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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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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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据汉文记载，回鹘于四世纪末开始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那时译作袁纥，是高车之一部。突厥汗国兴起后，回鹘是铁勒之一部，受汗国之役属，然亦常与汗国统治者作斗争，至630年，与其它铁勒部落一起，配合唐军，推翻了汗国的统治。薛延陀汗国建立后，回鹘是其一部。后突厥汗国统治漠北时，回鹘复受其役属，后与葛逻禄、拔悉密等部一起，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后突厥汗国的统治，并取而代之，建立了回鹘汗国。
鄂尔浑突厥文碑主要有《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雀林碑》《阙利啜碑》、《翁金碑》、《磨延啜碑》、《铁尔浑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塞维列碑》等。其中前六碑是属于后突厥汗国的，其余三碑和最后一块碑是属于回鹘汗国时期的，第十块碑是属于回鹘灭亡不久时期的。按照情理，这些碑文都应该包含有较丰富的鄂尔浑回鹘史的内容，可是事实是，除后两类而外，前一类六篇铭文中，只有一处提到回鹘，这就是《毗伽可汗碑》东37行所说的：“沿色楞格河而下，在qaraghīn峡谷，在那里破其汗庭……他们上了山。回纥颉利发同大约一百人向东逃去……”。为什么会如此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后突厥汗国碑铭是用别的名称称呼回鹘，或包括回鹘在内的铁勒的。岑仲勉先生说：“最近我通过全部整理，才恍然《突厥碑》文所谓九姓乌护或乌护系指九姓铁勒言之（因突厥文无九姓铁勒之名），当然回鹘也在其内。”事实应该就是这样，岑先生接着又说：“及回鹘称霸，晋为统治之族，于是自称十姓回鹘，以别于其它八姓，他八姓则仍保存九姓乌护之名。简言之，突厥时代之九姓乌护，包回鹘在内，回鹘时代之九姓乌护，不包回鹘在内，此其最当辩别者也”。据《磨延啜碑》，回鹘自称为十姓回鹘，与之并存的还有九姓乌护和八姓乌护。显然，九姓乌护是沿袭突厥汗国时的旧称，后来不算回鹘就成了八姓乌护，但他们都是回鹘汗国的组成部分。域外人不熟悉汗国的内部详情，故波斯文、阿拉伯文资料仍称鄂尔浑回鹘汗国为九姓乌护；而在后来波斯文、阿拉伯文资料继续称高昌回鹘为九姓乌护，大概只有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称其本名回鹘。虽然有人（如沙畹等）认为突厥文碑铭中的T{K22C623.jpg}li{K22C624.jpg}即汉文之铁勒，但岑仲勉、耿世民则译T{K22C623.jpg}li{K22C624.jpg}为突利失。至于突利失的含义，岑先生推测为“上头”，即“前头”，其对应词达头的含义为“下头”，汤姆森说：突厥“杀有二，一居帝国东曰Tolis，”一居西部曰达头（Tardus）”。都不认为是族名或部落名。总之，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的乌护也好，九姓乌护也好，八姓乌护也好，都与回鹘密不可分。
基于上述认识，下面对鄂尔浑突厥文碑铭分别作一些简介，并谈一点粗浅心得。
　一、暾欲谷碑
1、发现、刊布与研究简况
《暾欲谷碑》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夫妇发现于蒙古土拉河上游右岸与莱哈驿站之间的巴音楚克图地方，故又称《巴音楚克图碑》。国外对这块碑的刊布与研究比较早，依文章发表顺序排列，著名的研究者有B·B·拉德洛夫①V·汤姆森②，H·H·舍德尔③，罗斯·E·丹尼森④，胡赛音·纳米克·奥尔昆⑤，小野川秀美⑥，J·J·拉姆斯丹⑦，塔拉特·特勤⑧，勒内·吉罗⑨等。
国内第一个将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成汉文并发表出来的是韩儒林先生。他的文章根据的是H·H·舍德尔的德译本⑩。1943年朱延丰先生也发表了一篇译作（11）。岑·仲勉先生认为，H·H·舍德尔的德译本有更改V·汤姆森原写本之处，与罗斯·E·丹尼森的英文重译本也有出入。朱延丰的文章“就全部译文观之，尚不及韩译之稳。又如分行不清、句法不尽循原文次序、句读不明（古突厥文原附句点），欧儒补入或附疑之字皆略去记号……均足引起读者误会（12）。所以岑先生又据英文本，参考德文本行。数，重新改译了《暾欲谷碑》。若干年以来，研究突厥史者多使用岑先生有译文。
把《暾欲谷碑》直接从突厥文译成汉文的是我国当代的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先生。1977年中央民族学院编印的《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一书中刊布了这一碑铭的汉译文、注释、原文、维吾尔新文字转写。耿先生的这一成就为有关学科提供了最新的科学依据。（本文关于《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之引文，均采耿先生之译。译文见198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干先生的《突厥史》附录）。
2、碑的内容及史料价值
暾欲谷，后突厥汗国人，曾辅佐过骨啜禄（682—691年在位）、默啜（691—716年在位）、毗伽（716—734年在位）三位可汗，是汗国的重要功臣。该碑碑文是他自己撰写的，文中主要记载了他在头两位可汗统治时期所做的一些大事。碑全文62行，1—9行，记述他拥立骨啜禄为可汗；9—17行，记述征服乌古斯人，定居于都斤山；18—19行，征伐唐朝，摧毁23座城池；20—29行，征伐黠戛斯，降服其人民；29—43行，征伐突骑施；43—48行，征服粟特人，足迹达中亚铁门关；49—50行，记述作者所亲历的战争次数及自己是那些战争的谋臣与统帅；51行，记述作者辅立默啜可汗；51—62行，歌颂骨啜禄可汗、默啜可汗的伟绩以及作者为后突厥汗国所立的汗马功劳。
汉文史料对骨啜禄统治后突厥汗国情况的记载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复国，2、寇唐。《新唐书》卷215《突厥》记载骨啜禄召集亡散“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有众五千，盗九姓畜马，稍强大，乃自立为可汗……”。他因数次攻朔、代等州，武则天怒，“改骨啜禄曰不卒禄”（13）。
默啜统治时期，汉文对其记载的主要情况是：反唐行为更加猖狂，他曾一次阬杀所掠赵、定二州百姓八、九万人，唐军数次出战不胜，武则天怒改其名为：“斩啜”（14）后突厥势力广大，“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15）后突厥与诸族矛盾尖锐，默啜最后死于讨伐拔野古等族的战争中。记载说：“默啜讨九姓，战碛北……拔野古大败，默啜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曳固残众突出，击默啜，斩之”（16），回鹘亦“助唐攻杀默啜”（17）。
