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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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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转帖)泰山羊祉“重开褒斜”《石门铭》
重开褒斜《石门铭》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迥，屯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湮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箩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槃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崄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回车已降[南]开创旧路，释岭磴[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磎栈壑，碎[砰]崄梁及[危]，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輈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锦罽毼之饶，充仞[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肩息，壮矣！自非思埓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
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迺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崄，惟[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窿高阁，有车嶙嶙。威[咸]夷石道，驷牡其駰。千载绝轨，百两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
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
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
石师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铭文右下方有一段刻字，俗称《石门铭小记》。亦据《六朝文》转录于下：
案[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馀功至二年正月讫手。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极矣哉！后之君子异世同闻焉!
贾哲字三德
著名的之一。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二年（509）正月，太原典签书丹、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崖壁。将其列为“神品”，云：“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汉中褒谷口是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六年而成，古称“石门”。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4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隧道与栈道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褒斜石门是世界上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后汉开凿石门道破废，本崖文即记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经过与结果，传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盛举。《石门铭》全文融记事、颂功、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是石刻铭文的代表作。
汉代，佛学由印度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学适应社会意识需要而日益炽盛，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记其事。有的凿石以作碑碣，有的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短时间内，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一度无数。石质坚硬，可以永久保存，尤其是摩崖，因山高险绝而常人难以到达，故少人为破坏。《石门铭》是北魏摩崖石刻的代表，也是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崖面广阔，摆脱纸张限制，大书深刻，笔阵森严，气势雄峻，故而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大朴不雕的阳刚之美，堪称鸿篇巨制。此摩崖石刻今已割移藏于陕西汉中博物馆。
《石门铭》以首页“此”字不损者为佳拓。此石刻为正书，凡28行，满行22字，后段题记为7行，每行9-10字。它吸取了处于同一地汉隶名品《石门颂》苍劲凝练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则吸取了汉隶跌宕开张、奇崛大气的特点，书风超逸疏宕、舒展自然。誉之为“神品”，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书者王远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但康有为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石门铭》是魏碑中可以临摹、借鉴的上佳范本之一，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书法家都曾得此石之沾溉。
《石门铭》记载了北魏修复褒斜道南段的史实，颂扬了倡导者和主事者的功绩，但铭文有异文，史事表述和人物评价有与历史不符者。本文的重点在辨识异文，论辨“汉中献地”、“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筹等张蔡”的真实所指和羊祉、贾三德的身份及事功，探讨《石门铭》的文学特色和艺术地位，认为《石门铭》是北碑的巅峰，是碑帖的精华，是书体由隶而楷的代表，是书法流畅飘逸的杰作，是骨力、气度、神韵俱佳的艺术典范。
《石门铭》自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镌刻于古褒斜栈道南端石门隧道东壁，后世特别是清以降对它极为关注，或记录铭文，或稽考史事，或探究艺术，成就斐然。本文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就文字训诂、史事正误、人物事功、历史典故、文学特色、艺术地位的若干具体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从现今发现的史料，最早收录《石门铭》全文的是清康熙二十八年滕天绶修《汉南郡志》（以下简称《郡志》），但有缺字衍字。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嘉庆十年王昶《金石萃编》（以下简称《萃编》）、嘉庆十三年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六朝文》）、嘉庆二十年王森文《石门碑醳》（以下简称《碑醳》）、同治十三年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以下简称《辑略》）以及康熙以后的《汉中府志》，亦收录铭文，皆有缺字或与原刻未合者。其中，以《六朝文》所录铭文最接近原刻，兹转录于下，其缺字和错字以当今学者郭荣章先生《北魏〈石门铭〉考》（收入其专著《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释文补正。
为误读，此不赘列，仅就下面几处重要者做点辨析：
上述两段文字，共623字，其中铭文全文560字。上述释文最符合原刻，其他史籍所载，与它们都有差异，多数差
