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大师袁珂著作丰富――无标题日期:&&&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作为继鲁迅、茅盾、郭沫若后第三代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不仅在理论构建上提出“广义神话论”，他还撰写了《中国神话》《中国神话故事》《神异篇》《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等多部著作，此外，他也对《山海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撰写了最权威最经典的《山海经校注》。&&&&从搜集资料做起撰写多部学术专著&&&&据马春华介绍，中国神话向来无专书，而且资料零碎，不利于研究。袁珂便从神话资料的搜集做起，披荆斩棘完成了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神话专集《中国古代神话》。全书运用上千条资料，将零散的神话传说熔铸成为一个整体，首次勾画了中国神话的发展轨迹与大致面貌，提高了神话的文学价值，也使得中国神话的“贫乏说”自此消歇。之后，他凭一己之力先后撰写了《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中国神话大辞典》三部辞书，这在学术界属于破天荒的创举。《中国神话传说词典》有60万字，收词目3006条，另附参考词目269条，释文直接引用先秦古籍，不但数据宏富、引据确凿，而且考订精审、时有创见；《中国民族神话词典》有30万字，可视为前者的续篇，专门收录少数民族神话的词条；《中国神话大词典》则是前二者的融合，同时也进行了增补、订误，使之更为完善。&&&&袁珂的《中国神话通论》与《中国神话史》，则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对中国神话进行了理论构建，前者紧扣神话文学本质，上伸下延，对中国神话的起源、发展、散亡及其特色做了深入论述；后者则从原始社会前期神话、先秦时代神话，一直叙述到明清神话，同时对民间流传的神话、少数民族的神话研究以及中国神话研究史等，都有专章介绍。二者相互依存，并行不悖，将“广义神话论”的观点始终贯穿其间，并首次对中国神话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研究，成为神话研究者的必读书。&&&&深入研究《山海经》写成最经典版本&&&&袁珂对《山海经》也做了深入而鲜明的研究。《山海经》作为我国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古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袁珂的必读之书。1962年，他从神话的角度对《海经》进行校正、诠释，完成《山海经?海经新释》13卷，后又完成《山经柬释》5卷，合成《山海经校注》18卷，于1980年出版，成为《山海经》的最佳注本。后袁珂又对全书进行了一次增补修订，尤其是对《山经》部分作了更为详明的笺注。增订本由巴蜀书社出版，先后两次印刷。2014年，后浪出版公司推出袁珂生前最终修订的《山海经校注》，“本书在1996年增补本基础之上，加之袁珂生前修订内容，更注重《山海经》本身的内证、新近文物出土的学术成果，以及金文和甲骨文等方面的运用，大大丰富了神话内容，不但解释了中国远古神话的问题，而且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随文所配插图，更是重新进行了修复，弥补了古本《山海经》有图，而今已亡佚的缺憾。”该书编辑马春华表示，“此书对研究《山海经》及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学术贡献历久弥新，堪称《山海经》校注最权威最经典版本。”&&&&“以前总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中国人缺乏神话幻想的能力，艳羡希腊、罗马诸文明古国的神话，认为中国神话资料缺乏，国内学术界也一度存在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创世神话的争论，甚至前几年曾出现过中国神话源于韩国的谬论，袁珂先生这一系列神话学著作的出版既使中国神话谱系完整化、清晰化，也使某些谬误不攻自破。”&&&&作品简介：&&&&本书为袁珂先生在系统研究《山海经》基础之上，经过校勘、考辨、注释，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的一部传统文化典籍经典之作。并于1984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一等奖，是研究中国上古图腾社会的珍贵史料。随文所配插图，更弥补了古本《山海经》有图，而今已亡佚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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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及其《山海经新校正》研究综述
　　毕沅为乾嘉学者，长于考据，曾任陕甘总督、山东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以史地、文字、音韵知识校雠《山海经》，著《山海经新校正》。本文主要对毕沅及其《山海经新校正》自成书以来的研究作综合梳理，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毕沅及其《山海经新校正》有所裨益。&
　　一、民国之前&
　　民国之前对毕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年谱和人物传记上。专门记述毕沅生平的是其门徒史善长所著的《m山毕公年谱》，史书如《清史稿》、《清史列传》中也有记载。此外，名人传记类丛书中也有记载毕沅生平事迹的，如《清代七百名人传》、《国朝先正事略》等，简单介绍了毕沅生平、为官事迹和学术成就，是我们考察毕沅生平的重要资料。&
