬明一听吓坏了，因为这个亲戚平时和他们混在一起，得到的消息一定是可靠的。但令人纳闷的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是他作的证呢？　　“判决书上都写了，还有谁不知道！”亲戚的话肖敬明如五雷轰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警察不可能骗我呀！他们当初答应的好好的呀！”　　肖敬明找人要来一份判决书，一看惊呆了：他和老婆的名字，他们说了什么话，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当时去听庭审的有很多我的老乡，法官当庭念判决书，他们都听见了呀。”　　肖敬明给办案民警王必成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守诺言，“王警官告诉我不要急，让我先躲一阵，肯定会把此事解决好。”王必成告诉肖敬明，泄露他作证消息的不是公安方面，是法院要求必须实名举证，他们也没有办法。　　钱义很快找到了肖敬明，质问肖为什么要出卖他。“我假装说没有啊，我哪敢得罪您啊，但他说公安审他的时候都说了，我作证说得明明白白。”　　肖敬明死活咬住不认，后来钱义就搬走了他店里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没过几天，又有两个人到他店来闹事。“幸亏当时店里人多，他们没下得了手。”肖敬明回忆说。　　就这样，肖敬明提心吊胆地又捱了些日子。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他那个亲戚再次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离开宁波，说否则钱义他们又要来报复了，很危险。　　当时肖敬明的儿子刚满月，他真是怕再出事，一家都完了。肖敬明越想越害怕，他觉得宁波是待不下去了，迅速将当初投资了几万元的洗头房以５０００元的价格脱手，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投奔在北京打工的妹妹。　　“我都不敢跟老婆说是什么事，就说是去看亲戚，车到了杭州我才告诉她这一切，一家人抱头痛哭。”　　　　　　　　快过年的时候，肖敬明想回老家，却接到家里人的电话，说龙守莹的同伙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千万不能回家。　　这个春节，肖敬明一家只能在外漂泊。他身上的钱很快用完了，在北京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打点零工，根本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他很想回家，至少家里还有几亩地，不会饿死，谁知竟是有家难回。　　肖敬明尝试着想做点小生意，但几次也都失败了。　　女儿还等着上学，儿子嗷嗷待哺，肖敬明真是要被逼疯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办案的民警王必成求助。肖敬明说，王必成曾到北京来看过他，对他们目前的艰难处境也很同情。　　“他说要给我几千元钱，让我在北京做点小生意。我跟他说，我当初为你们作证不是为了钱，我什么也不图，只是想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当时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能为我保密，结果他们没做到，害得我们一家四处逃亡，现在我只想能够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中。”　　王必成又建议肖敬明回老家，他们跟当地公安局说一声，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不敢再冒险了，他们能保护得了我一时，不能保护我一世。”　　最后王必成塞给肖敬明３００元钱，让他给孩子买点吃的。而这对解决肖敬明一家的境遇，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人们都说我，这是何苦呢？当初干嘛非得去作证，又没什么好处，原本一家人在宁波过得安安稳稳，如今颠沛流离不算，还整天提心吊胆。可谁又能想得到，政府部门会说话不算话啊！”肖敬明不止一次地自责，他甚至想，当时他要不是在现场就好了，或者是个聋子瞎子，没有目睹那场凶杀案该多好啊。　　肖敬明觉得最对不起的是他１０岁的女儿。当时，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学习成绩很好，“年年得奖状”，他们走时都没来得及和学校说一声。结果这一走，很长一段时间让孩子没地儿上学。后来，他们只得将他托付给打工的妹妹，“谁舍得孩子离开父母，但没办法啊，那些人是认识我女儿的，万一落到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　　骨肉分离的痛苦肖敬明还可忍受，但他不能忍受孩子没学上，耽误一辈子的前程。刚开始，肖敬明的女儿跟着姑姑在附近的学校借读，但不久姑姑一家搬了家，那里的学校说必须要有户口，或者父母在这里居住才可以入学。　　