序文第一字“此”字。现存石刻无“此”字，金石书法界以“此”字有无来鉴别拓本早晚、真伪的争论仍有发生，但细摩原刻，并揆之以史料和汉语语法，应有“此”字。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魏石门铭》：“右魏《石门铭》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遂[始]开……。’”单引号内的文字，皆系铭文原文，即有“此”字。明代拓片、清代的录文和民国的摹刻，亦皆有“此”字。凿迁后的石刻虽无此字，但序文首行与其他各行比较，明显空出第一字位置，且此处稍低而平，如原文无“此”字，则“门”字应上移刻于此处。“此”字之缺应系崖面剥蚀所致。
“绵迥”。前人均释为“绵迥”，今人或释为“绵回（廻）”。《说文》：“迥，远也。””绵迥”指久远，“绵回”指连绵不绝，意思有别。原刻为“迥”字无异，今人为误释或疏忽。
“屯夷递作”。《萃编》、《六朝文》作“屯夷”，是。《郡志》、《辑略》作“戎彝”；《集成》作“寇盗”；《碑醳》作“戎夷”。
“屯夷”谓艰危与平定。《梁书·萧颖达传》：“契阔屯夷，载形心事。”《资治通鉴》卷132：“（卢）度世闺门之内，和而有礼。虽世有屯夷，家有贫富，百口怡怡，丰俭同之。”胡三省注：屯，多难也。夷，平易也。
“递作”指交替，轮流。“屯夷递作”与上下文连起来解释，就是石门凿开后年代久远，社会混乱与安定交替，因而有时畅通，有时壅塞。“寇盗”系误释；“戎夷”系对“戎”字误读所致。“戎”原刻作“モ”，系篆、隶“屯”字之一种写法（见汉《曹全碑阴》，亦见于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前112上、《沈君神道阙》），非“戎”；“戎彝”系因与“戎夷”通而误。《别雅》卷1：“彝戎，夷戎也……。””戎夷”泛指少数民族，“戎夷递作”难解，石门通塞与少数民族无直接关系。北魏本身为少数民族统治，撰文者不会将石门“乍开乍闭”的原因归咎于“戎夷递作”。
“转输难阻”。文意不通，应为“艰阻”，因“艰”、“难”繁体字形近似而致书写笔误。祝嘉曰：“沿上句‘难升’的难而误。”是。
“砰崄梁危”。《郡志》、《集成》、《碑醳》、《辑略》录文皆如是。其他还有释为“碎崄”、“平险”者，误。“砰”，有抨击，撞击意，“砰崄”指对危险的地方进行治理。“危”指高峻，“梁”为名词动用，指架设桥梁。“砰崄梁危”与上文“填磎栈壑”句式相同，“栈”亦为名词动用。两句连起来解释，就是对山谷河沟进行平整，对高峻危险地带进行治理，修筑栈道，架设桥梁。
“盐铁”。《萃编》、《六朝文》作“盐铁”，其他作“炉铁”。应作“盐铁”。因“炉”与“盐”繁体形近而误。原刻“盐”字（繁体）左上偏旁之“臣”字为简写，使整个字与“炉”很相似。这也是汉字由繁到简的一种反映。
&“纨锦”。《郡志》、《萃编》、《六朝文》、《辑略》作“纨锦”，《集成》、《碑醳》作“纨绵”，皆可通，但以“纨锦”为是（原刻更似“锦”字）。“纨”指白色丝绢，“锦”为彩色丝织品，《说文·帛部》：“锦，襄色织文也。””绵”为“緜”的通假字。《玉篇》、《广韵》皆谓“绵”同“緜”，《玉篇·系部》：“緜，新絮也。””纨锦”指各种丝织品，文意更通达。
韵文中之“关疆”。前人皆释作“关疆”，郭荣章先生辨为“关壃”，是。意思相同。《玉篇·土部》：“壃，同疆。”
《石门铭小记》中之“讫手”。《萃编》、《六朝文》、《碑醳》皆作“讫手”，《辑略》释为“讫乎”，今人或作“讫乎”，并与下文成一句。原刻更似“手”字。“讫手”可释为罢手、结束，与上文相连其意尚可通；“讫乎”与下文相连，实难句读，且使“馀功至二年正月”成为不完整的一句话。
艺术地位辨正
与在文学评论中名不见经传不同的是，在金石界和书法艺术著作中，《石门铭》久负盛名。除本文第一部分所列收录铭文典籍外，宋欧阳修《集古录》、洪迈《隶释》、清钱大昕《潜揅堂金石文跋尾》、毕沅《关中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对《石门铭》都有介绍、研究，或考证史事，或品评书法。随着20世纪70年代摩崖石刻被凿迁至室内，观瞻和释读更加方便，从书法艺术角度研究《石门铭》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各类专著和论文，对《石门铭》的艺术价值给与了高度肯定，或称其字兼隶楷，苍劲凝炼，或谓其圆笔有方，疏宕奔放，或赞其结字浑厚，布白匀整，极尽自然之妙，为魏碑“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之代表。在诸多评论中，尤以康有为之评具体、全面，亦见其极为推重。在数万字的《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反复论及《石门铭》，极赞其“飞逸”、“奇逸”、“精丽”、“疏逸”，将其列为“神品”、“仙品”，将书者王远列为正书“十家”之一，在其15首《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专门称述《石门铭》：“餐霞神彩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
那么，《石门铭》在碑苑和书坛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呢？
艺术作品的评价本是一桩见仁见智之事，一方面评述语往往抽象，一方面随着评述者欣赏角度和好恶不同而结论常常相异甚至相反，就像赵文渊的《华岳颂》，有人以为很坏，有人以为很好；连公认的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诗帖》，学界也有不同观点。不过，把古今与《石门铭》比较或并列的作品或作者做一分析比照，还是可以对《石门铭》的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的。
与《石门颂》、《西狭颂》、《孔宙碑》相比。杨守敬《平碑记》曰：《石门铭》“飘逸有致，即从《石门颂》出者”，康有为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王远、郑道昭则《西狭》之遗”，梁启超《碑帖跋》谓“《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石门颂》、《西狭颂》、《孔宙碑》皆为汉隶代表。杨守敬《平碑记》称《石门颂》
“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谓《西狭颂》“方正雄伟”，康有为曰：“至于隶法，体气益多，……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朱彝尊《曝书亭集》以“《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祝嘉称“布置巧妙，错综变化，以《石门（颂）》为胜，端庄秀美，巧拙兼施，以《西狭》为胜”，诸家将《石门铭》与三汉隶代表比较，是因《石门铭》吸取了汉隶跌宕、开放、奇崛之特点，古朴浑厚，飞逸姿肆。
与蔡邕、钟繇艺术成就相比。康有为以为，《石门铭》“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宠也。”蔡邕（曾拜左中郎将）工篆、隶，以隶书造诣最高、名望最重，并创造“飞白书”；钟繇（字元常）师承曹喜、蔡邕，青出于蓝，被奉为楷法之祖。康氏称《石门颂》、《石门铭》其地其书出源很古，在书法史和书法艺术上可以与蔡邕争分野，且钟繇之法也不能包罗,可见其成就之高。
与《兰亭序》相比。当代书法家沈延毅认为，“骨力是书法美的最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生命力所在。若以骨力、骨气论，北魏书家王远的《石门铭》足以压倒王羲之的《兰亭序》。”胡兰成亦认为：“书法有形态，有风韵，有气度。形态佳不如风韵佳，风韵佳不如气度佳。……王羲之书风韵佳绝，而气度不如钟繇。……而汉魏摩崖诸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少室开母石阙、泰山金刚经，则无不纳风韵于气度，故能高视古今。”王羲之为书圣，康有为在诗中称王远为书仙。沈延毅甚至作诗云王羲之不如王远：“举世千年赞墨皇，临池反复细端详。龙蛇人笔苞元气，毕竟南王逊北王。”王羲之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书法创立了至高的准则。认为王羲之书之骨气、气度不如《石门铭》，甚至王羲之逊于王远，是否偏颇，都反映了《石门铭》艺术造诣之高。
与《爨龙颜碑》、《吊比干墓文》、《嵩高灵庙碑阴》并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十六宗”，并引用古语“君之宗之”，说明为学各有所宗，诗文、碑帖亦然。其中“宗上”有三，《石门铭》居第二，“为飞逸浑穆之宗”，另二为《爨龙颜碑》和《吊比干墓文》，分别为“雄强茂美之宗”和“瘦硬峻拔之宗”。在《碑品》篇，康氏以书道之天然与功夫两个标准，将南、北碑分为神、妙、高、精、逸、能六品十一级，共举77碑，而《石门铭》与《爨龙颜碑》、《灵庙碑阴》并列“神品”。《爨龙颜》为南碑代表，书在楷、隶之间，与《爨宝子》一起被康有为推为“古今楷法第一”；《吊比干墓文》结字宽博，用笔周到，翁闿运称其“近开东魏之风，远启隋《龙藏寺碑》及唐褚遂良书派”，故在《谈北魏书法》中将其归为北碑之“方劲古秀派”。《爨龙颜碑》和《吊比干墓文》的艺术地位使它们与《石门铭》并列“宗上”。《灵庙碑》脱胎于魏晋隶书，笔法兼取真隶，意高韵逸，翁闿运赞其“精美绝伦，体兼隶法而不嫌其古，用笔大起大落而不涉于犷，真达到了孙过庭所谓‘古不乖今[时]，今不同弊’的境界。”康有为称“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灵庙碑阴》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为隶楷之极则也”，当是它与《石门铭》并列“神品”的原因。
