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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艺术最终通往同一个地方
早报记者 郑依菁
&&发表于 07:48
这或许是一场难以被忘记的盛典，前一刻香港歌手黄耀明正满身华彩演绎歌坛叛逆者，后一刻台湾小哥费玉清便温润如玉高歌天上人间。
■ &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颁奖典礼昨举行
左起：吕效平、金宇澄、王健、郎绍君、樊锦诗、黄耀明、茅威涛、郭小男、刘家琨、民生现代美术馆馆方代表 早报记者 刘行喆 鲁海涛 寇聪 图
　　这或许是一场难以被忘记的盛典，前一刻香港歌手黄耀明正满身华彩演绎歌坛叛逆者，后一刻台湾小哥费玉清便温润如玉高歌天上人间；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以一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重现巴赫年代的纯粹高雅；转眼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又将时空拉回南宋的月下梅边。
　　昨天下午，由东方早报与绿城&苏州桃花源联合主办的&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颁奖典礼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金宇澄、黄耀明、樊锦诗、刘家琨、郭小男、茅威涛、王健、吕效平、温方伊、郎绍君10人获得年度人物大奖，&诗歌来到美术馆&获得年度事件大奖。黄耀明、王健、茅威涛、费玉清登台表演。
　　&文化中国&自2007年第一届开始，始终以自省的姿态参与到当代文化的建设中，活动旨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人文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新闻、建筑、社会思潮、时代精神风貌等各个领域和范畴&&进行盘点、梳理和传播，并对上述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创新性的作品和人物进行致敬和表彰。本届文化中国主题为&新文化，新经典&。
关注冷门，不避潮流
　　&文化中国&关注最易为人所忽视的领域，也不刻意避开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潮流。本次获得年度大奖的10位嘉宾，既有因一部《繁花》而触动整座城市的作家金宇澄，亦有50年来默默驻守敦煌的文博专家樊锦诗；既有因&文化复兴基金会&而独树一帜的歌手黄耀明，亦有用沉默的建筑表达内心的建筑师刘家琨；既有站在台前坚守古典音乐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亦有隐身书画与历史之后展现文人风骨的书画理论家郎绍君；既有因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而掀起话剧界反思狂潮的编剧温方伊、导演吕效平，亦有以越剧和舞台剧表演革新为使命的楷模夫妇郭小男和茅威涛。更毋论年度事件&诗歌来到美术馆&，将一度为人们所陌生的诗歌重新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令人们得以回归理想主义年代。
　　刘家琨感言，&艺术的领域都是相通的，关于观察、想象力、分寸、节奏，无论你找到什么样的工具，把工具发展到极致，它们最终通往同一个地方。&
　　身为建筑师的刘家琨说，&砖头瓦块情商不高，但建筑师可以无中生有，我愿意让砖头瓦块更有人性，而不是更加非人。&大提琴演奏家王健最知极致为何物。他常说自己是保守的&顽固派&，他以对古典音乐的坚持和严谨著称。
　　作家金宇澄则选择用文字来诉说一座城市，&上海错综复杂的路径与结果，才使这本小说的语言，有了书面意义。感谢这座城市，让我度过了沉迷于《繁花》写作的那两年。&在他看来，上海如同一块压缩饼干，链接了苏杭的血脉与江南文化的古老渊源，在频繁激烈的人文变更与文化淘洗下容纳了形形色色的面影与表情，而他所做的是把上海诉诸文字，从笔端流淌出更深刻的意义。
　　相比之下，话剧《蒋公的面子》虽然尚显年轻&&它的作者是南京大学的大三女生&&但已展现出赤忱的艺术灵魂。导演吕效平说：&我们做得非常之少，但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遇。这看上去是回顾民国的戏，实际上是处在现代化门口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展望。&
利益之外的考量
　　文化的本质从来是与利益无关的。文化大家正是因为拥有高于利益的理想，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纵然黄耀明凭借歌艺便可屹立舞台，但他不甘于只做&达明一派&的当红歌手，而是成立&人山人海&以扶持年轻的独立歌手，更在去年与韩寒、彭浩翔创立&文艺复兴基金会&，帮助独立艺术家生存。正因为亲历独立精神之不易，方能尽自己最大所能扶持同样为之奋斗的艺术家。黄耀明说，&过去一两年，我做音乐的事情不多，我拿这个奖也不是因为音乐。我认为不单是音乐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文化艺术都能改变这个社会，令这个社会更好。这个社会除了GDP以外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来让它进步和完满，比如音乐、文化、建筑。&
　　巧合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现代分支》的主编、齐白石研究专家、中国书画理论界和评论界里公认的前辈和权威郎绍君也说，&当代中国经济起飞，文化也随之起飞。但是文化起飞不仅是发展文化产业，还应该有真正的艺术。比如书画，究其本质来讲，不是卖钱的东西，不是一个利益追逐的东西，其基本特征是非功利的，我们需要更多人为经济利益以外的事物而奋斗。&正因为秉持这种信念，年逾八十的他才能始终目光如炬，为中国书画抽丝剥茧、明辨良莠，在鱼龙混杂的当代书画界坚持一代文人的风骨。
