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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
里为数小时之后就要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动。我去了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向他作了汇报。然后，7月15日，在洛杉矶和北京两地同时将那次秘密之旅和总统受邀访华的消息宣告于世。尼克松在中国：与毛泽东会面
在秘密访问7个月后，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阴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尼克松来说，这是个胜利的时刻。这位反共老手果断地抓住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机会。为了体现出他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为了象征他开启的新时代，他想单独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向周恩来致意。当时，在中方的军乐团演奏的《星条旗永不落》的乐曲声中，周恩来穿着裁剪精致的风衣，站在停机坪上，在凛冽的寒风中迎候着。接下来就是双方象征性的握手那一幕，它抹去了杜勒斯当年傲慢失礼的阴影。不过说来奇怪，这虽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却颇为低调。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城时，街上没有人旁观。《晚间新闻》也把尼克松的到达列为最后一条。[19]
虽说整个过程的开端相当富有革命性，但当时双方尚未对最后的公报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搞庆祝活动还为时过早，也许还会削弱中国在谈判桌前泰然自若的姿态。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他们的越南盟友因为中国给了尼克松振奋美国人心的机会而怒不可遏。要是越南发现其盟友在首都公开集会支持他们的敌人，肯定会让一向脆弱的中越关系走向破裂。
所以，我们的东道主没有举行公开集会。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们邀请尼克松在抵京后几小时之内就会见毛泽东。其实，用“邀请”一词不太准确，因为跟毛泽东的会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约定好的，而是像从天而降的消息。这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去了之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东西横贯线上的宽宽的大门，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中南海。这里的路沿湖蜿蜒曲折，湖的另一边就是高干们的居所，这一排房子都建于中苏友好时期，庄严的斯大林式建筑风格和国宾馆很像。
毛泽东的居所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只是离别的房子略远一些。这里没看见警卫，也没有其他的权力标志。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了。我们被直接带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书房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地放满了书稿，桌子上、地上也堆着书。房间的一角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者却愿意被看做是一个哲学家。当然，他不需要用传统的王权标志来表现他的权威。
毛泽东从一组围成半圆形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他身边有位护理人员，以便在必要时伸手扶他一把。我们后来才知道，几个星期前，他刚刚接二连三地发过几次严重的肺心病，行动不便。克服了行动困难之后，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抓住尼克松的双手，向其抱以最慈祥的笑容。这张照片后来被刊登在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中国人很善于用毛泽东的照片来表达一种气氛或政策动向——照片上的毛泽东要是怒容满面，就表示一场风暴在即；要是他用手指点来宾，则说明他这位老师被学生耍了个小花招，因此不甚满意。
这次会面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毛泽东的风趣和他话中有话的谈吐风格。多数政治领袖谈自己的想法时，都是逐条陈述的，他则像苏格拉底一样用问答法，先问个问题，或发表一个意见，然后请对方评论。接下来他再讲一条意见。对方会从这些尖锐的辞令和一个个问题中发现他思路的走向，但他很少会把话挑明。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尼克松谈哲学或战略问题。尼克松跟陪同我们从上海到北京的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说愿跟毛主席谈谈哲学（“空军一号”专机曾在上海稍事停留，让一位中国领航员登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基辛格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哲学博士，还加了一句，“今天请他主讲，如何？”毛泽东好像出于一种习惯，要在来宾之间挑起“矛盾”。他一边表示谦虚，一边调侃了别人，又可以在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一般来说，总统是不会乐意被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抢了风头的。
尼克松提了几个国家的名字，暗示想讨论这些国家造成的挑战，毛泽东都未予理会。尼克松是这样列举几个主要问题的：
比如，我们必须自问——当然只是在这个房间里说说而已——为什么苏联在贵国边境上部署的兵力多于他们在西欧边境部署的兵力？此外，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但日本是中立、全无防卫好呢，还是让日本跟美国保持某种关系好？……问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哪一种威胁，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20]
毛泽东拒不上钩。他说，这些麻烦的问题他不想深谈，他建议我们跟总理去谈。
那么，毛泽东想通过他貌似漫无中心的谈话表达什么意思呢？他最重要的信息都在言外。首先，双方在为台湾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相互指责之后，在谈话中却没怎么谈到。关于台湾只讲了下面几句话：
毛泽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周恩来：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21]
第一，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最后期限，也没有提到过去的僵局。在一次战争、两次军事对峙和136次一无进展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已经不再那么急迫了，至少已被暂时束之高阁，就像在此前的密谈中周恩来所说的那样。
第二，毛泽东想表示，尼克松是个受欢迎的嘉宾。那张照片就能说明这一点。
第三，毛泽东急于说明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他说：
现在，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22]
中国军队不出国界这句话说得很隐晦，意思就是，我们不必担心中国会对越南进行像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大规模干预。第四，毛泽东还想传达这样一层意思：他在向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困难已经克服了。他对林彪进行了一番批评。林彪在1971年9月政变流产后坐军用飞机从北京出逃途中摔死在蒙古。毛泽东说：
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收尸了，但什么都不说。[23]
第五，毛泽东赞成加快双边合作，敦促就这个问题展开技术讨论：
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24]
第六，他强调他喜欢尼克松，不光是喜欢尼克松个人，还因为他情愿与“右派”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泽东竟令人惊异地说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说，这些“右派”当权，他比较高兴。（至少是在西方。）
尼克松：主席说投了我一票，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25]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26]
毛泽东：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27]
不过他也警告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掌了权，中国也还是会跟他们打交道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初，毛泽东就全力准备好了这次访问的大方向，但并未对即将开始的谈判给出任何具体的指示。当时还不清楚能否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所有其他的问题基本上已解决了），不过他同意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讨论的内容丰富的合作议程。中方已经为这场对话安排了15个小时。大方向定了以后，毛泽东建议如果我们未达成一致的公报，要保持耐心。他认为写不出公报不算失败，反而应激励双方继续努力，把要制订的战略计划超越一切其他的考虑，甚至包括台湾问题上的僵局。毛泽东告诫双方不要对一个问题的谈判期望过高。他说：
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家会说……第一次没有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第一次没谈成呢？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28]
换言之，即使出于什么始料未及的原因，将要展开的会谈陷入僵局，中国还是会坚持不懈，争取在将来跟美国实现战略合作。
会晤快结束时，提倡继续革命的毛泽东向他此前还在大肆批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对两国的关系不再重要了。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29]
这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好像几十年来张贴在全中国公共场所的口号居然有人会把它当真。他最后以嘲讽、戏谑又令人安心的言语结束了谈话：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他们说，你这个人（指基辛格博士）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30]
我们的长期人身安全就这样得到了保证，而且最高权威还担保了双方的关系与意识形态无关。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为期5天的对话，其中还穿插有宴会和游览。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双方的长远目标以及双方针对霸权的合作——这指的是苏联。明确指名道姓会太露锋芒。这一问题将由周恩来、尼克松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要进行3小时的会议。
第二类，关于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的相互交流，这一讨论由双方的外长主持。最后，我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负责起草最后公报。起草小组的会议都是在晚宴之后进行的。
在政府首脑的会谈中，尼克松和周恩来的会谈可算非常独特。（尼克松当然也是政府首脑。）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把当今的各种问题都一律撇开不谈，把这些问题都交给了公报起草小组和外长们负责的那个小组。尼克松只负责向周恩来拿出一份美国政策的观念路线图。考虑到双方的出发点不同，有必要让中方听到一个关于美国目标权威而可靠的解读。
这项任务非尼克松莫属。作为谈判代表，他不喜欢面对面地与人抗争，甚至有意回避，这使他有时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可是，由他来介绍情况则是再合适不过。我所认识的10任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在与周恩来15个小时的会谈中，向周恩来展示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及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