　　自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成书以来，清代后来的注家在注释《山海经》时都或多或少地对《山海经新校正》作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著作中：&
　　目前，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是清代《山海经》学之翘楚，阮元《序》称赞道：&今郝氏究心是经&&粲然毕著，斐然成章。&[1]郝懿行在《序》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作者、篇目等问题的看法，基本沿袭毕说。郝氏关于山名水道的考证多取之毕作，校正经文时也多援引毕沅的成果，且对毕校过分简单之处做了补充。陈逢衡在《自序》中也基本秉承了毕沅的观点，认为《山海经》为写实之作，&是书之弃置不道，一误于郭氏景纯注，务为神奇不测之谈，并有正文所无而妄为添设者&&&。[2]陈氏忽略郭注，直读经文，多处参考毕注来批驳郭注，可见他极为赞赏毕沅的校注成果。俞氏独辟蹊径，强调文义通达并兼通古人义例。他不拘泥于前人，肯定毕沅、郝懿行等人的校注成果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了分析和补充，如对《西次四经》诸次之水&是多众蛇&条的订讹。[3]此外，毕沅对各山地位和祭祀之礼的解说并无通论，俞氏在此基础之上作了系统详尽的阐发。&
　　二、民国初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的目光集中在对毕沅生平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上，相关著作有陈清泉《中国史学家评传》等，但对毕沅只是偶有涉及，概述毕沅的生平及著作的论文有王继《毕秋帆述评》。这一时期学界也关注到了毕沅的其他学术成就，如王继光《&续资治通鉴&刊刻本辩证》等。&
　　个别学者在当代神话研究的视角下也注意到了毕本《山海经新校正》的学术价值。袁珂先生编有《山海经校注》，该书着重于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袁先生认为&毕目光所瞩，专在山川古今异同&，[4]在注释的过程中，对毕沅有关神话部分的解释作出了合理的评价。其后，袁先生又出版了《山海经校译》，在《序》中大力称赞毕沅对经文入注和入注经文的发现和恢复，但同时他也指出毕沅所作的这项工作只是很小一部分，并不彻底。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著有《山海经考》，此篇论文先历述篇目，又对各注家有所批评，其中肯定了毕注本在《山海经》研究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古今篇目之说，要以毕氏考证最为精透&[5]，并认为毕以独到的眼光识别《水经》入经文&是毕氏之远识&，同时也支持毕沅将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视为驳杂之作，但又独抒己见&吾人依其所博引旁搜，而有所得者亦不少，不宜以其芜杂之故，而漫然弃置之也。&[5]&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研究毕沅的相关专著是倪慧颖《毕沅幕府与文学》，简要介绍了毕沅为官陕西、山东、湖北三个时期的幕府活动和学术成就。在人物传记方面，有陈雅飞《毕沅、毕泷家世生平考》。此外，研究毕沅其他著作的论文，主要是利用《经训堂丛书》中所收毕沅辑撰的著作，来考察其在史籍编纂、地理文献、金石学等方面运用的方法及取得的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统计共有单篇论文20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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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权威《山海经》校注本来了
中国江西网-江西日报
【字体：&&】&【】&
　　“五十年前流亡日，文坛争论正喧阗。聊驱蚊蚋搜神话，不料专家出后贤。病眼迷离感慨多，椎轮大辂竟如何。少年锐气今销歇，仰望专家阿弥陀。”是大文豪茅盾曾在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重印〈中国神话研究ABC〉感赋》一诗，其中的“专家”即指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　　近日，由袁珂生前最终修订的《山海经校注》由后浪出版公司推出。该书为袁珂在系统研究《山海经》基础之上，经过校勘、考辨、注释，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的一部传统文化典籍经典之作。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中国名著，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影响很大，也颇受国际汉学界重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山海经校注》为袁珂先生在系统研究《山海经》基础之上，经过校勘、考辨、注释，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的一部传统文化典籍经典之作。《山海经校注》自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于1984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一等奖，是研究中国上古图腾社会珍贵史料、领略古代神话传奇的必读著作。与一般校注类著作相比，作者以其深厚的神话功底，旁征博引，对《山海经》中相关神话的解读颇有独到之处。注释除引经据典外，还注重《山海经》本身的内证、新近文物出土的学术成果，以及金文和甲骨文等方面的运用，不但解释了中国远古神话的问题，而且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随文所配插图，更弥补了古本《山海经》有图，而今已亡佚的缺憾。　　