突厥文《暾欲谷碑》铭文不仅证实了汉文文献的记载，而且在许多方面所记比汉文资料还要具体、详细。如，关于骨啜禄复国，6—7行中说：“由于上天赐给（我）智慧，我自己敦促（他）为可汗。英明的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同颉跌利施可汗一起南边把中国人，东边把契丹人，北边把乌护人杀死了很多。我成了他的谋臣和侍从官。我们住在总材山及黑沙（地方）。”关于后突厥与唐为敌的事例，48—49行：“颉跌利施可汗由于其英明和勇敢，曾与唐交战十七次。”关于后突厥汗国的疆域与其所役属的民族、部落，碑铭说得比较清楚：北面，他们击败了乌护，15—16行：“我领军到于都斤山。乌护人带着乳牛及驮畜从土拉（河）而来”“全都来了（即臣服了——耿世民）”；东面，他们征服了“海洋”（碑18行），芮传明在他的博士论文《后突厥碑铭注释与研究》一文中认为，这个“海洋”即指“辽东湾”，默啜时代曾征伐契丹至此。西面，他们征伐过黠戛斯，突骑施，45—46行：“我们一直到达铁门（关）。从那里，我们回师。大食人，吐火罗人以及（住在）这边的以asuq为首的粟特人民全都来臣服了。”南面对唐的骚扰已经谈过。
碑文中多处表现出汗国与被统治诸族的尖锐矛盾以及被诸族联合起来反抗的状况。如8行：“我们周围的敌人像飞禽一样（多），我们是死畜”；8—10行：“从乌护那里来了探子。探子的话是这样：‘在九姓乌护人民之上有可汗治理。据说往唐朝派去了qu-ni将军，往契丹派去了tongrasām，带去了这样的话”“唐朝人，你们从南袭击！契丹人，你们从东袭击！我则从北袭击！不要让突厥人民的地方存有君主”；30行：“突骑施可汗已出发，十箭人民已全部出动。（其中并）有唐朝军队”；53—55行“我使叛服无常的敌人来归。我同我的可汗（多次）出征过。上天保祐，我没有让全副武装的敌人在突厥人民中驰骋，我没有让打有印记的马匹到处奔驰。如果颉跌利施可汗不努力，要是我不跟随他也努力的话，国家和人民都将灭亡。”
这个碑铭虽然没有提到回鹘提到的名字，在乌护的名义下肯定是包含有回鹘的活动；而且碑文还提供了骨啜禄、默啜在位时期整个漠北局势及其周边环境的信息，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回鹘史必须了解的。
　二、阙特勤碑
1、发现、刊布与研究简况
《阙特勤碑》1889年由N·雅德林采夫为首的俄国蒙古考古队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同时发现的还有《毗伽可汗碑》，这两块碑又都被称作和硕柴达木碑。
1890年N·雅德林采夫发表了《贝加尔湖之南与鄂尔浑河源流考古记》（18），向世人公布了他发现古代突厥文碑铭的消息，继雅德林采夫之后，1890年芬兰也派遣H·海开勒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考查，并于1892年出版了他们的考古成果，这就是著名的由芬兰乌戈尔学会汇编发行的《鄂尔浑河流域碑铭集》（19）。
丹麦学者V·汤姆森的最大贡献是他第一个解读了发现于蒙古石碑上的突厥文字。1894年他的名著《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碑铭解读》（20）在哥本哈根出版。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人们研究其它突厥碑铭及突厥语诸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开辟了道路。
B·B·拉德洛夫对于解读研究《阙特勤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刊布过该碑的图录（21），发表过该碑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的转写与德文译文（22）。国外在研究《阙特勤碑》方面发表过重要著述的还有G·德维利亚（23），G·施古德（24），F·夏德（25），W·班克（26），G·阿兰德（27），伯希和（28），勒内·吉罗（29）等。
国内对《阙特勤碑》的了解可以追溯到元代的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他提到过此碑的汉文铭文。对突厥文《阙特勤碑》碑铭做过研究工作的国人中首数韩儒林先生。1935年他发表了《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30），之后，他又将V·汤姆森的一些有关著作译为汉文，介绍给中国学术界（31）。林干先生评介韩先生的成就是：“对于帮助读者了解碑文的内容和推动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碑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打开研究突厥史和突厥语言文字的新局面，提供了方便的条件”。（32）
继韩先生之后对《阙特勤碑》的翻译、注释、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岑仲勉先生。他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也是声誉斐然（33）
国内第一位将突厥文《阙特勤碑》铭文译为汉文的是耿世民教授，他的译文、注释等收录在《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一书中。
2、碑铭的内容及史学价值
阙特勤生于公元685年，死于公元731年，享年47岁。他是骨啜禄之子，毗伽可汗之兄，自小生活于牙帐之中，青少年时期便常率兵出征。716年默啜可汗死，阙特勤杀了默啜可汗之子，拥立自己的兄弟默棘连为毗伽可汗。自己成为后突厥汗国掌握兵权的要人。他积极参予了后突厥汗国的一系列扩张战争，为巩固汗国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碑文可能是毗伽可汗起草，其侄Yollug特勤抄刻，但关于这个问题，诸家颇有分歧。
与《暾欲谷碑》一样，《阙特勤碑》也叙述了后突厥骨啜禄、默啜两可汗的事迹。但《阙特勤碑》内容比《暾欲谷碑》丰富，它还包括了骨咄禄可汗以前的突厥史及默啜可汗以后的毗伽可汗统治的大事。碑文内容如下：南面13行，毗伽可汗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了后突厥汗国疆域广大，统治中心是于都斤山；概括了突厥汗国衰落的原因，讲明他立碑的目的在让上民众不要忘记这些教训。东西40行，1—30行，基本上是毗伽可汗对土门552年建国到他立为可汗及弟死之前突厥汗国历史大事的简述。其中1—5行系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统治时期；5—10行土门、室点密之后到骨咄禄可汗之前的突厥状况；11—16行，骨咄禄可汗统治时期；18—24行，默啜可汗统治时期；25—30行，毗伽可汗统治时期；30—40行以及北面1—10行，叙述的是阙特勤的生平。东北、东南、西南、西面的小短文记载的是阙特勤的死年、葬年、写碑者、守陵者。
《阙特勤碑》的内容比《暾欲谷碑》丰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叙述也比较详细、具体。如，《阙特勤碑》关于地理方位方面的记载就比较清楚。南3—4行：“前面（东面）我曾征战到{K22C624.jpg}antung平原、几乎达到海滨；右面（南面）我曾征战到toquz{K22C625.jpg}rs{K22C625.jpg}n （九姓焉耆?）几乎达到吐蕃；后面（西面）渡过珍珠河，我曾征战到铁门（关）；左面（北面）我曾征战到拔野古地方。”