　　而民生现代美术馆则为民营美术馆如何承担起公共教育的责任树立了榜样。由民生美术馆和上海国际文化传播协会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迄今为止已经邀请到包括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和西川等在内的10位诗人免费为公众朗读和分享诗歌。倘若不是怀揣着理想主义情怀与文化的初心，又怎能将诗歌传统延续到当下。
一辈子同修艺术
　　也许&文化中国&来得太晚。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敦煌已经坚守了50年，这个奖方才姗姗来迟。然而她早已无需用这个奖来证明自己，因为敦煌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季羡林先生评价她：功德无量。但她却说：&我是代表敦煌莫高窟人来领取这个奖的，也是代表敦煌研究院领取的。几代前辈含辛茹苦甘于奉献，把莫高窟保护到今天。我是代表他们而来，我自己不敢当。&
　　身为杭州人，出生北京，成长于上海，主持人问她，想念江南吗？樊锦诗回答道：&江南虽好，但我离不开敦煌，我的生命都融入了敦煌。&
　　用生命投入艺术的还有舞台剧导演郭小男和越剧演员茅威涛。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一个在台下如砥柱，一个在台上如浪花。前者注重中国传统艺术和现代审美结合统一，把他的夫人引领上一条&歧路&，使她成为中国最敢于尝试各种新方式的越剧艺术家。这对艺术伉俪在一起最常探讨的话题就是：越剧如何面向未来，寻找到新的存在方式。
　　主持人问，他们是否会在排练时吵架？郭小男的回答震人心魄：&一定是两个很强势的艺术灵魂的碰撞才能出好东西。我们俩都把生命放进去了，这不是过日子，不仅是一出戏，而是生命的碰撞，只有这样的碰撞才能创造出文化。&茅威涛则借用佛教的概念：&佛教里把夫妻共同修行称为&同修&，我们俩视舞台和戏剧为我们的佛教，这值得我们俩一辈子去同修。&
&文化中国&年度人物（事件）简述
　　1.作家 金宇澄
　　岁月弥深无尽处，人间烟火有繁花
　　搁笔20年之后《繁花》盛放，他以信手拈花般的文字告诉我们：人间烟火是最灿烂的文化。
　　2.文艺复兴基金会理事长 黄耀明
　　最好的尚未来临
　　他说：&我在创造一个新浪潮，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我无愧此生。&
　　3.民生现代美术馆 &诗歌来到美术馆&项目
　　诗人还在，诗歌还在，美好还在
　　当诗人们从藏身的时代浮华和城市喧嚣中走出来，来到美术馆，诗歌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带着久违的生命浪漫色彩。
　　4.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敦煌女儿& 樊锦诗
　　心存敬畏是对经典最好的守护
　　一个女人站在大漠呼啸的风沙里无所畏惧，只因为她深知&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5.建筑师、作家 刘家琨
　　好的艺术永远和内心对话
　　他是中国最耀眼的建筑师之一，他同时也是著有多部小说的作家，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建筑师&。
　　6.舞台剧导演 郭小男，越剧艺术家 茅威涛 夫妇
　　莫愁前路无知己，琴瑟合鸣共求新 这一对知己在一起最常探讨的话题就是：越剧如何面向未来，寻找到新的存在方式？
　　7.大提琴艺术家 王健
　　事关艺术，固执应被敬佩
　　他从不妄谈创新，他也从不在意是否声名显赫，他甚至坚持&不要演出太多，因为艺术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都要天天进步&。
　　8.话剧《蒋公的面子》导演 吕效平，编剧 温方伊
　　小荷才露尖尖角，前路犹长步步行
　　一部学生话剧作品，破天荒地巡演了过百场并场场爆满。《人民日报》评价它&给当代戏剧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
　　9.中国书画权威理论家、评论家 郎绍君
　　饱览书画点江山，推陈出新真风骨
　　他谨慎溢美之词，在鱼龙混杂的当代书画界坚持文人风骨。真正的好艺术是他唯一的守望与标准。
录入编辑：薛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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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贬黄州词作呈现创作高峰之原因
内容提要：
有学者认为，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创作高峰的主要原因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后，心有余悸，不敢再轻易做诗（所谓“不复作”“不敢作”），几乎是谈诗色变，而对于词作，则是放心大胆地创作寄赠，使其词作大放光彩，从而达到了词作的创作高峰。作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苏轼的人生经历简介：
苏轼在宋神宗当政时，王安石实行变法，他持不同政见，因而被外放到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湖州等地作地方官。后被新党中部分人罗织文字狱，兴起“乌台诗案”，下狱史狱，经救援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后，被招还，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又与旧党意见分歧遭排挤，
出任杭州、颖州等地地方官。当变了质的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儋县）等地，徽宗即位时遇赦北上，死于常州。
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巨匠，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都有出类拔萃的杰出成就。
它的诗词题材广泛，敢于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他的词作，更是为历代文学家称赞不已。
&二、苏轼不同时期的词作：