还在我秘密访华的途中，尼克松就向“驻台美国大使”阐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不得不接受了一项痛苦的任务：向台湾方面解释，今后美国要把中国政策的重点从台北移向北京。尼克松说：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湾）也必须为此作好准备：我们会继续一步步地跟另一方——中国大陆——发展较为正常的关系。我们出于自身利益必须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就摆在那里嘛！……而且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31]
尼克松预测说，虽然中国局势混乱，又一穷二白，但是中国人民有这样卓越的才能与力量，中国以后一定会跻身于大国行列。他说：“想想吧，中国大陆如果有个不错的政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啊！上帝啊……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我的意思是，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32]
现在，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不管他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寻求的是在一个布满核武器的世界上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所以，他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对革命党人的真诚表示敬意，而此前他曾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美国政策的一大失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知道，你们深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也不会要我们在原则上让步一样。”[33]
尼克松承认，出于他的原则，他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曾宣传过与中国的目标相违背的政策。但世界发生了变化。现在，出于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必须适应这样的变化。他说：
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职时，我的看法与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就像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只会被大潮所吞噬。[34]
尼克松建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双方利益互惠的基础之上。首先国家利益要明确，要考虑到稳定或至少避免发生灾祸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有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和我都知道，光靠个人友谊——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确有着个人的友谊——是不足以建立稳固关系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说些好听的话，但是除非我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把这些好听的话付诸实施，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35]
基于这样的态度，坦诚是真正合作的先决条件。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坦诚相见非常重要。要认识到，我们双方除非认为一件事情符合自身利益，否则是不会去着手干的。”[36]尼克松的批评者常常谴责他这番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话，说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但中国领导人却经常援引这番话，说这能保证美国的可靠性，因为这番话很准确、有理，而且是互惠的。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即使在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也还要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声称这样做符合双方利益。几十年来，中国的宣传一直攻击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说这是殖民压迫的一种表现，呼吁“人民”起来反抗。但尼克松在北京时坚称，地缘政治的需要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此时身在北京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可能再把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在赴华以前他就跟我强调过美国在国际上的重大作用：
我们不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重大作用而内疚，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必，也不必大喊美国应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用拍着胸膛，像个苦行僧一样满口忏悔，大呼要撤军，要做这做那。我们的话得这么说：“美国威胁到谁了？你倒说说看，你要谁来取代美国，起到这个作用？”[37]
尼克松把国家利益绝对化了，这个提法很难成为规范国际秩序的唯一基本概念。国家利益的界定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各种诠释的差距也太大，无法定下一个可靠、单一的指南。一般来说，不同的价值观需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以便能对各方略加遏制。
中美两国是在关系停顿了20年之后才开始交往的。双方的价值观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对国家利益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困难重重，却是当下为缓和关系而能走的最实实在在的一步。意识形态挂帅则会把双方推向对峙状态，动辄处处相互角力。
实用主义就够了吗？实用主义可以解决利益冲突，也同样可以使冲突更为激烈。各方自然比对方更了解自己的目标。若从实用角度作一些必要的让步，则会被国内的反对党利用，说这是示弱的表现，当然这也要看自己国内的地位是否稳固。因此，双方都想不断抬高自己的价码。在第一次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问题是双方对利益的界定有多大的一致性，或者说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达成共识。尼克松和周恩来的谈话提供了这种一致性的框架，而达成一致的桥梁就是《上海公报》以及其中关于台湾前途问题那争议颇多的一段。《上海公报》
公报的适用期一般都很短，它只是确定一种基调而不是具体方向。但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却截然不同。
领袖都喜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一个结构完整的联合公报是在与对方谈话之后从他们脑子里蹦出来的。人们一般都以为，联合公报里的每个字，甚至每个逗号都是领袖们亲自共同敲定的。但经验丰富、睿智的领袖不会这样做。尼克松和周恩来知道，会谈的时间一定很紧张，要领袖们参加起草会有危险性。一般来讲，就算意志坚强的人——意志不坚强怎么会当上领袖呢——在时间少、媒体又紧追不放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打破僵局。因此，外交官赴重大会议时，往往是带着已经大致完稿的会议公报去的。
我1971年10月被尼克松第二次派往北京，任务就是去起草公报。在后来的讨论中，我们把这次访华的代号定为“波罗二号”——把第一次密访称为“波罗一号”以后，我们的想象力就枯竭了。“波罗二号”的主要目的是写成一份公报，在4个月以后尼克松访问结束前让中国领导人和总统共同批准。
我们抵达北京时，中国的政府机构正处于一片混乱。几个星期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据说策划了一场阴谋，但官方从未透露过这阴谋究竟有多大范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主持编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林彪好像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与其跟美国搞在一起，还不如再次高高举起“文革”的大旗。也有人说，林彪的确反对毛泽东，但当时他的立场其实跟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务实立场颇为相近，他的极左狂热只是一种掩护。[38]
我和我的同事们10月20日抵京时，那场危机仍然余波未平。我们出了机场以后，沿途处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口号，其中有一些还是用英文写的。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客房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传单。我让我的助理把传单都收起来交还给中方的礼宾官员，说这是前面住过的客人留下的。
第二天，陪同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注意到这事可能会引起尴尬。他特意让我注意墙上一条英文标语：“亚非乒乓球赛欢迎您。”这条标语是新贴上去的，盖住了原来令人不快的一条。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贴有口号的墙都被粉刷一新了。周恩来似乎是随口说道，我们应对中国观其行，而不是只听它“放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泽东口中听到了这个词。
对公报的讨论起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拿出了一份我和助手们起草的、尼克松已批准过的公报草案。在我们的草案中，双方都表示要致力于和平并保证就未决问题进行合作。关于台湾的那一节是一片空白。周恩来同意把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答应第二天早上拿出中方的修改意见和备选案文。这都是写公报的常规做法。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出人意料了。毛泽东进行了干预，让周恩来不要再去写那个公报。他可以把他的共产党正统言论说成是“放空炮”，但却还是把“空炮”当做共产党干部的指南。他指示周恩来在公报中重申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人想要讲什么就随他们讲什么。毛泽东的一生都认为和平是斗出来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中国不怕承认跟美国有分歧。周恩来的草案和我的草案都是陈词老调，只有苏联才会签这样的东西，签时就缺乏诚意，以后也不会贯彻执行。[39]
周恩来拿出的公报草案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草案坚定地阐述了中国立场。其中，我们的立场是几页空白，周恩来认为我们的语气也会同样强硬，当然立场是截然相反的。公报的最后一部分是共同立场。
起初我吓了一跳。不过我想了一下，好像这种非正统的格式倒是能把双方的问题都解决了。各方都可以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让国内人民和疑心重重的盟友们放心。两国的分歧是20年来众所周知的。这样的对照反而更能突出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得出的积极结论也会更可信。当时美国没有驻华外交使团，也没有相当安全的通信方法，所以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系，但我相信我是熟悉尼克松的想法的，可以往下进行。
就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表、由中国媒体宣传的一份公报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宣布跟韩国与日本两个盟友的密切联系，声明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应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发展。[40]中方当然是以同样的语气阐述了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民并不以为怪，媒体整天都在进行这样的宣传。但是，各方既然签署了这样一个各说各的文件，实际上是在宣布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关于霸权的那一段是意见最为一致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41]
历史上，任何两个国家在意见远远不如这样一致的情况下都能建立联盟了，更不用说这么一个公报。尽管它咬文嚼字，但它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果。两个国家差不多6个月前还是仇敌，现在却宣布共同反对进一步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一场真正外交革命。下一步理应就是要讨论如何制定战略，击退苏联的野心。
