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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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应该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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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
Ratnatunga & Balachandran提出两种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从而将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其一是从环境成本会计角度，将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与碳排放相关的成本予以分离，再进行归集;其二是采用&全面生命周期成本法&计量碳成本。除了这两种方法，对于碳排放成本中的间接成本还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计量。
环境成本归集法
在传统成本会计的各要素中，都有&碳&的踪影。碳排放成本是环境成本的集中体现，特征是强调成本要归属于特定的对象如某一个产品。碳排放成本包含在以下几个要素中：
(1)原材料。很多原材料，尤其是塑料、钢铁等，在经过处理达到生产要求的过程中都消耗了大量能源，也就有相应的碳排放。
(2)人工。人工需要能源发挥作用，比如利用一定交通方式到达生产场所，工作环境的空调运行等等，都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3)制造费用。在确定浪费的真实成本时，水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成本经常被忽略。而这些成本是碳排放成本管理的重要项目。
(4)废弃物管理。最显然的环境费用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处理和处置成本。废弃物处理和处置需要能源，同时排放碳。其他废弃物管理成本还包括收集样本、整理书面材料的费用，以及许可费、咨询费和可能的违规罚款等。
(5)回收利用。回收也是产品报废时点的一种废弃物管理，采用&三叉法&核算：①计算回收旧部件相比采用新部件的机会成本(包括环境影响);②在新产品的设计阶段固定回收的成本效益;③利用前两个步骤的成本效益分析，影响政府在此类环境可持续项目上的税收抵免等政策。
全面生命周期成本法
全生命周期成本法的主要思想是对碳排放成本加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时，立足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对产品或流程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使用、报废等全过程所发生的与碳排放有关的费用进行会计处理。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基于产品对碳排放成本进行识别和核算，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全面，能够开展产品间的环境影响对比。从碳排放效率角度分析全面生命周期成本涵盖的成本
在的背景下，碳排放免费这个假设正在消失，企业需要考虑投资、控制和预防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碳排放权交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决策和行动要求会计能够对企业碳排放活动加以反映。确认与计量是碳排放成本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理论构建的难点。本文从会计学理论的构建角度出发，对碳排放成本进行定义、分类，并分析企业碳排放成本的确认程序。其程序应分为三步：首先判别经济业务或事项的发生是否与减排活动有关并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其次判别发生的费用或支出是否符合碳排放成本的基本确认原则，最后按一定的标准对碳排放成本进行分类。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有环境成本归集法、全生命周期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生产工艺的复杂程度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对其碳排放成本进行计量。此外，不同的计量方法会对企业财务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企业在选择计量方法时还须对其成本效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面对 2020 年的减排承诺，我国企业的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会计不应仅满足碳排放成本的核算需要，更重要的是将碳排放成本的相关信息应用于战略决策、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业绩评价中，才能使企业真正迈入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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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你的碳排放
&&& 昨日，每个参赛选手还领到了一本低碳活动手册，须详细记录自己每一天的碳排放量。
　　据主办方介绍，中国人均年碳足迹为3900千克，折合每天约10.68千克；全球人均年碳足迹是4300千克，折合每天约11.78千克，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人均目标碳足迹为2000千克，折合每天约5.48千克。每棵树年均吸收二氧化碳约25千克，折合每天约0.07千克。因此，选手在比赛后，需根据自己的碳排放种植相应数量的树。
　　个人碳足迹计算
　　1.买一件衣服：6.4千克碳排放；
　　2.吃肉1千克：1.4千克碳排放；
　　3.吃普通粮食1千克：0.94千克碳排放；
　　4.用电1度：0.96千克碳排放；
　　5.乘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人均千公里139千克碳排放；
　　6.坐火车100公里以上：人均百公里0.86千克碳排放；
　　7.乘坐公共汽车：人均十公里0.13千克碳排放；
　　8.自驾车：人均碳排放=油耗公升数×0.785/ 人数(一般小轿车油耗量约10公升/百公里)；
　　9.步行或骑自行车：碳排放基本没有；
　　10.塑料袋使用1个产生0.1克碳排放，纸张使用1克产生3.5克碳排放(一张A4纸约5克)。
【编辑:陈薇伊】