苏轼是宋朝最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其作品体裁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尤其是他的词作给北宋带来了极大变革，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词风，开创了豪放、清新、潇洒、抒情兼备新词风，极大地加强了词的艺术表达能力，也极大地扩展了词的创作题材，使词这种文学形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对词的革新、发展和成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对词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任杭州通判时期，这一时期，苏轼写过不少诗词，虽并未形成独立风格，但已初步显露出其文学才华，正所谓“小荷刚露尖尖角”，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二是任密州知府徐州太守时期，这时苏轼的诗词创作已渐趋成熟，初步形成了豪放、旷达的词风，并开始有许多佳作问世。尤其以词·水调歌头让人耳熟能祥。苏轼通过这首词，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怀念，词中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极想解脱的复杂心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徐州时间，苏轼的词一个新的特点是开拓了新的题材，在以前的文人中很少有写农村题材的，而苏轼在徐州任上创作的《浣溪沙》则有所突破，其代表作有：
词·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词·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
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些词既描写了初夏乡村生活的逼真画面，也抒发了作者深入农村大自然的经历和感受。作者从农村常见的典型事物入手，生动表现了乡村的真实生活，清新朴实，生动真切，栩栩如生。这是足不出户的文人学士和空头文学家迷思苦想也写不出来的。
三是被贬黄州时期，这一时期是苏轼的词作达到最成熟的黄金时段，无论在数量和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顶峰。题材最广泛，艺术水平最高。文字最优美，词风最豪放、清新、潇洒，抒情最婉约。
有学者统计，苏轼一生共创作词三百四十多首，官居密州、徐州时作词大约四十多首，寓惠州时作词7首，任职儋州时作词2首，而在贬谪黄州期间作词达107首。占他全部词作的1/4还多[1]。在此期间，不仅词作数量多，最具代表的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除《念奴娇。赤壁怀古》外，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不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等为不朽词作。
词·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这一时期的词，被文学家视为苏东坡词作达到高峰的标致[2]。这一时期，苏轼写作的诗，数量也不少，比词的数量还多，多达几百首。[3]。
&四是在谪居惠州儋州时期，此期间的苏轼已进入晚年，其诗词也随他的思想变化而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极情绪占了上风。感叹“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寓居合江楼》）“誓将闲送老，不著量行书”（《无题》），“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由于思想变化和进入晚年，不能深入了解社会，缺少生活源泉，只是“闭门思过”反省自己，在词的写作上已经没有大的进展。因此有创作上再无新的突破。
三、苏轼黄州词作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
苏轼能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古今少有的文学巨匠，有许多因素，如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刻苦的学习精神，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诗词功底，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善于总结过去和自省的个人品质及超人的文学天赋等等。这当然是言之有理的说法。但可能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历史上像苏轼一样受过严格的应试教育，经过乡试、省试、殿试层层考试，获得秀才、举人、进士“学历”的人成千上万（如仅宋朝三百年中考中进士的就有将近四万人，相当于“考博”的“制举考试”合格的文人学士也为数不少，据说也有四十人左右）[4]。
这些文人学士都有“十年寒窗”苦读“万卷书”的经历，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能写词藻华丽的官场文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以他们的资历和才华，大都成为了七品
