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则新闻，标题为“南科大校长：中国大学近30年未培养出优秀人才。”6月5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来到武汉，亲自为今年的招生做宣传。提及人才培养，今年66岁的朱清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其实，真正优秀的人，首先应该有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创新；其次应该有很强的洞察力，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最后应该有很好的记忆力。　　看到这则新闻，引发了一个思考：培养优秀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进行培养？　　我们又想起2005年温家宝总理拜望已故科学家钱学森，钱老问温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温总理无言以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今教育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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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面对“钱学森之问”，面对教育的千古难题，育心经典累积式教育法创始人赖国全老师在面对深圳林立的大楼引起了深深的启发和思考——盖大楼要有蓝图，要有规划，需要打地基，做结构，最后才是装修，而人才的培养呢？如果我们把培养孩子成才比喻成建百层高楼，只要按照系统的流程，遵守基础、结构和装修的主次先后顺序合理建设，懂得需要的材料和方法密切配合，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把教育从单一的知识灌输还原为道德、智慧、能力、习惯等多方面的培养，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可以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才。
　　奴才是政治最好的“用才”，更是执政党最杰出的“人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滋养着中华大地，造就了一批具有极高智慧的人类杰出人才代表——古圣先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其道德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人。然而，有谁思考过，为什么这2500年来再没有出现一位能超越孔子的人？孔子以《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授徒三千、培养圣者四人，贤者七十二人，后世无人能及。当我们能够明白孔子到底是因为学习了什么而成为圣人，并且能够懂得孔子教育弟子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像孔子一样，培养出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即使达不到孔子的高度，也会相差不远。赖国全老师通过思索孔子的学习内容、教育方式，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研究各种成功的教育成果，不断地总结、提练，一个大结构、大格局的教育方案逐渐清晰，丰满成熟起来。这就是“累积式”教育法。
　　“累积式”教育法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关注到教育学与建筑学的联系，按照系统、科学的思维，在教育内容，对象，时机，环境，方法，手段等方面给出了非常完善系统的解决方案。首次提出了“系统读经”的概念，配以简单方便的137法则，首次提出在教育内容上回归圣贤的典，还原孔子真正的学习内容，并提出：当下读经，全家读经，科学读经，系统读经，不离家庭，不离社会，不离生活，不离圣贤教诲”的八大读经原则，让培养杰出人才，甚至超越圣贤成为可能。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培养优秀人才的原材料就是回归到学习中华文化的根本上来，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文化之源，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根本，育心人称之为易根。我们的教育叫读根教育。育心经典提出的一根六经，八典九要十四蒙的经典教育内容，将培养孩子成才成为一种必然。同时我们来分析一下学校教育的本质，学校教师更多的言教，传授知识，而学生所学也是技能知识方面为主。从现在大量的网络信息中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教育最缺的是德性的教育。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育的培养才是根本，现在的学生学的都是枝末。育心经典的教育目标就是养正畜德，培养大格局人才。在我们读经教育原则里面提到了不离家庭的原则，家庭教育，重在父母的身教，育化孩子的心灵。学习经典，内化经典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事当中。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的根本，父母的成长，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未来。育心经典教育理念不仅是关心孩子的成长，根据我们的八大读经原则，我们更加要求父母的自我成长。
　　就把现在的大学教育搬到高中，高中教育弄到初中，小学跟幼儿园呢又都按照幼儿园的管理方法。这样，到了大学，大部分人就知道自己是要什么的了，然后再各取所需。而且大学课程按照高中的排法，紧凑，然后休息改为长休型的，紧凑上十五天，休息十五天，这十五天安排各类实践，实习。
　　中国大学是用来培养“优秀”党员的。