这项战略能否得以维持，要看台湾问题能否取得进展。到尼克松访问期间讨论台湾问题时，双方已经从7个月前的密访开始就在研究这个题目了。
谈判进展到这个地步，就要由外交官作出选择了。有一个传统的战术，就是先摆出自己的最高姿态，然后逐渐让步，退到能实际争取得到的地步。急于要保住自己在国内地位的谈判代表颇好此道。然而，一开始先提出过高的要求，貌似“强硬”，但由于随后就放弃了开头的这一着儿，这样做就相当于一点点地软下来。对方则可能会得寸进尺，看看能把案文改动到什么程度。于是，谈判进程就变成了一场毅力的较量。
较好的办法不是重程序、轻内容，而是在一开始就提出比较接近于自己认为最可持续的建议。所谓“可持续”，抽象地说，就是若维持下去，对双方都有利。这在台湾问题上是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让步的余地都很小。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在我们看来为积极推进台湾问题所必需的立场。2月22日尼克松根据我7~10月的访华会谈归纳出了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很全面，同时也是美国的底线，将来的一切活动都要在这个框架中进行。这五项原则是：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声明美国不支持台湾岛内的独立运动；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问题（考虑到历史原因，这是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支持继续推动正常化。[42] 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在美国执行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在内部可能怎样演变。他说他的意图是在连任总统期间完成正常化的进程，并在这段时间内从台湾撤军。不过他也警告，他无法作正式的承诺。周恩来回答说，双方都有“困难”，“不设时限”。
原则立场和务实精神就这样达到了一个模糊的平衡。随后，我和乔冠华草拟了《上海公报》剩下的最后一节。其关键的内容只有一段，但为了写这一段，我们开了几乎整整两个夜车。这段内容是：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其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43]
这一段把几十年的内战和敌意化做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原则。美国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是，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的信念。这种说法的灵活性让美国在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转向了“支持”。台湾获得了发展经济、发展自身的机会；中国大陆获得了对它“核心利益”的承认，把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连起来了；美国则申明希望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尽管有时出现一些紧张状况，《上海公报》还是达到了目的。在签署后的40年中，中美双方都没有让这个问题中断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整个进程相当微妙，时而还出现紧张气氛。在整个过程中，美国阐明了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中国则坚称必须最终统一。各方都实行了克制，力争避免跟对方展开意志或力量的较量。中国提出了核心原则，但至于这些原则何时执行则持灵活态度。美国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但有时候受到了美国国内压力的严重影响。总的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一切以中美关系为重。
话虽如此，权宜之计还是不能与长期局面混为一谈。中国领导人从未放弃过对最终统一的坚持，也不应该期望他们会放弃这一点。同样，据我预测，也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会放弃或改变美国坚持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政治家需要避免任其自流地发展到迫使双方都不得不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考验其信念是否坚定的严重地步。余波
读者应该记得，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本书所描述的外交礼节和待客之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耐人寻味的是，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待客之道比现在更符合中华帝国的传统。当今中国的待客之道不那么复杂了，没有那么多的敬酒，政府方面的语气也不是那么热情奔放了，但准备工作还是一丝不苟，论点还是复杂精微，长远规划和对无形因素的敏感度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国事访问很少能给国际事务带来重大影响，但尼克松访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又回到了世界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机会，这都给国际体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了中国。《上海公报》里包含了反霸的内容，这就说明实际上联盟的组成有了变化。虽然这个进程首先限于亚洲，但一年以后就遍及全世界。中美之间磋商的频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间都是极其罕见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都有着一种兴奋激动的情绪。很多美国人认为对华开放让中国又回到了国际大家庭（的确如此），并把新的局面看成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一部分（并非如此）。不轻易相信人的尼克松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如前几章中所描述的，中国执行之前的政策时是跟执行现在的政策一样坚定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现在那么优雅可亲地对我们以礼相待，但他们其实不久前还在以同样坚定、同样解释得通的方式走着截然相反的道路。不能假设毛泽东或者他的接班人会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将来中国政策的方向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混合体。对华开放造就了一个机会，使双方能在利益一致时加强合作，在发生分歧时缩小分歧。苏联的威胁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动力，但两国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必须建立起几十年合作的信念。这样，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会出于同样的必要而积极努力，并促使美国方面也这么做。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这需要双方领导人的不断努力。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还能在价值观上达成更大的融洽。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都会在自己与莫斯科的关系中把对方作为筹码。毛泽东总是说，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失衡是自然规律。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反映出了这个观点，说通过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利用了矛盾，分裂了敌人，壮大了自己”。[44]
双方的利益会真正趋向一致吗？双方能不能把利益跟意识形态分开，以避免对立情绪掀起大风大浪。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天依然存在。
——XX——[1].“给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的答复：日和23日”。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第326~327页。[2].“会谈备忘录：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史蒂文·菲利普斯编，“中国：”，《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363页。[3].“会谈备忘录：日上午10∶30~下午1∶4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504页。上述谈话的美方原始记录中将“周”用当时流行的韦氏音标拼为Chou。为避免在本书中出现拼法不一致的现象，中方参加会谈人员的名字以及所引的中方用词一律用汉语拼音。[4].“会谈备忘录：~18日晚11∶30~早1∶20于北京”，戴维·尼克尔斯编，《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中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7年），第124页。[5].“会谈备忘录：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页。[6]. 同上，第390页。[7].“会谈备忘录：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0页。[8]. 我于1971年7月访华后不久，周恩来就去了河内，向北越领导人介绍中国的新外交姿态。据说此行并不顺利。后来周恩来与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河内前线上的影子外交部长、强硬派阮氏萍女士的会谈也不顺利。见陈兼，“中国、越南和中美和解”，载于奥德·阿恩·韦斯塔、索菲·奎因–贾奇编，《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53~54页；翟强，《中国与越南的战争：》（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9].“会谈备忘录：日下午4∶35~晚1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67~368页。[10]. 同上，第367页。[11]. 同上。[12]. 同上，第369页。[13].“会谈备忘录：日上午8∶30~9∶30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23页。[14]. 这次午餐讨论会的部分记录见《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16页。[15]. 自那以后，福建成为海峡两岸经金门、马祖建立贸易和旅游联系的中心。[16].“会谈备忘录：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03~404页。[17]. 陈兼，《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18].“会谈备忘录：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430~431页。[19].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纽约：兰登书屋，2007年），第22页。[20].“会谈备忘录：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1页。[21]. 同上，第678~679页。[22]. 同上，第681页。[23]. 同上，第680页。[24]. 同上，第681~682页。[25]. 爱德华·希思，年任英国首相。此后，希思在年间访问了北京，会晤了毛泽东。[26]. 戴高乐，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1959年至1969年任法国总统。法国在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7].“会谈备忘录：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79~680页。[28]. 同上，第684页。[29]. 同上，第683页。[30]. 同上。[31].“尼克松总统和驻台湾‘大使’马卫康的谈话：日中午12∶18~晚12∶35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349页。[32]. 同上，第351~352页。[33].“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58~晚6∶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88页。[34]. 同上，第689页。[35].“会谈备忘录：日下午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700页。[36].“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1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770页。[37].“会谈备忘录：日下午4∶09~晚6∶19于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66页。[38]. 高文谦，《周恩来》，第151~153页、第194~200页。[39]. 见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毛泽东对美国心态和政策上的变化（）”，《外交史》，第34卷，第2号（2010年4月号），第407页。[40].“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之后的联合声明：日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12~816页。[41]. 同上，第814页。[42].“会谈备忘录：日下午2∶10~晚6∶0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97页。[4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之后的联合声明：日于上海”，《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815页。[44]. 中共中央，“日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说明”，载于杨奎松、夏亚峰译，“在革命和缓和间摇摆”，第395页。｜第十章｜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我的秘密访华重建中美关系，尼克松的访华则开启两国的战略合作历程。但尽管合作原则已浮出水面，其框架仍有待敲定。《上海公报》的措辞暗含着一种联盟关系，然而中国自力更生的现实又很难让形式与实质联系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国际事务以来，联盟关系就一直存在。结盟的原因各有不同：汇集各联盟国的实力；规定互助的义务；提供一种超出眼前战术考虑的威慑力量。中美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两国作为伙伴冀望协调行动，但又不愿把它作为正式义务。