“芝麻官”以上的地方官或朝庭高官，并能步步高升，有的甚至能成为总理级（宰相）、部长级（尚书）之类的高官，但他们之中能成为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巨匠则屈指可数。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尤其是苏轼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其词的艺术成就为什么能达到高峰，能写出像《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人们要问，为什么在苏轼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其词作是在贬谪黄州的几年中达到艺术高峰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呢？有学者指出，这是由于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心存余悸，不敢轻易写诗，转而作词的结果。并举出了一些佐证。证据之一就是苏轼自述在贬谪黄州期间，对诗和词的态度有着强烈的反差，在其尺牍中说到诗时总是强调“不复作”“不敢作”，几乎是谈诗色变，心情沉重，不管何人，一律拒绝赠、寄、和诗。而谈到词，则轻松自如，不待别人索取便主动创作，唱和、寄赠------等等。并说苏轼对于词作不像对待诗歌那样心存防备。[5]
因此有学者认为，连苏轼本人都“供认”自己在“乌台诗案”后，再也“不复作”“不敢作”，不敢轻易作诗而只敢作词的“事实”。苏轼“乌台诗案”后遭贬黄州，理所当然应该是其词作在此期间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了。
但这种分析“证据”不足。因为即使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实际上并没有“不复作”和“不敢作”诗。谈诗时既不“色变”，写诗时“心情”也不见得“沉重”。诗照样写，照样送，照样赠诗。
这可以列出许多例证：
1、“乌台诗案”苏轼坐牢后，以为自己可能要“命归黄泉”，就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写了一首“绝命诗”相送，诗云：
是处青山可埋谷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
这说明苏轼所谓的“不复作”“不敢作”
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白，至少是言行不一，并不代表苏轼的真实思想。
2、苏轼这位大诗人显然有“诗瘾”，想“戒诗”都戒不掉，在牢房里关了一百多天，写完“绝命诗”不久，被神宗皇帝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当晚，又“诗瘾”发作，题字称：“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诗二首”，其中一首云：
却对酒杯疑似梦，试粘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这首诗的第二句是说自己一粘上诗，就有“下笔已如神”感觉，有一种很得意的心态。因此关于“谈诗色变”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苏轼被贬黄州后，也照样写诗不误，《东坡八首》就是在黄州创作的，苏轼自称：至黄州二年
日以困匮 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 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畆 使得躬耕其中 余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 而岁又大旱 垦辟之劳 筋力殆尽 释耒而叹
乃作是诗 自愍其懃 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东坡八首》是：略
3、苏轼被贬黄州时，其侍妾王朝云生下儿子苏遁，不到一年就死了，苏轼非常悲伤，赋诗二首：
“幼子真吾儿，眉角生自似”，突然失去爱子，当然是---“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这样的诗，只有伤感之情，却无恐惧之心。
在黄州期间，苏轼带领全家郊游，诗兴大发，也作诗一首：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
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苏。
这说明苏轼不管在高兴时，还是在悲伤时，其诗兴都不低，“复作”起来也毫无害怕之意。苏轼的朋友在为四十七岁的苏轼举办生日宴会时，苏轼还即席为好友李委赋诗一首相送：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到汝州任团练副使，途经九江，游览体验久仰的庐山美景后，又诗兴大发，吟诗三首：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怀清赏，神游杳蔼间。
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在游庐山西林寺时，竟在西林寺壁上题诗一首，这就是著名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上述这些诗都是苏轼被贬黄州后写的。因此说苏轼被贬黄州后，“不管何人，一律拒绝寄诗、和诗”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缺少说服力。而且这些赠送给朋友、亲人的诗也看不出有半点恐惧之感。而是用诗生动真实地反映自己对农村的艰苦生活、抒发自己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朋友悲欢离合的情感和“游山玩水”的生活体验。
4、苏轼在黄州期间，亲自按西蜀道士杨世昌的秘方酿造蜜酒，也要作《蜜酒歌》，以过“诗瘾”。生动地描述了其酿酒流程和酿酒过程中粮食每天的“化学变化”现象。其中更有“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的诗句。可见，这时的苏轼是多么悠悠自得，对于写诗没有半点恐惧心理。