《阙特勤碑》对时间的记述也比《暾欲谷碑》清楚。碑东北面记载：“阙特勤享年47岁”。《新唐书》卷215《突厥》说：“十九年，阙特勤死”，十九年系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由此可知阙特勤生于685年，死于731年。这样碑中所记的许多事件的年代就可以推算出来。如，东30行：“当我父可汗去世时，我弟阙特勤7岁”，阙特勤7岁时为公元691年。《旧唐书》卷194《突厥》：“骨咄禄，天授中病卒。”天授为武则天年号，元年为690年，经过换算碑文不但与汉文记载相符，还使得有关事件的年代更加明确。又如，东31行：“当他16岁时”，“我们出征六州粟特。唐朝的王都督（领）五万兵到来，我们交了战。”32行：“我们）在那里消灭了那支军队。”阙特勤16岁应当时公元701年，根据碑文提供的线索，查找汉文记载，《芒洛三编》收有《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文说王都督，“长安二年（702），正月六日苦战薨于横阵。”从表面上看，两篇记载稍有差异，一个是701年，一个是702年，但仔细—看，王都督死于792年正月初六，那就很可能是阙特勤701年底出征，时16岁，而战事结束于702年之初，所以两个记载还是吻合的。诸如此类的例子证明，《阙特勤碑》铭文可与汉文有关史料互证互补。
《阙特勤碑》对北方诸族在后突蹶统治时期的活动的记载比《暾欲谷碑》多，有些也更具体一些。比如，后突厥对诸族的统治，除了《暾欲谷碑》提到的征伐，《阙特勤碑》还提到了联姻，在被征服地区设自。东16—20行，默啜征服突骑施之后，“组织了阿热（az）人民……他原为虎官，我们在这里给予了可汗称号，并把我妹公主嫁给了他。”
后突厥与诸族的尖锐矛盾，碑中也有具体事例。如，每位可汗去世，墓前都有象征敌对势力可汗的杀人石。东16行，骨咄禄可汗去世，“为纪念我父可汗，首先把baz可汗立作杀人石”。东25行，默啜可汗去世，“我先把黠戛斯可汗立作（墓前）杀人石”。又如北4行，“九姓乌护本是我自己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乃（与我们）为敌。一年中我们交战五次。”后突厥一年能对一族进行五次征伐，双方矛盾之尖锐由此可知。看了这段碑文，对《新唐书》卷217《回鹘》所记“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徒甘凉间”就比较好理解了。
《阙特勤碑》提到了默啜之死，东24行“由于（你们）无知，由于你们无义，我叔可汗死去了。”这个“你们”显然指的是他的属民，属族，但碑并没布说是哪一族。《新唐书》卷215《突厥》说默啜死于征伐拔野古的战斗中，卷217《回鹘》提到“助唐攻杀默啜”的还有回鹘。对照两种文献可以看到后突厥的统治虽然残暴，但诸族的反抗也很激烈，这种反抗斗争使汗国衰落，默啜可汗本人也死于回鹘等族的反抗斗争中。
关于毗伽可汗统治时期，汉文史料较多地记载了他力图与唐和缓关系的一面，较少涉及到后突厥汗国国内的情况，在这方面《阙特勤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如，东28行：“我率领六军出征了十二次，北面反对乌护人民。东面反对契丹、奚人民、南面拒唐”。这说明毗伽可汗继承了他的前任可汗们对被统治诸族穷兵黩武的政策。毗伽可汗死于734年，10年之后，后突厥亡于回鹘。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后突厥与漠北回鹘诸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诸族的反抗斗争是汗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阙特勤碑》比《暾欲谷碑》提供了更多的有关后突厥及漠北诸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比如，在政治方面，《暾欲谷碑》提到可汗、可敦、谋臣、侍从官、将军等词汇，《阙特勤碑》还提到公主、达于、达头、梅录、设、叶护等。关于武器装备，《暾欲谷碑》提到矛，而《阙特勤碑》提到甲胄披风、箭、马衣等。关于社会生活，《暾欲谷碑》提到黄金、白银、鞍褥、珠宝、乳牛等，《阙特勤碑》提到粮、杀人石、祠庙、女婢、奴隶等。这些记载都是研究回鹘、突厥历史的珍贵资料。
关于《阙特勤碑》铭文的作者，汉文部分由唐玄宗起草，文献有记载。但突厥文部分谁起草，诸家尚有分歧。V·汤姆森的文章里虽然没有说是谁撰写的碑文，但提到：“碑文通体，苾伽可汗用第一人称叙述（34）”。勒内·吉罗认为，不但《阙特勤碑》，连《毗伽可汗碑》也是毗伽可汗所撰。还认为“这两篇碑文又被药利特勤所增补，他是阙特勤的侄子（35）。”耿世民（36）林干先生（37）都认为碑文是药利特勤所写。很可能，《阙特勤碑》由毗伽可汗起草，药利特勤抄、刻于碑上。
　三、毗伽可汗碑
《毗伽可汗碑》1889年N·雅德林采夫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和硕柴达湖畔，与《阙特勤碑》相距一公里。由于它是与《阙特勤碑》同时被发现的，与《暾欲谷碑》同处漠北，所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蒙古突厥文碑铭的图录、专著中，内容也包含有《毗伽可汗碑》。研究状况详见前面《暾欲谷碑》与《阙特勤碑》的介绍。
碑文内容及史料价值
毗伽可汗684—734年间人，后突厥骨咄禄可汗之子，阙特勤之兄。据《新唐书》卷215《突厥》记载：“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为可汗。”716年默啜被回鹘等部杀死，“骨咄禄子阙特勤合故部，攻杀小可汗及宗族略尽，立其兄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根据其碑南10行“我父可汗子狗年10月26日去世”，知其在位年为716—734年。
《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一样，碑文有汉文、突厥文两种。汉文刻在西面，碑文作者为唐玄宗，史有记载。突厥文刻在其它几面。突厥文碑铭内容大致如下。东面1—2行，新可汗自述由于他即位，为已故可汗而悲哀的人民转忧为喜。3—23行与《阙特勤碑》东面1—30行相同，是毗伽可汗以第一人称口气叙述自土门可汗到毗伽可汗180多年突厥的兴衰史。24—41行，毗伽可汗自述17岁以来的征战经历。南面1—9行，仍然是毗伽可汗战争经历的自述。10—15行似乎是毗伽可汗之子叙述其父之死，以及表葬情况。北面，1—8行，同《阙特勤碑》南1—11行、即毗伽可汗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后突厥汗国的疆域，统治中心是在于都斤山；汗国衰落的原因；为死者立碑的目的。8—15行，新可汗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地即位后国内发生的事迹，以及从唐朝请工匠打制石碑的事。西南面，药利特勤自称做了写碑、造墓诸军。东南面，一段涉及战争的短文。西面，新可汗自称：“我自己为父可汗竖了石碑。”
碑中虽然都用的是第一人称，但说话的却不是一个人。所以，诸家对碑文的作者是谁意见不一。耿世民（38）林干（39）都认为是区利特勤所作。V·汤姆森认为“此碑特点，在叙述已故可汗之事迹，通体用第一人称，惟损毁特甚之东西首二行及南面第十行至十五行，忽参入新可汗口气。中文刻辞上部碑额上之短文，亦新可汗之辞”（40）。勒内·吉罗认为《毗伽可汗碑》铭文为毗伽可汗自己所撰写，他的侄子药利特勤作了增补、文中还有“毗伽可汗的新生儿子所写的增补部分，此人很可能就是登里可汗，也就是毗伽可汗的第二位继承人”（41）。看来后一种意见比较符合实际。