与《龙门二十品》并列。于右任先生1930年有诗曰：“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于右任将《石门铭》与《龙门二十品》并列，均给予了高度肯定。《二十品》为北碑造像题记的代表，其书以汉隶和晋隶为基础，杂糅各家之长而自成一体，既有隶书古朴刚健的风格，又有楷书端庄大方的神韵，代表了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极高成就。康有为称，“《石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相形之下，《石门铭》或许可视为圆笔之“极轨”。
与《瘗鹤铭》并列。将《瘗鹤铭》与《石门铭》并列，由来已久，但将它们合称“南北二铭”，似乎是当代人的观点。上世纪60年代，祝嘉先生作《论“南北二铭”》文，因对二铭“实有偏爱，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谈谈。”90年代以后，江苏镇江和陕西汉中的文博单位举办过几次《瘗鹤铭》、《石门铭》拓片拓本联展及相关学术研究交流活动，“南北二铭”之说渐被学界接受。而在古人，还未见作如是说。虽然二者都属摩崖，且时代大致相同，其结构、笔势、风韵亦相类，分别为南碑、北碑的代表，况“以名来讲，《鹤铭》远胜于《石门》”，但以其“实”，古今皆有人认为《石门铭》略胜一筹，与《瘗鹤铭》双峰对峙，雄视千古的是《郑文公下碑》。《广艺舟双楫》即以“《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以《石门铭》为三“神品”之一，而《瘗鹤铭》屈居“妙品下”。不过，将《瘗鹤铭》与《石门铭》并列,确能互为显扬。《瘗鹤铭》向为历代书家推重，气息直透六朝，为南碑之冠，高度评价者甚夥。黄庭坚在诗和文中，多次传述前人之说“大字无过《瘗鹤铭》”，曹世冕《法帖谱系》说：“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王昶《金石萃编》也认为《瘗鹤铭》“飘飘有仙气。”
《广艺舟双楫》在论及南碑时，有“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语，亦有并列意。对二铭的评述也有许多相同处，如“《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晞发”，称《瘗鹤铭》为《石门铭》之“法乳”（法嗣相传）等。
与李白之诗并列。梁启超说：“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指《石门铭》），皆其类也”，并以两个广东同乡——邓鸿胪一生的努力和康有为早年的经历证明之。李白为诗仙，说《石门铭》与李白之诗一样“不许学”，也是对康有为称王远为书仙的呼应。古来即有《石门铭》难学之说。传说宋人陈抟（希夷先生）隐居华山，潜心临摹《石门铭》，得“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10字，气度之佳比汉魏未为逊色，到了“俯视羲献皆佣工”的境界。康有为也以为《石门铭》“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他们认为《石门铭》与李白之诗一样，达到了神思飞扬、超然物外、不可企及的仙境。
上述将《石门铭》与一流碑、与一流帖、与一流书家、与一流诗人，从书体、风格、功力、气度、韵致等方面比较，认为互为映衬，难分伯仲，是对《石门铭》的高度推重。许多书家、书法理论家是以拓本评述《石门铭》的，而原刻更能震撼人心。直面原刻，但见它巧妙利用崖面的凹凸、纹理、裂隙，结体或张或敛，笔势或轻或重，布白或疏或密，石势不平而愈奔放，裂纹纵横而愈隽永，错落有致，欹斜自然，给人以飘逸飞动、顾盼多姿之感，达到了艺术上的完美境界。它是北碑的峰巅，是碑帖的精华，是书体由隶而楷的代表，是书法流畅飘逸的杰作，是骨力、气度、神韵俱佳的艺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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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铭》辨
作者:孙启祥
(宁强县人大常委会)
《石门铭》拓片部分
[摘要]《石门铭》记载了北魏修复褒斜道南段的史实，颂扬了倡导者和主事者的功绩，但铭文有异文，史事表述和人物评价有与历史不符者。本文的重点在辨识异文，论辨“汉中献地”、“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筹等张蔡”的真实所指和羊祉、贾三德的身份及事功，探讨《石门铭》的文学特色和艺术地位，认为《石门铭》是北碑的巅峰，是碑帖的精华，是书体由隶而楷的代表，是书法流畅飘逸的杰作，是骨力、气度、神韵俱佳的艺术典范。
[关键词]《石门铭》；褒斜道；羊祉；贾三德；文学特色；艺术地位
《石门铭》自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镌刻于古褒斜栈道南端石门隧道东壁，后世特别是清以降对它极为关注，或记录铭文，或稽考史事，或探究艺术，成就斐然。本文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就文字训诂、史事正误、人物事功、历史典故、文学特色、艺术地位的若干具体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异文辨
从现今发现的史料，最早收录《石门铭》全文的是清康熙二十八年滕天绶修《汉南郡志》（以下简称《郡志》），但有缺字衍字。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嘉庆十年王昶《金石萃编》（以下简称《萃编》）、嘉庆十三年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六朝文》）、嘉庆
二十年王森文《石门碑醳》（以下简称《碑醳》）、同治十三年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以下简称《辑略》）以及康熙以后的《汉中府志》，亦收录铭文，皆有缺字或与原刻未合者。其中，以《六朝文》所录铭文最接近原刻，兹转录于下，其缺字和错字以当今学者郭荣章先生《北魏〈石门铭〉考》（收入其专著《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释文补正。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迥，屯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湮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箩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槃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崄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回车已降[南]开创旧路，释岭磴[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磎栈壑，碎[砰]崄梁及[危]，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輈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锦罽毼之饶，充仞[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肩息，壮矣！自非思埓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
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迺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崄，惟[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窿高阁，有车嶙嶙。威[咸]夷石道，驷牡其駰。千载绝轨，百两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
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
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
石师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铭文右下方有一段刻字，俗称《石门铭小记》。亦据《六朝文》转录于下：
案[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馀功至二年正月讫手。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极矣哉！后之君子异世同闻焉!