《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　　袁珂 校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定价：128.00元　　袁珂（），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著述颇丰,多数著作被翻译成俄、日、英、法、意、韩、捷克、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其作品还在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　　 注重新近文物出土成果　　据该书编辑马春华介绍，此前已面世的《山海经校注》共有3个中文繁简体版本，一是1980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此为首次出版；二是1996年的巴蜀书社版，此为增补修订版；三是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的繁体版。“本书在1996年增补本基础之上，加之袁珂生前修订内容，更注重《山海经》本身的内证、新近文物出土的学术成果，以及金文和甲骨文等方面的运用，大大丰富了神话内容，不但解释了中国远古神话的问题，而且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随文所配插图，更是重新进行了修复，弥补了古本《山海经》有图，而今已亡佚的缺憾。”　　马春华表示，《山海经校注》于1984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一等奖。自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后有日本和法国等国著名学者引用此书多处，国内研究《楚辞》与神话的著名学者萧兵在其著作中也屡次引用该书。“三十余年来，此书对研究《山海经》及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学术贡献历久弥新，堪称《山海经》校注最权威最经典版本。”　　六个“太阳”中间填写书名　　十年前，该书的校注者、“系统研究中国神话第一人”的袁珂驾鹤西去。为何此书最终修订版今年才面世？马春华说，2011年，网络盛传“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等传言，后浪出版公司与袁珂的儿子袁思成取得联系，连续出版了由袁珂撰写的《中国神话传说》和《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两书，重新唤醒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此后，袁思成将袁珂生前亲自校订的这份弥足珍贵的手稿交给出版方，才有了《山海经校注》出版计划。　　马春华称，《山海经校注》护封所用的图片，是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一二二号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青铜车杠箍侧壁纹饰。这种异常华丽的错金银车饰特征极强，是典型的东汉王室专属专用器物。其图案内容基本上无一例外全部是象舆、骑射、骆驼与凤鸟为主题的四段，间以云山、羽人、飞鸟、熊、虎、兔、鹿等纹饰。　　“本版《山海经校注》所用的正是其中一段。最终读者见到的是，在六个‘太阳’中间填写书名，玩笑一点说，如果书名是六七个字，怕是就出不来现在的效果了。”马春华说。　　填补中国神话研究空白　　在袁珂之子袁思成看来，《山海经》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也是最古老的一部古籍，然而文字的脱、讹、倒、衍，经文入注、注入经文、错简和他书阑入的情况，也较其他古籍为甚，这些情况，历代的注家并没有完全将它搞清楚，所以此书非常难读。　　“‘五四’以来，各种古籍都有人整理过唯独没有人整理《山海经》，尤其没有人从神话角度去整理《山海经》，原因也就在于此。然而，父亲花费了二十余年的心血所著的《山海经校注》，是努力从神话角度将此书校勘、整理、注释出来，算是填补了神话研究的空白，在此基础上，他又做了《山海经校译》和《山海经全译》等译注工作。”袁思成说。　　据了解，生于1916年的袁珂著述颇丰。1950年出版《中国古代神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在海内外的学术声望。之后，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等20余部著作，多数被翻译成俄、日、英、法、意、韩、捷克、波兰、西班牙等多种语言，部分作品还在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　　 袁珂的“神话”人生　　作为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的独子，袁思成承继父志，同样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日前，袁思成忆述了其父袁珂先生的“神话”人生。　　很小就是“故事大王”　　袁思成表示，其父袁珂长期致力于中国神话研究，绝非偶然。“父亲的出生地四川新繁县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人文积淀的地方，曾先后走出了李德裕、吴虞、艾芜等历史文化名人。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十分着迷，爱不释手。”　　袁思成说，父亲袁珂乐于在居家的小院子里给小伙伴们讲故事，凭借无穷的想象，竟能把一个安徒生童话故事讲上半年，并且让小伙伴们个个听得入迷、听得废寝忘食，有的甚至乐得哈哈大笑不止，笑得人仰马翻。他小小年纪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　　不顾冷嘲热讽投身神话　　“长期以来，西方人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缺乏神话，是一个没有神话的民族。这便深深地刺痛了父亲的神经，他深知中国不仅有而且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神话传说却又如散珠碎片湮没在浩瀚的经、史、子、集等古籍资料中，他想把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珍珠、玉片用一根线把它们贯穿起来，使之成为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一门独立学科。”袁思成说，当时神话研究不仅属于冷门，而且难登大雅之堂，痴迷于其中的袁珂却不顾冷嘲热讽，投入全部精力研究它。　　让中国神话学走向世界　　在袁思成看来，袁珂一辈子研究神话，让“沉珠再现、隐星发亮”。“父亲十分清楚自己所要攀登的中国神话学的巅峰是如此的陡峭险峻、步步荆棘，但他怀着对祖国民族文化的一片赤子之情，六十年如一日地甘坐冷板凳，埋头钻研神话，把散落在群籍中的吉光片羽遴选出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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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海经》神话研究