　　赖国全老师在2012年2月在南宁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育心经典七大使命，其中就有“打造一个真正付出，独一无二的文化服务平台。”“培养一批经世济用的超级人才。”为了传承中华文化，传播累积法，赖国全老师创立了儿童读经教育网站，成立了育心经典网络国学院儿童读经教育YY万人群，独创了强大的教育服务模式。每天凌晨五点的大易网络国学院早课，上午十点的日课程，以及下午三点的YY语音课程，这些全部免费无偿地为家长们提供了主动学习、交流经验的场所。同时提供平台将广大家长培养成为义工、义师，实现自强，成为教育孩子的专家。就在6月6日早晨5：10，育心经典服务系统之一的整理组在北京育心乾济书院马桂兰老师的组织下召开了五月份的工作总结，其结构组成由讲话组、课程组、语音课组、业务组、精华组、诗词组、养生组、日记组、媒体组、修正组、博客组、演讲组、电子书出版组等17个小组组成，参与义工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300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工作汇报。义工们的座右铭是“整理就是学习，分享就是成长，坚持就是进步，付出就是收获！”是一支特别能奉献、能战斗、能自新的团队，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易经文化精神落实在自己的身上。非道弘人，人能弘道，培养人才是根本，育心经典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通过自强不息，建立网络平台，不仅让孩子从小得到中华文化尤其是易经文化的滋养，而且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家长，为传承与发扬真正的中华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与血液。在育心，培养优秀的人才已经实现，听众朋友们，育心家人们，我们珍惜现在的环境，与育心经典一起努力将培养孩子成才当成我们一生的事业。
　　奴才是政治最好的“用才”，更是执政党最杰出的“人才”
　　说句老实话，大学培养不出人才别老怪大学亦或者是社会。想想中国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吧。　　你们想过什么是大学吗？　　在很多人眼中，大学就是一个就业培训机构外加幼儿园。大学负责的事情有两个：1，毕业的学生能干活
2，毕业的学生思想品德好　　我想过，如果爱因斯坦生在中国，在中国上的大学，会如何呢？　　结果很显然，在***人眼中那就是一个书呆子，在他的相对论被接受以前，评价不外乎如下：“成天不知道干些什么，提出一些不知道是啥的理论”，“有什么用啊，和实践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学就只能培养出这种眼高手低的废材，毕了业能干啥，只能搬砖，悲哀啊，大学”　　不得不承认，很多人还不知道大学存在的价值。他们只知道国外的大学有多好，然后就对自己国家的学校进行批判。可笑的是，批判的理由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大学的无知。
　　中国的公办大学起码倒闭大半，私立大学起码倒闭大大半才好，学校政治行政化居然还没取消怎么可能培养的出人才呢
　　中南大学，梁稳根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丁磊　　深圳大学，马化腾　　清华大学，张朝阳　　北京大学，李彦宏　　杭州师范，马云　　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　　成都师范，刘永行　　中国这些一流、二流、三流、四流的大学还行吧！杰出校友还不少！
　　现在的大学花钱就能进，能学到什么知识呢？进去不是谈恋爱就是搞对象，三四年下来对社会有什么用？真正学点有用的东西还得得从小抓起，养人重在养心，养树重在养根。孩子从小养正，长大肯定是一栋梁。现在很多人抓不住根本的东西。
　　培养人才就应该从小做好规划，而不是进入大学才培养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使命，到了社会才能给创造价值。
　　现在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我不想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所以从小带着孩子诵读育心经典，为孩子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　　百万家庭正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相信会给现代教育一些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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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一)
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一)
2005年，钱学森给温家宝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学术界和教育界对“钱学深之问”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教育实践上的改革。讨论大多集中在大学教育的文理关系问题上，认为学文的不学理，学理的不学文是培养不出人才的根本原因。这种讨论完全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跟扯扯淡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用不是原因的原因遮蔽了真正的原因。教育实践上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推行中学校长推荐制、大类招生制（大一不分专业大二再分专业）、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搞“珠峰计划”，培养拔尖学生。