《毗伽可汗碑》的东面、北面关于叙述突厥史、突厥疆域等方面的碑文与《阙特勤碑》完全相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毗伽可汗是阙特勤之兄，俩人相差一岁，许多战争他们都亲自参加过，所以《毗伽可汗碑》中叙述毗伽可汗战争经历的内容有许多也与《阙特勤碑》相同。《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一样，也是以人的年龄记载事件的时间，故二碑可以相互参证。如《阙特勤碑》东32行：“当他21岁时，我们与沙吒将军交战。”《毗伽可汗碑》东25—26行：“当我22岁时，我出征唐朝”按照他们的年龄推算，此战应该是在706年。《新唐书》卷4载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己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及突厥战于鸣沙”。三种记载完全吻合。
毗伽可汗在后突厥汗国是最高君主，死的时间也比阙特勤稍晚，所以他的碑文中还记载了许多《阙特勤碑》所不载的历史事实。
据碑文，毗伽可汗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继续沿袭着他的前任可汗们的方式，如，设官。东41行，一族被征服后，“……我赐与称号，我把官职低的……”。《阙特勤碑》提到默啜可汗与他族联姻之事，《毗伽可汗碑》北9—10行记载：“我以十分隆重的婚礼把我的女儿嫁给突骑施可汗，我（又）以十分隆重的婚礼把他的女儿娶给我的儿子”。
征伐，仍然是毗伽可汗维持与扩大自己统治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在《阙特勤碑》东28行笼统提到了毗伽可汗征伐契丹、奚、唐的事，在《毗伽可汗碑》中，记载就更加明确一些。南2行：“当我38岁时（即732年），冬天我出征契丹。当我39岁时（即724年），春天我出征奚……”）关于毗伽可汗打到别失八里，这是其它碑文所未提及的，东28行：“当我30岁时（714年），我出征别失八里”，打了六次仗……全歼其军……”。
《毗伽可汗碑》记载了后突厥对所属诸族发动战争的几种原因：一是背叛，东38行“乌护逃窜入唐。我悔恨地出征。”二是不派贡使，东25行：“拔悉密亦都护是我族人，我因他们不派贡使来，出征（他们）。”东39行“……奚人民归顺唐朝皇帝。我因其不派使节，不致问候，乃于夏天出征（他们）。”三是后突厥汗国本身缺粮少马，要用征伐去掠夺。东38行：“……突厥人民无食，我取其马匹养活（他们）。”东39行：“我在那里破其人民。把其马匹……”后突厥掠夺人口也见之于碑文。如东24行：“当我17岁时，我出征党项，我打败了党项人民，在那里获取了其男儿、妇女、马匹、财物。”东38行记载对乌护的抢劫：“我怒取其男儿、妻女、两颉利发的人民……”。碑文中还记载了战败之族沦为后突厥的奴隶，甚至有些还被处死的情况。如东36行说乌护“在唐，其名声消失了。在这里成了我的奴隶。”南34行击败奚后：“我消灭了……把其男儿、妻女、马匹、财物……我处死了这些……妻女”。
建立在诸族痛苦生涯之上的突厥贵族的生活如何呢？碑文也有反映。北11—12行：“我使眼睛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的（这样多的）人民（住在）东面到日出，南面到唐、西面到日落，北面到夜（这样广大的域内）。给我的突厥人民获得了黄金和白银，带有绒边的丝绸，粮食做的饮料，专用的乘马和种马，黑貂和兰鼠。”这里的突厥人民，当然主要指的是突厥贵族。
不派贡使是诸族的反抗方式之一，上面已经引过这样的碑文，逃亡也是诸族的反抗方式之一。《阙特勤碑》铭文对诸族逃亡问题提得不很明确，但《毗伽可汗碑》铭文对此则有明确记载，有时并点明它还是后突厥发动讨伐战争的藉口。如，东35行：“九姓乌护人民弃其水土而去唐。”东38行：“乌护逃窜入唐，我悔恨地出征。”东37行：“我在那里打了仗，打败其军队。臣属的臣属了，成了（我的）人民。死的死了。沿色楞格河而下，在qaraghīn峡谷，在那里破其汗庭……他们上了山。回纥颉利发同大约一百人向东逃去……。”在后突厥几块碑文中，这里是第一次明确提到回鹘，这件事记在毗伽可汗33岁之后，即717年之后。《新唐书》卷217《回鹘》说默啜可汗统治时期，“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从这段碑文可以看到，当时迁走的是一部分；没迁走的则臣属了后突厥，而且在后突厥的打击下，回鹘等族的逃亡活动一直延续到毗伽可汗统治时期，这些史实则为文献所失。
被统治诸族对后突厥的反抗，甚至直接向后突厥发动进攻，《毗伽可汗碑》中也有记载。如，东27行，后突厥击突骑施，“突骑施可汗的军队如火似飙而来。”东32行：“我出征乌护。第一军出动，第二军留驻汗庭。三姓乌护军队袭击而来，他们因为（我们）无马，处境困难，来攻取（我们）。他们的一半军队去掠取汗庭和财物，一半军队来战。”
后突厥汗国国内的困难在《毗伽可汗碑》中表现的也比前两块碑明显。如，东31行中提到了自然灾害，“当我在magha城堡过冬时，发生了大风雪灾害。”前引32行中谈到后突厥缺马，处境困难”，东38行中提到“突厥人民无食”。
上述一切表现出毗伽可汗统治时期，由于连续的战争，国内阶级压迫日益深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经济日益困难，汗国日益衰落。毗伽可汗死于734年，10年之后，回鹘为首的漠北诸族彻底推翻了后突厥汗国的统治。《毗伽可汗碑》正是再现了汗国灭亡前夕漠北草原诸族活动的历史图景。
《毗伽可汗碑》还提供了比《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更为丰富的专有名词。如官名有颉利发，亦都护，都统；生活用品有：带绒边的丝绸，“粮食做的的饮料”，“专用的乘马”，““黑貂和兰鼠”；生产方面：“种马”；风俗习惯方面，丧葬时“剪去了头发，划破了耳朵、面颊”，烧“香烛”，祭“专乘的良马、黑貂、兰鼠”等等。碑南面15行还提到修墓工程不仅从唐朝请来了工匠，突厥人也参加了工作。“我父可汗（去世时），突厥官员和人民运来了重石和粗大木头。”这些记载对于研究突厥史是珍贵的资料，对于研究不久就在漠北草原上建立了汗国的回鹘历史，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四、雀林碑
《雀林碑》的照片1928年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送给苏联科学院，当时由C·E·马洛夫研究这个碑铭，他于1936年刊布了研究成果（42）。1968年C·T·克里亚什托尔内亲赴蒙古考查，得知此碑出土地点在乌兰巴托东南180公里，现今雀林火车站东北15公里的桑萨尔乌拉山南麓。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见到了字迹清晰的碑铭。据他叙述，《雀林碑》有6行字，有2个钤记，其中一个与《阙特勤碑》和《翁金碑》上的一样，是山羊图形（43）。
碑文本身字少，又有残缺，难以概括其叙述的内容。但克氏根据碑文中提到颉跌利施（骨咄禄）可汗，暾欲谷，因而认为此碑是骨咄禄统治时期的遗物。立碑年代在686—691年间，是后突厥汗国的第—个文字遗存。他还将碑中之统——佃伽，统——也干——俟斤与《阙利啜碑》中的有关记载加以了比较，认为“乔连（即雀林）碑铭中的统——毗伽和统——也干——俟斤当是回纥人的领袖人物。”（44）克里亚什托尔内的推断自然尚有待于进—步证实。
　五、《阙利啜碑》