因此，说“乌台诗案”使苏轼惧怕写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乌台诗案”真正令苏轼恐惧的，是他认识到“乌台诗案”是反映北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改革派之间激烈斗争的一起政治案件，并非是以文化学术形式为争论焦点的“诗词”案，因此，作为支持司马光反对派的重要成员，苏轼自然成为改革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至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对于苏轼来说，即使一首诗都不作，只要他反对改革，改革派肯定会找到其他各种理由整治他，让他不死也要脱层皮。苏轼认识到，自己在“乌台诗案”中并不是因为写诗获罪，而是用诗这种他精通的文学形式反对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而获罪，他肯定会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才是他最恐惧的原因。也是他在被贬谪后从来没有放弃过用诗这种文学形式搞创作、且诗的数量仍然多于词的数量的真正原因。
由于“乌台诗案”是一起政治案件，对被贬黄州的苏轼转向多作词，起了一种催化剂或“药引子”的作用（使词作呈现高峰）倒是事实。但对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或深层次的原因，则应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来分析，也应该以诗词形式的发展规律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原则，可以认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词作呈现高峰的原因主要有：
神宗皇帝借“乌台诗案”将苏轼贬谪到黄州后，客观上为苏轼提供了一个较长时期接触底层社会和民众，能深入了解民众生活疾苦和接触大自然的难得条件，从而有机会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为苏轼的诗词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或矿藏。但是，如果苏轼因“乌台诗案”后，一直不思进取，情绪消极，只是关起门来“闭门思过”，不接触社会民众和大自然，生活空虚，无病呻吟，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更写不出什么传世之诗词。所幸苏轼是一个不甘寂寞，有远大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有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学艺术家。因此苏轼才能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并开始接触社会和民众。这是苏轼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在黄州创作出大量极高艺术水平的词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史料记载，苏轼初到黄州时，情绪低落，或者在佛殿静坐，欲皈依佛门，寻求解脱；或者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或者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特别是刚到黄州时，间或一两日就到安国寺的佛殿上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以求做到物我两忘，身心两空。自云：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在不可胜悔者。
还有资料说，苏轼从消极思想中解放出来后，精神为之一变，他广交朋友，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僧道平民，都与他们接触交谈。因此尽管此时苏轼仍为罪臣，处境艰难，但多数友人都理解他关心他。僧道佛印辩才等书信不绝。甚至还有友人远道专来访问，物质上接济他。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遇到困难时，远近乡邻都来帮忙。因此苏轼作诗说：“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身无钱”。
苏轼还自己动手开垦荒地，成为一个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的农民，亲自体验乡村农民的劳苦，有了这些体验，他才能在劳动之余地，写下了《东坡八首》诗作。可见苏轼并不惧怕写诗。苏轼能和农民和当地的各类朋友打成一片，从此融入了社会各界人物的生活和广博的大自然之中，他除了下地干活，还参加家务劳动，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还写出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蜜酒之类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体验，想来，他不会创作出这类题材的诗词。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是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是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所说的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苏轼在黄州被贬期间能够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的词，成为历史上有出息的文学巨匠，我想和苏轼在黄州四年多的生活经历有着内在联系。试想，如果苏轼没有贬谪到黄州，不深入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不接触大自然，他就没有机会到赤壁去体验生活，如果他不三游赤壁古迹，也就不可能对赤壁的雄伟景观有那么深刻的体验，也就不可能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如果苏轼没有游庐山的经历，他就不可能写出《题西林壁》这样有深刻哲理的传世名句。
二、诗歌故有的局限性束缚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才有词这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并由苏轼将它推进到高峰。