贾哲字三德
《石门铭.拓片》
上述两段文字，共623字，其中铭文全文560字。上述释文最符合原刻，其他史籍所载，与它们都有差异，多数差异为误读，此不赘列，仅就下面几处重要者做点辨析：
序文第一字“此”字。现存石刻无“此”字，金石书法界以“此”字有无来鉴别拓本早晚、真伪的争论仍有发生，但细摩原刻，并揆之以史料和汉语语法，应有“此”字。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魏石门铭》：“右魏《石门铭》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遂[始]开……。’”单引号内的文字，皆系铭文原文，即有“此”字。明代拓片、清代的录文和民国的摹刻，亦皆有“此”字。凿迁后的石刻虽无此字，但序文首行与其他各行比较，明显空出第一字位置，且此处稍低而平，如原文无“此”字，则“门”字应上移刻于此处。“此”字之缺应系崖面剥蚀所致。
“绵迥”。前人均释为“绵迥”，今人或释为“绵回（廻）”。《说文》：“迥，远也。””绵迥”指久远，“绵回”指连绵不绝，意思有别。原刻为“迥”字无异，今人为误释或疏忽。
“屯夷递作”。《萃编》、《六朝文》作“屯夷”，是。《郡志》、《辑略》作“戎彝”；《集成》作“寇盗”；《碑醳》作“戎夷”。
“屯夷”谓艰危与平定。《梁书·萧颖达传》：“契阔屯夷，载形心事。”《资治通鉴》卷132：“（卢）度世闺门之内，和而有礼。虽世有屯夷，家有贫富，百口怡怡，丰俭同之。”胡三省注：屯，多难也。夷，平易也。
“递作”指交替，轮流。“屯夷递作”与上下文连起来解释，就是石门凿开后年代久远，社会混乱与安定交替，因而有时畅通，有时壅塞。“寇盗”系误释；“戎夷”系对“戎”字误读所致。“戎”原刻作“モ”，系篆、隶“屯”字之一种写法（见汉《曹全碑阴》，亦见于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前112上、《沈君神道阙》），非“戎”；“戎彝”系因与“戎夷”通而误。《别雅》卷1：“彝戎，夷戎也……。””戎夷”泛指少数民族，“戎夷递作”难解，石门通塞与少数民族无直接关系。北魏本身为少数民族统治，撰文者不会将石门“乍开乍闭”的原因归咎于“戎夷递作”。
“转输难阻”。文意不通，应为“艰阻”，因“艰”、“难”繁体字形近似而致书写笔误。祝嘉曰：“沿上句‘难升’的难而误。”是。
“砰崄梁危”。《郡志》、《集成》、《碑醳》、《辑略》录文皆如是。其他还有释为“碎崄”、“平险”者，误。“砰”，有抨击，撞击意，“砰崄”指对危险的地方进行治理。“危”指高峻，“梁”为名词动用，指架设桥梁。“砰崄梁危”与上文“填磎栈壑”句式相同，“栈”亦为名词动用。两句连起来解释，就是对山谷河沟进行平整，对高峻危险地带进行治理，修筑栈道，架设桥梁。
“盐铁”。《萃编》、《六朝文》作“盐铁”，其他作“炉铁”。应作“盐铁”。因“炉”与“盐”繁体形近而误。原刻“盐”字（繁体）左上偏旁之“臣”字为简写，使整个字与“炉”很相似。这也是汉字由繁到简的一种反映。
&“纨锦”。《郡志》、《萃编》、《六朝文》、《辑略》作“纨锦”，《集成》、《碑醳》作“纨绵”，皆可通，但以“纨锦”为是（原刻更似“锦”字）。“纨”指白色丝绢，“锦”为彩色丝织品，《说文·帛部》：“锦，襄色织文也。””绵”为“緜”的通假字。《玉篇》、《广韵》皆谓“绵”同“緜”，《玉篇·系部》：“緜，新絮也。””纨锦”指各种丝织品，文意更通达。
韵文中之“关疆”。前人皆释作“关疆”，郭荣章先生辨为“关壃”，是。意思相同。《玉篇·土部》：“壃，同疆。”
《石门铭小记》中之“讫手”。《萃编》、《六朝文》、《碑醳》皆作“讫手”，《辑略》释为“讫乎”，今人或作“讫乎”，并与下文成一句。原刻更似“手”字。“讫手”可释为罢手、结束，与上文相连其意尚可通；“讫乎”与下文相连，实难句读，且使“馀功至二年正月”成为不完整的一句话。
二、史事和人物论辨
作为一篇记录、褒扬修筑道路的文章，《石门铭》反映了许多历史和人物信息，概括起来有3点：其一是褒斜道的兴废通塞，其二是汉中的地理位置及其归属变化，其三是开路人的身份及事功。这些记述，有的与史籍记载相照应，有的可充实正史记载之简约，有的与其他史料相左，需对照研究才能有正确结论。
（一）关于“汉中献地”及其后果。
序文中“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梁秦初附，实仗才贤”云云，听起来很轻松，一幅百废待举的画面，而史实复杂、残酷得多。西晋“永嘉之乱”后，汉中即成为战乱的重灾区。此后近200年，先后有氐杨、成汉、前秦、后秦、刘宋、高齐等势力或政权占据汉中，真可谓“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也从西晋历东晋到了南北朝。其间，人民饱受徭役繁重、流离失所之苦。公元505年，萧梁梁州刺史、领汉中太守夏侯道迁在北魏大军压境的严峻时刻，杀害助戍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的武都王杨灵珍父子，以汉中之地降拓跋魏（即铭文所谓“汉中献地”，先前宋曾侨置秦州于南郑，故又曰“梁秦初附”），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将人民拖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巴蜀门户汉中的洞开，使梁迅速失去了川北大片地区，当时正值北魏宣武帝时期。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而宣武帝的统治又是北魏“国政大坏”、 “政治趋于腐败”之时，此后更是江河日下。汉中属魏后的几十年中，梁与魏（包括分裂后的西魏）在川北、汉中长期争战，出于愤怒和报复，不至一次制造屠城事件。北魏在占领区广置郡县，遍设官吏，奴役民众，镇压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北魏的许多官吏，如接替投降的夏侯道迁任梁州刺史的邢峦、邢峦的继任者羊祉、巴州刺史严始欣，都是残暴贪墨之人，肆意诛杀百姓，掠良民为奴婢。可以说，北魏在汉中的统治，严重加剧了人民的痛苦，绝不是铭文所谓“建旟嶓漾，抚境绥边”、“四民富实，百姓息肩”所能概括的。