这种情况是中国对国际关系认知禀性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既然已经宣告中国“站起来了”，他可以与美国接触，但绝不会承认中国有任何靠一己实力不足以应对的挑战。在任何时候，他也不会接受超越国家利益的抽象援助。中国在毛泽东早期领导下仅曾与一个国家结盟：苏联。当时新中国建立伊始，在探求国际地位的道路上还需要支持。1961年，中国与朝鲜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双方要共同防御外来武装进攻，该条款在我写本书时仍然有效。但这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国历史上惯见的附庸关系：中国愿意提供保护，而朝鲜的互惠回应对两者关系而言则无关紧要。与苏联的盟约一开始即呈现出紧张态势，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接受丝毫屈从与妥协。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两国之间形成的伙伴关系并非见诸文献的正式的相互保证，甚至连以各种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的默契联盟都称不上。它是在1973年2月和11月与毛泽东的会谈以及1973年与周恩来长达数小时会谈之后达成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准联盟关系。自此，中国一改尼克松访问前的作风，不再设法约束或限制美国投射其实力。相反，中国公开宣称其目标是通过明确的战略计划，借美国之力与“北极熊”相抗衡。
这种对应做法取决于中美领导人是否有共同的地缘政治目标，特别是针对苏联。中国领导人给美国领导人私下安排了几场苏联意图专题讨论会，会上中方一反常态，率性直言，好像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不容许他们用惯常办法婉转叙述娓娓道来。美国也对自己的战略构想作了详细的介绍。
在中美新关系开始的头几年，中国领导人偶尔继续对美帝国主义发射意识形态“炮弹”——有的也就是些老生常谈——但私下里他们却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放不开。其实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大多美国民众或国会更赞同美国强力应对苏联意图。“一条线”：中国的遏制对策
有一年的时间，这一构想差的就是毛泽东的拍板。他在与尼克松的会见中亲自定了大方向，但或许是因为当时《上海公报》的内容尚未厘定，他刻意拒绝讨论战略或战术内容。
在此期间，毛主席与我进行过两次长谈：第一次是日夜晚，从晚上11∶30到凌晨1∶20；第二次是日，从下午5∶40直至晚上8∶25。谈话的时间背景决定了谈话范围。第一次谈话是在我与北越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草签了结束越战的《巴黎和平协定》之后不到一个月，故此时中国已不需要进一步向越方表示出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第二次谈话则在1973年美国在阿以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致使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自仰赖苏联转而仰赖美国之后。
毛泽东在两次谈话时，在聚集的众媒体前均对中美关系表示热情支持。在2月那次谈话中，他说中美两国一度“彼此是敌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1]”。在把这种新关系称为友谊后，他又进一步赋予它一个实用性的定义。他喜欢打比方，所以他选了一个我们最不担心的主题——中方对到访的美国官员展开的情报活动。这等于是在不要求互惠的情况下间接地表达了一种伙伴关系：
咱们谁也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们的那些文件，我们是不会偷的。你们可以随便放，试试看。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什么用。我跟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不管用（周恩来在一旁笑了）。比方，他们就不知道林彪这桩事（周恩来继续笑着）。还有，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2]
最不可能发生的就是中美放弃对彼此的情报收集。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真要进入一个新纪元，双方就必须彼此透明并就各自的谈想深入沟通，但却不太可能以限制其情报机构的活动为起始点。毛泽东一方面是在表示他愿意一切透明，一方面也在正告众人谁也骗不了他——这一点他在11月的谈话之初也再次提到。作为谈话的引子，他言语诙谐，略带不屑，同时也很有技巧地描述了他是如何修改他要与苏联进行一万年意识形态斗争的承诺的。毛泽东：他们想通过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来言和，他们想说服我们不要继续意识形态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当时在。
毛泽东/周恩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周恩来：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泽东：第二次（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来了，当时是1965年。我跟他说我们要跟他斗争一万年（笑）。
翻译：主席说的是斗争一万年。
毛泽东：这一回我对柯西金作了让步。我说，我原来说斗争要进行一万年。既然他亲自来见我，我可以减个一千年（笑）。你看我多大方，一让就让了一千年。[3]
谈话所传递的基本信息还是一样：可能的话合作，但不得耍花招，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是骗不了的。在更深层次上说，他的话也是一个警告：如果和解不成，中国也将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劲敌。
一年前与尼克松会谈时，毛泽东未对台湾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如今，为去除一切威胁因素，他明确地把台湾问题与整个中美关系脱钩：“美国与我们的关系应和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分开来处理。”毛泽东认为，美国应同日本一样，“与台湾断交”（但仍保持非正式的社会和经济联系），“然后我们两个国家就可以解决外交关系问题了”。但谈及北京与台湾的关系时，毛泽东警告道：“关系相当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随即转问外交部长姬鹏飞：“你认为能吗？”在与在场的其他中国人进一步交谈后，毛泽东说明了他的主要论点——并不存在任何时间压力：
毛泽东：他们是一帮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依我看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台湾，等一百年以后再说。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有什么必要这么急呢？不也就是个千把万人口的一个岛嘛。
周恩来：现在人口是一千六百万。
毛泽东：至于你们和我们的关系，我认为不需要一百年。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当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要由你们来决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基辛格：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泽东：这不是一样吗（笑）。[4]
用毛泽东典型的矛盾论来解读，这里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主要论点：第一，北京不会断了自己对台用武的后路——其实还预期有朝一日必须用武；但第二，起码就目前来说，毛泽东把这个日子往后推，他甚至还说愿意等上一百年。这一番谈笑的用意是为了突出主题，亦即乔治o凯南遏制理论的积极应用——该理论的大意是苏联体制如无法扩张，必将因其内部矛盾而瓦解。[5]凯南把他的理论主要应用于外交布局和国内政策上，而毛泽东则主张利用一切可用压力进行直接对抗。
毛泽东对我说，苏联构成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必须在全球加以抵制。不论其他国家会怎么做，中国即便是其军队必须撤至内地打游击战也要抵御外侮。但若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必将加速长期积弱的苏联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之日的到来。中国不会要求他国援助，也不会以他国的合作为其合作的前提。不过，中国愿意采取对应战略，特别是与美国进行配合。联结我们的纽带是共同的信念，而不是形式上的义务。毛泽东坚持认为，全面遏制苏联的坚定政策一定会成功，因为苏联的野心太大而能力不足：
毛泽东：他们的对手太多了。他们得应付太平洋，得应付日本，得应付中国，还得应付有不少国家的南亚。他们一共只有百万部队，连防守都不够，更谈不上进攻。除非你们把他们放进来，先给他们中东和欧洲，他们才能进攻，才能把部队往东调。那也需要一百多万部队。
基辛格：我们不会那么做。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欧洲、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我们在中东正在做主席上次跟我讨论的事——中国遭受攻击的危险将非常小。毛泽东：我们也牵制了他们一些部队，这对你们在欧洲和中东也是有利的。譬如，他们有部队驻扎在外蒙，迟至赫鲁晓夫时代都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当时他们在外蒙还没有驻军，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之后。它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基辛格：当时是1969年。所以西欧、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期协调路线才如此重要。
毛泽东：对。[6]
毛泽东所鼓励的合作还不只局限于亚洲问题。就在1973年阿以战争过后不久，萨达姆o侯赛因访问莫斯科后，伊拉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也成了他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毛泽东：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伊拉克巴格达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可能在这个地区做些什么。对我们来说作为的可能性不太大。
周恩来：要做事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可以跟他们接触，但是要他们改变方向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他们尝到苦头以后他们才有可能改变方向。[7]
周恩来的意思是有必要协调政策，使伊拉克对苏联的依赖代价过高，迫使它基本上跟埃及一样改弦更张。（这话也可能有自嘲的意味，意指苏联的盟国最终都会像中国一样，忍受不了苏联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就这样几乎把中东各国逐一作了一番实力强弱的分析。他强调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苏联扩张屏障的重要性。除伊拉克外，他对南也门也不太放心。[8]他吁请美国加强它在印度洋的实力。他可称得上是位冷战斗士典范，肯定会得到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赞许。