----- 生活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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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最准确的中国碳排放估算”到底准不准？（评《自然》杂志发文）
上周，《自然》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刘竹博士的文章，文章提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估了12%。
【无所不能 文|滕飞】上周，《自然》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刘竹博士的文章，文章提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估了12%。为什么碳排放量会被高估？被誉为在&迄今为止最准确的中国碳排放估算&是怎么算的？今天能豆君邀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滕飞副教授来全面解析碳排放量估算方法，看中国碳排放量怎么算才最准确。
事件回顾：2015年八月《自然》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刘竹博士等作者撰写的论文&Reduced carbon emission estimate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and cement production in China&. (以下简称刘文)。刘文的主要观点为中国的排放估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能源消费数据和排放因子（也即每消耗一吨不同种类的能源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因此该文估计了新的化石燃料排放因子以及新的熟料生产的排放因子，并依据表观能源消费量重新估计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含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变化）。
IPCC推荐的煤炭默认排放因子是否高估了40%？
刘文的一个主要结论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的煤炭默认排放因子高估了40%，这一结论是基于下图。刘文认为IPCC推荐的煤炭默认排放因子是0.713，刘文基于煤样计算的煤炭排放因子是0.491-0.499，因而IPCC推荐的默认排放因子高估了约40%。
&&&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刘文有关IPCC高估排放因子40%的来源
（原文图三）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所谓IPCC推荐的煤炭默认排放因子从何而来？由于煤的排放因子随煤的碳氢含量、水分和灰分等的不同变化很大，因此IPCC清单指南并没有给出一个笼统的煤的默认排放因子，而是根据不同的煤种给出了对应的排放因子。大致来说，IPCC清单指南沿用了IEA和OECD对煤种的划分，大致按热值高低将煤划分为无烟煤、焦煤、其他烟煤、次烟煤和褐煤五种，并分别给出了对应的热值和排放因子（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刘文所引用的&IPCC推荐的煤炭默认排放因子&实际上是基于IPCC默认值计算出的焦煤的排放因子。由于焦煤的热值和含碳量均较高，因此焦煤的排放因子是五个煤种中最高的一个。那么刘文与其对比的0.491-0.499是否也是焦煤的排放因子呢？
按照刘文补充信息（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以下简称SI）给出的信息，刘文基于602个煤样的数据（图1，也即原文图3的Coal Sample）涉及的煤样包含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等不同的煤种，而基于4243个煤矿的数据也是包含了从低阶到高阶各等级煤种，而不仅仅局限于焦煤。因此实际上刘文基于煤样和煤矿数据给出的排放因子是涵盖了从高到低各类煤种的&平均&的煤炭排放因子，而拿这样一个煤种&平均&的排放因子与IPCC给出的焦煤排放因子去比较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排放因子的比较只有在同样的煤种定义下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我们如果将刘文的排放因子与IPCC的次烟煤和褐煤的排放因子去比较，难道能得出IPCC低估了中国煤炭排放因子的结论吗？因此刘文断言IPCC高估了中国煤炭排放因子40%的结论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将中国煤种平均的排放因子与IPCC特定的焦煤排放因子进行了比较，并且混淆了焦煤与原煤的概念。
那么IPCC即便没有将煤的排放因子高估40%，IPCC的默认值是否高估了中国煤炭的排放因子呢？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原因在于IPCC对煤炭的分类与我国煤炭分类的方式不同，因此相关数据并不能简单对比。我国目前采用的GB/T5751分类是一种应用分类方式，主要依据煤的挥发分含量、粘结指数和胶质层厚度对煤进行分类，虽然也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三大类但与IPCC中的定义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表2给出了我国2005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各煤种的热值及碳含量范围。
从表1及表2的简单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煤炭燃烧的氧化率要普遍低于IPCC的默认值，但各煤种的热值范围及碳含量范围与IPCC的默认值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大概的差异在10%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简单的比较并没有考虑煤种定义的差别。
计算方法是否更准确？
刘文的另一个结论是基于能源表观消费量的计算方法比基于消费端的部门法要好，而这一结论也是有待商榷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部门法，其主要是以部门为基础分部门、分燃料品种、分主要设备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这种方法对数据量的要求较大，但一般而言也认为较为准确；另一种是参考法，参考法以碳平衡为出发点，以&表观消费量&为基础数据，参考法对数据要求不多易于计算，但参考法只考虑&表面消费&而非&实际消费&，并且由于采用的是综合参数加上各种损失和误差，结果可能并不精确，但大体可以作为其他方法计算结果的校验依据。