据研究者的统计，苏轼一生共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而词只有三百多首，可是，苏轼的诗却没有他的词有声望。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诗词发展的大背景下和诗词的特点来分析。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在唐代已经发展到顶峰，苏轼虽然才华横溢，但其诗作要突破李白、杜甫、白居易更上一层楼，则很有难度，而北宋（公元960—1129年）中期正是词这种文学形式大发展和趋于成熟期，处于壮年时期的苏轼（40多岁）为了在词的创作上有所突破，顺应潮流，以其在被贬时期获得丰富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借助词这种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文学形式，创作出了大量的高水平的传世之作。从而使宋词和唐诗在文学史上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这应该是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又一深层原因。
其实，不管是作诗还是作词，只是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对生活的“有感而发”，既言志又言情。一个题材是用诗来表达还是用词来表达更合适，只能根据诗词作者本人对内容的体验来选择。有句俗语说，什么鞋穿得最合适，只有脚知道。用什么文学形式才能最淋漓尽致的表达作者当时当地的情感和体验，只有作者本人最有发言权。以苏轼的词《赤壁怀古》和他的诗《题西林壁》为例，同是“游山玩水”的题材，可为什么苏轼要用词的形式来表达游赤壁的感受，而游庐山西林寺时却要用诗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呢？
什么题材和内容的作品用什么文学形式表达最合适，是有一定规律的，而文学形式和内容要作到最佳配合，也是要有文学功底的。比如马季的《五官争功》相声段子，用五人的群体相声形式表演，才能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叫好。而赵本山的《不差钱》《卖拐》如果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恐怕很难达到令人捧腹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获得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的一等奖。
苏轼三游赤壁时，要表达的感受是残酷的战争场面（强虏灰飞烟灭）、历史事件（汉吴蜀三国既联合又斗争）、历史人物（周瑜诸葛亮和小乔等等）、壮丽山河（乱石崩云惊涛拍浪）等多种内容。而游庐山时他感受最深的是认识事物要从整体出发纵观全局不能只看局部的哲理，内容比较单纯。如果倒过来，用诗表达《赤壁怀古》，用词在西林寺壁上题字。其艺术效果可想而知。
人们还可能问，为什么苏轼三游赤壁后，写了两次《赤壁赋》后，还要用词来写《赤壁怀古》，而不是用诗来表达《赤壁怀古》呢？这只能由苏轼自己来回答最为准确，因为别人的分析总会加上主观臆断和猜测。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探一下，看看用词和诗这两种文学形式哪一种更能表达苏轼当时当地的思想，更能表达赤壁的自然景观和磅礴气势以及作者的复杂情怀。
比如，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原文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吟读起来是何等富有美感！是何等的气势磅礴！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但如果试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这同一内容，又会出现什么艺术效果呢？
试看 七言诗：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吴淞口
激浪淘尽古英雄
故垒西边临赤壁
乱石穿云入苍穹
惊涛骇浪拍两岸
千堆雪起卷层层
江山如画出人杰
小乔初嫁周公瑾
诸葛搭台借东风
火烧樯橹飞烟尘
多情笑我生华发
感慨人生如作梦
一樽美酒敬英灵
这是诗吗？当然是，但是律诗吗？恐怕不是，因为它不是八句，而是13句。吟咏起来也无什么美感。如果将它压缩成八句，想表达历史人物、雄伟景观，复杂情感等众多内涵就更加困难了。其实，这首诗词根本没有涉及任何政治内容，写成诗也决不可能构成“诗祸”，可为什么苏轼不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用词来表达呢？苏轼肯定有其自己的选择原因。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不复作”，“不敢作”这种原因。这只能认为，是苏轼自己觉得只有词这种能包容众多内容的文学形式才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他当时当地的多种复杂情感和体验。
无疑，中国的古诗朗读起来是非常优美雅致的，但要用诗来表达赤壁那种磅礴气势及悲苍的怀古情思及人物的内心情感，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律诗的写作对格律的要求和句子的字数的规定就非常严格，每首八句，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要押韵，三四两句、五六句还要对偶，字的平仄也有定规。律诗大多是每句七言或五言，多一个少一个字都不行，加上对音律的要求。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由于古诗框框太多，束缚人们思想感情的表达和抒发，因此从唐代以后，就出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词的出现，到宋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因为，词这种文学形式，非常灵活，对格式和字数的要求比诗宽松得多，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甚至七、八、九个字一句，都可以。这就像作曲一样，用1234567可以谱写出各种旋律的乐曲。根据不同内容和题材的表达要求，中国的词牌，已经发展到成百上千种。就是这个道理。
