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作言院士：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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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北京报道
世界首例转基因“低乳糖奶牛”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诞生
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
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这种疑虑也许会在2016年有所改变。1月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4月13日，农业部召开转基因专题发布会，重申了发展转基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些都将深刻影响转基因舆论场的走向。
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面对科普对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从细胞核说起，力图“讲得细一点”。
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储存了遗传物质，染色体上面分布着基因。基因就是遗传编码，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指导某种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条线，那真正的编码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负责编码启动，是发动机，后面一段则负责终止、刹车。
朱作言研究的转基因黄河鲤，即是“通过基因克隆，把草鱼生长激素基因中间的这段编码顺序拿出来，将鲤鱼自己的一段启动和终止序列接到两边，导入鲤鱼的受精卵中”。
草鱼长得快，通过以上转基因操作，使转基因鲤鱼长成2~3斤可以上市的时间，从普通鲤鱼所需的两年缩短到一年，甚至七八个月。
“如果草鱼和鲤鱼杂交，是草鱼的整套基因和鲤鱼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块。一听杂交，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吃。”朱作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我们做的，只是把草鱼的一个基因跟鲤鱼放在一起，反而导致了不小的疑问。”
实际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团队就已经通过重组人的生长基因，转入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等，缩短了鲫鱼的生长周期。
但那毕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鱼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种或者细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说。
然而，在科学家眼里，转基因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种。
现在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岛素，便是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于1982年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产品。
在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发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业化阶段的抗虫、耐除草剂作物，就是把细菌的抗虫基因、耐除草剂基因转入植物的基因组：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虫；将耐除草剂的EPSPS基因等转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剂。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之前，传统育种始终在物种之内和近缘种之间进行。但育种进程较长，而且可能没法朝下走。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杂种优势里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骡子无法生育。
而转基因则实现了人工选择优良基因，跨物种集聚优良的性状。它打破物种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资源，提高了选择效率，育种进程更高效。
杀虫不杀人？
上图：转基因猕猴（左）和普通猕猴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 ；下图：在特殊光源下，转基因猕猴（左）通体呈现绿色，这是因为它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所致
中原一带，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揪棉铃虫”的片段——棉花果实初长时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状，称为棉铃，棉铃虫打孔钻入，吃尽里面的嫩纤维，而从外面喷的药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动员小学生下田，徒手揪虫。
而将Bt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其表达后就产生Bt杀虫蛋白。害虫取食而亡，植物从而自卫。
而这引起了推测：虫子吃了都会死，何况人？
事实上，只有目标害虫摄入转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肠道环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与害虫中肠上表皮膜受体结合，形成特异性穿孔，害虫中肠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标昆虫则没有这个过程，不会被杀死。
人体内则不存在相应受体，不能与Bt蛋白结合，因此并不会“中招”。
上述推测就成为一种谣言。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当初棉花的防虫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农药在上面喷，害虫却杀不死。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推广转基因，农药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
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作物，则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是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说。
转基因技术是万能的？
在南京艺莲苑拍摄的残荷（右）与盛开的“转基因荷花”
“转基因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增产，是有效而安全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就是万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也会产生抗性。比如种转基因棉花，绝大多数敏感的棉铃虫中毒死亡，可能还是会剩下万分之一的抗性个体，其繁殖的后代会产生抗性。
为此，20年前美国政府就要求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种植普通棉花，这样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来的棉铃虫不携带抗性基因，和携带抗性基因的棉铃虫结合，后代是没有抗性的，能够被Bt转基因棉花杀死。
这种管理措施在中国农户中推行则有现实困难：谁愿意承担那20%普通棉花的损失呢？不过，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仅有Bt抗虫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长出来的抗性棉铃虫，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种群稀释，无法形成抗性种群。
事实上，转基因棉花种了20年，现在棉铃虫对Bt转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
监管与安全是一回事？
转基因争议多年，误区无外乎集中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化和监管不透明等。但这无关转基因本质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自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来，官方对安全评价过程并无掩盖。
201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热点专题”的“转基因权威关注”栏中，主动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指南、检测机构、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员组成名单等。同时，依照公民个人申请，依法公开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相关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一个国家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和审验机制是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专家说了算。”王大元说，这套流程复杂到有的科学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转人士质疑的非法种植、监管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两步走，转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证书，二是要通过品种审定。如果品种审定还没通过就去卖、种，那就是违法。但违法不是因为转基因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这种概念的混淆，具体表现是2008年的“黄金大米事件”。
“黄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实验未按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且未向受试儿童和家长充分说明情况。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文章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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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童汉华：转基因技术控制越严格 推广越顺利
　　“转作为一项新出现，它如何发展已经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了，既然我们无法放弃这项技术，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只能是继续探索，找出克制之道。”在谈到技术应用推广遇到的困难时，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童汉华博士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转基因技术的控制越严格，“风险只会更小，推广起来可能会更顺利”。　　转基因技术推广需谨慎　　转基因技术，通俗地讲就是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基因从一种生物中提取出来，然后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中去，使后者产生定向的稳定的遗传改变，并形成新的品种。　　“现在有些转基因产品经过试验，是安全的，但不能就此说所有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童汉华认为，“这是科学家和公众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分歧所在。”　　如果把所有转基因产品都绑在一起，不管转基因水稻或转基因棉花，都认为没问题，这就可能给公众带来恐慌。“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先进工具，具有它的优越性，应该加强研究，当然在未消除公众质疑前，需要谨慎推广，加强科研宣传。”　　童汉华表示，“现在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没能够有效解决，现在又要在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之外再搞另外一个风险更高的转基因产品，这肯定就让会让公众很担忧。因此，怎么才能把转基因产品管理得更好、让公众能够接受这才是最关键。”　　12月5日，在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主粮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获批。　　毕美家透露，农业部将首先以转基因技术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才是主粮作物。　　对此，童汉华表示，转基因产品种类很多，转基因棉花、木瓜，这推广起来肯定恐慌少得多，社会压力也小得多。凡是肯定是遵行先易后难，对待转基因产品国家的推广态度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搞转基因水稻，还泛泛说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这样子公众一听就很恐慌。基于此，国家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分期推进、分类管理。”　　公众需从科学层面理解转基因　　在谈及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质疑时，童汉华说，作为基因工程里的一种技术，转基因突破了物种生殖隔离的限制，不仅科学技术要求较高，而且如何将转基因的优良性状稳定遗传下去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并不应当成为阻碍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理由。　　“我们需要加大科普宣传的力度和范围，让公众从科学层面去了解什么是转基因。”童汉华强调，“现在人们对转基因的担心，不仅出于安全性的考量，还包括对外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的担心，害怕在技术方面受制于人。”　　中国人多地少水缺、自然灾害频发，这都给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带来很大压力。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计算，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6.4亿吨。“这意味着稻谷产量将从现在的2亿吨要净增0.5-0.6亿吨。这也让我们育种工作者感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童汉华表示。　　现在全球农业转基因的技术研发态势非常强劲，发达国家都在全力抢占技术制高点，作为粮食生产大国，中国也不能落后。 “在转基因这项新技术上，我国应占有一席之地，抢占制高点。”毕美家表示。　　童汉华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现在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已经有了一些较为严格的控制措施。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控制会更严格，风险只会更小，我想这样推广起来可能会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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