虽然刘文没有明确的提出其所用方法就是参考法，但其基于表观消费量的计算方法实际上与清单指南的参考法并无区别。IEA的排放数据就是分别采用部门法和参考法估计的。由于两种方法原理的不同，估计的结果自然是有差异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在《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中课题组也采用参考法利用表观消费量对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计算，并且按照IPCC清单指南的要求对对基于部门法和参考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部门法与参考法的排放量相差3.12%，在IPCC指南要求的误差允许范围之内（5%）。而刘文仅利用参考法进行了测算，并未采用部门法进行校验，就断言其方法优于从消费端测算的部门法，并断言包括国家温室清单在内的其他研究都严重高估了中国的排放，这是否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我们再基于国家温室清单的参考法测算结果与刘文进行对比。首先我们比较清单研究与刘文在能源表观消费量上的差异。应当注意的是，参考法中的&表观消费量&仅仅是&表面消费量&，并非实际消费量，它并没有考虑在消费端库存的变化比如电厂存煤的变化。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报告的数据是实际消费量，两者定义不同本不可比。
在清单研究中，课题组也采用了能源表观消费量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表3总结了两者在能源消费表观消费量上的差异，可以看出清单研究的能源表观消费量比刘文的估计都要高，并非刘文指出的实际消费数据比中国官方的能源消费数据高了约10%。用表观消费量与实际消费量对比是不恰当的，而单就表观消费量的数据并不存在低估问题。
另外要说明的是清单研究与刘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于液体燃料刘文的数据没有包括燃料油等成品油的进出口，因而低估了液体燃料的表观消费量，对于气体燃料差异主要是由于刘文扣除了非能源利用，而清单研究按照清单指南的要求计算了非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这一点上，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估计比刘文的更加全面。
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12%差异从何而来？
排放是能源消费与单位能源消费排放因子的乘积。既然表3已经说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对能源表观消费量的估计与刘文并无显著差异，那么两者对温室气体排放估计的差别就只能归因于对排放因子的不同估计。按照刘文给出的数据，其估计的吨煤排放因子为0.491-0.499tC/吨煤，而给出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吨煤排放因子为0.491tC/吨煤。奇怪的是这两个排放因子如此接近，而两者对表观消费量的估计又无大差异，那么怎么会在碳排放上相差12%呢？
因为刘文并没有给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吨煤排放因子是如何计算的，因此作者根据《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的数据对利用参考法的吨煤排放因子进行了估算。在清单研究中，课题组考虑四个煤种：无烟煤、烟煤、褐煤和炼焦煤，对应的平均低位热值、碳含量、氧化率及排放和表观消费量均列在表4中。
利用表中排放量数据除以固体燃料表观消费量的数据就得到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平均单位表观消费量的排放因子为0.548tC/t，而非刘文的0.491 tC/吨煤。该排放因子体现了平均意义上，表观消费一吨煤炭所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并不是基本恒定的，它受煤炭消费中各煤种比例变化的影响，当高排放因子的煤种（如无烟煤和焦煤）比例增加时，平均排放因子增加，反之则降低。因此从表观消费量出发计算出的中国煤炭消费的平均排放因子在2005年是0.548tC/t。而刘文中对应的煤炭消费排放是1095.14 MtC(基于4342个煤矿)和1112.83MtC(基于602个煤样)。除以2005年的表观消费量2229.8Mt，对应的排放因子为0.491tC/t及0.499tC/t。两者的平均排放因子相差11.6%，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文的排放比清单为低的主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清单的0.548tC/t正确还是刘文的0.491-0.499tC/t更接近事实呢？
首先从方法上看，刘文是基于4342个煤矿和602个煤样进行的测算；而清单也是基于煤炭科学院的煤质数据库及全国商品煤产销合同中涵盖的11亿吨煤质进行的分析。在未对这两个数据库进行深入分析前，我们很难判断哪个数据库更能代表中国煤种的平均情况。因此从方法上，两者目前难分优劣。但刘文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其他研究均采用的是IPCC默认值，而刘文采用的是基于不同煤种的基础数据，因而刘文的估计更加可靠。
笔者没有对其他清单的排放因子做深入研究，没有发言权，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排放因子显然也是建立在详细的煤质调研基础之上，刘文在方法上也未超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但对刘文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刘文给出了时间序列的清单数据，而从年的单位煤炭排放因子均是采用的0.491-0.499tC/t。这一结果表明，刘文似乎并没有考虑煤炭生产结构在各年之间的变化，而仅仅用基于某一年煤炭产量的数据对煤炭平均排放因子进行了计算并应用于整个计算期。
但如我们上文分析的，单位表观消费量的排放因子并不应当是恒定不变的，该因子受煤炭消费中各煤种比例变化的影响，当高排放因子的煤种（如无烟煤和焦煤）比例增加时，平均排放因子增加，反之则降低。不过由于烟煤（含焦煤）在煤炭生产中的比重在75%以上，因此这一变化并不十分明显，大约会影响排放因子1%左右。因此目前两者对排放因子的估计差异并不能完全得到解释，还需要对两者采用的中国煤质数据库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
对水泥熟料的排放因子计算是否正确？
最后刘文对IPCC水泥工业过程排放因子的计算进行了分析，认为IPCC对于水泥熟料比的默认值比中国的实际情况偏高，因而应当采用基于熟料的计算方法计算工业过程排放。