《阙利啜碑》，1912年由波兰学者В·Л·科特维奇发现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南的伊赫和硕特地方，因而又称《伊赫和硕特碑》。国外A·N·萨漠伊洛维奇（45），勒内·吉罗（46），C·T·克里亚什托尔内（47）等人发表过研究文章。国内耿世民（48）、林干（49）先生介绍过这块碑铭，芮传明的博士论文（50）中刊有这块碑铭的汉译文和注释。
《阙利啜碑》虽然残破得很厉害，但还是有29行字。碑中介绍了阙利啜的战斗经历和官职，碑文叙事方式与《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很相似。碑中记述阙利啜参加过的战争有：征服阿热（西6行）；在克琴与吐蕃相战（西l0行）；4次攻打别失八里（西11行）；西征足迹达中亚珍珠河、铁门关（东16行）；攻打过契丹、奚（东17行）；死于征伐葛逻禄的战争中（东18行。）有人根据他的这些经历，认为他是暾欲谷时代的人。（51）碑主人虽然与前面几块碑不同，但碑文所反映的后突厥与被统治诸族的矛盾斗争却是相同的。碑文中涉及的许多事件都可以用来与前面几块碑铭进行比较研究。也有人认为，碑文中谈到的一些人名，如，Sir irkin之子伊干啜可能是回鹘人。（52）
　六、《翁金碑》
《翁金碑》1891年由N·雅德林采夫发现于蒙古翁金河地区，并由此而得名。对碑文的刊布、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有B·B·拉德洛夫，V·汤姆森，N·雅德林采夫及勒内·吉罗等人（参见注释中他们的有关著述），J·马夸特的《古代突厥碑文年代考》（53），克劳森的《翁金碑》（54）等也是这一有关方面的重要著作。国内牛汝辰等刊布过这块碑铭的汉译文、注释，转写。（55）
碑文共有20行，碑文的撰写在某些方面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似。正面1—3行，叙述土门（布民）可汗创建突厥汗国，疆域广大，威风四振。第四行碑文作者自叙他是默啜可汗时代的人，父亲是伊利伊跌米施叶护，他的名字叫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4—8行，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叙述其父的经历。9—11行，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叙述自己进攻哈密，与atig人作战的事迹。12行及右侧等其它8行是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叙述其父死亡之年月，修坟立碑之事。由此看来此碑乃毗伽·始波罗·贪汗·达干为其父所作。
关于立碑年代，B·B·拉德洛夫认为立在690一663年间（56）；勒内·吉罗认为该碑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是同一时代的（57）；耿世民先生认为属于默啜可汗时代（58）；林干先生认为作者父亲的事迹都在登利可汗时代（735—741）。（59）总之，虽然关于碑主，碑的年代目前都没有统一的说法，但碑中所提供时一系列事件、人名、地名、术语对于研究突厥史回鹘史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磨延啜碑
1、发现与研究
《磨延啜碑》1909年由芬兰学者G·J·兰木斯台特发现于蒙古希耐乌苏地方，故又称希耐乌苏碑。国外发表研究著作的主要有G·J·兰木斯台特（60）和C·E·马洛（61）夫等人。
国内解放前王静如先生发表过一篇专著《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62）。这篇文章据林干先生（63）说是从德文转译的，全文4万字，分甲、乙、丙三部分，甲部为引言，有7节。第1节叙述碑铭所在地，发现经过。2—6节为作者对碑铭涉及的事件、族人、职官等名称的考证。第7节为年表，作者以碑中所用的12动物名称纪年历法与中西历对照，并列碑中大事于旁。碑文纪年有遗缺而能由文中推算得之者，则加括弧以志之。这样一来，磨延啜可汗的事迹于表中可得其梗概。文章乙部为碑文之拉丁字母转写、汉译。丙部是兰木斯台特文章的部分译文。林先生称王先生的成果，“对于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碑铭和其它突厥文碑铭，都有积极的意义。”这篇文章的乙部1983年《西北民族文丛》2辑上予以重新刊载。
把《磨延啜碑》直接由突厥文译成汉文的是耿世民先生。王耿两位先生的译文在很多地方是有差异的。本文主要依据的是耿先生的译文，有些地方也参考王先生的译文。
2、内容及史料价值
磨延啜是回鹘汗国可汗骨力裴罗之子，又名葛勒可汗，747—759年在位，碑文主要记载他的事迹。全碑50行。北面1—4行，残破得比较厉害，大意似乎是叙述回鹘及九姓乌护先是受前突厥汗国“统治了百年”，后是受后突厥汗国“统治了五十年”；4—10行，叙述在骨力裴罗领导下的反突厥统治的斗争以及磨延啜在其中的战斗事迹；10—50行为磨延啜业迹。
《磨延啜碑》铭文中的记载有许多地方与汉文记载是一致的。比如，碑北2行中说回鹘居住地区“其河流是色楞格”。《新唐书》卷217《回鹘》说回鹘“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冯承钧先生《西域地名》认为娑陵水即“今外蒙古之色楞格河，流向东北，注入贝加尔湖。”又如，北3行“……的人民十姓回鹘及九姓乌护之上统治了百年”，说它是指前突厥汗国对回鹘及九姓乌护的统治，这与汉文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前突厥汗国从552年到630年，取其整数，可以称作百年。又比如，北9行说：“乌苏米施特勤作了汗。羊年（743年）我出征了。我打第二仗于元（?）月初六（日）……把乌苏米施特勤……”《新唐书》卷217《回鹘》：“天宝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蜜击走乌苏可汗。”回鹘参予了反对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的斗争，两种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而碑文的说法则更加具体。上述几例证明《磨延啜碑》的记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信的。
在时间、地点、历史事件大致与汉文记载一致的情况下，《磨延啜碑》还记载了许多其它文字所不载的史事，这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回鹘史就显得特别珍贵。比如，《新唐书》卷217记载后突厥的最后一位可汗是被骨力裴罗杀掉的。“明年（745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文中并未提到磨延啜参予其事。碑10行：“我俘虏了；并在那里取其可敦。突厥人民从那以后就消灭了。”联系前面引过的第9行碑文可知，磨延啜不但参予了反对乌苏米施可汗的斗争，而且也参加了击败白眉可汗的斗争，在他父亲创立回鹘汗国的事业中，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这就充实了汉文的有关记载。