据初步统计，苏轼至少使用过包括
念奴娇；采桑子；定风波；洞仙歌；贺新郎；浣溪沙；江城子；临江子；满江红；南乡子；水调歌头；水龙吟；望江南；西江月；行香子等在内的三十多个词牌，这就非常便于他表达各种题材的思想和情感。有些题材，用词来表达，就比较容易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而用诗来表达，就显得沉闷。读起来觉得很没有气势。
苏轼曾为三位去世的妻子写过怀念的诗词，给第一任妻子王弗写的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给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写的是《减字木兰花》（不是秋光，只有离人照断肠）。给侍妾王朝云写的是《朝云诗》，怀念的内容不同，使用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为什么苏轼会用不同的词牌和诗表达他对三位最亲近的女人的怀念之情，只有苏轼自己来最清楚，但用“怕写诗”和“敢写词”的理由是说不清楚的。
三、苏轼有黄州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深入体验社会和民众生活。也有充足的时间写作诗词。
诗词写作是需要时间的，而苏轼在黄州时，有充足的时间体验生活，也有富裕的时间搞创作。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职务是团练副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是一个空头官职，其实上是“无官一身轻”，苏轼自称，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著述，当然也有充足的时间体验生活和“生产”诗词等文学产品，并使词作的艺术水平获得大突破。
无数事实证明，如果文学家没有时间深入底层社会去了解生活，不行“万里路”，只读“万卷书”，而是高居庙堂，闭门造车，写出的任何文学作品，必定是苍白无味的。因此，对于官场中的苏轼而言，因“乌台诗案”遭到贬谪，的确是一次灾难，但对于文学家的苏轼而言，贬谪到黄州无疑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能“迫使”苏轼有机会融入社会底层，获得丰富的生活素材，利用充裕的时间写诗作词。获得质量和数量的双丰收。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文学家的创作源泉和艺术生命。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普遍规律。屈原被放到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在流死亡中和山民们一起劳动，过着艰苦的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从而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如《离骚》《天问》《九章》。李白遭贬后，行万里路，“游山玩水”，才能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传世名句。杜甫周游四海才能写出《兵车行》等大量的不朽诗篇。
毛主席说过，文学创作的素材都来源于生活，而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则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现代的许多作家，由于能深入工农兵和广大群众之中，了解他们，体验他们，都写出了为人民大众所称赞的作品。如果魏巍不深入志愿军体验生活，绝对写不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周立波如不参加土地改革，体验生活，也写不出《暴风骤雨》这些传世之作。
但并不是所有被贬谪的文学人都能像苏轼一样能成为文学大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凡是高居庙堂之上，不关心底层劳苦大众疾苦，只热心于“闭门造车”的“翰林学士”，即使被贬谪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成为大文学家。只有那些愿意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关心民众疾苦和有远大抱负的文学家，才能创作出不朽之作。
苏轼之所以在被贬黄州后，能写出巅峰水平的词作，主要原因是
神宗皇帝借“乌台诗案”这一政治案件将苏轼贬谪到黄州后，客观上为苏轼提供了一个较长时期接触底层社会和民众，能深入了解民众生活和疾苦，广泛接触大自然和祖国美好壮丽的山河，体验社会生活的难得机会，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为苏轼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这是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深层原因。
苏轼顺应诗词的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潮流，潜心实践和研究词这种新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也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长期被贬使苏轼“无官一身轻”，不被繁杂的琐事所困扰，有充足的时间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潜心从事创作，也是苏轼诗词创作在黄州大放异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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