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早已为国内研究清单的学者注意到。无论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还是环保部环规院基于第一次污普数据的温室气体清单均是依据熟料计算工业过程排放的（两者的发布时间均远早于刘文）。而IPCC也指出了利用水泥熟料比的方法仅在没有熟料数据的情况下才适用，因此这一发现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刘文在计算熟料排放因子的时候仅仅考虑氧化钙，而忽略了中国的水泥熟料中大约有0.7%-4%的氧化镁，这是刘文估计的熟料排放因子低于国内其他估计（约低10%）的主要原因（见表5）。因为熟料排放因子=（熟料氧化钙含量*44/56+熟料氧化镁含量*44/40），因此对熟料排放因子的不同估计实际上是源于对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占比的不同估计。至于各方估计谁更接近于事实，不是水泥方面的专家，因此留待其他专家对这些参数选取的适当性做出评判。
刘文计算的二氧化碳排放（1457.77MtC）包含了能源活动和水泥生产过程的排放，而国家温室清单则包含了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水泥、石灰、钢铁、电石、石灰石和白云石使用等）以及废弃物焚烧处理。因而刘文引用的1630MtC的数据与其文中的数据并不在同一尺度上。如果仅计入清单数据中的能源活动和水泥工业过程排放则对应的数据应为1586.2MtC，约比刘文的估计高8.8%而不是文中的12%。而如果采用清单中参考法计算的结果（与刘文更加可比），则应是1554.5，约比刘文高6.6%。而单比较能源活动排放，两者的差异是9.0%（国家清单部门法）和6.6%（国家清单参考法）。
表6给出了刘文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在方法和主要参数选取上的对比，正如上文所说，无论是从方法还是数据上，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估计都比刘文更加全面。因此以刘文的估计为标准，断言包括国家温室清单在内的其他清单高估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本文以上分析仅针对作者较为熟悉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对于IEA、CDIAC等排放清单所采用排放因子与数据的合理性需要其他熟悉的专家予以进一步分析。
本文的分析表明，刘文存在对IPCC清单指南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误读，由于这些误读导致其部分结论是错误的。排放因子的比较只有在同样的煤种定义下才有意义。
刘文将基于不同煤种平均的排放因子与IPCC给出的焦煤排放因子进行了比较，得出了&IPCC高估排放因子40%&的错误结论。由于我国煤炭分类的方式与IPCC采用的煤炭分类方式不同，因此难以断言IPCC的默认排放因子是否存在高估。但即便如此IPCC也鼓励各国采用各国的国别排放因子进行清单测算，我国的温室气体清单中正是基于详细的煤质数据库利用部门法和参考法对温室气体进行了仔细的测算，其中的参考法就是刘文中的基于表观消费量的方法。而刘文在水泥熟料排放因子及数据对比的口径上也存在其他一些错误。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从数据上，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基于IPCC清单指南的测算均比刘文更加全面，不存在刘文方法优于清单方法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刘文基于4342个煤矿和602个煤样计算出的平均排放因子确实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平均排放因子存在约10%的差异。但由于两个结果均是基于丰富的煤质数据库和详尽的调查得出的，因此基于目前的分析无法对两个不同估计的准确程度做出评判。只有进一步对两个研究采用的煤质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这一差异的原因所在。断言该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对中国碳排放的估计&不仅言之尚早，而且言过其实。
刘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有其价值所在，其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测算在科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关键数据经得起推敲和质疑。本文并不期望终结对中国排放数据的讨论和争论，这一讨论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我们相信尊重科学与事实的争论对提高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透明度有益无害，但任何有益的讨论首先应建立在对现有研究正确的理解之上，而理解的方法只有一个，判断他们的时候不要急躁。
大家对碳排放量这件事怎么看？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副主任 邹骥：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过度解读。我们的学者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成果出来，就去多借鉴，我想经过长期努力，这种数据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摘自观察者网《邹骥：估准中国的碳排放不容易》）
清华大学教授 贺克斌：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报告等，依据的都是美国和欧盟提供的数据，&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系统的数据，在这方面也就少有发言权&。这一成果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杂志上，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数据库将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摘自观察者网《&自然&刊文：中国碳排放长期被高估 13年间被高估106亿吨》）
斯坦福大学能源资源环境经济学博士 于洋：我个人一直认为，基于核算而非监测的二氧化碳排放数值，用于碳税和碳交易的基础，是并不恰当和危险的。这不仅仅是准确与否亦即由此带来的扭曲问题，更重要的是，核算而非监测提供了天然的政策、制度和市场漏洞，可以让参与者钻空子、操弄市场。（选自新浪微博@Stanford于洋）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如果此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被高估，那么对中国年底参加巴黎会谈有利，也对2030城市化增加排放空间是有利的。但是有人反驳说，刘博士的文章把IPCC的煤炭排放系数取高值对比是误读。不管怎样，中国学者需要在碳排放系数研究上有话语权。（选自新浪微博 @诸大建）