这些改革都是技术性的或临时性的纠错，没有实际意义，仍然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因为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都与这些无关，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大学的党校模式；二是中国大学教师的集体失职。这不是危言耸听，恰恰是人们不想讨论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大学不是普世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大学，日习近平在第二十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前会见会议代表讲话时说得很清楚，中国的大学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的重要思想阵地。”这个定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政治组织，大学党政班子都是上级任命就体现了这一性质；其次，中国大学是一个构建意识形态的阵地，这个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各级政府都有团校、党校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院，这些大学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个“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的重要思想阵地。”但是如果把中国大学也定位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的重要思想阵地。”中国的大学和团校、党校以及社会主义学院就没有区别了。高校中一直有人把中国人民大学戏称为“第二党校”，其实，按照中国大学的定位，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第二党校。毫无疑问，这样的大学可以在政治思想上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是能够培养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吗？，钱学森说：中国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显然是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办党校的模式和“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不是一回事，它们是冲突的。仅从大学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冲突，全国的大学红头文件规定的政治课、军事课总计占了大约一学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中国的大学不是四年，而是三年，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大学学专业的时间只有三年。中国的大学生经常抱怨说：“上了一年大学，还不知道我们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呢？”为什么？因为都在上政治课。
仅从理论上讲，上政治课和培养发明创造的人才并不一定冲突。关键在中国大学的政治课是一个不允许争论不允许思考不允许有独立见解的文化霸权课程，它一直在宣示一个话语权：我的就是对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信也得信，而且必须信。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教育必然与发明创造相对立，因为所有的发明创造必须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这是发明创造的前提，而中国大学的党校模式恰恰扼杀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我不反对上政治课，但政治课不能不允许思考和争论，没有思考和争论的地方不可能产生杰出人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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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培养不出半导体技术人才 日本专家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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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培养不出半导体技术人才 日本专家说得对吗
为中芯国际财务报表，虽然和台积电有非常大的差距，但企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去年以来，中国企业大规模收购了全世界的半导体制造商。特别是紫光集团的收购攻势非常厉害。（表1）
　　3月23日，日本Business Journal网一篇原题为《世界工厂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技术人员，简要说就是做不到必要的开发和合作，还会偷懒》的文章被国内媒体摘译并转载，引发网友热议。文章对尔必达前社长与和合肥政府合作建设DRAM工厂做了介绍，认为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人才具有偷懒、个人主义、缺乏忠诚感的劣根性，并认为中国无法培养出本土人才。该文作者是日本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隆，曾在日立制作所、尔必达存储器等企业任职，从事半导体技术开发工作长达16年。笔者认为，虽然文中描述的部分事实客观存在，但其主要观点与结论恐怕与事实不符。
　　对中芯国际的描述有误导之嫌