又比如，新旧唐书关于磨延啜的记载主要偏重于他与唐朝的关系方面，如，主动地向唐廷提出请求，愿出兵助讨安禄山，并亲自率兵与唐将郭子仪合作；其子叶护也曾与唐广平王（肃宗子，后立为代宗）结为昆弟，率兵参加收复两京的斗争；他主动地向唐提出联姻的请求，先将其小姨子妻敦煌郡王承寀，后自己又娶玄宗女儿宁国公主为妻。汉文记载较少提到磨延啜统治时期回鹘汗国内部的情况，而他的碑文则大大丰富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从碑文中看，回鹘汗国的统治机构已经形成，有一套行政与军事相统一的官制。最高统治者称可汗，如北12行：“我父可汗去世。”可汗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可汗率兵作战的例子，碑中很多。回鹘国内的重要官职由可汗授予，可汗子弟为叶护，设。如，东19行：“我赐予我的两个儿子以叶护及设的称号，我让他们统治达头及突利失人民。”有都督，南26行“我给Cik人民委派了都督”；有颉利发，南50行：“我……颉利发”；有千夫长，碑中记载磨延啜最初就是作这个官。北6行“派我本人作千夫长”。
回鹘军队的情况，《磨延啜碑》也有一些具体反映。如，军队确编制，前面引过的“千夫长”是一例证；打仗双方都有标志——旗，这是前面几个碑所不见的事物；游牧民族的军队主要是骑兵，但《磨延啜碑》反映出回鹘的兵种中还有步兵。南33行：“我的军队三…旗……五百装备齐全的步兵”；军队作战有侦探及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如，东18行中提到“探马”，24行中提到“快探”，“舌头”，“奇袭”，南27行中提到“前锋”，南28行中提到“里应外合”。前引南33行提到了“装备齐全的步兵”，但具体武装器没有提到。碑中凡记述交战之事时，多用“刺”字。如，碑文中多次时现“我刺杀了”这句话，他使用的武器肯定是尖状物。《暾欲谷碑》中的武器有矛，《阙特勤碑》中提到甲胄，披风，箭，马衣等，上述这些武器和装备大概在击败了突厥统治的“装备齐全”的回鹘军队中也会有。
各级官吏和军队的职能主要是统治人民。那么高踞于各级官吏与军队之上的可汗的生活又是如何呢?《磨延啜碑》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比后突厥汗国几块碑铭更为详细的材料。体现可汗权力的印与诏谕已经产生。东20行：“我让人制作了我的印记和诏渝。”草原上出现了专供可汗居住的围有宫墙的宫殿。东20行：“我让人建造了白色宫殿，让人打造了宫墙。”磨延啜还分别在ingiz泉，Siz泉、鄂尔浑河与baligligh河汇合处等地建造了四个宫殿，还请粟特人与唐人在色楞格河建造了富贵城。据《新唐书》·《突厥》记载，后突厥毗伽可汗曾想在草原上建城，但遭到了暾欲谷的反对。《从磨延啜碑》的记载来看，回鹘可汗的生活要比后突厥汗国的统治者气派得多。
《磨延啜碑》记载的史实反映出，突厥的残暴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回鹘人建立的依然是一种阶级压迫的政权。如，磨延啜称自己统治下的一部分人民为奴，东14行：“上天及地（神）保佑了我的奴婢、人民。”回鹘军队对战败者也进行抢劫，东15行：“四月初九（日），我打了仗，在那里刺杀了。我抢来了他们的马群、财物、姑娘、妇女。”这些被抢来的姑娘、妇女，大概是奴婢的主要来源。
有压迫即有反抗，碑中例子很多。如东14—17行，记载磨延啜征服了一个地区的人民，但他们不听调遣，他又发兵征服了他们，然仍旧无效，不得已他又“出兵攻打”。东16—20行，记载他一年之中打了两次大仗：“二月十四日，我作战于剑河。”“那一年秋天，我向东出兵，我问罪子鞑靼人。”逃亡也是人民反抗的一种形式，东16行，“我击溃了（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沿色楞格河下游逃去。”南34行，记录一批战败者“逃进了葛逻禄。”
碑中记载磨延啜亲自征伐过的及与回鹘为敌的族北八行有突厥；东15行有八姓乌护，九姓鞑靼；东22行有cik，黠戛斯；南25行有三姓葛逻禄；南28行有突骑施；南36行有拔悉密等。碑文中还记载了磨延啜的征伐对象有时还是几个族的联合反抗。如，东 22—25、行表明，751年以后的一次战斗与回鹘为敌的是九姓乌护、黠戛斯、cik三族。南36行反映出回鹘的对手是葛逻禄与拔悉密。根据南41行中一句话“从那以来，拔悉密、葛逻禄被消灭了。羊年（755年）”来看，虽然磨延啜统治时期，国内战争频繁，敌对势力众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但终究统一了漠北诸族。公元753年磨延啜派使者到唐朝，请求助讨安禄山，这大概与回鹘汗国国内形势比较稳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八、铁尔浑碑
《铁尔浑碑》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发现于蒙古杭爱山西北部的铁尔浑河流域，故称《铁尔浑碑》。此碑又称《塔里亚特碑》，后因以塔里亚特为名的地方不止一处，所以此名就不用了。
国外对《铁尔浑碑》进行过研究的主要有苏联的C·T·克里亚什托尔内。他对此碑的转写、翻译、研究刊布在《苏联突厥学报》1980年3期上，由伊里千译成汉文刊布在《民族译丛》1981年5期上。国内耿世民（64）林干（65）先生的有关著述中简单介绍过这块碑铭。
克里亚什托尔内认为这是回鹘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又一块碑铭，比前文提到的发观于希耐乌苏的《磨延啜碑》早。根据碑中最晚的一个纪年是蛇年（735年）他说此碑是蛇年后不久建立的。碑铭作者是其子骨咄禄达干将军，又叫毗伽达干，即后来的牟羽可汗。对照碑文，笔者认为他的观点很对。
碑的内容，西面9行磨延啜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他自立为可汗，要人将他的诏谕与印记刻写在石头上，以作永久性的纪念，还叙述了回鹘人当时的活动地域及内属人的情况。北面6行（10—15行）磨延啜叙述他有众多的战争俘虏，刻写此碑时有众多的官员，民众。13—15行似乎涉及到碑铭作者的业绩。东面9行（16—24）到南面头3行（25—27行），磨延啜叙述他在父亲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等的斗争。28—30行三姓葛逻禄、九姓靼鞑、回鹘官员、百姓拥立磨延啜为可汗，碑铭作者——磨延啜之子立营于Süngüz Baxkan。石龟上写着：此碑的制造者是B{K22C626.jpg}Ke Tutam。
碑的东面与南面的一部分，碑文内容与希耐乌苏发现的《磨延啜碑》基本一致，某些情节《铁尔浑碑》更详细一些。《希耐乌苏碑》北8—10行记载了磨延啜追杀乌苏米施可汗的情况，由于残缺保留下来的字是：“我追了（他们）。他们越过了黑沙（《附录》作qaraqum，如《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作karakum，在K{K22C627.jpg}gür，在煤山，在Yar河，三族突厥人民……乌苏米施特勤作了汗。羊年（743年）我出征了。我打第二仗于元 （?）月初六（日）……把乌苏米施特勤……我俘虏了；并在那里取其可敦。突厥人民从那以后就消灭了。”《铁尔浑碑》东2l—26行的记载是：‘乌苏米施王子从0ndur-gan来了，他说了。‘抓住他’，他说了……我跟踪他们越过Karakum沙漠而在K{K22C627.jpg}gür在煤山和Yar河边（进攻了）三族的突厥人那是七月十四日。……”“……乌苏米施王子成为可汗，羊年我进军了，第二次和他们刺杀了，二月初六与他们刺杀了，猴年我进军了……（与他们）打了。战胜了。我在那里抓到了他们的可汗，我取了他们可敦在那儿……此后他们的首领来了”。比较这两段文字，《希耐乌苏碑》只讲了磨延啜追了后突厥可汗的军队，但具体追的是谁没讲，时间也没讲。《铁尔浑碑》说追的是乌苏米施王子，时在7月14日，地点两碑一致。两碑都记载了乌苏米施立为可汗后，磨延啜羊年又出征突厥。他获取了胜利并俘虏一位可敦。关于此事《铁尔浑碑》比《希耐乌苏碑》多记载的是猴年（744年）磨延啜还出征过一次，不但抓到了可敦，还抓到了可汗。