【作者滕飞系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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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如何计算 低碳生活窍门有哪些
&&上城区这本《指导手册》告诉你&&&&本报讯（记者 刘伟 上城报道组 刘婷婷）低碳，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节水、节电、节油、节气，这是我们倡导的低碳生活方式，改变过去以增加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为代价的“面子消费”。最近，在上城区刚刚发放的《低碳生活指导手册》中，搜集了很多低碳生活金点子，告诉你怎样计算“碳”消耗量，生活中的减碳常识有哪些？&&家庭“碳”排放量如何计算&&每家每户在生活中都要排放“碳”，你知道每天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吗？下面的方法不妨一试。&&家庭用电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等于耗电度数乘以0.785。也就是说，你用了100度电，等于你排放了大约78.5千克二氧化碳。&&出行时，如果开小轿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等于油耗公升数乘以2.7。&&家用天然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等于天然气使用度数乘以“碳强度系数”0.19。&&家用自来水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等于自来水使用度数乘以0.91。&&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鼓励采取低碳的生活方式，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是通过一定碳抵消措施，来达到平衡。种树就是“碳中和”的一种方式，需种植的树木数（棵）等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除以18.3。&&低碳生活窍门很多&&“低碳生活我参与”，这是上城区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倡导的理念，该区以“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为主题，共推出各类科普活动79项。社区居民提交的低碳生活金点子共有200多个。&&&&这些金点子中，涉及洗衣机节水、食物储藏、烹饪、厨房节水、厨房去污、居住节电节水、汽车出行、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节电。现在，这些金点子已经被整理好收入低碳生活指导手册中。&&如，同样长的洗涤周期，“柔化”模式比“标准”模式叶轮换向次数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标准洗”更省电；&&如果每个汽车司机都注意给轮胎及时适当充气，车辆能效就能提高6%，每辆车每年就可以减少90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时，最好在食品上加层无毒塑料膜或盖上盖子，这样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发，食品味道好又省电……&&“最近，我们将首批向上城区5000个家庭发放低碳生活指导手册，让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上城区科协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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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算：哪些碳排放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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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算的对象是市场参与主体，核算范围的实质是确定哪些温室气体、哪类排放源是需要承担碳成本的，其核算方法是量化排放的标尺。因此，碳核算是1吨二氧化碳当量在市场中同质、同量的重要依据。
本报记者 李雪玉 北京报道碳核算的对象是市场参与主体，核算范围的实质是确定哪些温室气体、哪类排放源是需要承担碳成本的，其核算方法是量化排放的标尺。因此，碳核算是1吨二氧化碳当量在市场中同质、同量的重要依据。2013年，深圳、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5个试点正式运行，各试点的碳核算指南已经在历史排放和首年履约排放量统计过程中得到了实际应用。今年，湖北、重庆试点相继启动，重庆已公布其碳核算指南，湖北有望近期公布。目前已有的6个试点碳核算标准，在体系框架、基本原则、方法学等方面求同，在温室气体种类、工艺排放源识别、数据来源等细节方面存异。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开展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要求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核算，要依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首批发布的10个行业标准涉及、化工、电解铝、发电、电网、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陶瓷、民航等行业。上述行业标准与6试点的核算及报告指南，在覆盖行业和控排单位上有很大交集，因而碳核算标准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同一行业的不同试点之间，以及同一试点两套标准的差异和不同行业间的标准差异等，这些标准在实践中的衔接和统一，是全国统一碳市建设的必经之路。碳核算范围各异碳核算根据主体不同，分为基于组织、项目、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核算。