　　在文章中，汤之上隆称，曾在2007年拜访上海中芯国际，指出“这个公司在2000年4月成立的，之后，一次也没有获得可观的收益，一直处于低空飞行的状态。要是没有国家的援助的话，一定早早就倒闭了……访问中芯国际之后，感觉到最大的违和感是，经理是台湾人，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
　　虽然汤之上隆的描述，在他2007年拜访中芯国际时确实存在，但在2016年的文章依旧引用9年前的情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就非常不妥当了，有故意误导读者的嫌疑。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澄清。
　　一是中芯国际发展状态良好。虽然在2007年中芯国际处于困境之中，但在近年来走上正规后发展势头良好，不仅早已实现盈利，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五。如果仅仅算为其他厂商代工的市场份额，把三星垂直整合部分（自己为自己代工）的产能削去，中芯国际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台积电、联电、格罗方德，位居三星之上。
　　在技术上，中芯国际于2015年开始为高通代工骁龙400系列芯片，在2016年初也掌握了28nm HKMG技术，并计划以该制程工艺为大唐联芯代工手机芯片。高通、华为、展讯、博通等公司也有意向将自己的部分业务交由中芯国际代工。
　　二是中芯国际高管早已由大陆本土人才出任。汤之上隆称，“最大的违和感是，经理是台湾人，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但在如今，这早已成为历史——由于张汝京在中芯国际成立之处大量任用台湾人，而且台湾籍员工工资高，掌握话语权，自命高人一等，歧视大陆员工，导致台干和陆干之间矛盾尖锐，虽然在张汝京、江上舟时期矛盾被压制。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究于2011年以人事斗争的方式爆发——在大股东大唐电信、陆干与海外股东、台干的博弈下，台籍高管个人的偷税、多报销费用等都成为博弈筹码被公诸于世，并最终以王宁国离职和台籍高管在这次人事争斗中的失势，使中芯国际进入了新国企时代。
　　目前中芯国际的董事长为周子学，浙江江山人，1980年参加工作，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加入中芯国际之前任工信部总经济师，并历任产业司司长、副司长及电子工业部副司长等职，兼任北航等高校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人才。
　　三是用中芯国际任用台湾、日本人才来论证中国大陆无法培养出技术人才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美国硅谷大量聘用中国和印度人才，但这能证明美国不具备培养技术人才的能力么？化他国人才为己用，让各国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贡献智慧，其实是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与日俱增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看法值得商榷
　　文章中汤之上隆对中国技术人员有三点看法：
　　一是中国人都是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只相信自己家人或少数的朋友，做不到在团体中与他人合作，而半导体的开发和制造，最少也需要100人规模的团体合作，缺乏团队精神必然导致中国企业很难在半导体领域有所建树。
　　二是中国人很会偷懒。中国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一定会选最方便的选项。比如说，让他在生产线上某个制造机器上开发生产流程。日本人的技术人员一般要用十张左右的晶元来判断条件，中国人只要一两张就结束了。用这样的流程来进行量产的话，一下子就会有一大堆不良品被制造出来。直截了当的说，中国人就是很粗糙的。
　　三是中国人缺乏忠诚度。一旦学会了技术开发的方法，中国人马上就辞职，找工资更加高的公司，完全不讲情面和忠诚。
　　对于汤之上隆三点看法，虽然在客观上部分国人确实存在这些现象，但生硬的将部分人类的共性，套用为“中国技术人员的劣根性”就非常不妥当了。
　　实际上，员工个人主义、偷懒、缺乏忠诚度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员工的特性，很多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有这种特点，这些问题其实与民族、种族无关，而与受教育程度、责任心有关。另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不可能按所谓“民族性”来组织生产，而是有非常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即便是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如果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不明确，管理水平低下，同样会存在个人主义、偷懒等情况。国内的IC设计公司中华为海思员工超过8000人，展讯员工超过4000人，但在双双挤入ICInsights发布的2015 TOP10名单（ICInsights是对不具备晶圆厂的IC设计公司以销售额为标准做排名的评价），可见中国人并非像汤之上隆所描述的不懂得团结协作。而在ICInsights发布的2015 TOP10名单却没有一家日本IC公司上榜，这恰恰说明汤之上隆的看法是不科学的。
　　至于员工掌握了技术就跳槽，关键还是怎样留住人才的问题，员工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如果依旧用原来的薪资标准对待员工，那就不要埋怨其跳槽到工资更高的公司，毕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中国真的无法培养出人才？