（二）关于“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
《石门铭》所记所咏为治理褒斜道南段道路之事。褒斜道(亦名斜谷道)至迟开辟于战国时期，其南端需翻越七盘山才能至汉中。东汉永平四年（61），朝廷下诏开褒斜道，凿山石，至九年石门隧道通，使行人避免了越七盘山之苦。此后，褒斜道或修或毁，石门隧道也或通或塞。东晋以后，氐、鲜卑等少数民族力量崛起，东晋和刘宋在汉中与世居陇右的氐杨、建都洛阳的拓跋魏的战争主要在故道南段和子午道沿线展开，褒斜道长期处于废弃状态。北魏占据汉中后，为了使这片新土与北方“老区”连成一片，有利于对占领区的治理和控制，出于战略需要而修复了褒斜道南段。序文中“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即指对褒斜道自回车（约在今陕西留坝县江口镇）以南至石门隧道段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治理，至于回车以北段，因为原本在北魏辖区内，应能畅通。序文中“斯路废矣”、“褒斜始开”、“开创旧路”诸语，说明本次所修的就是长期废弃的褒斜旧路。《魏书·世宗纪》更明确记为：正始四年九月“甲子，开斜谷旧道。”当今文物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众多出版社的《石门铭》碑帖，都认定其为“重开褒斜道”而作。但是，自从严耕望先生提出“回车地在梁泉县（今凤县）南六十里。是羊公所开新道乃取陈仓、散关大道，由梁泉东南经回车以达褒城”后（严先生似乎误引史料），一些学者以推测和曲解史料，指兴起于唐、翻越柴关岭（今陕西留坝县西北）的连云栈道为北魏所开之道，实无法与上列铭文中诸语和正史记载吻合，有违《石门铭》本意。此问题拙作《北魏“回车道”考疑》（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和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回车道说质疑》（载《历史地理》第21辑）论述甚详。
（三）羊祉属“良牧”吗？
序文述及梁秦二州刺史羊祉上表魏廷请求开通褒斜旧道的背景时，用了“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等语，接着又对羊祉做了一番赞颂，似乎羊祉是“才贤”、是“良牧”、是严格挑选的州刺史。《石门铭》的撰写者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此称颂羊祉，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称颂与历史对羊祉的定位不一致。羊祉，北魏泰山郡梁父县（今山东新泰市西）人，《魏书》、《北史》皆有传，1964年山东新泰出土的《魏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祉墓志》对其履历记载较史传为详。任梁秦二州刺史前，羊祉曾以持节、梁州军司和假节、益州刺史等身份平定羌人起事，参与北魏攻占汉中、川北的战役，随后以龙驤将军的身份接替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加征虏将军，镇军将军、兖州刺史为其死后魏廷所赠。在梁州刺史任内，羊祉上表朝廷，请求修复斜谷旧道，得到许可。此事不见于《魏书》、《北史》之羊祉本传，但《石门铭》和《羊祉墓志》中都有记载。“开斜谷旧道”这件功德双济之事，得到后世特别是当今的高度评价，遂有人认为对其倡导者羊祉，《魏书》羊祉本传不加记载，“出于政治的原因”，羊祉六子羊侃背魏投梁、二子羊深为东魏杀害、羊祉本人又“每有南归之志”，“《魏书》著者即以北魏——东魏——北齐为正统王朝，视羊氏父子则是叛臣逆子，为羊祉立传时自然‘隐善扬恶’，对其首倡‘重开褒斜’的历史功绩自然也就避而不书了。”这种论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是问题实质。其一，旧史体例，对类似开路这种大的工程建设，往往载入帝王本纪，对倡导者、主持者常常忽视不提。《汉书·王莽传》记疏通子午谷旧道，《后汉书·顺帝纪》记罢子午道、通褒斜道皆属此类，而对疏通子午道的主持者和凿通褒斜道石门的鄐君、奏请疏通褒斜道的杨涣，《汉书》、《后汉书》中均无记载，《魏书》将“开斜谷旧道”载入帝王本纪而不记在羊祉名下，体例与此完全一致。其二，上表请求开路和实际主持修筑是两回事，功业有别。《石门铭》尽管用了大段文字颂扬羊祉的行为，《羊祉墓志》亦有“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等语，但我们看到，整个工程的设计、监督和施工主持者是贾三德，是贾三德而非羊祉修复了斜谷道。基于上述原因，羊祉本传中不记上表开路事，实属正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称《石门铭》为《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是不妥的（将书者王远记为“太原典签”亦属谬误），一来《石门铭》为原始名称，并无所谓“全称”、“简称”或异名之说，二来以“羊祉开复石门”，也不符合历史。
羊祉是北魏的梁州刺史。自东汉末在州部置牧以后，后世常称州刺史为州牧（刺史和牧地位、职权并不相同），故《石门铭》中以羊祉为“良牧”。但是，尽管羊祉在北魏与梁的战争中立下功劳，在梁州刺史任内又奏请修复斜谷道，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则多是“刚愎”、“酷忍”、“急酷”、“酷虐”、“暴声屡发”、“不清洁”等词和“侵盗公资”、“掠人为奴婢”、激起民叛等事，故《魏书》将其列入“酷吏”，《北史》虽未列其入“酷吏”，但史官对他的评语是“羊祉刚酷之风，得死为幸。”如果说用“隐善扬恶”来解释《魏书》的记载可以作为一种观点的话，来解释唐人所修的《北史》和宋人所撰的《资治通鉴》的同类记载，则站不住脚。显然，羊祉并非“良牧”，而是一个刚愎自用、残忍暴虐、贪赃枉法之徒。其实，旧史官大都能做到善恶有别，并不像我们今天评价一个人那么“一边倒”，羊祉儿子的行为并不影响史官对他德政的记载（假若有的话），羊祉上表开路之“善”........