发布时间：责任编辑：美斌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论文，欢迎各位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借鉴哦!
　　摘 要：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真正使《山海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后老一辈学者们运用人类学等新的学术理论为《山海经》的神话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七八十年代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近年来结合考古材料尤其是汉画像石进行《山海经》的神话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关键词：山海经;神话;综述;考古
　　《山海经》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涉及神话、地理、历史、方物、民族、民俗、天文、历法、宗教诸方面，被称为中国上古典籍中的&奇书&。但以前《山海经》因其内容怪诞不经，多被当作&虚妄之言&。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因他对其可信性表示了明确怀疑，这对《山海经》在华夏文明传统中的地位产生了根本影响，自汉刘秀整理作《上〈山海经〉表》、晋郭璞首次为注后，一千年间问津者寥寥，直到明清时才再次有学者进行校注释义。其后如蒙文通、王国维、胡厚宣、顾颉刚诸先生的研究则开始使学界重新定位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至于《山海经》的研究方向，如郦道元、自隋唐至宋各史志、清毕沅等都视其为地理书，一直也有很多学者热衷于其地理考证。但是尽管《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不可否认，其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仍存在局限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地理描述中夹杂的大量神怪内容。
　　真正使《山海经》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却是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以及人类学、神话学等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山海经》中的大量神怪内容不再遭到史学家的诟病反而成为当代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神话&或&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基石。
　　一、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山海经》神话研究
　　关于20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1994年出版的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包含中国&原始神话&最多的古代典籍《山海经》，正是神话研究的重要部分。
　　其中沈雁冰先生可谓是奠定了现代《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基本格局，他反对把《山海经》当作实用的地理书，也反对把《山海经》看作&小说&：&他们不知道这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其著作《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就对《山海经》的西王母神话、开辟神话、昆仑神话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且首先注意到西王母在此经中还不是美人形而是半兽形。
　　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还有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他将《山海经》的神话分为哲学的神话、科学的神话、宗教的神话、历史的神话、社会的神话五类，并归纳了《山海经》神话演化的趋势及其价值。卫聚贤的《〈山海经〉的研究》(收入《古史研究》第二集下册，1935)则注重与印度及其他国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其从外来方向寻找中国神话的来源所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但其研究之细致、资料之广博仍值得借鉴。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7)认为《山海经》是有旅行指南特殊功能的实用地理书，书中所载种种神怪及祠祭神灵的正法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的。虽然仍将《山海经》放入地理书范畴，却并未回避其中神怪内容。顾颉刚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史学论丛》1934年第1期)则首次提出昆仑和蓬莱神话系统的分类，此分类仍为现在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们所借鉴。此外如凌纯声、荣肇祖、钟敬文等也都有涉及这方面研究。