看着女儿辍学在家，肖敬明有种说不出的痛。“为什么当一个尽职的公民，就得当一个失职的父亲？我不能拖累孩子呀！”电话那头，肖敬明泣不成声。　　８月３０日，记者接到肖敬明发来的短信：“我女儿又停学在家了，我妹妹也没有办法，实在找不到学校，我只有把她带回我身边。但我连去北京接女儿的车费都没有，只好麻烦妹妹把她送回我身边和我一起流浪。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给公安机关提供凶杀案的线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原来平静的日子。我多想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好好活下去，好好上学啊！”　　逃亡路上一家人抱头痛哭　　漂泊异乡女儿辍学云南山体滑坡死亡数升至16人 一户村民全家死7人
14:31&&来源：中国广播网&
　　据云南网报道，1月11日8点26分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民组发生山体滑坡，有10多户村民住房被掩埋，目前确定有人员伤亡，具体伤亡数字待统计。据新华社最新消息，记者从云南省相关部门获悉，截至当日12时，镇雄县山体滑坡现场已搜救出8具遗体，现场300余名施救人员正全力搜救。
　　1月11日8点20分左右，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民小组发生山体滑坡，有10多户村民住房被掩埋，搜救工作正在全力进行。经相关部门核实，赵家沟村民小组共有60余人，其中外出打工20余人，山体滑坡被掩埋40多人，房屋全部被埋。
　　赵家沟村民小组山体滑坡发生后，云南省要求全力搜救失踪人员，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救治受伤群众，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工作，维护灾区社会秩序稳定。同时云南省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国土、民政、住建、交通、卫生等部门组成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做好抢险救援工作。
　　实时播报：遇难人数升至16人
　　中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 据云南网报道，1月11日14点，记者在昭通镇雄山体滑坡现场，死亡人员尸体临时安置点统计出16具尸体，其中村民赵明举一家共有7人死亡。(记者 徐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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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任芳乌蒙新报数字报刊平台
第11版：毕节·影像
第01版 封面导读
第02版 毕节·综合
第03版 凉都·关注
毕节·影像
那一年后，全家再没聚齐过
那一年后，全家再没聚齐过 乌蒙新报记者 杨顺敏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当时总共洗了五张，大姐带走了一张，我弄坏了两张，剩下的便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因弄坏的两张照片内疚不已，一直在寻找，打算找到后去翻拍出来。但是直到去年春节时才在大姐家里看到，便把它用手机拍了下来。 回来后为了谨慎起见，把它拷贝下来很好的保存起来。但因保存得太好，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到了。过了几个月后，才无意中又从电脑里翻了出来，大喜，连忙把它存到了QQ空间里去，“生怕”整丢了。 一 那一年，大姐出嫁了。那时的我还在上小学，少不更事，所以更不懂得什么离愁悲欢。 记得那时候，照相都不是去相馆里，而是有人背着相机直接到村里来照。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来说，拍一张照片，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照相，也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一件稀罕事。 家乡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茶，从懂事起，在童年的每一个记忆里，都有茶园的影子。所以村里人对茶的喜爱，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茶园里拍一张照片，也是村里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事。 