（四）关于“叔子之风”。
铭文称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叔子为西晋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之字。祜为泰山南城（今山东平邑县南）人，《晋书》有传，郭颁《魏晋世语》、傅畅《晋诸公赞》、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晋阳秋》和刘义庆《世说新语》、《幽明录》等，也有羊祜行事的记载。与羊祉截然相反的事，史籍对羊祜充满了褒扬、赞颂、仰慕，处处记载其武略、文韬、清操、善行，称其“德高一世，才经夷险。”他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十年，甚得江汉众心，卒后，襄阳百姓于岘山建庙立碑以祀，游者望碑流涕，因名“堕泪碑”。晋廷追赠其为侍中、太傅。羊祜生前献计伐吴，并荐名将王濬，密为筹备。晋灭吴时，羊祜已去世两年，但武帝却说：“此羊太傅之功也”，并以平吴之功策告祜庙。《石门铭》中的“叔子之风”，大概即指晋武帝策文中的“祜受任南夏，思静其难，外扬王化，内经庙略，著德推诚，江汉归心”之类勋迹。但将羊祉的作为与此比较，明显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是背道而驰，称羊祉有“叔子之风”是极不恰当的。有趣的是，羊祉的六世祖羊琇与羊祜是堂兄弟，羊祜有一个侄子亦名羊祉，这倒是梁州刺史羊祉与羊祜的一点“关系”。
（五）关于贾三德的身份和名讳。
贾三德是北魏修复褒斜道的主事之人，《石门铭》记他的官职是左校令。左校令西汉就有，隶属于将作大匠（初期称将作少府），俸禄六百石。东汉时，左校令成为将作大匠的3个属官之一，掌左工徒，负责修建、修理宫室等建筑物。三国魏、两晋、南北朝也有沿用。可见，贾三德是受朝廷直接派遣负责修复褒斜道工程的，他率领的是“皇家工程队”，不受梁州刺史羊祉的“领导”，也就是说，修复褒斜道是国家的重点工程，由“中央”直接负责施工，而不是像东汉时开凿石门、疏通褒斜道那样，先后由汉中太守、益州刺史负责，这也更加说明《魏书》、《北史》的《羊祉传》不录“开斜谷旧道”的合理性。《石门铭》的凿字者为来自洛阳县（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北魏京都所在地）的武阿仁，而非汉中当地石工，似乎也说明了魏廷对此项工程的重视。
《石门铭小记》末尾有“贾哲字三德”的题署，对“哲”字系三德之名或尊称，论者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哲”系三德之名，《小记》系三德所撰，理由如次：其一，用“哲”尊称他人，大都连用为先哲、前哲、往哲、大哲、贤哲、哲人等，很少单称“哲”者；其二，先哲、前哲、往哲等“哲”字的主要组词，是对前人的敬称，而《小记》的题写者显然是与开路工程同时的人；其三，如“哲”系敬称、题写者非三德本人，按习惯则应署“贾哲名（或讳）&字三德”，否则显得突兀、多余；其四，古人的名和字含义往往有相成或相反的关系，或出自某句成语、经典，而“哲”（明智；有智慧）与“德”（品行、节操；贤者）即寓意相成，且《书·酒诰》又有“经德秉哲”语。因此，北魏褒斜道的修复者是贾哲，字三德。至于“三德”是指《书·洪范》中的正直、刚克、柔克三德，《周礼》中的至德、敏德、孝德三德，还是《国语》中的礼宾、亲亲、善善三德，都是“哲”的体现。
三、典故辨析
《石门铭》中用了很多典故称颂贾三德，用“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喻三德承修褒斜道之胆识、智慧，以“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状三德修复后的褒斜道之畅达，分别引用西晋名臣杜预架桥黄河、三国发明家马钧改进丝绫机、西汉益州刺史王尊行邛崃九折坂、蜀汉丞相诸葛亮造木斗流马之典，依次见《晋书·杜预传》、《三国志·魏书·方技杜夔传》裴注、《汉书·王尊传》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及裴注，这在郭荣章先生《石门石刻大全·北魏〈石门铭〉摩崖》文中解析甚详，毋需赘论。
这里对铭文中概括贾三德修复褒斜道所具备的三种品质（或曰三个条件）“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中所涉及的人物及其史事做点辨析。“班”指公输般（鲁班），乃人们耳熟能详的春秋时鲁国的建筑工匠。“尔”指王尔，《韩非子》卷4《奸劫弑臣第十四》有“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说，前引《杜夔传》裴注引傅玄为马钧所作序中，亦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语，可证王尔也是古代的能工巧匠。班、尔并列、连用，在早于《石门铭》的《西京杂记》卷6中就有：“王子见知，乃命班、尔，载斧伐斯……”，晚于《石门铭》的唐诗、《隋书》中则多见。可见班、尔并列，渐成习惯。按照古人行文规律，“筹等张蔡”中的“张蔡”亦为并列之人。张、蔡指东汉的文坛巨匠张衡和蔡邕。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首开二人并列之例：“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虽张、蔡不过也。”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之《丽辞》、《时序》等篇章中屡屡将张、蔡并称。“筹等张蔡”是说对修路的筹划安排如同张衡、蔡邕作文（张衡之赋、蔡邕之铭碑）遣辞造句那样缜密精当，与“思埒班尔”——如同公输般、王尔那样善解巧思和“忠公忘私”构成贾三德具备的三个条件。或以为“张蔡”指张衡和蔡伦，二人都是发明家，表象似乎如此，实则不然。蔡伦的殊荣，是近现代才有的，未见古人将其与张衡并称，把两个无人并称的人的姓或名一起连用，让人猜测，不符合古人严谨的治学习惯。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张蔡”指张衡、蔡伦的发明创造，则与前文以马钧、诸葛亮作为发明创造的代表在用典上严重重复，为文章之忌。其三，蔡伦虽然发明了“蔡侯纸”，但他是一个官宦，又卷入宫廷斗争，引鸩而亡（畏
“罪”自杀）。让《石门铭》的撰写者以这样一个身份和结局的人比拟自己敬仰的一个朝廷官员，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犯忌讳的。
四、文学特色探讨
《石门铭》是一篇兼具铭、颂、碑志3种文体特点的文章。“铭”系一种古老的文体，原是刻在器皿上用于警戒或褒赞的文字，后来将刻在山石上称述功德的文字亦称为“铭”，如秦始皇时的山岳勒铭、班固《封燕然山铭》等。《石门铭》即属于后者。刘勰曰：“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
“箴”和“铭”共同的功用是告戒，“铭”和“颂”共同的功用是颂功，“铭”本应“兼褒赞”、重“警戒”，而秦山岳勒铭、《封燕然山铭》、《石门铭》等全在褒赞，基本无“规戒”意，所以从内容上更像“颂”。“铭”是完全的韵文，而像《石门铭》序文那样，纪功的序文长且不一定用韵，唐代以后的碑文恰恰符合这个特点，往往是序长于铭，也就是散文部分长于韵文部分；又“碑实铭器，铭实碑文”，从这些特点、意义上说，《石门铭》从形式上亦像“碑志”。陆机曰：“铭博约而温润，……颂优游以彬蔚”，魏文帝以“铭诔尚实”，刘勰谓“（铭）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 “颂惟其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萧统云：“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铭则序事清润。”作为一篇兼具铭、颂特质的文章，《石门铭》取材真实而丰富，风格宏伟而温润，文字简明而深入，语言典雅而清晰，文采从容而华盛，与诸家之论相吻合。它用短短的500多字，记述了褒斜石门的开凿、通塞，褒斜道的兴废，北魏修复褒斜道的始末等史事和褒斜道修复工程的倡导者、主事者羊祉、贾哲的智慧及功绩，集叙事、纪功、状景、抒情于一体，语言变换明快，文笔跌宕流畅，是一篇内容丰富、文情并茂的佳作。左汤泉先生将其文学特色概括为“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序简铭洁，相得盖彰”、“结构精巧，用典灵活”、“韵律严饬，对仗工整”4个方面，可谓中的之论。