日本是毛泽东协调战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1971年的秘密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仍对美日共谋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周恩来警告我们要防范日本；他说一旦日本经济复苏，对美国构成挑战，美日之间现存的友谊终将瓦解。1971年10月，他又表示日本“翅膀硬了，要自己飞了”。[9]我当时的答复是，孤立的日本将比作为国际秩序（包括与美国结盟）一员的日本问题大得多。这一点尼克松在访华期间也曾进一步阐述。到我们1973年11月谈话时，毛泽东已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时候他倒劝我多注意日本，多花点儿时间培养与日方领导人的关系：毛泽东：我们来谈一下日本。这回你去日本要多待几天。
基辛格：主席老是数落我对日本做得不对。主席的话我是认真对待的，这回我会待两天半。……不让日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非常重要。不应该让他们有太多想耍花招的诱因。
毛泽东：就是不能迫使他们倒向苏联。[10]
中美之间的全球协调该怎样落实呢？毛泽东建议由各方草拟一个关于各自国家利益的清晰理念，出于自我需要而进行合作：
毛泽东：我们还说在同一情况下（用手势比画），这也是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各方以各自的手段出于各自的需要采取行动。其结果就是两国携手合作。
基辛格：对，我们两国面临的是同一危险。有时候我们的方法或许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毛泽东：这就行。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对付一个坏蛋。（笑）实际上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要批评我们一下。按你们总统的说法，这叫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共产党算了吧，我们说帝国主义算了吧。有时候这些话是要说的，不说不行。[11]
换言之，只要不妨害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各方都可使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意识形态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当然，意识形态之间的停战只有在目标不相悖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政策执行上，毛泽东可以相当务实；在政策构想上，他总是努力抓住大原则。做了半个世纪意识形态运动领导人，毛泽东并不是陡然之间变成了纯实用主义信徒。凯南的遏制论主要应用在欧洲和大西洋关系上，毛泽东却是放眼全球。他认为，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12]（这就是伊拉克出现在前一次对话中的原因。）毛泽东在1973年2月跟我提出他的概念，还跟我解释联合起来的各国应如何与苏联进行斗争。后来，他又争取日本外相支持这一想法，提出了由前线国家组成“一大片”的构想。[13]我们同意他分析的基本内容，但该策略原想绕过的中美国内体制差异问题却又在议论落实问题时重新浮出水面。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该如何执行同一政策？对毛泽东而言，构想与执行是一回事。对美国而言，困难在于在水门事件丑闻危及总统权威时，如何让民众和我们的盟友拥护这一共识。
用“一条线”策略对抗苏联，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分析，其战略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它也突显了这种主要植根于国家利益的政策的先天暧昧之处，它有赖各方每遇情况都要作出类似的判断。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若联合起来，苏联就必败无疑。但如果有几个伙伴另有打算，特别是在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正式义务的情况下，那又如何？万一真如中国所担心的，有几个伙伴研判后认为制衡的上策是让美国或欧洲或日本向苏联示好而不是与之对抗，那又如何？万一这个三角关系的一员看到有可乘之机，想改变这个三角的性质，而不想稳定这个三角关系呢？简单地说，如果其他国家也奉行中国孤高的自力更生原则，这些国家又会怎么做呢？因此，就在中国和美国展开最重大合作的同时，双方领导人也就这个准联盟的诸多成员或许会借此来图谋私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自力更生的理念反倒使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也甘冒同样的风险。
毛泽东这位矛盾论的专家，在应用他的“一条线”概念时遇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是这个战略很难与中国自力更生的理念相一致，而合作有赖于将各方的独立分析整合起来。如果各方分析都与中方的相吻合，那就没问题；但各方若出现分歧，中国的猜疑就会显得与众不同，日后将很难消除。
“一条线”概念有西方集体安全概念进一步强化的意味。但实际上，集体安全的获得多半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取决于地缘政治设计最精妙的国家的信念。这无疑是美国在联盟中寻求领导地位的经验之谈。
这些全球安全体系固有的难题，对毛泽东而言显得尤为复杂，因为对美国的开放并没有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影响到美苏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倒向美国，是因为他以为美苏的分歧最终会使这两个核超级大国无法达成实质性的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用了20世纪30和40年代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尼克松访问后出现的口号“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同出一源。毛泽东原本以为美国对中国的示好会让苏联疑心大起，从而扩大美苏矛盾——前者是发生了，而后者则不然。中国向美国打开大门后，莫斯科也开始讨好华盛顿，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接触剧增。虽然美国清楚地示意，美方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中方受威胁美方将予以支持，但事实是美国另有更重要的战略选择，这本身就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战略直觉相矛盾。
正如毛泽东开始审视“一条线”战略时所看到的，该战略的问题在于如果一切行动都取决于各国实力的高低，那么中国的相对军事弱势将使其起码暂时得依赖美国的支持。所以，在合作对话的每一阶段，毛泽东与其他中国领导人均坚持一个主张，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那就是他们不需要保护，中国有能力应付一切可预见的危机，必要时也可以孤军上阵。他们用的是集体安全的辞藻，但却要保留决定其内容的权利。
当毛泽东详细描述他将后撤到内地以诱敌深入，让侵略者陷入被敌对群众包围的陷阱时，我问他：“如果他们就扔炸弹不派兵怎么办?”毛泽东的答复是：“怎么办？也许你可以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会让他们把我们打垮，他们也会耗尽实力。”[14]言下之意就是，美国人爱研究问题，而中国人则重行动，所以毛泽东即便是在诠释“一条线”理论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一旦准联盟失败，中国将如何准备独立奋斗的精彩细节都讲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后来的邓小平）都强调中国正在“深挖洞”，已作好准备单靠“小米加步枪”坚持几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番豪言壮语可能是在有意掩盖中国的脆弱面，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全球大战这一实际梦魇的严肃分析。
对中国经受得起核战争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多次沉思，不时还语带洒脱诙谐——因为中国人多到连核武器都无法赶尽杀绝——这让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决心，因为这引起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
其实，毛泽东真正担心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安全理念背后学说的实际含义。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威慑靠的是造成一定破坏程度的能力，而敌对方假设也有同等的能力。全球性自杀的威胁怎样才不会沦为空谈呢？毛泽东的解释是，美国依赖相互确保摧毁论就反映了美国对除核武器之外的其他军力缺乏信心。1975年的一次谈话即以此为主题。当时毛泽东直捣我们冷战核困境的中心问题：“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相信核武器。你们对自己的军队不信任。”[15]
中国受到核威胁，而且将有一段时间没有足够的还击手段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将依靠超凡的耐力谱写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没有其他社会能想象，在数以亿万计伤亡和大多城镇被占被毁后，一个国家仅凭反败为胜的意愿，就能建立一种可靠的安全政策。单凭这一鸿沟即可说明西方与中国安全观点的差距。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以文化优势或幅员辽阔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篑的事例。毛泽东偶尔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日常表现讥笑嘲讽，但其另一面却正是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坚定信心。这种信心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还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以及人民间的强大凝聚力。
可是，比较善于顺应和回应自己百姓的西方领导人就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地拿老百姓去牺牲（虽然他们通过自己的战略学说也在间接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核战争必须是最后的不得已之举，而不是标准操作程序。
美方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执著的自力更生理念。美国人习惯于通过正式的保证声明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而类似声明对中国领导人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却不一定能作出正确判断。尼克松访华前，黑格上校带领美方先遣小组1972年1月见周恩来时，用的就是标准的北约套话，他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围堵中国的努力。毛泽东的反应十分坚定：“围堵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可能吗？……他们关心我吗？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16]
在1973年11月访问结束前，我向周恩来建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通一条热线，并将其加入减少突发性战争风险的协议中。我是考虑到中国疑心军控谈判是美苏企图联手孤立中国之举才这样建议的，好让中国有机会参加这一进程。但毛泽东不这样看。“有人要借我一把伞，”他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17]
中国不同意我们关于核武器的战略观点，更不用说我们的集体安全学说了；中国用的是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办法让周边势力分裂。中国历史上的梦魇就是“夷”拒绝如此被利用，反而联合起来，以其强大武力或征服中国或让它形成割据局面。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如今夹在不友好的邻邦苏联和印度之间，对美国又并非毫无猜疑，这个梦魇从未完全消逝。
对苏联的基本策略，中美存在分歧。中国喜欢不妥协的对抗态势。美国在抵制对国际平衡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我们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对华开放震动了莫斯科，这也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其实就在我们着手准备秘密访华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同时也在探讨是否可能举行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北京会谈举行在先主要是因为苏方想对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附加条件，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一经宣布，苏方就立即将此计弃而不用了。中国人当然很快就注意到了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都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几番言辞尖锐的评论。