鉴于“组织”是碳排放和碳减排的基本单元，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市场机制中，充分借鉴了已有的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一个组织的碳排放源通常分为三类：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锅炉等固定设备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车辆等移动源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以及工艺过程排放和逸散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是指消耗外购的电、热和蒸汽而隐含的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指生产活动上、下游产生的相关排放。深圳体现了核算范围的完整性原则，三类排放都在核算范围内。结合深圳碳市控排企业特点来看，以体量小、数量多的制造业为主，这种不分行业的碳排放源全覆盖对配额总量和市场规模，以及行业间的公平是有利的。其他5个试点的核算范围基本一致，对工业企业核算限定在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的直接排放，以及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除北京外，其他试点的非工业企业核算范围中都增加了移动源排放，其中，北京试点明确提出不考虑移动源燃料消耗的排放，这为未来移动源控排政策的选择留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如欧盟和美国加州等交易体系）相比，中国6个试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间接排放的取舍。碳核算中的间接排放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比如，发电厂燃煤产生的排放对电厂而言属于直接排放，但对用电单位而言属于间接排放。国际做法是在碳排放量化和配额分配环节中不考虑间接排放，以避免总量的重复计算。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发电企业并不具备马上转嫁碳成本的能力。中国要实现碳市场对电力控排的倒逼机制，就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考虑。在各试点碳核算的实践中，天津发现一家企业的生产工艺中需要用到电极（阳极）碳棒，这种碳棒有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定期更换。但此类排放不涉及能源消耗，且年排放量固定，不具有减排潜力。从技术层面考虑，应该纳入核算范围，但从减排角度考虑，核算的意义并不大。试点标准存在差异6个试点碳核算标准在体系框架、基本原则、方法学等方面基本一致。除深圳外，其他试点不同程度地细化了受控行业的排放边界，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还发布了行业的碳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从覆盖行业来看，上海发布了9个行业碳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在数量上居首。从同一行业的标准数量来看，电力行业居首，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均发布了电力行业标准；钢铁、石化行业各有3个试点标准；水泥、化工行业各有2个试点标准。同一行业、不同试点标准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温室气体种类、工艺排放源识别、数据来源等细节方面。重庆和深圳的电力行业，要求量化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多种温室气体排放，其余试点仅要求二氧化碳排放；天津和广东试点将脱硫工艺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核算边界，其余试点则未纳入；北京试点对燃料消耗量和排放因子的数据要求最为严格。钢铁行业由于工艺复杂，在排放源的分类上，广东、上海、天津略有差异，天津和上海要求较细致，直接排放按照生产工序，炼焦、炼铁、炼钢、轧钢等环节分别进行核算和报告。此外，天津是唯一要求核算脱硫工艺二氧化碳排放的试点。统一碳市前应统一标准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开展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重点排放单位为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1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000吨标准煤的法人企（事）业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从7个试点控排企业（或单位）的纳入门槛来看，湖北控排企业纳入门槛最高，为年综合能耗6万吨标煤；其次是上海、天津、重庆和广东，纳入门槛为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北京为年排放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深圳门槛最低，为年排放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由此可见，湖北、上海、天津、重庆和广东五个试点的全部控排企业，以及北京和深圳的部分控排企业都在重点排放单位之列。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重点排放单位碳核算要依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首批发布的10个行业标准，包括钢铁、化工、电解铝、发电、电网、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陶瓷、民航等。上述行业标准中，发电、钢铁、化工、水泥、民航等行业均有试点行业标准，其中发电、钢铁行业标准数量最多。电力行业标准中，天津和广东标准排放边界与发改委发布的发电行业标准一致；钢铁行业标准与各试点标准在排放源识别和划分处理上均有差异。据了解，十个行业排放标准在各自的行业内可操作性强，但在兼顾行业间的公平性方面仍需更多思考，试点也需就此在实践中探索。例如，行业标准中对排放量微小的排放源忽略不计，如何衡量“微小”，若按占总排放量的百分比，“微小”的尺度也会随不同行业企业的排放基数变化而出现缩放和拉伸。这些标准在实践中的衔接和统一，是全国统一碳市建设的必经之路。首年履约的5个试点的核算标准已有两轮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和反馈至关重要，2016年全国统一碳市试运行，试点就标准衔接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统一标准的时间节点的把握，以及对控排企业的影响评估等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编辑 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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