　　以上老一辈学者们用新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山海经》中的神怪内容，为后来学者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的研究
　　在七八十年代后《山海经》的神话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出现了相关研究专著，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的广度、深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台湾学者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8)以《山海经》所载为主，杂以他书记载，对夸父的神话谱系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他国神话及马王堆汉墓帛书探讨了中国的幽冥神话系统。李丰的《山海经&&神话的故乡》(1982)对《山海经》的神怪进行了重新编排，分为山川宝藏、帝王世系、远方异国、神话信仰几方面，使人一目了然，但不免失了几分原始的趣味。袁珂则是大陆学者在中国神话研究上的代表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如今研究山海经的必备注本，其专著《中国神话史》(1988)等对《山海经》的神话做了详细描述，同时探讨了昆仑山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日本学者对《山海经》也有相当的关注度，代表人物有小川琢治、伊藤清司，前者的《〈山海经〉考》(收入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1931)证明《山海经》为原始社会图腾崇拜背景下的作品，这一观点至今仍对国内学界有相当影响。后者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90)将《山海经》作为民俗资料进行了全面考察，将《山海经》中的神怪分为恶鬼和善神两大类，认为其确为古代圣贤传讲的辨别万物善恶之书，以应对危险的外部世界。
　　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有田兆原的《神话与中国社会》(1998)，他将西周以后的神话分为齐鲁三晋、楚、秦三大系统，其中将《山海经》归为楚神话系统，这进一步促进了《山海经》同《楚辞》的比较研究。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1999)不仅详细考察研究了《山海经》中的&神&(他认为那些具有图腾祖先属性的鸟兽鱼虫，具有神性的草木和散见于各山并且大多被称为&神&的神，以及在各次山经最后一段文字中所介绍的神都可归为&神&这一类)和神话，更进一步地对&小型部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进行了探索。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合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2004)则提出了&神话政治地理书&的概念，比之&地理&、&神话&、&神话地理&的定性更进了一步，极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书中利用文化人类学对《山海经》的神话观念及昆仑神话系统等都有较有新意的论述。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则有张佳颖、张步天的《&〈山海经〉神话群系&的传承流变》(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6)，提出了《山海经》&神话群系&的概念，研究了女娲神话、射日奔月神话、黄帝蚩尤之战神话、西王母神话、桑蚕神话的传承流变。以及一些如《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1997)、《山海经的神话思维》(2003)、《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演变和特征》(2008)等从神话思维角度剖析《山海经》神怪内容的论文以及一些将《山海经》与《楚辞》、《逸周书》、《禹贡》诸书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从中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神怪的考释而是开始思考这些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
&　　三、汉画像石与《山海经》神话研究的结合
　　不可否认的是《山海经》对神话的记载仍是极为散乱、简约的，而人类学的神话理论和田野材料又存在很大局限性，所以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来复原古代神话已成为《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方法，比如广为人知的马王堆汉墓帛画以及诸多相关的秦简汉简。其中汉画像石因其数量和可信度成为主要考古资料，这些材料的年代容易确认，离《山海经》产生的时代不远，内容生动、真实而直观，有相当丰富的以神话、传说、鬼神崇拜为内容的作品，无疑是研究《山海经》可资参证的珍贵材料。