即便在中美关系的巅峰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偶尔会对美国将如何应用其战略灵活性表示关切。美国是打算“骑在中国人的头上跟苏联示好吗”？[18]美国的“反霸”承诺是不是虚晃一招，一旦中国放松警戒，华盛顿和莫斯科会不会串通起来置北京于死地？西方是在骗中国，还是在骗自己？不管是骗谁，实际后果可能就是把苏联这个“祸水”东引到中国。周恩来在1973年2月就谈到了这一主题：
周恩来：也许他们（欧洲人）要把苏联这个祸水引入另一个方向——往东引。
基辛格：苏联往东打或往西打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危险。苏联往东打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其实苏联要打的话往西打还比较好，因为我们的抵抗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
周恩来：对，所以我们认为西欧人要把苏联往东引也是妄想。[19]
凡事都追根究底的毛泽东有时会把他的辩证法用在美国身上。他说美国或许可以考虑用越南的教训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国家的问题：介入地方性战争会伤及参战大国的元气。同理，“一条线”理论或西方的集体安全概念也可能变成中国的陷阱：
毛泽东：因为自从你们在越南泥足深陷后遇到了许多困难，你想如果他们（苏联）陷在中国，他们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泽东：你们就让他们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再去动苏联的脑筋。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打出和平的口号，就说为了和平必须打倒社会主义帝国。或许你们可以开始帮助他们，就说可以提供一切帮助来对付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彼此了解对方的动机。我们绝对不会有意与别人合作来攻击中国。
毛泽东：（打断基辛格的话）不，不是这样。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垮苏联。[20]
毛泽东的话不无道理。对美国而言，理论上这不失为可行战略，唯一欠缺的就是构想这一战略的领导人或支持它的民众。它的抽象操作在美国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取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永远不能只基于强权政治。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安全的重视绝非戏言。实际上，美国和中国交换了大量信息，并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但华盛顿不可能把如何实现安全的战术决定权拱手让给别国，不管这个国家有多重要。水门事件的影响
就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思考努力寻求一致之际，水门危机眼看着就要削弱美国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从而使得这一关系的进展半途而废。北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搞垮这位愿意接纳中国的总统。尼克松于日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o福特就任总统。1974年11月国会选举后，国会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土崩瓦解。军事预算惹起了争议。对一个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了禁运；两个国会委员会（参议院的邱奇委员会和众议院的派克委员会）同时对情报机构进行公开调查，泄漏了大量秘密情报信息。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能力因《战争权力法》的通过而被削弱。美国滑入了国内瘫痪状态——一位非民选的总统要应付一个敌对的国会——这给苏联制造了可乘之机，甚至让中国某些领导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1975年初，国会对美中共同组建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努力叫停，北京对此的解读是这是美国在苏联围堵中国面前软弱的表现。[21]在中国人看来，缓和政策在这样的气氛下或将沦为毛泽东所谓的“打太极拳”，只能制造外交进展的假象而没有实际成效。中国领导人告诫美国人（和其他许多西方领导人）绥靖的危险。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成了中国特别批判的对象，因为它制造了稳定与和平的假象。
中国以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不可或缺，这一信念是准联盟的基础。北京迈出联盟关系这一步，正是以为华盛顿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如今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暗示，美国表面上的软弱实际上是一场狡猾的游戏——旨在让苏联和中国互动干戈，两败俱伤。不过，中国对美国的指责渐渐地就不只是称美国“背信弃义”那么客气了，而是称其“没有用”。1973年底，中国的国内乱象跟美国不相上下，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
——XX——[1].“会谈备忘录：日晚11∶30~18日早1∶20于北京”，戴维·尼克尔斯编，《中国：》，《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7年），第124页。[2]. 同上，第124~125页。[3]. 同上，第381页。[4]. 同上，第387~388页。[5]. 乔治·凯南在1946年发自莫斯科的“长篇电报”及其1947年在《外交》上名义上未署名的《苏联行为解析》一文中称，苏联为意识形态所驱使，对美国和西方必持敌视态度，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如不遇坚决回应，将往各地延伸。虽然凯南推断苏联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不断转变的地缘和政治点上以灵活警惕的反击予以围堵”，他的围堵论主要并非军事学说；它也相当侧重使用外交压力及非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力量作为对付苏联扩张的壁垒。[6].“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40~晚8∶2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385页。[7]. 同上，第389页。[8].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当时是与莫斯科同一阵线的独立的国家。[9].“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致尼克松总统备忘录：1971年11月于华盛顿”，史蒂芬·菲利普斯所编《中国：》，《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548页。[10].“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40~晚8∶2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391页。[11].“会谈备忘录：日晚11∶30~18日早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125页。[12].“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40~晚8∶2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131页。据有些人记述，毛泽东的一条线国家中包括中国。这个词当时没有翻译，也未载入美方谈话记录。但因中国的东邻和西邻均被提及，这起码意味着中国亦涵盖在内。[13].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毛泽东的心理转变与对美政策（）”，《外交历史》，第34卷，第2册（2010年4月），第408页。[14].“会谈备忘录：日下午6∶25~晚8∶0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794页。[15]. 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第413页。[16]. 同上，第414页。[17].“会谈备忘录：日下午5∶57~晚9∶3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38页。[18]. 同上，第32页。[19].“会谈备忘录：日晚11∶30~18日早1∶20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8卷，第137页。[20].参见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及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82年），第16~18页，第339~367页。[21].结果证明中国的分析长期而言不如往常准确，因为如今一般均承认，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是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主要因素。｜第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在中国外交革命的每一阶段，毛泽东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热情之间挣扎。他冷静地作出了必要的选择，决定走实用主义路线，但永远心有不甘。当我们在1972年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已经病了，还说他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函”。他越来越依靠个人魅力和操纵反对派来治理国家，使大部分国家机构遭到了破坏或变得激进，甚至还包括共产党。如今他的执政已接近尾声，他对权力的掌握，以及他的操纵能力，都已力不从心。“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没有了公认接班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蓝图可循。接班危机
毛泽东并没有选一位新的接班人，他从对中国未来前景持不同看法的两派人中间提拔干部，让中国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争夺战。一边是周恩来和后来的邓小平领导的务实的行政干部，另一边则是围绕在江青和她的上海帮（日后被毛泽东斥称为“四人帮”）激进分子四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们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居于两派当中的就是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华国锋，他能娴熟掌握和处理毛泽东所珍视的各种“矛盾”。这一近乎不可能的（后来证明是谁也应付不了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下一章会讲到他短暂的接班人生涯）。
这两大派对文化、政治、经济政策和与权力相关的特权——简而言之，就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过多次争论，但背后根本的潜台词则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思考的哲学问题：如何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外国人那里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四人帮”主张向里看。他们想从中国文化和政治中把一切可疑的影响因素（包括凡是他们认为是外国的、“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或有反党可能的因素）全盘滤出，重振中国革命斗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道德规范，并使社会生活重新回归到对毛泽东宗教般的崇拜上来。毛泽东的妻子、演员出身的江青总抓对传统京剧的改革，发展革命样板戏，并编排革命芭蕾舞剧——包括1972年为尼克松总统演出并让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得目瞪口呆的《红色娘子军》。
在林彪身败名裂后，江青等“四人帮”未受波及。他们旗下的理论家基本上掌控了中国的媒体、大学和文化领域，而这些人利用这一影响乘机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所谓的中国“修正主义”倾向。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过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煽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1]