家里因为人口多土地少且贫瘠，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境地。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我排行老四。在穿衣服上，都是大的孩子穿不了了，再拿给我们小的穿。所以，我和弟弟在十几岁前从来没穿过新衣服。 如此家境，就更别提照相这种当时已算是“高雅”的事了。因盛产黄金，家乡自古有金州黔西南的称谓。家附近就是全县最大的黄金出产地，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到这里来“淘金”。 那一年，经亲戚介绍，大姐与一个来“淘金”的湖南人订了亲，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姐夫。两人订了亲后，姐夫经常会给大姐一些零花钱，说是给她买衣服的。但是大姐总舍不得花，为了应付姐夫，就到集市上的地摊上随便买了一件看起来还不错的衣服。所以大姐“手边有些宽裕”。 二 马上要远嫁湖南了，什么也带不走，大姐为此纠结了许久。这时，茶园里正处于最繁忙的采茶期，刚巧，又有人来村里拍照了，大姐连忙“慷慨”地拿出几块钱，召集齐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到茶园里去拍照。原本是要叫上父母一起去拍全家照的，但母亲一直以为拍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死活不去；父亲觉得，只要孩子们高兴即可，就不去凑热闹了，怕浪费钱（父母以为，人多了照相就会多收钱）。 那时的照相机是会闪光的，蹲在茶园里，太阳火辣辣的，刺得眼睛生疼，我们的眼睛一直直勾勾地盯着相机，就怕眨眼时相机的快门刚好按下，眼睛闭着不好看，再重来的话又要花钱。 家乡的集镇是每隔六天赶一次，六天后，大姐从集市上把相片取了回来。虽然一个个拍得都很奇怪，可是大家却爱不释手，争抢着看。有些自私的我为了能长期霸占着，在争抢中，便偷偷地藏了两张在枕头底下。几个月后想起时再拿出来一看，已被老鼠咬得只剩下半边了。为此，我还被母亲狠狠抽了一顿。 照片拿回来后的第三个月，姐姐的婚期就到了。那时候的我和弟弟还不懂离别意味着什么。那天，是姐姐第一次离开家，她一脸的愁容，刚上车不久，母亲就哭得死去活来。我和弟弟还处在酒席的兴奋中（家乡管去参加酒席叫“吃酒”，当时村里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喜欢去“吃酒”，因为酒席上同伴们不但可以聚在一起大闹，还可以吃上一顿比年夜饭还丰盛的饭），对母亲的悲伤觉得莫名其妙。 之后的一两年里，母亲常常因为见不到大姐而哭得天昏地暗，甚至还出现了幻觉，大白天在地里干活，都说是看到了大姐一脸笑容的朝她走来；晚上我们常常在母亲的大哭声中惊醒，母亲哭着告诉父亲，说姐姐在外面出了事。 二姐和哥哥对母亲这种无止境的悲伤烦闷不已，我和弟弟一脸茫然的看着哭泣不已的母亲，搞不明白母亲为何悲伤。 三 五年后，为了供我和弟弟读书，父亲把二姐和哥哥送去给了大姐，由大姐带着他们一起去广东打工。自此，我便感受到了离别时浓得化不开的愁绪，闷在心里喘不过来气。因为，兄弟姐妹中，我和哥哥关系最要好，小时候都是哥哥带着我去上学，放学时我们老师总是拖课，肚子叫得震天响的我不停地往窗外看，每次一抬头，总能看见窗外的哥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老师，看她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下课。 看着哥哥，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因为那时候，大人们总告诉我们，路上有好多“背娃娃”（偷小孩）的，下课了不要一个人回家，否则会被“背娃娃”的背走。所以相比饿肚子，我更害怕一个人回家。 另外，在学校，因为穿着，我经常被其他孩子奚落，有时还被欺负。每次我都是压抑着不敢说话。哥哥听说后，就跑来揪着对方的衣领，几巴掌扇了去，并警告对方下次再如此，下场会更惨。可以说，整个小学时代，我是在哥哥的保护下读完的。而二姐，经常在家里给我们做饭，我们一回到家里就有饭吃，吃完就到处玩去了。 初中二年级后，在学校里，我就再也看不见哥哥的影子了。回到家里，二姐和哥哥也不在，我和弟弟不但要自己做吃的，还要帮父母料理家务，做饭、打猪草、背水。这些事情一下子落到了自己的身上，我才发现，哥哥姐姐们在的日子有多好。 现在，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拍一张照。可是，照下这张照片的那一年后，我们一家人就没再聚齐过。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立志以后一定要买一个相机，把我认为好的东西都装进我的相机里，以后拿出来慢慢看。 现在做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包里随时装着一部相机，我却不知道要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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