　　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新报&学灯》第41，42期，1939年)、闻一多的《伏羲考》(收入《闻一多全集》，1948)等论文率先使用了汉画像石资料(武梁祠画像石)来研究人首蛇身像，得出其为伏羲女娲的结论，如今仍是得到普遍认同，足见老一辈学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在解释汉画像石中神怪内容并与《山海经》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方面有着开创之功的则是日本学者林已奈夫的《汉代的鬼神世界》(1974)，曾布川宽的《昆仑山与升仙图》(1979)等著作。此后结合汉画像石与《山海经》等文献资料进行神话研究的论著就层出不穷，可谓方兴未艾。
　　这些论著中大部分是研究《山海经》中某一种或某一类神怪，如西王母。描述西王母的最古老的文献是《山海经》，在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母题，在诸多提到西王母的文献中只有《山海经》对这位神包括她的头饰&胜&、侍奉她的鸟和她栖居的那座山的描述同出现在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相差无几，而且&汉代艺术中充满了图案、叙事、古代圣贤故事、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保护者、天上的居住者，但只有一位神，这就是西王母，东王公只是配角&，这使得西王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诸如德效骞、鲁惟一、顾颉刚、巫鸿等学者曾讨论过汉以前和汉代各种文献中描述的西王母。其中巫鸿从一个艺术史家的角度来研究西王母，他以西王母的汉画像为原始资料，用文献作为补充，多方面阐释了她的形象。他对于西王母和昆仑山神话从东周到东汉时期的融合过程，也有过详细的讨论。简&詹姆斯的《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美术研究，1997)对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图式的结构、区域特色进行了详细分析。国内论西王母图像的专文有陈履生的《神话主神研究》(1987)、李锦山的《西王母题材画像石及其相关同题》(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和顾森的《汉画中西王母的图像研究》(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这些主要研究西王母的图式，及其与东王公作为一对主神同伏羲女娲进行了对比研究。最近出版的李淞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2000)为西王母研究的最新专著，详尽描述了西王母图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对西王母图像的地方性和共性加以具体研究，并探讨了其演变的历史因素和宗教因素。
　　其他诸如贺西林的《汉画阴阳主神考》、陈江风的《&羲和捧日、常羲捧月&画像石质疑》、孟庆利的《汉墓砖画&伏羲、女娲像&考》、过文英的《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则对汉画中常见的与日月组合在一起的人首龙(蛇)身的身份进行了考释，并探讨了女娲是如何从独立女神演变为伏羲女娲对偶神的。吴荣曾的《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董良敏的《&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通过汉画像对《山海经》中操蛇的神人这一群体进行了研究，探讨了画像石中这一母题的创作思想和作用。王炜林的《陕北的汉画像石墓与画像石》提到了神木大保当墓葬特有的句芒与蓐收画像石。赵逵夫的《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从《山海经》中得出织女牵牛的原型为周人秦人的远祖，是由历史人物产生的星座名，又以画像石为证。还有关于河伯、雷公、虹神等神以及熊、虎、龙、凤、开明等动物的结合《山海经》与汉画像石的研究文章。
　　而较为集中地考察汉画像石的神话内容并结合《山海经》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有李发林的《汉画考释和研究》(2000)，李立的《汉墓神画研究》(2004)，牛天伟、金爱秀的《汉画神灵图像考述》(2006)，尤其李立通过艺术、宗教、神话、考古、民俗等多角度探索和辨析探讨了&神画&内容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地综合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四、总结与不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如今考古材料已经成为《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源泉，即所谓&神话考古&，且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虽说诸多考古资料如汉画像石中神怪形象的塑造应该也必然会有古代神话传说上的依据，以《山海经》神话传说中的神怪形象为&基准&来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虽然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二者的区别和差异也是明显的(造成这种区别和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于是不免产生主观性的揣测和类比，学界已不乏质疑之声。所以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同时，徐复观先生曾经指出：&研究神话，一定要在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好《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前提和落脚点，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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