“四人帮”的对立阵营是以周恩来及其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者。虽然周恩来本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追随毛泽东左右达数十年之久，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所代表的却是秩序和节制。不论是他的批评者还是崇拜者，在他们眼中，周恩来都是中国长期仕宦传统中的最佳代表——温文儒雅，学养深厚，个人生活作风正派，政治立场不偏不倚。
邓小平的作风虽不同于周恩来的文质彬彬，但他与周恩来一样，期望在革命原则与秩序之间求取平衡并追求繁荣的中国远景，并且在这方面甚至比周恩来走得更远。最终，也是他厘清了极左意识形态与务实的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曾涌现出许多革新志士，他们想在保留中国精髓的同时，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创新来振兴国家，有人因此指责他们“卖国”。[2]周恩来被视为中美关系改善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力图恢复国内事务正常运作的推手，而这两件事都被“四人帮”斥为背叛革命原则之举。邓小平以及一些与其理念相同的官员主张经济实用论，“四人帮”则指责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的身体日益衰弱，中国领导层忙于权力斗争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辩论，这一切深深地影响着中美关系。当激进派得势时，中美关系就降温；当美国的行动自由受国内动荡限制时，激进派就更振振有词，他们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上妥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个国内争吵不休并且无助于中国安全的国家扯在一起。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设法一方面维护他的革命理论，一方面保全与美国的战略接近，设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仍然相信后者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他给人的印象是，既同情激进派，又出于国家利益不得不维系与美国的新关系，而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也让他感到泄气。
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本有能力消弭内部冲突，但年迈的他却对自己一手造成的复杂局面越发感到左右为难。追随毛泽东四十年的周恩来便成了他矛盾心态的受害者。周恩来失势
周恩来是我们每次会谈的主要对话人。在1973年11月那次访问中，我们注意到他比往常略显犹豫。但好在后来我们又与毛泽东长谈了近三个小时，这是我们对外交方针战略谈得最全面的一次。最后毛主席送我到前厅，官方发布的消息是主席和我“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有了毛泽东拍板，所有的谈判都迅速顺利结束。最后公报把联合反霸的涵盖范围从（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亚太地区”延伸到了全球。公报重申需要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权威级别”的磋商，增加交流与贸易，扩大联络处范围。周恩来说他将召回驻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就双方同意加强对话的内涵作出指示。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此时“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攻击正猛。我们从媒体中得知中国正在“批孔”，但并不认为这与外交政策或中国领导人有关。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周恩来依然表现得镇定自若，只有一次他显得有失从容。在1973年11月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泛泛地谈到我的观察，我说我觉得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为有一个单一、普世、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我说，共产主义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的内容。
我记不清当时为什么会说这番话，这话虽然正确却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毛泽东声称儒家阻挠了他政策的执行。周恩来忍不住发火了，我见到他动火也就是这一次。他说儒家思想是阶级压迫学说，而共产主义则是解放哲学。而且他一反常态抓着这个话题不放，无疑这也是说给当时的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听的，为的是以正视听。唐闻生与江青走得比较近，而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经常在周恩来的团队中出现。
其后不久，我们就听说周恩来罹患了癌症，将不再每日亲临政务。紧接着就是一场剧变。访华之行以高潮结束，与毛泽东的会见不仅是所有对话中最具实质内容的一次；它的象征意义——会议的长度，送我到前厅的明显礼遇，措辞热情的公报——也在有意强调其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对我说，他认为这是自秘密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对话：
周恩来：祝愿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们的总统。
基辛格：谢谢，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款待。
周恩来：这是应该的。一旦在1971年定了方向，我们就会坚持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是一样。
周恩来：所以我们才用“有远见”这个词来描述你与主席的会面。[3]
公报中说到的对话始终没有进行，基本接近尾声的经济问题的谈判也被搁浅。联络处主任回到了北京，四个月以后才回美。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称双边关系陷入“停滞状态”。[4]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命运的转变已露端倪，但详情不得而知。
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上述会见等活动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在政治局出席一场“批斗会”，解释他的外交政策。“批斗会”开完之后，政治局开会公开批判了周恩来：
总而言之，（周）在联合（美国）时忘记了防范“右倾主义”原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指示。（他）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好外交路线需要与支持革命相结合的原则。[5]
到1974年初，周恩来已不再以决策人的身份露面，表面的理由是因他罹患癌症。但疾病并不足以解释他全然被遗忘的事实，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提到他。我在1974年早些时候第一次与邓小平会面时，他一再提及毛泽东，但绝口不提周恩来。需要谈判记录时，中方的相关人员就引述1973年与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以后我只见过周恩来一面，那是1974年12月，我带着几位家人一起到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我的家人也应邀出席了那次会见。在他们所说的医院，而在我看来更像国家级宾馆的地方，周恩来托词医生嘱咐他不得劳累避而不谈任何政治或外交话题。会见时间只有二十几分钟。这是一场刻意的安排，象征中美对话与周恩来的关系宣告结束。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1975年1月，政治上已不再叱咤风云、形容憔悴、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最后一次现身，作了一次公开表态。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会议，依法周恩来还是总理。他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言辞谨慎地加以赞扬，称颂它们“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是对他追随了四十年的主席最后一次公开表示效忠。但发言讲了一半，就像纯粹是前言的逻辑延续一样，周恩来话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全新方向。他重新提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话题——中国应当在四个关键领域：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现代化”。周恩来说他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出这一号召的，但没说这指示是什么时候如何作出的。[6]
周恩来劝勉国人在“本世纪结束前”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会人员听到这番话不可能注意不到周恩来有生之年将见不到目标的实现。并且，正如周恩来前一半发言所显示的，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斗争。与会人员会记得他的话——半是预测半是挑战——要在20世纪结束以前，让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以后这些年里，就有人谨记他的号召，甚至甘冒严重政治和个人风险，极力主张走技术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与毛泽东的最后几次会晤：燕子和山雨欲来
1974年早期，随着周恩来的逐渐淡出，邓小平成了我们的对话人。虽然他刚刚政治复出不久，但主持事务时却有中国领导人似乎与生俱来的沉着自若作风，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总理。
此时，“一条线”战略在提出仅一年时间之后已被丢弃，因为它太接近传统的联盟概念，故而限制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指示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宣示这一观点。新对策以“三个世界”替代“一条线”：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二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8]
根据这一观点，世界事务是在两个核超级大国冲突阴影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发言中说：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9]
第三世界应当利用这个冲突为己图利：两个超级大国“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10]真正有力量的不是美国和苏联，“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11]
起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三个世界”理论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手段，同时还赋予了中国战术上的灵活性。但它还是不能解决毛泽东在1973年两次长谈中讲到的中国战略挑战：苏联在亚洲和欧洲均构成威胁；如果中国要加速经济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社会；即便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演变迫使两国政府彼此对立，也必须维系两国之间的准联盟关系。毛泽东是受到激进分子的影响，致使他对周恩来进行打压？还是一如他对周恩来之前几位革命元老的处理方式，利用激进分子打倒了他的第二把手？不论答案是哪一个，毛泽东都需要衡情度势。他同情激进分子，但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也不会放弃美国的安全网；相反，他正设法在美国看来还是有效伙伴的时候加强这一网络。
美国有欠考虑地同意福特总统与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首脑会谈，这使得中美关系复杂化。当时的决定纯粹是出于实际考虑，福特作为新总统希望能与他的苏联对手见个面。他不可能出访欧洲而又不与渴望同这位新总统建立关系的欧洲领导人会面，但都要见的话福特的行程又安排不过来。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已经安排了总统出访日本和韩国，如果绕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24小时就能让总统时间上富裕一些。计划此行时，我们忽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世纪以前俄国通过中国经常严加斥责的“不平等条约”而划为己有的，加之该城又处于俄远东地区，亦即数年前因中苏冲突不断而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所在地，结果造成技术上的方便考虑压倒了外交上的基本常识。