作为一篇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铭文，《石门铭》巧妙地处理了骈体之雅与散句之实、颂德之“虚”
与记事之“实”的关系。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代。虽则“北朝几乎无骈文可言”，但南风北渐，生活于北朝中期的《石门铭》的作者，不可能不受骈俪之风的影响，因而《石门铭》的序文和铭文（韵文）中有许多骈偶句，具备了骈体文3方面的特点，即语句骈偶，语音平仄相对，用词工于用典和藻饰。不过，由于作者具有高超的撷取素材、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娴熟的创作技巧，骈体文容易有的堆砌词藻、华丽卑靡的弊病，在《石门铭》中并未出现。全篇多用散句，交代人物身份和事件背景，随时带出骈句，表述行为目的，颂扬人物功德，言之有物，文气通畅。同时，将王朝更替、历史演变、人物职任、道路兴废之类枯燥的“实”事与人物智慧、道德情操之类“空泛”的“虚”语，糅合在一起，以“实”引“虚”，以“虚”状“实”，“虚”、“实”互济，其间的过渡转折如同骈、散句之间的过渡一样了无痕迹，阅读时情感起伏，引人入胜。成书于《石门铭》撰刻年代稍前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将文学创作理论概括为17篇，虽然我们不能说《石门铭》撰写者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但《文心雕龙》中神思、风骨、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附会等创作的思微、形式和方法在《石门铭》中都得到了体现。它的缺点是颂非其人。作为事主之一的羊祉，官声狼藉，非褒扬对象。刘勰曰：“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
“铭”就是名谓，必须审查器物上的名词称谓是否用得正确，审查所称颂的人是否有大功大德。在这个方面，《石门铭》犯了“铭”文之忌，它对羊祉的称颂并不恰如其分，名副其实。这虽然不能苛求作者，但依然会影响到作品的传播及其文学地位。
五、艺术地位辨正
与在文学评论中名不见经传不同的是，在金石界和书法艺术著作中，《石门铭》久负盛名。除本文第一部分所列收录铭文典籍外，宋欧阳修《集古录》、洪迈《隶释》、清钱大昕《潜揅堂金石文跋尾》、毕沅《关中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对《石门铭》都有介绍、研究，或考证史事，或品评书法。随着20世纪70年代摩崖石刻被凿迁至室内，观瞻和释读更加方便，从书法艺术角度研究《石门铭》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各类专著和论文，对《石门铭》的艺术价值给与了高度肯定，或称其字兼隶楷，苍劲凝炼，或谓其圆笔有方，疏宕奔放，或赞其结字浑厚，布白匀整，极尽自然之妙，为魏碑“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之代表。在诸多评论中，尤以康有为之评具体、全面，亦见其极为推重。在数万字的《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反复论及《石门铭》，极赞其“飞逸”、“奇逸”、“精丽”、“疏逸”，将其列为“神品”、“仙品”，将书者王远列为正书“十家”之一，在其15首《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专门称述《石门铭》：“餐霞神彩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
那么，《石门铭》在碑苑和书坛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呢？
艺术作品的评价本是一桩见仁见智之事，一方面评述语往往抽象，一方面随着评述者欣赏角度和好恶不同而结论常常相异甚至相反，就像赵文渊的《华岳颂》，有人以为很坏，有人以为很好；连公认的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诗帖》，学界也有不同观点。不过，把古今与《石门铭》比较或并列的作品或作者做一分析比照，还是可以对《石门铭》的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的。
与《石门颂》、《西狭颂》、《孔宙碑》相比。杨守敬《平碑记》曰：《石门铭》“飘逸有致，即从《石门颂》出者”，康有为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王远、郑道昭则《西狭》之遗”，梁启超《碑帖跋》谓“《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石门颂》、《西狭颂》、《孔宙碑》皆为汉隶代表。杨守敬《平碑记》称《石门颂》
“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谓《西狭颂》“方正雄伟”，康有为曰：“至于隶法，体气益多，……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朱彝尊《曝书亭集》以“《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祝嘉称“布置巧妙，错综变化，以《石门（颂）》为胜，端庄秀美，巧拙兼施，以《西狭》为胜”，诸家将《石门铭》与三汉隶代表比较，是因《石门铭》吸取了汉隶跌宕、开放、奇崛之特点，古朴浑厚，飞逸姿肆。
与蔡邕、钟繇艺术成就相比。康有为以为，《石门铭》“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宠也。”蔡邕（曾拜左中郎将）工篆、隶，以隶书造诣最高、名望最重，并创造“飞白书”；钟繇（字元常）师承曹喜、蔡邕，青出于蓝，被奉为楷法之祖。康氏称《石门颂》、《石门铭》其地其书出源很古，在书法史和书法艺术上可以与蔡邕争分野，且钟繇之法也不能包罗,可见其成就之高。
与《兰亭序》相比。当代书法家沈延毅认为，“骨力是书法美的最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生命力所在。若以骨力、骨气论，北魏书家王远的《石门铭》足以压倒王羲之的《兰亭序》。”胡兰成亦认为：“书法有形态，有风韵，有气度。形态佳不如风韵佳，风韵佳不如气度佳。……王羲之书风韵佳绝，而气度不如钟繇。……而汉魏摩崖诸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少室开母石阙、泰山金刚经，则无不纳风韵于气度，故能高视古今。”王羲之为书圣，康有为在诗中称王远为书仙。沈延毅甚至作诗云王羲之不如王远：“举世千年赞墨皇，临池反复细端详。龙蛇人笔苞元气，毕竟南王逊北王。”王羲之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书法创立了至高的准则。认为王羲之书之骨气、气度不如《石门铭》，甚至王羲之逊于王远，是否偏颇，都反映了《石门铭》艺术造诣之高。
与《爨龙颜碑》、《吊比干墓文》、《嵩高灵庙碑阴》并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十六宗”，并引用古语“君之宗之”，说明为学各有所宗，诗文、碑帖亦然。其中“宗上”有三，《石门铭》居第二，“为飞逸浑穆之宗”，另二为《爨龙颜碑》和《吊比干墓文》，分别为“雄强茂美之宗”和“瘦硬峻拔之宗”。在《碑品》篇，康氏以书道之天然与功夫两个标准，将南、北碑分为神、妙、高、精、逸、能六品十一级，共举77碑，而《石门铭》与《爨龙颜碑》、《灵庙碑阴》并列“神品”。《爨龙颜》为南碑代表，书在楷、隶之间，与《爨宝子》一起被康有为推为“古今楷法第一”；《吊比干墓文》结字宽博，用笔周到，翁闿运称其“近开东魏之风，远启隋《龙藏寺碑》及唐褚遂良书派”，故在《谈北魏书法》中将其归为北碑之“方劲古秀派”。《爨龙颜碑》和《吊比干墓文》的艺术地位使它们与《石门铭》并列“宗上”。《灵庙碑》脱胎于魏晋隶书，笔法兼取真隶，意高韵逸，翁闿运赞其“精美绝伦，体兼隶法而不嫌其古，用笔大起大落而不涉于犷，真达到了孙过庭所谓‘古不乖今[时]，今不同弊’的境界。”康有为称“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灵庙碑阴》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为隶楷之极则也”，当是它与《石门铭》并列“神品”的原因。