　　据日出版的《圣荷西新闻报》报道，仅在硅谷腹地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和阿拉米达（Alameda）两个县，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就有27.2万人，其中有华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加上硅谷也有很多印度人，特别是很多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印度人。因此，业界戏言美国IC（印度和中国的英文第一个字母）其实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做，没有IC（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就没有今天的硅谷。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养的海量人才相当一部分漂洋过海，为美国IC产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中国人才相对匮乏的根源并非培养不出人才，而在于留不住人才。因此，汤之上隆所谓的因为中国人具有种种劣根性，所以培养不出人才是站不住脚的。
　　过去，由于半导体企业实力有限，整个产业链也比较弱，无法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满意的薪酬和发展条件，自然导致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前往美国寻找发展机遇。而因为理想留在国内的技术人才由于没有优质的本土企业提供成长和锻炼的平台，导致本土人才的培养困难重重——毕竟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锻炼才能成长。
　　另外，虽然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中国大陆本土人才培养困难重重，但这仅仅是增加了人才培养的难度，并非无法培养出人才——在IC设计方面，由于西方的长期技术封锁，导致中国技术人才只能苦苦在黑暗中摸索，龙芯、申威、飞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本土IC设计人才。以龙芯为例，其技术骨干全部自己培养，而且技术骨干中不乏85后年轻人。此外，龙芯还培养出一批从龙芯项目中成长起来，只是出于兴趣爱好转向其他科研方向的优秀人才，比如，开发出寒武纪神经网络芯片的陈云霁博士和陈天石博士。
　　随着近年来半导体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和中国政府不惜血本的巨额资金投入，相当一部分具有20年从业经验的华人工程师开始从海外回流，加上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海外巨头纷纷开始在中国合资建厂，具备供优秀人才成长的产业基础是水到渠成之事，届时，即可形成良好的产学研环境，中国本土半导体人才也必将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腾飞而茁壮成长。
　　以下为对汤之上隆全文的翻译：
　　世界工厂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技术人员，简要说就是做不到必要的开发和合作，还会偷懒
　　曾经是日本唯一的DRAM（半导体存储器& PS：国内一般这么叫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即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制造商ELPIDA MEMORY公司在2012年2月经营不慎破产了。那时候的CEO（最大经营责任人）坂本幸雄，将那份回忆写成书籍《非情愿的战败》（日本信息经济社）出版了（图1）。作者坂本新设立了DRAM的设计开发公司、Sino King Technology（下文简称sinoking）。在公司的网站主页上，记载着“sino=中国的、king=王，也就是‘希望在中国打造具有压倒性优势的DRAM’”。
　　同时，sino king有着一个计划，先在日本和台湾先采用共计两百几十名技术人员，将这些人员的经验和技术力作为核心，在未来的2017年里，打造成为在日本、台湾、中国三地共计有1000名技术人员规模的存储器开发公司。
　　而且，sino king还作为核心企业参加了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地方政府推进的投入了约8000亿日元的尖端半导体工厂计划。在那次计划中，sino king设计了次时代的存储器，还提供了生产技术。
　　作为那次计划的第一份成果，成功设计开发了一切事物连入网络的“IoT（事物与网络的融合）”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省电DRAM，如果早的话2017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量产了。
　　也就是，一度在DRAM事业中品尝了“非情愿的战败”的坂本，将日本和台湾的技术作为基础，利用中国的资本再次挑战了DRAM事业。
　　本稿会说明sino king的商务特征，同时讨论下它的期待和课题。
　　最初的DRAM专门的无生产线设计公司
　　Smart Phone（智能手机）用的处理器还有数字家电用的半导体SoC（System on Chip）的半导体设计是由fabless（没有工厂的半导体制造商）来承担的，制造是由foundry（受托制造公司）在承担的，也就是固定了水平型国际分工的模式。
　　此时放眼世界，存储器采用水平型国际分工的模式还没有任何人尝试过。因为存储器基本是品种少还要大量生产，不适用于fabless和foundry的模型，而且人们大多认为将设计、开发、制造全部有一个公司来承担的垂直统合型更加适合。
　　然而事实上，以服务器用、PC用、智能手机用为首，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用途的DRAM是需要的。为此，本来是应该将各个用途分开设计，还要开发工序，但是现今还不存在DRAM专门的fabless。
　　因此，坂本挑战了世界第一个DRAM专门的fabless。公司网站主页的“sino king Technology的目标”一栏，明确地记载着以这个作为目标。