1974年12月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北京访问时，中国因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对美国的不悦相当明显。那是唯一我没能与毛泽东会面的一次访问。（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会见，所以这一次怠慢也可以说是疏漏而不是回绝。）
除了那一次失策，不论中国和美国的内部政治如何摇摆，美国还是遵守尼克松政府作出的战略承诺的。万一苏联攻打中国，我服务过的两位总统——理查德o尼克松和杰拉尔德o福特——都会大力支持中国，并竭尽全力击败苏联的野心。美国决心维护国际均势，但我们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和平，同时与这两大共产党国家保持对话应属上策。如果能与这两国保持比它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将可实现最大的外交灵活性。毛泽东所说的“太极拳”正是尼克松与福特两届政府在经历越战、水门事件和未经民选的总统就任以后建立外交政策共识之必需。
就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我与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2月进行了最后两次谈话。当时的背景是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会见是为两位领导人的会见作准备，第二次就是他们的实际谈话。这两次会见不仅总结了这位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主席的最后观点，还显示了毛泽东无比坚定的意志力。他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已患病，现在则已病重，需要两位护士的搀扶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且已经不能多说话。中文是种分声调的语言，病重的毛泽东让翻译把他衰弱的病体挣扎发出的喘音写下来，先给他过目，他点头或摇头之后才翻译。他虽然体力不济，但两次谈话思路却异常清晰。
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临近生命尾声的谈话反映了他内心的煎熬。语带讥讽但又寓意深刻，刻意嘲弄但又同意合作，毛泽东的谈话最后一次集中体现了其与一套复杂的战略意识相抗争的革命信念。1975年10月21日谈话一开始，主席就对我前一天对邓小平说的一段套话提出了质疑。我当时对邓小平大致是说中国和美国对彼此并无所求。“如果彼此都无所求，你干吗要到北京来？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你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呢?”[12]换言之，泛泛地表达善意对这位继续革命论的笃信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还在寻求一个共同战略，作为谋略家，他认识到凡事有先后，即使要暂时牺牲一些中国的历史目标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主动提到了上次会见时谈及的保证：“台湾事小，世界事大。”[13]一如往昔，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胁把必要事务推到了极限——有时他的话意不是高深莫测就是难以捕捉。他不但继续像在他与尼克松的会晤和随后与我的会面中所表现的那样有耐心，而且他也不愿意把有关台湾的辩论与保护全球均势混为一谈。
不过，理顺国际安全问题刻不容缓。毛泽东认为按美国人的优先次序，中国在五大世界权力中心中敬陪末座，苏联高居第二，其次是欧洲和日本。“我们看你们是借助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排第五，是小拇指。”[14]此外，毛泽东还说欧洲国家虽然就实力而言排在中国之前，但它们对苏联不胜恐惧。他用了一个比喻来总结：
毛泽东：世界不太平，山雨欲来风满楼。风雨来临的时候，燕子就忙了。
唐闻生：他（主席）问我“燕子”的英文怎么说，还问我“sparrow”又是什么。我说两种鸟不一样。
基辛格：对，不过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的作用比燕子对风雨的作用大一点儿。
毛泽东：风雨的到来可以推迟，要完全阻挡可就难了。[15]当我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来临，但会设法作最好的准备躲过暴风雨时，毛泽东言简意赅地答道：“敦刻尔克。”[16]
毛泽东解释道，美国在欧洲的军队不足以对付苏联的地面部队，而舆论又反对使用核武器。他不同意我关于美国为防御欧洲肯定会使用核武器的说法：“有两种（撤兵）可能性。一种是你说的可能性，另一种就是《纽约时报》说的可能性”。[17]（指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德鲁o米德尔顿在《美国能否赢得下一场战争》一书中怀疑美国在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全面战争中能否获胜。）主席又补充道，无论如何，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哪种情况下中国都不会仰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会用敦刻尔克战略，让他们先占领北京、天津、武汉和上海，通过这套战术我们就能得胜，敌人就会败北。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么打的，胜利都要等一段时间。[18]
同时，主席还用围棋棋盘来说明他的国际观察。欧洲“太散，太松”[19]，日本意欲称霸，德国统一当然好，但只有在苏联更衰弱以后才可能，而苏联“不打一仗，实力是弱不下来的”。[20]至于美国，“水门事件没有必要搞成那个样子”[21]——为了国内是非而搞垮一位强而有力的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部长詹姆斯o施莱辛格访问中国——或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的随行人员——到靠近苏联的新疆、东北等边疆地区去转一下，想必是为显示美国愿意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因为据称施莱辛格对当时的缓和政策表示过异议，这也是中国意欲插手美国内部讨论的稍嫌露骨的做法。
一部分困难来自视角问题。毛泽东知道他已不久人世，所以急于确保他的设想以后仍为人们所接受。言谈间他有年事已高的感慨，明知人的寿数有限，却又无法充分正视这一现实，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正越来越小，而执行的手段越来越少。
毛泽东：我现在八十二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几岁啦？有五十吧？
基辛格：五十一。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他七十一。（挥挥手）等我们都死了——我、他（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你们都还活着。你看，我们老一辈的不行了，活不了多久了。[22]他还说：“你知道，我现在是外强中干。”[23]但不管他身体如何老衰，体弱的主席却永远不甘处于被动地位。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通常也是大家比较客气谦让的时刻——他突然态度强硬了起来，彰显了他不容置疑的革命资历：
毛泽东：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别人骂我（提高嗓门，用手敲打椅子）。你得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那我就会赶忙来见你，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你要是不骂我，我就不见你，安安稳稳睡我的觉。
基辛格：这让我们很为难，特别是称你为官僚。
毛泽东：我准哪（用手重拍椅子）。所有外国人都拍桌子骂我的话，只会让我高兴。
毛泽东又提起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事，让威慑气氛进一步升温：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了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直接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手摸头顶）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地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24]
毛泽东要说明的起码有三点：第一，中国准备孤军作战，如同它在朝鲜战争中对付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单独应对苏联那样；第二，他重申了这些对抗所伸张的永远革命原则，超级大国再不喜欢他也不在乎；第三，如果目前这条路走不通，他完全可以重拾这些原则。对毛泽东而言，对美国开放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分歧的终结。
毛泽东的这番长篇大论正反映了他的极度矛盾。没有人比这位风烛残年的主席更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所需，而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又与中国传统的自力更生理念有冲突。不论毛泽东对缓和政策如何不以为然，美国到底是与苏联对抗的首当其冲者，又是非共产世界军事开支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都是确保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泽东关于战略的总体看法，但把战略的执行权交给中国是做不到的，而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一点。可是他所反对的却正是那一点灵活余地。
与此同时，为确保世界了解我们之间持续的关系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毛泽东“与基辛格博士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但是这个积极声明配发的照片却又给出另一种暗示：笑容可掬的毛泽东站在我妻子和我旁边，用手指在比画。
要总结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总是很困难，有时要参透都不容易。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汇报中，我说毛泽东的姿态“还是令人钦佩的”，我还提醒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25]毛泽东的评论并不是针对缓和政策，而是三角关系中的哪一方可以在危机演化之初避免卷入。我对福特总统说：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真与苏联对抗，他们会打我们，也会打苏联，并且拉第三世界跟他们站在一边。与苏联友好对我们的对华关系最有利；同样，美中友好也对美苏关系最有利。我们的弱点就是问题所在——他们看到我们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缓和政策方面都有麻烦。这正好中了他们的计。[26]
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同时也是我秘密访华之行及日后对华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温斯顿o洛德，就对毛泽东一番语焉不详的话加了一段精妙的解析，我转述给了总统：
主席的基本旨意和要点都很清楚，这显然构成了基辛格访问，甚至我们过去几年来关系演化的战略框架。但是有几段话非常难懂，意思含糊。大家都想从主席简单的三言两语中寻找细微含义或真谛。大多数情况下还能掌握大意，但其他时候也许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或者也就是一位高龄老人偶尔走了一会儿神……一个语焉不详的例子就是“你们能帮我治好我话说不清楚的毛病吗?”这很可能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慨叹，并不是真的要求医疗协助。但主席是不是指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受限制了，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他一把？他有让我们帮他“说清楚”的那层含义吗？[27]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看法很可能太过牵强，但自从进一步了解中国内部的政治运作以后，我现在认为毛泽东的话有更多的含义。
不管如何，10月份为福特总统的访问铺路之行还是在当时中国内部紧张态势下的寒冷气氛中进行了。由于情况实在不乐观，我们决定把为期五天的总统访问缩短成三天，取消对北京以外两个地方的访问，改为在菲律宾和印尼作短暂停留。
我从中国回来的那一天，施莱辛格被解除国防部长一职，改由唐纳德o拉姆斯菲尔德继任。我事后才得知此事，也不愿见到有这样的结局。我确信这一定会引起一场华盛顿外交政策风波，肯定会有人对我们目前的外交进程提出质疑。其实，解职与毛泽东邀请施莱辛格访华无关。福特此举意在为即将展开的竞选活动作准备，况且他向来不太喜欢言词尖刻的施莱辛格。但无疑，中国领导人当中就