由于《铁尔浑碑》与《希耐乌苏碑》记载的主要都是磨延啜可汗的事迹，兼谈及骨力裴罗事迹，所以两碑相同之处有互证之作用，不同之处有互补的作用。笔者认为《铁尔浑碑》字数虽然不如《希耐乌苏碑》多，但它记述的许多事情不见子前面介绍过的突厥文资料，也少见于汉文的记载，这就使得这块碑特别珍贵。如，西4—5行：“在八条河之间是我的牲口和我的耕地，八条（河）色楞格、鄂尔浑、图拉使我愉快。我要去 Karqa、Burqa这两条河流域居住并游牧，我的夏牧场在于都斤山坡西端，Tez河上游以东，我在那里居住和游牧……”这段文字不但清楚地记载了磨延啜统治时期回鹘在漠北的具体活动地域，还明确记载了八世纪中叶回鹘的社会经济中有牧业，也有农业。
通过官名、专有名词来探索回鹘的社会组织，这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渠道之一。《希耐乌苏碑》在这方面提到有千夫长，都督，颉利发，设，叶护等，《铁尔浑碑》提提到的还有百人长，五百人长，伯克，沙漠地区的官员等等，这些都是以前所不见的材料。
又比如，《铁尔浑碑》北11—12行“当写这些文字时，我的可汗，我天生可汗的官员，九姓鞑靼，十七个阿孜的梅录，将军们，同罗（部落）的千人队伍，回纥人民同我的王子们（一起），近卫军的首领英勇的Ataquk，Begzik和达干伯克们，三百个近卫军都出席了，我天生可汗的儿子们毗伽达干，Kutlu{K22C628.jpg}Bilge叶护……沙漠地区的官员……拔野古的人民，阿孜的Axpa Tay将军和他的人民，同罗的Bax AKaybax，三姓葛逻禄如此多的人（出席了）。”这段文字表明此碑落成之日，回鹘汗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或者是说盛大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了回鹘入及各级官员，述有归属的同罗、拔野古、三姓葛逻禄等，这展观了回鹘社会的民族部落构成，这种隆重的场面在已经叙述过的突厥文碑铭中也是首见。
南28行记载了磨延啜被人拥立为可汗的事迹，这也是《希耐乌苏碑》，汉文史料所不载的情况：“猪年（747年）三姓葛逻禄、九姓靼鞑……九个梅录……将军们和我父亲的百姓们，恭敬地请他当可汗，我们祖先的称号（是如此）”。
上述事例证明《铁尔浑碑》铭文的史料价值极高。
　九、九姓回鹘可汗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原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旧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碑》
1889年俄国雅德林采夫发观于故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逊附近的柴达木河畔，故又名《哈喇巴喇哈逊碑》。雅德林采夫当时带回了一块刻有四行文字的石碑残断。1899年芬兰的海开勒在此地考查时，也见过这个碑，并于1892年在他所编辑的《鄂尔浑河流碑铭集》一书中刊布了这块碑铭。1891年拉德洛夫也到蒙古考查，1895年出版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第三辑中刊有这块碑铭。
《九姓回鹘可汗碑》上有三种文字：汉文，粟特文，突厥文。突厥文部分几乎全部残损，汉文部分虽然残损的很厉害，但保存下来的字数最多。起初，拉德洛夫认为碑中的粟特文部分是回鹘文，后来新疆地区出土了粟特文书并被解读之后，缪勒即指出：拉德洛夫所说的其实是粟特文（66）。该碑的粟特文释读者是О·汉森（67）。他在文章中说，粟特文碑铭中提到碑主保义可汗，提到他们的前辈们的名字，如骨力裴罗，伊利·伊特米施·毗伽可汗（即磨延啜），牟羽可汗等，提到了回鹘汗国统治者们的许多次征战，战斗对象拥有20万弓箭手的黠戛斯，葛逻禄，突骑施，吐蕃等。征伐地区有一个地名叫“四图格里”，此当别什八里与库车之间的一个地方。碑中还提到公元763年回鹘信奉摩尼教的问题（68）。这同汉文铭文的内容大致吻合。说明突厥文铭文内容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然，同一件事用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文字表达，那很可能是风格各异的，内容或者更丰富一些都是完全可能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即是例证。保义可汗之碑突厥文部分的残损是回鹘史料的一大损失。
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立碑的时间，国内外学者的看法颇不统一。如，王国维先生认为“此碑之立，盖在其卒后矣”，即821年（69）。程溯洛先生认为“立于唐元和九年（814年）”（70）。耿世民先生认为“此碑一般认为属于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代”（71）。孰为正确，有待于进进一步研究。
　十、苏吉碑
《苏吉碑》1909年芬兰人G·J兰木斯台特发现于蒙古苏吉地方。1913年他在《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卢尼文碑文》（72）一书中刊布了这块碑铭。苏联的C·E·马洛夫对碑文也有论述（73）。国内首先把《苏吉碑》由突厥文译为汉文的是耿世民先生，他的研究成果刊布在中央民族学院编印的《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一书中。其后发表研究文章的有李经纬先生。（74）
关于碑文的年代，有不同的说法。勒内·吉罗认为，“可能为回鹘初年时代的。”（75）耿世民（76）林干（77）先生都认为该碑属于840年以后的文物。根据碑文第1行：“我来到回鹘之地，药罗葛汗处”，第4行“我的名声及于日出及日落之方”。可见黠戛斯这时已占领了回鹘故地。由汉文资料得知，此乃840年之后之事。所以，认定此碑乃840年以后之物是有说服力的。
碑文共11行。碑主人是黠戛斯人，官号：裴罗·骨咄禄·牙尔干。碑文叙述了碑主现在居住在回鹘地区，非常富有。他的财富“畜圈有10个”，“马匹无数”；他的家庭成员众多；他的家中有神职人员：“我给我的摩尼教经师一百个男仆和住房。”他死前嘱咐儿子“要像我的经师那样，要敬重汗，要努力。”
《苏吉碑》对回鹘史的意义在于，I·它证实了840年回鹘亡国后，黠戛斯占据其地，并雄踞漠北这一史实。2、它提供了墨戛斯一个官员财产情况，这对于研究与黠戛斯语言相同，生产方式相近的回鹘的社会经济来说，很有价值。3、摩尼教经师在回鹘时代一般活动于汗廷之中，充当谋臣，并出入于使者、商人行列，而《苏吉碑》则表明，至9世纪中叶以后，摩尼教师的活动已渗透到了北方民族的家庭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摩尼教在回鹘社会的深入情况。
　十一、寒维列碑
1969年苏联学者C·T·克里亚什托尔内在蒙古考察时，在塞维列地方发现了一块大粒大理石雕成为的石碑，碑上刻有两种文字，一面是粟特斜体文，一面是突厥卢尼文，各7行，残损非常严重。1976年克里亚什托尔内与B·A·里弗希茨联合发表了研究报告（78）。国内耿世民（79）林干（80）先生发表过介绍文章。