　　“（1）不具有直接的生产线，以通过给生产公司提供技术来获取利益的商务模型，来实现获取不会被储存器的市场价格变动而影响的稳定的利益。由此，可以维持给最尖端的开发环境的投资。这个公司开发的DRAM会被世界上所有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2）考虑制作不被JEDEC标准所束缚的Application specific（应用程序专用）的储存器。。。（当中省略）。。。考虑特殊化不需要的规格的删减，同时还要完成客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以此将储存器变为更易于生产的东西。通过这件事，我想并不是要和现存的储存器公司进行竞争，反而是将潜在的DRAM的需求给挖出来，给现存的制造商以扩大市场的形式来做出贡献。”
　　JEDEC也就是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的简称，将半导体领域内的规格标准化的业界机构。基本上以DRAM为首的半导体产品，都要遵循JEDEC规定的标准规格来进行设计开发。完全按照JEDEC的标准规格制造的DRAM，可以在所有机器上运作，但是却可能包含了不必要的规格，因此，有可能不必要的高水准的制造技术就变得必要了。
　　世界第一个DRAM专门的fabless，注重以顾客需求的DRAM的开发设计，灵活运用丰富的中国的资金。从这三点可以看出sino king的商务模型非常出众，十分值得期待。但是，要实现这个，要有着很大的课题。
　　sino king的课题是什么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sino king成功与否，关键是“能不能形成1000人规模的（日台的）技术人员团体”。加上（日台的）其实是重点，假如就算成功形成了1000人规模的技术人员团体，所有人几乎都是中国人的话，成功还是十分不稳妥的。接下来我想说明下原因。
　　去年以来，中国企业大规模收购了全世界的半导体制造商。特别是紫光集团的收购攻势非常厉害。（表1）
　　中国要进行这样的大规模收购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中国非常不擅长半导体的制造。因此，做出来将国外的半导体制造商连通其技术人员一起收购的行为。
　　中国的半导体市场在2014年达到了98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世界半导体市场的3330亿美元的29.4%。通过电器类制品等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完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半导体。
　　然而，2014年里在中国生产的半导体只有125亿美元。这个生产额只有全世界的3.8%。同时中国的半导体自给率仅仅只有12.8%。也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的自给完全没有跟上脚步。
　　还有，sino king 的网站主页上还写了，要发展成为给不同国家定义不同的DRAM供给和需求。通过这个说明能得知，中国企业的DRAM供给量几乎为零。即使如此，中国却消费了全世界约6成的DRAM。
　　成为世界的工厂的中国，为什么不在半导体，特别是DRAM上发挥其实力。原因是，没有培育游戏半导体技术人员，仅存的人员也没停留在这个领域。
　　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人员的情况
　　半导体的开发和制造要有数百人的工序上的技术人员。笔者认为，中国人是不是不适合需要100人规模的技术人员的团体合作这样的制造生产。这个想法，是我在2007年拜访了上海SMIC的工厂是确信的。这个公司是在2000年4月成立的，之后，一次也没有获得可观的收益，一直处于低空飞行的状态。要是没有国家的援助的话，一定早早就倒闭了。
　　虽然在PC、手机、数字家电等领域被称为世界的工厂的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却无法做出成绩。这个谜团，在我访问了SMIC后解开了。
　　访问了SMIC之后，感觉到最大的违和感是，经理是台湾人，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问他们“为什么中国的技术人员那么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中国人只相信自己家人或少数的朋友。对公司缺少忠心也不具有团体的协调性。半导体的开发和制造，最少也需要100人规模的团体合作。但是，中国人都是个人主义，做不到在团体中与他人合作。”
　　“第二，无法交给中国人需要各种判断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一定会选最方便的选项。简单地说，他们很会偷懒。比如说，让他在生产线上某个制造机器上开发生产流程。日本人的技术人员一般要用十张左右的晶元来判断条件，中国人只要一两张就结束了。用这样的流程来进行量产的话，一下子就会有一大堆不良品被制造出来。直截了当的说，中国人就是很粗糙的。因此，只能交给中国人把将这个的制品单体放到这样的制造机器里，通过这样的制造流程来做出来，这样不让你有任何判断的单纯的工作。”
　　“第三，就算如此还是很耐心的教给他们技术开发的方法的话。觉得自己好像会做一点了以后，中国人就会找工资更加高一点的公司，马上就辞职了。完全不讲情面人情。”
　　sino king的展望
　　sino king的商务模型十分有趣。但是，要实现这个，必须要集合日台（当然欧美人也是可以的）为中心的1000人规模的技术人员。这到底可不可能，circle-cross公司的董事长若林秀树在2月22日，新闻应用“NEWS PICK”上发表了一下的评论。
　　“我当然懂得要爱护优秀的工程师，我觉得将工程师用完了就扔了的，反而是日本的企业、金融机关、政府机关。他们煽动无法出人头地又没钱的优秀的人材。如果说给夏普出资3000万亿日元，用3000万来养活1000名技术人员十年，1000万的话就是养活3000名技术人员一年。又或者是聘请博士生研究生。如果采用了这种政策就批判他们。”
　　经济产业省的管辖下的产业革新机构想用3000亿日元来救助要倒闭了的夏普。结果被出资7000亿日元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给收走了，只能用这3000亿日元来雇佣日本多的扑出来的半导体技术人员。笔者也感同身受。希望坂本怎么样都要集齐1000名技术人员，打赢这场DRAM的复仇战。（作者微信公众号：tieliu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