与《龙门二十品》并列。于右任先生1930年有诗曰：“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于右任将《石门铭》与《龙门二十品》并列，均给予了高度肯定。《二十品》为北碑造像题记的代表，其书以汉隶和晋隶为基础，杂糅各家之长而自成一体，既有隶书古朴刚健的风格，又有楷书端庄大方的神韵，代表了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极高成就。康有为称，“《石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相形之下，《石门铭》或许可视为圆笔之“极轨”。
与《瘗鹤铭》并列。将《瘗鹤铭》与《石门铭》并列，由来已久，但将它们合称“南北二铭”，似乎是当代人的观点。上世纪60年代，祝嘉先生作《论“南北二铭”》文，因对二铭“实有偏爱，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谈谈。”90年代以后，江苏镇江和陕西汉中的文博单位举办过几次《瘗鹤铭》、《石门铭》拓片拓本联展及相关学术研究交流活动，“南北二铭”之说渐被学界接受。而在古人，还未见作如是说。虽然二者都属摩崖，且时代大致相同，其结构、笔势、风韵亦相类，分别为南碑、北碑的代表，况“以名来讲，《鹤铭》远胜于《石门》”，但以其“实”，古今皆有人认为《石门铭》略胜一筹，与《瘗鹤铭》双峰对峙，雄视千古的是《郑文公下碑》。《广艺舟双楫》即以“《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以《石门铭》为三“神品”之一，而《瘗鹤铭》屈居“妙品下”。不过，将《瘗鹤铭》与《石门铭》并列,确能互为显扬。《瘗鹤铭》向为历代书家推重，气息直透六朝，为南碑之冠，高度评价者甚夥。黄庭坚在诗和文中，多次传述前人之说“大字无过《瘗鹤铭》”，曹世冕《法帖谱系》说：“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王昶《金石萃编》也认为《瘗鹤铭》“飘飘有仙气。”
《广艺舟双楫》在论及南碑时，有“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语，亦有并列意。对二铭的评述也有许多相同处，如“《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晞发”，称《瘗鹤铭》为《石门铭》之“法乳”（法嗣相传）等。
与李白之诗并列。梁启超说：“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指《石门铭》），皆其类也”，并以两个广东同乡——邓鸿胪一生的努力和康有为早年的经历证明之。李白为诗仙，说《石门铭》与李白之诗一样“不许学”，也是对康有为称王远为书仙的呼应。古来即有《石门铭》难学之说。传说宋人陈抟（希夷先生）隐居华山，潜心临摹《石门铭》，得“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10字，气度之佳比汉魏未为逊色，到了“俯视羲献皆佣工”的境界。康有为也以为《石门铭》“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他们认为《石门铭》与李白之诗一样，达到了神思飞扬、超然物外、不可企及的仙境。
上述将《石门铭》与一流碑、与一流帖、与一流书家、与一流诗人，从书体、风格、功力、气度、韵致等方面比较，认为互为映衬，难分伯仲，是对《石门铭》的高度推重。许多书家、书法理论家是以拓本评述《石门铭》的，而原刻更能震撼人心。直面原刻，但见它巧妙利用崖面的凹凸、纹理、裂隙，结体或张或敛，笔势或轻或重，布白或疏或密，石势不平而愈奔放，裂纹纵横而愈隽永，错落有致，欹斜自然，给人以飘逸飞动、顾盼多姿之感，达到了艺术上的完美境界。它是北碑的峰巅，是碑帖的精华，是书体由隶而楷的代表，是书法流畅飘逸的杰作，是骨力、气度、神韵俱佳的艺术典范。
《全六朝文》此处缺8字，《萃编》亦以“领”和第二个“人”之间为8字，《碑醳》以为“百”和“人”之间还有一字，但其他录铭文的史籍皆以“领”与第二个“人”之间为7字，“百”与“人”之间无字。细摩原刻，“师”后“人”前确有2字位置，但崖面剥损，字已无存。受石势影响，原刻字距并不均匀，“栈”“壑”之间、“深”“之”“叹”3字之间等，距离均较宽，故此处为7字、
“百”与“人”之间无字应属可信。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页3796。
《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页114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2（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页4135。
祝嘉《论“南北二铭”》，载其《书学论集》，金陵书画社，1982，页227。
此依《资治通鉴》。以长历，夏侯道迁降魏时间为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公元505）正月，以魏历日则为正始元年闰十二月，故铭文称“正始元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页47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55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3《秦岭仇地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713。
《魏书》、《北史》羊祉本传皆以祉为太山巨平人，周颖先生以1964年山东新泰县出土的《魏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祉墓志》考证其为泰山梁父人，可信。
舟子《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考评》，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北史·羊祉传》史臣评语。
《晋书·羊祜传》。
参见《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裴注引《魏晋世语》和《晋书·羊祜传》。
[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96。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页79、80。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页105。
[晋]陆机《文赋》，载[梁]萧统《文选》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766。
[魏]曹丕《典论·论文》，载《文选》卷52，页2271。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页96。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页80。
[梁]萧统《文选序》，《文选》页2。
左汤泉《试论〈石门铭〉的文学艺术特色》，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聂石樵《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华书局，2007，页448。
&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页95。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2），见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页55。下引康氏论述皆据此书此《注》，不再注明出处。
董文《沈延毅的艺术成就》，载《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
胡兰成《论书法三则》，载1943年10月《人间》第1卷第4期。
翁闿运《谈北魏书法》，载《书法》，1983年第2期。
祝嘉《书学论集》，金陵书画社，1982，页22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碑帖跋·魏石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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