克里亚什托尔内根据该碑突厥文铭文中有英义药罗葛这一名字，粟特文铭文中两处提到“回纥可汗主”，认为这是回鹘牟羽可汗的碑，是他凯旋回师途中路过边界时的一块纪功碑（81）。不过，据耿世民先生介绍，世有人认为这是“属于后来的甘州可汗的碑。”（82）该碑目前尚未见汉文译文。
研究鄂尔浑回鹘史，汉文资料是重要的，它的记载时代跨度长、详细，尤其着重记载回鹘与中原地区交往的事迹；但缺点是对于回鹘内部的情况记录较少。上述突厥文的碑铭材料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由于碑文多出于突厥人、回鹘人之手，他们对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的描述，他们的文学风格，都显示出草原游牧人的特有气概。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突厥历史回鹘历史所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①（21）《蒙古考古图录》1—4辑B·B·拉德洛夫。年圣彼德堡。
②《蒙古古代突厥碑》V·汤姆森哥本哈根，1922年。
③《Z·D·M·G续集》H·H·舍德尔1924年伦敦。
④《暾欲谷碑研究》罗斯·E·米尼森《BSOS》6卷年 伦敦。
⑤《古代突厥文献》胡赛音·纳米克·奥尔昆1936年伊斯坦布尔。
⑥《突厥碑文译注》小野川秀美《满蒙史论丛》4　　1943年。
⑦《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J·J·拉姆斯丹 1958年《JSFOU》60。
⑧《鄂尔浑突厥语语法》塔拉特·特勤1968年
⑨（29）（35）（41）（57）（75）《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勒内·吉罗撰 耿升译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印1984年。
⑩《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文》韩儒林《禹贡》6卷7期 1936年。
（11）《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文笺证》朱延丰《志林》4期 1943年。
（12）《突厥文暾欲谷纪功碑》岑仲勉《突厥集中》下中华书局 1958年。
（13）（14）（15）（16）《新唐书》卷215，《突厥》。
（17）《新唐书》卷217，《回鹘》
（18）《贝加尔湖之南与鄂尔浑河源流考古记》N·雅德林采夫《法国古迹学会会刊》卷1890年。
（19）《鄂尔浑河流域碑铭集》海开勒1892年赫尔辛克府。
（20）《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碑铭解读》Λ·汤姆森《丹麦皇家科学院通报》1893年哥本哈根。
（22）《蒙古古代突厥碑铭》B·B·拉德洛夫1—2辑1894年；3辑99年。圣彼德堡。
（23）《阙特勤墓志铭》G·德维利亚《通报》2卷1891年莱登。
（24）《阙特勤碑铭》G·施古德·《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1892年3卷。
（25）《阙特勤碑汉文部分作者和写作年》F·夏德·《通报》7卷1896年莱登。
（26）《阙特勤碑南侧古代突厥文考释》W·班克1896年莱比锡。
（27）《中国碑铭研究（一）阙特勤碑》G·阿兰德《东方语言讲习班通讯·东亚研究》1901年柏林。
（28）《默啜可汗的女儿及其与阙特勤的关系》伯希和《通报》1912年莱登。
（30）《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韩儒林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6卷6期1935年。
（31）（34）（40）《蒙古突厥碑文导言》V·汤姆森著韩儒林译《禹贡》7卷1—3期1937年。
（32）（37）（39）（49）（59）（63）（65）（77）（80）《古突厥文碑铭札记》林干《西北史地》1983年2期。
（35）《突厥文阙特勤碑》岑仲勉《突厥集中》下中华书局1958年。
（36）（38）（58）（71）（79）（82）《古代维吾尔文化和文献概论》耿世民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2）《新发现的突蹶如尼碑铭》C·E·马洛夫·《语言与思维》6—7卷 列宁格勒　　1936 年。
（43）（44）（47）（52）《乔连石雕上的古代突厥铭文》C·Г·克里亚什托尔内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 22期。
（45）《蒙古新发现的突厥卢尼文碑》A·N·萨莫伊洛维奇 《苏联科学院通报》年列宁格勒。
（48）（51）（64）（76）《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情况》耿世民《图书评价》1980年4期。
（50）《后突厥碑铭注释和研究》芮传明 复旦大学1990年。
（53）《古代突厥碑文年代考》J·马夸恃 1898年 莱比锡。
（54）《翁金碑》克劳森《皇家亚州社会杂志》1957年10期。
（55）（56）《古代突厥文&翁金碑&译注》牛汝辰牛汝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
（60）（72）《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卢尼文碑铭》G·J·兰木斯台特《芬兰——乌戈尔学报》30期1913年。
（61）《蒙古及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C·E·马洛夫 莫斯科一列宁格勒 1959年。
（62）《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王静如《辅仁学志》7卷1—2期 1938年。
（66）《北部蒙古的伊朗碑铭》F·W·K·缪勒《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公报》1909年。
（67）《哈喇巴喇哈逊三体合壁碑铭中的粟特铭文》○·汉森·《芬兰——乌戈尔学会染志》1930年第44卷3辑。
（68）（81）《中央亚细亚古代突欺文和粟祷文碑铭的发观与研究》C·Г·克里亚什托尔内，B·A·里弗希茨著，陈弘法译《蒙古史研究资料》1982年22辑。
（69）《九姓回鹘可汗碑跋》王国维《观赏集林》中华书局。
（70）《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泽碑&汉文部分看唐号代的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程溯洛《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2期。
（73）《古代突厥文献》C·E·马洛夫 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1年。
（74）《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 李经纬 《新大学报》 1982年2期。
（78）《塞维列碑》C·Г·克里亚什托尔内，B·A里弗希茨《苏联突厥学》1971年3期。
《新疆文物》199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